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经济增长；预期

一、通货膨胀的内涵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各国经济学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致可以分成两派：“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派”又叫“成本推动论派”，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认为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持续性的普遍上升的过程。主张各自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形成了各自的定义：货币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定义：“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数量变动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所谓的货币现象是指实际经济是内在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可以使它变得不稳定，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而且只有在货币数量比产量增长得更快时才会发生”，“无论何时何地的通货膨胀总是个货币现象”。“物价派”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如斯蒂格利茨，曼昆萨缪尔森都以价格上涨来对通货膨胀进行了定义。如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保罗萨缪尔森阐明通货膨胀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普遍上升的时期。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二、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仲大军教授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些年里我国实施过度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动员全球的资源涌到中国来，坏处是中国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大量廉价流失，发展的结果被外人所利用。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专家李杨指出，通货膨胀的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源自内在经济机制失衡。过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基本含义就是失衡。在货币流通失衡的情况下，有些人感觉钱太多有些人感觉钱太少。一种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书定义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就是说不是货币普遍贬值，而是一部分商品大幅度涨价；成本推动型的含义，就是商品涨价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出现异常增长，而是因为商品成本现意外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也是主张成本推动论。

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成本提高主要是初级产业以粮食为龙头的食品价格上涨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为重要因素。粮食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影响2008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较2007年仍继续：第一，全球粮食供需仍较紧张。导致国际市场粮油价格的上涨，这是对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将继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近两年我国粮食虽然增产，但工业用粮也大幅增加。

从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上看，我国粮食供给还没有达到明显供大于求的宽松状态，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在粮食供求的结构、时间和空间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特别是南方产粮大省遭遇50年一遇的雪灾，将影响夏粮产量。根据国内外粮食供求的变化情况分析，国内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况。

三、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第一，采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来减少总需求，降低物价水平；提高利率，收缩信贷，缩紧银根，减少市场的流动性；提高贴现率提高准备金率和减少信贷总额；同时，现阶段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大，热钱会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如果热钱的流入只是套利，损失的只是汇率。那么对于货币需求没有影响。但是如果热钱涌向房地产等行业，就会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拉动货币需求。我国政府要么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热钱涌入；要么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让其快速回归均衡汇率。否则，货币政策会失效。

第二，稳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就是通货膨胀预期。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房地产销售情况，跟1988年和1989年时发生的严重滞销类似。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企业里的存货增加，但是商店里面没人买东西。这是由通货膨胀预期所导致的。当时人们预期通货膨胀会来，就把货囤着等涨价。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卖方的观望有些类似于当年的情况，卖方对通胀有预期，对政策调整有预期，所以囤房不卖，买方也在观望政策，形成了滞销。当然，房地产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包括前几年投资增长太快，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对于房地产领域的通胀预期，只能慢慢地进行调整。政策方面要坚决，政策的反复会把通货膨胀预期培养成货币政策最顽强的敌人。

第三，高度关注农产品价格，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粮价是百价之首，我国的物价问题，说到底还是粮食问题。因此，我国粮食、猪肉等农产品减产、涨价问题不可小视。目前，不仅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在明显增加，全球粮食供需缺口也在日益扩大。这种情况十分明确地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即今年我国粮食供给和粮食市场必须谨慎地应对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各种挑战。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好势头。同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大涨大落，要贯彻落实往年的支农、惠农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行宏观调控。此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指出，2008年将动用财政政策抑制通胀，对于生产成本中农资价格的过快增长，政府将加大补贴投资力度进行调控，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机制。

第四，消除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防止此次通胀从结构型通货膨胀演变成全面通货膨胀。我国虽然现阶段是结构性通货膨胀，但食品价格上涨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随着产能过剩的现象逐步消失，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必然因生产成本上升而上涨，而这又会带来物价的全面上涨。所以，现阶段存在由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能保持我国经济稳中求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新普.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思考.上海城市管理学院.2008

[2]易宪.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经济[J]，董事会.2008.1

[3]周其仁.毫不含糊的反对通货膨胀[J]，金融博览，2008.2

[4]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9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WWW.133229.cOm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 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 aggregation 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 (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 and 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 and 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 j.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ary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534.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准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最优合同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25-04

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ro和Gordon(1983)的研究。自从新西兰于1990年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理论和实践经验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标准的Barro-Gordon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

Barro和Gordon在1983年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他们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解释了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原因,从而验证了Kydland和Prescott(1977)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鉴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为了研究的方便,他们用失业率来代表实际经济总体状况,目标函数为:

其中,失业率代表实际经济状况;参数为Phillps曲线的斜率,为研究方便,假定其为常数;

为通货膨胀预期,()为实际通货膨胀与其预期值之差。

公众根据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形成预期,政策制定者在预期给定后,目标函数最优化要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大于通货膨胀目标,这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倾向。他们通过长期均衡分析对央行的名誉(可信性)均衡进行了研究,发现博弈范围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全等造成了央行名誉的破坏。

虽然以物价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唯一最终目标在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流行,但是物价稳定一直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通货膨胀倾向的提出为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倾向问题的存在为规则政策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Barro和Gordon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创了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先河,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使通货膨胀目标化发展成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最终成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另外他们提出的政府名誉(可信性)问题有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提高了该理论的政策可操作性,这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以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Carl E.Walsh的最优合同模型

在Kydland、 Prescott、Barro和Gordon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如何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倾向。虽然Kydland和Prescott已经提出可以通过规则政策的建立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央行激励问题。在大部分国家,公众选择政府,政府选择央行行长,这就形成一个复合的委托问题。这是个包括众多委托人(即经济中的个体)和一个人(即央行行长)的激励问题。由于委托人众多,很难统一意见并指出人的目标函数。至于激励的手段,可以通过立法制订一个目标规则,在央行没有实现目标时就对其进行惩罚,这样的央行制度结构以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政府通过这个合同对央行进行激励。最优合同的确定正是委托关系分析的问题。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其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政策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委任和连任、定期向公众公告的要求的存在与否、决定央行运作资金的预算程序和法定政策目标的存在等制度规定都可以影响央行面临的激励。另外,Rogoff(1985)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预算和将央行行长的收入与经济状况相联系激励央行的通货膨胀选择。

Walsh(1995)通过采用委托模型,构建了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解决了最优合同的确立问题。政府可以构建一个合同,促使央行能够对自己面临的激励进行反映,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它在货币政策中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的激励可能是央行行长的聘任和解雇、央行行长的收入或央行的预算。Walsh(1995)还证明央行和政府之间的最优合同可以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这样一个合同可以被解释为通货膨胀目标法的政策规则。

假定社会福利损失是由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产出对其目标水平的偏离形成的,即:

其中, 是社会福利损失,为通货膨胀,为实际产出, 则是目标产出。政府的目标就是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因为关心的是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不是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所以上式是政府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共同反映。

Walsh(1995)还分析了不完全信息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当央行拥有预测总供给冲击的私人信息,而政府只能观察到反映央行行为和控制误差的广义货币总量,并且央行可通过影响经济的备选方案选择,以控制相应的信号输出时,最优合同就可能实现。在各种情形下,合同均可以在消除通货膨胀倾向的同时对冲击作出最优反映。

(三)Lars E.O. Svensson 的目标规则模型

Svensson(1999)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给出了货币政策规则的总体概念框架,并界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Svensson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别了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的差别。他认为存在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工具规则是一个指导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的特定反应函数。Taylor规则是工具规则的典型例子。他认为之前的货币政策规则大都属于工具规则,而且,工具规则在实施时不存在央行必须遵循的承诺机制。相反,目标规则提供了潜在的承诺机制,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对于特定损失函数的承诺,而工具决策仍然是相机抉择的。

Svensson将目标规则定义为包含目标变量的方程或方程组。它包含一个目标变量、一个目标水平和相关的最小化的损失函数。例如连续的损失函数:

其中,是t期的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目标,是产出缺口, 是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如果 ,只包含通货膨胀,损失函数被称为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当时,产出缺口介入,损失函数被称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总体上,大部分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Svensson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倾向是因为它有一个要求央行实现其通货膨胀目标的较强的约束系统,即高度的透明度和明确的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通过指定央行的产出目标等同于实际产出水平来解决通货膨胀倾向问题。

(四)Ben S.Bernanke,Fredric S.Mishkin与Mer-

-vyn King等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贡献

与Svensson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货币政策规则不同的是,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具有高度透明度和责任的、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这个框架至少有两个作用:提高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规律和责任。他们还指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两个功能:增强央行和政府的沟通及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

他们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一种工具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就技术水平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不能够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为央行提供一种简单的可操作的转换工具,而是要求央行使用经济模型决定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行为,与简单政策规则不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不需要央行忽略关于其目标实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政策,在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总体约束中,事实上央行可以对失业率、汇率等其他短期指标进行反映。

Vegh(2001)认为在有粘性通货膨胀的封闭经济模型中,货币增长率规则、利率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传递了同样的结果。而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与货币增长规则和利率规则不同。Vegh(2001)研究表明:在工具规则、货币政策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许多政策工具均可以用于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其中主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事实上,明确的与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通过为影响目标而设计的利率规则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率而执行货币政策的。当利率超过明确的或暗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时,联邦通过提高联邦基金率来紧缩货币政策。如果央行同时公布降低通货膨胀目标和调高名义利率,货币增长率就会响应较高的名义利率而外生地降低。或者说,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增长率以调整利率而实现。因此,这三种货币规则作为货币政策是基本相当的。

二、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

Yifan Hu(2003)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采用对数回归的方法对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做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数据范围包含了1980-2000年20年间,遍布OECD、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的66个国家,其中22个国家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广泛的数据范围有利于更好地评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绩效。

Yifan Hu收集了21个变量的数据,其中9个是关于经济条件或绩效(C)的,8个是关于经济结构 (E)的,3个是关于经济制度(I)的,还包括一个关于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变量,用于衡量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年度变化。9个代表一国经济绩效的经济条件变量是:实际GDP增长及其易变性、实际GDP缺口、名义和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及其易变性、外汇压力和M2增长。8个经济结构变量是: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易变性、财政状况、经常账户状况、贸易开放度、贸易项目(TOT) 易变性、外债和金融深度。3个经济制度变量是:是否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央行是否自治以及一国是否拥有浮动汇率制度。

回归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经验是有价值和令人鼓舞的。回归中的大部分变量与预期的符号一致,此外,许多经济条件、结构和制度变量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正相关。

GDP增长和实际利率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的相关性非常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确实可以提高总体的经济表现,提高GDP增长和实际利率。

通货膨胀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当局在低通货膨胀率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由于对可信性的担心。因为担心失去公众可信性,央行有可能在低通货膨胀率时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更容易完成。

健全的财政状况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时对当局有利。实际GDP增长和GDP缺口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

(二)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都迅速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表现稍差。Mishkin(2000)强调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货币政策框架,而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包括智利、巴西、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南非。

Clarida,Gali和Gertler(1998)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他们证明G3①自1979年就在追求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且受到德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Mishkin和Posen(1997)对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达国家――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货币政策框架和实践经验作了详尽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地帮助这三个国家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Mishkin和Hebbel(2001)回顾总结了通货膨胀目标制10年的历程,将二十世纪90年代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18个国家与9个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回归估计得出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关的变量,分析了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程度。

Roger和Stone(2005)对15年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未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表现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成功地使实际通货膨胀趋近于目标通货膨胀率。

IMF(2005)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13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22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同时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惯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

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实践经验是非常成功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基本维持在6―8%,Bernanke(2005)甚至认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志着拉丁美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反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Cecchetti和Ehrmann(1999)对2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通货膨胀厌恶提高了,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用不大。

Ball和Sheridan(2003)调整了OECD国家内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表现,他们比较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7个国家和没有采用的13个国家。模型开始于一个包括从1960-2002年OECD大部分国家的各种经济指示器的数据组。之后,他们考虑下面的两个计量特征。

其中,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 变量,

是采用前的 变量,如果一国采取名义通货膨胀目标,其效用值用虚拟变量表示, 和是误差项。

Ball和Sheridan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两组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都下降了。为了检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影响产出增长,Ball和Sheridan检验了实际产出增长的均值和标准差。在一些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平均产出增加了,并且在没有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稍微上升了。随着向均值回归的控制,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不太显著,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

Fraga,Goldfajn和Minella(2003)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些事实,包括两类国家的货币政策管理和绩效的统计比较;用小的开放经济的理论模型模拟了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改变的影响;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易变性的解释,分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的影响、建立可信性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挑战以及财政控制和金融控制问题,最后解释了如何处理实际经济冲击。

MSH(2006)通过估计泰勒曲线构造有效性边界,对各种货币政策战略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贡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冲击的不同(64.4%),其次才是政策效率(35.6%)。

三、总结性评论

自Kydland和Prescott(1977)与Barro和Gordon(1983)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发展,主要包括积极的、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理论趋于衰落;通货膨胀与产出(或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预先承诺的价值的理论讨论;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张被广泛接受。

随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增多,实证研究资料日渐丰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当然这还远不能排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疑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和具体实施。

注:

①G3代表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

参考文献:

[1]Ball,L. and Sheridan,N.,“Does Inflation Targe-

ting Matt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577,March 2003.

[2]Barro,R.J. and Gorden,D. B.,Rules,“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2(1) 101-122,July 1983.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第4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第5篇

虽然二维var模型的BQ分解是充分可识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多维BQ分解也一定是充分可解的。设形如(1)式的n维var模型，其Xt=(ytπtz3t…znt)''''n×1，ytπt的含义不变，z3t…znt代表其余的n-2个变量。残差et=(e1t…ent)''''。那么var模型的移动平均式其中，εt=(ε1tε2tε3t…εnt)''''，ε1tε2t的含义与前文相同，ε3t…εnt分别代表各种冲击，如政府购买、国外需求冲击、金融风暴、旱灾、地震、猪肉价格暴涨、太阳黑子等等。且方差标准化为1。其对各个变量的长期影响效应需根据相应的经济理论一一判断。其中d(0)和d(k)皆为n阶方阵，且有n2个未知元素待解。然而n维var模型残差的∑由于对称性只能提供n(n+1)/2个有效方程，因此至少需要BQ分解为其提供n(n-1)/2个条件，例如，根据经济理论得：所以，对于n2个未知数，恰好有n(n+1)/2+n(n-1)/2=n2个方程。然而这不能保证一定可解，且存在有意义的实数解。因为对于n个未知数，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并不是其有解的充分条件。当然若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都是一次线性的，其必然有解，要么为0解，要么唯一解，要么有无穷多解。但是由方差协方差矩阵所提供n(n+1)/2个方程都是二次的，而BQ分解所提供n(n-1)/2个却是一次的，显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其一定无解，但也不能说其一定有解。若能恰好解出实数解的，那一定非常幸运。文章后面实证部分所用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16个未知数，有10个二次方程和6个一次方程，然而，即便采用MATLAB软件也无法求解的。这正是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在，乃是由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对于多维BQ分解的困难，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很少有关注。但吴锦顺(2013)的研究明确表明，其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了Cholesky分解来求解其中的各元素。这很可能是其在实际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以才增加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但关键问题是可不可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Cholesky分解呢？

二、BQ分解与Cholesky分解的矛盾

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作用一样，是用于识别(1)式var模型的结构式模型而假设的识别条件。只是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具体含义不同而已。这个假设表明ε1t在当期对yt有一个影响效应，同时又通过b21的间接效应对πt也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而ε2t对πt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但yt对却没有间接的影响效应，因为Cholesky分解假设：b12=0。这实质上是不同于BQ分解的。BQ分解所假设的是ε2t对yt的长期影响效应为0，而不是假设ε2t对yt的当期效应为0。所以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上是用最简单的二维模型的情况来证明的。将其推广至多维模型需要一些技巧。证明的关键在于把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条件联系起来，表明它们的矛盾冲突。上面证明的思路是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入Cholesky分解，但是在n维模型的情况下，由于B-1矩阵不能像二维时可以很容易的求解出来，所以要把思路转变为在Cholesky分解的基础上引入BQ分解。因为Cholesky分解条件最终所形成的B矩阵是一个上三角矩阵，所以B-1也是一个上三角矩阵。然后把货币供给冲击ε2t排列到εt最后的位置，再进行(12)到(14)式的步骤即可证明。既然Cholesky分解不能被用于解决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那么，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这个困难时，当如何解决呢？之所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要引入Cholesky分解，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所以才盲目地引入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只是不知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同时使用。而人们之所以一定要采用BQ分解而不是采用Cholesky分解，就是因为BQ分解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假设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货币对产出的长期效应是呈中性的，而对通货膨胀却是主要的动因。因此，当把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定义为产出中性的通货膨胀时，(5)式所代表的BQ分解的条件就是这种趋势分解方法关键的核心。所以引入Cholesky分解而造成的BQ分解的失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三、校准：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多维BQ分解都能幸运的解出实数解，那么当遇到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时，应该怎么解决呢？校准是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校准本是为DSGE模型结构性参数估值的通用方法。文章破例将其用于多维BQ分解的应用中来解决其无法正常求解的难题。当然所校准的未知数个数不宜太多，主要是由于：一是并非所有的求知数都可以被近似地校准为某个弹性；二是用所校准的估值毕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应当尽量减少校准的个数，在必要的几个校准估值的基础上，结合BQ分解条件和其余的有效方程，能顺利地解出d(0)有意义的实数解即可。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其研究选用的仿值，既可以查阅各种有关弹性的文献研究，比较并选择一个最合理的结果作为校准的估值；也可以采用文献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亲自用更新的数据重新估计而得。这种方法虽然繁琐，但比较精确。最终采用哪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与目的而定。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文章采用四维var模型来验证多维BQ分解的困难，并检验校准的方法在求解这个难题以及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的可行性。模型所用的数据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中yt是2002年1季度~2014年2季度的GDP的数据经对数、除季节性趋势和时间趋势调整后的序列（产出序列与CPI指数，利率和汇率序列存在着协整关系。而构成的var模型的变量之间要求不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模型不平稳，估值不准。简单的处理序列是不能除去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再差分并扩大100倍的序列。πt是同期CPI的月度同比数据，经季度调整后，再对数、差分并扩大100倍的数据。rt是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3个月（或90天）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经季度调整、再经CPI调整并差分后的序列。ext是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的月度数据经季度、CPI调整后再差分并扩大10倍后的序列。假设它们均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随机冲击的影响，即分别是来自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或相对劳力生产力冲击ε1，来自需求方面的货币供给或实际货币余额冲击ε2，以及来自国际的进出口贸易冲击ε3和某种随机冲击ε4。经检验，yt、πt、rt、ext皆平稳，构建形如(1)式的四维var模型。经过AIC和SBIC检验表明，其最佳滞后除数为1阶。用Stata软件估计，稳定性检验表明所有单位根皆在单位圆内，因此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稳定，存在唯一移动平均表达式。实践表明，采用文章的数据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MATLAB软件也是无法求解的。因此我们采用校准的方法来辅助求解。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国M2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1.139（王亚琦，2012）到1.66（汪红驹，2002）之间，研究取易行键(2006)的研究结果为1.3，所以d12(0)＝0.7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文献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肖志兴(2012)认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弹性仅为0.038。而龚曙明(2010)认为，2001－2007年技术进步的平均贡献率为58.04%，权衡各个方面，我们采用苗敬毅(2008)的结果，其用半参数模型测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0.1739。所以文章将校准定为0.17。马树才等(2009)以现代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其结果表明，相对劳动生产率进步对人民币汇率的即期效应为-1.65，货币实际余额对实际汇率的即期效应为0.75。所以文章的校准d41(0)＝-1.65，d42(0)＝0.75。曹阳(2004)实证研究了我国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为-1.478，因此文章的校准d43(0)＝-0.68。文中的分析一共校准了5个参数，在此基础上，其余的未知数皆可顺利地解得。所以d(0)可知，εt和d(k)也既可求得。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可得。表1比较了通货膨胀πt与按校准方法获得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的数字特征。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这说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比较小。直观上符合实践对它的要求。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高度相关，其p值为0，非常显著。

从图1可知，从2002年（172期）以来，我国通货膨胀一直都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上个十年的初期，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反映了对应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特征，在低位波动。到了2007年（188期），为了应对受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和国内房地产等行业的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以在2008年后，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开始大幅下降，后来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所以在2009年（196期）后核心通货膨胀又开始大幅的上升，之后则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个剧烈波动的时期，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总是保持着与通货膨胀一致的波动趋势，并且小于其波动。由下面的检验可知，核心通货膨胀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该核心通货膨胀是实际通货膨胀的前导，是它的核心趋势。所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是平稳序列，将其转化为与CPI指数相似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Core指数）并检验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的检验表明，Core指数与CPI指数存在一阶协整，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趋势。然而，Core指数与货币供给m2没有协整关系，其trace值小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Core指数却与m0一阶协整。其trace值6.61小于临界值6.65，不能拒绝存在一阶协整的假设。因此所得到的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分别具有相同的趋势。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货币供给m2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这说明了以往的货币供给能够解释Core指数的后来走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行的货币政策大致上推断出今后的通货膨胀的主要的核心趋势。检验也表明了CPI指数不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相反Core指数却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这恰好符合了理论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基本要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作为对实际通货膨胀主要趋势的预测而被提出来的。所以Core指数应该能预测和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不是CPI能预测Core指数的未来趋势。这样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Core指数必须是CPI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不能相反。而驱动Core指数的应该是由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货币供给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计量检验恰好证实了Core指数所应该具有的理论特征。所以通过校准BQ分解的方法所得到的Core指数本质上符合理论对它的要求，是一条合理的核心通货膨胀。因此，校准作为多维BQ分解无法正常求解时的备择方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