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城市治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 城市治理； 现代化； 西安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7.02.007

Abstract： The Party’s 18th Third Plenary Session proposes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becomes the general goal of innov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or all sectors in the society. Specifically， when it comes to urban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from previous management mode of administrative order to governance mode emphasiz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ideally， technologically and socially， which precisely accords with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The adherence to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ive ideas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foothold and focu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Xi’an. Also，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legalized，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practice “three linkages” model through basic-level consultative democratic means， and embod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should proceed from actual needs of citizen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nvenience and benefit of peopl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Xi’an while establishing urban culture spirit with Xi’an’s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socialist core values，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realize conscious 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Xi’an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城市边界在不断向外扩大，人口在不断向内涌入，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愈加凸显。西安这个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丝路起点城市、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西北重镇等名称和责任于一身的城市，面临着同样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2015年12月底，时隔37年再度高规格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同志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新理念、新思路，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思想。会议明确指出，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因此，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仔细学习和研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找准适合西安城市发展的着力点，理顺发展思路，就能针对要解决的重要发展问题有的放矢，促进西安城市可持m、健康、有序发展。

一、城市“管理”到“治理”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一）“治理”的核心是强调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建设

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早，在不断地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的出现，把对城市问题的理论研究从城市管理上升到了城市治理阶段。起源是出于解决因为政府管理失效和市场失灵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理论界对治理（governance）一词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对于城市治理到底是一种手段还是一个阶段，是一种模式还是一种新的方式，仍然在讨论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城市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城市治理这个概念能够更为宽泛地包含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和内容，是对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一项有益的补充，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尤其是体现在国家体制改革层面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层面。巴纳德・朱维认为治理一词意味着市民社会拥有更重要的权力，包括影响城市政策制定的议程、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以及影响到各个参与城市管理的部门，在治理模式中，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强调政府需要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协作，强调要通过多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沟通方式达到全社会的参与，以及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服务。[1]

（二）紧密联系群众这个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与治理理论要求相契合

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转移到北京时，同志就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命题，尤其是强调要把工作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要找到管理城市的方法。在此后的发展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管理体系。但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西方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所曾经遇到过的问题，一方面，要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要根据国情不同，摸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科学论断的提出，顺应时展的需要，也切合中国实际，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我们深刻感受到，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在紧密联系群众中，我们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胜利，跨过一个又一个改革的艰难，建设起当今这个强大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是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就是要集合全民族的智慧，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2]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就是发动群众，参与到城市发展中，充分调动作为城市主人的使命感，履行责任和义务，共同建设城市。

这个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却正好契合了我国发展的实际，能够发挥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优势，吸收精髓思想，融合中国实际，为我们的国家治理包括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还能避免外来理论水土不服的问题。

二、五大发展理念对城市治理的指导意义

（一）现代化标准的认定是城市治理的前提

发展是大趋势，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和城市是摆在建设者和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现代化的概念很广泛，需要界定一个具有共性的标准，才能有的放矢，确定发展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从总体上来讲，城市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符合城市化发展要求，既要有长远的目标，也要有阶段性规划，要紧密联系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保证发展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就具体的标准来说，现代化是一种状态，一种形势，不是各种机器、技术的粗放堆叠，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技术领先，更不是一部分人享受的发展成果，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一种体验。可以表现在理念、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样三个方面。

1. 理念的现代化。理念来源于人，也应用于人，所以理念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人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在城市建设和治理者，一方面表现在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建设和治理者来讲，要用不断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对于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要用高标准的思维来看待和解决，给城市居民提供最好最新的城市公共产品。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跟得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城市一同前进。人的理念的现代化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2. 技术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同时也不断促进技术更新换代，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就是当前最突出的体现。大数据能够在城市运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城市科研机构的成果能够不断地落地转化，通讯技术能够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垃圾、污水、大气、电力等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能够不断地向可持续、节能环保方向发展，城市向外和对内的交通网络发达、便捷通畅，这些都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要求，也是体现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特征。

3. 社会的现代化。这里所谓的社会，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现代化的社会，必然具有运转高效的政府部门，采取科学、民主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经济功能覆盖全面，产业结构分布合理，内部经济充满活力，对外交流活跃，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在保护和传承，不断和国际融合，人们的居住环境能够注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也能保证居住的舒适和安全。[3]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是良性、健康、有序的运转，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社会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治理现代化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五大发展理念体现城市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阐述并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国家的发展着力点、发展方式和思路。“五大发展理念”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人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实现共同富裕。

反映在城市发展中，五大理念就可以理解为城市建设和治理要始终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新发展是为了人民不断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把创新放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使创新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是为了人民而协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区域发展，不断拓展发展空g，促进产业布局均衡。绿色发展是为了让人民既能够在城市中享受青山绿水，同时还能感受现代化成果，体现现代与自然和谐相处。开放发展是为了人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展现自我，有更多的机会从深度交流和融合中得到提高。共享发展就是着力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每一个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权利，让城市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家园，成为寄托情思的所在。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基于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更是和我们要追求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不谋而合，提出了破解难题的思路，指明了发展的动力，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就能够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的发展机遇，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赢得更大的发展优势，让城市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

西安具有3100年的建城史，1100年的建都史，从城市建设上来讲，是中国历代都城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城的模本。城市的建设体现天人合一思想，因地制宜、因势而建，尤其在一些例如水利设施、排水沟渠、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当今城市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西安的城市建设格局奠基于历史，得益于辛亥革命以后一百多年以来的积累，不管是从古都风貌的存留上，还是从人居环境的适宜度上，也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

从城市管理上来讲，汉唐长安城时期形成“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都城建设格局以及系统完备的城市管理制度，虽然具有封建统治的管控性，但同时是给老百姓营造了繁荣、有序、安全的生活环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

在新时代虽然时过境迁，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意义也从统治的有效性转变到了为人民谋福利上，性质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内在规律是相通的，那就是城市发展的最终成果是落实到老百姓身上的，并且是具有可延续性、继承性的。

当今，西安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必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只有一切以人民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了满足人民在城市中生活得更美好，城市才会得到发展。

要对国际化这个概念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国际化，并不是高楼鳞次栉比，不是摩登，而是合理的、理性的、睿智的，被全人类所能接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例如当年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方式就很国际化，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逆城市化发展阶段就是陶渊明田园思想的当代体现。所以在城市治理中就不能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上的高大全，而要切合西安发展实际，从人民需求出发，延续城市发展历史文脉，延续城市发展传统，以创新理念提供城市公共服务产品，让人民共享绿色、开放的城市发展福利。[4]

（一）城市治理决策要体现市民切实参与

我国城市学的创始人之一钱学森先生早就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再次明确强调这一点。因为城市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包罗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市交通等各种内容，这些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早期的城市管理中，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对每一项决策都从头到尾全程参与，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例如西安明城墙的修复和城墙景区及环城公园的兴建，以唐城墙遗址公园为代表的一系列遗址公园建成后免费对公众开放，既尊重历史并传承历史，也给西安市民创造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场所；地下铁路网在热火朝天地建造，给人们出行带来方便，也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受到广大市民的称赞。

但同时也发现，在这些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例如地铁修建时要移走一部分生长了几十年的行道树的问题，这些树已经不仅仅是绿化的工具，更多地已经成为西安的形象代表。很多市民希望不要移走或者少移走一部分树，经过很久的民意表达，最终比预计少移走了一部分，但仍然Τ鞘芯肮酆褪忻癯鲂写来不便。在这个事情中能够看到公众参与的力量，但如果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就可以在决策制定前充分征求民意，使政策更加科学化、人性化，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矛盾。

1. 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确立是前提。首先，应该由政府出面制订一套程序化的公众参与制度，明确规定在每个涉及重大的城市治理事项酝酿过程中，应该通过各种官方、媒体平台向市民，给出几个备选方案，请尽可能多的市民参与投票，选出最优方案，或者请市民现场评议，并提供最合适的方案。因为这些决策涉及的领域最终都是为市民服务的，只有使用者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的，例如在城市管理中早市、夜市难以协调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选取最恰当的时间、地点，既不影响环境还能方便市民。其次，要重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陈清利弊，并注重保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其中需要将电子信息手段、新媒体这些因素加入，体现时代性、便捷性和透明度。必须进一步法治化、制度化，才能保证类似市长热线、服务热线等做表面文章的情况不再出现，避免形式主义。保证机制能够有效、可持续运作。

2.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公众参与的现实途径。党的十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得以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备协商民主强调的各方主体通过平等、自由的方式参与决策这一共性，更有一些特殊规定性。[5]首先体现在党的领导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进程的伟大贡献，开创了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主形式，能够有效体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其次是社会各个政党、不同阶层、各方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参与，以对话、协商、审议等方式对一些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共同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推进发展。在当前利益诉求多样化、城市发展会遇到各种新问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可以推进公众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涉及民生、社会发展的决策科学公正，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凝聚各方智慧，团结公众力量，是做好城市治理的最佳途径。

3. “三社联动”是实现公众参与的最佳模式。应该大力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性的特点，可以弥补政府的管理缺位以及公众的分布分散的短板，在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社区管理中，养老、助残、托幼、留守人员就业、在市场准入、监督、公证和纠纷解决等方面提供服务。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的参与也是公众参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从另一方面促进社区自治的成长。[6]

“三社联动”是以社区为平台，根据居民的具体要求，引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通过政府购买，发挥社会工作者骨干优势，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够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实现社区多元供给服务，是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为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治理尤其是社区服务提供了渠道、为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提供了载体。这些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和信教群众较多的社区，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以及空心村落、空巢家庭、留守人群等为重点，将社区多元服务需求转化为具体服务项目，有效地满足了基层群众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当前山东、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地都专门将社会组织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服务目录，鼓励更多的具有专业化水平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基层治理当中来。西安应该以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为契机，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通过编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等目录及相关条件，鼓励社工团体、机构等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区服务。

（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利民便民

城市的治理水平高低不在于硬性的数字指标，而在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和来这里旅游的客人他们的满意度，这个满意度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一种体验的感受。其中包括交通的便捷程度，各种地上地下管网建设的合理性，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程度等。

西安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例如地下排水管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一到下暴雨的时候，就会出现城市内涝（“内地看海”）的尴尬景象。例如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程度很低，在公交车站、地铁出入口、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的上下台阶这些最需要的地方建设的非常少，给众多残疾人、老年人、体弱病人、推婴儿车的人、带较多行李的旅客等都带来了很多不便。例如自助游旅游者在西安，没有较为完备的旅游标识系统，不够发达的市内外交通，无法满足他们深度了解西安的愿望。

必须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大力气，真正把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在园林绿化中，栽种、补栽种适合西安气候的梧桐、国槐等行道树，既是一道风景，也能给行人带来阴凉，还能展现城市风貌，西安有“林阴道之都”的美誉，不能破坏前人留下的财富，要让大树继续继承和展现西安的历史文化。在地铁修建中，已经完成的投入运营的线路，必须要对当时移走的地面树木进行回栽，按照道路两旁原来的行道树布局，补齐景观，让路人不再暴晒在炎阳下，让城市给人带来宁静安详的氛围。在人行天桥上、公共自行车存放点加盖顶棚，保护国有资产，让行人、骑车人、自行车免受雨淋风吹日晒，也是对文明行为的引导，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在地下管网建设中，逐渐引进“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把宝贵的雨水收集起来，在少雨季节发挥作用，让城市自然呼吸。重新修建完善各种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个市民都能蛳硎艿奖憷。

（三）城市文化建设要建立西安城市精神价值体系

历史上的西安曾经辉煌，我们要从中汲取营养，留下那些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财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当今西安城市文化。同时，也要总结西安特色，挖掘西安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所在，树立起被广大市民所共同认可的城市精神价值体系。这些工作一定要让西安人自己来做，可以邀请国内外专家献言献策，但他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他们对这座城市没有深厚的感情，没有深入了解，只有在这座城市生长、生活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最知道这座城市的精髓，那些隐藏在角落里、偏僻小巷里的故事，才能深刻地总结出西安的文化特色。

通过这种方式的总结和提炼，是全社会共同智慧的结晶，能够得到最广泛的认可和共鸣，以此建立起来的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会被更多人所接受，并在实际行动中去践行。

城市治理，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命题，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时展不断调整政策，但唯一不变的，是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建好城市为人民”是根本宗旨。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是为了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不断开放、绿色的建设是为了协调人民的公平正义，让城市发展的财富、城市带来的便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抛弃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的标识。

参考文献：

[1]巴纳德・朱维，焦兵.城市治理：通向一种新型的政策工具[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2009，（4）.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袁祖社.制度正义基础上新发展观及其文化合理性追求[J].唐都学刊，2017，（2）：32.

[4]曾盛聪，李小兰.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J].理论与现代 化，2006，（11）.

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第2篇

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xx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解读，深入浅出，剖析入理，让我影响十分深刻，对于我学习掌握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非常大的帮助。叶林教授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三化”分析，为基层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对我今后进行基层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xx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xx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xx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第3篇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第4篇

浅谈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城市化战略与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探索1．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目前，在定义城市时还偏重于对人口的量的表征，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一可计量的变化过程。但我认为，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标志，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其质的规定性，即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这才是城市化的真正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否则，按照前者的观点，要实现城市化，只要用行政方式，把人口的居住形式从分散转为集中，或改变一下统计方式，就可以实现城市化（或人们所说的城镇化）。例如，去年以来强调了城市化，城镇人口统计数一下子就上跳五个百分点，而按前几年统计，每年一般只增0.5个百分点。如1997年城镇人口为29．9％，1998年是30．4，1999年为30．9，而这次20xx年的人口普查却达到了36．09。就是说20xx年一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上升了5个百分点。当然，这中间有一个统计方式的变化，例如，把到城市打工人口也算到了城市人口中去了。城市学界有一个理论依据，认为一般讲城市人口达到3O％以后，就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起飞阶段。但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对于快速推进阶段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对于城市管理的目标与宗旨的讨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有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战略视野。“小城镇，大战略”的确是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国情作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但当跨入21世纪、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我国基本解决温饱和开始进入小康阶段的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城市化战略选择中是继续推进小城镇战略还是也要发展大都市战略？也许是目前城市化战略讨论的焦点。“城镇化”和“都市化”都是城市化的一种表述，但是其内涵显然是有区别的。我的观点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经“都市化”而重返“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文明扩散意义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定程度的都市化的发展，即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后的那种“郊区化”式城镇化，才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更具有全球性的启示与价值。郊区不等于乡村，郊区相对于城市而存在，附属于城市而发展。郊区化不是“逆城市化”，而是“后城市化”、“超城市化”或者说是一种“深度城市化”的体现。那是一种在高度文明后的城镇化，一种人口的适度分散、追求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自然趋势。所以，在这之前，中国需要有一定的都市化的进程。这实际上是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的的要求，也是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寻求最佳配置的一种战略选择。此外，未来的全球化竞争，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都市圈的竞争，没有大都市的强有力的发展，中国是无法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席地的。光靠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是无法完成中国的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增的。3．城市管理模式的选择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管理模式的选择，同样需要全球化视野与本上化实践的结合。首先需要澄清在城市管理范畴或概念上的许多片面性。何谓城市管理？城市管理主要管什么？怎么管？记得98年刚开始组织关于城市管理的跨学科课题组讨论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城市管理的概念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和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主要应该是法规管理即城市的法治问题，有的学者则坚持应该限定在城市的物质空间领域内，还有的学者则更多地视城市管理为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有的认为当前城市管理的关键是加强城市规划的权威性，有的则认为城市管理更紧迫面临的难题是城市建设质量的控制，当然，对于城市日常运行管理的长效性的呼吁则是高度一致的。我曾经在去年的本论坛上阐述过一个“全球-本土化”的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构架，主要强调的是一种超越传统“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坚持“以人为本”、“可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确立精干高效、系统综合的目标原则基础上，强调现代城市管理内容上“经济—社会（区）—环境（市政）”的综合性、管理主体上“市府—市场—市民”的多元性以及管理对象上“规划—建设—运行”的全程性。公共管理理念的变革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管理”的多义性和城市管理的归属关于城市管理的讨论还涉及到对于管理本质的探讨和认识。城市管理中的“管理”是一种怎么样的管理？中文中的“管理”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是否是一回事？行政管理和商务管理有何异同？我发现，在英语中至少有4个词可以译为“管理”：management是用得最多、最广的“管理”，主要指“私域”的管理，如企业管理、经营管理，现在正在不断泛化为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的管理(其实，第一个“经理”倒是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administration也是“管理”，主要指行政管理，主要用于“公域”的管理，即公共管理；governance也是一种“管理”，通常译为“管治” 或“治理”，现在的用法已经超出单一的政府管理范围而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含义；regulate也含有“管理”的意思，主要是指一种“管治”或“管制”，因为规范化本身不也是一种管理吗？但这个词中的规则化、条例化倾向是十分强烈的。那么，城市管理究竟是何种管理呢？也许是一种更具综合性、多样性、上述4种含义兼而有之的“管理”。城市管理总体上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但随着“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思潮的兴起，正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公共管理的一些重要变化，这主要是指公共事业的市场化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企业化倾向。在城市管理领域，人们正在不断推进城市基础建设中的市场化改革（如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投标制度和建设监理中的企业化运作方式改革等），城市管理的“管理”也从传统公共管理的“管理”（administration）改为企业管理的“管理（经营）”（management），反映的正是这一种趋势。但我觉得，当前正在广泛使用传统上主要用于政府管理的governance（管治或治理）这一概念，则正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管理完全市场化趋势的一种疑虑和保留，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现代讲的governance并不是政府一家的事，而是社会的一种共同事务的治理。实际上，国际管理学界强调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过渡也是一种对管理领域过度市场化、过分技术化乃至于片面效率论倾向的一种反拨。2．“重在管理”：“全能政府”还是“有限政府”？去年的论坛上我提出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后建设”视野问题，并着重阐述了这一概念的三种基本内涵，即“后发”的城市建设、“软建设”（环境和功能建设）为主、“元建设”（形而上）的思考。这主要是一个战略性的时空定位问题。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多维时空的概念。我认为，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建管并重、重在管理”也正是基于某种类似的考虑。在强调城市的环境建设和功能开发阶段，管理的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和紧迫，在一定的意义上，管理也是一种建设，管理也许更能出效益。但是，如何进行精干高效的现代城市管理呢？特别是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职能究竟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讲“加强管理”就是政府包办一切。这也就是我强调在城市管理的主体论上一定要有“市府—市场—市民”的三主体观，充分发挥政府监控、市场调节、公民参与的三手并举、缺一不可的原因。在强调“重在管理”的时候，千万不要重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的覆辙。“全能政府”的模式显然是不适应现代经济迅速而多变的市场环境的，也是与现代城市管理改革中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取向相悖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形成了政府一家包办、一手独大的“全能政府”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和机制。国家是全能的，政府也是包干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的全面运用，也使老百姓养成了一种思维的惯性和惰性，什么事都找政府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是一种“有限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也许是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一个关键，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转换正处一种交叉与过渡阶段，即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审批经济”的特殊阶段，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变种。这也是目前许多困难难以解决的症结之所在。所以，政府职能的转换已经成了深化改革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也已经成了城市发展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徐匡迪市长在今年两会期间，明确表示今后工作重点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思路。这里实际上也是包含了一种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政企分并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也有不少推进，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从直接当“水手”向如何当好“舵手”上转化。政事分开跟城市环境管理关系很大，也是当前需要大力推进的方面。政社分开更是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三个分开，是我国城市政府职能转换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现代“有限政府”趋势的必然。3．“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城市管理当前，在城市管理的研究中，“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是西方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股思潮，其要义就是把更多的传统上由政府管理或专营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及公共产品的提供改由私营企业共同参与或干脆实行“私有化”，如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涉及铁路、航空、邮政等等大量传统上由国家控制或独营的领域。“新公共管理”理论突出效率、效能与效益原则，强调管理的“市场化”导向，的确是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新公共管理”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政事分开”，应该说在实践中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的，如纽约市政府把一个尽管连年增加财政拨款、但一直难以有效管理的城市公园承包给私人公司后，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新面貌，获得市民们一致的好评。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公共事业和公共产品关系到国民的日常的基本生活保障，一旦出现“市场失效”，其后果影响巨大。如本人所知，在美国某州实行电力系统的私有化后，经常出现供电障碍，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不满。所以，我们在推进城市管理中的市场化改革中，一定不能忽视政府的职责之所在。其实，在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政府的调控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事务的私营化过程中，政府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如纽约政府把公园承包给私人公司经营后，政府的拨款不变，并保持必要的增额，这就使得私营公司也有利可图，同时却大大地节省了纳税人的钱，增进了纳税人的利益。而众所周知，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政府经费是非常巨大的，以致于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把每年获得政府科研资金的多寡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标准，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是很难真正生存下去的。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迪是十分宝贵的，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城市管理的探索都是值得借鉴的。在城市管理领域，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都是不可与缺的改革，现代的城市管理决不是政府一家的事，当然也不是任何私人或企业能完全承包得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一种新的“政企不分”倾向，即过去的政企不分，是要求企业家当政治家，其极端形式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代政企不分，是政府部门想当企业家，“裁判”当“球员”，那可是一种“越位”和“错位”。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政府应该摆正位置，有退有进。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的职责应该加强，但这种加强不是包揽，不是独营，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企业乃至于市民的积极性，在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比如，“以人为本”也是不少企业的广告词，但以何人为本？企业强调的是以顾客为本，叫做“顾客是上帝”，房地产开发中渐露端倪的城市“空心化”倾向，既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使然，也有城市设计和规划中的偏差，有无急功近利的过分商业化导向在起作用呢？而目前房地产商的广告中充斥的所谓“成功人士的选择”、“白领阶层的乐园”等等，又是否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根本宗旨之所在呢？城市政府的考虑应该是全体城市居民的利益与方便，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都是有效而又有限的。因为在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上，对于企业，效率优先，天经地义；对于政府，保障社会公平则是最重要的责任，这也是保护纳税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在当前城市建设与管理事务上更多地由企业参与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作用尤为重要。“新公共管理”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不能简单照搬套用，特别是它的“市场化”取向与“私有化”往往搅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借鉴时不可忽视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外，把公共产品提供给企业或私人管理，还涉及到公共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包括第三部门（ThirdSector）的成长，即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性组织（O）的活跃，这些是公共社会成熟标志，作为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应该率先探索这种可能性。这也涉及到一种观念的创新，即在现代的城市管理中，不应把老百姓看成是“训政”的对象，而应该视作是管理的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群众应该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国家功能的转换与“无为而治”理念的创新1．国家功能的转换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还涉及国家功能和作用的定位,学术界讨论已久（这里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机器，即英语中的state。此外，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国家”的功能和职责及其作用都大大超出了“本届政府”的含义）。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把国家比喻为《圣经》中的怪兽Leviathan,一种可怕的海兽，但又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结果反被它所控制的巨兽。20世纪是国家功能和作用空前膨胀的时期，国家机器成为一种高高凌驾与社会之上的巨兽。但是20世纪末，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受到多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的“超国界行动”，更来自于某些跨国家组织的干涉。“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对国家的严重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些世界性的经济组织正在成为超国家的Leviathan，例如WTO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具有比传统民族国家更为强大的功能和作用。但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同时，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并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功能的强化也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创新体系（NIS）的构建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方面，国家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与缺、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城市的“善治”与政府职能的转化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在国内事务的管理职能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化。这就是伴随上述“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现，与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兴起的一个“政府再造”运动相关，在反思国家与个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曾经盛行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90年代提出并开始大量研究“善治（goodgovernance）”的理论。我认为“善治”的实质主要并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其涉及的正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正方兴未艾，特别是围绕加入WTO后政府行为方式的转换，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面对挑战，应加强经济干预，重点扶植国营大中型企业，以应对并参与国际竞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顺应世界潮流，实现国际接轨，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要重点解决“市场失效”与“政府实效”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目前转轨时期，国家应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这三种观点，各有道理。我认为，现代政府对外的功能要加强，维护民族利益，保护国民权益；但在对内的功能方面则完全可以更为减弱一些，也就是更多的放权于基层。社会主义的民主决不能停留在传统的“为民作主”上，而应该是大力推进和扩大“由民作主”的范围，如在城市的社会管理上，能否让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真正发挥其民主自治的作用呢？我们应怎么看待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化问题，怎么建立一种以环境建设为本的新的城市政府的管理职能呢？构建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不只是城市基础设施构成的“硬环境”，还包括政策、法规、社会氛围等“软环境”的建设，这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特别是软环境的建设，要强调精干与高效（包括效率与效益），更应该强调信誉与信用，用各种政策和法规使守规者不亏、诚信者获利。没有全社会的信用制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这也就是总书记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3．“无为而治”：以“无为”之形，求“有治”之实从中国传统的“礼治”到现代社会的“法治”，真正的“德治”应该是一种与“法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善治”，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中国传统的“礼治”。中国传统的“礼治”是以一种等级制、身份制为基础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典型的人治。而现代社会的法治，强调的是契约制，其理论前提是自然法论和自然权利说，更合乎自然之本来，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那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法论和自然权利说的思想资源，但中国古代智慧中的“德治”理想和各种“治道”的研究却是有着十分丰富和宝贵的启迪的。这里既有孔子的有为之治，即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亦有道家的“无为而治”之道。有为与无为是对立的统一，政府总想“有为”，但有为与无为，要有个度的掌握。特别是“强政府”的优点在于能为老百姓做许多实事与好事，但一旦做了一件错事或坏事，其后果之大、影响之坏，就不是几年、十几年能消除的。比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难以弥补的。当然，在城市发展和改造的启动阶段，特别是在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需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时期，政府的作为是十分重要的，这也许可以说是那种“修齐治平”理想的实践。但是，当现代城市进入发展的成熟期，特别是如我们所分析的进入以功能开发和环境建设为主的“后建设”时期，政府的直接介入就可以逐步减少，政府在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角色就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转换。要做到“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结合，现代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能否也借鉴一点老子的智慧呢？现代政府能否从老子的“无为而治”中学一点“善治”之道呢？“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形，行“有治”之实，不要信“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只有政府或专家有智慧、懂规划、会管理，真正的“善治”不是去规定和指挥老百姓干这干那，而是只需规定哪些不能干，至于具体怎么做，让企业家和老百姓去开动脑筋，发挥才智，人民城市人民管，这也是一种法治，“法无禁止即自由”嘛！不要自以为政府是最高明的，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导向而不是指令。所以，借鉴“无为而治”以为现代政府的城市管理理念也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德治”理念。何谓德？“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万物皆因得“道”而成形。故“德”为有形之道，“道”为无形之德。中国古语中“德”同“得”，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治），生而不峙，功成而弗居。”自然而然，无为而治，“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可是“大智”，才有“大治”，也才有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德治”可以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德，也可以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之德。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最高境界，也许正是这种“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德治”，以“无为”之形，行“有治”之实，而达“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而只有这样，城市文明才能发挥其最大的魅力以为人类未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理想家园！

[1]

在百度搜索:浅谈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现代化城市治理范文第5篇

1.序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影响深远，各国之间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交流日益频繁。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它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居民工作和日常生活等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整个城市的基本构件。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城市客运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政府在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城市交通运输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机动车和驾驶员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有的城市高达30%，并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远远超过了道路的建设速度。另外，由于我国城市交通是一种包括行人、非机动车辆和机动车辆在内的混合交通，从而使交通组织、交通管理和交通控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而导致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道路超负荷，平均车速下降，交通事故频发，交通污染严重等。因此，在当前不断增加的客流量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实事求是地剖析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的特色和优势，结合现代先进的交通控制管理技术，用于解决我国现状城市交通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又极其紧迫的。

2.当代中国文化特点

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的政治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中国特色。1986年初，分别来自国内外21所大学和10多个研究所或学术机构的70余名与会者，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旨之一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和交流[1]。此举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欣然迎接世界文明大潮冲击的胸襟。几年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文化大家，他们整体把握中国古典哲学及其精神实质，用以阐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2][3]把社会生活分为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三个方面。广义的文化又包含三个层次：哲学和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社会心理，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2]。这里所划分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城市交通及其管理的方方面面。总体来看，我国现实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利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交通管理科学技术，创造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交通管理现代化的路子。同时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的落后状况，积极而有步骤地实现城市交通管理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秩序。

3.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通过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剖析，知道我国通过文化重建和思想解放的大文化热潮，形成了以倡导科学与民主为中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氛围。这对寻求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途径是很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城市交通领域，还存在许多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不调合之处，需要不断地对当前的政治文化区位加以调试和整合，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城市交通研究的科学骨架和生长点。

3.1城市建设中的交通问题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长期以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缺乏对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视。建国初期，汽车交通发展缓慢，城市交通的矛盾不明显。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发展，汽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运输量也随之增加，铁路和水运逐渐饱和，汽车运输逐渐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后期，城市交通迅速增长，城市中心地区的交通矛盾很快激化。对近代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变迁，许多国外学者也保持了专门、持久的兴趣。R.索罗门提出，“”将斗争作为政治过程的合法组成部分，最终会使中国民众摆脱权威主义的沉闷气氛[4]。1978年以来，虽然重视了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和规划仍相对滞后。由于交通管理因素、交通分配不合理等而导致了道路的通达性差，路网流量分配不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政府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由于多年来欠账太多，远远比不上同期我国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速度。A.瓦尔德认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赋予了工作单位以支配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同样也赋予了工作单位的掌权人物以巨大的权力。这就导致了一种“原则化的特殊主义”，一种“家长式的专断统治与现代官僚制形式的结合”。使得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一般是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发展。城市发展建设上缺乏远见，没有清晰的、超前的规划思想，而主要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城市集中式布局的传统，从而使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城市布局的不合理性造成工作与居住、生产与生活联系的不方便，人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越来越大，加大了交通流量，使得城市生产和生活周转减慢，越来越不经济。

针对我国城市交通的症结，政府在制定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宏观对策时，应该从我国城市人口多、客运量大的特点出发，从根本布局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我国，城市人口密集，很少有像西欧或美国中西部那样的布局比较分散、规模比较小、密度比较低的城市。此外，我国现又实行劳动密集、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所以城市客运量大是普遍规律，这是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体系仍将是我国城市化的特点。从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出发，结合建立先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引导城市用地总布局向合理状态转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单一中心的布局结构，减少跨区性的交通生成量，缩短出行距离，使交通均衡分布。九十年代初，广州市通过一系列的城市建设改造，结合城市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的开拓与研究，从根本上治理交通环境，一改过去“出门难，等车烦”的现象，使广州市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是我国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有所突破的成功典范之一。

3.2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L.W.派伊等人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有大批论著。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离不开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独特态度。他着意考察了近代中国独一无二的通商口岸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虽然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现代化，但同时也加深了地方与内陆的差别[5]。我国大多数的城市道路系统不完整，交通流过于集中在少数干道上，迂回运输现象比较普遍；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各种交通工具没有合理地负担各自的运输任务，以及自行车交通量的不合理发展；同时，城市中缺少各种车辆的停车场，各种车辆的乱停乱放及其它堆放物占用道路和人行道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上我国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比较低，发展又极其不平衡，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差异很大。不同性能和不同功能的交通流在同一平面上混杂在一起，互相干扰，特别是机动车受到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干扰，使得机动车流量的速度降低，带来的是城市道路利用率降低，从而导致城市交通效率大大下降。在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先进、轻实用的问题。比如在最容易导致交通冲突、产生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的道路交叉口，许多先进、昂贵的设备和产品都得到了应用，然而在交叉口的交通渠化、标志标线合理设置、信号相位的准确细致设计等等最为基础的方面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在我国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最主要的应是以城市用地规划为基础，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来缓解交通拥挤局面。另外，要注重完善道路系统。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建设要立足于逐步改革城市道路系统结构，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分流的道路系统。在此前提下，有目的、有计划的安排路段和交叉路口的改造。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特区城市，它在道路系统建设中，从系统工程观点出发，注重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重视城市地域结构的功能及其合理划分，使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区域划分得当、中心分布合理的总布局。九十年代初引进了日本的京三（Kyosan）系统后，将整个城市交通纳入了统一有序的管理轨道，进而成为一个均质、紧凑的统一体。是我国特区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的一个成功事例。

3.3城市交通管理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派伊在《中国：导言》[6]一书中，对新中国的政治机构与国家官员的文化心理作过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国家机构划定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技术和管理机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明确分开。在这种划分当中，共产党强调区分一般政策或路线（方针）与管理政策，路线由政治局制定，管理政策产生于官员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由于国家机构完全用于执行政策，所以各部门缺乏自己的鲜明特性。交通管理部门在解决交通问题时的指导思想缺乏远见。只是忙于治标，而忽视了治本，缺乏从全局观点出发、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从城市布局和整个道路系统出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往往就事论事，从一条道路、一个交叉路口去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样一来，经常会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在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建设方面，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了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但是，如何使指挥中心实用、高效、经济，如何将中心内的各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快速有效的协调指挥调度和各种交通信息的共享，以建成一个能最大能力地发挥出实战作用的交通指挥系统，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投入不成比例。在许多国家简单的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内，系统集成指挥调度软件投入往往达百万美元之巨。

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城市所处的政治地位、政治活动特点、政治形势的变化特点、治安、法治管理等等，这些都给城市交通及其管理提出了大量问题和要求。各种政治的、人民群众的、民族的、行业的、宗教的团体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社会关系、社会风气、社会精神面貌、社会道德等方面，从而影响一个城市的交通和管理。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沪杭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为我国的一个大城市带。此外，还有京津唐三角的大城市带和辽宁中部以沈阳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带。这些大城市带注重调合城市的政治结构、文化意识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把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轨道，从整个大城市带的发展规律看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规律，高瞻远瞩。并开始了研究建立面向ITS，适应于中国城市交通特点的实时自适应控制与管理系统，称其为CUTRACMS(ChinaUrbanTrafficReal-timeAdaptiveControlandManagementSystem)，基本概念如图1所示[7]。力争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现自己的规划，适应形势，解决问题，在我国起着政治经济的中枢作用。

现在中国领导正努力引导全国人民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而它正面临着我党的干部教育素质低下的严重问题。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党代会之后，在青年干部群当中，受教育较少的人数量可观。所以，一个交通管理部门的干部参加紧张、定期的学习，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参加教育讨论会和理论学习，目前显得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认真研究城市规划中的交通问题，做好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规划，根据现实的交通状况提出科学、系统、合理、有效的交通整治和管理方案，把交通管理规划、城市道路建设、城市道路设计结合起来；并配合其它措施减少交通事故和降低交通污染，实现交通管理的科学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