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贸市场基本情况汇报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农产品出口；区域结构；面板数据模型

作者简介：蒋志强（1979-），男，江苏连云港人，博士，淮阴工学院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农产品贸易研究；刘钟钦（1955-），男，辽宁大连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农产品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068-05收稿日期：2012-12-0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浮动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这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更加富有弹性，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自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分别由8.19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和10.19元人民币兑换1欧元上升到6.4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和8.89元人民币兑换1欧元，人民币总体上保持着升值的趋势，如图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到，山东等8省市农产品出口总额从2005年的198.5亿美元增加到593.2亿美元，六年间增长近3倍，农产品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73%左右。从各省市角度考察，农产品出口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福建省、江苏省以及山东省农产品出口额分别从2005年的19.61亿美元、10.41和68.9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8.87亿美元、28.12亿美元和153.7亿美元，6年间分别增长3.5倍、2.7倍以及2.2倍。在各省市农产品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同时，各省市所占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山东省作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大省，其所占份额从2005年至2011年基本维持在25%左右，江苏与福建两省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北京、辽宁、浙江、 广东以及上海等省市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均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的设定

根据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的出口主要取决于外国国民收入、国内外物价水平以及名义汇率。同时借鉴殷德生（2004）、毕玉江（2005）以及张家胜（2009）等学者已有的研究经验，得到本文的模型，也就是：

三、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一） 我国主要农产品省份农产品出口数据来源与处理

山东省等我国主要8个农产品出口省份农产品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同时，以2005年为基期，使用我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二） 外国国民收入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日本、美国、韩国等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名义国民收入与GDP平减指数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在线数据库。以2005年为基期，使用GDP平减指数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进行平减处理。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国民收入求和表示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需求。

（三）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测算

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以日本、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以及香港等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双边名义汇率指数为基础，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农产品出口贸易量为权数进行几何加权平均所得到的汇率指数。与以往研究者主要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者国际清算银行（BIS）所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不同的是，使用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量为权数所测算的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使用我国出口总量为加权权数更为精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量中比重很小，2010年我国农产品出口仅仅占到出口总量的3.59%。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区域结构的影响，使用以农产品出口贸易量为权数所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能够更为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计算步骤可以分为四步：首先将我国与主要的八个农产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名义汇率进行指数化处理；其次，使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CPI指数对双边名义汇率指数进行处理，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再次，以我国对该国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量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处理，最后得到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计算结果为：

四、实证分析

五、结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省市的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主要省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预期相符即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农产品出口的减少，这些省份具体包括：山东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人民币每升值1%，这些省份的农产品出口依次减少1.37%、2.26%、3.07%、0.68%和1.64%。虽然都是减少，但是减少的程度有所差别。福建省受到的影响最大，浙江省受到的影响最小。第二种情况，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农产品出口的减少的预期相反，人民币每上升1%，辽宁省和北京市的农产品出口分别增加0.2%和2.35%。第三种情况，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产品出口影响不明显，主要是上海市。经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上海市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总体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负面效应。

在政策层面上，各省市应该结合本地农业自身的特点，进一步提高当地农产品质量，打造知名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品牌，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扩大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努力避免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屈小博，胡求光.2006.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5）：108-113.

黄祖辉，王鑫鑫，宋海英.2009.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和变化趋势[J].农业技术经济（1）：11-20.

吴钧.2009.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以江苏省的实证检验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1）：47-49.

焦利娟.2009.人民币升值对黑龙江省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1）：27-28.

王溶花，朱国平.2011.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问题探讨[J].农业经济（5）：41-44.

殷德生.2004.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J].世界经济研究（11）：47-53.

毕玉江.2005.汇率、国民收入与商品进出口[J].财贸研究（4）：43-48.

农贸市场基本情况汇报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国际贸易经济 影响与策略

2005年，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改革，提升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所以，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经济影响的研究，并从各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的策略，以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消极影响。笔者基于多年的国际贸易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有效参考。

1. 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状况

国家政府在2005年开始调整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不断升值。那么，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1）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内部控制管理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并逐步向着现代化企业行业前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良好，与外资企业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2）我国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加工贸易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相关监测体系，以指导、监督、管理加工贸易经济的发展。我国部分地区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加工产品以及工艺技术贸易频繁，促进者加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使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3）随着我国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加深，相关部门积极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并注重品牌效应，鼓励高新科技产品出口，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增长。（4）我国货物贸易主要是以农产品为主，但是国际贸易中的农产品质量都不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积极对货物贸易市场做出调整，尽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与附加价值，以期促进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促进货物贸易经济效益的提高。

2.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一系列的市场经济调控手段，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外汇储备的提高。同时，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综合国力的增强、大量外来企业进入中国经济市场，使我国国际贸易摩擦加深。基于以上情况，我国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以期能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2.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积极影响

（1）缓解贸易摩擦。我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国际贸易的产品也多以价格取胜，其附加价值较小。长此以往，我国的货物的国际贸易经济效益必将受到影响。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家对出口产品的质量标准与附加价值标准提高，促使了我国货物商品价格的提高，降低进口国的需求，这对国际贸易摩擦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2）改善贸易结构。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促使着我国人民群众对商品质量与价格有更多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国实行人民币升值策略，将有利于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优化，逐渐淘汰性价比较差的产品，引导我国贸易增长方式向着集约型方向转变，加快我国产品的更换速度，规范我国国际贸易市场的发展；（3）第三产业发展。人民币升值之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消费需求也逐渐增加。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的机会，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国家资金流量改变，促使着我国第三产业不断发展。

2.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消极影响

（1）冲击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尤其是一些靠出口产品获得效益的中小企业，主要以价格取胜。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大大限制了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冲击最大，阻碍了农产品贸易出口的增长，也影响了农民增收；（2）制约招商引资。我国的经济市场正在高速发展阶段，国外资金流入中国市场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升值。但是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具有招商引资竞争，使持有大量资金的投资者停滞不前。另外，人民币升值将促使一些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外来企业成本增加，利润降低，制约国外企业在国内投资建厂；（3）降低出口竞争力。我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较强，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促使一些以价格取胜的产品贸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造成我国的出口额降低；

3. 应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经济消极影响的策略

（1）完善汇率机制。随着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经济消极影响的不断增强，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中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我国必须利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完善汇率机制，进而提高汇率弹性，使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经济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进而促进国家贸易经济效益的提高；（2）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国际贸易主要以农产品与加工产业为主，因此，在应对人民币对国际贸易经济的消极影响过程中，相关部门可以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指导方针，加大对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开发、促进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扩大加工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以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益；（3）提高抵抗风险能力。我国汇率机制的不完善，致使国内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国内企业必须加强内部控制与管理，树立风险意识，以创新的手段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相关部门必须提高重视，积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结合现阶段我国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情况，改革指导方针与发展策略，以创新的精神与手段，发扬人民币升值的优势，消除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进而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不断提高。相信，随着我国汇率机制的不断完善，必将促进国际贸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熊其康.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影响的研究---兼析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未来走势[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02）.

[2] 赵骏青，刘贤娴.浅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J]. 中国商贸，20，11，（17）.

[3] 刘大鹏.汇率相对变动在国际多边贸易中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1，（08）.

[4] 刘惊寒.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01）.

[5] 付信明，盛长琳.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竞争优势的影响分析[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03）.

农贸市场基本情况汇报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国际收支“双顺差”; 流动性过剩;对策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9-0011-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引人瞩目。然而,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流动性过剩就是其中之一。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必然带动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推动实体经济价格的上涨,不利于整个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探求中国经济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及其对策,是理论和政策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中国存在明显的流动性过剩,但关于流动性过剩的成因看法却不相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第一类观点是投资――消费失衡论。魏杰(2007)、[1]卢万青和魏作磊(2008)[2]等认为,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所导致的投资――消费失衡是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高储蓄率一方面使得消费需求疲软,另一方面引起产能过剩。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只能诉求外需,从而带来商品的大量输出,并在顺差和本币升值预期下引起外汇占款及与此有关的货币供应增加问题。第二类观点是国际收支“双顺差”论。李晓西和和晋予(2007)、[3]谢朝华和唐海风(2007)[4]等认为中国流动性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引发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了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第三类观点是全球过剩流动性输入论。左小蕾(2006)、[5]巴曙松(2007)[6]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主要源自于国际上的流动性过剩。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自2001年以来,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较低,加之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美元数量剧增,最终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而中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以及经常项目顺差,为这些流动性提供了出口。

国内外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从理论上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涉及到二元经济结构对流动性过剩影响的文献寥寥无几。吕剑(2007)[7]研究了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造成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概念,他们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是促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在此基础上,乔根森、托达罗、库兹涅兹和钱纳里等发展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实证检验。

三、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认为,造成中国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深层次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持续增长的巨额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引发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最终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了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也就理清了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而也就能“对症下药”地对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

1.从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在二元经济社会中,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着较高的收入。因此,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差距。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地表现为城乡收入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见表1)。表1显示了中国2000年～2007年农村、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及差额。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3133.8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7,994.7元,差距越拉越大(见图1)。图1更直观地展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

城乡收入差距对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较大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大。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远高于0.4的国际警界线。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人集中,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少数高收入人消费需求有限,大部分收入会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产出;而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低下,尽管这些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却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因此,二元经济结构中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国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投资需求的扩张,其结果必然是投资――消费的失衡。由表2可知,2000年～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呈逐年上升,由2000年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与之相反,消费率则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62.3%降到2007年的48.8%,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见表2)。

从横向比较来看,“据统计,在2005年,美国消费率(消费/GDP)为90%,日本消费率(消费/GDP)为75%,韩国消费率(消费/GDP)为67%,亚洲平均消费率(消费/GDP)为70%。(田素华等,2008)”[8]显然,中国的消费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宏观经济理论可知,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总投资完全来自于国民储蓄,即有I=S的恒等式。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上述恒等式就变化为S-I=X-M,即储蓄―投资缺口等于贸易差额。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资金缺少分流渠道的情况下,超低的消费率必然对应着超高的储蓄率,超高储蓄率就成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高投资所形成的产品和产能在国内市场无法实现,就只能诉诸出口,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顺差。

2.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来看。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应该通过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体的说,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此后,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Lewis-Rains-Fei)模型: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要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还存在着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换。根据上述刘易斯-拉尼斯-费(Lewis-Rains-Fei)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重要途径是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整体体制难以尽快转换的情况下,由于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困境,乡镇企业已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国采取了加强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迅速建立,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见图2)。图2显示了1995年～2006年中国外资企业雇用工人人数情况。从1985年的6万多人上升到2006年的1400多万人,年平均增长率约33.7%。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建立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结果:一是使加工贸易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并造成经常项目顺差。设计和销售“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只能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来获得加工过程的加工费,这种贸易方式结果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产生贸易顺差(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在2001年～2007年中,加工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比率最高的是2001年的307.1%,最低的是2007年的67.0%,平均为146.9%。加工贸易的顺差是导致中国经常项目巨额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正是主要利用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吸引了全球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才建立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自然也承接了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欧美国家的大量顺差。二是加剧国内结构失衡,加大经常项目顺差。限于中国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完全被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基本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未端,产品附加值低,而工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企业在剧烈的竞争中为求生存只有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二元经济结构下产生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严重抑制了劳动工资的上涨,是低廉的生产成本,与企业所希望的低工资刚好“不谋而合”。从2001年到2005年,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只从5,502元增加到 6,577元,5年仅增长19.5%,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3%(白暴力,2007)。[9]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悖论现象――过剩劳动力与“民工荒”就是农民工工资过低的一个反映。在中国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出现“民工荒”的。惟一能解释这个悖论现象的就是农民工因工资水平太低、与城镇平均收入水平差距太大而采取的一种消极行为。农民工工资低且增长缓慢,一方面使消费疲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理性的厂商会就会通过密集使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替代相对昂贵的资本资源,在利润驱使下最终只会形成一种结果:诱致性的盲目扩大化生产。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业已存在的内部结构失衡投资――消费失衡。在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内需不足,国内产能过剩,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拥有相对低廉的价格优势,过剩的产能也只有诉诸出口,经常项目顺差也就必然了。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资本项目顺差的

自2001年以来,由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较低,加之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美元数量剧增,最终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对于全球过剩流动性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我们必须坚持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能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1.从廉价劳动力价格来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它规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但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所以,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仔细思考,根据资本逐利的本性可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应是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首要内因。道理很简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在产品成本构造中占了绝对比重。而国际流动性过剩只不过是提供了外部条件,是外因。显然,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则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应是源自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低廉劳动力价格。表4显示了2001年～2007年中国FDI情况。FDI从2001年的442.4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384.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3.9%,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在中国“奖入限出”资本管理制度下,FDI的大量流入,资本项目顺差是必然的(见表4)。

2.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来看。由上文分析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由于中央银行所允许的人民币值幅度低于市场预期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来自各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增大,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诱使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追逐人民币升值下的高回报率和股市、房市等资产的高利润率。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资本项目顺差。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利用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减去FDI和贸易顺差来计算国际投机资本,则2003年有359.8亿美元,2004年有1,135亿美元,2005年有190.7亿美元。

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都要由中央银行被动用人民币收回,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尽管央行采取了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进行对冲操作,但是无法收回全部的流动性,最终形成了流动性过剩(见表5)。表5显示了2001年～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情况。外汇储备增加额逐年迅速上升,从2001年的 465.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 4,619.1亿美元,年平均值为1,946.7亿美元。相应地,外汇储备余额也呈迅速上升趋势,从 2001年的2,121.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282.5亿美元。

表6显示了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占外汇储备差额的比率。最高的达到112.02%,最低的也有91.20%,平均率达到97.56%(见表6)。

分析至此,本文已经阐明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并最终产生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前因后果(见图3)。图3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简易图。对照图3可知,文献综述的三类观点:全球过剩流动性输入论、国际收支“双顺差”论和投资――消费失衡论只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流动性过程中的各个中间环节,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四、治理流动性过剩的对策

持续的流动性过剩会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资产价格虚高,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减弱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以及威胁国家的经济完全等不利后果,因此,缓解流动性过剩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治本之策应从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入手。如何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最根本的是应做到统筹城乡发展。要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劳动者(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人水平,刺激农村消费市场,提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型转向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型。这不但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而且是保证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为此,必须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1.深化城乡投资建设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投资建设体系。要加大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再分配功能,统筹城乡基础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公益事业纳入公共财政范围,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开发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市场。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要加大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割断户籍与劳动就业、居住权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相联系。消除同一城市、同一岗位出现“两种身份、两种待遇”的不正常现象,做到同工同酬,维护进城农民工合理的经济利益。

3.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统筹城乡土地市场。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市场,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从法律上要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持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和持有权的主体是两组平等的民事权利主体,使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出租、转让、抵押等,并享有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益,逐步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保证失地农民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统筹城乡金融市场。一是完善农村市场经营条件,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方式,配以市场准入政策、其他货币政策等,引导城市过剩的资金流向农村市场;二是加快改革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建立邮储银行服务农村社区的经营体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农村资金能留得住、城市剩余的资金能下得来,形成资金在农村地区的良性循环。三是优化农村自身金融体制,提高资本运转效率。

5.统筹城乡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全民基本保障平等化。要加大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要建立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避免农民因病返贫。三是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鉴于通过改善二元经济结构来缓解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也应当采取一些治标之策。①必须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近两年来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发行大量央行票据之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因此今后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②加快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创造前提条件。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进一步发挥汇率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作用,加大短期国际资本投机者的交易成本和套利风险。④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合理引导资金流出。要从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放宽用汇限制、提供信贷支持、规范完善QDII(境内合格投资者)制度等方面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引导资本外流。⑤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强制性结售汇为自愿结售汇,鼓励企业和居民购买、持有外汇,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削弱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的直接联系。⑥强化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严格控制热钱流入。严格审批短期国际资本的正式流入,阻止短期国际资本的非正式流入,特别要注意对以虚报出口、假冒FDI的短期资本流入严格清查,加大对非法入境的短期国际资本的惩罚力度。

[参考文献]

[1]魏 杰.我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困境与选择[J].经济管理,2007,(9):70-75.

[2]卢万青,魏作磊.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J].经济学家,2008,(2):67-74.

[3]李晓西,和晋予.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J].财贸经济,2007,(6):3-10.

[4]谢朝华,唐海风.经济增长、结构失衡与流动性过剩―――论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2):23-29.

[5]左小蕾.警惕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J].经济界,2006, (4):24-26.

[6]巴曙松.流动性过剩的控制与机遇[J].资本市场,2007,(z1):72-75.

[7]吕 剑.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及其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7,(9):90-101.

[8]田素华,徐明东,徐晔.人口红利、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供给――对2008～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J].金融研究,2008,(9):56-76.

[9]白暴力.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分析――现实、宏观效应与原因 [J].经济经纬,2007,(4):75-78.

Excess Liquid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Deng Yong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农贸市场基本情况汇报范文第4篇

浙江是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大省，农产品出口在浙江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加入WTO后，浙江农产品进出口业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人民币的持续大幅升值对浙江的农产品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提出若干促进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农产品出口；浙江

浙江省是农产品出口重要省份，2011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WTO谈判口径+水产品，下同）45.45亿美元，位列全国第四位。农产品出口贸易在我省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加入WTO以来，浙江农产品产业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了快速发展，农产品行业已成为拉动浙江外贸出口的重要力量，农产品贸易顺差也是浙江外贸顺差的重要来源之一。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就走入持续升值的通道。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J曲线效应等传统经济理论，当一国货币汇率发生变动后，势必会影响到其进出口商品的外币标价，从而影响一国的外贸进出口。那么，人民币升值后对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有影响，那么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呢？为此，我们利用人民币升值以来浙江农产品出口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浙江省农产品行业出口现状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浙江省农产品业正在朝建设高效现代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的目标努力奋斗。

（一）浙江农产品出口总量分析

自从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省农业发展受进口农产品冲击小于预期，农产品贸易总额比入世前增长了3倍多，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农产品行业出口额一直保持高位增长的态势。2010年浙江农产品出口金额36.67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51%，在各省（市）中排名位居第四。2009年浙江省还出台了《浙江省农产品产业振兴行动计划》，其中就包括了加强产业资金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网上市场等。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农产品进出口产业的工业增加值达到50亿元。

（二）农产品出口种类

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包括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两大类，在2007年以前，浙江省农产品出口是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的，近几年，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逐步超过了初级农产品的出口。2010年，浙江省初级农产品的出口额为455405万美元，农产品加工品出口额为40787万美元，分别占总出口的54.14%和45.86%，到了2011年，初级农产品出口和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44.74%和55.26%，农产品加工品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初级农产品所占比例。

（三）农产品出口市场分析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浙江省的农产品也遍布了全球五大洲，在外贸发展中，我省农产品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2008年，浙江省出口到亚洲的农产品达1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52.03%，欧洲和北美洲次之；但出口到大洋洲、拉美和非洲的农产品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各自占的份额都不足5%。在农产品进口贸易中，我省主要从北美、拉丁美洲以及亚洲进口，随着我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产品进口需求的逐年扩大以及居民对农产品多元化的需求，对来自大洋洲、欧洲的农产品的进口也是呈现逐年递增的。

但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食品安全、汇率等国内外环境的严重影响，浙江农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冲击，出口企业面临严重困境，出口农业发展形势严峻。2009年浙江对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出现了下降，但2009年下半年开始降幅收窄，近两年一直稳步增长。总的来看近年来浙江农产品对前三大市场的出口额以止跌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见图2）。

二、人民币升值及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情况

本文所研究的人民币升值主要是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美元汇率上调2.1%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随着汇率新体制的实施，人民币进入了升值轨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05年6月份的8.276升至2010年1月14日的6.827，2005年升值2.56%，2006年升值3.35%，2007年升值6.9%，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超过18%。而2010年6月19日，中国再次宣布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

图3 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中间价 图2 浙江农产品出口主要市场分析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 数据来源：浙江省农产品进出口企业协会

（二）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实证分析

浙江历来是浙江外贸的出口大市，农产品产业的发展方式属于外向型增长，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较大。浙江农产品种类繁多，鉴于数据资源的有限性，笔者采用浙江农产品出口额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模型中变量Y表示浙江农产品及衣着附件出口额，变量X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于需要对模型做出合理预测，本文力求采用最新数据，取2005年12月至2011年12月共计72个月的浙江农产品出口月度统计数据与同期人民币汇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自2005年12月至2011年12月，人民币汇率呈大幅度升值态势。然后运用eviews5.0对浙江省农产品出口额与人民币汇率（图3）变动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Inesport=10.3179 - 2.7345 × Inrate + 0.3477 × Inexport（-1）

（5.61） （-3.97） （3.47）

R2=0.37 DW=2.001

等式下方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t值，DW=2.001表示不存在自相关性

结果显示，包括常数项的每个估计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0%的t检验，同时F检验也非常显著。DW值在2的左右，表明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现象。Inesport的回归系数表明人民币汇率对浙江省农产品出口是负向影响关系，及当人民币汇率变动1%，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将会下降2.669%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的汇率单位弹性为-2.669%，绝对值大于单位弹性。表达式中Inexport（-1）的系数为0.332，说明上一期的出口额增加1%，当期的农产品出口额就会增加0.332%。由于我国农产品贸易整体上出现的顺差情况，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使得出口商对人民币升值有长期升值预期，预期的人民币升值情况产生，农产品出口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显著表现出来。

利用计量统计分析软件Eviews5.0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浙江省农产品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人民币升值与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变动呈负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减少，但是在短期内不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结果中R2为0.37，方程拟合度相对低，汇率变动解释农产品出口贸易相对较低，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使得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减少的效应不会短期内表现出来。但从这几年的实际影响来看，人民币对浙江农产品出口更多的现现为不利影响。首先，人民币汇率升值使浙江农产品产业的利润下降。根据2008至2011各个年度的《全省农副产品出口情况分析》所述，2008～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大，使浙江农产品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农产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缩小，农产品企业的发展遇到了阻碍。其次，人民币汇率升值使浙江农产品出口下降。农产品是浙江外贸出口的一个重要产品，它在浙江的对外出口中名列前茅。2009年，浙江农产品出口额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和浙江农产品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之间缺少明显相关性，但更多地体现在年度总体负面影响层面上。2008年初月至2009年底，浙江农产品没有很大的突破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后退。

三、浙江农产品出口应对人民币升值对的对策

（一）灵活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预收货款、出口押汇、远期结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外汇理财、转贷外币等避险类支付、结算和衍生金融工具应运而生，浙江的农产品企业应综合运用融资结算工具，可以利用金融远期市场来规避风险，以出口农产品企业为例，签订外贸合同成交后，预期美元兑换人民币有下降的趋势，在远期市场上卖出美元来对冲由于美元贬值可能产生的风险。贸易合同签订同实际交割的间隙期间，预测可能产生的外汇风险，同银行签订远期外汇合约来规避。

（二）增强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产品出口转型。有研究显示，位于下游的初级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大的产品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位于上游的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深加工受人民币升值影响不大。由此可以看出，增强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加快产品出口转型，对浙江农产品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使浙江农产品出口更有效地抵御外来风险。

（三）农产品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不同农产品产品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情况不一致，这与产品自身性质、用途及需求弹性有关。所以，农产品出口企业要适应季节的需求适当调整产品种类，了解国外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发展有特色的浙江农产品产业。

（四）调整浙江农产品出口方向。对于浙江来说，欧盟是浙江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日本、香港和东盟，人民币升值势必会减少浙江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缩小农产品的利润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亚洲其他地区所占比例也较大，也应看到非洲和大洋洲等新的增长点，近几年浙江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增速惊人，因此由于开拓了多元化的出口渠道，分散了出口风险。

作者简介：

孙一敏，男（1986—）讲师，籍贯：浙江杭州，工作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系，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1] 陈龙江.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农产品出口：以对日出口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7

[2] 杨晓东/胡勇.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状祝实证分析[J]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总第127期

农贸市场基本情况汇报范文第5篇

一、对调查企业的样本企业数据的整理报告

（一）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问卷调查反馈情况

1.企业基本情况调查

本次调研向农产品企业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回收41份。样本企业出口额8.21亿美元，占当年全省农产品出口的27.1%；涉及企业员工总数13 262人，其基本情况的调查统计如下：

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3家，民营企业15家，外资和合资企业23家，分别占样本企业的7.3%、36.6%和56.1%。

流通型企业2家，生产型企业39家，分别占95.1%和4.9%。

自营出口类型28家，加工贸易型12家，型1家，分别占68.3%、29.3%和2.4%。

涉及的主要产品为杂粮类4家，水海产品16家，水果蔬菜类4家，干坚果类5家，其它类12家，均为加工类企业。

企业出口规模划分：年出口额2 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14家，年出口额1 000万美元以上，2 0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15家，年出口1 000万美元以下的12家，占比分别为34.1%、36.6%和29.3%。

2.出口综合情况调查

因汇率变动影响企业销售净利润总计7.2亿元，影响现金流量1.99亿元，影响当年出口26.51亿元（折美元3.46亿美元，按2007年平均汇率7.656计算）。

受人民币升值影响，41户企业中，7户在2007年已亏损，占样本企业的17%；如果人民币再升值，预计2008年1～6月的利润“一栏中，有13户企业预计会亏损”，占样本企业的31.7%。

3.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与行为调查

在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方面，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开拓销售渠道影响”弊大于利的29家，占71%；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调整贸易结构影响”利大于弊的26家，占63.4%；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企业产品升级换代影响”利大于弊的只有8家，仅占19.5%；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传统产品企业的影响”弊大于利的31家，占76%；选择“人民币升值对基础薄弱的农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影响”弊大于利的多达35家，占85.4%。

企业行为调查方面，对“企业是否会趁人民币升值扩大海外投资的”，选择会的只有4家，不会29家，没考虑的8家；对“哪种汇率调整企业更能接受”，64%的企业选择“一次性调整相对稳定”；对“人民币继续升值，企业是否考虑放弃对外贸易业务”，选择不放弃的16户，占到24.4%，选择放弃的23户，占56%。

（二）机电产品出口样本企业调查问卷的情况反映

1.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对机电产品出口调查的样本企业共计66户。其中：企业性质方面，民营企业30户，外资及外资合作企业27户，国有企业9户，分别占被调查企业的45.4%、41%和13.6%；出口形式方面，自营出口36户，加工贸易出口12户，分别占样本企业的54.5%和18.26%；出口产品种类方面，成套装备出口的28户，单机出口的22户，零部件出口的10户；企业类型方面，63家为生产型企业、样本企业2007年出口额51.19亿美元，出口额占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值的57.23%。其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分别占样本企业出口额的5.1%、87.2%和7.7%。

2.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的综合影响（见下表1、表2、表3）

3.其他因素对出口的影响

在汇率、产品价格、反倾销及其他因素中，31户企业选择汇率因素，23户企业选择产品价格，1户企业选择反倾销，2户企业选择其他项。选择汇率因素和产品价格因素的分别占到47%和35%。其中，选择汇率因素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近50%。

在“2007年包括汇率在内的各项因素对出口销售成本的变化影响程度”一栏中，27户企业选择了汇率因素，4户企业选择了退税率调整，26户企业选择了原材料价格变动，5户企业选择了人工成本调整。其中在选择汇率因素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15户，占比达到56%。

在选择“原材料价格变动”因素的企业中，外资合资企业占比达到62%（16户），其次为民营企业（5户）占比达到19%，国有企业排位再次。

4. 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与行为调查

在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方面，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开拓国外销售渠道”弊大于利的企业38户，占58%；选择“人民币升值对外资进出口企业在华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的影响”弊大于利的企业20户，利大于弊的11户，其它为“没影响”或未予填列；选择“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企业调整贸易结构的影响”利大于弊的11户，弊大于利的18户，无影响的13户；“选择人民币升值对反倾销等贸易摩擦的影响”利大于弊的企业26户，弊大于利的4户，无影响的12户，其余未填列；选择“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企业产品升级换代的影响”中的利大于弊的25户，弊大于利的16户，无影响的13户；选择“人民币升值对传统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影响”中的利大于弊的10户，选择弊大于利的31户，选择无影响的10户。民营企业选择弊大于利的企业占填列企业的61%。

企业行为调查方面，选择“会趁人民币升值扩大海外投资”的8户，不会的14户，没考虑的34户。没考虑占填列企业总数的61%；选择“缓慢渐进，小步慢跑升值”的企业49户，占比78%。选择“一次性调整，相对稳定”的14户；选择人民币兑美元继续升值，企业会放弃外贸业务的16户，占被调查样本企业的24%，其中民营企业12户，占被调查的民营样本企业数的40%。外资合资企业4户，占被调查的外资合资样本企业的14%。选择不会放弃外贸业务的46户，占被调查样本企业的70%。其中9户国有样本企业有8户企业选择不放弃。民营企业60%选择了不放弃；在16户选择“放弃”的企业，选择汇率升至6.9：1时放弃的3户，选择6.5：1时放弃的10户，其中6户为民营企业，4户为外资企业，选择6.0：1时放弃的2户。民营和外资企业各1户。

（三）对钢材出口企业调研情况的综述

1.2008年上半年，钢材出口价格一涨再涨，钢铁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的反映相对平淡。近几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开始贬值，到2007年，美元进入了快速贬值期。美元的贬值刺激各国对钢材等主要商品的进口。2008年6月，随着国内CPI上涨和国际铁矿砂的进口价格再涨，钢材主要品种的出口价格再创新高，且出口的盈利水平明显高于国内销售的盈利水平。热轧卷板、冷轧板的出口价格均超过1000美元/吨，价格增长同比超过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出口积极性高涨，对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状况不再更多地关注。

2.人民币汇率升值使依赖原料进口的钢铁企业成为汇兑的受益者。随着国内铁矿资源的减少，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对铁矿原料进口的依赖性加大。辽宁省进口的铁矿砂逐年增加，到2007年已超过1 500万吨。由此，本钢集团和鞍钢集团等钢铁企业成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受益者。

3.企业反映，当前在出口中，他们最关心的是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包括对部分出口产品是否可能再加征出口关税，是否会进行数量限制。同时，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国际钢材价格的走势，特别是出口价格高位运行带来的经营风险。贸易摩擦的增多，也是钢铁企业关注点。

综上所述，钢铁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之所以反映比较平淡，主要是因为当前国际市场钢材价格高位运行，出口利润率明显高于国内市场，企业出口效益突出所致。

二、我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

（一）出口增速逐渐受到抑制，进口增速趋向逐年提高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基于以下4方面的表现：

一是出口的增幅变化。2005年至2008年前7个月，辽宁省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了20.8%、20%、24.72%和18.5%。虽然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了13.39%的情况下，辽宁的出口增幅不降反升，表面上看，背离了汇率水平变动与贸易发展之间变量关系的常理。但如果深入分析，出口受到抑制这一现实仍然存在。2007年，辽宁出口实际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机电产品和钢材出口的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34.3%，钢材出口同比增长31.5%，两项对辽宁出口增幅的拉动就达到了12个百分点。相比下之，辽宁省的原材料和资源类产品负增长在持续加大；纺织品服装类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增幅继续回落，分别比2006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和7.9个百分点。虽然机电产品出口实现了高增长，但其当年的增幅较2006年增幅还是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因此，仅是机电产品和钢材产品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高增长所拉动的地区贸易增长，并不能说明出口受到抑制这一现实状况的不存在。2008年辽宁省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今年前8个月，辽宁出口虽然同比增长了18.5%，但纺织品出口的增速继续在下滑，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幅仅达到22%，同比减少了13.2个百分点。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仅实现了11%，增幅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可见汇率升值强度的增加对我省出口的抑制能量仍在持续增大。

二是从样本企业反馈的数据分析。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到2007年影响辽宁省农产品样本企业的出口3.46亿美元，影响机电类样本企业的出口16.11亿美元。预计2008年1～6月影响辽宁省农产品样本企业的出口6.34亿美元，影响机电类样本企业的出口28.6亿美元。这些数据从侧面证明了辽宁省今年出口增长之所以困难重重与人民币汇率升值有直接关系这样一个现实。

三是随着3年来人民币汇率的逐步升值，对出口的抑制效能还在不断加大。近10年，中国的出口像一辆高速飞奔的火车，在外向型经济和汇率高估作用的推动下，以从未有过的高速度行驶。这种高速行驶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并不会在汇率制度改革一出台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初期就会嘎然刹住。汇率的传导机制也决定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将经历一个过程。样本企业的数据证实了这样一个原理。机电产品类企业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其对出口的影响也在逐年加深。每年减少出口依次为6.44亿美元、7.02亿美元、16.1亿美元。预计2008年1～6月将达到28.6亿美元。而那些中小型农产品出口企业，不仅仅要面临着汇率持续升值对经营的冲击，还有更多的困难迎面而来。

四是进口增速在逐年提高，但进口产品的结构并没有明显变化。2005年至2008年7月，辽宁省的进口增速分别达到13.2%、14.2%、20.32%和34.1%。进口增速逐年提高。2008年前8个月的进口增幅不仅大幅提高，且超过出口增幅15.6个百分点。可见人民币汇率对贸易的传导机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能。然而，这种进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动力，并非主要来自政策制定者设想的重大装备和技术进口的扩大上，进口产品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二）美元大幅度贬值，使出口统计掩盖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冲击强度的真实性

根据大连海关提供的情况，我国目前海关出口统计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出口企业报关单的外币币种与当日美元与其币种的汇率，直接折算成美元加以统计。2007年美元对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别贬值了17.7%、12.3%、6.1%，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升值或贬值都将对出口统计发生影响。在我国，虽然贸易结算货币中，美元依然占较大的比重。但是欧元、日元、英镑等可兑换货币在出口结算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特别是近几年，在人民币兑换美元大幅度升值和美元不断贬值过程中，出口企业为规避汇率风险、在出口成交中积极寻求以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为结汇货币。一些企业还常常在出口成交中通过用美元与欧元等其他外汇“混合组价”方式来减少汇率风险。我们通过对一些外贸公司以及一些出口国际市场需求较旺产品的企业的调查发现，欧元、日元等外汇的结汇量有明显上升。因此，在我国海关的出口统计中，这些对美元升值的外汇折算成美元时，由于美元对这些货币的贬值，会增加我国以美元为统一计量单位的海关出口统计额，形成出口统计中的“虚高”现象。

另外，近两年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会形成我国海关出口统计的“虚高”现象。随着美元的贬值，其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支付能力随之下降。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由于这一因素的变化而提高，也就是说在一定的产品交易价格中，购买者必须以支付更多的美元来补偿美元贬值对出口产品的“价值”损失，这也会使我国海关出口统计表现出“虚高”。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海关出口统计的虚高，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不能作出定量的分析，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掩盖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出口产生的冲击强度的真实性的实质是存在的。

（三）不同产业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承受力的差异性

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承受力的差异性是由复杂且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般而言，企业承受力的强弱除了受行业特点、国际市场供需关系、进出口占经营的比例、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等因素影响外，根本的还是市场占有率和产品价格（成本）的相对优势这两个要素。出口价格是产品成本的价值转移，而在价格的相对优势中，企业的技术含量是形成相对利润的最主要的竞争力来源。这种竞争力又恰恰是企业应对汇率升值的最主要支撑点。通过对样本企业的调查，可以发现，在外部环境相同条件下，企业产品成本中包含的技术价值转移程度越高，对汇率升值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在辽宁，农产品出口对汇率升值的承受力为最弱。辽宁省农产品的出口结构是以原材料加简单整理和粗加工为主要特征。在价格的组价中，主要是原辅材料价格加上人工成本，技术价值低。因此，薄利和高度依赖市场价格走势是其产业当前最重要的出口竞争力所在，因而对汇率升值的承受力也最弱。2007年，全省以加工贸易方式开展的大量鳕鱼加工，因汇率问题使成本无法接受而全部退出市场。辽宁省水海产品出口的重点地区丹东市水海产品出口企业也因承受不了人民币汇率的一升再升而出现全地区性的负增长。

与之相反，我省的机电产品出口企业虽然也在承受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较大压力，一些企业的出口也有萎缩，但总体上仍维持着较好的经营规模。有的企业甚至还实现了高增长。这种承受力的差异性，可以通过样本企业反馈情况的对比反映出来：一是机电类样本企业在选择各种因素对出口销售成本的影响时，只有27户企业选择了“汇率因素”，仅占样本企业的40%。而农产品样本企业选择此项的占31家，占比达到了76%，与机电产品类样本企业的选择比重多出了36%。二是机电产品类企业在选择人民币继续升值，将会放弃外贸业务的只占样本企业数的26.2%；而农产品类的样本企业选择此项的企业比重占样本企业的71%，差异性更加明显。三是同属机电类产品出口企业，由于技术价值含量的高低，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也有差异。如电讯设备零件、电动机虽属机电产品类，但由于大多为传统的出口产品，其新技术开发的价值含量较低，在人民币升值的冲击和人工成本上升的双重夹击下，出口出现下滑。相反，沈阳机床厂的组合数控机床，由于拥有德国的专利技术，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状况下，出口仍然连续3年持续增长。预计2008年的出口增长将超过60%；大连造船厂由于拥有制造海上活动式钻井平台新技术，2007年的出口增长超过了80%。由此可见，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各行业、各类别乃至行业内部之间的企业承受能力的差异性更加凸现。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下去，这种差异性将继续分化。

钢铁行业同样存在着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承受力的差异问题。但是，此次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钢铁行业承受力的考量处于特殊状况下。在国际钢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逐年上涨和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几乎被抵消。加上人民币升值对其进口带来的汇兑收益，其产业对汇率升值承受力的考量也就难以把握。应当说，这只是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暂时现象。如果对钢铁行业出口进行深入分析，钢铁企业乃至行业内企业之间对汇率升值的承受力的差异性依然存在。2007年，我省以建筑钢材为主导出口产品的北台钢铁集团，就是在汇率升值以及关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出口出现了负增长。这与出口热轧卷板、冷轧板、船板、彩涂板以及重轨等深加工产品的鞍钢集团、本钢集团依然保持出口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多数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已到临界点

从辽宁省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状态分析，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出口企业以中、小型民营企业占主体地位；二是出口企业处于资本积累偏弱，企业净资本积累偏少，设备加工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状态；三是大多数出口产品尚处于简单加工、挑选整理或粗加工的工艺水平，仍属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四是对农业产业和劳动力就业涉及面广，与农民增收和地区就业关联度较大；五是与其他行业相比，整个产业的开放度仍有较大差距，其产业竞争力甚至比纺织服装行业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还要弱；六是整个产业正处于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兴旺时期，投资者、经营者和广大农民对通过扩大出口，积累资本，增加财富的期望值较高，寻求发展的愿望迫切。由于多数农产品出口企业具有以上几个主要特征，汇率变动水平与产品国际竞争力两个变量紧密关联的常理就决定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受汇率升值的影响就会更加直接，更加紧密。

（1）样本企业反馈情况

首先看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的影响。自2005年7月至2007年，因汇率升值使样本企业减少销售净利润7.24亿元，按户均计算，平均每户累计减少净利润1 750万元。经统计，全部样本企业区间全部出口在16亿美元左右，样本企业每美元出口则平均减少净利润0.46元，按2007年人民币汇率计算，每美元出口减少的利润相当于利润额的6.01%。这种描述，至少可以说农产品样本出口企业在其他条件均不变的条件下，出口农产品的每美元必须有超过6.01%的平均利润率，否则将可能产生亏损。如果考虑到企业利润总额与净利润之间的应交税金，出口每美元的平均利润率必须更高。应当说，对于大多数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发展状况看，要达到这样的平均利润水平是并不容易的。我们在与企业交流时，企业普遍认为，5%的利润率已是很理想的订单了。

其次，在调查问卷中，有19户企业预计如果人民币再升值，将在2008年产生出口亏损，占到样本企业的46%。这样的比例明显偏高，说明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汇率升值中被吃净。

再次，在问卷中有56%企业选择了“人民币继续升值，将考虑放弃对外贸易业务”这种无奈的消极态度，其中81%的企业把人民币汇率选定在6.5：1的水平上。

最后，由于利润的下降，引起了企业现金流的下降，虽然不到2亿元，并不算多，但对于这种发展水平的企业，户均减少500万元的现金流，必然衍生出融资困难这一实际问题。而现金流和信贷支持又恰恰是农产品出口企业经营中最大的瓶颈。收购资金不足，现金流不足，足以把企业拖垮。

（2）通过企业了解到的现实情况

如前所述，2008年，辽宁省的农产品出口正陷入10年来不曾遇到过的困境。不仅表现在前8个月出口增长乏力，除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因素外，资金不足、出口检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水、电、运费涨价过快等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出口企业悲观情绪，盲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情绪正在蔓延。甚至是那些近几年来在地方财政支持下，一直加速成长的企业也因汇率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出口出现下滑。企业反映，汇率升到这个水平，有单的作不了，差不多够得上的，因不知汇率还会升到什么水平而又不敢接。虽然企业也想通过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避险，无奈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太苛刻。除此之外，资金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收购和生产资金不足，而银行（市、县级）偏紧的信贷政策使企业寻贷无门。这两大因素，已经成为目前多数中小农产品出口企业甚至一些骨干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可以将目前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发展状况做出描述：农产品出口企业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下，利润空间已十分有限，出口换汇成本已到临界点。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在上半年的再次快速升值，汇率问题给农产品出口企业正常健康的贸易发展已带来了实质性的冲击。加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农产品出口企业开始面临着重大决策调整与企业生存方式的抉择。

（五）仅靠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难以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上。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带来了压力，而且也对我国对外贸易事业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矛盾。中国的贸易顺差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多年来实行的鼓励出口战略，建立起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在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伴生出这种失衡现象。准确地说，近10年来，在我国对外贸易由快速发展逐步走向过快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和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推动出口的行政干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多关心出口增长与GDP增长这一政府“政绩”的关系，轻视、不注意进口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关系的基本态度，使进出口失衡进一步加剧。笔者认为，进行贸易政策调整和汇率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但不应当过高地依赖用人民币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手段来解决。

（六）短期内的人民币持续大幅度升值，无法解决出口产品结构调整这一重大课题

按照一般的贸易与产业发展理论分析，一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是由该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是贸易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基础。国内的粗放型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结构特征：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领域。为了改变这种结构，多年前，我国就提出了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外经贸发展战略，并通过品牌扶持，财政政策促进等多种有效措施加以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使其占出口的比重连年提高。但是，其出口产品的主导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决定我国当前出口产品结构的经济结构。另外，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发展定式思维，习惯性的增长方式，特别是地方领导对增长“业绩”的渴求，巨大的经济集团的利润再分配，既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积累过程与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条件的约束，也客观上决定了这一转变和升级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和需要时间的历史过程。汇改3年以来，还没有数据能充分地证明转变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这一改革目标取得了哪些明显的成效。笔者认为，把汇率政策作为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并采取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的强力手段来达到快速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这一重大战略性目标，是不现实的。

三、汇率政策与企业应对措施的思考

（一）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在增加浮动的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我国的出口企业不仅仅是面临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国内CPI的上涨，用工成本的上升，贸易政策的从紧调整等多种不利因素，同时制约出口企业发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虽然这些政策的不断约束可以抑制出口，并推动进口，从而使外汇顺差减少，缓解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均衡，减轻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但这样下去，会使出口企业生产受到破坏，使我国经济社会的细胞受到大的损害。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的制约，一旦我国出口市场丢失过多，企业生产与经营受到的打击过重，我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然坚持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不仅仅是不利，而是有害。另外，我国的GDP增长的结构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的依赖性，如果出口过快下滑，会增加我国的经济滞胀风险。这不仅仅是我国对外贸易是否能实现科学稳定发展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能否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现阶段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在增加浮动特性的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这正如中国古人治水之策，可疏而不可堵。

（二）发挥政策导向和聚集作用，加快创新体系的建设

对加快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当前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国家在政策上，不仅是一般号召或给予支持。通过加强贸易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的相互协调，切实形成协调一致、分工合作的有效机制。通过政策聚集作用，像当年扶持出口那样扶持企业创新项目，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产品升级的主体。对此，为了节约推动工作的政策“成本”，可以先采取有选择、有条件的示范试验。虽然提出这样的思路，或许会使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但在目前维持人民币强度升值的价值基础已发生明显变化的形势下，发出这样明确而有实际动作的信号，不仅对减轻人民币汇率持续再升值的压力，坚定企业做强出口贸易的信心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提高竞争力是出口企业增加承受力的根本之路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无论是何种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都会面临市场环境对企业承受力和竞争力的考验。企业的承受力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竞争力则是发展问题。承受力是竞争力的基础，竞争力则是承受力的条件。对我国出口企业而言，2005年汇改以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贸易摩擦增加，而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资金成本上升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偏紧的相互共同作用，进一步放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出口企业要应对这种环境，仅仅采用金融工具避险，进一步压缩经营成本等一般性的技术手段已远远不够。企业要应对市场和政策环境风险，增加其承受力，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是最根本的出路。这应突出以下两点：

一是面对压力挑战，企业合纵连横是必须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化发展是中国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而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是以资源最优化组合和进一步细化分工合作为主要发展特征。这种资源组合不仅包括企业以重组、兼并、互相参股等方式的资本组合，而且还包含了经营管理模式、营销决策、重要资源以及劳动力调配的组合。通过这种组合，形成行业集中度高、优势资源互补、加长产业链和避免相互竞争，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企业应对市场竞争风险和政策环境风险的回旋余地，从而以最大便利获取自己的资源，降低企业整体价值链的成本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客观上会迫使企业实现企业间这种合纵连横的战略选择，而且中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也要求出口企业必须作出这种选择。

二是再造出口企业价值创新。创新是微利时代获取较好利润的法宝。首先，创新的内涵不仅包括技术、产品的创新，也包括了管理模式、营销决策、经营理念等多方面的创新。企业必须要由成本战略转向技术和服务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和更完善服务的提供，并加快实现从“原产地加工”到“原产地设计生产”，再到品牌经营的升级。其次，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应抓住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时机，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进行跨国资源配置，开辟多元化市场。生产初级产品和常规产品的出口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中、西部资源、劳动力成本以及当地政府政策的成本优势，通过资本重组、兼并、产品生产转移等方式，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再次，出口企业必须实现“我生产什么”到“我有什么核心技术”的价值观念转变。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当代，生产什么并不是价值转移并实现价值增值最有力的企业竞争力，而拥有什么核心技术，采取什么“创新”则是创造企业发展空间的核心价值。当然，基于我国出口企业组织结构多层次、产品多元性，且中、低端产品过多的现实特点，要真正实现这种价值创新还需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实际压力，已告诉我们的企业家，只有加快企业“价值”创新的建设步伐，才是最有效的应对之举。

课题组组长：林国军 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课题组副组长： 姚建华 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课题组成员：王觉 东北财经大学

张华 辽宁省对外贸易学校

姜明群中化辽宁公司

葛 伟辽宁佳益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段敬东辽宁时代集团公司

郭鹏任辽宁对外贸易会计学会沈阳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