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 mǔ 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 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真主；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 ‘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 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 ，‘横’指代 ‘亨’，源元同音，‘源’ 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 ‘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 历史 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察微知拙，佩玉琼玖；

承前启后，宜言饮酒。

以翱以翔，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茶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茶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茶佩以报之。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 图，楚音读tóu， 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 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 ‘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 ‘土’代表大地‘坤’ ， ‘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有图圆圆，自不离乐。

?我生之初，尚有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律。

??尚梅，有阿！

??

??有途远远，执不离福。

?我生之初，尚有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佑。

尚莓，有觉！

??

??有土源源，志不离同。

?我生之初，尚中庸；

??我生之后，封雌搏雄。

??尚美，有聪！

我想，这就是赏茶知荼的形而上，我们谓之曰‘茶道’。

备注：

《九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为“九经”。

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茶文化最初来源于中国，但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将茶文化赋予了自己本国的特色，茶道也由此产生。总的说来，中日茶文化在定义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以下，将对中茶文化进行总体的概述，以此对茶道、茶文化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一）中国的茶文化总说

中国的茶文化研究，当属陈香白老先生最为精通，他在对中国茶道进行定义时，将中国茶文化分为七种义理，即茶世、茶德、茶礼、茶理、茶品、茶情和茶学说。这七种义理的总结，是从饮茶过程出发的七种品格修养，使得人们在饮茶的过程中，引导每一个品茶者完成自身品格的修养，从而实现民族的安乐和谐这道。在陈香白先生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研究，有人认为，饮茶是一个道德修养的过程，人们在悠闲的饮茶过程中，进行人格、道德与内心情感的训练，从而得到一种内心平和的结果。中国的茶文化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即和、静、怡、真，这四个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沉淀的结果。“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最早源于道家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要求的“和谐之美”。“静”是中国茶文化中佛家思想的体现，静是每一个品茶者“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的追求。“怡”是指品茶者精神上的愉快之意，是指品茶者在品茶时的独特精神享受。“真”则是真理、真性情的意思，它是中国茶文化中最高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之处。

（二）日本的茶文化总说

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人吸收、丰富与发展，使茶文化具有了日本本圭化的特点。日本人对茶文化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也们认为：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文化祗，是用以修身养性，与别人进行沟通与学习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日本的谷川激三先生曾在《茶道的美学》中，对茶文化进行了定义，也认为茶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以茶品为媒介而演出的一种艺术。因而谷川激三先生认为茶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艺术、社交、礼仪与修行。可以说，日本的茶文化更具有实用价值，从中国古代高深玄妙的宇宙观中解放出来，将之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工具。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修行十分吻合，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认为，思想的修行不需要去全心向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养，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受中国影响很大，与中国的“和、静、怡、真”相比，日本提出了“和、敬、清、寂”四个品茶原素。与中国的道家形上的思想观相比，日本茶文化则具有相互尊敬、渴望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这是日本茶文化在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思想的加工与改变。

二、中日茶文化之异同

饮茶，是中国与日本代表的东方世界所特有的生活现象。虽然茶文化最先起源于中国，但当它传到日本之后，茶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本节将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更好的理解茶文化有所帮助。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处

中日茶文化虽然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视“精神内涵”的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禅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国人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国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们把茶看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当作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媒介，而饮茶的过程则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与感悟的过程，其精神内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日本茶文化与中国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时，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及时茶具的使用也是极具禅宗意味的。从茶室的布置与安装，到茶具的选用，茶叶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无一不体现着禅宗文化中“本来无一物，勿使染尘埃”的精神追求。此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动舒缓身心的作用，简而言之，饮茶成为人们放松心灵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人们背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重担，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家庭、民族的伟大与振兴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背负着重重重担的中国人，把饮茶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在这种放松心灵的品茶活动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动力与领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应当的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这样的特点，饮茶才成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放松方式，无论是王化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

（二）中日茶文化相异之处

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茶文化可以扩大茶产品的销售传播渠道，可以推动茶产品的品牌建设，可以增加茶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开发休闲旅游产业等。在国内有很多茶文化推动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茶马古道”，一千多年来，联系着内地与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今，古道已成为一种精神与文明的象征，这种古道文化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黑茶热，推动了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西湖龙井，品质上乘，但其本身的历史文化渊源，赋予了其更高的附加值。安溪铁观音，畅销全国，得益于多年开展的茶文化宣传活动，让安溪县从有名的贫困县向全国经济百强县华丽转变。

2茶文化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实例

2．1茶文化发展对三江县茶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江县位于广西北部山区，是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据报道，2013年三江县共有5万多农户30多万人种植茶叶，茶园总面积达9867hm2，年产干茶10500t，总产值10．1亿元，茶叶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茶园成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银行［3］。三江县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当地茶文化的发展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三江县政府意识到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宣传三江茶文化：将具有浓郁侗族风情特色的侗族文化与茶文化结合，通过以“多耶程阳桥”文化旅游节为载体，把旖旎的自然山水风光，独特的侗族风情与茶文化结合，开发茶文化旅游，以侗民俗文化品牌提升三江茶叶品牌［4］；举办“三江春”等茶文化节，展示茶叶产品、茶叶加工设备，组织百名侗妹手工炒茶、打油茶，万名游客在风雨桥上品尝茶叶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当地特色茶文化。三江县通过大力打造具有特色的茶文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好地向外界宣传、推介三江茶叶，提高了三江茶叶的知名度，拓宽了茶叶市场。

2．2茶文化对六堡茶发展的推动作用

广西六堡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品质及保健作用独特，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成为全国24个名茶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其文化内涵长期得不到系统的挖掘整理宣传，仅有东南亚、粤港澳、广西和国内极少数消费者对六堡茶有所了解［5］，严重制约了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导致梧州长期存在茶园稀少、茶产量低、六堡茶制作出现断层的现象，甚至一度沦落为边缘的“夕阳产业”。到2002年，广西的六堡茶生产企业仅存2家，产量不足1000t，产值不足2000万元，内需市场低迷，65％的产品供出口［6］。2004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六堡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把六堡茶培育为梧州重要支柱农业产业。同时，有关六堡茶的文化也逐渐被重视挖掘宣传，政府和企业通过举办或参加各种茶博会，茶文化节，六堡茶品茶、斗茶赛，相关的摄影、诗歌大赛，大力挖掘六堡茶的文化精神内涵，展现六堡茶魅力。此外，越来越多介绍六堡茶的书籍《中国六堡茶》、《六堡茶文萃》、《六堡茶》等也出版发行。六堡茶茶文化的挖掘与发展，极大地推广了六堡茶，提高了六堡茶的知名度，迅速扩大了市场影响力。六堡茶的价格稳步上升，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内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国内销售已从2003年以前的几乎空白拓展到2012年的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区［7］。截至2012年12月，梧州六堡茶生产企业共有38家，六堡茶年总产量达到了8500t，产值超8．5亿元［8］。据2012《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显示，六堡茶区域品牌价值达8．79亿元，在黑茶类列第2位，仅次于普洱茶，在整个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中列第31位。六堡茶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这与茶文化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2．3茶文化旅游推动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的发展

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位于广西桂林茶叶科学研究所内，该园将茶叶科学、茶文化与旅游、经营相结合，以游览、科技示范、休闲、品茶为主题，开展茶文化旅游。园内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建设，设置有“二园”和“五厅一台”（茶树品种园和茶叶高产示范园，茶叶加工厅、科普厅、茶史陆羽厅、茶艺品茶厅、产品展示厅及了望台），以一个别致的窗口，展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和现代茶业。作为全新的桂林特色旅游产品、涉外旅游定点单位，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至2007年4月，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0多万人次，其中国外游客10万多人次；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0多万元［9］，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探索出了一条茶文化与茶产业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广西的茶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2．4茶文化旅游带动七仙峰茶场的发展

阳朔七仙峰茶场位于旅游名县桂林阳朔县城北十余里的山区，是著名歌剧《刘三姐》“采茶歌”的拍摄场地。茶场景区开设有茶叶科普区、产品展示区、制茶体验区、茶叶品尝区等，游客在景区里，除可以尽情游览优美的茶园景色外，还可以亲自采茶制茶，体验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品尝亲手加工的茶叶，品尝用茶叶烹调的各种美食，享受茶文化的乐趣。目前茶场已发展成为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2012年荣获广西第一批“新乐茶休闲游”新线路景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生态农家乐旅游景点，集观光、餐饮、住宿、采茶、茶艺表演、品茶购物为一体［10］。据李良活、陈新强报道［11］，七仙峰茶场景区2010年春开始运营旅游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已达53000多人次，游客以桂林市与附近城镇的年轻人为主，还有部分是前来阳朔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茶场2012年茶叶产量15000多kg，景区内销售量就占了60％，每公斤平均售价250元以上，茶叶销售收入450多万元。

3加快广西茶文化的建设步伐，推动广西茶业经济发展

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日益突出，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要充分重视挖掘整理具有广西特色的茶文化，弘扬茶文化精神，借文化打造品牌，提高广西茶叶的知名度，促进广西茶产业持续、健康、有效发展。

3．1提高意识，做好规划

茶产业发展到今天，茶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茶文化赋予茶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茶文化的发展已成为茶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因此，广西茶行业要抓住机遇，提高意识，把广西茶文化建设作为重点纳入到广西茶产业发展规划中，拿出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让茶文化更好地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

3．2加强茶文化的挖掘宣扬力度

广西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吕仙茶、象州茶、容州竹茶等生产［12］，应充分重视广西茶史资料的挖掘、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六堡茶、南山白毛茶、西山茶、凌云白毫茶、茉莉花茶等文化的研究，形成本土特色茶文化，使广西茶产业在发展中不断地注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定期举办茶歌、茶联、茶书画、茶摄影创作等比赛，举办茶文化节、茶事活动；定期开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适时邀请茶文化专家做相关报告，交流广西茶文化、茶产业经济的经验，探讨发展之路，等等，积极传播、宣扬广西茶文化，使广西的茶产品打上文化的烙印，走向全国市场。

3．3加强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

广西茶产业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品牌少，茶叶“有品无牌”，导致广西茶叶价值低，知名度小，没有市场竞争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广西的茶叶企业在自身的发展中忽视了文化的建设。文化，是企业的一种软实力，是企业的精神灵魂，是企业吸引民众的永恒魅力。因此，加强广西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以茶文化建设来支撑茶叶品牌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茶叶企业要挖掘、提炼与总结茶文化元素，不断创新与提升，将茶文化内涵融入到茶叶生产、茶产品中，打造特色，以优秀的茶文化来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扩大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推动茶企的经济发展。

3．4进一步发展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在社会与政治的变迁中传统被“发明”，或是重新构建起来，而且当社会发生迅速转型，在旧传统的社会模式被摧毁或者是产生了旧传统不能适应的新的社会模式的情况下，需求方与供应方发生极大变化，传统的重建会更加容易发生。笔者认为以该理论为基本方向，可以比较容易认识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茶艺文化的兴起。

1．台湾社会的转型

1952年，台湾货币改革的实施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完成、美国援助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台湾经济进入初期的转换期，到1963年GNP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这段时期农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牵引出口增长24．8%的主要是农产品。1964年到1973年台湾地区更是迈进经济高速成长期，GNP年均增长率为11．4%。这一期间由于引进大量的外资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工业化发展取得了飞跃超过农业生产，工业制品的出发出强大的竞争力。虽然1973年和1979年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给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这段期间也创造了GNP年均8．4%的增长率。可见从1952年开始台湾地区的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极大的成长。(5)经济的发展随之带来了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如表1所示，同1952年相比台湾人均收入在1975年增加了将近6倍，之后更是急剧上升。在1965年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工业)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农业)，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在60年代初期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开始进入工业化国家。到1975年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5%，五年后的1980年更是降低到不足一成，与此相对的是各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60年代初还占了一半的农业人口，在1975年不到1/3，1980年降到了20%以下，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则不断的上升。这些数字的变化“广义上说明近代劳动者大幅增加，从而形成了新的城市劳动阶层。台湾地区社会转变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业社会。(6)”除了经济领域外，台湾地区社会的意识文化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变革。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了，台湾地区当局政府在1966年11月领导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明令公布制定中华文化复兴节，各界人士筹备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制定推行纲要。以全国国民学校教师及中等以上学校在校生为对象，推进“青年生活规范”实施，将文化复兴运动具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7)传统文化复兴不是一味继承恢复古老的文化，正如中国文化的两个特性“创造力和时代性(8)”一样，是要发挥创造力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比如在艺术方面，60年代的台湾地区青年人以会唱洋歌为荣，爱国剧的人被认为是思想落伍，习国画书法等的青年人也很少;在饮食文化方面，可以推测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西式饮食文化也进入台湾地区，连纯吃茶的茶店也是以卖咖啡、可乐、果汁饮料、冰淇淋等西洋饮料为主(9)。在西洋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复兴是要放在现代化的脉络里，考虑如何复兴才能促进现代化(10)，与发生了变革的社会相适宜。

2．台湾茶艺文化的构建

在台湾地区社会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革的同时，台湾地区茶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转型的危机。历史上的台湾地区茶叶基本上是以对外销售为主。在台湾地区经济的初期转换期间，首先是在1954年茶叶的出口达到1480馀万公斤创造了空前的纪录，政府不断努力开拓市场使得这一出口量基本维持。可是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1973年后由于支撑出口十多年的“绿茶市场大大的不振“，台湾地区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11)70年代之前80%以上出口的茶叶该何去何从，自然是要寻找内销的道路。为了适应台湾地区内部的需要以及寻找国际市场，1975年起台湾地区农林厅辅导鼓励生产高级包种茶，台湾地区农会也推出包种茶优良茶比赛及展示会吸引台湾人关注，拓展内销。同时，台湾地区文化界出于复兴传统茶文化，也为台湾茶叶作出了一大贡献———构建现代茶艺文化。历史上的茶艺在文人雅士间流行，但是，清朝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茶文化出现了近两百年的断层。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大力恢复茶叶生产，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建设，茶叶除为了维护民族稳定用来边销而外，主要是出口换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台湾地区虽然与大陆隔离，但是从产茶区福建等沿海移居而来的移民带去了饮茶的习俗。可是，70年代以前，由于茶叶主要是用于出口，饮茶并没有在整个台湾盛行。在农村，庭院里摆上桌椅，下棋，聊天，边饮茶的“老人茶”虽有，但城市里这种饮茶的简单“老人茶室”只能偶见。在城市中的所谓“茶室”，其实是借饮茶之名从事风化业的场所。7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经济实力强大，人民富裕，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在开展将近10年后，也初见效果，很多传统民俗以及民族艺术(剪纸、打陀螺、放风筝、布袋戏、国乐、国画、国剧等(12))逐渐开始热门。这个时候爱好茶文化的知识分子们，也酝酿恢复饮茶习俗之计。与中华文化复兴需要创新和适应时代需求同出一理，饮茶习俗的恢复也需要在继承传统饮茶文化的同时，创造出适应现代台湾地区社会的方法。庶民的“老人茶室”低俗的“茶室”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后的台湾。那么中上层的、高级的、优雅的饮茶文化便迫不及待地需要被创新出来。然而作为生活样式的文化是无形的存在，要面向大众推广，需要一种形式也需要一种名称将之表现出来。于是，致力于恢复饮茶习俗的知识分子们，在古代中国茶艺特别是在功夫茶的基础上，结合参考日本茶道等，创造出了新的饮茶程序和方式。在为其命名时，考虑到与不太好在大众中普及的、比较严谨的日本茶道有所区隔，把饮茶作为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生活艺术文化来推广，于是创造出了“茶艺”一词。所谓“茶艺”，是涉及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技艺与艺术的广泛概念;狭义的理解是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13)。有了“茶艺”这一名词和相应的概念之后，民间的推广活动相继展开，到1982年以“复兴中华茶艺文化，发扬中国品茗技艺，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发挥茶叶之经济效益为宗旨(14)”的“中华民国茶艺协会”成立，有了全国性的机构，推广工作也就得到了更顺利的进行。除了各种机构的努力外，茶艺馆的产生和迅速展开也直接带动了茶艺文化的推广。茶艺馆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展现茶艺文化的场所，它最不同于过去的饮茶场所的是，通过饮茶环境的布局和相关文化要素的装饰、泡茶的技艺、享受茶的艺术将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饮茶，创造成富有高度文化性的品饮艺术。也就是将饮茶艺术化并赋予哲理，使之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品德(15)。1977年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管寿龄小姐在其经营出售国画和瓷器等的画廊里提供比较讲究的茶饮，开设“茶艺馆”，被看作是首家茶艺馆的诞生。之后，茶艺馆如雨后春筝般出现在台湾地区的大街小巷，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茶艺馆不仅带动了台湾地区茶叶的内销，还成为台湾地区高级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将现代茶艺文化和这一经营形态传播到茶文化圈各国家和地区，当然也重新返回茶文化的发源之地，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大陆“茶文化”的苏醒

台湾地区茶艺及茶艺馆之所以能重返茶文化发源地，与80年代中国茶文化的苏醒有很大的关系。茶艺馆在台湾地区如火如荼般地发展的80年代，中国大陆茶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换取工业发展所需的材料和资金，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茶叶工作的重心是恢复茶叶生产和开拓出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正如“为革命种茶”所示，中国茶叶具有很高的政治性。在茶叶的祖国，一方面国民没有足够的茶叶可以消费(也可以说消费不起)，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特别是期间，高雅的饮茶有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之嫌而受到排挤(16)。这样一来，根植于国民日常生活饮茶场所之茶馆也被当作“旧社会的遗留，藏污纳垢之地被取缔(17)”，就连在首都北京，茶馆也消声匿迹(18)，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茶馆已经衰亡。直到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的传统饮茶习俗才慢慢地开始苏醒。由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茶叶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发展茶叶经济需要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国民的饮茶需求产生。于是“茶文化”作为茶叶经济的一翼(另一翼是茶科学)在国内被推广开来。“茶文化”的推广、饮茶习俗的复苏，80年代的这段“茶文化”演变，创造了茶艺馆在中国诞生的条件。因此在探讨现代茶艺馆在大陆兴起时，这段茶文化演变史是不可被忽视的。

1．“茶叶问题”的出现

为了争取茶叶生产的更大发展和速度的加快，1974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茶叶生产会议上，依照主席“全国要搞好一百个左右年产茶叶五万担左右的重点县，作为茶叶的生产基地”的指示，规划在全国以县为单位建立119个年产5万担的茶叶基地。(19)之后几年茶叶产量显著增加，从1974年不足20万吨(20)，1978年达到26．8万吨，1980年更是超越了30万吨，1982年又飞跃到近40万吨。可是说茶叶紧缺的历史在此打上了休止符(参照图1)。但是与生产量突飞猛涨相对的是出口增长的缓慢，即两者增长的不相称。如从图1可以明显的看出，从1979年开始，生产量和出口量的差量(可以简单地视为存在于国内市场的茶叶总量)急速扩大，使得茶叶一时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导致了茶叶积压在仓库，发霉变质等“茶叶问题”的出现。所谓的“茶叶问题“其实并不是茶叶绝对的供大于求，而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了恢复茶叶生产和开拓出口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经营体制和“独家经营、计划收购、固定调拨、统一牌价”的流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茶叶生产量创了新高，然而“销售量没有相应扩大，经营部门资金占用多，利息负担重，存茶又不断陈化，经营十分困难不适应(21)”。国家为了扩大茶叶销售，使茶叶经济持续发展，1982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当前农村经济的若干问题》(22)，提出了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适当允许多渠道经营。1984年国务院文件(23)，规定内销茶叶和出口茶的经营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茶叶市场放开，国内市场得到开发。然而，茶叶问题的出现，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饮茶习俗没有得到恢复。有着悠久历史的饮茶是中国的一大传统文化，这一传统还需要用“文化”的药剂来复苏。

2．“茶文化”一词的诞生

茶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正如阮浩耕先生指出的一样，在中国“茶文化”是1980年代的一个新生词语，在1999年版的《辞海》里都还没有出现。(24)例如，现在被称为世界最早的一本茶文化专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在文化浩劫结束之后的1978年被界定为的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茶叶制作的专著(25)”。可以考证的“茶文化”这一词语的创造者应该是“茶学泰斗”庄晚芳。在茶叶产量大增的1979年，庄晚芳受主管茶叶的农业部之委托编写面向大众的茶叶科普书籍。1981年中国第一本茶叶读本《饮茶漫话》出版，在1980年9月作的序言中庄晚芳写到“饮茶文化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精华的一部分(26)”。除了“饮茶文化”外，庄晚芳先生同时还提出了“茶叶文化(27)”。这两种说法可以认为等同于现在使用的茶文化一词。为了联合茶界，振兴华茶，庄晚芳与1982年在杭州成立第一个民间茶文化团体“茶人之家”，以“普及茶叶科学技术，宣传茶叶文化，开展国内外茶叶学术交流，促进茶叶生产和贸易发展，以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并创办茶文化杂志季刊《茶人之家》，以茶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茶叶经济的发展。

3．大众媒体的参与

在复苏饮茶文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70年代末以前，对茶叶的关注，报刊基本上是茶叶生产和出口等的相关报道记事，涉及茶文化方面的寥寥可数。就中国具有全国性的面向大众的《人民日报》来看，自第一个民间茶文化团体成立的1982年起，出现了“茶圣”陆羽的介绍(28);引用《本草纲目》的记载说明茶叶的营养价值很高，宣传喝茶有益;(29)与日本茶道相联系介绍中国式茶会以及提出中国饮茶的悠久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30)”……关于茶文化方面的内容在报端开始多见。另外，诸如“茶水表面的漂浮物是否影响健康能否饮用(31)”、“隔夜茶能喝吗?(32)”、“用茶水服药有害无益吗?(33)”等读者来信和专家解答的内容也开始出现。除了报刊之外，80年代初茶叶知识与茶文化的电视节目也开始制作和播放。为了解决茶叶滞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电视媒介宣传饮茶的好处来带动国内的消费，促成中央电视台1983年开办了“喝茶的学问”、“茶的妙用”、“品茶经”等栏目，之后中央电台也参与了茶文化的宣传(34)。透过大众媒体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人们的饮茶知识还很贫乏，但同时也可能窥测到饮茶文化已经受到人们和社会的关注。

4．医学界的联合

在人们对茶叶知识还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借助医学的权威宣传茶叶与健康的关联，一方面能起到普及茶叶知识的作用，同时又能在很大程度直接触动消费欲望的产生。1983年10月浙江省茶叶学会先后与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联合召开“茶叶营养与药理作用”、“茶与健康、文化”两个学术研讨会(35)。茶叶界与医学界的联合研究，推动了茶叶药用价值和茶叶新商品的开发，为茶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5．恢复茶馆的呼唤

有了茶学专家对茶文化的弘扬，有了媒体对茶文化的推广，有了医学权威发放的健康的保证，当然还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对饮茶的需求逐渐展现出来，消失一时的传统饮茶场所———茶馆的苏醒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在全国的茶馆都还处于沉寂状态的1982年，许多公社和文化站在园林名胜中办起了文化茶室。茶室中备有书报杂志和各种棋类，开展有益的文娱活动(36)。这一江南水乡城镇习俗的恢复受到群众的好评。80年代中后期，在茶文化的推动下国内消费市场逐渐打开，曾经滞销的茶叶出现了内销见旺、产销值得向往的局面，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带动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中国人民渴望茶文化提高水平，渴望茶文化回到“受到了严重创伤的精神生活领域中(39)”。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仅是茶馆的恢复，还向往能得到高度文化感染的饮茶场所。

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茶艺文化交流

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上述茶文化在国内的推广，使得国民对更具文化性的饮茶产生了需求，可以说为茶艺馆的诞生创造了内在的因素。可是事物发生变化一般还需要或多或少的外在因素。在海峡两岸被隔离近40年的历史结束之后，茶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发展了10多年已经比较成熟的台湾地区茶艺文化的进入，为中国大陆茶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成为了中国大陆茶艺馆出现的一大契机。

1．80年代末之前的台湾地区茶文化在中国大陆

虽然茶艺文化在80年代已经风靡台湾，然而由于两岸人民不能自由往来，茶文化方面的直接交流还没有发生。当时在中国大陆有关台湾地区茶及茶文化主要是透过新闻报纸等形式被介绍。从最大众的主要报纸之一《人民日报》来看，这种介绍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台湾茶叶的发展史与大陆的关联，如乌龙茶从大陆移植。(40)二是透过茶叶及茶具等大陆商品在台湾的销售情况的简介传递出的台湾地区茶艺馆、茶行的信息。(41)三是台湾地区举办的茶艺比赛事宜的报道。(42)直到1987年7月15日令解除，台湾人民赴香港、澳门的观光自由化，以及同年11月赴大陆探亲正式实施以后，两岸的茶艺文化的面对面交流才得以实现。这些交流活动在《中华茶艺杂志》第86期到94期，《台湾茶文化论》以及《茶人六载话茶》中均有个别的介绍，笔者以时间为轴，将其整理归纳。

2．“茶艺特使”的到来

1988年两岸经历近40年的隔绝终于被解除。第一个正式代表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界的“台湾经济文化探问团”赴大陆访问，进行了友好交流。该团的到来在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茶艺特使”范增平代表茶文化界随同该团来访。范先生于7月8日在上海与陶艺大师许四海先生，以及新闻界人士共谈台湾茶艺的发展，并且首次表演了台湾地区茶艺。范先生呼吁“在两岸统一之前，茶先统一起来。弘扬茶文化是振兴中国的基础，因此，在宴会、座谈会等场合，应该提倡以茶来代替咖啡，可乐等洋饮料”，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赞同。(43)此次茶文化交流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7月9日《文汇报》以专访的形式报道了“台湾茶艺特使在上海”，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进行了转载。“茶艺特使”为中国大陆带来了茶艺一词以及茶艺表演，茶界人士共同探讨茶艺，拉开了两岸当代茶文化交流的序幕。两岸茶文化人士都重视互相之交流，探访团返回台湾之后“一直籍着书信来往，彼此交流。(44)”这次茶文化交流也可以说是两岸共同“复兴茶艺”的一个开端。之后，台湾茶界前往大陆的茶文化交流开始频繁地开展起来。

3．茶叶界同仁的交流

1989年4月4日至4月22日，台湾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组织“大陆探茶之旅(45)”，包括茶叶制造、销售、茶叶机械、茶叶文化团体的一行17人，探访桂林、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主要产茶地和茶叶消费流通地。所到之处均在中国茶叶公司的接待和安排下，与当地茶叶研究所及茶界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除了茶叶生产、制作等方面，大陆探茶之旅还直接促进了茶艺文化的交流。“中华茶艺协会秘书长”范增平应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之邀请在上海锦江饭店公开表演了中华茶艺。该交流会由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先生主持，文化界名人、专家学者及媒体相关人士30馀人出席并观看了范增平的茶艺表演。(46)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消息做了相关报道。为了促进两岸茶文化有更多的交流，大陆探茶之旅期间，范先生还与北京的一些文化学术界人士一同向中央民政部提出成立“中华茶文化协会”的申请。

4．茶艺文化访问团的到来

继台湾茶界各行业来访之后，以茶艺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台湾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的到来又推动了中国大陆茶艺的兴起。访问团一行20位茶文化艺术家1989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茶艺表演和茶文化交流，后赴合肥、南京、宜兴、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茶文化交流。27日上午在茶文化推广人士聚集的杭州“茶人之家”，举行了两小时的“茶道与香道”表演。(47)使用的茶叶除了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和白毫乌龙茶外，还有当地的名茶龙井茶。表演过程中讲解了小壶茶冲泡的18道程序以及赏茶、闻香、浸泡、尝味、叶底等品赏方式，为浙江茶文化的兴起添加了一道盛宴。至1988年茶艺特使带来茶艺文化促动中国大陆当代茶艺文化复兴的展开，到茶艺文化访问团在各地的茶艺交流，是一段极为短暂的历史。正是在中国民众对茶文化提升的向往中与台湾茶艺的这种局面，使得具有高度文化性、艺术性的高雅文化之茶艺正好符合了人们对茶文化的渴望，“大陆始知喝茶还可以这么有文化，茶艺遂开始流行。茶艺馆也开始萌芽(48)”。

5．茶艺同台演示

1989年9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应该是当代茶艺文化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这次活动是国家商业部和农业部合办，也是国家部门首次正式将茶作为国家文化、民族文化来展示的国际性活动。应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之邀，台湾地区茶界人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展示活动，除了观摩将茶艺带到中国大陆的范增平作为台湾地区代表表演的台湾茶艺之外，首次汇集了云南、四川、湖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国内各地代表，展示了各具特色的各地茶艺。日本里千家也进行了茶道表演。茶艺表演代表们同台表演，相互交流。台湾地区茶艺表演者范先生不仅用实际操作演示了茶艺之外形美，还将蕴含于茶艺之中的中华文化哲理解释于观众(49)，加深了大家对茶艺文化的理解。这次茶艺文化的同台登场，演绎出了当代茶艺文化复苏起航的历史。

中国茶艺馆的兴起

在中国社会对茶的文化性满怀期待的时间里，以融合中华文化的高度文化性的高雅文化为特性的台湾地区茶艺进入中国大陆，其高度的文化气息让中国大陆茶叶界耳目一新。“茶艺特使”在中国大陆首次演示茶艺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展现这种高雅茶艺文化的茶艺馆便在福建诞生了，台湾茶艺在中国大陆被接受的速度实在是惊人。同时，正如90年代之后提到中国茶文化，专家学者们都会说是以茶艺为表现形式一样，台湾茶艺对当代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可谓是巨大的。90年代初诞生的茶艺馆主要是以两种形式在国内发展开来的。一种是为弘扬茶文化而创新开发出的注重品茗空间，以展现现代茶艺为主，多以“茶艺馆”命名，它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另一种是以茶文化为媒介，透过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和谐映衬来达到弘扬、振兴民族文化的目的。这类茶艺馆一般是在传统茶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基本上沿用之前的“茶馆”、“茶楼”等店名。

1．新兴茶艺馆

此类茶艺馆最先成立的是位于福建博物馆内的“福建茶艺馆”，它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茶艺馆(50)。1990年2月10日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福建省旅游学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福建省陶瓷工业公司联合创立该馆。(51)说该馆是新兴的茶艺馆，是因为它与传统茶馆有根本上的区别。首先是茶艺馆创办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文博、旅游和经贸，也就是说它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商业性，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福建省政府拨发10万元人民币作为专项资金，主要是为了挖掘，弘扬福建的茶文化。(52)”由此可见这家最早的茶艺馆是作为“文化事业”来经营的。其次是主要通过泡茶和饮茶的艺术化来弘扬茶文化。创馆当时可以说在全国喝茶都还不讲究形式，南方普通的喝茶方式就是在一个大茶杯或玻璃杯里放一把茶叶再冲入开水。然而福建茶艺馆却率先创造出了一套固定的泡茶程序，并且有专职人员为客人表演茶艺。这一历史创造者之一是曾经在“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上和台湾地区代表范先生一起表演茶艺的吴雅真。80年代末，可以说茶馆业自身都还没有得到复苏，除了台湾地区茶艺有过表演而外，中国还没有一家茶馆有茶艺表演。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吴女士深入闽南，学习流传于民间的泡茶习俗，将之与台湾地区茶艺结合，针对福建茶叶的特点，创建了18道程序的“闽式功夫茶泡茶程序”(也叫福建功夫茶)。(53)吴女士参加了福建茶艺馆的创立过程，将她创新开发的茶艺作为传播茶文化的载体，用福建功夫茶、擂茶、花茶、白茶茶艺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人和茶客。品味名茶讲究环境，福建茶艺馆除了泡茶艺术和茶艺表演之外，突显茶艺馆特点的是其具有文化氛围浓郁的室内陈设，将饮茶的空间也艺术化。作为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馆内用福建茶业相关的文史资料展示了福建茶文化的悠久历史。树立对茶文化做出贡献的当地出身文人蔡襄手书之《茶录》碑亭，置放惠安“乌龙喷泉”之石雕，镶嵌用福建名茶铁观音、大红袍为素材创作的大型茶事之壁画，开设海内书画名家之艺术画廊，摆设世界最大之脱胎茶壶，陈列“福建现代茶具”之展览，专辟品茗之雅座。整个空间集茶文化历史馆和艺术馆为一体，置身于此，品茗的文化气息也自然变得浓厚了。福建茶艺馆得到了海内外友人的赞赏和关注，也掀起了福建茶文化的热潮(54)。此后，茶艺馆相继在各地出现。福建茶艺馆创立次年上海宋园茶艺馆在上海开馆。在福建，1993年别有天茶艺居成立，举办常年招生开展茶艺培训，为茶艺馆的发展培育人才。1994年第一家引进台湾地区功夫茶的连锁性茶艺馆五福茶艺馆在北京开设，同年，已经有丰富的经营经验的台湾地区茶艺馆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台湾地区博士茶艺馆在上海成立。至此，茶艺馆这种业态被业界纷纷接受，成为当代茶馆的主流(55)。

2．传统茶馆的转型

新型茶艺馆从无到有的生成，对传统的茶馆也造成了一种冲击。在茶艺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茶馆也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与新兴茶艺馆的区别主要可以从经营宗旨、品茗艺术的表现以及相关文化活动这三个方面来观察。位于北京繁华地段前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是这类茶艺馆的一个典型，也是先驱。老舍茶馆的前身是1979年创建的“青年茶社”。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创办人尹盛喜带领20多名知青，卖起了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大碗茶店逐步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大栅栏商贸集团公司，并在1988年投资新建了老舍茶馆。8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关注文化，出现了以“传统—现代”为核心展开的“文化热”，然而“反传统的思潮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56)”，传统文化仍然处于窘境。就连“国粹”京剧的听众也减少，有些曲艺因老艺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几乎是后继无人。(57)爱好京剧、对二胡、说书、书法等均有一定造诣的老舍茶馆创始人以“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的理念和历史使命感投身于传统文化的振兴。也就是说老舍茶馆的前身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而转型后的宗旨则演变为弘扬茶文化和其它民族文化。新型茶艺馆的侧重点是在茶文化，而老舍茶馆是在茶文化的振兴中扶植起其它的民族文化。老舍茶馆在振兴茶文化上，主要是将饮茶的文化性作了提升。前身经营大碗茶的“青年茶社”，只是一个小“茶棚”，顾客买茶主要是为了解渴，这点从“大碗茶，两分一碗，既解渴又爽口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58)”的吆喝声中便可察知。然而80年代末的“老舍茶馆”，一栋三层大楼的建筑造型古朴典雅、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大厅一楼的陈设再现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里的风貌。作为茶馆，在茶上做足了文章。汇集全国各地的传统名茶和新品牌的好茶，也创制出了艺术造型茶，为宾客提供不仅口味上乘，而且观赏性强的茶品，甚至将茶点小吃也定位为“工艺化”并加入茶的元素。同时茶馆在茶艺上也下足了功夫，成立了茶艺表演队伍，每天表演乌龙茶、文士茶、农家茶、茉莉花茶、八宝茶等，还将逐渐消失的老北京特色四合院搬到室内，创建成古色古香的四合茶院供品茗之用。老舍茶馆将一个大碗喝茶解渴的“茶棚”转变成了一个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的文化茶馆。老舍茶馆的特色还在于它作为品茗会友的茶馆的同时，还是北京当地传统文化，如京剧、曲艺等的大舞台。正如茶馆的尹经理分析的一样，“客源主要来自旅游团体和新老戏迷，人家到老舍茶馆来喝茶主要是想领略京味文化。(59)”馆内设戏曲馆、电影馆、照相馆、图书馆，工艺美术馆等10个馆展示传统民俗文化，每天上演北京琴书、京韵大鼓等传统艺术表演，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品茗看戏听京剧，品味北京文化;茶馆为普及戏曲为业馀爱好者提供活动场所，使得很多戏迷们成为常客来此品茗会友，同时又可以得到演练的舞台。老舍茶馆从通过弘扬北京优秀传统文化来扶植民族艺术之花。茶文化在这里，是媒介也是对象之一。老舍茶馆从开业起接待了不计其数的国际友人，汇集了世界名流，它将北京的传统文化展现给了世界，成为了北京一张新的名片，也使得在北京消声匿迹几十年的茶馆转变成了民族文化的窗口。继老舍茶馆之后，在茶馆发源地四川也出现了弘扬茶文化、振兴川剧的茶馆。比如重庆剧场2楼的“巴渝茶楼”就是为了“振兴川剧，让民族文化占领文艺阵地，让川剧爱好者有个欣赏和自娱的地方”，而开办的“高雅戏剧茶座”。茶楼里陈列名人字画，四壁点缀川剧脸谱，雕梁画栋，格调古朴、典雅、环境舒适清新，一开张就引来了大批川剧迷。(60)在北京有展现老北京文化的京味茶馆，在上海有再现近代上海历史文化的老上海茶馆……这种成为地域文化窗口的茶馆，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开始出现。

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茶馆》；文化符号；话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005-02

一、《茶馆》的创作

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一部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二、《茶馆》表现出的社会文化符号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三、《茶馆》创作的启示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总的来说，《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足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他是严格遵守现实艺术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

参考文献：

[1]张慧敏.中国现代戏剧中的日常生活研究[D].兰州大学，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