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 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 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 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参考文献：

[1] Johansen Leif.A Multi-Sector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M].Amsterdam：North-Holland，1960.

[2] Robinson S.Multisectoral Model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Vol，Ⅱ， Chenery H， and Srinivasan TN， North Holland，1989：885-947.

[3] Fan Zhai and Santong Li.The Implication of Accession to WTO on China's Economy[J].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alysis， Melbourne Australia，2000，（6）：27-30.

[4] Dixon， P.B.，and M.T.Rimmer.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ecasting and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and Documentation of Monash[M].North-Holland，2002.

[5] John Gilbert， and Thomas Wahl.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China's WTO accession package：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774-794.

[6] Williams， F.Economic Impacts Of increased Mecico-U.S Labor Mobility： A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Volume XVII， 2003.

[7] 沈可挺，刘煜辉.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金融评论，2010，（2）：29-38.

[8]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多重冲击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基于区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3，（10）：134-146.

[9] 薛俊波.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模拟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9）：128-139.

[10]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38-52.

能源转型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常态；绿色经济；转型发展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导致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整体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各种类型的干旱、洪涝等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这些都是人类发展的不科学、不合理导致的。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还是处在一种低迷状态，增长乏力，无论是能源供给、粮食安全还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都提醒着人们对以往的发展必须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了。许多国家立足于这些问题，先后提出了“绿色经济”的发展口号。这种绿色经济不同于以往对资源的绝对依赖，在实际的发展中，更多的是努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以技术来挖掘增长的潜力，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这种绿色经济质量更高，对生态环境也具有相当的保护作用。

一、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必要性分析

（一）绿色经济发展在提振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保障国家发展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在经济发展上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创造出了相当高的经济价值。但是这种发展是经不住推敲的，更多的是依赖于对各种资源的消耗，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等各种资源，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消耗过半，不少地区已经面临资源枯竭的现象，而且在不少地区的发展中，由于对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各种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问题频频出现，不少地方出现了光污染、酸雨、土壤污染、水污染等，使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怪病，这些都是与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系的。这些问题并不集中在某个国家，而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是我们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当前，经济转型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的，我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围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进一步树立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这对于指导我们走出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阴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谓的绿化经济转型，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在这种绿色发展中，更好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作用，突出了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突出了对管理质量的要求，从而在此基础上减少了对资源的依赖，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通过近几年的发展，绿色经济在提振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保障国家发展安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在今后的改革发展中必须要牢固树立绿色经济发展理念。

（二）绿色经济发展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这些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以往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走一条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从实际上来看，在农业领域实现自身的绿化转型发展，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有助于确保粮食在各个领域中的正常供给，在生产中使用的农药、化肥等也会进一步减少，这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减轻农业生产、对于减轻环境污染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其自身的绿色转型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当前的工业生产领域推进绿色转型，有助于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对于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当前产值上来看，工业领域的产值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在工业领域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更有助于实现整体的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

（三）在经济发展的过渡上绿色转型是关键所在

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因为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它建立在对各种资源的巨大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上。而要改变这种发展现状，就必须要走一条低能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发展道路，这正是与绿色转型发展相吻合的。在党的十八大、上，我们党对于绿色经济发展也是多次反复强调，使得整个社会对于绿色发展在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绕绿色经济发展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政策、方针措施等，这些对于经济深层次发展具有非常好的导向和促进作用。2001年，我们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不断遭遇贸易纠纷，从根源上来看，这与我们国家在一些方面没有很好地落实绿色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应当立足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努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在各个层面的深化，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在绿化经济发展转型上实现更多的突破，这对于我们今后应对各种国际争端或者贸易壁垒等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四）绿色转型能够很好地实现各个层面的均衡发展

以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经济的发展，关注的是经济指标能否实现新的突破，在经济发展层面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这是经济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则造成了其他领域发展的一定的滞后现象。“富了经济，穷了脑袋。”这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完全将注意力放到了经济发展上，对于政治、文化等的关注度明显不够。而绿化经济转型发展则突破了这方面的桎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为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更高水平的突破夯实了基础。除此之外，绿色经济转型发展，也有助于实现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保证整体的发展质量。

（五）绿色转型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批量出现，如肆虐全球的高温天气、各种类型的环境污染等。大量的研究发现，这些都与以往人类社会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应对这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各国也都先后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专题会议，深刻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六）绿色经济转型对于保障能源和资源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往粗放型的经济模式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来支撑，而无论是哪个国家对于资源能源都是非常看重的，这就使得能源资源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能源资源的安全基础性地位尤为突出。实施绿色经济转型发展，能够逐步减轻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在绿色经济转型上，各种类型的创新科技不断出现，太阳能、潮汐能、核能等新能源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在整体的能源资源结构中，传统能源资源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这对于提升整体的经济发展质量，保障能源资源应用安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在实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地域特点，各地的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实际发展的思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这些都给我们当前的绿色经济转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里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不深刻的原因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刻认识，全面系统地把握，才能为转型发展创造条件。

（一）体制的改变仍存在问题

体制的改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一方面，虽然我们党和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地方经济发展上，还是片面地以经济发展指标为主要的衡量标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机制；不少领导干部对于绿色经济转型认识不够，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绿色经济转型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纸质层面和会议召开上，在实际落实方面并没有推出相关的配套措施。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

（二）资源的实际利用效率不高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

虽然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从当下来看，对于资源的依赖和各种类型的高投入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改变，在不少资料的实际利用上效率不高，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到40%，这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种相对粗放的发展特点，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非常高，各种类型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从整体的绿色经济领域来看，自身的创新发展做得不是特别到位，一些绿色技术过分地依赖于外需。例如，在许多新能源产业发展上，一些核心技术明显地依赖于欧美发达国家，不仅要支付相当多的费用，而且还影响了我国自身的整体发展水平。

（三）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形成绿色经济发展的瓶颈

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以往缺少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许多企业在生产中存在着乱排废气、废水等现象，这使得我们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种污染又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污染问题要求非常高，党和政府拿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投入。虽然在党的全面、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很好的整治，但是，要彻底根除这些问题，还需要假以时日。这些都对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形成了掣肘。

三、新常态下加快我国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对策

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转型发展的质量和效果带来不利影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非常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从顶层设计抓起，不断抓好措施的深化落实，这样才能确保整体的转型工作深入开展。

（一）深化思想认识

对于绿色经济转型，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抓起，通过各种类型的培训和学习，引导领导干部充分认识以往粗放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弊端，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绿色经济转型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和适应当前及今后激烈竞争的唯一选择。党和政府要充分用好各种宣传平台，多层次宣传绿色经济转型的相关内容，引导广大企业、人民群众等广泛地融入大转型发展中，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绿色转型发展氛围。

（二）完善制度保障

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在明确了基本的转型发展目标之后，就需要围绕绿色经济转型制定和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例如，需要对绿色经济转型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建立奖励机制，以往虽然也有，但是这些机制在操作性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前，需要把税收、贷款、人才保障等内容纳入到这个机制中，不断丰富其应有的内容，有了这些机制的支撑，才能确保所有的工作都能有序开展。要从法律层面对绿色经济转型发展予以保障，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法律法规，如安全饮用水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对绿色经济转型予以保障和引导。同时，在国家发展中，要努力提升绿色经济的地位，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形成系统完整的宏观战略体系。

（三）加快技术创新

在绿色经济转型发展中，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国家要鼓励各种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发展和奖励机制，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绿色创新的良好氛围。例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要多层面鼓励创新，对于创新工作做得非常好的企业要从税收减免、贷款支持等多个层面予以鼓励，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劲头。同时，还需要将各种创新技术努力融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中，将现有的新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这对于加快绿色经济转型非常重要。

（四）大力应用新能源

在绿色经济转型中，新能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应用新能源能够减少经济发展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无论是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国家必须要加强在新能源推广应用方面的政策机制建设，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多层面地应用新能源，逐步减少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同时，还要研发各种应用技术，使得新能源在应用中呈现出简单化的趋势，避免过于复杂，这样也能更好地降低使用成本。为了更好地营造新能源使用氛围，还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平台做好深化宣传工作，这对于提升对新能源应用的重要性认识具有非常好的作用，也会逐步地优化能源资源的应用结构。

（五）加强交流合作

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实际的转型过程中，可以给我们非常好的借鉴。例如，德国鲁尔区以前是典型的重工业集聚区，环境问题突出。在实际转型之前，德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鲁尔工业区转型工作领导小组，直接向德国政府负责，相继从法律、政策、企业搬迁等多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步步实现了整个鲁尔区的转型发展。这些对于加快我国的转型速度、提高转型的质量水平、减少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投入是非常有帮助的。为此，在经济转型这个层面，要积极与转型非常成功的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以此帮助我国实现更好的转型发展。

能源转型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 经济结构 转型

0引言

观察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总会导致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并且导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政府总会倾向于发展工业经济。所以，政府将通过采取金融抑制政策进行服务业发展的抑制，继而影响了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因此，有必要对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继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理论分析

在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的问题时，可以进行非平衡增长模型的构建。首先，在部门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将逐渐提高，而部门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放缓。而服务业技术进步较快，所以生产要素将逐渐流入该部门。但在金融抑制的影响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又将受到抑制，继而使资源向服务业的流动受到阻碍。因此，两个部门产出比将与就业比相等，所以政府可以利用金融抑制政策进行工业部门的保护。其次，在取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出都会降低，服务业的份额则将上升，继而形成产业间的不平衡增长。而金融抑制的出现会导致服务业比重相对工业部门有所降低，继而使产业结构转型受到抑制。

2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偏好方面的影响因素，从而避免重要的解释变量遭到遗漏。所以，可以根据上述理论建立如下式（1）的计量模型，以便利用该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式中，STRUCTUREit为国家i在时间t内的GDP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部门份额的比例，可以进行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衡量。而FREPit为这段时间国家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Xit为与偏好有关的一组影响结构转型的控制变量。此外，αi指的是国家特定效应，γi指的是时间特定效应，ζit指的是随国家和时间变化的误差项，而这三种效应或误差都是未观测到的。

在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逐渐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会逐渐增加，继而使服务业相对工业的份额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而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近20年内的主要变量的简均值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更高，贸易开发程度也更高。在人均实际GDP方面，发达国家的GDP更高，而实际利率水平也相对较高。从总体上来看，工业部门的比例与收入水平呈现出了倒U型的关系，而服务业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所以，相较于工业比重，服务业与人均实际GDP呈现出U型曲线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程度则更高，继而使经济中的服务业的比重受到了抑制，并影响了经济中的产业结构的正常转型。

3分析结果

3.1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完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在金融抑制不存在的情况下，资源将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从工业流向服务业。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的产出在经济中的比例将会下降，服务业的比例则会上升，继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但金融抑制的出现，使资源的流动受到了阻碍。而这样的阻碍将形成一种机制，对产业间的就业和产出产生影响，继而对经济结构转型过程造成影响。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来讲，就是在金融抑制阻碍效果为1%的水平时，发展中国家就会受到显著影响。而在金融抑制阻碍效果为10%时，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才会受到显著影响。但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转型都会受到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此外，从产业就业比的角度来看，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也能够被体现出来。因为，金融抑制的出现将对劳动从工业向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形成阻碍，继而导致服务业就业比例的降低。而服务业与工业的就业比变化过程遭到了阻碍，则将导致经济结构转型遭受阻碍。因此，通过影响就业比变化，金融抑制将给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

3.2金融抑制政策成为了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手段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金融抑制政策成为了金融抑制给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影响的重要手段。这些具有约束性的政策的制定，可以使有限金融资源得到直接配置，继而使市场失灵的问题得到解决，并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这样的政策的实行也将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效果，继而使金融的自由发展受到抑制。具体来讲，就是政府通过采取政策管制资本账户、限制银行业的进入和实现资本市场的管制，继而可以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工业部门中的关键行业。而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被带动，继而使整工业部门得到发展。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抑制政策为偏好的行业发展提供支持，继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市场机制得到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金融抑制政策实行带来的金融资源扭曲效应会逐渐凸显出来，继而使金融效率损失和成本不断增加。

4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要素必将从工业流向服务业。所以，政府通过制定金融抑制政策阻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将导致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还将使国民经济承受一定的结构性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实现金融改革，并推动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以便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得到解决，继而在实现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的同时，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秋运，林志帆.“欲速则不达”：金融抑制、产业结构扭曲与“中等收入陷阱”[J].经济评论，2015（03）：17-30.

能源转型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F124.5；F0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80-05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SHAO Hanhua， LIU Yao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4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generally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however，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 transitions smoothly between high and low regime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ransition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nerg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refore， th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need of enhanc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structural reform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PSTR； nonlinear relationship

1 引言

伴随着过去三十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要实质性改善我国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革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1]。在资源配置中，“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金从“两高一低”行业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产业，促进绿色清洁生产。与现有大多数研究从经济结构、能源消费、城镇化和贸易开放等角度来考察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不同，本文拟从绿色金融视角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在PSTR模型的非线性分析框架下，深入研究中国不同省际地区发展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地区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为促进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文献综述

自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全球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以来，学界围绕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权利分配以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在环境压力驱动影响因素的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和城市化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5]。近年来，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消费者和企业的融资约束，刺激消费投资增长，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使得碳排放量显著增加。Sadorsky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信贷，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空调和冰箱等耗能大件产品，增加碳排放[6]。同样，金融发展也可以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购置大型设备、新建生产线和扩大生产规模，这些必然会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7]。

另一方面，Shahbaz等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为环保产业项目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等渠道，引导经??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碳排放可持续下降[8]。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节能减排项目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同时，企业也有很强动机通过清洁生产来提高社会责任形象，以便更好地融资。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既可以通过引致需求、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产生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增加的规模效应，也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促进清洁生产、产生金融发展减少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证方面，一些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数据技术，对金砖四国、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影响关系 [9～12]，即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实证研究大都使用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对两者可能涉及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不够，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特别地，现有研究使用的大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使面板数据模型也是在线性分析框架建立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距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性。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异质性影响，从而呈现出非线性效应。因此，本文将从省际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能够根据地区属性差距进行内生分组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在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整体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不同省际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所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3 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基于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地区差异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González等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 [13]进行实证分析。

式（1）中，yit和xit分别是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即碳排放和金融发展；转换函数g（qit；γ，c）是一个取值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函数；qit、γ、c分别是转换变量、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m是位置参数的个数，通常取值为1和2。当m=1时，转换函数含有一个位置参数：

此时，模型（3）为三区制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转换函数关于（c1+c2）/2对称，并在该点取得极小值，处于中间区制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PSTR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转换机制，常用的方法是在γ=0处进行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式：

因此，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相当于对式（4）中H*0：β1=…=βm=0作为原假设进行假设检验，然后可以通过构造如下统计量来检验：

如果“线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则需要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或至少两个转换函数，即“剩余非线性检验”。类似于“线性检验”，同样通过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函数，利用LM、LMF和LRT进行检验，直至不能拒绝原假设H0：r=r*为止，此时r*就为PSTR模型转换函数最优个数。

3.2 数据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西藏除外）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计算情况如下：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以单位GDP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表示。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关于省际层面CO2的数据，本文借鉴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参考方法，构建CO2的核算公式，为：

式（8）中，Ei表示各种化石能源消费量；CFi为低位发热量；CCi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平；COFi为能源的氧化率水平；44/12是CO2分子与碳原子质量比。

（2）解?变量：金融发展。选取经典的金融相关比率，即用存贷款余额总量/GDP表示。此外用私人部门信贷总量与GDP比重，即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相关比率的补充指标，该指标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发展的衡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公布私人部门信贷数据，借鉴张军和金煜[14]做法，私人部门信贷为：[（1-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贷款余额。

（3）转换变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迥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差距。因此，结合现有研究，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作为转换变量，检验不同经济特征差距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产生的非线性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的测度，分别用各地区人均GDP对数值、二产比重、煤炭份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占比表示。

4 实证分析

4.1 非线性检验

在对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在不同的转换变量影响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由表1可知，除了模型E和H外，其他模型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拒绝两者关系为线性关系的原假设，说明模型E和H是不含有异质性的线性模型，模型A至模型D、F和G存在明确的非线性特征；对模型A至模型D、F和G进一步进行非线性剩余检验，发现LM、LMF和LRT检验统计量在10%水平下均不能拒绝r=1的原假设，因此模型A至模型D、F和G均适合采用单个转换函数的PSTR模型。最后，通过AIC和BIC准则确定模型A至模型D、F和G转换函数的最优位置参数个数均为1。

4.2 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网格搜索法寻找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通过求解相应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RSS最小时的参数值γ和c对模型进行最优参数估计，相关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其中线性部分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而非线性部分系数β11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减排效应随着转换变量增加而减少，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即转换变量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被分成高、低不同区制，影响系数在区制间平滑转换，具体来说：

（1）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A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4和0.240，位置参数c为10.016，说明当人均GDP对数值低于10.01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4，而当人均GDP对数值高于10.016，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34，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1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处于高、低区制之间，分布在位置参数c两侧，金融减排效应从低区制下开始，以c为中心向高区制地区平滑转换减弱，转换速率为4.252。

（2）经济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B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17和0.182，位置参数c为0.342，说明当二产比重低于0.342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17，而当二产比重高于0.342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135，意味着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2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都位于高区制，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135% ，金融减排效应相对于低区制的省份降低了0.182%。 2014年仅有北京和海南处于低区制，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最低，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发展降低碳排放的效应最大。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效率改善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工业比重提高而弱化，但平滑速率有所降低（见模型E和图3）。

（3）能源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C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53和0.400，位置参数c为0.708，说明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低于0.708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53，而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高于0.708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047，意味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特别地，当地区煤炭比重到达高区制，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会增加0.047%。这说明对于以煤为主的省份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反而增加了碳排放。结合转换函数图4可知，转换函数的数值基本处于0.15之上，说明模型基本处在一种高区制转换状态，其中450个样本观测值中已经有8.82%的样本位于高区制。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发展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而弱化、消失直至转变为金融效率提高1%，碳排放增加0.538%（见模型F和图5）。

（4）对外贸易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D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9和0.208，位置参数c为0.66，说明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低于0.6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9，而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高于0.66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71，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弱化了金融减排效应。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展中国家环境监管标准普遍较低，发达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国内一些研究发现我国贸易开放存在“污染避难所” [15]。因此，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使得金融减排效应大打折扣。

结合转换函数（如图6）进一步发现，76.9%样本观测值都处于低区制，贸易比重要显著低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579%，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当前贸易比重还没有能够显著降低金融减排效应。但是，也有59个样本观测值处于高区制，贸易比重高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371%，金融?p排效应最弱。

5 结论性评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积极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绿色金融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具体来说，上述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值分别为10.016、0.342（0.348）、0.708（0.677）和0.660，这些参数值将每个省（市）分为高、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在低区制最大、在高区制最小，即在人均GDP水平较高、工业比重较高、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高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金融减排效应下降。特别地，当一个省份能源结构煤炭比重达到0.708时，金融发展不仅不能降低碳排放，反而会增加碳排放。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更好地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政策框架，没有充分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金融体系支持绿色发展仍然存在很大改善空间。因此，要切实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绿色金融”的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强化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多种方式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满足企业多元化绿色投融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真正实现绿色发展。

能源转型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财政税收政策；政策优化

1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1.1社会生产力水平

城市经济增长受社会生产力影响严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当城市经济不断的发展进步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受起影响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城市在不断的发展扩大中能够吸引大量工作人员选择，投入到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去，实现通过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促进成功是经济增长。社会生产能力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容纳程度，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等，是综合评价经济支撑的有利基础，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经济资源运用形式，也可以将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分析当前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内容，通过协调社会生产效率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进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丰富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发展规划的风险抵御能力也会得到明显提升，从而实现通过城市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目标的实现。

1.2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城市产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是关系到经济增长方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开展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计划中利用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提升经济发展规划的稳定性，并促进经济发展计划能在其中得到更全面的落实。将科学技术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这种产业结构也更加的合理，符合当前的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十分大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技术也能帮助促进产业结构更加的科学化，从而进入到更理想发展状态下，经济发展的资源也能得到均衡利用，从而促进财政税收政策更加的完善。

1.3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城市等级提升的体现，因此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可以帮助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转变计划更快速的落实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由传统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城市的群众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工作也能快速的完成，并且城市运营中群众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意识也会增强，这样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在经济转型中也能得到基础保护。人口素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经济全面发展来促进人口素质整体提升，从而实现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配合进行。

2城市经济转型与财政税收的关联

城市经济转型是财政税收的基础，关系到经济转型是否能够高效的开展，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展开探讨，最终的转型下效果更符合城市发展建设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相互发展，共同促进，对于发展期间所能够遇到的问题，在制定经济转型计划过程中会重点的探讨研究，这种共同协调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经济体系规划层面。根据财政税收情况能够准确的判断经济收益情况，并从政策方面进行宏观调控，确保所开展的经济建设计划能够与城市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3财政税收政策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方式

3.1深入发掘城市经济发展潜能

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无限的潜能，财政税收政策作为鼓励政策，能够帮助发现城市经济发展以及转型过程中的更大潜能，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计划，所应用的各项经济开展体系需要与政策紧密的结合，使政策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这样的经济体系在转型过程中才更稳定，能够抵御市场经济环境下所产生的风险因素，进而实现宏观调节控制目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一个控制体系，这样才能够帮助发现市场竞争模式下存在的风险因素，更好的利用政策资源帮助解决。城市经济体系发展转变中，也体现了出了市场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稳定性，以及政府财政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由此可见制定合理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合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城市向更大规模发展的目标。

3.2优化财政税收政策

财政税收政策是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互结合的，想要在城市经济增长方法转变中发挥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对税收政策及时的优化更新，继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发现其中存在不合理的内容要及时整改。保障政策体系的服务性能，同时在此基础上帮助完善体系内需要优化的内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及时转变，更要建立起经济模式与收税体系之间的联系性，在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法，发现问题技术的优化解决，为管理计划开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模式，城市建设规划也能得到全面落实。要严格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确保财政税收的公平公正性。政府财政部分拥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城市发展过程中也能进行合理的资金投入，从而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更稳定的进行。

3.3改进税收政策税收政策

要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互结合，观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税务，通过税收政策改变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体系，这样市场风险才不会影响到最终的财务稳定性。加大对收税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不同企业在发展中均能够了解经济体系所带来的优化作用，并为管理计划开展打下基础。税收政策改进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从而实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作用。改进后的收税政策，应用过程中要确保其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协调作用，进而实现城市的全面改革发展。对于当前比较常见的政策不合理内容，改进后要进行一段试运行，对应用后的效果进行检验，观察是否适应，根据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又针对性的改进优化政策体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稳定的进行。改进增值税。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对外销产品免税，或者调整流转税金额。若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通过高新计税设备，则对其实施减免，使其在国际市场更有性价比。最后，改善管理服务。对城市范围内符合产业化经营的企业、民企进行税收减免；注意对产品深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各项税收优惠如营业税优惠。在政策改进过程中要对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结束语

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应当发扬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验，吸取教训，逐步改变经济转型中的各种问题，要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统筹力量，在实践层面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人口素质，为调整政府的经济提供参考和保障，以减少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向集约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发展发展状况的调研[J].中国集体经济,2016(3):92-93.

[2]冼少强,陈庆雄,丁孝智,等.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的税收政策研究———基于广东省肇庆市的实践探索[J].肇庆学院学报,2016,37(6):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