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限时刑法/委任行政规范/补充规范/法律变更

内容提要:限时刑法是对为适应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而在一定时期禁止为某一行为或命令为某一行为的刑法规范的总称。通常应根据法规的目的与实质来考察限时刑法失效后是否还存在适用的合理性。委任行政规范虽不具有限时刑法之形式，但因其与空白刑法相结合即可以成为空白构成要件的禁止内容从而影响到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如果仅仅是作为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发生变更，那么仍应适用行为时之补充规范。

限时刑法，是对为适应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而在一定时期禁止为某一行为或命令为某一行为的刑法规范的总称。它属于一种只在一定时期实施的特殊法。当这种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已消灭或变更，对某一行为就不再加以处罚，或者因指定施行有效之期间已终了而失效以后，对于在该法规有效期间实施的违反行为，仍可适用该法规作为处罚的根据。如果限时刑法的施行期间届满，而立法者又未再依法定手续延长施行期间，那么该限时刑法即属当然废止。①限时刑法一般都是基于立法理由的消失而失效，而不是基于法律观念的改变而失效。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4款规定：“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法律，即使该法律在审判时已经失效，但仍可适用于在有效期间实施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即是明文规定了其适用期间的限时刑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时刑法，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2条第1款却对时效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该条的规定，单纯从形式上看，对于那些凡属因行为之后的法律、法规而使得该行为本应遭受的刑罚被废止的，应该一律作出免予刑事追究的决定。“可是，基于一时的情况或者为一定时期所制定的法令有很多，这种法令由于一时的情况消灭或一定期间的过去就被废止。如果根据上述原则，对废止前的违法行为不能处罚。因此，这种法令中对尽管在废止后是否也不能处罚有效期间中的违法行为就成为问题，这就是所谓限时法的问题。”②特别是在行政法规中，根据一时的需要而制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废止的法规很多，而这些法规有的是作为刑法规范本身出现的，有的是作为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出现的，因而就存在很多限时刑法的适用问题。作为限时刑法的刑法规范如果发生变更，因其涉及刑罚罚则的追及效力的问题，那么就出现了是否应适用《刑法》第12条第1款以及是否应该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区别而特别对待的问题。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比较少，因而很有必要对限时刑法进行深入研究，以切实解决法律、法规发生变更后如何适用限时刑法的问题。下面笔者拟就限时刑法的含义、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的关系以及限时刑法的效力等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限时刑法的含义

关于限时刑法的含义，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最广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不论法律是否规定特定的期间为该法律的有效期间，只要该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是为适应一定的情事而颁行的，即为限时刑法。如日本有学者就认为，日本经济统制法规中的刑罚规范就属于限时刑法。因为只要有一时的危险存在，即有加以应付之必要，所以日本经济统制法规并未预定有效期间。③而对该说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所谓“一时”是相对的，很难界定何者为“一时”或“非一时”，故以“一时”来定义，态度未免暧昧不确实。④(2)“广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除设定一定有效期间的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为限时刑法外，为适应一时的情事而颁布的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也属限时刑法。当限时刑法废止后，对行为人在限时刑法存续期间实施的行为不得加以处罚。但如果是立法者法律见解的变更，那么对行为人的行为仍得加以处罚。⑤日本的判例曾采用过这种学说，如1950年4月11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认定，日本《修订物价统制令》第11条第2项将处罚范围缩小，对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人不予处罚的规定，只是基于立法者法律见解的变更，并非法律本身的变更，不属于限时刑法变更的问题，故变更前的行为仍不得免其处罚。⑥(3)“狭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制订刑法规范之初就预定了有效期间或事后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了有效期间的，均为限时刑法。出于临时需要而制定的没有确定废止时间而处于迟早要废止命运的法律、法规，即没有确定期限的法律、法规，则为临时法。因战争或其他紧急事件而制定的法规，大多属于临时法。也就是说，有确定存续期间的刑事法律、法规为限时刑法，而无确定存续期间的法律、法规则为临时法。因此，对临时法与限时法要区别对待：“对临时法，不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而限时法并不限于从一开始就有期限规定的法令，在事后因其他法律而附加规定了期限的情况，以及被委任决定填充空白刑法的空白规范的机关事先决定该规范的效力期限的情况，也属限时法。如果没有关于追及效力的规定，则虽然是限时法，也不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⑦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因为对于已被废止的法律只要它属于限制时间适用的法律，就属于已经失去了效力的法律；如果在限时刑法的效力期限已经届满之后，对行为人在期限内实施的行为仍适用该法律，那么就不是对法律的解释而是对法律秩序的修正；而如果运用行为之后的法律，就有可能产生延迟诉讼、免除刑罚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因其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甚至破坏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应该被允许。

如果我们以是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还是根据刑法规范的实质为标准来判断某一法律、法规是否限时刑法，那么上述学说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形式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凡是没有规定一定有效期间的法律、法规不属于限时刑法，其失效之后即不可适用；即便是规定了一定有效期间的法律、法规，只要其自身没有所谓追及效力的规定，也不应该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对限时刑法都未作明确的规定，因而从立法技术上看，有必要将个别的行政刑法规范明定为限时刑法。这种希望通过立法上的明确规定来解决是否限时刑法的观点尽管不存在不妥之处，但现行法律大多是以告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支配国民生活的，如果将个别的要求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为限时刑法，那么现时的法律、法规就可能处于无法适用之境地。如经济刑法的统制机能将无法发挥，经济法规将遭到全面的破坏。⑧1935年的德国刑法草案曾明文规定在一定期间有效的法律，即使废止或变更，仍得处罚其废止或变更前的行为。⑨(2)“实质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限时刑法无须以明文规定为必要。换言之，从探究法律的实质即可知悉其是否为限时刑法，而无须从形式上规定其有效期间。其理由在于法律虽然没有预定其有效期间，但是依照超法规的理论⑩仍可以解决其有效期间的问题。对该说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如果委诸法官对个案进行判断，那么难以避免法律适用的混乱，因而处理限时刑法问题，应以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为限。(11)日本的判例就曾采用这种学说，如1950年10月11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当某种为处理一时异常情况而制定的法规在这种异常情况消灭后即遭废止时，该法规属于限时刑法。(12)

客观地讲，“形式说”没有考虑事物的本质，只是试图从形式上讨论限时刑法的适用问题。如果采用这种学说，那么对于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附加一定时间效力的刑事法律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明确规定有追及效力的刑事法律，是否承认其为限时刑法或者是否承认其适用效力就存在问题。

对形式的限时刑法在其失效后仍然承认其效力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不承认限时刑法在失效后仍能适用，那么行为人就有可能故意使对自己的处罚拖延至规定了一定时效的限时刑法失效之后，从而使自己得以免除处罚。此外，行为人在限时刑法效力期限即将届满时实施违反该限时刑法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刑罚处罚之虞，那么就会出现行为人无视法律的情形，进而使法律的权威丧失。因此，必须基于国家法律的权威性，考虑限时刑法的特别效力而强制性地适用该限时刑法。当然如果仅仅是从保护法律权威性的目的出发来适用限时刑法也不妥当，因为如果为了保持法律的权威性就认可所有的法律在失效之后仍然对在其有效期内实施违反行为的人适用，那么限时刑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刑法》第12条的规定也就丧失了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实质上考察限时刑法失效后仍然适用的根据问题。从实质上看，刑法失效后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对长期以来刑法规定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国家不再承认其具有犯罪性。即某种行为实施当时是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刑法失效之后，不再作为具有反社会性、犯罪性的行为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第12条的规定得以适用。(2)在刑法失效之后，行为的反社会性、犯罪性依然存在，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在刑法失效后仍然作为犯罪来考虑，只是有可能不再被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刑法》第12条规定的精神，行为时的法律在失效之后仍能适用。限时刑法就包含在后一种情况之中。因此，基于对《刑法》第12条规定的合理性基础与限时刑法实质根据的考虑，一般情况下，国家对行为犯罪性看法的改变可以预定，但在存在所谓限时刑法的情况下，国家对法律失效后有关行为犯罪性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法律、法规的目的与实质而非法律、法规的形式来探讨其失效之后是否还存在适用的合理性。对此，需要重点考察的是“立法者的法律性见解”或者“国家的法律性见解”(13)是否存在改变，据此判断是否限时刑法，从而决定其失效后能否继续适用。根据这一见解，《刑法》第12条的一般性规定仅仅适用于存在设置该规定的实质理由之场合，而在存在限时刑法的情况下则不适用，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所谓追及效力的场合也不适用。在考察这些特殊规定的合理性实质根据时，也不限于有明文规定的场合，对实质上与之属于相同情形的场合，必须作出相同解释。这里所说的特殊规定并非例外规定，而是注意性规定。有时尽管法律缺乏明确的形式规定，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希望立法者立法时完全没有遗漏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坚持形式的限时刑法论并不具有合理性。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如果从实质上考察法律、法规失效之后的效力问题，就会发现不仅限时刑法存在失效之后是否还能适用的问题，而且其他刑法规范也存在失效之后是否还能适用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即使某一法律、法规在形式上并不是限时刑法，在该法律、法规废止之时，也可以规定在该法律、法规废止后对其有效期间实施的行为适用该法律、法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立法上可以自由地作出某种规定，而是应当从事物的本质上考虑其现实上理所当然的可能性。另外，从形式上看，作为所谓限时刑法而被规定的法律、法规，也存在失效之后不能被适用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即使是立法者预先作出了属于限时刑法的规定，立法者也可以在必要时修正该法律、法规而删除限时刑法的规定，对于此种情形同样应该从实质上探讨其适用与否的妥当性。

二、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

如前所述，尽管我国目前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限时刑法，但是当行政刑法中的空白刑罚规范发生变更之后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却与限时刑法密切相关。作为空白刑法之补充规范的委任行政规范虽不具有法律之形式，且无刑法之实质内涵，但因其与空白刑法相结合即成为空白构成要件(14)的禁止内容，从而影响到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因此，这种补充空白构成要件的委任行政规范如果发生变更，那么就涉及《刑法》第12条第1款的适用问题。

对于如何看待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之间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界、司法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肯定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认为委任行政规范变更的效果与法律变更的效果相同。如有学者认为：“所谓法律有变更，尚包括填补规范之变更，也即当作禁止内容之法律、行政规章或行政命令之变更，也属法律有变更。”(15)另一种观点是否定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的效力不同，由于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并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的存在与否为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该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所补充的构成要件无论是主观构成要件还是客观构成要件，也无论是论述性的构成要件还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都属刑罚法规以外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的存在与否，属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充足与否而宣告是否无罪的问题，即为事实问题，而不是刑罚法规的变更或废止的问题。如潘恩培认为：“所谓变更之法律，当然以刑罚法律为限。故如事实变更……及刑罚法律外之法令变更……均不属条文所谓法律变更之范围……”(16)陈朴生也认为：“称法律有变更，系指刑法之变更而言。其所变更者，为普通刑法，抑特别刑法，则非所问。至刑法以外法令之变更，虽有影响刑法之解释……应认为事实之变更，并非本条所谓法律之变更，自不生比较适用之问题。”(17)日本学者定塚道雄的主张也与之类似：“如就日本物价统制令而言，个别统制命令的变更、废止，对统制价额的概念并无影响。虽然法律规定‘超过统制额而受领货款’与‘超过若干元受领货款’的构成要件相似，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价格统制令的规定形式属前者。因此，纵使个别行政命令变更、废止，对价格统制令而言，不但并未变更，且仍属有效存在。”(18)

日本司法界对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是否具有与法律变更同样的效力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如日本最高法院在“大藏省果实贩卖价格统制令违反案”中认定大藏省1947年10月27日告示将果实价格统制令予以废止并非直接废止刑罚法规，继而认定指定价格告示的变更、废止不发生刑之废止的效果。(19)但是，在“道路交通取缔法违反案”中，日本最高法院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认定该案被告的行为并无犯罪后刑罚已废止而应免诉的情形。(20)一般而言，在日本，作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如果法律无特别规定的，那么法院均认为其属于法律变更从而作出免诉判决；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那么就认为并非法律的变更从而作出有罪判决。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界的态度与日本司法界的态度相反，即我国台湾地区司法界的人士都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事实而非法律。如我国台湾地区1962年“台上字159号判决”和1962年“台非字76号判决”均认定所谓法律的变更，是就刑罚法律而言的，并以依所谓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条的规定制定公布为限，而行政法规即使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但因其并无刑罚规定，因而不能理解为刑罚法律，因此，像事实变更以及刑罚法律外的法规变更，均不属于刑法所谓法律变更之范围。(21)

三、限时刑法的效力

限时刑法的效力问题是一个与刑法的溯及力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刑法的适用上，刑法既不得前溯既往之行为，也不得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刑法不后及之原则”。(22)而“刑法不后及之原则”，是指在法律废止或者停止其效力后，不再对其废止或效力停止后所发生的行为或者犯罪适用该法律的原则。如我国1997年《刑法》第452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体现的就是这一原则。这种不后及适用的原则与正在生效的刑法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显然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前者针对的是失去效力的刑法，而后者针对的是正在发生效力的刑法。

从前述学说与判例介绍可知，对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期间的限时刑法发生变更后是否仍须对行为人科以刑罚，存在相互对立的以下两种学说：(1)“肯定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某一法律虽然失效，但对行为人的行为仍有处罚的必要。其理由是：如果认为因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废止就可以对违反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就会导致对同种、同质的罪作出不同的判决，并可能导致违法者利用委任行政规范频变所产生的不受刑罚处罚结果，而无视法律的存在继续实施不法行为，逃脱刑罚的制裁，但其反社会性并不因为委任行政规范的废止而消失，其违反的可罚价值并未改变，因此，若不对其予以处罚，则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23)(2)“否定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不处罚失效后的行为，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其反社会性已不存在，如果认为其反社会性依然存在，那么《刑法》第12条的规定就变得毫无意义。“在把这种考虑方法更进一步之时，为了保持该法律的权威性，那就必须对所有法律均认可对其有效期间之内的违反行为在失效之后仍然适用，那就不仅仅限于限时法了。”(24)若认为失效的法律仍有权威性，那么刑法的规定同样没有意义。因此，从刑法解释学及刑事政策学的角度看，如果法律没有作特别规定，那么例外地排除《刑法》第12条的适用就属不当，且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故限时刑法的有效期过后，如无明文规定，该限时刑法就不能继续适用。也有学者因否定这种法律的限时性而一概否认其溯及力。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任何法律到废止时为止，都是一时的法律，但一时概念本身也是极为模糊的，而不可能严格区分适应一时情况的法律与并非适应一时情况的法律，因此，根据是否适应一时情况这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标准，确立限时法的概念，并且承认作为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联系的原则的刑法第6条的例外，是不正当的……作为动机说(25)基础的法律见解的变更与事实关系的变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独立发生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二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因此，该学说不仅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而且在所谓事实关系变化的场合，没有特别规定却承认刑法第6条的例外，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26)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也赞同这种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永久适用，任何法律都是适应立法时的情况而制定的，如果认为适应一时情况而制定的法律是限时法，则任何法律都是限时法，于是任何法律都有溯及力，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一项法律的有效期经过之后，对在有效期内实施的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有效期经过之后仍然处罚，就不能处罚该行为。”(27)

总的来看，中外学术界都比较赞同“肯定说”，但都是站在“实质说”而非“形式说”的立场上赞同“肯定说”。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以追究法律变更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即使所谓法律变更是就刑罚法律而言的观点是正确的，委任行政规范是否就不属于刑罚法律也存在疑问。所谓刑罚法律，应包括其构成要件在内，而不是仅指刑罚而言。因为如果没有构成要件存在，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刑罚法律。因此，只有将补充规范与空白规范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刑法规范，否则该法规就无适用的可能性。补充规范既然是立法者授权制定的，那么从实质上看它也就是法律。如果仍然认其为事实，而不是法律，那么在逻辑上就存在矛盾。法院的判决通常是先认定事实，再适用法律，然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法律作依据，那么就无法得出结论。而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事实的观点，显然是以事实为大前提，又以事实为小前提，因而不可能导出结论。由此可见，委任行政规范应为刑罚法律，而非事实。同时，笔者认为“补充规范之变更为法之变更，对刑罚不生影响”(28)的观点也不正确。因为就《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而言，因法律变更而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国家的违法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缘故，对行为人在法律变更后实施的行为，已没有处以刑罚的必要，所以就《刑法》第12条第1款的立法精神而言，违法价值观的改变应属法律变更。

至于将委任行政规范视为犯罪构成事实而非犯罪构成要件，即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一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委任行政规范本来就是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当然是一种法规，而不是行为人行为的组成。立法者既然委任行政机关制定补充规范，那么也就是承认行政机关制定的补充规范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具有相同效力，否则，现行法制既有违宪之嫌，同时也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因此，把委任行政规范看成事实的观点显然不妥。

至于在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后行为人在此期间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应当予以处罚，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刑罚的变更与构成要件的变更区别讨论，构成要件的变更通常使刑罚产生变更，“不能因为限时法概念的引入，就承认作为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联系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例外”。(29)笔者认为，如果只是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发生变更，那么仍应适用行为时的补充规范。理由是：(1)空白刑法一般规定的都是行政犯，而行政犯与刑事犯本质上的差异在于行政犯的伦理性要弱于刑事犯的伦理性，其所维护的伦理也往往因具有隐藏性而不为国民所认识。但是这种隐藏的伦理性，在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后，也并不发生变更，其非难性并未丧失，因而当然也就不能免除行为人的刑罚。而刑事犯伦理性的丧失通常要经过较长的期间，国民往往在法律变更前就对该刑事犯的伦理性产生信念动摇，在变更后免其处罚自然合理合法。(2)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一般都会因为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而频繁变动，如果认为因其变更即可免除行为人的刑罚，那么就难以达到限时刑法所预期的效果。因此，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若发生变更，从创设刑法规范的本质及其精神来看，该委任行政规范仍应适用。只有这样操作，才既可以解决刑法学理论上的困难，又可以避免刑罚权操纵于行政机关之手的弊端，否则行政机关就可能借委任行政规范变更之机实施规避法律的行为。

注释:

①参见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页。

②[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③(18)参见[日]定塚道雄：《限时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65页，第53页。

④(26)(29)参见[日]福田平：《行政刑法》，有斐阁1978年版，第48页，第62页，第62页。

⑤参见[日]福田平：《行政刑法》，有斐阁1978年版，第48页；[日]定塚道雄：《限时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66页。

⑥参见[日]松尾浩也：《限时法》，日本《ジュリスト》别册28号《行政判例百选》，第87页。

⑦(13)(24)参见[日]八木胖：《行政刑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102页，第104页，第103页。

⑧参见[日]定塚道雄：《日本经济刑法概论》，日本评论社1943年版，第105页。

⑨(21)参见刘钦铭：《论限时之行政刑法》，《军法专刊》1980年第7期。

⑩超法规的理论，是指以自由法论或社会法论作为方法论的理论。参见[日]牧野英一：《限时法问题与新判例》，载《理论刑法与实践刑法》，有斐阁1952年版，第260页。

(11)参见[日]佐伯千仞：《刑法讲义(总论)》，弘文堂1944年版，第106页。

(12)(19)参见[日]日本最判1950年10月11日刑集4卷，第1972页。

(14)需要说明的是，有时仅仅是补充构成要件要素，但是为了行文之方便，本文中统称为构成要件。

(15)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部2000年版，第89页。

(16)转引自洪福增：《刑法判例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7)陈朴生：《刑法总论》，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23页。

(20)本案案情为：被告用第2种原动机车后座载运他人，违反依《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第41条的新澙县原《道路交通取缔规则》第8条的限制。但是上述取缔规则于1958年全面修改，依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取缔规则》第9条的规定，第2种原动机车已不为取缔对象。但《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第72条规定，行为当时规定具有可罚性的，法令变更后仍得加以处罚。《道路交通取缔法》及《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虽为新《道路交通法》所废止，但是新《道路交通法》附则第14条仍规定新法施行前的行为依前例处罚。参见日本最判1962年4月4日刑集第16卷，第345页。

(22)参见钊作俊：《刑法效力范围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3)参见[日]木村龟二：《刑法总论》，有斐阁1959年版，第36页。

(25)持“动机说”的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时间的限时行政刑法是否具有溯及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由于国家关于该违反行为的可罚性的法律见解发生变更(即后来认为该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而废止该法律时，该法律就没有溯及力；但由于单纯事实关系的变化或者某种状态的消失而废止该法律时，该法律就具有溯及力。

(27)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28)蔡墩铭：《刑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