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童年的作文范文第1篇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小孩子们的一些些发现，往往比大人们的发现要有趣得多，因为所有的小孩子们都是那么天真、幼稚，因为我们的发现是比大人们的发现好多了。

  所有人的童年都是一个装满了多姿多彩去世的彩匣子，匣子内有我们儿时的有趣发现，和不同的美好记忆。我也有这样一个匣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有趣事儿。

  我的小匣子里有一件事可好笑了，是这样的：有一回，我和一个好朋友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玩游戏，突然听到前方屋子里有一些声音，我们往房子上看了一眼，呀！我们看到了两只小鸟在房子上方的边缘打架，快掉下来了。我们赶紧跑过去，哈哈！我们活捉了两只小鸟！

  通过今天这两只小动物打斗的情况来看，我明白了一件事儿，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意见，不过也要在明白别人的意见前说对或不对，也不要互相打斗。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在我七八岁的是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水精灵”是可以放大字体的。事情是这样的，听我细细道来。

  那一天上午第三节课下课，我的同桌给我一颗透明的“水精灵”，我不想玩它，就把它放在小字漫画书上，就在这时小字漫画书上的字竟变成大字。因为小字像跑出来似的一下子变大了好多，我看见后，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同桌：“咦？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不知道。”同桌也毫不在意的说。我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找出答案。就这样我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就去琢磨，终于让我给琢磨出来了，我顿时有了一种成就感。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妈妈，并给妈妈说出了答案。妈妈惊奇的说：“真的是你找出来的，妈妈真替你自豪！！”

  同学们，想知道答案吗？下回我就告诉你吧！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我童年的发现是辛苦的，也是疼痛的，因为我和你们的发现是大不一样的，你们发现的都是草呀，虫呀的，而我发现的是一些人。

  你们注意到过到吗？有某些人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着。对，他们就是农民工！

  我的发现起始于这个星期六。那天，我在家一直没事干，所以我就去找宋军强玩了。我到了他家，但遗憾的是他也没有玩的。我们整整在他家闷了两个小时。一会儿，他说要出去玩，我同意了。

  刚到外面的`小院，我们就发现那里有一堆水泥，还有两个农民工在用铲子往车里倒。随后，我和宋军强异口同声地说：“叔叔，我们来帮你们吧。”两位叔叔点了点头。

关于童年的作文范文第2篇

就在昨天，中午，我去午托班睡觉的时候，三年级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她爸爸妈妈明天会带她去香港迪斯尼游玩，听到这些，我顿时感到无比的羡慕她，一样的节日，但是别人都出去玩，而我却一个人在爸爸的办公室呆着，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我不免觉得有点难过。

可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我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在爸爸办公室的时候，虽然，因为爸爸实在太忙，而没有时间来管我，可是爸爸那的叔叔阿姨却对我无畏的照顾，假如我渴了、饿了，那些叔叔阿姨便把最甜蜜的糖果、点心塞到我的手里，对我说：“今天是你的节日，祝你快乐哦！”听着这些话，我的心暖暖的，虽然，我没能像别人一样到欢乐谷、海洋公园玩，但是，我却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而那些同学只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奖励，我却得到了不认识的叔叔阿姨（爸爸同事们）的祝福，在这，我又觉得自己无比的幸福。

原来，看不见摸不找的一种温暖也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就像昨天，老师给我们讲的《獾的礼物》，在獾生前，他给朋友了许多许多的帮助，而这些帮助，也就是獾那无形的礼物。当他走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回想起了以前獾在的日子，当他们想到獾给予他们帮助的那一刻，才明白，那是獾一生中最可贵、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关于童年的作文范文第3篇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关于童年的作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儿童文化研究；儿童文化；化；20世纪90年代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11-0047-05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化的影响。由于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化，任何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法论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年龄跨度来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0～18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全面把握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在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也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化本质打开另外一扇门。当然，分年龄阶段开展研究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肢解儿童文化，毕竟儿童文化存在儿童共有的、稳定的、历久弥新的特质。当前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钱雨，2005；张晓玲，2005），他们都将儿童文化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阶段（12岁以下）。可见，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4.儿童文化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目前儿童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较多采用的是哲学研究法、历史学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比如刘晓东在考察儿童文化本质、儿童哲学、儿童精神等理论问题时多从哲学角度及历史视野出发。随后，一些有着丰富儿童教育经验的研究者，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等），对儿童文化进行描述性、解释性研究，然而，这些方法往往还是不能透彻解释儿童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儿童文化领域是异常广阔的，对儿童文化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因此，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广泛运用诸如心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法以及行动研究、田野考察、叙事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丰富和完善儿童文化研究，这也应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参考文献：

〔1〕〔4〕〔9〕张东娇.儿童文化与预期社会化〔J〕.教育科学，1992，（2）.

〔2〕杜晓利.走向儿童文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9）.

〔3〕〔7〕〔10〕〔12〕〔19〕〔24〕刘晓东.论儿童文化：兼论儿童文化与化的互补互哺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6）.

〔5〕邓琪瑛.论儿童文化的“两端”属性及其作用〔J〕.教育导刊，2009，（11）.

〔6〕张晓玲.教育视野下的儿童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8〕杨宁，薛常明.论基于童年文化特征的幼儿教育〔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11〕郑素华.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3〕谢毓洁.晚清：儿童文化研究的新地带〔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4）.

〔14〕程丽英.解读儿童文化：兼析童年真的消失了吗〔J〕.当代学前教育，2008，（3）.

〔15〕郑素华.濡化与儿童文化的生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6〕张小翠，陈世联.天性与文化性的角逐：兼论儿童文化的生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6）.

〔17〕〔23〕钱雨.儿童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8〕钱晓霞.浅议师生间的文化冲突〔J〕.扬州大学学报，2007，（2）.

〔20〕汪琴，陈世联.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审视儿童文化与化〔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1）.

关于童年的作文范文第5篇

当代消费文化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一,与“大众消费”相伴随出现的各类视像与电子媒介日益挤占着儿童阅读的时间,并间接地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出版空间的挤压;其二,“消费文化”所包含的“符号消费”内涵使原本更多地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的“文学阅读”变成了一种普及性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当下的儿童文学阅读与出版。“消费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与其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消费文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将把我们带向一种超越单一批判的辩证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诠释消费文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逻辑。

消费文化使商业图书在图书出版中所占的份额大为增加,童书出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童书在整个出版文化产业中的市场份额正得到迅速提升,2008年童书出版码洋已超过出版市场的 10%。有专业人士预测,童书出版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达到出版市场份额的1/6至1/4、出版市场码洋的16%到25%的规模。而在上述“童书”的构成中,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但与此同时,消费文化时代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一,当代消费文化器重传播渠道迅速而又广泛的各种新媒介,从而使传统的文字印刷媒介及其产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危机”,它挤压着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其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文学的传统光环。费瑟斯通认为,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后现代文化强调一种感官的审美,它重形象而轻语词;这是一种利奥塔所说的“形象性感知”,它抛却距离和深度,重视即时性的感官沉浸而排斥延后性的文学阅读。当代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娱乐化特征,使其在文学阅读方面更倾向于强调其“消费”特性,从而对传统的文学审美阅读构成了挑战,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其三,当代消费文化参与建构着童年观与童年亚文化的生成,进而塑造着当代童年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当代价值的实现。消费文化时代所赋形的童年文化与这个时代本身一样有着两面性:它赋予童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与精神的自由,也使当代童年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中。当代儿童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自由与风险,如何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童年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而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变革,构成了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三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当下儿童文学在寻求其发展方向的同时,有必要展开关于以下三对关系的思考。

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避开经济利益来谈论文学出版的年代。事实上,就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企鹅出版社领衔的平装书出版行为借助于推动文学的大众消费成功获取利润,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阅读的大众化。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来说,消费文化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契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本”的购买是一种与索尔斯坦・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相近的消费行为。消费文化下,这种属于少数人的“夸示性消费”因其所具有的隐而不宣的文化品位内涵,迅速地成为了大众化的消费行为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与教育观的普及,它也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投资的一个部分。这两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今天规模庞大、品类齐全、收益可观的童书市场。

一般说来,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图书出版行为,其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消费文化的氛围倾向于使儿童文学出版放弃其具有一定崇高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到经济利益的博弈中。但诚如美国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所说,成为商品的图书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媚俗性大众媒介的“本质的不同”:“图书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是“民主社会核心的沟通渠道”。事实上,消费文化环境下儿童文学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与其所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并非无所关联。对于儿童文学出版来说,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仅仅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相反地,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前者在推动经济利益方面有着经济牟利行为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童书出版公司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单单因为某种商业畅销书的成功,而往往与该出版机构长久以来在推动社会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责任感有关。例如,2007年并入霍夫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的美国知名出版社哈考特(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不但在出版方面树立了较为经典的文化口碑,其童书出版分支也十分关注文化事业建设与儿童文学新人新作的推出。它曾惠眼识珠,发现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诺顿的《地板下的小人》等一批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该出版社秉持多元文化、多元风格的童书出版传统,推出了包括以创作后现代童话知名的简・约伦(Jane Yolen)、以宗教追寻主题儿童小说创作见长的辛西娅・劳伦特(Cynthia Rylant)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作品。这种重视市场而又不盲从市场的文化责任意识为该社赢得了童书出版的文化声名。在国内,一些少儿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对于非盈利性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积累出版活动的参与;一些凭借其长期的公共责任感与文化积累意识而赢得公众信任的老牌出版社在进入童书出版领域时,也总是能够从其已有的文化声名中获益良多。但如何在当前的消费文化环境下保持原有的文化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实践在童书出版行为中,却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的关系

早期消费文化研究大多强调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意义,并毫不掩饰文化批判的态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的“物化”、“欲望”的泛滥等方面,对消费主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的概念时,也是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消极结果明确加以批判的。“消费文化”的一个方面意味着不断顺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不论这种需求本身是否合理或有益,它导致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欲望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是截然对立的。

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消费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提出了对消费行为进行“再语境化”的说法,即消费者赋予特定的消费行为某种抵抗文化意识形态和塑造自我文化的积极意义。但米勒并没有忘记适时补上一句,这种消费对象与消费行为的“再语境化”及其积极意义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这一论述支持了费瑟斯通所说的从正负两个方面认识消费文化意义的观点。例如,一方面,文化消费所带来的有着物欲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感官欲望的释放也意味着身体和审美的解放,它是对于长期以来压制人的理性逻各斯的反抗。这一理解使消费文化一词同时包含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内涵。这样,当我们谈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出版时,也有了两个方面的话题。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消费文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儿童的需求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关注。在中国,消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的近二十年间,也正是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得到大力张扬的时期,是孩子“游戏”的天性在儿童文学出版物中得到空前肯定的时期。儿童文学界朝向儿童的这样一种迎合姿态,使儿童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了当代童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使童年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一次新的当代意义上的解放。

然而,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味的趣味迎合容易造成单一的儿童文学美学追求,导致“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就有一批作家争相模仿”的创作跟风,从而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和出版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并因此削弱儿童文学的文化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儿童的趣味、爱好直接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方向标的,文学、文化内在层面上更为宽广、深刻的审美与精神追求则无法获得充分的思考沉淀。显然,这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

事实是,任何一种仅仅注目于商业利润的出版行为,都难以在文明进程中留下长久的痕迹。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有必要承担起文化建构的责任,为抵制当代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丰富儿童文学的美学生态、守护儿童文学的精神力量、突显儿童文学的当代意义,付出自己的思考与努力。而最终,这些敢于承担起文化责任的出版人,将是消费时代的利益博弈中最后的“赢利”者。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描述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意义选择。事实上,对于儿童文学界来说,一个更现实和可行的选择是,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

出版品牌与文学品质的关系

消费文化背景下,出版品牌的打造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一个知名的出版品牌的形成,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后续出版行为并为其提供市场方面的保证。目前,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出版机构都形成了若干广有影响的童书出版品牌。如企鹅出版集团初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低幼孩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海鹦”图画书系列、兰登书屋听书出版集团的儿童图书品牌“倾听文库”(Listening Library)等。近年来,国内童书出版社及相关出版社的童书部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打造出版品牌的热衷,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明天出版社的“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21世纪出版社的“彩乌鸦原创系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系列”等,都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

众所周知,一个出版品牌被读者接受和公认的过程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与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有关,也与出版社的策划、宣传、文化产业链续接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成功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首先总是以其出版对象的文学品质为基本前提的。不但在儿童文学出版品牌最初的策划阶段,作品的文学质量往往是最受重视的内容之一,在消费、接受环节,最终决定品牌命运的也是该品牌在总体上所显示的文学质量。因此,2008年9月,英国DK出版公司国际部高级经理彭凯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国际童书出版竞争的愈演愈烈,对出版社来说,提升图书品质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