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本质范文第1篇

    正如Lucas(1976)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Kim,2000)。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Beaudry and Koop,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和Watchtel(1993)基于机制转换模型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和Siklos(1999)使用Perron和Vogelsand(1992)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1979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Hum(2002)使用门槛自回归TAR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Milas(2004)基于平滑转换STAR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刘金全等(2006)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2008)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1981-2007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着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龙如银等(2005)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2006)运用改进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运用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在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2003)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TV-STAR)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机制转换以及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STAR模型由于能通过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因为TV-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Franses和Dijk(2005)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TV-STAR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他模型。Sollis(2008)使用TV-STAR模型检验了17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Hasanov等(2010)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TV-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将基于TV-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339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1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并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以及1994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25%。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CPI同比指数升至5.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许多基于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2005)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而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power)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得检验结果不可靠(Taylor,2001)。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Kapetanios等(2003)提出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法,该方法比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这时,可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δ=0以及:δ<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2同时给出了ADF以及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4、8、12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10%和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Kapetanios等(2003),其分别为-2.66和-2.93。表2显示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而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KSS检验能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TV-STAR模型是两机制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TV-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绍STAR模型。自从Terasvirta(1994)提出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STAR模型可描述为:

    1.确定AR(p)模型中的滞后阶数p,以及确定STAR、TV-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d。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不可识别参数与,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三)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STAR、TV-STAR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为条件,是包括初始冲击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δ的两期望值之差: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货膨胀本质范文第2篇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订了他的估计，利用MIU模型，估计出的福利成本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时为GNP的1%，如果考虑5%的折现率和2.5%的GNP增长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净现值就高达GNP的40%，以1995年美国的数据计算，就是29000亿美元，用Lucas的话来讲，“这确实是真实的货币”。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当英国的名义利率从6%到2%时，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0.22%，若折现率为5%，GNP增长率为2.5%，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国的数据，相当于600亿英镑，这比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的两倍还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当名义利率从14%到3%时，会产生大约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单独考虑二战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则会达到GDP的0.4%，这和他们对加拿大的估计(0.35%)和美国的估计(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较了不同计算方法的估计结果后，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计应为GNP的0.85%～3%，若以美国1994的GNP计算，则在580亿-2040亿美元之间。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寻介模型，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5%，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来讲，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示

国内，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算。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对消费品及投资品有现金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陈彦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可以沿着已梳理好的传统的和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根据它们对货币的不同认识，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结合它们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就可以建立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以这样的研究视角，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国家采取何种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对福利成本有何种影响，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紧缩好的理论讨论中，给出一个效率损失的衡量标

通货膨胀本质范文第3篇

正如Lucas(1976)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Kim,2000)。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Beaudry and Koop,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和Watchtel(1993)基于机制转换模型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和Siklos(1999)使用Perron和Vogelsand(1992)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1979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Hum(2002)使用门槛自回归TAR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Milas(2004)基于平滑转换STAR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刘金全等(2006)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2008)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1981-2007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着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龙如银等(2005)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2006)运用改进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运用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在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2003)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TV-STAR)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机制转换以及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STAR模型由于能通过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因为TV-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Franses和Dijk(2005)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TV-STAR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他模型。Sollis(2008)使用TV-STAR模型检验了17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Hasanov等(2010)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TV-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将基于TV-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339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1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并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以及1994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25%。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CPI同比指数升至5.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许多基于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2005)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而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power)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得检验结果不可靠(Taylor,2001)。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Kapetanios等(2003)提出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法,该方法比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这时,可通过构造 统计量来检验:δ=0以及:δ<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2同时给出了ADF以及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4、8、12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10%和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Kapetanios等(2003),其分别为-2.66和-2.93。表2显示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而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KSS检验能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TV-STAR模型是两机制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TV-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绍STAR模型。自从Terasvirta(1994)提出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STAR模型可描述为:

1.确定AR(p)模型中的滞后阶数p,以及确定STAR、TV-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d。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不可识别参数与,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三)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STAR、TV-STAR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为条件,是包括初始冲击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δ的两期望值之差: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线性AR(p)模型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建模。通过自相关、偏自相关图以及结合AIC信息准则,我们选择AR(2)模型来刻画通货膨胀差分序列的动态过程。表3(见下页)显示,基于AR(2)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残差部分具有非正态尖峰、厚尾等性质。另外,基于滞后4、8阶的Lung-Box检验虽未发现残差中存在自相关,但怀特检验发现残差中存在异方差效应。因此,从残差的诊断结果来看,AR(2)模型不是最优的,这可能是线性自回归模型不能捕捉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与结构性变化。

为此,我们按照“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来选择最优模型。基于TV-STAR模型,我们首先进行线性假设检验,即检验在TV-STAR模型与AR(2)模型之间,哪个能更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运动过程。由于在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引起的异方差效应,其结果是,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在异方差下将可能过度拒绝或接受原假设。因此,我们同时给出了Wooldridge(1990)的具有异方差稳健性的LM检验统计量。通过使用普通的与稳健的LM检验将使得模型的估计和选择结果更加可靠。这里选取作为平滑转换变量的备选变量。对于选择上述不同的转换变量,所有普通与稳健的检验的p值都较小,并且在时取得最小值,其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了模型的线性假设。

虽然上述检验明显地拒绝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线性假设,但我们仍不确定其运动过程是表现为非线性还是结构性变化,或是兼具两者特征。因此,我们开始在TV-STAR模型框架内检验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中是否只存在结构性变化而不存在非线性,即检验TV-AR模型是否能完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TV-AR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我国通货膨胀率约在1994年底至1995年初期间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变化。相对于线性模型,其标准差下降了5.9%,另外,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也都有所改善,但异方差效应没有任何减少。从AIC和BIC信息准则上来看,TV-AR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然优于线性AR(2)模型。同样,基于普通与稳健的模型设定性检验也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TV-AR模型。因此,只单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考察通货膨胀中是否只存在非线性变化而不存在结构性变化,即检验STAR模型是否能完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特征。在的原假设下,可得两机制的STAR回归方程。两机制STAR模型由于假设不同机制下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运动特征,从而大大增加了模型的灵活性。STAR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两机制运动特征,在高机制(≥5.653)下,通货膨胀具有均值回归特征;而在低机制(<5.653)下,通货膨胀呈现局部单位根特征。最优转换变量中的d=3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调整发生在滞后3期,其调整的主要依据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过高或过低,并且调整的影响在三个月后起作用。相对于线性AR(2)模型来说,STAR模型的标准差降低了15.1%,从AIC与BIC两信息准则上来看,模型的拟合能力比起TV-AR模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异方差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仍旧不能消除。另外,基于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检验的统计值也都有所改善。但表4的模型设定性检验显示,相对于TV-STAR模型,在5%的显着水平上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稳健的LM统计检验量都拒绝了STAR模型。这表明,STAR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只单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也是不合适的。

上述和的检验结果显示,TV-AR模型和STAR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忽略通货膨胀运动中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都不合理。因此,我们开始在TV-STAR模型的框架内来同时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运动特征。基于残差检验结果以及AIC和BIC信息准则来看,TV-STAR模型明显优于AR(2)、TV-AR以及STAR模型。特别是在TV-STAR模型下,回归残差的异方差效应已基本消失(见表5)。在转换函数G(,,)中,=21.131表明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具有较快的非线性调整速度,另外,=4.091是我国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水平值,这也反映在图2(b)中。相对于STAR模型而言,转换函数中的有所上升,而有所下降,这可能是STAR模型由于未考虑结构变化而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的原因。由于为单调递增函数,在极端情形下,和分别对应着通货膨胀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因此,也刻画了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非线性调整特征,图2(a)明显地反映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这一动态调整路径。结构性变化函数中的=342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较突然,并且该结构性变化点约在=0.423左右,其对应的整个结构性变化样本时间范围约从1994年6月至1995年5月,历时1年左右,这从图2(c)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结构性变化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该结构性变化与20世纪中期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成功调整相一致,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改变了模型参数的特征,并最终反映在通货膨胀运动路径的变化上。该发现也与张成思(2008)的结构变化检验法的研究结果相吻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时,需同时考虑非线性以及结构性变化。

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运动惯性特征,其强弱一般是由自回归滞后系数的大小所决定,然而由于TV-STAR中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即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在滞后阶数大于1时,通货膨胀的持久是由最大特征根决定。因此通过计算不同机制状态下的最大特征根,可用来比较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借助于TV-STAR模型,我们给出四个主要机制状态下的特征根,而通货膨胀的具体运动特征可视为在这四种状态下的转换组合。通过对最大特征根的比较不难发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95年之前处在通货紧缩机制下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804,这时通货紧缩的发生只是短期现象,会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1995年之前发生通货膨胀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929,该状态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要强于通货紧缩下的持久性,但影响仍旧会随时间而消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是,在通货膨胀发生 结构性变化之后,无论是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机制下,持久性较结构性变化前都出现了上升。特别是当处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即时,最大特征根为1.013,这时πt基本表现为一单位根过程,通货紧缩具有非常强的持久性,甚至呈爆炸式扩张;而发生通货膨胀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932,此时的通货膨胀虽也表现出较强的持久特征,但该状态仍属于平稳状态,通货膨胀率会以较慢速度恢复至正常水平。总之,虽然结构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变动范围有较大下降,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持久性却明显上升。

上述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特征的这一变化也可通过进一步考察TV-STAR的确定性主干部分(不考虑随机冲击影响)来更深刻认识。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变化之前(G(t/T,,)=0),在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2.949;在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13.985。这表明结构性变化之前的通货膨胀虽具有全局稳定性,但具有局部非稳定性。相对而言,处于低均衡点2.949附近的运动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即使出现通货紧缩压力,也很快能恢复至正常水平。而处于高均衡点13.985附近的运动,很难恢复至低均衡点,一旦处在高均衡点,通货膨胀将会一直维持较高水平,这也是1995年之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原因。另外,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变化之后(G(t/T,,)=1),无论初始值开始于何点,该模型都将最终收敛于全局唯一均衡点4.185,即收敛于临界值附近,这与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央政府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化了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导向作用,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下降。

我们借助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并基于结构性变化之前(G(t/T,,)=0)、结构性变化之中(G(t/T,,)=0.5)以及结构性变化之后(G(t/T,,)=1)的三个STAR模型来分别考察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为主(G(,,)>0.5)和通货紧缩机制为主(G(,,)<0.5)时的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对外来冲击的反应。这里冲击初始值设定为一单位的标准差即,冲击期长h=1,2,…,40,基于历史信息和初始冲击的GIRF值可通过(6)式计算而得,期望值通过5000次的重复抽样计算而得。图3中的横坐标表示h,纵坐标表示。通过对比图3的(a)、(b)与(c),不难发现以下特征:首先,与结构性变化之前相比,结构性变化后的冲击影响幅度降低。当π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下时,冲击效应几乎降低了50%之多,相对而言,当处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冲击效应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同时,冲击的传导效率上升。在通货膨胀机制下,冲击的最大反应期由结构变化前的第8期提前至第3期;而在紧缩机制时,变化最大的是负向冲击,其最大反应期由第15期提前至第2期。这种传导效率的极大提高从某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市场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成功,使得各种来自于需求、供给以及货币的冲击能很快反映到价格的变化上来。由于传导效率的提高,任何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迹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作为市场信号的价格变化上,从而使得我国政府能依据价格信号对将要发生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依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展态势,综合应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因此的波动幅度也明显降低。其次,正向、负向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而且通货膨胀机制下的冲击影响在短期内要明显强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同等冲击的影响,但从长期来开,通货紧缩机制下的冲击效应更持久。在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非对称效应也更加显着。这意味着我国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现象,即使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但由于通货紧缩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更持久,而且作用也较强,因此,只要适当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通货紧缩将很快消失。当在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负向冲击的作用较小,而且持续时间较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即使采取与通货紧缩机制下相反的同等强度的政策措施,但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如通货紧缩机制下摆脱通货紧缩的效果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这种非对称性特点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远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基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值=4.091,可以看出从2010年10月开始,我国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此时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最大特征根为0.932,因此高通货膨胀率将持续一段时间。此次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均不同,其特点是:资产价格与普通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且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而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过大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房价的泡沫化、能源价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从图3(c)可知,由于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效应明显强于负向冲击,这也就是说,如果目前治理通货膨胀的力度不足,那么反通货膨胀的各种政策很可能被来自正向冲击如石油价格上涨、房价上涨等各种外部冲击效应抵消,而且由于同等的正向冲击效应更强也更持久,那么要降低当前的物价水平就非常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需提防其他外来冲击而引发的对冲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TV-STAR模型在统一框架内同时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整与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

首先,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转换,其临界水平为4.091,这种非线性调整具有非对称性,在不同的机制状态下具有不同的调整速度。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转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地经历了转变,这些调整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的路径在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间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明显上升。

其次,在结构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为13.985与2.949。当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高均衡点;而当初始值<4.091,该模型收敛于低均衡点。一旦通货膨胀的运动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通货膨胀将会在高均衡点附近运动,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就解释了1995年之前持续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原因。而结构性变化之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只存在唯一均衡点4.185,这就意味着1995年之后不再会发生持久的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通货膨胀变得更具有温和性,但持久性比结构变化前要更强。

最后,结构性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的运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对冲击的反应速度上升,在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上升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更加有效性。另外,在不同的机制下,同等程度的正负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要比负向冲击的影响更强、更持久。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又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强,而且来自石油价格上升、房价泡沫化以及美元快速贬值等压力的不确定性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较以往更大。因此,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严厉控制热钱的流入、逐步对人民币升值、扭转贸易顺差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并逐步降低各种税率,降低 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投资成本。

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通货膨胀本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 全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44-02

通货膨胀是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是一个经济体的决策者选择宏观政策的依据,对它的不同认识导致决策者采用不同的经济调控政策,将直接影响经济体实际的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2007年爆发并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通货膨胀有个准确的认识。

一、通货膨胀的本质

在现代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是指因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了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速度,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通货膨胀的本质是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即如果没有发生物价上涨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通常把通货膨胀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划上等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上述这种对通货膨胀的认识是否正确呢?通货膨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对货币供应量、追逐商品的货币量、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对通货膨胀进行重新认识,进而揭示出通货膨胀的本质。

1.货币供应量与追逐商品的货币量。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利率及汇率政策等来调节货币供应的数量,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金融体系对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进行统计监测。追逐商品的货币量是指货币供应量中实际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数量,它受到通货膨胀预期、消费习惯、商品的供应量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2.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上涨。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对狭义货币量M1、广义货币量M2等指标的统计来监测货币供应量的大小。物价上涨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价格在内的总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主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来反映。是否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速度就必定引起物价上涨呢?笔者收集了从1970年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后至2009年止的美国广义货币M2的历年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历年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历年增长率的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广义货币M2的历年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历年增长率之差,与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历年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尤其是2005年至2009年美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消费物价指数CPI却基本保持不变。有学者对我国1991年至2002年的通货膨胀的变动与货币供应量变动进行分析,也同样得出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没有长期稳定关系的结论。同样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发生在美国比发生在中国对物价的影响要大,因为中国的储蓄率比美国大的多。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上涨的决定因素是商品的供求关系,也就是当商品的有效需求大于商品的有效供给时物价就会上涨,即决定物价上涨的因素是追逐商品的货币量,而不是货币供应量。

3.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根据传统的认识,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全面、持续的物价上涨现象,是一个价格总水平持续、普遍上升的过程,即如果没有出现物价上涨,就不存在通货膨胀,然而,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首先,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一定必将导致物价上涨的结果,也可能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或消费过热等,过多的货币流入资产品市场将导致资产泡沫,流入生产领域将导致经济过热,流入消费领域将导致消费过热。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不仅受到本国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经济因素的影响,2010年4月到海南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曾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有助于美方保持低通胀率、扩大消费者选择,对美国也十分有利。”再次,我们把台风定义为热带、亚热带海区发生的热带气旋,而不能把台风定义热带、亚热带海区发生的大风、暴雨和巨大财产损失,同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通货膨胀定义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全面、持续的物价上涨现象,而要从通货膨胀的本质出发来给通货膨胀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还通货膨胀的本来面目。

在现代经济学中,当CPI

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次贷危机的开始;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倒闭,2008年9月“两房”被国有化,美林证券被收购,雷曼兄弟破产;2009年6月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至此,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为金融风暴,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席卷了整个世界,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使得美联储和各国的央行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危机能否避免呢?

次级按揭贷款是指面向那些信用低、没有固定收入证明的客户发放的一种贷款,比标准抵押贷款的贷款利率相应要高很多。那么,贷款机构为什么会向这些信用记录不好或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发放抵押贷款呢?首先,是因为贷款机构能收取比良好信用等级按揭更高的按揭利息。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房价的高速增长,虽然按揭人的实际收入不足于支付房价和按揭利息,但可以用抵押的房屋的增值来补足。次级按揭贷款平衡公式为:

房屋买价+按揭利息=按揭人的实际收入+房屋的增值

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在房价不断高速增涨的状态下是可以保持收支平衡的,但是一个经济体就似一个有机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同步发展。如果某一组成部分脱离整体而单独快速发展,若是发生在动物体内那就是癌症,若是发生在经济体内那就是泡沫,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美国2000年至2005年平均GDP增长率为2.5%、CPI为2.7%、全国房价指数增长率为11.4%,房价指数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4.6倍、是CPI的4.2倍,可见美国2000年至2005年房价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6年美国房价开始下跌,次级按揭贷款公式失去了平衡,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在2007年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既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房价的高速增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2000年至2005年的房价高速增长呢?

三、美国次贷危机与通货膨胀

2000年美国因网络泡沫破裂而出现经济衰退,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美联储选择了连续降低利率,2001年―2003年连续13次降息,使利率从6.5%降至1%,,同时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迅速膨胀,美国2001年至2003年广义货币M2平均增长率为10.7%。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刺激投资,经济随后繁荣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更多地贷款买房和负债消费。由于房地产市场上的优质按揭贷款已经饱和,所以次级按揭贷款开始逐渐扩张,2001年美国次级按揭贷款总规模占抵押贷款市场总规模的比率为5.6%,到2006年该比率上升到20%。正是由于美国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长期养成的超前消费的习惯,创造了追逐房屋的货币量的不断增长,进而导致了美国2000年至2005年的房价高速增长,从而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批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与格林斯潘在任时推行的政策有关。《福布斯》杂志总裁就直截了当地说,“美联储是制造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被媒体业界看作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格林斯潘为何会采取如此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首先,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和促进就业,然而由于传统的对通货膨胀的错误认识也是造成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及时退出的原因之一。1987年8月,61岁的格林斯潘成为第13任联储主席,继续高举前任沃尔克的反通货膨胀大旗,致力于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良好环境。普遍认为格林斯潘真的是做到了,除了1990―1991年和2000―2001年两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外,美国经济近20年来享受了稳定而持续地增长和低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从1987年至2006年长达19年的任期内,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只有1990年超过5%,CPI增长率从其接任时的4%降至3%,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增长率更是下降了一半。从2001年至2006年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期间,美国平均GDP增长率为2.4%、CPI为2.7% ,按照传统的观念CPI

就像我们不能把现代的马路定义为供马驰行的大路一样,通货膨胀也同样存在重新认识的问题,传统的对通货膨胀的错误认识是造成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应该是指用于追逐商品的货币量不断增长的现象。我们只有对通货膨胀的本质有了与时俱进的客观真实的认识,建立起合理的通货膨胀监控体系,才能及时准确地调整有关经济政策,才能及时制止下一个经济泡沫的产生,才能让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G・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庞皓,黎实.社会资金总量分析[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4.巴曙松.次贷危机暴露美经济结构性问题[N].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2007

通货膨胀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通货膨胀会计模式；传统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48

1引言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多元化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概念普遍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在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当然，几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还在持续着闭关锁国的状态独立的发展经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益处可想而知，无论是人力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还是资金配置的不断流动，或是各国物质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都无不显示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魔力。然而其中人们也渐渐因经济的发展认识到另外一个与经济息息相关的名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是物价的全面上涨，而不是个别商品的单方面加个上涨。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对象的全面性、持续性，以及不同程度的危害性。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购买力上升，影响物价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MV=PT。

与货币贬值不同，整体通货膨胀为特定经济体内之货币价值的下降，而货币贬值为货币在经济体间之相对价值的降低。前者影响此货币在使用国内的价值，而后者影响此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货币贬值所影响的只是货币本身的购买力，而通货膨胀所影响将会是经济运行中的方方面面。例如，我国外汇过程中经常就会出现货币贬值和升值的情况，所影响的便是货币本身，涉及的范围面就比较窄，但是若是出现通货膨胀，影响的便是全国性的各种商品，包括货币也会受到影响。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通货膨胀的会计问题研究作如下的分析。

2公司企业在面临通货膨胀所受到的影响

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公司企业的运营中就会出现库存更好的消耗现象，同时库存商品也有可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样看似对企业的运营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样就会导致账面利润虚高。另一方面，企业负债账面就会相对情况下出现缩水，从而企业公司的负债减少。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负债较高的企业是比较有利益偏向的。所以综合比较来看，企业股价就会因此大幅度的上升。

此外，如果是从生产运营方面大量依赖原材料的企业，原材料就会因为通货膨胀造成价格幅度上升，而最终的制造成品就会因为滞后的原因上涨程度较慢，这样就会间接导致企业所获得的预期利润大大下降。通货膨胀对于这一种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害。

通货膨胀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有两方面的形势，首先如果通货膨胀表现的是一种稳定的通胀率，这样不但不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反而会有利于企业，企业亦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的渐进演变制定相应的战略应对。其次如果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形势，例如出现急速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出现的是一种变化速度极快的状态（例如1949年的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不稳定性和变化速度极快），如果是这样，企业对未来成本的把握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3在公司企业建立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对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造成如下的问题：首先会形成会计信息不一致，另外就是生产耗费的成本补偿严重不足，企业的日常再生产能力严重下降，还有会高估计收益，利润会出现账面上的虚高，造成账面收入与实际不匹配，收入的超前分配。最后出现的问题便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企业故障：失真的会计账目报表信息导致的错误的企业决策。

通货膨胀条件下，为了对比的反映出物价上涨带来的不正常因素和由此引发的对会计信息不良影响，必须要建立一种普通的通货膨胀来临时准确衡量企业运营的会计结构体系。这样也可以在各种外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下，保持最准确的内部企业会计信息，确保企业的长久良性循环发展。

根据物价的一般指数或者说现实成本资料，将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加以调整就是通货膨胀会计。

实际上，通货膨胀对于企业所建立的通货膨胀会计影响是最大的，一方面，它直接动摇的是货币计量中币值稳定的会计基本假设，公开从经济发展现实情况下质疑了历史成本远侧，也冲击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建立合理的通货膨胀会计体系成为必要。当物价持续上涨之势不可避免时，企业资本保全和确实实质收益的客观要求是通货膨胀会计制度产生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