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范文第1篇

依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是深入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有效措施。广泛开展依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对于积累工作经验，发挥典型单位的示范、辐射作用，健全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居）民自治机制；对于规范村级（社区）事务管理，维护农村（社区）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社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成立由乡党委书__同志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乡长__任副组长，其它班子成员及乡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依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乡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司法所，由__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创建活动日常工作。

创建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和谐发展五个方面。

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范文第2篇

民政部解读《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并向社会通报民政部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相关安排。

关于个别农村出现的“大拆大建”问题，朱耀垠指出，它有三个违背：违背农民的意愿；违背村庄的演进规律；违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有三个盲目：盲目地撤村并居；盲目强迫农民集中居住；盲目利用非农用地。它有三个不利于：不利于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农村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推进。

朱耀垠指出，对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的行为，民政部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反对把农村社区建设简单理解为撤村并居。推动出台《指导意见》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对将农村社区建设简单等同于“农民上楼”的思路进行澄清，对一些地方客观存在的借农村社区建设之名进行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的情况进行纠正。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农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将农村社区建设简单等同于农民上楼的认识和做法，忽略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丰富内涵，将农村社区建设狭隘理解为农村居民居住形态的城市社区化。为了扭转这种片面认识，《指导意见》确定了“城乡衔接、突出特色”的基本原则，要求“既注意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优势互补、共同提高，又重视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既要合理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的有益经验，又不能简单复制城市社区建设的操作模式。

朱耀垠表示，农村社区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完善村民自治与多元主体参与有机结合的农村社区共建共享机制，健全村民自我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有效衔接的农村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文化纽带，构建生态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协调发展的人居环境。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和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确保农村基层既充满活力又管理有序，确保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农民上楼来实现，从此前各地的试点情况来看，以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为单元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占比很少，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推进较快的城市近郊地区。《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农村社区建设要在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前提下开展，与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村庄规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等相衔接。

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政治资源;重构;整合;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2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青年项目“西部多民族地区城乡结合部治理研究”（12CZZ057）;国家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度青年项目“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13CZZ026）。

作者简介：陈自强（1981-），男，四川宜宾人，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和农村政治研究。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绩，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也面临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发展的困境，需要对其进行研究和破解。通过回顾其发展历程，对照其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如果要继续深入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很有必要从政治资源视角进行反思，探讨其出现困境的内在原因，并有效集聚起所需政治资源，重建适宜的良好政治生态。

一、困境：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资源忧思

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目前学界关注较多和研究较为深入的焦点问题。并且，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产生，其研究的角度广泛地分布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肖唐镖的《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季丽新的《中国乡村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等。这些研究无疑为思考乡村民主建设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洞见。

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村民自治、政治文化、经济根源、宗族、精英人物等角度考察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较多，而从政治资源角度考察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较少。并且，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困境的反思，无论是从乡村民主建设的内部因素，还是从外部因素如宗族影响、封建主义残余、短缺财政等方面的阐释来看，这些视角和理论对于准确把握乡村民主建设的症结还有其局限性。而政治资源视角则为厘清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困境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进路，因而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

对于政治资源的含义，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以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的其他东西。”[1]而国内学者则侧重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意义上对政治资源进行界定，认为：“政治资源是指能够使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总和。”[2]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中遇到的困境，如村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困难重重、[3]民主实践中的权责不清和权力运行的体制摩擦[4]等，均可以从政治资源角度找到症结和缘由。因为，现有政治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政治资源的流失和政治资源的供给不足，才使得乡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难题和困境。究其实质，乡村民主政治建设遭遇的是政治资源困境。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文化资源贫乏。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5]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判断等方面内容。由于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处在专制主义王权统治之下，乡村社会中的臣民心态和权力本位思想也就较为严重，并积淀到该社会群体的集体意识的深层结构之中，这样就缺乏对民主架构和民主程序的基本理念和政治认知，对民主运行机制缺乏亲和性的政治情感，难以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健全而理性的政治判断。传统家长制作风较为盛行的乡村社会，也就难以产生对不同意见宽容的政治心理，而对现代民主政治而言，容忍不同意见的政治文化构成了其基本条件。[6]因此，乡村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或者是公民文化等政治文化资源就显得较为贫乏，不能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充足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认同资源。同时，政治文化资源的贫乏也影响了民主政治运行获得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持和伦理道德资源的支撑。

第二，乡村民主政治运行的制度性资源不足。制度是一种稳定的、不断重复的、受到尊重的行为模式，制度性资源是设置和巩固民主体制的保障性资源。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目前现有的制度性资源，主要有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乡村民主政治运行中，基层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条件，也是其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实践的基石。因此，制度性资源是政治资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最基本的支撑力量。然而，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制度性资源是处于不足状态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中所出现的贿选、两委关系紧张、暗箱操作、党政关系不顺、村自治组织内部运转机制不协调等现象，均与制度性资源不足、制度安排不合理和制度设置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特别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民利的落实和民力的制约，以及民主机制的运行均需要详尽而细致的政治制度做出规定和安排，这样才能确保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有序运行，才能在分歧与一致之间达成政治妥协和进行理性博弈。显然，现有制度性政治资源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来说，还有较多需要进行健全和完善的地方。

第三，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性资源匮乏。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与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因素密切相关，动力因素的构成状况与力量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着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从其推动因素来看，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作用不可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际中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授予和保证农民的投票权利;农村民主一定要在权威与自由、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村民选举搞得相对好些的地方总是与地方领导即治理精英的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的，他们能够巧用民主程序。”[7]换言之，国家力量或政权力量是推动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力因素。这也符合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即“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起源于农民的自发创造，经国家认可后又由国家进行推广”。[8]因此，作为乡村民主政治实践主体的广大乡村居民反而在动力资源的构成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显然不利于推动乡村民主政治发展。同时，乡村民主政治的长时期运行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凸现，民主政治的相关性保障条件不足，如法治建设的滞后，乡村居民对于民主政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疲态。所以，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较为匮乏。

第四，乡村民主政治实践的社会性资源薄弱。从组织资源的角度来看，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村，最重要的正式组织就是乡党委和乡政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村两级党政二元结构，实际纳入了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架设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通道，国家的政策、任务由此直达农户，农民也以此作为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由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和权力的集中，非正式组织的活动空间十分狭小。”[9]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组织资源是较为匮乏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公民社会的发育是较为迟缓的，这也使得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相关组织资源和利益表达渠道，严重制约着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二、原因：基于政治生态变革的探究

为何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会遭遇政治资源困境？概括来说，其源于政治生态的变革。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政治生态的巨大变革。与此相关，政治生态变革下的一些具体因素则是导致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处于政治资源困境的缘由。总的来看，这主要体现为：

1传统意识与现念的背离。中国乡村社会传统意识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产物，而现代价值和现念则是以现代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二者所支撑和建构的社会秩序基础是不一样的。这正如学者林毓生所指出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一向认为道德与思想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这种看法与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为政治秩序基础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进一步地说，虽然儒家文化所主张的政治秩序乃由道德与思想构成的观念，是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所由产生的精神与思想资源之一;但这种观念，如被僵化地或基教式地（fundamentalistically）坚持着，反而会成为建立法治的阻碍。”[10]同理，传统意识的民本思想、伦理规范、等级意识、宗族观念等，与现念的公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思想是相背离的。传统意识不仅不能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帮助，反而还可能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阻碍。如果没有对传统意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能使其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就不能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因此，传统意识与现念的背离使得传统思想政治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2制度化水平低下的障碍。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11]12衡量制度化水平，亨廷顿认为可以用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限定。[11]13可见，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对政治输入中的资源和支持的获取能力，也关系到政治系统对政治诉求和利益需要的转化和输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低下的制度化水平无法吸纳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不能对政治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和转化，不能对社会环境的挑战做出回应，这势必影响到政治系统的稳定，也势必影响到政治系统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合法性基石。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资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之相关。

3乡村精英的流失与利益结构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者拉斯韦尔的观点，精英通常被认为是在社会价值和资源的分配中取得最多的人，或者是在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由此，乡村精英则是指那些在乡村中能够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享有较高地位和具有较强影响力或支配力的人。就其类型划分来看，有学者将其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具体而言，体制内精英包括村支书和村主任，而体制外精英则包括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和经济乡绅。[12]乡村精英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推动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权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得农村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都大量涌入城市。这样，在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中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动，使得农村中的乡村精英流失，这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使得其面临权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失的困境。同时，由于利益结构的分化，乡村中利益结构的差异性使得利益需求多元化，从而造成乡村居民的政治冷漠和政治效能感低下，因而对政治支持性资源的提取产生消极影响。

4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的不足。乡村社会组织的范围大致包括基层政权组织、自治组织、政党组织、经济组织、社团组织、宗族组织、宗教组织、宗派组织、社会合作组织等。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的不足主要是从组织的独立性和功能的健全性角度衡量的。虽然乡村民主政治进程的演进，使得正式的国家政权组织系统和政党组织系统向村民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让渡了组织空间和给予了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有学者指出，这种带有国家赋权方式得以成长的村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组织，是无法抵御政府权力无边界渗透的，也会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的问题。[1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组织，尤其是乡村自治组织和民间自组织的发育程度不足，导致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无法获取足够的组织资源的支持，也无法为乡村民主政治良性运行培育起组织载体和社会力量。

三、出路：政治资源的重构与整合

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现有的政治资源配置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现有的政治资源供给不足或是格局陈旧，使得政治资源不能适应乡村社会对民主政治需求的增长形势;另一方面，则是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的压力，迫切需要开发和聚集新的政治资源，以满足其建设需要。这样，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不仅需要充分重构和整合现有政治资源，而且也需要聚集和整合新的政治资源。这可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资源的重构和整合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1重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政治资源的重构，不仅针对的是现有资源的优化调整，以及空间布局上的合理配置，而且也针对的是政治资源能获得创新性开发和使用。具体而言：

一是政治资源结构上的重新配置。对于政治资源配置优劣的标准，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三个标准：“首先，从政治资源实体部分中的经济实体资源来看，判断其配置优劣的标准是看是否能够做到‘物尽其用’。第二，判断政治制度资源配置优劣的标准要看制度资源配置是否尽可能地节约制度交易成本，是否遵循了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原则，即‘效益最大化’原则。第三，判断政治规范资源配置优劣的标准是看其配置能否提升主流政治价值。”[14]因此，政治资源结构上的重新配置至少需要三个着力点。首先，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需注意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并做到政治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效率性。其次，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需以维护社会公平性价值为取向。再次，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需注意理性筹划的周全性。

二是政治资源内容上的创新性开发。政治资源内容上的新拓展，可以在两个向度上展开。首先，在传统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针对如何开发和利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均做出了有益探索。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政治资源进行挖掘与重新阐释，希冀从“内圣”资源中开出“外王”的现代政治资源。而学者林毓生则将传统思想资源与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对接，提出了创造性转化的观点。[15]台湾学者徐复观在如何利用儒家传统政治资源实现民主政治方面做出了有益而深刻的思考。对此，学者肖滨指出徐复观对于“修己”与“治人”的区分值得高度注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虽然是对儒家原则的一项现代修正，然而这一修正的理论意义极为重要，它揭示了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基本路径指向，即把传统儒家连为一体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世界辟为两撅：修己与内圣定位于‘私人领域’，体现的是积极自由，让自主的个人自己选择与决断;治人与外王定位于‘公共领域’，其运作以消极自由为标准，由法治民主提供保障。这样，修己与治人、内圣与外王二者边界划分、领域限定，一方面有利于儒家传统接纳消极自由之观念，另一方面则使儒家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如‘为仁由己’‘正心修身’等）得到新的开发。”[16] 可见，传统政治资源的开发能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政治资源。其次，引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外部政治资源。这种外部性政治资源既可能来自于中国其他方面的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等，也可能来自国外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借鉴，如协商民主政治模式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协商民主作为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和修补，也能使乡村民主政治运作上增加通过协商、合作方式来产生出公共政策的民主形式，有利于贴近乡村政治建设中乡村基层社会的多阶层、多民族、多宗教和利益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众多的现实，并能与乡村基层民主的实践相契合。[17]

2整合。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政治资源重构之后，还需经过有效整合，才能使得现有政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新旧政治资源得到有效组合。

一是价值重塑。主要是民主共识的形成，对民主价值产生一致性认同，并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奠定观念基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只有当大众达成民主共识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民主政治体制的益处。对于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只有通过对民主价值的重塑，把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基本价值植根于乡村民众的心灵深处，才能有效地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政治文化资源，才能消除传统人治社会和专制王权所留下的思想残余，才能使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有理性信念作为支持。

二是机制建构。通过对政治资源配置机制的建构，一方面实现政治资源配置与乡村现实利益需求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实现政治资源配置与资源效力发挥的协调性。首先，需建构起政治资源的权力共享与利益分享机制。对于政治资源来说，权力资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益也是政治资源表现形式之一，因此，该机制对于实现权力的分权与利益的疏导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需建构起政治资源的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该机制凸现出了现代政治的现实品格特征。对于公共权力来说，为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使用的规范性，有必要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建立权力制约机制;而对于公民权利来说，为了保证公民权利不被随意侵害，也有必要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建立权利保障机制。再次，需建构起政治资源的多元整合机制。该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对权力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智力资源、政治文化资源等政治资源的协调与综合利用，从而降低政治成本，

优化政治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4.

[2]陈文新，王君丽.政治资源：涵义、特征与价值[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1）.

[3]厉复魁，于新恒，王雅珍，吕雅范.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难题及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02，（6）.

[4]许晓明，王仕国.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成效、问题及对策[J].求实，2003，（10）.

[5][美]阿尔蒙德，维伯.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49.

[7]郎友兴.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与中国乡村民主[J].浙江学刊，2002，（2）.

[8]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1999，（1）.

[9]臧乃康.政治资源开发与小康社会农村政治文明建设[J].中州学刊，2004，（6）.

[10]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4.

[1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2]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J].齐鲁学刊，2002，（5）.

[13]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4]虞崇胜，陈文新.关于政治资源配置的理论思考[J].探索，2006，（2）.

[1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91.

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范文第4篇

**市**区**乡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创建“平安**”活动的

实 施 意 见

各村支部、村委会、乡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持续发展，确保全乡经济社会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全面建设和谐**，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创建“平安**”的实施意见。结合我乡实际，乡党委、政府决定从XX年起在全乡开展创建 “平安**”活动。现就活动开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创建“平安**”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整体联动防范等各项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整体联动防范的水平和效能。

二、创建目标

（一）社会政治稳定。对各种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防范严密、及时打击。有效控制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取缔各类组织及时有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健全，各类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和及时化解。

（二）治安秩序良好。全乡无刑事案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称霸一方的地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和无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乱点。协助公、检、法、司打击处理违法犯罪成效明显。

（三）治安防控能力增强。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快速反映能力明显提高。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治安防范形成长效机制。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事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流动人口管理、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国家人民安全防线工作制度健全，措施落实，实效明显。

（四）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优化。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得到及时有力打击。黄、赌、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法制宣传扎实深入。全社会法制观念、遵纪守法意识明显增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

（五）群众安全感增强。到XX年经统计部门公众安全感测评，对社会治安满意和基本满意的达92%以上。

（六）力争做到无群众或集体上访事件。

三、实施步骤

创建活动分四个阶段实施：

（一）安排试点阶段（XX年4月至12月）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创建实施意见。广泛宣传发动，抓好**、**2个“平安村”，中心校、卫生院2个“平安单位”，**厂1个“平安企业”的创建活动，树立不同类型的样板，总结不同类型的经验。

（二）全面实施阶段（XX年1月至12月）。XX年底前全乡所有的村、单位、企业达到平安创建标准。

（三）巩固深化阶段（XX年以后）。进一步提高平安创建水平，完善工作机制，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四、主要措施

（一）深化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一是协助配合政法机关对重点企业（电厂、**厂），重点部门、重点村、中大公路、**公路、**公路沿线、**和木材检查站交通要道为重点内容的防范体系和分级联动机制。认真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精神，各单位落实内部保卫人员，加强和规范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二是实行整体联动防范，与各周边乡镇按已签订协议，开好边际联防会议，以公路网络为依托，构建以乡政府为中心，**和木材检查站为主的治安联防报警网点，切实加强治安联防工作。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联动调处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乡级各部门、调委会、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法庭等有关力量参与的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二是在各村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员制度。各村支部书记为矛盾纠纷信息员。每月29号各村信息员将各村矛盾纠纷调查表交乡综治办，全面实行零报告制度，各驻村第一责任人负责督促落实，每少报一次扣年终补贴10元，全年报齐（24张）年终奖50元。三是构建“三道防线”，妥善调处矛盾纠纷。在排查矛盾纠纷的基础上，建立矛盾纠纷台帐，按轻重缓急逐一落实，妥善调处。把涉及人民群众切实利益，可能引发生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的矛盾纠纷作为排碍调处重点，最大限度的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化解、早控制”。凡是所排查的矛盾纠纷实行三级调处：首先由所在村调解委员会与驻村干部一道调解处理，形成处理意见，如果当事人不服，可持处理意见进入二道防线，再由乡调解委员会与分管领导和所涉及到的部门进行调处，形成处理意见。如果当事人不服，可持处理意见进入最后一道防线，由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乡调解委会与涉及到的部门进行调处，形成处理意见。如当事人不服，乡综治办将情况如实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或者通过司法程序处理。凡是因调处不当导致上访，又需要回复的矛盾纠纷，上访到区级一例扣100元，上访到市级一例扣200元，上访到省级一级扣300元，上访到中央一例扣400元。对全年无上访的村年终奖300元。四是主要领导包片，副职领导协助，站所部门配合，全乡上下形成齐抓共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全乡由主要领导分片包干：（**联系**村、**村、**村；**联系**村、**村、**村、**村）。副科级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由**、**负责；**厂由**和**负责，**由**负责）。做到职责分明，考核到村，责任到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不力，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村，实行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配合政法机关开展严打工作。积极配合政法机关深入开展严打工作，对发现的一切可疑线索要及时报告，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四）充分发挥六个专门工作小组作用，抓好重点工作。要认真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措施，以实施“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工程”为统揽，完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长效工作机制。要探索流动人口管理的新办法，以加强和改进暂住人口管理为突破口，建立起流动人口管理“双向考核”机制。要减少脱管、失管现象为着力点，把安置帮教的各项措施向基层、向社会延伸，有效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对校园周边治安秩序的专项治理活动，深化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

（五）、广泛宣传平安创建活动，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各村各单位要将综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广泛宣传，使平安创建工作深入人心。通过办专栏、书写标语，开群众会等多种形式、多途径进行宣传。各村在公路沿线书写标语不得少于2幅，各单位书写布标语不得少于2幅，乡综治办专栏不得少于12期。

五、考核验收

平安创建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内容多，范围广、任务重。平安乡镇的验收由区上申报推荐，市综治委组织考核验收。平安村和乡镇单位由乡镇申报推荐，区综治委组织考核验收。

XX年5月8日

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范文第5篇

2月12日至13日，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到珠海市，深入农村、企业、项目施工现场，就学习贯彻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工作部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调研。

李希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等富民兴村产业，抓好厕所革命，着力塑造乡风文明新风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深刻把握我国国情、农情基础上，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村的具体落实；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目前，区委区政府为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省委《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和市委《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要求，正全力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3 年取得重大进展、5 年见到显著成效、10 年实现根本改变”的要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2050 年实现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坚持七个基本原则：

1.坚持党管农村工作。2.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3.坚持农民主体地位。4.坚持乡村全面振兴。5.坚持城乡融合发展。6.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从容建设。

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成立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常务副组长，区委、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统筹领导全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三灶、红旗两镇党委参照成立领导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