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育的总结范文第1篇

教育是经济发展的“筋”和“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承担着培养劳动力的任务，就这意义上来说，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条件。教育活动通过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开发智力等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达到缩短社会生产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一个人口密集、资源贫乏的国家，它之所以能跻身发到国家的行列，主要是由于民治维新后日本一直奉行“教育立国”和“科技立国”的战略。教育提供各种专门人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依靠”因素。

教育通过培养人实现为经济建设服务，是经济增长重要的经济资源。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居于世界的统治地位，后来之所以被美国取代，就是当时英国的劳动力只有70％受过教育，而美国则有90％。据统计，1960-1978年，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实际人均GNP平均增长4.68％，而注重物质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仅仅为3.86％。前者的代表有韩国和台湾等，后者的代表有巴西和西班牙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大量的人力投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教育这个培养人的活动，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用劳动简化法来计量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实现，就成为一句空话。”他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到目前为此，我国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以下是用劳动简化法计量我国1982－2000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劳动简化法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经常采用的一种教育经济效益计量方法。根据马克思关于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理论，确定劳动简化比（简化系数），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将复杂劳动量简化为简单劳动量，计算出简化后的劳动总量中有多少是教育因素而增加的劳动量，进而求出增加的劳动量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确定基期和报告期，并统计基期和报告期的劳动力总人数和国内生产总值

1982年为基期，国民收入为5294.7亿元，劳动力人数为52150.56万人；报告期为2000年，国民收入为89442.2元，劳动力人数88797.97万人。表1：

（二）确定劳动简化比

以小学四年级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基准”劳动力，设为1，受过小学教育（5-6年）的就为[（5+6）/2]÷4＝1.375，受过初等教育（7-9年）的就为[（7+9）/2]÷4＝2，受过中等教育（受10-12年高中或者中专教育）的就为[（10+12）/2]÷4＝2.75，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受13-19年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的为[（13+19）/2]÷4＝4。（三）分别求出基期和报告期平均劳动简化比

计算公式为平均劳动简化比＝∑（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比×各级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求出结果见表2：

由表2，可得1982年的平均劳动简化比为1.34，2000年的平均劳动简化比为1.89。

（四）将社会复杂劳动量折算为简单劳动量

当我们把劳动者的质量转化为劳动者数量的时候，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总劳动量就会增长，在生产中通常表现为教育年限较长的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较大。社会复杂劳动量折算为简单劳动量公式为：

社会总劳动力中包含的复杂劳动量折算为简单劳动量（社会劳动力总数×平均劳动简化比）

经过计算，1982年和2000年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劳动量的增加分别占总劳动量的25.37％和47.10％

（五）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如果把经济增加看作是全体劳动者劳动劳动共同努力得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前面几步计算的结果求出由于教育程度提高而引起的劳动量增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1982年和2000年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的经济收入，经过计算得，1982年和2000年由于教育程度提高而带来得经济收入1343.26亿元和42127.28亿元。然后进一步求出报告期和基期由于教育所起作用得国民生产总值为40784.02亿元。见表4：

三、结论

从以上我们的计算结果可知，用劳动简化法计算，在1982年到200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4147.5亿元。其中，由于教育水平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为40784.02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4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知识和科技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教育的关系，使教育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

【摘要】教育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劳动简化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82年和2000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47％。这些数据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劳动简化法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高金环.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再认识[J].科技与教育，2004，（3）：43-44.

[3]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学术探索，2004，（2）：51-54.

[4]杨盛菁.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甘肃科技，2005，（1）：203-205.

关于劳动教育的总结范文第2篇

一学期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每个学生总是希望自己成功，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赞赏。

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美.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础.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是小学各科中的基础学科,在小学各学科教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小学劳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 , 课堂教学要求学生既动脑又动手 , 手脑并用.这种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最佳机会.创造性劳动教学终极目标是鼓励和引导学生增强创新意识,投身创造实践,探索创造途径,养成创新习惯.

我根据实作要求作示范，事先准备好作品给同学作示范，让学生仿效。示范必须严格规范，重点、难点要分步有节地进行，也可以边讲边示范，讲和示范结合，语言尽量精炼。有时选用合乎要求的学生作品作为示范样品，用学生的东西教育学生，容易引起学生的亲切感，乐于沟通和易于理解，对于提高学生技术水平很有好处。

学生在学习劳动技能的时候并不是很有兴趣，尤其当教材中出现一些易于有性别差异的知识的时候，男生或者女生就会出现烦躁的情况。觉得自己不适合学这项技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尽力满足学生的成就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依靠自身的努力达到成功和从知识的获益中得到满足，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劳动教学过程中总是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促使每一个学生学会学习，达到愿学、乐学、会学、善学。 例如，在劳动课上，不管学生最后的作品做的怎样，教师总是能肯定学生的作品，总是能肯定学生为作品付出的一切劳动。教师还应当众表扬一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他将终生受益。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基说过：求知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快乐，及时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头，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劳动技术教育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担负看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和发展能力的任务。但它有独持的要求，

就是学生必须学习有关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知识、技术原理和在智力、能力诸方面培养学生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思维力，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总结一学期的工作，我坚信，只要劳技教师意识到学生具有创造潜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坚持教、学、做合一，积极创造条件，劳动课教学将使无数学生创造力迸发出艳丽的火花，而且常开不败。

一学期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早一夕就能形成的 在学校的的教学教育过程中，根据一年级的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组织好劳动课的实践活动，是我做班主任在教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根据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我继续重抓、强化孩子们的习惯养成教育，并在上学期的基础上要求更严。

具体做法与上学相同，但要求一定是更高，目的是希望在一年级就会有个好习惯的养成。

首先让孩子们懂得为何要劳动?其次是充分创造劳动的机会。 养成教育活动分四个步骤：

一、先考察--想

经过了一学期的锻炼。现在的我会做什么?老师把班级要做的事都罗列出来公示并讲解甚至示范怎样做，如：1、班级卫生扫教室要求每天都有8人打扫;2、保洁区每天都要由2人捡垃圾;3、教室走廊每天要有2人维持纪律和卫生;4、教室公共设施每天要专人负责(擦黑板、整理讲台、关风扇、关灯、捡地面垃圾、关门、倒垃圾)

二、申请

向班上卫生班长申请我要做什么?要求力所能及，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承担责任

开始上岗，严格按卫生班长指定的要求完成，不会做的时候可以向老师或同学请求帮助或支援。

四、设施奖励制度

凡事为班级做贡献的同学都可得到红花奖励，每周还评选一次奉献奖，当然会有更大的奖品----红旗一面。

关于劳动教育的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贡献

对于教育对国家宏观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都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完美诠释教育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理论和计量体系，但都一次次的被后来学者所否定。按照学者靳希斌的定义，教育经济效益是指教育领域内的劳动耗费同教育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在数量上的对比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教育产出与教育投入之比，即各种教育相关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一种是教育对国家和个人的贡献，即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贡献。本文仅就国内外有关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

（一）投资增量收益分析法：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1年在《教育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数据，以C-D生产函数作为估算方法的基础，对美国这一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了定量的分析。其测算步骤为：

（1）计算一定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额及劳动力创造的国民经济收入余数（计算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时β取0.75）。其中，国民收入余数=报告期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总国民收入乘以β）-按基期劳动生产率计算的报告期的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

（2）计算教育投资增量。教育投资增量为=报告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按基期人均教育费用计算的报告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其中教育资本存量=∑（各级各类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各级各类就业劳动者人数），另外，计算人均教育费用时，毕业生的总教育费用应当囊括社会、家庭、个人担负的教育费用和教育机会成本。

（3）计算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其中，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本级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前级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本级毕业生的生均教育费用。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权重），权重为各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

（4）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贡献率=（教育投资增量×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国民收入增量

舒尔茨的计算结果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3%。但以下几点需引起我们的注意：（1）舒尔茨法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要素理论之上的，如用CD生产函数作为估算方法的基础，另外，其假设市场处在完全开放、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劳动力所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就是工资，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时，用工资衡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贡献，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被忽略，导致计算结果偏小。林荣日教授采用中国教育社会收益率对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计算的结果显示1982-2001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46%[1]，这一结果只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中国的劳动者工资不能反映劳动者在生产上的贡献，此方法不适合具备中国国情的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测算。（2）计算步骤三中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公式表明，舒尔茨把教育看做影响工资的唯一因素，忽略了个人能力、机遇、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结论的可信度降低。（3）作为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只对直接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2]，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只是计算了教育对经济作用的显性产出，而没有考虑到教育外溢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三要素理论基础上的，与舒尔茨不同的是，他计算的是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并试图把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全部分解出来，分析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其计算方法为：

（1）以8年初级教育的劳动者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各教育年限的工资简化系数。丹尼森用收入系数来反映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丹尼森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中只有3/5可以归咎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故用3/5进行修正。收入系数为不同教育年限工人平均工资收入与基准劳动力工资收入之比。调整收入系数=100+（调整前收入系数-基准收入系数）（100）×3/5。

（2）计算报告期和基期的平均工资简化系数及其年均增长率。平均工资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工资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

（3）确定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丹尼森把教育因素归为劳动力一栏，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为73%，故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平均工资简化系数的年均增长率×73%）/同期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丹尼森考虑到了工资不单受教育因素的影响，引入了修正系数，取得较好效果，但也有缺陷：（1）假设条件以及估算基础与舒尔茨一致，方法具有不可完全复制性，不能为我所用。另外，利用劳动者的工资来反映教育的贡献，遗漏了剩余价值部分，使得结果偏小。（2）工资修正系数3/5以及后来估算知识增进中教育作用的比例3/5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论证，β系数取73%的计算方法是在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严格意义上讲，即使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满足此条件。这些近似取值使得结果可信度降低。（3）丹尼森自己也指出，教育水平指数只抓住了教育在劳动投入方面的贡献，而忽略了教育对资本改善的影响。

（三）复杂劳动简化法

此方法由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最早提出并使用，后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工作者不断改进并使用。其基本步骤可分为：（1）以不同的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2）计算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3）确定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贡献率=（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数量）/（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数量）（4）确定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国民收入乘以（3）中的贡献率，即为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把基期和报告期的此数字相减，再除以基期和报告期的国民收入的差额即得所要结果。

复杂劳动简化法优点明显，适合中国国情，被许多国内学者利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1）无论采取哪种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各有优缺点。简化系数不同，同一问题的结果也会相差很大。笔者曾就甘肃省的教育对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发现劳动简化系数直接决定了贡献的大小。更有甚者，劳动简化系数出现了倒退，而劳动力数量又增加不多，导致结果为负，这显然是简化系数的缘故。各种尺度确定的简化系数的差别，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点。（2）在运用劳动简化法计算教育的经济贡献时，得出的结果要比其他计量方法的结果总体偏大。分解计算公式可知，原因在于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时，以教育增加的劳动量（KL-L）乘了一个排除教育因素影响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能全部归于教育。（3）从步骤四中知，国民收入未作任何处理，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价格波动，应将两个时期的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处理，以消除这种影响。（4）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此分析模型注定了其忽略资本、科技和制度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分析单一。

（四）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是表示因素投入量与结果产出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式。学者们在运用生产函数对教育的经济贡献进行研究时，通常根据需要将其变形，主要的变形方式有：

（1）线性生产函数：Y=W1K+W2L。Y代表产出，K、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W1、W2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利用此函数计算教育经济贡献的基本思路为：首先确定教育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设为α）和劳动力质量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折算系数（设为β），从而能够确定带有教育作用的劳动力投入（αβL），则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W2αβL/Y。

（2）指数生产函数：Y=AKa（L0E）b。其中Y代表产出，A为技术水平，是常数，K为资本投入，L0为初始劳动投入，E为教育投入，a b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此函数的意义明显，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成E倍的增加。有的学者将教育因素单独列出来，并给以系数，如Y=AKaLbEγ，γ为教育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合意义同上。还有的学者将体制变迁、结构升级等制度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使其变形为Y=AHγKaLb②。另外，对生产函数Yt=AtKta（L0tEt）b两边求时间t的全导，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就得到y=α+ak+bl0+be。其中α代表年技术进步率，e代表教育投入年增长率，其他符号意义同上，那么教育对经济贡献为：R=be/y，e一般用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表示，利用此生产函数的变形还可计算分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查阅近几年的文献，可发现利用生产函数计算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首选，下面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其缺陷：

生产函数为计量教育贡献提供了模型，并增加了效率，但我们也要看到，两种生产函数形式均不能体现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原因，仅仅一个函数是不能够精确的描述经济增长的复杂状况的。用静态均衡概念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这种动态事项，并由此求得教育贡献问题，效用性值得怀疑。

同样，不管折算系数还是修正系数都是一种近似，且误差多大，难以衡量。

国内学者为便于比较利用丹尼森时期的系数，在分析时剔除了教育经济贡献的时间因素，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随时间变化的。

（五）其他估算方法

1.基于菲德“外生增长”模型的教育经济贡献测算。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有异于其他产业的特性——外溢性。分析的基本步骤为：

（1）将整体经济分为两个部门：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有方程E=f（Le，Ke）、N=g（Ln，Kn，E）。E、N分别代表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产品量，L、K代表劳动和资本，下标代表相应部门。由公式知教育部门的产量影响非教育部门的产量。

（2）L=Le+Ln、K=Ke+Kn。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个部门产品之和，即Y=E+N。

（3）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为：fl/gl=fk/gk=1+δ。fl、gl、fk、gk分别代表不同部门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等于、大于和小于零。负的δ意味着教育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

利用以上方程推导出回归方程：dY/Y=α（I/Y）+β（dL/L）+γ（dE/E）（E/Y）。α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β是非教育部门产品对劳动力的弹性，γ实际上代表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 dY/Y、dL/L和dE/E分别是总产品、劳动力和教育产品的增长率；E/Y是教育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I/Y是国内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dK）。dK在统计资料中并不存在，但它非常近似于国内投资（I），因此，常见的作法是以I代替dK。利用相关数据对回归方程中的（dE/E）（E/Y）的系数γ进行估计，即可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γ可理解为，在其他影响因子的条件不变时，每向教育部门投入1元钱，GDP可增加γ元。

国内已有学者就教育对经济贡献测算采用此模型，并取得了良好的分析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1）将整体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门，用这种分类方法有些勉强。（2）由公式N=g（Ln，Kn，E）知，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产品量发生外溢作用并且这种外溢作用与非教育部门的产品生产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一假定与现实不符。（3）假设条件太多：如教育部门的产量水平（E）影响经济中其它部门（N）的产量、以I代替dK、对于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是不变的、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方程以及方程中的参数在不同国家相仿（如δ）等等，这些势必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2.关于Panel Data模型的教育经济贡献测算。

面板数据模型是一类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经济模型。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yit=ait+xitbit+Uit，i取1到N（为截面数）的数，t取1到T（为时序数）的数。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步骤为：

第一步，列出面板数据模型的不同形式：参数满足时间一致性时，yit=ai+xitbi+Uit；时间一致、斜率系数相同但截距不同时，yit=ai+xitb+Uit；时间一致、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时，yit=a+xitb+Uit。第二步，进行F统计量的比较：F2=（S3-S1）[N（T-K-1）]/S1 [（N-1）（K+1）]，F1=（S2-S1）[N（T-K-1）]/S1 [（N-1）K]。K为解释变量个数，S1 、S2及S3分别为上述三式的残差平方和。

在零假设下，统计量F2、F1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如果F2大于（或等于）某置信度（多数为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2，应继续检验；反之，利用系数和截距都不变模型拟合样本。如果F1大于（或等于）某置信度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1，应该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反之，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确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并根据以上确定的面板数据的形式对其进行处理，对其进行回归，即可得到结果。这种研究常常被学者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的教育贡献。

3.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计算教育的经济贡献。

一般地，选取计算教育经费数字和国民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衡量教育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大小。在此过程中，人均GDP值和人均教育事业费通常被拿来分析。基本步骤为：对历年来人均GDP值和人均教育事业费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人均GDP的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得知这种相关关系的定量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就可说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刀福东、李兴仁和王天玉采用相关系数法以云南省为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教育事业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为0.98，呈高度正相关，说明了教育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

以上我们简略地总结分析了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测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测算的各种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依据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构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以及模糊评价方法等等，在此不做讨论。这些方法为评估教育的经济作用和相制订关教育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缺陷之处，仍需进一步改进。

二 对测算方法的简要说明及建议

（一）现有的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都含有这样一个假定：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质量不存在差异，或是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质量差异一定。而现实的状况与之相反，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质量差异也是随时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二）分析各种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可知，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内生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的依旧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些方法。学者安雪慧曾将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分析框架用于实际生产函数分析，结果证明可行。故用实证方法分析内生增长理论将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教育的外溢作用缺乏实证性的研究。由于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的特点，使得我们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仅看直接贡献，更应拓宽视野，寻找教育外溢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并对其修正。比如我们可以仿效丹尼森的做法，对每个影响因子提出一个修正系数，从而细化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

（四）我们说现阶段教育经济效益的测算都是估计值，因为任何定量分析模型中的指标设定都不能精确完美地解释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理，故对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应该始终秉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原则，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五）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些统计数据的获得并不能充分反映教育指标状况，如统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构成时，只是统计了那些拿到文凭的劳动者，而肄业生、学徒形式的教育等因素都会对受教育程度构成造成影响，运用这些统计指标进行计算定会产生误差。另外，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迟效性，而一般我们计算的只是受教育者的一个人生区段，此后还会创造贡献。

[注释]

①转引自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第四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②覃奠仁利用引入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对广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广西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912%。

③蔡增正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使用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两大作用在1965-1990年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为正并且作用很大。

[参考文献]

[1]林荣日.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6）：31 -36.

关于劳动教育的总结范文第4篇

1.劳动力供求增量。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方面看，以三市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185.14万人为基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年间三市劳动年龄人口0.29%的年均增幅，对三市未来几年的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估计，则三市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约3万有余。从三市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方面看，二市分别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趋势亦是递增的。从三市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总的趋势来看，间均呈现出稳步递增态势，各自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年均增幅9%、4.54%、2.77%。对2013—2015年三市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进行估计，汇总得出三市城镇从业人员数量年均约增加20万左右，考虑到产业转移对三市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从农村从业人员数量方面看，2006—2012年间，除、郴州二市个别年份存在小幅波动外，三市均呈现出温和递增的总趋势。但考虑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就业，进而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这一方面表明，域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区域劳动力市场之外就业，或者同时还有一部分可能赋闲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表明，随着三市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前可能在区域劳动力市场之外就业的劳动力呈现出较强的回流态势，且回流量逐年递增，或者同时还可能存在赋闲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利用；同时还表明，在2011—2014年间，三市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以满足正常城镇劳动力需求量增加的需要及产业转移所引至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当然，具体满足程度如何，则取决于产业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及转移产业的性质等因素，但这一趋势到2015年也会消失，并出现6.57万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局面。因此，从量的方面看，在不考虑区域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劳动力流入的情况下，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基本能满足产业转移引致的劳动力额外需求，则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2.劳动力供求结构。在劳动力供求结构方面，主要考察劳动力供给在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等方面能否与转移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匹配。匹配度越高，转移产业所需劳动力的招聘成本、培训成本及使用成本就会越低；相反，则会引发劳动力综合成本上升。从湘南三市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学历结构看，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最多，占比达49.19%；其次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为32.12%；再次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为15.34%；最后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为6.46%；文盲人口最少，占比为3.35%。当然，因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数据包含非劳动年龄人口，但基本可以反映三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学历结构。从三市提出的产业发展规划看，承接转移产业的重点均着力于区域内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产业，一种方式是对既有产业进行扩容或升级，另一种方式则是以既有产业为基础，从产业链上下游针对既有产业进行拓展；与此同时，三市也规划发展一些虽不具备产业基础，但却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条件与发展潜力的产业。对于在既有产业基础上扩容的产业，劳动力在知识结构及技能结构方面的匹配度可能较高。这是因为此类产业发展时间长，产业成熟度高，与当地的教育或培训机构联系较多，加之教育或培训机构具备丰富的教育培训资源与经验，因而为此类产业培养的劳动力较充裕。但对于在既有产业基础上升级的产业，从既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产业及新拓展出的、区域内具有发展条件及发展潜力的产业，劳动力在知识结构及技能结构方面可能准备不足，匹配度可能较低。这是因为之前劳动力市场对与此类产业相关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劳动力投资与之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动机则不强，教育培训机构为此类产业准备的教育培训资源也会相对不足，所具备的经验也会随之欠缺，因而为此类产业培训的劳动力也会相对短缺。综上，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求，既存在结构矛盾又存在数量矛盾。当前，结构矛盾为主要矛盾，亟须解决；但数量矛盾也初露端倪，不容忽视。

二、政策建议

1、建立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平台，及时劳动力市场各类动态信息。一是区域内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应组织建立统一、协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平台，及时各类劳动力市场动态信息，包括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劳动力供求信息、薪酬福利信息等，降低劳动力市场各参与方信息寻找成本；二是信息系统平台应是一个开放的、整合的系统，能保证政府各相关部门及劳动力市场各参与方进行充分的信息共享；三是信息系统平台应是一个实时互动的系统，能保证政府相关部门及时高效的为劳动力市场各参与方提供高效服务，并实现信息实时交换。

2、改进教育培训体系，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一是对于产业转移所需的长期劳动力需求，政府应引导区域内的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办学方向，积极面向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办学，依据产业转移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及人才培养计划，使人才培养与转移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有机衔接；二是对于产业转移短期内所急需的劳动力需求，政府应协助转移产业企业，组织区域内的普通高校、高职院校、中职学校等教育机构及社会培训机构，积极开展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着力保障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

3、建立教育培训激励机制，提高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积极性，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一是政府应根据产业转移对劳动力结构的要求，制定教育培训方面的专业、职业技能或任职资格指导目录，并定期向教育培训机构及社会；二是对于面向区域劳动力市场办学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财政补贴额度与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挂钩；三是建立教育培训成本分担机制，对于在指导目录内接受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在毕业、职业技能达到规定标准或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且在区域内就业的，返还部分教育培训费用。

4、加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及能力建设，让各类劳动力平等享有公共服务。一是在产业转移聚集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便捷市民出行；二是加强公租房、廉租房建设，改善各类劳动力的居住条件；三是大力开展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劳动力的业余生活；四是加强义务教育设施及能力建设，方便各类劳动力未成年子女就近入学、入托；五是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措施，消除地域歧视、身份歧视，让各类劳动力平等享有公共服务。

关于劳动教育的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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