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论文范文第1篇

 

也就是说，上述从经济层面展开的讨论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背景，即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上都会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在这些国家中，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是政府获取收人的两个重要渠道，金融抑制承担着为政府提供隐性财政收人的重要任务(Battilossi，2003)。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完全的利益中立者，而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是利益的攸关者;金融改革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这些金融特权，削减政府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肆意擭取。换而言之，在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时，不能仅仅从一般的经济层面进行讨论，更需要将政府纳人到这些分析框架之中。

 

一旦考虑到政府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将不得不面对：第一，如果金融改革损害了政府的固有利益，那如何保证政府的改革动机呢?第二，如果金融改革切断了作为政府隐性财政收人的金融抑制租金，又如何能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呢?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是否能足够承担起金融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损失?

 

本文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力图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金融抑制租金的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Keynes,1936;Tobin,1965)的反动，金融抑制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0年代初最先提出(MCKhm〇n，1973;Shaw，1973)。他们认为，政府对利率的人为压低不利于储蓄和资本的积累①。在麦金农(McKinnon,1973)的“外部货币”分析框架中，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因而在投资之前企业需要积累足够的货币;此时，在货币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低利率将会降低企业的货币需求，并减少企业的投资行为。肖(Shaw,1973)则强调金融中介的作用，指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中介通过期限转换、风险混合、规模经济等渠道可以增加储蓄者的回报，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McKinnon(1973)、Shaw(1973)均指出，当利率被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时，将会出现信贷配给，此时的资金不是按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是按照其他方式进行配置，比如政治影响、抵押品的质量、信贷官员的利益等，这将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Eschenbach，2004)。

 

在麦金农和肖之后，卡普尔、加尔比斯、弗莱、马西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麦金农一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Mathieson，1980)。Kapur(1976)、MathieS〇n(1980)等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并指出在贷款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存款需求，抑制了金融部门的扩张。Galbis(1977)构建了两部门模型，指出金融抑制阻碍了流动性资金从低回报率的传统部门向髙回报率的现代部门的流向趋势;增加存款利率将增加传统部门的货币需求，促进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转移到现代部门。

 

按照麦金农一肖假说，金融抑制国家如果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将向高处的均衡利率移动;而高的实际利率将增加储蓄和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次增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高利率刺激投资的这一论断(Ostry和Reinhart,1992;Jappelli和Pagano，1994;Bandiera，Caprio,Honohan和Schiantarelli，2000)。Ostry和Reinhart(1992)指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受到生存性消费水平的约束，在接近生存性消费水平的低收人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Campbell和Mankiw(1990)也指出，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往往缺乏进人信贷市场的必要通道,从而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并没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从而会出现非自愿性的消费约束。金融改革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实证，可发现:金融抑制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减少投资的数量，而在于降低了这些投资的效率(Fry，1997)。金融自由化可以在不减少消费的基础上，提升投资的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上述理论分析出发，一且认识到金融抑制的危害性，那么金融改革将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Battil〇ssi(2003)在考察了欧洲各国在资本自由化进程中的反复态度之后，询问道：为什么金融抑制如此难以破除呢?为什么在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长期坚持这个次优的政策工具呢?Battilossi(2003)认为,公共财政的分析方法(PublicFinanceApproach)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绝妙的答案: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种隐性的财政收人，这可以延迟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所需要进行的痛苦改革;尤其是当政治架构不合理的时候，当前政府没有完全内部化未来债务偿付的成本，往往会产生过度的借贷行为，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政府。金融抑制的收入越高，金融自由化的争议和阻力也就会越大(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4;Bartolini和Drazen,1997)。

 

VanRiet(2013)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发达国家也实行金融抑制，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而已。关于政府实行金融抑制的动机，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公共利益观点(Honohan和Stiglitz，2001)和财政观点(Giovannini和DeMelo，1993;Dooley，1995;Wyplosz，2001;Battilossi，2003)。前者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保护金融的稳定，便利货币管理，获得信贷的正当配置，产生合意的收人和财富分配，以保护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后者则认为，金融抑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的金融特权，使其能逃避市场纪律的约束，从而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抑制将会损害金融市场发送关于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头寸合理性训诫信号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产生严重的扭曲。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文献也对金融抑制收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Giovannini和DeMelo(1993)指出，相对其他税收形式，金融抑制税可能具有如下几个优点：第一，其他形式税收存在一定的行政成本;为了征税，政府需要建立必要的官僚机构，并对税收进行管理和监督(Gordon和Levinsohn，1990)p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税收(如收人税和增值税)的行政成本可能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征收。第二，金融抑制税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生产性扭曲，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再分配目标:使收入从资本家向工薪阶层转移(Diamond和Mirrlees,1971)。第三，金融抑制税的隐蔽性，有利于减少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很显然，从上述的理论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仅仅考虑金融抑制的危害性，对于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政府纳入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金融抑制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政府财政平衡的能力以及其他形式税收的成本，才能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内在动机、财政基础以及现实路径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李广众(2001)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财政税收改革滞后，贸然进行金融改革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冲击。因此，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分析框架，对金融抑制租金进行研究和估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金融抑制租金作为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本，其消解和承担需要有一定的政府财政能力作为支持;而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人的认识之后，才能准确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已具有支持金融改革的能力，即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已具备。

 

三、结论

 

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框架，对金融抑制、政府财政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在正规财政税收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各种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金融特权，并切断政府的金融抑制收入，对政府的利益和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因此，金融改革并不像“一般经济分析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简单——在传统的分析模型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利益中立方，主要任务是权衡金融改革的效率收益和风险成本，为金融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框架。

 

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而金融改革需要考虑的成本除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金融改革中将要失去的金融抑制租金。这一改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内在动机和现实可行性：金融抑制租金越高，改革的成本就越大，阻力和难度也就越大^只有当政府具备基本完善的财政税收体系时，金融改革才可能具备现实的内在动机和财政基础。因此，估计金融抑制收人规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判断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系统化改革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金融抑制租金的四种类型：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在1994年之前，传统铸币税的规模比较大(平均GDP占比为5.25%);随着央行角色的转变，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传统铸币税的规模逐渐减少，其他三种金融抑制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2000年之后，传统铸币税降低到0%左右，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的00?占比分别在2%、8%和1.5%左右。®

 

1985—2012年,金融抑制总收人相对GDP的平均比例为12.83%，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83.71%，这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强金融、弱财政”的宏观经济格局下，金融抑制为政府提供的隐性财政收入甚至大于正规财政收入。在1990—1996年间，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都大于100%，而1993年的相对比例更是高达164.5%。此后，随着现代财政制度和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正规财政收人能力得到了增强，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也逐步下降。2006年后，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60%左右，约为最高比例的1/3。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正在逐步形成。.

金融抑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压力；金融抑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长期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弊端日益显现，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2015年5月27日主席在浙江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首次阐述了“十三五”规划总体框架。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的“十大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都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相似路径。各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都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改革等，而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焦点所在。然而，由于与发达国家体制存在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注定要有所区别。总体看来，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而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业绩而形成区域间竞争。竞争优势主要通过金融体系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来体现。而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因为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隐性的财政收人，通过抑制本地区弱势行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具有传统发展优势的行业，以实现完成经济业绩的目的，从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就是金融抑制不断降低、金融扭曲不断减少的过程，而分析其背后的财政原因，并将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来考察，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McKinnon指出，具体的金融抑制措施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过多的强制干A，人为控制金融资产价格，控制利率和汇率等。McKinnon随后又提出，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多通过制定和实施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这些政策会给金融深化及金融发展形成阻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也有同样的发展经历，俞静文的研究发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金融抑制仍活跃于经济发展中，这直接限制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张Z和沈坤荣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尤其给经济结构转型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为什么在了解金融抑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后，政府仍要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呢？国外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Honohan和stigutz的公共利益观点。由于市场失灵会对金融的稳定带来威胁。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便于对货币进行管理，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使经济免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从而实现收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二是Battilossi的财政观点。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建立自己的金融特权，以此减轻预算压力，为规避市场约束创造条件。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市场用以反映经济基本面情况及为财政收支状况发送信号的能力将由于金融抑制而遭受损害，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状况将因此而产生严重扭曲。

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国有企业补贴观点。刘瑞明指出，政府采取金融抑制措施主要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方式从直接补贴改变为依靠银行信贷。通过对金融进行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更易从银行获得融资。由于官方利率一般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因而这种金融抑制使国有企业变相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二是政府收益观点。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获得大量隐性收益。李广众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所获得的隐性收益大约占GDP的0.71%，占各项税收总和的6%。三是发展战略观点。陈斌开和林毅夫指出，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金融抑制产生的历史原因。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压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得以保障。四是财政分权体制观点。张军洲提出，中国实行的分权让利财政管理体制是从1980年开始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及责任，提高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识。由于金融抑制可以带来隐性的财政收入。因而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可见，财政分权体制说是从中国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论述的。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体制背景存在着本质不同。袁洁和王业斌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体制的刺激之下，中国地方政府肩负着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分配收入和公共物品提供等重大职责。当地方政府财政人不敷出时，就会极力寻找替代品以弥补缺口，而干预金融资源就是其重要选择之一。周立指出，在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改革后，由于财政分权体制及地方政府业绩考核压力的共同影响。金融发展路径逐渐扭曲为地方政府逐步进入而中央政府逐步退出的过程。Greenwood和Jovanovic认为，地方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会通过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获取收入，获取的收人越高则金融抑制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张Z和沈坤则认为，地区间竞争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愈加激烈，地方政府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会以大量投入低价格要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地方经济，以实现短期增长的考核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投入要素价格含量高而不被采用，从而促使落后地区以更加粗放型的方式加速增长。

尽管上述文献对政府体制、金融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论证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探讨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压力是否通过金融抑制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特别是没有用实证方法分析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以及二者对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产生的影响。本文从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试图对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做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四）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LLC和ADF-Fisher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及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gq）、国有银行垄断程度与财政压力交叉项（monopoly×press）、银行资本利用率与财政压力交叉项（capitalxpress）、贸易开放程度（trade）、人口抚养比（age）及资本增长率（gk）指标通过检验得出的P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他指标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式（6）-式（10）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笔者认为更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拟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对各变量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地方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地区金融受到的抑制程度也就越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GDP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越多，因而金融受到抑制的程度越低：人口抚养比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会逐渐减少；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抑制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与现实状况也较为相符，经济的开发程度越高，要素流动相对自由，同时促进了本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对金融抑制不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2）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劳动力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通过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干预，重点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地方关键行业的l展，以期维持业绩水平及保持就业率稳定，这就会对劳动力增长率有正向的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资本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金融抑制通过改变储蓄率、贷款利率等方式造成金融扭曲，使资产重新配置于不同的资本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虽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却阻碍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会固化地方政府依靠资本积累速度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人口抚养比对上述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及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研究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一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逐渐放宽管制。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3）从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来看，它们之间是存在负向关系的。说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会通过金融抑制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发展，经济很难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和人口抚养比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对被解释变量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及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逐渐降低了对金融及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金融抑制程度得到了缓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同中国现实情况也较为一致。

金融抑制论文范文第3篇

一、数据及实证模型设定

（一）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以金融抑制指数为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为更好识别金融抑制对TFP的影响，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的文献，模型中包括影响TFP的控制变量（Arizala，Francisco；Cavallo，Eduardo；Galindo， Arturo，2009），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TFP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全要素生产率，FI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Xi，t为一组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LPi，t，用于衡量国家的生产效率；CPIi，t指数用来衡量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以及GBi，t，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i是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定效应，ηi是未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εi，t是未观测到的既随国家又随时间改变的误差项。

二、金融抑制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

本文以等式（1）为基准模型。首先只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抑制的关系。然后在基准模型加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劳动生产率、CPI指数、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例。考虑金融抑制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表2列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效果。前2个模型中解释变量只有金融抑制变量，而后2个模型中估计结果加入影响TFP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改变，在后2个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较随机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以固定模型为基础并考虑到国家特定效应和时间特定效应，进行回归结果分析。金融抑制对国家全要生产率具有负向的影响，并且在1%水平显著，金融抑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抑制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低，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阻碍TFP提高和经济增长。在控制变量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对TFP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与预期是相符的。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意味着通货膨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技术的热情；同时，高通货膨胀水平会削弱金融机构辨别高盈利部门或生产活动的能力。而劳动生产率对TFP的正效应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培训教育以及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政府支出国家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当期造成的损失超过其对公共服务支出带来的好处，进而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效应。因此，本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1.坚持审慎原则，有机协调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逐步放开金融账户的证券投资出入限制引导国外资本流入技术创新和研发领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金融改革对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稳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解决当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和信贷控制的问题；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继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资源整合和改革，发展多层次的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融资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biad，A.，E. Detragiache， and T. Tressel.“A New Database of Financial Reforms”，2008，IMF Working Paper WP/08/266.

金融抑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自由化；金融体制；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6-02

一、金融抑制以及消极影响

（一）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并不是促进金融界的发展，相反，这一理论是与促进金融发展所对立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要在市场运作中，运用金融的影响力来抑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货币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相应的改变，该理论把实际货币与物质资本互补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增加实际的货币余额就能使最后的总资产也有所增加。而能够降低实际货币余额的就是低或者是负的银行存贷利率。一般来说，国家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使政策能够真正的影响到货币体系的发展，就要求一些私营部门对存贷利率的调整要有及时的反应。

如果市场上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那么银行的存贷利率就会很低，那么对于储蓄者来说他们的收益也会很低；虽然存款利率会影响储蓄者的投资意愿，但是同样低贷款率也吸引了很多的低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相对于那些贷款率高昂的时期来说，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但是银行也必须要考虑这些项目的风险性，从中选择一些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合作。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得到银行的贷款也并非容易的事，因为银行需要对他们的资信进行审核，所以很多资信不算很好的企业就必须借助一些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因此，很多非正式的信贷市场也就因此产生了。

（二）企业融资能力受金融抑制的影响

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启动资金和长期的资金来源。如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收到了非正常的人为干预，那么企业的资金链或者是价格表就会受到破坏，如果企业没有能够及时的作出调整使其回到正常，那么就会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我国也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在资金的供给和资金的流动等方面，从而使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影响。

首先，政府通过抑制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居民的储蓄不受银行利率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以金融抑制的方式也造成了居民的储蓄行为对银行利率的调整缺乏弹性。在改革开放的这么多年里，我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有多年是处在负水平，但是居民的储蓄行为却一直在增长。这是因为这是因为政府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使资本市场也受到了影响，资本市场受到金融抑制之后投资渠道大量减少，居民失去投资方向不得不选择了储蓄。

其次，政府对信贷市场上资金和价格的管制严重的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资本市场也就是证券市场，是融资最直接的场所，如果政府对资本商场管制过多，使资本市场失去了对资金和价格的主动权，那么必然就会导致该市场的各个环节受到扭曲，最终影响到这个市场的融资能力。以我国的资本市场为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

1.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上市公司的直接来源就是我国的国有企业，而企业主要是受到股份的控制，如果企业的股份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导致股份的结构发生变化，股票的流通性就会受到影响，那么企业的效益也会受影响，那么企业的融资能力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2.股票证券的融资能力好坏关键是看对股票的定价，然而我国股票的定价是受到监证会的直接干预的，这就导致我国股票的票价在低水平徘徊，而这种低价的股票发行就直接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那么企业就不能健康的发展。

综合上面的情况，金融抑制不仅仅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影响，同时也限制着资本的积累和发展，这也就给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坚持以自由化为特征，来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发展。

二、金融自由化以及消极影响

（一）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是指在80年代初期，很多西方国家对金融管制普遍的放松，形成一个在金融市场上公平、自由发展的现象。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价格自由化。国家和政府不再对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取消了对信贷利率的管制，同时本国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国外市场，充分地体现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2.业务自由化。金融机构的业务不再受到限制，可以跨行业进行业务来往。

3.市场自由化。金融市场的门槛降低，各类金融企业可以自由进入金融机构。

4.资本流动自由化。不再紧闭国门，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

在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金融信息不再是秘密，它将被公开给大众，让大众更好的了解市场里的供求关系，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是资金流动更加自由，减少了资金在流动过程中的障碍，使资源能到更好地优化配置。所以从这里来看，实行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地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资本市场的经济发展的更加健康稳健。

（二）盲目实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金融自由化的实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而实行的过程中稍有差池就会影响到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负担，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粗线衰退的情况。

泰国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最好的例子，从1989年到现在，泰国进行了多次的金融体制改革，具体的措施有如下几点：取消利率管理制，由市场自由对利率进行定价；降低对商业银行的门槛，拓宽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使银行的职能更加全面；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对外汇的使用标准，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泰国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很多非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非金融机构不能直接的获得资金，所以他们就可以通过向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金融机构借款来缓解自己在资金上的困难。但是当这种情况快速的发展时就会造成汇率的风险和资金流动的风险，从而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由于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拓宽了银行的业务范围，但是在改革时央行并没有在金融监管上有所加强，从而导致在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流入，所以质量就大大下降，形成很多的不良资产。同时由于央行对外资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导致外汇无限制的流入本国市场，国内外资的数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

结果，到了1997年迫于无奈泰国只能取消与美元的联系，而这一措施使得泰铢的价值一落千丈。在泰铢崩溃之后，影响并没有停止，随之带来的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货币的严重贬值，到这里影响还没有停止，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各国股市开始崩溃，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是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这一事件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是国家在实行自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央不可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其次是市场机制在失灵的状况下，企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改变金融企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实现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发展的基础。

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对策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金融业的各环节还比较薄弱。如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那么必然会引起国内金融界的动荡，但是如果关闭金融市场，又会是的市场经济崩溃，所以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一）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要与市场的发展相适应

如果金融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超越了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必要的措施，如果产生一些拖延措施，就会造成金融改革与市场产生不同步，这就可能造成金融风险；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管或者是监管力度不够，就会导致金融企业产生各种不公平的竞争，使金融业的秩序大乱。所以只有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考虑市场的因素，再加上适当的监管，才能让金融市场发展得更加健康。

（二）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要保证自由化和规范化一致

如果在改革中出现超前发展，发展步伐超出了风险抵御的能力之外，那么就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所以只有在体制改革中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更加规范化，才能金融发展更具活力。

（三）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

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金融一直到现在的金融自由化之间必须要先经历金融约束的过程，所谓金融约束是指政府出台金融政策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加以影响，它凸显了政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金融约束可以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适当的减轻，直到真正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在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支持，让金融体制的改革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让大家从心底接受金融体制的改革，让革的道路更加顺利。

四、结语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席卷之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金融抑制的出现，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我国现在的金融界迫切的面临着改革，而且在改革中还要坚持自由化的原则。但是金融改革自由化不能随性而行，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要与市场的发展相适应；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要保证自由化和规范化一致；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等，只有做到这些，我国的金融业改革才能更加彻底，才能使金融业发展的更加健康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1] 王爱俭.关于优化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1）.

[2] 王晓军.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与教学方法创新研究[J].理论探讨，2008.

金融抑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利率决定金融抑制

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正是高度集权的金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对银行的一贯救助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问题，为分散金融风险，只得改革集权的国有金融制度，使其收缩、退让，同时放宽对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从而变“软预算约束”为“硬预算约束”。

我国现行农村民间金融利率定价方式分析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是近乎分割的，因而作为金融市场核心因素的资金价格——利率在两个市场不一致也在所难免；即使在民间金融市场内部，由于其自身隐蔽、分散的特点，利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包括私人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等，民间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使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迅速发展。从农村民间借贷规模来看，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常规调查汇总报告（2000），2000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9.5%，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0.4%，私人借款占68.4%，其他占1.7%，说明农村民间借贷仍然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借贷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全国私人借款占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的71.83%，东部地区此比率为78.06%，中部为75.44%，西部为57.55%。从农村民间借贷是否收取利息来看，200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显示，全国无息借款占私人借款的53.89%，东部地区此比率为44.07%，中部为70.29%，西部为47.09%，即中部的无息借款比重较大，东部和西部民间借贷中有息借款所占比例更大。在当前农村借贷中，付息借贷主要表现在盈利性的生产借贷方面，而生活借贷多以亲情式的无息借贷为主。

农村金融实践中，在财政贴息基础上较低的优惠贷款利率既是传统的也是比较广泛的做法，但这一做法反而使得在现贷款发放中出现“寻租”现象，资金流向信贷需求相对并不强烈的富裕农户和中型企业，未能真正改善贫困农民生存现状或支持微型企业的生产发展。

民间金融利率自由化理论概述

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1973）一书中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论：政府对金融体系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严重的“分割性”，这种“分割经济”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割裂与脆弱，金融市场机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发展缓慢，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人为干预制造了“最佳”借口。另外，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国家的控制欲望以及对高利贷、通货膨胀的恐惧也促使其对金融活动强制干预，最终形成受抑制的金融体系。其显著表现就是金融市场不健全和金融工具单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当然我国的金融抑制与麦金农的理想模式不尽相同：利率管制、信贷干预及银行的高准备金等传统金融抑制措施在我国也普遍存在，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对私有银行、企业间拆借市场明令禁止，对外资金融机构严格准入，我国金融抑制的基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垄断。

既然金融抑制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要想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就必须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即不仅是金融活动的深度、广度的扩大，还是经济发展中金融素质的提高、金融作用的增强。而要达到金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金融自由化（或金融市场化），即一国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这里的管制，主要指政府的直接干预）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总体上看，各国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进程，都伴随着政府行为随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不断加以调整，政府管制方式和范围不断变迁，政府逐渐向市场进行金融控制权力让渡。具体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又呈现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废除各种利率限制实现利率自由化，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废除资本流动限制等；而拉美、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东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国内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业国有制成分较高，甚至是高度垄断的国有金融体系。而国有制本身的弱点是缺乏竞争性、激励机制和监管不足，势必增加金融业风险，降低金融业效率。因此，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在放松利率、汇率管制的同时，也放松了新银行设立的要求，还采取了金融私有化政策，给民间金融拓展了发展空间。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利率决定的变迁路径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所面临的高风险也部分地解释了民间金融的高利率。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林毅夫（1990）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黄少安（1999）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都会参与制度变迁，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支持程度是不同的，据此可划分“主角”和“配角”，而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发生可逆转的角色转换。周业安（2000）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提出分析我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框架，并证明：我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总的来看，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