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指导意见
刑法指导意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缓刑；量刑差异化；刑事政策
“规范刑罚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法治进步和时展的客观要求；主要目的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裁量权，准确裁量刑罚，确保办案质量，实现公平正义。推行这项改革，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提高司法审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高法院《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三年多来，从指导人民法院司法实践来看，《意见》在科学性、可操作性、适应性等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下面列出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的意见建议。
一、“量刑三步骤”操作难度较大
最高人民法院《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量刑步骤为“（1）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3）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在这三个量刑步骤中，第一步与第二步怎么把握，如何确定量刑起点，如何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确定基准刑”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的法官对此认识不一。量刑规范化，本来是规范量刑行为的，过于抽象、不同法官理解差异过大，会明显弱化规范的作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试行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应该是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制定了《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在该细则中将“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合二为一”不再进一步区分，即在“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基础上，根据量刑情节确定对被告人判处的宣告刑。新疆高院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操作上的难度，但明显使法官量刑裁判自由度扩大。从司法实践来看，与以前没有实施《量刑指导意见》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
加强量刑规范化建设是新时期司法改革必然要求，为了解决“量刑三步骤”过于抽象不好把握的难题，也为了克服新疆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把“量刑起点与基准刑”合并使量刑规范化效果减弱的缺点，修改新疆高院《实施细则》，使其与最高院保持一致，同时加强对刑事法官培训力度，提高刑事法官量刑操作水平，变抽象为具体，同时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才是上策。
二、对于缓刑的考虑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没有这些情形，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从这些规定立法用意看，缓刑本身就是一种从轻量刑方法。如果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确定了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根据其量刑情节确定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就不应该再根据量刑情节对基准刑向下进行调减。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没有做这样的规定。根据现行量刑指导意见，对被告人根据量刑情节调减了基准刑后，有一些刑罚幅度已调得很轻了，再判处缓刑其考验期限明显过短，相当于变相无罪释放，达不到缓刑考察目的。
根据司法实践反馈来回的问题，对《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修改，把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其基准刑在三年以下拟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不再根据犯罪情节调减基准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一些。
三、对普通刑事犯罪、严重刑事犯罪和危害国家犯罪未作区分
现行量刑规范化更多的是适用于一般刑事犯罪，经过完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期待和要求。但对于暴力恐怖犯罪、宗教极端犯罪、分裂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犯罪，因其危害面大、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历来是打击重点。对这六类犯罪适用现行量刑规范化规定量刑显得过轻、起不到震慑打击作用，人民群众对这两类犯罪深恶痛绝，若打击力度不够就不符合人民群众期待和要求。
修改《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设置专章内容对暴力恐怖犯罪、宗教极端势力犯罪、分裂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具体量刑作出规定，对其确定最低量刑标准，指导法院对这类犯罪量刑活动。也可授予地方高级法院根据当地六类犯罪情况指导辖区法院量刑幅度，有效打击六类严重犯罪。
四、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指导作用和灵活性
最高法院《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高级法院《实施细则》是贯彻党的严宽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出台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不是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的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政策性文件。人民法院在执行法律、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同时，应当遵照执行。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高级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是在法律、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为了更好地贯彻法律精神对具体量刑操作进行的规范，与法律规定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因为量刑指导意见是刑事司法政策，因此相对法律而言，具有一定灵活性。
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一段时间、经过一个时期后，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及新的历史条件下犯罪特点进行相应调整，做到与时俱进。使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姜涛.认知量刑规范化[J].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10：14.
[2]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办案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1， 4：47.
刑法指导意见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量刑建议权 刑事量刑 刑事审判
一、量刑建议权的基本内涵及实践意义
量刑建议权也被称为求刑权，指检察机关在刑诉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对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应予判处的刑罚幅度向法院提出建议。这也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表现，是公诉活动的核心内容，以国家公权力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就包含着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因而，求刑权包含请求定罪和请求科处刑罚幅度这两项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结果，二者相互依存。以前检察机关所施行的“求刑权”狭隘地理解为定罪请求权，不包含量刑请求权，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量刑建议权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一是促进了量刑公开透明，从而能够保障司法公正；二是制约法官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加强审判监督；三是完善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诉讼结构，程序更加合理；四是提高了诉讼效率，减少量刑过高或过低引起抗诉的案件数量；五是提高公诉人素质。
二、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应用
（一）提出时机
我国刑法学界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时机有三种观点：一是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提出；二是在法庭调查之后、辩论之时提出；三是按照庭审程序来区分，简易程序在起诉时提出，普通程序的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词时提出；四是按照是否认罪来区分，犯罪嫌疑人认罪、事实比较清楚的，在起诉时提出，不认罪或疑难复杂的则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词时提出。
（二）提出方式
1.概括性的量刑建议。在指明所指控罪行直接适用的刑法具有的条款幅度的基础上，给予从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建议。相对内容过于空泛，也不确定。
2.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在法定刑幅度内明确建议具体的刑种或刑罚量，比如5年有期徒刑，这个比较少用，有代替法院量刑之嫌。
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原则上避免以绝对确定的形式提出，我院公诉部门采用了相对确定性的量刑建议，确定个案的量刑幅度，而不是确定个案的具体量刑点。
（三）提出形式
《指导意见》没有采纳在起诉书中载明量刑建议的形式，从各地的做法和意见看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起诉书中直接提出量刑建议；二是另外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三是在公诉意见书中一并提出；四是对不庭的简易程序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对于出庭的案件，则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或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
我院公诉部门对派员出席法庭的案件，以专门的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一是表明对量刑建议的重视和慎重；二是可以让法院尽早了解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三是有利于引导和促使检察机关认真、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公诉人业务水平。
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控方量刑证据搜集不足
在我国控辩审三方诉讼模式下，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但有时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的量刑证据本身是不全面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往往更为重视那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而检察机关主要根据侦查机关移送来的量刑证据来形成量刑建议，欠缺对量刑证据的全面收集。
（二）实践主动性不高
检察机关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犯罪的指控上，形成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加之公诉工作量大，量刑建议的进一步加大检察官的工作压力，量刑建议权常被搁置一旁，或仅提出笼统的建议，对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不能及时体现在量刑中。
（三）缺乏科学精密的量刑标准
《指导意见》仅涉及十几类常用罪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有过大之嫌，对于量刑情节复杂的案件，几个量刑情节同向相加，幅度增大，使公诉人认为还是以自己的办案经验来提出建议可靠。此外，对于附加刑的量刑建议是否并用也并未涉及，例如对罚金刑的量刑幅度过大的问题。
（四）法院对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理不充分
量刑建议的推行以期达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但并不必然对法院具有合理的约束性。因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量刑起点”、“量刑基准”以及最后的“宣告刑”会有不同的认识，对量刑情节的意见也会存在分歧，量刑建议与法官的量刑裁决必然会发生差异，对法官缺乏约束力；有些法官认为量刑建议是对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侵犯，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这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指导意见》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应当说明量刑理由，但法院对不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均未在判决书中进行说理，检察机关不清楚法院判决的依据和标准，影响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发挥。
四、完善建议
（一）强化量刑证据收集，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不断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制度。检察机关对重大刑事案件应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全面收集、固定涉及定罪、量刑的证据，补充影响量刑的证据材料。逐步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尽量做到庭前证据透明、公开，及时掌握了解控辩双方收集的证据情况，为简化庭审、节约诉讼时间、公正量刑提供保障。
（二）培养高素质检察官公诉队伍
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丰富了公诉权的内涵。检察官不但要关注定罪问题，在量刑上也要下功夫。首先，转变观念，从案件定罪为主向量刑情节审查并重的理念，对事实部分进行审查后，对量刑情节也进行了重点审查。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进行逐一查明。凡是涉及量刑的因素均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从全案综合审理向罪量刑两大部分进行区分细化审理的转变。在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基础上，对没有争议的定罪部分不予调查，对有争议的量刑部分详细调查。法庭通过庭审新设的量刑审查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审查。再次，从注重定罪事实证据分析向与量刑证据分析并重的转变。量刑规范化改革后的庭审方式，要将量刑建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作为重点予以阐述。公诉人不仅要对被告人应被判处的刑期作出当庭建议，而且要对被告人具有哪些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通过事实与证据逐一分析论证，促使公诉人当庭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有理有据，认罪伏法。
刑法指导意见范文第3篇
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王胜俊在2009年2月11日的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在完善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廉洁的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强调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进一步规范裁判权的行使，减少和预防自由裁量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刑事司法的各项活动中，与犯罪人关系最直接，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量刑问题。审判实践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在案件最终处理最终得以实现，量刑亦是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者制定刑法时已经为形形色色的犯罪匹配了适当的法定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复杂多样，瞬息万变，法律的有限性决定了刑法不可能囊括全部的量刑的问题，必然存在许多情况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笼统，甚至某些情况下，法律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特意作出了一种灵活、弹性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司法人员如何以刑事政策为指导，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恰当、合理为犯罪人处以刑罚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实践视野下的量刑现状
（一）社会热点透视量刑现状
曾经在社会上及法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引起人们对量刑的无限思考，各种争论不绝于耳，公众舆论对法院是如何把握量刑尺度存有质疑，进而深化为对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随意性的讨论。Www.133229.cOM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已经是法官在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这一量刑幅度内的最低刑，但还是招致舆论的一片哗然，大众是以普通的价值判断来评价许霆案，他们更关注的乃是判决的合理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合法性。
（二）法院数据统计透视量刑现状
注：具有相同量刑情节指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
从某法院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7、2008两年处于同一基准刑幅度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范围，且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共19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6人，占32%；判处有期徒刑8年的5人，占26%；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的1人，占5%；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2人，占11%；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3人，占16%；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1人，占5%。处在同一基准刑范围内具体应判处什么刑罚，这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因而就出现了上述不同的量刑结果。这还只是一个法院在一项罪名上就存在如此的量刑差别，那么推而广之，在其他罪名上必然也存在情节相同，量刑不同的情况，扩大到法院与法院之间这种差别将会愈发显著。
二、量刑不均衡原因分析
（一）思想层面：忽视量刑的陈旧司法观念。
法定刑幅度设置相对过宽，法官自由裁量权偏大是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出现量刑偏差的原因，但在我国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重定罪、轻量刑观念对我国司法的影响。一方面，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就行了，量刑上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一审法院在裁量决定刑罚的时候，有的就采取宁重勿轻的做法，认为判重了二审可以改判，改判了不算错判；检察机关一般是抗轻不抗重，判轻了一经抗诉，二审改判就算错案，因此，往往在量刑幅度内普遍偏重判处。二审法院审理中，只要事实、证据和定性上没有问题，只是量刑偏重一点，一般也就不改判了；[1]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事实、证据及定罪方面，对刑罚的关注不够，认为只要能够定罪，其他方面都不重要。[2]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漠视态度势必导致量刑的随意性。
（二）技术方法层面：量刑方法简单化。
如前所述，法院长期以来对量刑关注度不够，导致对量刑的司法研究也寥寥无几，对量刑方法的阐释更是凤毛麟角，审判经验和自身对法律的理解成为法官量刑的法宝，量刑也就成为法官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其实，量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论性裁决，而是一个动态的论证过程，“是一个包括认知、心理、逻辑等各种因素的法律操作过程，如同卡多佐所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自由寻找过程’。”[3]
（三）司法效果层面：刑事司法政策对量刑的调整。
司法不但需要注重其法律效果，还必须关注其社会效果，只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行为才是行之有效的行为，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摆设，定罪与量刑乃是刑事审判工作密不可分的两大部分，量刑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其主观恶性以及各项情节的综合评价。为了实现司法的双重效应，刑罚的配置及行刑方式的调整就充当了工具。[4]当然，量刑并非是一块天然的“净土”，有时为了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双赢”的目标，一定时期权力机关会提出刑事司法政策，它对全国刑事审判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量刑是刑事审判中的一部分，刑事司法政策必然对量刑产生影响，比如说严打时期，被告人往往因属于从严打击的对象而获得很重的刑罚。再如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导致非监禁的轻缓刑罚适用比例上升等等。
（四）社会层面：熟人社会影响司法量刑。
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官亦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法律帝国，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最容易影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同事、朋友、同学、亲戚等社会关系在量刑这块空间上便大有可为，[5]由此造成相同罪行的被告人可能因关系的不同而造成量刑的差异。
当然量刑偏差的产生是复杂原因交错形成的，由此导致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量刑过重导致被判刑人的逆反心里，不利于改造犯罪人，使社会加剧对司法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量刑过轻，易放纵犯罪，降低犯罪成本，不利于遏制犯罪的发生，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广大群众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求得不到满足，滋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6]
三、量刑程序改革存在问题
由以上论述得知量刑程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但是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期间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量刑程序改革应该针对量刑产生偏差的原因，找准着力点，制定符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正视存在的问题，着力解决主要矛盾。
（一）法官思想认识不到位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量刑存在种种认识不到位，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刑罚工具论。仅仅把刑罚当作惩罚犯罪的工具，而忽视刑罚本身的公正价值，这正如长久以来人们对程序法的认识也经历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到对程序正义本身认知的过程。这种简单的工具主义思想导致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审判中的重刑主义就是刑罚工具主义的体现。其次，经验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法官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唯经验论，凭经验办案在量刑上随意性、偶然性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再次，量刑模糊认识论。受长期重罪轻罚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对如何正确量刑认识不够。检、法机关常认为，只要定罪准确，在法定刑度之内的量刑差异影响不大。在法院工作考核中，因定性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是错案，而因量刑不当被改判的，往往认为是认识不同，争议颇多。以上法官认识方面的错位导致量刑制度改革中会遇到旧有思维方式的束缚。
（二）量刑均衡目标定位含糊
尽管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已经开始关注量刑的均衡性问题，最高院也指定了个别法院试行量刑指导意见，并且一些法院也已经制订了本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以此试图推动实现量刑的均衡性。但是，量刑这一司法活动与地缘因素密不可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都可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同一犯罪行为会因发生地及行为人的宗教信仰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点，由于“法律知识的地方性”特色，使得人们对法律事务的评价呈现出以一定的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相结合的非常浓厚的区域性色彩。[7]这样分散式的量刑改革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体的量刑均衡问题。
四、完善与建议
（一）适当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平衡量刑
近些年，在司法实务界出现新的量刑方法，比如电脑量刑方法、数学量刑方法，这些量刑方法对于实现量刑均衡问题的研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试图以一种绝对确定的、近乎机械式的方法来裁量刑罚，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量刑方法，因为“犯罪行为潜在的相关特征太多，各种特征又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不同案件的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影响量刑的因素是不可能事前被穷尽的。加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因具体案件而异，不可能实现整齐划一的数字裁量，法官在量刑时不会也不应该对所有案件中的同样结果持相同态度，不考虑结果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环境条件，[8]裁量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评估各种相关因素在特定案件中对量刑的正负影响，从而确定适当的刑罚，而不是单纯的套用公式，简单地运用加减法求得最终的刑罚量。法院制定的量刑规范意见，既不可限制过多，又要尽量实现量刑均衡。这两者之间的度极其难以把握。一方面如果限制过多，自由裁量权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还是法院自由裁量，就成了问题。在目前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法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还是应该给法官稍微多一点的自由裁量权，要有所控制，但不能过于限制。因为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是综合性的，而且也应该鼓励法官在量刑的过程当中能深入研究法律或者去探寻可能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如果幅度太小，容易带来法官本身的一种机械选择的弊端，对法官进一步探寻可能影响量刑情节的因素是不利的。[9]
（二）合理确定量刑均衡的目标
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设定合理的目标，只有目标明确合理，才可能采取恰当的方法，而不至于急功近利。目前的量刑程序改革中，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至今尚未就量刑的均衡问题应当实现何种目标提出一个明确的思路。量刑均衡的范围，是全国性的均衡还是区域性的均衡？如果是区域性的均衡，不同层级的均衡目标表现形式又如何？有的省份高院、中院、基层院均制定了量刑指导意见，从结构层面上看，上述三级法院分层次地制订量刑指导意见，是各级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项创造性工作。但是，问题在于不同层级的法院都制订量刑指导意见是否必要？同级法院之间的意见是否可以相互借鉴？基层法院制订量刑指导意见必要性何在？这些问题正集中反映了我国目前对量刑所应实现的均衡目标存在着定位上的模糊意识。[10]因此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找准目标定位，不可急于求成，可先就最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进行试点，广泛收集大量的实证资料，不断对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各中院和基层院可暂不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而把重点放在对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实证研究和修改完善上。
（三）多层次的量刑审查机制
为了确保量刑不偏不倚必须设定多层次的量刑审查机制。首先要赋予公诉机关在量刑中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不仅应成为公诉机关的一项权利也是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公诉机关应在对被告人基本犯罪事实及各种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调查的基础上在庭审时提出量刑建议，并且宜在定罪之后提出量刑意见，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基础。在条件成熟时还可结合公诉案件同类型案件的统计分析提出合适的量刑报告，使类型化案件的量刑获得最大程度的均衡。[11]公诉方的量刑报告必须接受辩护方的质询，在法庭上公开质证。
其次要赋予辩护人及被告人关于量刑问题的举证，质证权利，允许其就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不实之处提出意见，同时允许其就被告人从轻、减轻的考虑根据和意见并与公诉机关进行辩论。此外，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当允许其参与量刑程序并征询其意见，使他们对于量刑的建议能够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方式进行反映，从而也有利于强化其对量刑结论公正性的认同度。
再次，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有独立的立场，对公诉机关的量刑报告及辩护方的意见有权采纳或不采纳。在开庭审理中要尊重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从而获得初步量刑基础；在合议庭合议时可对量刑进行进一步审查，这是一种专业或者职业的审查,既要考虑实体法的价值和刑罚目的(即合理地惩罚犯罪人以便使其改过自新、尽早复归社会),又要考虑程序价值,判断、归纳量刑的事实,从而做出宣告刑。
最后，建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裁判文书中量刑理由阐述应当符合诉讼规律，反之将导致当事人上诉，怀疑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引发公众对法院量刑产生诸多偏见。
从2009年6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下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量刑规范化改革正在自上而下进行，然而我们必须正视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切实从量刑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准目前影响和制约审判实践中量刑失衡的内在因素，按照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积极探索，以逐步改变目前审判量刑中不规范的现状，切不可操之过急走向机械化量刑的极端。
注释:
[1]刘家琛主编：《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7页。
[2]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3]周振想、林维：“略论自由裁量及其判决展示和控制”，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期。
[4]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5]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6]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8]美国量刑委员会编著：《美国量刑指南》，吕忠梅总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吕忠梅所作的“主编按语”第6页。
[9]周光权：“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总第217期。
[10]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11]邓重魁：《量刑程序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参考文献：
[1]邓重魁：《量刑程序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2]刘家琛主编：《当代刑罚价值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7页。
[3]周振想、林维：“略论自由裁量及其判决展示和控制”[j]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期。
[4]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5]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6]黄祥青：“量刑规范及其方法的选择”[j]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10月总第223期。
[7]美国量刑委员会编著：《美国量刑指南》[m]吕忠梅总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吕忠梅所作的“主编按语”第6页。
[8]周光权：“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j]，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总第217期。
[9]张天虹：“量刑—任务及其实现机制”[j]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10月第五期。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刘星:《法律是什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刑法指导意见范文第4篇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刑法指导意见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