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新闻理论知识
基础新闻理论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J].哲学研究，2003（10）.
[2]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书版社，2001.
[3]杨保军.试论新闻传播规律[J].国际新闻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基础新闻理论知识范文第2篇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必须紧密围绕创新教育的四个目标，在课程结构构建、改革教学和考试方法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传播学专业课程结构要适应媒介技术发展对传播人才的要求不断完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打好基础。传播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可以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考试方法可以从建立课程题库、将课程作业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注重阶段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
关键词：
创新教育；传播学专业；课程结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所谓创新教育，就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重在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他们的创新能力。[1]以创新教育理念为指导，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必须紧密围绕“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个性”四个目标，在教学方式与考试方法方面双管齐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应对媒介技术发展优化课程结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打好基础
传播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由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史和新闻传播实务三大类课程构成，其中前两者主要属于理论类课程，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因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可分为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和计算机技术类课程。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在课程建构中不能仅强调大众传播类课程，需要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程根据本科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规划在课程体系当中，课程性质可分为必修和选修。计算机技术类课程是媒介融合时代传播学专业课程构成的一个新要素，掌握计算机技术是学生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应适当提高此类课程在传播学课程体系中的比例，使学生有较充分的机会学习和掌握传媒技术，提高应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的整体构成变化不大，主要应该在教学内容方面不断更新和调整，增加一些适应媒介发展变化的新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发展动态，体会到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别要指导学生在掌握基本媒体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闻传播实践，使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培养和锻炼，培养他们成为真正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
二、根据课程性质选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传播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的探索主要从理论类课程、业务类课程、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三大类课程入手，根据课程性质特点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1.在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中将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主要包括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传播史、网络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这些课程的共同特点就是理论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势必较多地采用讲授法向学生讲解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知识。为使基本理论教学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教师要选用大量的教学案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使学生能真正理解基本理论的内涵。此外，还要引导学生在媒介变化的新形势下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反思和置疑，这就可以适当抛给学生一些当前有争论的观点、话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在争论的过程中使真理越辩越明，并且使学生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学会思考，学会理据充分地阐述个人观点。将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活跃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课堂教学气氛，而且有利于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敢于置疑的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2.在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中选用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新闻采访、写作、评论、编辑、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等课程属于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这类课程理论与实务联系密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讲清楚基本原理与方法，更要给学生提供较多的课内外实训机会，锻炼他们的新闻业务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新闻采、写、编、评、舆论调查、公共危机处理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这些案例的优缺点，向业界前辈学习实务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采用情境式教学为学生营造一些虚拟或真实的大众传播现场情境，利用学生在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中获取的相关知识，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策划新闻报道、舆论调查、危机处理，并鼓励学生超越案例的局限，大胆思考与众不同但又合理有效的报道、调查与处理方式，使学生不仅仅能够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更能够超越条框限制，运用新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训练。
3.在计算机技术类课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只在“纸上”谈兵，还必须掌握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Dreamweaver、Flash等多种计算机软件技术来适应电子媒介时代的要求。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的教学需要讲练结合，提供给学生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先是对基本的操作技术进行示范，之后通过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反复操作和训练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但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掌握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还未达到教学目标，能运用基本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并结合新闻传播的理论知识，进行平面、影视、网络媒体的编辑与制作才能达到学习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当学生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选取优秀的行业作品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评价，并通过布置阶段性和综合性作业的方式，指导学生在作品鉴赏的基础之上完成自己的、具有一定创意的作品，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根据课程特点选择灵活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
教育对象具有优越的创新情感和良好的个性特征是形成和发挥创新能力的底蕴。创新个性一般来说主要包括勇敢、富有幽默感、独立性强、有恒心以及一丝不苟等良好的人格特征。[1]为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人格，需要改革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充分肯定学生的创新成果，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进而将创新意识不断内化在自己的人格当中。
1.建立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题库，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从创新教育的内涵可见，牢固、系统地掌握学科知识是具备创新能力的基础，任何创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原型启发”，这些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就是诱发学生产生创意的“原型”，因此对于新闻传播史论类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考核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不断提高考核内容的深度和考核范围的广度，全面、综合考察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此类课程，可以通过建立考试题库的方式，使学生对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进行全面复习，教师通过勾画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系统图示指导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基本专业知识。但在题型设计方面可以多样化，通过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等方式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观点述评等方法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情况。
2.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将课程作业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新闻传播业务类课程需要教师在讲授清楚基本理论之后，根据章节特点适当进行实训。学生的实训作品质量反映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情况，此类课程应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安排给学生布置实训作业，采用个人独立完成或小组协作的方式提交课程作业。教师在习题课中，选择部分学生的作品给予点评、或组织学生进行互评，在作品评价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业务水平，并将课程作业的成绩按一定比例计入学生总评成绩中，提高学生对实训作业的重视程度，使学生在独立和协作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独立分析与处理新闻实务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另外，这类课程的理论知识也不容忽视，期末考试也是必要的环节，通过综合性考试考察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并适当采用应用性的题目来考核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应对问题的能力。
3.计算机辅助设计类课程注重阶段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肯定学生的创新成果。计算机辅助设计类课程是教学内容与学生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一类课程，此类课程不能只以期末考试为主，而应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安排，适时给学生布置阶段性作业来考察学生对基本软件技术的掌握情况。因此，此类课程适合采用阶段性作业与期末综合性作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阶段性作业重点考察学生对软件技术中的某个知识点的掌握与应用情况，期末综合性作品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中大部分软件技术的整体把握与应用情况，并在综合性作业中将学生的创意水平作为评价标准之一，肯定他们的创新成果，使他们获得良好的创新情感体验。这种考核方式对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姜笑君 张玲 袁媛 宋琳琳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文化传媒学院
基础新闻理论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专业；人才需求；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88-02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介融合目前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跨媒介传媒集团；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全新的媒介形态。①近两年，国内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向新媒体进军，从单一媒体向复合媒体形式发展，业务不仅涉及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也开始利用网站、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视新媒体等。2010年7月1日，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已正式上星，成为名副其实的融合媒体。在《中国广播影视》组织的“2012全国视听新媒体大型调研”中，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被评为2012年度最具影响力网络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被评为2012年度最佳商业模式；南方都市报目前也正在打造一档深度报道的网络视频节目《南都深呼吸》，而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则已涵盖网络视听节目、手机广播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CMMB等各种新媒体业态，并向受众提供时事、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社会和汉语教学等综合信息服务。以上种种表明媒介融合不再是远景而是已成为现实。
媒介融合语境下，不同介质的媒体进行新闻传播时，信息采集和表达方式出现融合。新闻从业者需要以多媒体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新闻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融合则要求记者和编辑需要综合运用多媒体的、与公众互动的工具与技能来完成对新闻事实的表达。②媒体的加工方式和渠道实现了多元化，记者采访后，除制作广播或电视新闻外，还要增加网络新闻、微博，报纸、手机报等多种报道方式。媒体资源也逐渐合并，各种介质的媒体正由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与其它媒体的全面融合，进入全媒体时代。
媒介融合从生产方式到管理与营销上都给媒体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媒介融合对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新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新闻人才培养必然要顺应需求作出调整。
一、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人才需求特点
媒介融合不仅影响到新闻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也对媒体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媒体将主要需求以下几种类型的新闻人才：
全能型新闻人才。所谓全能型新闻人才，是指拥有为多种媒介形式提供新闻产品能力的新闻人才。他们既能写新闻稿件又能拍摄新闻图片和电视新闻画面，还能够根据不同媒介形式的需求特点，将同一条新闻事件的素材制作多个形式的新闻产品，从一个产品到N个产品，并使过去相对单一的文字或图片，向视频、音频及交互产品转变。全能型记者要能够做出相关的融合新闻作品，需要了解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采写技巧及报道规律，掌握多种媒体技能，包括视频采集、音频制作、网络应用、图片处理甚至出镜报道等。
复合型新闻人才。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采编是多种媒介新闻生产流程的重组和整合，新闻生产更加复杂。所谓复合型人才不是简单的技术复合型人才，而是知识结构的复合、能力的复合，包括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深入了解，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等。③传媒的形式无论怎样变化，依然会是内容为王，靠内容取胜。媒介融合时代，发现新闻线索已经不是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微博的兴起使新闻来源和信息渠道剧增，记者和编辑的主要职能也已不仅仅是采集新闻，而是对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复合型人才不仅要人文知识积累丰厚，而且应具有超强的新闻敏感性，具有高超的新闻信息选择和融合能力及把关意识，并能够独立策划各类新闻及专题节目，擅长进行新闻事件分析和深入报道。
专家型新闻人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用户的分众化趋势也更加明显，目前媒体对受众的定位越来越趋向于小众化，节目日趋专业化。因此，根据用户需求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已成为一种重要传播形态。专家型人才就是指在掌握新闻报道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对其它某一领域的知识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并能够准确地判断发生在这一领域的事件的新闻价值，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报道，成为这一领域的新闻报道或评论专家。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报道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也有利于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竞争力。新媒体时代，网民已成为网络传播的核心主体，由网民自身发现信息、验证信息和分享经验。与此相对应，新闻传播人才的专业职能将向“意见领袖”进行转变，而专业化的信息筛选能力、专业化的深度报道能力和专业化的时事分析能力必将成为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重要目标。④
战略型新闻人才。媒介融合是一个发展过程。媒介融合时代需要从业者有对媒体现状，遇到的困境与机遇有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解读能力。媒介融合时代的人才需求除了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复合型记者和编辑外，最为紧缺的就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和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而战略性人才就是能根据媒体融合过程中的阶段特点及媒介发展趋势，进行日常新闻报道策划和媒体发展规划。战略型人才不仅需要有创新意识和决策能力，还要具有深厚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功底，既要懂传播技术，又能把握市场的动态，了解受众的心态和需求，并有媒体管理和市场整合营销的能力。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人才培养
（一）确立专业与人文知识并重的教育理念
不同新闻媒介形式专业技术需求不同，但对从业者的人文素养要求却是一致的。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应更新观念，夯实人文科学基础知识教育，避免培养单一媒体的工匠型采编人员，而应强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教育，培养复合型及全能型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应从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综合教育转变，培养学生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一个新闻记者最需要的不是关于本行业的计谋和机器使用方面的训练。如果他要成为一个胜任的公共事务评判员，那么他需要接受最广博和最丰富的教育。”⑤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从业者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尤为珍贵，而这些能力的养成依赖大学时打下的基础。因此本科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学生应首先主修大量的人文社科知识和新闻基础理论。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基础，将帮助学生积累和形成深厚的文化知识底蕴、正确的价值观、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及精确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从容应对媒介融合趋势下多变的传播环境。
（二）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满足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人才需求，需要建立宽口径、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在构建人文基础、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这框架的课程体系时，要加强新闻教育与相关教育融合，使课程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进行教改时实施“拆墙”战略，即拆掉新闻专业与其它专业及新闻学院内部各专业之间的墙，实行跨专业、跨媒体培养，使新闻专业的学生不仅具备多学科专业背景，还具备跨媒体专业知识，这应是新闻人才培养理念确立的方向。因此有必要在新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历史、经济学、哲学、艺术学、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的课程，实行跨学科、跨专业教学。
在重构课程体系时，还要突出新媒体技术能力培养，增加新媒体技术课程。掌握多种媒体技能，已成为新闻媒体对未来“全能型”人才需求的共识。因此需培养学生运用视频、音频、图文和网络等各种形式报道新闻事件，从以前的单一型编辑记者转换为新闻专业知识和网络技能相结合的复合型编辑记者。既掌握采访、写作、编辑能力，又掌握摄影、摄像、剪辑等数字技术，还具备了解网络、懂得网络和善用网络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文字处理、图像处理、音频处理、视频处理和网络使用技术，成为一专多能的全能型媒体人才。还要适应传媒发需求，增加媒介融合、融合新闻报道等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专业必修课。还要调整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增加的专业选修课比重，增强学生选择的自由度。
（三）提升师资队伍实力，实行专业实践导师制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专业的教师同样需要知识重构和能力扩展。教师必须紧密关注学术动态和业界前沿，及时更新知识和观念，增加跨媒体知识基础，了解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技术。在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空间的无限性和传播手段的复杂性，为新闻传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理论与技术双师型”要求。但无论是专业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新闻专业的教师都不可能全部精通，也无法包揽全部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任务，因此要更好地利用大学尤其是综合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涉及面广的课程如《融合报道基础》等，可由新闻系、广电系、传播系、广告系和实验室的多名教师联合主讲，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并邀请多名业界人士参与教学。这种集中院系师资优势开设课程在国外高校新闻专业已很普遍。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专业实践导师制是指从学生入学开始，由固定的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持续四年的专业实践技能指导，这样不仅能做到因材施教，而且能够保障一贯性、系统性的实践培养方式的实施。也有助于导师对教学实践环节的深层参与，对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同样是一种提升。
（四）重视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教育
自2009年微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后，网络上各种虚假新闻、恶意炒作、侵犯公民权利的新闻比比皆是。一些主流媒体出于各种竞争考虑，不经核实，随意转发或转播，成为这些不实信息的推波助澜者，不仅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也违背了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新闻的时效性已不再是主流媒体的优势，需要责任意识强的记者，除进行事实判断外，更要进行价值判断。这不仅考验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性，也考验着记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记者要体现专业精神与职业操守，就必须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力和责任。而不能象普通网友或博主一样流于对花边新闻与流言的追逐，而是要强调媒介在传承文明、传播知识中的作用。因此在新闻教育中就必须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观念。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管理能力。
注 释：
①彭祝斌，梁媛.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经营管理的创新[J].现代传播，2010（1）.
②石长顺.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角色的重构[J].中州学刊，2010（6）.
③刘劲松.试析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人才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2）.
基础新闻理论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高校财经新闻人才 学科培养模式 社会需要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立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200433，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杭州310018
全国高校财经新闻教育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有5家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其余均为2000年之后创办，办学历史普遍较短。截止2010年7月，国内在本科阶段开设财经新闻专业方向的普通全日制高校约27，多数高校财经新闻教育缺少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科研基础，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发展模式。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还没有为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新闻院校还是传媒机构，都还需要继续作大量探索。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其类型
所谓“模式”，法国哲学家、教育家莫兰认为，一个群体内多数人认可的目标和大家共同实施的行为就是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依据一定教育理念、培养目标，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传授、能力和素质培养，并使其达到预期培养标准的组织框架和运行方式。如果以简化的公式表示，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过程与方式。其中，过程与方式：教学内容和课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和方法。从理论层面可将人才培养模式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学生中心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大学教育要聚焦于大学生个体学习的需要，人才培养计划应配合各个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尽力激励学生学习兴趣、避免不必要的学习内容；比较排斥学生接受教育以迎合社会需要的思想。该模式的优点是比较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和自由发展，有可能打破人为的学科壁垒；缺点是课程效率低，针对个体学生需要设计培养方案的成本效益低，同时学生对自己未来真实需要的判断可能出现误区从而很难适应社会。
学科培养模式。这是大学人才培养中最常见的组织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存在着按某种自然方式相关联的内容进行要素分组的学科或知识体系，每一学科的学者已经或能够开发出可靠的、精心设计的认知体系，学生学习起来更容易。这种模式传统悠久，受到普遍尊重；学校管理者对这种模式比较自信，组织比较容易；教材建设容易。但缺点是学校课程跨学科化不足；学科或专业越分越细，学生成为牺牲品；学科内容可能落后于社会发展；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较差。
社会需要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具有维持和拓展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训练学生在社会中发现信息的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和创造新机会的能力。教学计划以帮助学生形成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洞察力和技能为目标，属问题主导型教学。其优点是职业或行业教育取向被授予优先权；围绕现实组织课程计划，使教学计划在适应社会变化上有较大的机动性；不太强调知识传授，重能力培养；比较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缺点是教师在认定哪些需求在培养计划中体现比较困难；事实上会造成鼓励大学生过早地作出选择。
二、我国高校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一)我国高校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概况
很多高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均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概言之，现阶段我国高校财经新闻人才培养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模式。
1 以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学科培养模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高校财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因应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和财经媒体加速扩张的需要，也是财经类院校寻求多科化、专业化发展的结果。对蓬勃兴起的财经媒体来说，既通晓财经知识又能熟练采写新闻报道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匮乏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以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学科培养模式成为许多高校的首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财经类院校。
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1998年该校财经新闻专业开始招生。为了解决财经和新闻“两张皮”问题，该校十分注重融合型师资的培养，创新办学模式，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的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事实也表明，这种既懂新闻传播又懂经济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就业门路很广，2003年首届毕业的40名财经新闻专业学生中，除了考研和出国占了25％以外，50％的去了新闻媒体如《中国财经报》等。目前，这种以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学科培养模式，被大多数财经类院校普遍采用。其主要特点是：(1)在课程设置方面，以新闻学+经济学为主打；(2)充分利用财经类院校的学科资源优势，帮助学生提高财经知识理论等专业素养；(3)注重培养学生的新闻实务能力。
2 以创新型、外向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社会需要模式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多元，使得能深度解读、预测复杂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的高层次财经新闻人才越来越成为财经媒体的急需。国内一些高校以创新型、外向型人才为培养目标，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探索媒体“订单式”的社会需要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均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因机构调整现已被撤销)，自2003年起该中心每年都与英国《金融时报》联合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高级课程”，这是国内首家面向新闻界高级采编人员与管理人员的专业课程。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多渠道媒体公司――环球资源合作，大力推进清华新开办的“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该项目包括一个两年制硕士班和一个针对全国在职记者的财经报道高级培训班。课程设计重点放在中西方企业和财经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国企业案例分析、财经调查新闻的报道技巧。。此外，清华还和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财经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合作成立“清华日经研究所”，共同培养高层次财经新闻人才。这种社会需要模式的特点是：(1)面向有一定从业经验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培养高层次的财经新闻人才，(2)校企联手，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3)因针对性强，在实践中切实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二)我国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顺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受众对财经新闻的需求，我国财经媒体正处于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对财经新闻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财经新闻教育无论从量和质上都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这种矛盾、割裂的现实急需对现有的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改革。
1 专业高要求与学科低起点的矛盾制约着人才培养
2009年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课题组对全国开设了财经新闻方向的22所本科院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专业高要求与学科低起点的矛盾是当前财经新闻教育中的根本矛盾。财经新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征，在报道内容、报道手法、受众需求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而财经类院校的新闻学专业是在学校多科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由过去承担公共基础课的中文教学师资团队创办，往往既无财经知识的积累、又无新闻传播的知识储备，与新闻业界也缺少有机联系，发展起点较低。另一方面，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固，教学之间未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以上种种，形成了财经新闻专业高要求与学科低起点的位差。
2 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过于泛化，缺乏层次感
当前我国高校在财经新闻人才培养上多采用学科培养模式，大多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名，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盲目克隆兄弟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忽视了新闻媒体对财经新闻人才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具体表现为：教学缺乏针对性，教材选择与综合性新闻院校趋同，难以体现财经新闻专业的课程特色；培养目标缺乏层次感，造成学生就业目标不够明确，无法适应社会需求，加重了新闻学毕业生供过于求的现状。
3 课程体系缺乏科学规划，造成财经和新闻“两张皮”
目前高校财经新闻专业主要设置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为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等课程，为学生打好经济学基础。这种通行的“财经专业课+新闻专业课”的课程设置模式大多不过是课程内容的简单相加而非有机融合，结果造成财经和新闻“两张皮”的割裂现状。
各院校的新闻类课程设置比较统一，中外新闻史、传播学、新闻学理论、以及新闻采访写作课的开设率最高(见表1)。课程总体上与一般新闻学专业高度一致，体现财经新闻专业特色的融合型课程开设得较少。目前之所以未开设此类课程的原因中，首要问题是缺乏师资，此外还受到专业教材、设备以及资金的限制(见表2)，这些现实困难需要学科整体建设加强。
4 缺乏既掌握经济学理论又熟谙新闻业务的融合型师资
2009年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课题组的调查发现，目前许多院校财经新闻专业的师资普遍存在知识结构单一、实务经验缺乏等问题，其中有86.4％的专业教师需要加强新闻工作实务经验，有63.6％的师资需要加强财经领域从业经验；另一方面，具有新闻实践经历的教师往往缺乏专业的、系统的经济学素养教育，有77.3％的教师有待弥补经济学知识(见表3)。可见，融合型师资的匮乏是制约财经新闻教育的瓶颈之一。
三、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反思
(一)浙江财经学院在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探索
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与文秘方向正式设立于2001年9月，依托省级重点学科――财政学，主要为各类新闻媒体培养熟练掌握财经专业知识的高级新闻人才，同时为政府管理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培养文秘、宣传等专业人才。该专业方向开办近十年来，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学生就业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突破，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到目前为止，约有3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新闻媒体，3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政府管理部门，3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各类企事业单位，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100％。
1 确定“以财经理论为基础，以实践教学为支撑”的培养模式
浙江财经学院确定了“以财经理论为基础，以实践教学为支撑”的培养模式，即把财经新闻和文秘专业方向设置在以省级重点学科――财政学为依托的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突出培养具有经济学基础和新闻文秘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此举可充分利用经济学科的优势资源，为学生打下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在专业设置中，重点学习财经理论，兼学新闻理论，培养学生财税知识结构的同时，不断提高其文字表达、计算机等应用能力。在教育理念上，注重社会实践，在多个媒体建立了教学科研基地。
2 实施“l+3”教学培养模式，以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目标
从2005年起，财经新闻与文秘专业方向开始实施“1+3”教学培养模式。具体做法是，学生在各二级学院学习一学期后，第二学期初通过考核，第三学期转入财政学专业学习。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更有助于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学生修读完财经新闻与文秘方向的全部课程后，将获得财政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同时又拥有财经新闻专业的学历背景。
3 实行综合导师制度，为复合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发挥师资力量
2001年该校财经新闻与文秘专业方向率先提议并实行综合导师制，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方向选择导师，导师像带研究生一样带本科生。该制度通过“思想上引导，学习上辅导，生活上指导，心理上疏导”，把专业课教师与学生之间松散、阶段性的关系转变成明确、稳定的关系。经过十年多的探索和实践，综合导师制工作已步入制度化轨道，其创新之举及其获得的实践成果获得了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被《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二)反思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
浙江财经学院在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探索，对于当下高校财经新闻教育的创新不无启示。但同时也应看到，该培养模式在践行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师资素质等方面还有诸多亟待改革之处。
1 课程体系中通识类和融合类课程相对不足，财经类课程缺乏针对性
财经新闻与文秘方向自2005年起实施“1+3”的教学培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进入财经新闻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院系和专业，专业背景杂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并没有完成。另外，由于现有课程体系中涉及的财经知识内容庞杂、过于专业，而且财经类课程教学采取合班上课的形式，这些都使得原本缺乏经济素养的外专业学生难以真正消化吸收经济学理论知识，导致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再者，由于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融合类课程开设得较少，一些基础的融合类课程如《财经新闻报道》、《财经新闻评论》等均无条件开设，所谓财经和新闻“两张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
2 实习阶段缺乏有效的指导，造成教学和实践相脱离的局面
目前该校财经新闻与文秘专业方向实行阶段实习和毕业实习制度，虽然能使学生对一般性的新闻实务操作有所了解，但由于实习和专业课程学习是分开的，实习过程并非由授课教师亲自指导，新闻媒体虽然接纳了学生却不能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指导。该专业方向曾提出了“师傅带徒弟”、“请进来走出去”等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但由于师资力量等原因，这种教学方法曾一度被忽略，结果又形成教学和实践相分离的状态。
3 融合型师资的匮乏一直困扰着财经新闻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由于学校内部的师资调整等因素，财经新闻和文秘专业方向的专职教师只有3名，总共要承担9门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担任融合型课程教学的教师面临着年龄老化等问题，师资正处于青黄不接时期。由于国内财经新闻教育远远滞后于蓬勃发展的实践，既具备经济学素养又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才尚十分稀缺。因此，现阶段宜有计划地引进具有新闻学或经济学教育背景的专职教师，制定相应的个性化培训方案，多方面创造条件提升师资的综合素质。
四、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浙江财经学院在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探索或许给当下高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但囿于办学条件等因素影响，该校依然固守传统的学科培养模式，未能实现新的转型。鉴于此，正视问题，提出对策，实为当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之根本。
(一)有必要实现从学科培养模式到社会需要模式的转型
当前国内高校财经新闻人才的学科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这与模式本身的内在缺陷有着紧密联系，比如学科培养模式的专业化细分特点必然造成课程的跨学科化不足，直接影响了“财经”和“新闻”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科内容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财经媒体实践；学生的自主性不足亦在相当程度上无法满足社会对财经新闻人才的高要求。可见，转变现有的学科培养模式是当前高校财经新闻教育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从培养目标、过程和要求来看，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的高校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有必要实现从学科培养模式到社会需要模式的转型。这种社会需要模式体现在财经新闻人才培养上必然包含以下两方面要求：(1)以职业为取向的财经新闻本科教育必须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培养方案；(2)高校必须依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办学历史、发展定位等条件，选择适合自身的财经新闻人才培养模式。
(二)构建“通识教育+经济学知识背景+新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
从财经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来看，合格的财经新闻人才至少应具备如下知识结构：深厚的人文社科素养即通识教育，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良好的新闻学功底。依此来考虑财经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宜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知识背景+新闻学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通识教育是打造“厚基础、宽口径”人才的第一步，为专业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美国高校对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就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威斯康星新闻学院规定本科生的四年期学习课程，必须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人文社科课程组成。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以人文社科基础课程为主，甚至占到了75％。而目前国内高校财经新闻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仅仅作为课程体系的补充，不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因此，建议增加人文社科课程的比例，开设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秘学、文化产业等与新闻工作相关度较高的课程，且通识教育课程应占总学分的50％。经济学学科基础是提高学生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是财经新闻教育的重点，因此应将经济学课程“前置”于新闻专业课程提供给学生修读，同时，在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上应有别于其他专业开设的同类课程。当前各高校财经新闻专业开设新闻类课程存在的问题是，课程内容几与一般新闻学专业雷同，没有体现财经新闻专业的特色，且“接近1／3的学校甚至未开设财经新闻概论类课程，其它具有专业方向特色课程开设更少，说明对专业方向的特色挖掘还不够，未形成具有个性的教学体系”。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财经和新闻“两张皮”的融合问题，必须开设一些融合类课程比如《财经新闻概论》、《财经新闻报道》等。
(三)借鉴“密苏里方法”，切实加强财经新闻实践教学
所谓“密苏里方法，是依据这样一个主张，即学生通过新闻实践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基石。我们相信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最好的为学生进入现实世界做准备的方式。”目前国内高校亦开始重视新闻实务训练，上海财经大学在财经新闻教育中注重实践教学的做法颇值得高校借鉴。该校经济新闻系建设有现代化水平的报纸编辑、电视实验室、摄影实验室、网络传播实验室，硬件条件优越；并且与解放日报、文汇新民等大型传媒集团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新闻媒体普遍反映该系学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工作适应力强，受到用人单位欢迎。同时，有必要借鉴北大、清华校企合作的经验，实行校企深度合作，探索合作形式的多样化之路。近年来《21世纪经济报道》已主动和北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新闻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由报社提供奖学金和部分有实践经验的师资，从学生中挑出合适人选进行财经新闻报道方面的专业培训，学生毕业后到报社实习，考核合格后报社留用。对于媒体和高校来说，此举可谓实现了“双赢”。
(四)多方面创造条件提高教师的“两栖”素质，培养融合型师资
基础新闻理论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量化；研究方法；新闻学；特征
于当下而言，不论是在制度层面抑或是在观念层面，多数情况下，新闻学是作为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被纳入现代科学系统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这意味着，新闻学之研究对象，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一样，被当作经验性事实，以社会科学之普遍方法进行分析和考察。量化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的、近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其必然要与特定之学科、领域、研究对象存在内在的逻辑接合性、适配性、一致性，才可被有效运用至新闻学研究。而在以往之研究中，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的接合性、适配性，仿若不言自明的事实，被广为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方法与对象、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割裂，方法仅仅为获取结论的工具、途径，方法之形式性、工具性被过度彰显，而方法之有效性、合理性则往往被遮蔽。
这种语境下，对新闻学中量化方法的适用，进行学理意义、哲学层面上的分析与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量化何以成为探索与解答新闻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既然存在着契合性，那么这种契合性之根基为何？量化之方法论体系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之间有无潜在的冲突与矛盾？若有潜在冲突与矛盾，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与疑惑，构成了本文撰写的基本动力。
一、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传统
通常而言，量化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分析工具、手段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晚或可追溯至17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将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算术》中写道：“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很常见；因为我不仅仅在语言方面使用一些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汇，以及进行理论性的论证，我采取的做法是……以数量、重量或度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①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随后，量化为更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主要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接受，经孔德、迪尔凯姆、默顿等学者的发展，成为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主张像自然科学那样对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建立清晰明白之系统知识的研究范式。
若是将量化视作一种不断生长的生命体，会发现其生长、拓展存在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概括来说，任何之量化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逻辑关系：研究所关注、涉及之对象、要素皆可被度量，并可被简化、抽象成数据；事物之间本身存在着相关性、因果性关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以反映。
首先，这种研究与分析方式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活动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对待，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背后存在着客观的、确定的真相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者之任务，就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一样，在于对表征社会要素之数据进行分析，而后揭示出这种客观真相和规律。迪尔凯姆之经典表述，生动体现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根基，“（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②，这意味着，视社会事实为客观之物而后观察、分析、验证背后之关联、规律，构成了量化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而在此种理念牵引之下，事实与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分，社会科学知识是关于事实的而非价值的，故而，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经验理论是稳定的、确切的，被不少人视为“社会科学知识的黄金标准”。③
其次，知识、理论源于经验，研究过程应当具有可重复性。量化研究所面对的材料，与思辨方法对概念及其逻辑进行推演、操作不同，其所处理的是数据化、数理化的经验性事实。“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④，这些数据资料构成了理论、知识的基础。换言之，理论、知识的生成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过程，知识的根本甚至唯一源泉在于经验，客观世界经验理论构成了知识生成的一般路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客观事物作用于不同单个主体间产生的感觉、经验存在着共同内容，这些共同内容可以抽象为概念，成为人类以语言交往的符号。而研究数据之合法性正是以这些可以被共同体验的资料为基础的，亦即“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其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⑤
基于此，量化研究之基本原则或可表述为：从纷繁复杂之现实中归纳出待验证的假设，而后以通过观察、实验等经验方式获取的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其经历了一个从“归纳—假设”到“假设—演绎”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实证式的量化研究，不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根源，抑或是研究之基本模式，均与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相一致。某种意义上，这种一致性为量化研究提供着合法性，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带来的对客观之自然世界理解的不断加深，暗示着只要沿用量化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人们亦可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获得稳定知识，取得理论建树，进而增进对社会的理解。
二、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契合性
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概言之，新闻学是关于新闻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学问。新闻领域是众多社会子领域中的一种，能用来研究普遍之社会活动、社会现象的量化方法，亦适用于新闻领域。显然，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存在着某种（些）内在契合性，这种（些）内在契合性，构成了当今新闻学领域内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首先表现在：研究要素、研究对象的可量化性。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活动，而新闻活动必然有着自身结构，也必然由不同要素所构成，这些要素是否具备可量化性是量化方法能否适用于新闻学研究的关键条件。学者黄旦曾在其《新闻传播学》中将新闻活动之构成区分成四种要素，“构成新闻传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因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收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就是在这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结构内进行的”。⑥黄旦的区分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依据其区分，新闻活动的四种基本要素：传播者、接收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皆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差异化的范畴与意义区间，而这些范畴所对应的现实之存在显然是存在着可量化性的。从本质上来看，量化意味着对事物进行程度上的、等级层面的区别，而量是事物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一定的社会现象总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和条件下以一定方式、规模、强度、速度、频率而从事的社会活动”。⑦在新闻活动之中，不论是传播者、接收者，抑或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均存在着量上的区别和差异，这些区别和差异，构成了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例如，新闻接收者，往往是复数式而非单数式的，新闻传播学专有名词“受众”中的“众”字，本身即有数量繁多之意。再如，新闻内容以新闻文本的方式得以呈现，一方面，新闻文本本身包含一个个可以被量化的、用以表意的语词，另一方面，一定量的新闻文本又构成文本系统，新闻研究者既可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又可进行词频分析，而这些皆源自新闻文本、新闻内容的可量化特征。又如，作为传播主体的记者，是一个个生动的、鲜活的、可以被计量的个体，个体又构成群体并具有可度量性，这种可度量性是对记者行业进行调查的基础，像张志安、曹艳辉所作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⑧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调查记者群体及其相关属性的可度量性实现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又表现在：新闻学研究之重要任务在于解释不同新闻要素间的关系，发现藏匿于纷繁复杂之新闻现象背后的规律，这种研究目的与量化研究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往往与目的一起被置于同一语境之中，换言之，二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方法因目的而存在，目的因方法而实现与达成。量化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发现表象背后的规律，“定量研究，尤其是解释性的定量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探讨事物的关系，通过对事物之间的相关分析达到对事物间内在关系的把握”。⑨而新闻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研究行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解释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新闻传播學科学研究的目的与自然科学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发现和验证目前人类尚不清楚了解的有关新闻和传播的社会现象”⑩，另一方面又会不断寻找和发现规律，“新闻规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新闻规律，正是新闻规律研究的直接学术目标，也是整个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新闻学研究之目的与一般量化研究之目的间所存在的契合性、一致性，使得量化方法被移植至新闻学研究，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因此，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得以适配、结合，量化自然而然成为新闻学研究之方法、工具、手段。例如，新闻学研究中，为了分析与比较不同媒体新闻报道之语言、结构、表达方式等文本特征，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媒体之新闻文本中进行抽样统计，而后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量化之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以数量关系的方式从某些侧面揭示出不同媒体新闻报道的文本特征，故而量化是研究者实现其研究目的的有效手段。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还表现在：二者于知识生产之深层机制上存在着一致性。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在于客观性。客观性一方面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主客二分，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分明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保证研究得以实现的基础。新闻学之目的在于研究新闻领域，生产新闻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而知识之生产，不论采用何种范式，运用何种手段与方法（包括思辨的、质性的），其前提均在于存在一个与研究主体相分别的研究对象，不论这一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天然的存在的，还是为人类社会所建构出来的。人总要站在一定的位置才能看清问题，研究主体只有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认识研究对象，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洞察。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距离是观察、分析、反思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新闻学知识的生产亦是如此，当今任何新闻知识的产生，皆离不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这种距离性。量化研究强调该距离的存在，且刻意维持这种距离，这与新闻知识生产的前提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这种契合与一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化研究生产出来的新闻知识的合法性，而且也是二者得以适配的隐含与潜在的前提性条件。
从历史与现实层面来看，量化研究在新闻学中的运用，还源自于人们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笃信以及对数学的迷思。古希腊以降，西方人便相信万物皆有序，秩序皆可被度量，几何与数学被视为对世界的“完美”表现形式。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学问之发展，“西方的物理科学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绩，乃得力于运用数学形式来表现物理现象，使得物理学通过‘数学化’有机会具备严谨的科学形式”。以此，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各学科领域皆藉由数学化而完成向科学的跨越，新闻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希望寻找到稳定的、确切的知识、理论、真理来解释其所观照的现实领域，亦希望通过科学化的方式来寻求自身的学科地位，这种种或文化层面、或功利层面的因素某种程度上亦是量化方法在新闻学领域内适用的原因所在。
三、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矛盾性
尽管量化研究已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但这并不代表这桩“婚姻”就真是琴瑟和谐，鸾凤和鸣。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摩擦与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摩擦、矛盾是激烈的、不易调和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矛盾性首先表现在：量化研究对可量化性的强调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尽管任何事物均具有量的属性，但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之稳定特性，社会现象、社会事物于量上具有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特性，“在社会科学中，测量对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不重复的、主观性的、抽象性的社会现象，因而难以量化或量化程度比较低”。新闻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现象的普遍特性，一方面，新闻活动的各种要素中，既有简单易测的要素，如受众数量、媒体多寡、语词频率等，另一方面，又有较难测量或测量精确性多会大打折扣的要素，例如媒体采编人员、受众的主观态度、心理活动，以及具体话语之意义等。从更深层面来看，新闻学研究对象之复杂性根源于新闻实践主体—人之复杂性。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情感的动物。每一个人均有多重存在方式，处于多维存在空间，自我呈现上具有掩饰倾向，行为上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由人和人的行为衍生而来的新闻活动亦相当复杂，而“研究对象越复杂，对其进行逻辑解析和意义阐释的难度就越高，对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务的挑战就越大，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就越难以达成统一”。换种视角来看亦可对此进行解释，以类来划分，新闻活动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与文化、意识形态高度牵连，用以表征新闻的词语、符号一方面可指涉现实，另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意义区间，“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言语与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意味着，任何新闻现象均具有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意味，新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复杂的意义阐释、文本深度解读等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研究问题，而在处理这些新闻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人文现象时，量化研究之解释与分析方式颇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显然爱莫能助。除了常常无法有效因应与处理新闻活动的复杂性，量化研究与新闻学研究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量化方法对统一、规律的尊崇与新闻学知识因时因地因条件而有所不同的基本情状之间的矛盾。量化研究遵循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客观的社会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可以通过经验数据获得，而后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新闻学研究所面临的，毕竟是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政治经济体制语境下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存在着各自之特殊性与深层次的差异性，反映于知识生产层面，意味着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新闻理论，这种现实，几近于从根本上与量化背后之哲学观念存在冲突。事实上，这并非新闻学研究领域内的独特现象，而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普遍状况，美国科学哲学学者内格尔在其著作《科学的结构》中深刻地指明了这种现实：“把任何现存的社會研究学科列为‘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已经多次受到挑战，共同的缘由在于，虽然这种研究已经贡献出关于社会问题的大量可靠信息，但这些贡献基本上是对处于一定历史情景中的人类群体的一些专门的社会事实的描述性研究，它们并未提供关于社会现象的严格普遍规律。”尽管内格尔的说法略显苛刻，但却也确如其所说，包括新闻学在内的研究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的学科于普适性上难及自然科学。概言之，量化方法与科学主义所蕴含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与现实之新闻知识呈现出的地域性、相对性特征之间呈现出较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间的基本矛盾。
四、结语及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