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股份制企业 档案管理 研究

随着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投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获得多元化发展，各种股份制企业不断出现。一方面，企业集团的投资主体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投资的多元化也加速发展。这都使得传统体制下的档案管理和工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股份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企业档案管理也应与时俱进，顺势而变，不断转变工作和管理观念，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股份制企业档案建设、管理的新型架构模式和运行方式，做好企业档案管理改革。

一、重视股份制企业档案的价值

众所周知，企业档案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于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并围绕核心竞争力，不断创新发展，增加研发能力，不断开发出独具竞争优势的专利技术，不断强化商标权的管理和保护等等。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和档案的管理者必须对档案重新认识，不断树立和增强股份制企业档案信息管理的新理念。

企业档案是企业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事关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企业土地、设备以及各种产品工艺等各种有形资产进行真实记录，并作为最为有效凭证。同时，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自有商标权、专利使用和保护权、适合自己企业的各种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这些也都是由企业档案来承载，并时时提供凭证。另外，每一个企业档案本身都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具有企业无形资产同等重要、等同性质的特征和作用，也是企业资产的重要构成，这些内涵和界定在传统档案理论中却未明示。作为股份制企业，每一个股东在企业中的资产和产权需要最为基本的原始凭证，这个凭证就是企业档案。企业档案又是维护各个股东资产和产权的最为重要的保障，事关各个企业道德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甚至关系行业乃至国家机密。

二、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实现制度化管理

政策法律法规是档案管理的基本依据，也是保证管理正规科学规范的基本保障。不管是淀粉股份制企业，还是其他经营的股份制企业，在档案管理过程中，都应严格执行《档案法》，并根据各自企业经营经营范围、经营性质、经营方式等制定《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处理制度》《企业稳健材料归档办法》等。此外，企业还应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完善的制度和管理办法，依靠政策和法规让企业档案管理实现依法治档。档案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我国档案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遵照企业制定的各种管理办法和制度，并结合企业自身特点逐步探索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和综合服务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做好各个方面的协调，把握重点环节，逐步使企业建立起依法治档的新秩序，更好地为企业发展、市场经济服务。

结合淀粉股份制企业实际，我们应把企业档案管理真正纳入到企业的发展规划和企业各项工作计划，制定严格的档案规章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档案管理办法”“借阅制度”“文书立卷归档制度”“保密制度”“企业库房‘八防’措施”“淀粉企业管理制度”“档案员岗位责任制度”等等，同时严格执行，一丝不苟，坚决落实，并根据工作实际，不断修复漏洞，确保完善。

三、完善企业各类档案，加强企业档案建设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不断变化，经营方式不断更新，甚至经营业务日益多元，即使单一公司，也应分工到位，管理细化。作为企业的重要构成和发展保障，档案管理人员应根据股份制公司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企业的各类档案，加强各种档案建设，确保档案系统有机统一。

（一）建立规范、独立的档案全宗

“档案全宗是指一个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者一定的个人建立的具有有机联系的档案整体。”股份制企业一定要注重建立规范而又独立的档案全宗，以便更好地整理、保管、统计及提供利用企业档案。如果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就要科学地界定改制后企业的档案资产的产权，由此前的国家所有变为混合所有制，档案资产的所有权是以国有为主体，形成后档案必须分别构成全宗。如果实现了上市，还要包括原始股东、上市后的股权归属和构成比例等，如果企业是多个投资主体，就要明晰投资主体的股本比例、企业的产权分属等。

（二）强化企业各类档案建设

股份制企业的档案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1.资产评估档案建设。在资产评估过程中，企业档案部门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档案材料，需要建立非常完善的档案体系，包括固定资产档案、产品经营档案、财务档案等。固定资产档案主要包括企业经营所需的各种生产设备、生产厂房、各种机械和仪器以及基础建设项目，这些固定资产想要很好地发挥其功能并能进行适当的维护，必须有相应的档案材料作保障。企业的产品经营档案，包括各种产品设计档案、各种工艺文件和产品档案，事关企业生产的核心利益，尤其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时，必须保证产品继续生产的档案完整无缺。企业的财务档案不可或缺，是企业资产计算的依据。在股份制企业中，财务档案必须对企业法人占有量、企业产权登记、产权界定、出资人及出资比例等提供足够翔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依据。

2.产权变更后的新档案建设。由于股份制企业的股东不是单一的，构成数量较多，且很容易产生数量和比例的变化，所以，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发生变革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为此，一方面需要为产权变革提供大量档案材料；另一方面，还要做好产权变革后的收集和管理工作，以便更好地管理和经营，也为以后的变革提供最具说服力的档案材料。

四、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推进管理工作现代化

档案管理的对象是企业档案，而管理的关键是管理人员。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事关整个档案工作的整体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此， 需要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首先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管理理念，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竞争意识，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企业档案管理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其次，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在大力推进档案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同时，提高管理人员的信息化处理和管理能力，力求档案管理科学先进，服务高质量，工作全方位。再次，增强管理人员的协同理念，提高管理工作的统一性。股份制企业的档案事关各个部分，需要加强协调，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观念，发挥档案体系的整体功能。

总之，股份制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企业的经济利益、历史面貌和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在认真贯彻档案法的同时，全方面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促进企业经营、技术进步和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翁友伦.关于股份制企业档案管理的若干思考[J].中国档案，2009（6）.

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范文第2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化阶段以及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为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产权明析、权责明确、政企分开、讲究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集体、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改制正进入新一轮高潮。企业改制是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改变以前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划分，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对集体、国有企业采取由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投资入股或股份转让，将集体、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行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是指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和涉及被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件。雨花法院民二庭在审理涉及集体、国有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大量案件纠纷的发生与企业改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统计近年来我庭审理的案件，现抽取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143件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各类案件的成因、比重，并从审判实践出发探研司法对策。 一、 与企业改制有关案件的表现形式 1、 与企业改制有关的债权债务纠纷 此类案件所占比重最大，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改制企 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有118件，占总调查案件数的82.5%，其中因为企业改制而直接导致企业债权分配、债务承担纠纷的约7件，占4.8%，由买卖、承揽、租赁等合同关系而形成债务债务关系，因企业改制而导致债权分配、债务承担不清，使所生之债难以得到及时清偿，而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有111件，占所统计案件的77.7%。 2、 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股权纠纷、出资纠纷 企业产权改造以形成《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改制的主要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一个国有企业单独出资，或几个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形成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类改制由于是国家出资，有的由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因此纠纷较少，即使产生纠纷也由主管部门协调，通过诉讼解决的很少，在案件审理中还未遇到。国有中小企业在改制中，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形成共同出资的情况因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纠纷的机会较大，主要表现在出资比例、资产分配等方面，在统计案件中有3件，占2.1%。 3、 公司分立中产生纠纷 公司分立是将现有的公司分为二个或二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的实体，依形式不同可分为新设分立和派生分立。由于公司分立涉及到对原来公司资产、债权、债务的处理，这会产生两方面的纠纷：一方面，由于公司分立协议的不明确而引起分立公司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也是引起现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企业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问题。企业为逃避债务通过公司分立将企业的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出去，以不良资产承担公司的债务，这大大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使得不少亏损企业采用这种方法脱壳逃债，以改制为名行逃债之实。在统计案件中，2件案件就属于此种典型的案件，占1.4%。 4、 集体、国有企业出让中产生的纠纷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将集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出让给私人经营也是现在企业改制的一次重要形式。但在出让中，因操作的不规范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首先，资产低估。企业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应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乃至企业中有特殊技能的技术人员也是企业的财富，但在出让中存在有形资产低估、无形资产不估、出让程序不合法等情况，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债务人的利益。例如，XX年西善桥某企业在改制时，主管部门组织内定人员参与拍卖，最终竞标成功，其他竞标方以程序不合法要求法院撤销此次拍卖就属此种情况；其次，在终结原企业的出让中未履行诸如公告通知债权人、注销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着企业实体消灭而身份却未消灭的情况；再次，在保留原企业的出让中，对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约定不明确，出让人与受让人对债权人相互推诿，逃避履行。此类情况在统计案件中有13件，占9.1%。 5、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纠纷 股份合作组织制度是将股份制引入全民所有制，以股份的形式融合不同所有制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资金共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原则，发展股份合作制。然而这毕竟是在企业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转向以组织形式为划分标准的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改制方式。将两种标准进行融合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改制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迎合政治理论的要求。从实践中看这种改制方式对企业增效有限还极易产生纠纷。如XX年铁心桥某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企业资产由该企业职工持股，持股职工又将所持股份与第三方进行联营，企业资产所属不清，发生纠纷后难以追偿。虽然我院处理的案件中仅有5件，占3.5%，但处理案件过程中，从各个乡镇、街道的了解发现这种改制模式并不成功。 6、债权转股权中产生的纠纷 债转股是我国在借签外国企业破产整顿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改制方式。目前主要存在于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清理银行债务中所使用。债权转股权可以使负债企业减轻沉重的债务包袱，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发展生产，对债权人来说，成为股东可以有效地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促进负债企业提高效益，使无望收回的债权转为具有收益性的股权，使“死钱”变成“活钱”，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改制方式。但在债转股改制中，由于负债企业急于减轻债务，往往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债权人信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在统计中有2件就属此种情况，占1.4%。 二、 企业改制中诸种纠纷的成因 企业改制是我国企业提高实力，迎接国际竞争大潮的必由之路，对于改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视而不见，要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去分析问题，目前产生改制纠纷的主要原因是： 1、 改制不规范 虽然就企业改制全国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仍有《民 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基本法规可以遵照。但在改制中，企业乃至主管改制的部门不依法改制，侵害国家、集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被改制企业在清理中不通知债权人低价出让国家、集体资产，被清理的企业不依法进行注销登记等。 2、对行政部门领导改制缺乏有效监督 作为集体、国有企业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改制，领导“一言堂”拍板决定的情形较多。虽然各级部门都有改制办，但未能形成有效的决策集体。改制中缺乏专业人士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及资深律师的参与。地方改制有跟风倾向，你改、我改、大家改，不管是否符合条件改制效果怎样，只要行政部门决定改制一律都要改。改制步伐的快慢、改制企业的多少往往成为行政机关的政绩，真正对企业效益提高多少却关心甚少。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前已述及，对于改制仍只有几部基本法规，没有针对 改制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也是造成目前改制比较混乱纠纷频出的重要原因。我们也应当承认，目前企业改制仍处在试验阶段，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改制的模式仍未定型。现在虽然大力倡导公司制的改制方式，但由于《公司法》本身的不完善，有些条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改制之途更是困难重重。例如，目前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监事会监督不力，股东会无权状态，就是《公司法》对监事会、股东会权利保障不利而造成。 4、司法特别是法院对改制的规制不力 司法权对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但目前我国司法存在不够独立依赖于行政的倾向，导致司法机构对企业改制规制不力。法律调整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所谓事前调整是已颁布的法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事后调整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和对合法行为的确认和保护。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不力会使人们对法律遵从心理大大下降，乃至会无视法律的存在而为所欲为。司法依附于行政，使司法机构对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产生的纠纷不能进行有效的审理，有些法院要么不立案受理，要么立案受理后不能依法正确审理，加剧了企业改制的混乱局面。 三、 对策 1、 实事求是，深入研究 要以一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对待企业改制。我们在统计案件中查阅了卷宗，也翻看了改制资料，发现其中有些改制材料过于简单。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草草的几页纸就改制完毕，显然是不能制定出完善改制方案措施的，我们也遇到过制定很详细的改制企业，企业也诉讼到法院，但由于方案细致，权责明确，案件审理很顺利，原、被告双方也服判。在经济转型期企业改制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能跟风而上盲目改制，不能搞数目要改多少多少企业，不能搞比率要改百分之多少多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很好地掌握改制的规律，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2、 依法律法规进行改制 虽然关于企业改制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 仍有很多基本原则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的帝王原则，它要求平等主体在交易时要诚实不欺，讲究信用，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方式而谋取私人之得。改制中遵守诚信原则就要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保护企业以及与企业有关联的债权人、企业职工的利益，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为了其中一方的利益的满足而侵害他方利益，所颁布《合同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而保障受害方的利益。在企业公司制改制中，现行的《公司法》又成为改制中依据的主要法律之一。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设立程序建立公司，是规范改制的重要保障。我们也应认识到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造成了目前改制的混乱，因此应当在不断总结改制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有关改制的专门法律法规以适应需要。 3、 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协调与监督 企业改制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登记、变更、注销涉及到工商部门、债转股牵扯到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它还有会计、审计、评估、劳动用工等等。各部门间能否相互协调分工，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督，对改制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统计的案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纠纷的产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有些政府部门没有有效地屡行其职能。例如，有些企业进行注销时并未清理完毕债务，也未通知债权人，依法不能注销，但却也取得了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 4、 司法机关应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改制中 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乃是平庭狱讼，解决纠纷之 所，对于民事纠纷素有不告不理之原则。但作为法院对现有案件的处理，也应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由于立法的滞后，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保护债权人、企业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院副院长李国光在XX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关于改制后原企业遗留或者遗漏债务的承担的问题，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法制原则、法人制度原则、债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江苏省高院对此类诉讼提出了五项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当前企业改制纠纷的处理涉及程序、实体两方面。 （1）、程序方面 改制企业诉讼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一直干扰了人民法院审判。前面我们分析了改制成因及对策，当涉及个案错综复杂，如集体企业改制买断后，产权无法变更，工商登记无法变更，原企业仍存在，债权人应向谁主张权利？改制中企业资产漏评，原企业已不复存在，原主管部门是否能提起诉讼主张债的请求权？集体企业自行组织改制以无资质拍卖人员变卖的，出让人是否有权以出让程序不合法要求行使撤销权？企业改制职工成为股份合作者又与其他公司联营形成新的法人，债权人如何向其主张权利等等。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确立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时，应坚持合同相对人的原则，对合同违约之诉以合同相对人确立当事人，对债权之诉以所有权人，债权人及因果关系确立诉讼当事人。 （2）、实体方面 上面列举的程序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实体处理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应遵从省高院的“五个原则”处理，如个人购买之后，企业按个体式私营经营，原企业工商登记未变更的，对双方关于企业原有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债权人明示同意的，应按约定确定债务承担者，债权人不同意的应按“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处理，对于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租股结合、出售时遗漏债务处理及企业兼并分立等债务负担，因情况各异不再一一分析，在审判实践中，应坚持“情理、国法、人情”三原则，将司法审判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对企业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处理应遵从合同法、民法则相关规定，严格把握，如无法定无效事由，应当确定合同有效，对效力待定的合同，附条件期限合同等应允许当事人提起撤销权、解除权。 企业改制条件的审理是深化改革中，司法所面临的新问题，情况复杂，数量众多，只有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才能更好地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实现司法公正效率。

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国家没有对这类特殊的企业专门立法，故在审理该类企业的纠纷时，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统一。以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结合对合作社这一特殊企业类型的比较，可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深入辫析。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

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融资功能，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只是宏观性的改革意见，在实务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无疑阻碍了农信社等企业的发展。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作为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应当专门进行立法的，由此更加突出了我国亟待制定类似《农民合作社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即使在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作社的法律。如德国立法者历来比较重视合作社这一类型企业的作用，早在1871年，德国立法者就制定了合作社法——《产业及经济合作社法》（genossenschaftsrecht）。德国后来正是依据这个法律，于1895年设立了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并成立了德国合作社协会。德国的合作社法较好地支持了其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8]

我国一些地方都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而且效力层级也比较低，难以有效地解决涉及该类企业的各种纠纷问题。由于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么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与有限责任公司类似的企业以直接适用《公司法》，要么依据《指导意见》、本地的法规和企业章程进行裁决，难以形成逻辑严密、说理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的裁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与性质进行辨析，特别是与类似的企业—合作社进行比较，以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

综合上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以及与合作社的比较，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但并不是《公司法》概念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通过改制成为这两类公司，从而可以直接适用《公司法》等法律，但其在改制之前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只能适用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法规如《暂行办法》。

因此，笔者认为，审理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纠纷时，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然后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家政策依据，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因其涉及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企业章程是否有效的问题，还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即应在相应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处理好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准则问题。

从法的解释论角度分析，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司法裁判本身是法官对实然法的理解、判断与适用的过程，某些案件的裁判在适用法律时产生认知差异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表现之一，但前提是法官能够准确认识和判断个案的法律事实与实然法则的同一对应关系。因此就前述案例而言，对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合法性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前述案例中作为股份转让人的杨某、吴某和苏某因调离或者退休先后离开了企业，其与陆某（股份受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规和企业章程，应当是有效的，但其效力应受企业章程的制约，也就是说，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看其是否符合企业章程的规定，但前提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及具体条款应当是合法的、有效的。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及其条款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制定章程，章程经出资人同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对出资人、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具有约束力。”《暂行办法》第5条也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具有约束力。”

同时，依据公司法基本原理，股份合作制公司章程就是关于企业的组织、内部关系和开展企业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对全体股东有约束力的自治规则。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契约说和自治说。

契约说是英美法系对公司章程的传统定性，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契约的属性。[9]公司章程作为最重要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10]契约说符合19世纪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自由运作的原则下，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承担都普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相对方。该说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司发展的需要。[11]

自治规则说是大陆法系对公司章程的理解，如德国学者认为章程是发起人或股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根据立法者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订的，规定企业组织和其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不但是股东或发起人合意的结果，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各种主体进行约束与规范，是一种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强制性的自治规则。[12]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所必须具备的、由发起人制订的，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关系的自治规则。[13]

综上，无论是依据契约说还是依据自治规则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都是发起人或股东设立企业的合意；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应为国家任意法指导下的公司内部自治私法。[14]企业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内部的所有企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也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或者衡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判断标准首先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规定。

（二）与法律、法规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而合同生效却有不同的条件，《合同法》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第52条具体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也有学者称其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任意性规定而言的，是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一定行为或禁止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定，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条文中多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字样予以表述。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等，且多出现在公法中。但民商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如民法中“不得双方、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规定。

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德国法院一般认为单纯违反秩序性规范不会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如德国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专门制定有《商店关门法》（schluss gesetz），该法禁止商店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营业活动（如法定假日、晚上6点30分后等）。如果有商家违反了该禁止性的规范而与顾客达成交易协议，显然此行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性规范，而且也违背了立法的目的。但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如果坚持认为违反法律禁令的买卖行为无效，那么会产生顾客和营业员相互返还的后果，这样会更加延长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与《商店关门法》禁令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因此，德国法院对此类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并不是否认其效力，而是通过追究违法者公法上的责任来实现禁止性规范的立法目的。[15]

另外，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即使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也并不是一概认为该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而是区分具体情况使之部分无效。[16]如德国《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对于价格管制方面有许多禁止性的规范。该法第5条规定房屋租金不得超过同地区同类房屋正常租金的20%，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限制过高的租金，以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一个维护经济秩序的规范。假如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租金超过该管制范围的租赁合同，那么该合同就违反了《经济刑法》第5条而可能无效。对此，德国司法实务认为，与其使之全部无效，浪费交易成本，不如许可其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有效，因为如果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则对承租人是明显不利的，他将不得不马上退还房屋，导致更多的问题。德国法院在处理类案件时，通常是认定合同超过法定租金范围的部分无效。[17]

笔者认为，股份转让协议通常只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若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即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因为违反管理性规定有时被允许并可以补正，当然，这并不排除违法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与企业章程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公司自治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

公司章程实质是一种低于法律秩序的次级秩序。[18]公司章程之所以具有自治规则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章程由企业依法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并约束内部人员，而无须国家强制力的保证。[19]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其章程当然是企业的自治性规则，法律应当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只要其章程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应当具有优先的适用效力。即使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去判断，遵守这样的章程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前述案例中，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章程中对于股份受让的最高限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约定的事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企业股东对此均应悟守。作为股份受让人的陆某在该企业成立时认缴的股份份额己达章程规定的最高持股限额，如其再受让杨某、吴某、苏某转让的股份，则将会超过章程对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的限制。虽然陆某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持股比例可以超过该最高限额，但是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而前述案例的当事人均是职工股东，对章程的内容应当知晓，却在明知章程对股份转让存在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达成股份转让协议，显然违反了章程的规定，也损害了其他股东受让股份的权利，因为该协议虽然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几种无效情形，但是却违反了其章程关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额的规定。

然而，违反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当然无效，还应当经过正当性的证成，即在以违反企业章程为由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遵循必要、适当和比例性的原则，并提供相应的论证，以证明其判断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批判性。如果该章程条款的某些规定只是为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目的，就难以将其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应当赋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即可以认定该协议部分无效、可撤销或者许可当事人予以事后的弥补，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

国家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应当有一个限度和程序的问题，而我国传统司法实务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尚欠缺这些意识，普遍在没有充分法律论证的前提下就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契约一律认为无效，采纳的是一种“违反=无效”的简单判断模式。[20]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加以严谨的论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一旦违反企业章程的规定就是无效的，则很可能损害市场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的成本，还可能引发当事人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市场道德危机等问题。

注释:

[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1085号，（2010）沪中二民四（商）终字第918号。

[2]严闻广：《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份”》，《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孔径源：《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及其制度剖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4]马洪：《关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9日；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5]朱守银：《杜润生谈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8日。

[6]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5页。

[8]ulmer/schaefer，gesellschaft buergerlichen rechts and partnerschaftsgesellschaft，5. aufl.，s.70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9]胡国威：《美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10]bruce welling，corporate law in canada-the governing principles，butterworths toronto 1984，p.35.；张民安：《公司契约理论》，《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1]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wiedermann/frey，gesellschaftsrecht，7. aufl.，s. 156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247ff.；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王存：《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4]陈伟忠、吴磊磊：《我国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契约、宪章还是自治法——基于2006-2009年a股的公司董事会权限条款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5]rgz，60，273；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2004，s. 72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104，229.

[16]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2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2002，rn. 729.

[17]bghz，89，316，319，bgh，njw 1989，2471，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03，§134 rn 10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97.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范文第4篇

破产重组与投资并购部

一、前言

近期，DC百货就混合所有制改制及上市相关问题向本所律师咨询。本所律师就企业现状、改革总体思路及上市方案等与DC百货进行了沟通，对相关财务及法律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结合本所在类似交易中财务与法律服务的经验，出具了混合所有制改制的初步建议。总体而言，建议DC百货完成股份制改制后，以优质资产出资成立一个子公司，同时子公司吸纳社会资本，包括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并实行员工持股，并筹划在未来3-5年内在主板上市。

二、与DC百货混合所有制改制相关的主要事实：

1、DC百货的出资人为市供销社，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法人。

2、DC百货属于市供销社出资形成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3、200X年DC百货曾着手改制事项，但由于未形成妥善安置员工的方案，改制受到员工的阻挠，最终使改制流产。

4、本次改制及上市方案拟定前，市政府向DC百货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企业经营不受影响。第二，现有企业职工不得变动。

3、DC百货年销售额27个亿，净资产预估为10个亿。

4、过往几年，企业采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方法，即便如此，企业仍实现了连续盈利。

5、然而，近年来DC百货经营效益有所下降，其影响因素如下：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2）新兴经济形态如电子商务等不断对传统零售业造成冲击。

（3）单一社有资本独资带来的体制弊端，企业运行机制不活，留不住人才，引进不了人才。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为实现企业做大做强，迫切需要改革当前的激励机制，因此需要通过上市并实行股权激励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DC百货具备在主板实现IPO的条件。

三、DC百货混合所有制改制的困境及总体建议

1、市供销社并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法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具备上市公司的股东资格。

2、DC百货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具备上市主体资格。

3、改制易引发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纠纷，引发广大员工阻挠企业改革，甚至短期内对企业经营造成冲击。鉴于市政府要求企业不得变动现有员工，因此假定以DC百货为上市主体，即便完成了改制，也很可能会由于企业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导致后续可持续经营能力堪忧，从而与上市的目标渐行渐远。

4、假定DC百货出资成立一个子公司，以该子公司为拟上市主体。由于DC百货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实行保荐制度之前，曾有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先例，但仅为个案。在当前资本市场审核趋于严格的情况下，我们认为DC百货如不完成股份制改制，则作为拟上市主体的股东，将导致子公司IPO申报时被发审委否决的风险增大。

5、国企混改中实行员工持股机制，是今后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但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暂时只支持二级国家出资企业做为员工持股试点，显然以DC百货为被投资主体，不符合政策要求。

综合上述因素，本所律师提出以下总体建议：DC百货通过股份制改造，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DC百货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后以优质资产出资成立子公司，以该子公司为拟上市主体；根据市政府的意见，DC百货员工队伍暂时保持不变，员工包袱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但拟上市主体即DC百货出资成立的子公司向社会新招聘零售业精英；为解决未来上市过程中的同业竞争问题，DC百货逐步退出零售业，将来只以集团控股平台的形式出现；为了激发广大干部及员工的积极性、引入外部经营管理经验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DC百货所出资子公司做被投资主体，引入战略投资者及财务投资者，并实行管理层及员工持股。

改制完成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混合所有制改制的具体步骤

1、第一步：确定归口管理单位。

根据《部分省市城镇集体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座谈会会议纪要》的规定：供销、手工业、信用等合作社中由国家拨入的资本金（含资金或者实物）界定为国有资产，国家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收益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其产权归国家所有。对属于全民性质，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的资产应界定为国有资产；对这些事业单位投资举办的集体企业的界定政策，与国有企业举办的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工作政策相同。国家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收益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其产权归国家所有。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相关事实，DC百货的出资人为市供销社，而供销社为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国家拨入供销社的资金应界定为国有资产，供销社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历史上形成的收益，其产权归国家所有。因此，DC百货属于国有集体企业。

综合上述法律法规，结合本所律师过往实务经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归口管理单位主要为市国资委，改制完成后将成为国有独资公司，控股股东为市国资委或其他国有控股单位。

2、第二步：DC百货进行股份制改造。

DC百货进行股份制改造需要经过如下流程：

（1）方案制订：

方案可由改制企业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制订，也可由其委托中介机构或者改制企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除外）制订。

（2）方案审批：

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需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有关规定履行决定或批准程序，未经决定或批准不得实施。

（3）清产核资：

国有企业改制，必须对企业各类资产、负债进行全面认真的清查，做到账、卡、物、现金等齐全、准确、一致。企业实施改制仅涉及引入非国有投资者少量投资，且企业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会计核算的，经本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不进行清产核资。

（4）财务审计：

国有企业改制，必须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确定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如果改制为非国有企业，还需进行领导人离任审计。

（5）资产评估：

国有企业改制，必须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聘请具备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估。

（6）征得债权金融机构同意：

改制要征得债权金融机构同意，保全金融债权；金融债务未落实的企业不得进行改制。

（7）职工安置方案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国有企业实施改制前，应当与投资者就职工安置费用、劳动关系接续等问题明确相关责任，并制订职工安置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方可实施改制。整体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

（8）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企业改制必须对改制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的法律顾问或该单位决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出具，拟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且职工（包括管理层）不持有本企业股权的，可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授权该企业法律顾问出具。

（9）实施改制方案及后续工作开展：

根据改制方案，进行新公司名称核准或变更登记；弥补注册资本缺口并验资；批准新的公司章程，选举董事、监事，聘任经理班子；进行公司登记和税务登记；国有产权、土地、房屋产权等相关权属登记、资质变更登记；完善职工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的接续、改制前后债权债务承继、业务合同和其他需要变更或处理的善后事宜。

3、第三步：DC百货成立子公司，以该子公司为被投资主体，引入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第2条至第4条，DC百货及其子公司属于处于竞争行业的商业类企业，应积极推进混改，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参与方式可以为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非国有资本可以以货币、实务、股权、土地使用权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出资。国有产权/股权转让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对民间投资主体单独设置附加资质条件。子公司引入非国有资本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

依据《本市（上海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指引（试行）》有关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引入投资者时，原则上应引入战略投资者，必要时也可引入财务投资者。提倡引入多个投资者，以优化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合格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条件为：依法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具有产业链或价值链关联，能与企业形成协同效应；契合企业发展需要，能在资源、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形成发展机遇；兼顾其他因素，如企业文化理念相近，认同企业发展战略，行业地位优势明显等。

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7-33条，DC百货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不属于企业产权非公开转让或非公开增资的情形，应履行企业产权公开交易的程序。企业产权公开转让流程参见《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7-33条，企业增资公开交易流程参见《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34-47条.

此外，依据《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第1条第6款的规定，DC百货子公司股权转让或增资价格主要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同时考虑产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同类市场的资产价格、引进先进技术等因素。

4、第四步：以上述子公司为被投资主体，实行员工持股。

依据《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第5条，DC百货子公司实行员工持股的流程如下：DC百货子公司为地方国有企业，如期望成为员工持股试点企业，需报本省人民政府国资委审批确定；制订风险应对预案、制定员工持股方案；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听取员工意见；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审议；提交出资单位即DC百货决定；报市国资委备案，并抄报省级国资委。

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份制企业；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国改制股份企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人和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中小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尝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大改革举措，也是我国建立起现代企业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改制过程中“抓大放小”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的企业发展已步人了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总体格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破产、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亦逐步完成对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且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目前，股份合作制已成为中小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主要选择，通过改制，造就了一大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如今，股份合作制企业已遍布我国各地，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由于我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时间较短，现代企业立法经验明显不足，使得对小股东权利保护的法律基本处于空白，同时也因改制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原因，加之运行并不规范，缺乏立法保护，以致在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小股东权益受到漠视甚至受到侵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影响到改制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小股东权益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过对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初具规模。由于非公司制企业形态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公司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故大部分企业改制时选择公司制形态。但在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十分健全，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因而在改制后的公司中或在其他形式的现代企业中，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因存在利益冲突，出现大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使得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日益普遍。

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民商事案件的收案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2004年全省民商事件收案数出现了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回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现了诸如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权纠纷等与公司法相关的类型案件大量增多。

通常在公司中，小股东因持有股份较少而在公司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那些拥有支配地位的大股东在一项股东大会的表决中往往能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而置小股东的意志于不顾。小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形同虚设，以至于形式上的一股一权的资本平等权导致实质上的股东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在股份公司中，小股东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如下：

1．小股东没有知情权。在股份公司中，小股东不直接享有管理、控制企业的权利，因此小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小股东不能查阅企业的账目，无从知晓经营状况，无法及时掌握自己的投资境况和权益。

2．企业内部整治结构混乱，小股东缺少民主监督权。缺乏权力制衡的机构是最可能滥用权力的机构；没有任何监督的机构是最可能损人利己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企业管理者就可能利用小股东的资产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由于大股东拥有绝对优势的企业股份，从而处于控股地位，身兼三职(大股东、董事长、总经理)。在这种制度下，小股东无法拥有经营管理权，如果再进不了监事会，也就失去了监督权。

3．小股东需要负连带责任。大股东利用公司作为逃避其法定或合同规定的义务的手段，法院往往会置公司独立人格于不顾，视公司的行为是公司背后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的行为，让公司的股东直接负责，使得小股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大股东的行为负连带责任。同时大股东对公司非法过度控制，导致母公司有可能会将子公司作为推行其集团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从而对子公司和子公司的债权人造成极大侵害。此外，如果公司因此破产或者解散，中小股东还需承担清算风险。

以上侵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不成熟国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建的我国尤其严重。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小股东利益受到损害，使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

三、导致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原因

改制企业小股东权益之所以受到侵害，既存在公司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由于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特有因素的作用。同时，改制企业中的小股东大多数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形成的，所以，科学地分析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是完善相关法律机制的前提，也是合理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基础。

(一)公司制度本身的原因

1．公司的表决原则直接导致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显然，享有不同股权的股东和持有不同股份的股东享受的权利肯定是不同的，出资较多的大股东必然在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方面享有表决权优势，当出资达到一定数量时就极易控制股东会，进而控制董事会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经营决策反映的将是占控制地位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如果没有相应的对抗制约，权力被滥用的结果势必是众多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

2．公司的发展趋势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现代公司制度是按照“分权一制衡”模式建立起来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它决定着公司的重大事项，股东的权利正是通过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来行使的。而现代公司的权力趋势正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化。公司实际被大股东、董事所控制，他们总是尽可能利用公司实施对其利益有好处的决策，而忽视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我国传统公司的治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权力互相制衡。但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监事会的规定并不完善，事实上监事会也没能有效地监督董事会和股东会，因而也无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4．经营结构的因素。当大股东与公司经营行业的相关程度越高的时候，大股东也就越容易通过关联交易、利润转移等方式侵吞公司资产，小股东也因此而受到侵害。

(二)中小型股份制企业的形成过程导致的原因

1．行政“催化”。其结果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发育不足，甚至畸形，小股东权益保护缺乏天然屏障。严格地说，我国近年来股份合作制企业数量激增，并非源于市场的自然孕育，而是政府“催化”的结果。许多地方政府把完成改制当作是一种行政目的和任务，急于赶进度，重于凑数量，流于形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来强行推进。相当一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人员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处置，政府应当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职工的意愿无足轻重。于是，许多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无视民主权利，不开职工大会，不作政策宣传，职工对改制政策和本企业改制情况知之甚少，并且在企业改制的问题上只有举手义务，没有说话权利。同时政府对于改制中如何保护职工的权益、改制后又如何切实保障小股东的权益考虑较少，只管推进改制进程，而就自己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助产婆、市场公平秩序的维护者和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应尽的必要监管责任履行较少。由此，导致行政权力配置不当，改制时一手操办，改制后放任不管，客观上是在逼迫小股东“用脚表决”。

2．旧观念的影响。由于旧观念根深蒂固，旧体制名亡实存，小股东难以摆脱传统“职工”(雇工)的受制地位。大多数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改制主要限于原企业内部进行，改制后的公司依然由持大部分股权的原企业领导层继续把持。虽然股份制企业的内部职工成了公司的小股东，在法律概念上参与了企业的权力机构，但他们的人事和社会福利等事项均与公司保持着与过去并无变化的行政性关系，名义上的所有者地位并不能冲抵行政上的受管辖处境。加上法律缺乏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规定，他们不敢、也无法无视董事会(过去企业行政领导组织的转化形式)的决策而行使法定的制约权。这就使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各项制度处于虚置状态。其实际后果就是对企业的外部形式作一些调整，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却没有实质性改进。立法者所希望的通过实行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目标无法实现。

3．股权设置的不合理性。小股东受大股东经营管理权和控股权的双重挤压，股东的自然权利难以保障。我国中小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后，大多是由经营者持大股的产权改革，其初衷是为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实现责、权、利三者的统广。但是，由于缺乏持股比例控制、监管机制、经济和法律责任等制度相配套，使得少数经营者成了只享有权利、不承担风险的改制受益者。他们利用经营者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优势，完全掌握企业控制权，成为凌驾于委托人之上的特权人，形成了“经理人控制”的格局，使小股东处于绝对依附与从属的地位。相反，职工则成了劳动和资本的双重雇佣者，知情权、话语权、决策权、监督权等均受到限制和剥夺，使企业治理机制向自主制复归。即使是在一些改制较为成功、发展势头良好的股份制企业，也存在着三会职能未充分行使、管理层和决策层交叉较多的情况。

4．监督机制无法实施。当前股份制企业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监督机制未得到真正落实，从表面上看监事会是企业的最高监督机构，而实际上，大多数中小企业考虑到自身规模小、人才少等问题，为节约运作成本，普遍由董事长(或执行董事)兼厂长(经理)，决策经营层基本上由改制前领导班子组成，相比之下，监事会要弱小得多，当决策企业经营层以经营、决策权要挟监事会时，企业的监事职能就如同虚设，监事就更谈不上尽职尽责了。由于监事会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即使小股东察觉管理层有经营问题，监事们也只能无所作为或者无能为力，因此，使得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把手”的个人素质。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股份合作制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歇业或倒闭时，小股东又不甘承担投资风险，往往采用群访群诉等方式向上级或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以逼迫企业退还投资款，这显然是与法人制度格格不入的。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是小股东的投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二是小股东又不正当地追回了自己的投资款，而致使法律在中间处于被虚置、被漠视的尴尬地位。

四、保护股份制企业小股东权益的若干建议

股份合作企业作为我国一个新兴的企业制度，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推广。在近20年的存在及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国现有企业制度本身和认识上的漏洞以及没有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建立专项的法律法规导致的。

因此，正确设立和认识公司章程、健全和完善股份合作制企业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政策和法律机制，是加强对公司小股东权益保护、确保中小型公有制企业改制成功的根本之举。

(一)应当通过强化公司章程来维护小股东的利益

当前公司法尚处于修改之中，需要有一个过程，并且需要综合考虑大小股东的多方利益，因此，法律制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无论在现有还是修改后的法律制度下，合理利用及认识公司的章程，都是小股东自我保护的有效途径。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的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是公司日常运作的基本依据，公司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依章程的规定来享受权利、承担义务。通过章程来维护小股东权益，更具有细节和具体操作上的优势和现实意义。

由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性以及改制过程中的仓促性，致使公司章程往往仅依照工商部门提供的“标准格式”简单从事，很少全面细致考虑股东利益等因素。因而当股东之间产生纠纷，或董事、经理恶意侵吞公司财产时，中小股东的权益无从得到保护。在现有公司法的框架下，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章程的制定和完善：

1．以公司法为依据，在具体执行章程中可对如何制约大股东的行为制定更加细致的规定。如对表决可以指定更高的通过票数要求。

2．对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其中特别需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

(1)明确大股东和董事对公司、对中小股东的义务。这样的约定有利于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管。参考国外较成熟的公司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都主张在公司和章程中强化董事对公司的忠诚义务和善管义务。

(2)明确公司的监督体系和方式。作为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的机构，应当限制大股东在监事会中的人数，保证有适当比例的小股东监事成员甚至部分独立董事来平衡大股东的绝对权力。

(3)建立公正公开的公司财务、政务制度。赋予普通股东更多的知情权、调查权，使得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更好地了解。

(4)对公司董事、经理建立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便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应当在行政及立法上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明确加以规范。特别是在股权结构、议事规则、监督制约机制、股权转让、风险承担责任等各方面宜细不宜粗，加大可操作性，以期完善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运行机制，在法律上充分关注小股东切身利益，针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情况和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出专门的企业法。因此，对从立法角度来维护小股东的权益，给出如下建议：

1．在政策面上

明确政府在改制中的权利、义务和行政责任。中小企业存在天然弱势，无法与大公司相抗衡，同时股份合作企业的小股东多数为职工，无法与机构投资者的经济实力相匹敌。因此，需要政府从政策面上制定相应的扶持制度，完善中小企业改制后的发展，使其走上良性轨道，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应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对改制不应当只流于形式，而应当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各系统间的资产政策，建立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机制，并在改制过后，依然对中小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直至其走上正确的轨道。

2．在法律层面上

(1)从立法的角度完善股份合作制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强化小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召集权、提案权。现有的《公司法》对持有10％以上股票的股东具有股东大会的召集权，明显对广大中小股东不利，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应适当降低这一标准。同时《公司法》对股东提案权未设规定，而与此相反的是英、德、日、美等国均承认股东提案。建立“股东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制度”，即当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或章程的规定，任何股东均可请求法院宣告决议无效，且该决议为自始无效；若股东会决议在程序、形式等方面违反法律或章程，则任何股东均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规定。赋予小股东审计请求权力，使其有权直接从公司外部聘请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来保障小股东对公司财务的了解权。通过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决策规则建立董事会的多元结构，使中小股东有机会进入董事会来代表中小股东的权益。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监事会，当大股东所代表的股东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以至酿成诉讼时，就只宜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并合理利用外部监事制度来加强对公司的监督。

同时，应当对大股东的表决权加以限制。实践证明，不论是采用一人一票或是一股一票都有其不合理之处，因此，可以通过以下的制度来完善投票权：

1)累积投票制度。该制度指公司在选举董事会、监事时，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其所选举的董事会、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之多寡决定当选董事和监事。如果采取直接投票的方法，有的股东尽管能持有数目相当可观的股份，但因未过半数，可能连一个董事的席位也得不到，董事会仍旧由持有半数以上股份股东把持。如果采取累积投票，小股东也可以在董事会上得到发言权，这样可使董事会多元化，有利于公司内部结构民主。对于改制企业，由于持股比例出现失衡，累积投票制不失为一种首选的投票方式。

2)股东表决回避制度。当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德国、日本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都不同程度的含有该项规定，而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此制度。目前在国际上对关联交易，各国法律普遍规定了表决回避制度。因此，有必要将此规定作为规范一切公司关联交易的普通条款。这种事先救济的方式，能够避免大股东滥用表决权，能更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

3)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是指当某一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超过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以上时，超过限额部分股份便不再享有表决权的一种制度。公司制的发展有赖于更多人的投资参与，不仅需要个别资金雄厚的大股东投资，更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一般社会公众即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更为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弱势地位时更是如此。股东投资于公司，在于谋求自身利益，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利益，无论大、小股东皆应如此。考虑到大股东如滥用资本多数原则将可能对小股东及公司利益造成现实性与潜在性的危险，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2)应当赋予小股东特定情形下的股份收买请求权。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各国法律都规定，股东在一般情况下不得抽回其出资。但是，为了对大股东滥用权利予以制衡，保护不同意见的小股东的权利，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都承认小股东于特定情形下可享有股份收买请求权。应该说，这一规定对维护小股东的权益是十分重要的。应规定在小股东受到大股东侵权的特定条件下，小股东可以以入股时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和大股东过错为由，享有退出股权的权利，其退出的股权则无条件地由胁迫小股东人股或对公司的损失有过错的大股东承受。另外，对改制企业的股份应提倡对外开放，以吸收外部资金的投入，从而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社会化，达到对大股东的制衡效果。

(3)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拓展小股东权益的救济方式。单个的小股东力量薄弱，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无法与大股东进行抗衡，由此应当建立股东共同诉讼制度。即当公司具有控制权的股东或公司管理层滥用权力损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时，小股东有共同直接提起诉讼和索赔的权利，法院应积极受理。．并通过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小股东可以避开资本多数原则的限制，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