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篇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民主党派建设面临的新状况，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这既是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更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参政议政能力长效机制建设既有助于民主党派自身完善，同时可以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经过了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中国的民主党派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成立，具有反帝爱国民主的传统和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变化，出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应汲取以往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凝聚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因而，需要统一战线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促成更大的协同性，促进时代的发展。

（三）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众多利益的重新划分。民主党派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参与到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中来。

二、通过新媒体渠道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一）通过新媒体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顺势而为

网站、博客、微博、网络期刊、数字广播、户外数字电视等覆盖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新兴的媒体具有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空间的开放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与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传播观点的多元性与意见的群体性等特点。新媒体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特点、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同志曾就宣传思想工作强调，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新华社推出的《四个全面》的动画MV歌曲、介绍“十三五”的外国人说唱形式的动画视频在网上赢得了高点击率。这体现了宣传形式转变的必然趋势，新的宣传形式利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随着传播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受众心理及习惯的变化，我们需要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成为运用新媒体的行家。通过积极开展新媒体业务，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力，进一步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在门户网站、论坛、即时沟通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信、微博、OA办公系统、手机APP，建立社群，培养用户黏度，以构建有效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二）通过新媒体增强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开展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通过新媒体强大的宣传普及能力，使民主党派学习并认同历史。通过新媒体宣传参政党建设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重大任务，促进科学发展，推动整体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宣传党政国策、法律法规，使统战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可通过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使民主党派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史，增强政治认同。

通过新媒体开展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界别优势，达到知情、监督、及时、透明。一党执政，多党监督，能够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贯彻落实，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三）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研究，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

1.通过新媒体开展党派理论研究，发展党派理论。开展“同心”理论与参政党建设研究、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同心”思想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新的发展――“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该理论从我国当前国情、政党关系、民主监督等方面分析了“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认为“同中求异”，发扬民主;“异中求同”，搞好团结;相辅相成，和谐共容，才能更好地践行“同心”思想。

党派理论研究包括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怎样提高参政党素质、怎样发展与执政党关系等重大问题。民主党派必须建设既与中共党建理论相通，又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多党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需要撰写理论教育的系统性教材，并通过新媒体推广、宣传、交流，使民主党派具备较高的统战理论及政策水平。

2.通过新媒体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需要提高党员知识素养、参与意识，建立网络学习系统。通过网络阅读、移动终端阅读学习和继承现有的理论知识，研究理论和内容的创新及工作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建设学习型组织应作为必修课，作为考核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晋升的标准。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实践交流，系统地开展学习，有效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政治理论与形势政策的学习培训，使民主党派成员具备把握和解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的素质和能力。

（四）通过新媒体便捷民主党派知政参政议政，提升水平与效果

1.通过新媒体提高民主党派“知政”水平，拓展“参政”渠道。发挥好民主党派在政府任职的高层官员的力量，通过录制“微课”等，为党派成员授课，以提高党派成员的“知政”水平、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民主党派中的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可以建立个人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与广大网民直接交流，倾听民意，提升履职水平，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带动和凝聚一批党员，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新媒体对当前政策的广泛有效传播，使民主党派“知政”，进而激发民主党派的参政意识，从“知政”转向“参政”;鉴于新媒体良好的交互性，把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强化其履职意识，从“思想参政”转向“行动参政”。通过新媒体宣传、讨论、政务公开，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从政党的界别优势参政议政向全方位参政议政转变。

2.通过新媒体便捷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升参政议政水平与效果。通过调研，集思广益，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建立网络智库。通过网络问卷、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式了解社情，从即兴型的参政议政向深入实际、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参政议政转变，从而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言献策。合理使用网络会议开展领导集体讨论、决策，设立建言献策领导问政直通快车，为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专业人士提供更多与政府直接对话的机会。领导和普通民主党派人士直接交流，做到达民情、知民意。

（五）通过新媒体对民主党派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

通过新媒体对民主党派杰出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激励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到参政议政和监督工作中来，形成良性循环。外媒对中共民主化的了解评价也会因而大大增加与提高，消除个别的误解与隔阂以及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对中国政治的丑化，从而加大国际影响力与美誉度。

（六）加强新媒体培训学习，健全新媒体应用的管理制度

1.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新媒体的培训与学习。可将培训与学习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加强培养熟悉民主党派工作规律、精通计算机、擅长新兴媒体应用的队伍。进一步加强理论的学习研究，包括国家宪法法律、政体国体、中央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公共决策与公共政策、人类政治文明的相关知识等，以及提高和保证议案、提案质量的方法和程序等。

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2篇

一、主题演讲

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指委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指出，互联网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全球化与个人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与此同时全新的世界格局、全新的贸易环境、全新的生活模式也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传媒。当前，西方国家出现了一元化的价值观，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借助互联网传播散播全球，意图使之成为普世价值观。这导致一元普适价值观与多元民族文化、国家一元价值与社会多元诉求、一元价值观与多元思潮表达成为三大课题，提出媒体应该倡导主流价值观、容忍多种思潮。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李喜根认为虽然学术领域对新媒体研究盛行，但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数仅限于关注国外的研究成果，创新较少，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没有提供更多新的知识。他指出开展新传播研究的过程应该转变为一个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增量的过程，衡量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标准就是有无产生知识增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工程师、浙江日报传媒梦厂CEO蒋纯博士结合国内外新媒体发展实例，指出信息化革命给媒体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分众化的内容生产、个性化表达，读者有自己的选择；其次是“海量式”的传播组织，个人的发声让原有的新闻者受到困惑；再次是带来互联网的杂志化，最后是媒体经营的变革，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兴起，以及广告主与媒体客户发生变化，细碎化的消费者和媒体客户诱发细小的产业链。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王建民教授以微博数据量化研究为基础，从社会资本和微博挖掘的整合、媒体民生声望分析、社会情感的度量表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展示了用户发微博的高峰期以及各省微博用户的活跃度以及综合粉丝量、发帖跟帖量、转发量等多个因素探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与政治传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春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李国彦对新媒体的“蝴蝶效应”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新媒体的蝴蝶效应，意外地实现了传播革命，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新气象，如民众知情权的扩展、思想的多元碰撞、对公权力的监督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深化等。新媒体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社会管理者当顺势而为，适应新媒体带来的变化，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暨南大学刘倩从美国政府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出发，分析了中国应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同时构建国家形象。通过研究，她发现美国宣传决策整合有四大支柱来源：智库、非政府组织、国会和国务院。总体来看，美国的公共外交宣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与之相比较，中国行政系统决定宣传方向，虽然具有举国资源的优势，但文化宣传方向和视角有局限性，发声源单一。华东师范大学付雪松以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政务微博“上海”为个案研究对象，以传播学、行政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运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总结分析了政务微博的特点：更新频率快，但缺乏时间表；内容的范围广，但与政务主旨有所偏离；政务微博大多单向考虑发出的方便性，但缺乏双向性的考虑，没有很好的与受众进行沟通。苏州大学侯悦以美国驻华大使馆2012年1月至6月的微博内容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三个特点：集中呈现美国价值观；运作方式、形式灵活多样；综合影响力强。她还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运作和特点，对国家政务微博提出建议：以热点事件为契机可以增加转发量；转变生硬的交流语言，应给人以亲切感；使用讲故事的叙事技巧，引起网民情感共鸣。

三、新媒体与新型受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系主任、教授周庆山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易用性、有用性认知和人口统计特征，对大学生微博使用动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使用微博基本规律与选择使用主要影响因素。他的研究表明总体用户对微博易用性普遍比较认同，特别是对自我表达中情绪宣泄、自我记录、获取信息以及社会交往四方面的有用性认同度高，用户使用等级越高则影响其使用的因素越多。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讲师邬晶晶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老年人要学会使用新媒体，这有益于优化其生活和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她以宁波城市老年人群体对新媒体的了解和使用为调查实证案例，来分析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新媒体素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可能及启蒙对策。

清华大学刘于思，嘉应学院杨莉明探讨了以微博为例的互联网使用对记者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个体网层面来看，记者在职业群体微博链接网络中的强联系大多为紧密型社会资本，而弱联系大多为跨越型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网络规模资本和中间位置资本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对记者在职业群体中建立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具有积极效果。南京大学许玉以A股上市银行的34597条微博为研究对象，从微博用户对个人银行业务的关注及其情感分布两方面进行研究。她的研究表明：微博用户较少表达极端情感，而一旦表达，则倾向于表达负面情感；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业务，是那些能够给用户带来最直观感知的业务；实体银行业务的服务效率、网络银行的便捷性、电话银行的服务质量与服务内容，以及信用卡的增值服务，是微博用户关注重点。

四、新媒体与社会抗争

香港中文大学赵蒙畅以7月下旬发生在北京的暴雨事件为例，通过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运用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包，探究网众抵抗性认同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和影响。研究发现网众通过构建合适的话语框架，团结在特定的内容之下，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在线抗争的边界激活。她认为网民抵抗性认同的构造，对议题的传播和舆论场的维持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清华大学张潮、王梦南选取中央性、区域性、专业性，共33家代表性报纸媒体作为分析样本来源，进行编码统计，勾勒出“官二代”群体在大众媒体权者、负罪者、蛮横者的媒介形象图景。以标签理论切入，分析“官二代”媒介形象建构的社会心理动因和媒体思维模式，提出标签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时代修正，并讨论这种反向标签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积极意义。

中山大学叶伟樱、黄佳瑜归纳了中抗争者的传播行为特征和新媒体在中的影响。她们发现传播者在今年抗争行为中突出的特性是新媒体的使用加强、策略性和主动性增强。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促使了传播的规模增大，对于官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加上舆论领袖发挥作用，使得事件得到迅速的传播和解决。暨南大学潘军邱关注网络社会运动主体和整个群体的心理变化对于运动的影响，以“微笑局长”为例探讨了网络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的路径。她发现：运动三方（主流方；沉默方；反对方）的关系在运动中作用关键；集体认同感有一定的必要性；创造共意过程中需要注意心理规律的把握；团结忠诚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意见的多元对于平衡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

五、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罗云锋主要讨论“非常态的常态化”负面后果的政治学与法学应对。在分析思路上，主要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谈起，仔细辨析有关新闻传播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两种错误偏见：民主素质论，社会稳定论。其次则讨论信息不对称与教育不对称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的相关应对，以期为避免可能的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即“消极常态化”，寻绎出可能的解决路径：社会大背景下的法制和法律建设新闻传播法的加强，而不是对言论本身的限制。

四川理工学院副教授宦晓渝探讨了新媒体在公民意识发展中的途径：公民新闻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促进；网络意见领袖对公民意识的引导；以及政府官方微博与公民意识的互动。她以温州动车案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传播机制，指出新媒体的信息经过扩散与裂变式传播，同时与传统媒体问的媒体循环，新媒体的及时性和传统媒体的深度性相互补充，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

中山大学陈文希以微博上的公民传播实践为视角进行公民传播与传媒的公共性研究，她认为：一方面，微博使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这两个主要的公民传播形式形成了整合，拓展了新闻从业者和普通民众参与公共议题的渠道：另一方面，公民传播在微博上的兴盛，也促进了传媒的公共性的发展。复旦大学陈静茜以“信息一系统”新情境引发了个体媒介使用行为的新变化，以及对微博内容运行是2.0还是1.0的思考为缘起，对本土微博平台“热门话题”趋势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发现微博平台热议话题不仅是微博使用者的需要，而且是商业运营、体制监督的需要。商业网站利用热议话题在商业运营商达到信息整合，强化“感彩”以及娱乐化的目的。

六、新媒体与公益传播

暨南大学陈韵博以绿色和平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线上民族志等方法，探讨在当前的制度格局之下，非政府组织如何多方位多角度地整合社交网络服务（SNS）资源，SNS为绿色和平组织实现其发展理念和目标提供了哪些帮助，以及该组织在利用SNS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等研究问题。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廖卫民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微博的案例分析，研究归纳出中国当代艺术公共传播的两种典型舆论表达模式：一是深度介入型，二是艺术再现型。他认为这两种舆论表达模式都充分利用了微博的媒介传播特质，使得艺术家能与网民有效交流，从而扩大了当代艺术的公共传播，彰显了当代艺术的社会现实意义。两者互相融合创新或许会使得当代艺术传播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现实。

华东师范大学鄂友冰以“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为例，对微博公益传播机制进行全景性的分析，探讨微博与公益传播的契合，在此基础上思考微博公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提出“合作治理型微博公益传播”理念，以期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的关注和并促进公民对微博公益活动的参与。四川大学周佳琪以“新浪财经315微博投诉”为研究对象，探讨网民对这一事件的参与度情况，他的研究认为在微博参与公共事件传播的过程当中，话语权的影响力是决定微博的传播效果的本质力量。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许莹以“随手拍乞儿”微博行动为个案研究对象提出微博行动诞生于微博平台之上，而微博作为保罗·莱文森所定义的“新新媒介”是在中国当下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宏观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中观的基于微博的媒介环境背景，微观的微博行动背景。

七、融合新闻与视觉传播

深圳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党西民分析了“表哥微笑”图片的传播过程，并解释图片新闻在对议程设置、促进网络新闻大规模传播中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图片新闻成为新闻极化的证据，为事件提供了发泄口。通常群众的情绪会集中到某一主题，当事人会成为追责对象。另一方面，图片新闻开辟了大规模新闻协作的空间。他提到“新闻众包”，如今网络汇聚了拥有强大信息搜集、加工能力的网友，能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的素材、见识、思路和情感支持。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新闻系教师李韬将网络拍客与意大利电影新现实主义和电视记者的对比来分析网络拍客现象。他认为，网络拍客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的相似之处有内容真实、题材广泛、平民的话语权三个方面。而不同之处在于，新现实主义是关于电影的理论，电影毕竟是再现现实，拍客则是记录现实。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薛强运用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梳理了新媒体视觉特效技术是如何在上世纪60年代被计算机图形学之父苏泽兰特创新出来，并且在电影、动画和电子游戏中扩散开来。他认为中国在电影、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长期保持文化逆差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电脑特效技术的落后。要解决问题的话，必要有接受新事物的心态。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强认为视觉文化传播中的难题一一图像复制，被新媒介技术革命所攻克。这使得视觉文化在新媒体技术的变革中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文化，成为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他从传播媒介与传统的视觉艺术出发，倡导从事视觉实践者来进行视觉文化的研究。并重点阐述了传统东西方视觉文化中关于看的问题，以此解构新媒体时代的视觉文化。

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高峰论坛；大数据；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137-05

2014年10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传播学会2014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著名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港台著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华社、凤凰网等新闻媒体的300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论坛围绕“大传播 大融合：新媒体传播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产业的融合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与技术创新”、“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

一、大数据与技术创新

当今时代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新媒体研究与发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是出席本届论坛的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国际传播学会现任主席Peter Anton Vorderer教授高度强调了大数据对于媒介研究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Peter Anton Vorderer指出，新媒体正在改变世界，我们处在一个随时连接、随时沟通的时代，时代的变革促使研究者适应新的环境，采用新的方法不断推进新媒体的融合，大数据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研究来源，是未来各类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数据就是未来。

凤凰网内容总监王建新教授从技术层面对IT引发的媒介变化进行了分析。王建新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耕地资产价值变低、工业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过程，则是固定资产价值变低、信息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在生产力层面，工业社会是机器加手工劳动，而信息社会是数据加大脑。在价值层面，工业时代是产品与消费者，而在信息时代是应用与使用者。虽然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都是使用者导向，但在工业时代却不知使用者在哪儿，而在信息时代，使用者就在眼前。在组织内部，工业时代是编辑服务导向，是领导者决定，是固定资产；而在信息时代是使用者服务导向，是产品管理者决定，是信息资产；在组织外部，工业时代是报纸、电报、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在信息时代，是大数据、大脑和因特网等信息，是生产、消费和反馈之间的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主任禹卫华团队对微信用户阅读行为进行了眼动仪实验。该团队筛选不同类型的45张微信图片，经过细致分类后进行测量，通过对眼球滚动的路线与距离测量微信阅读过程中的被试用户的认知行为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微信订阅号的“小红点”并不能吸引被试用户关注，真正引起用户注意的是标题。

上海交通大学朱金玉副教授对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探讨。他以对受众的认识和对受众研究的变迁为论述依据，从想象中的受众到看得见的受众来分析传统媒体内容的移动应用和大数据如何帮助传统媒体实现新的发展。朱金玉认为，大数据可以帮助传统媒体获取详尽的受众资料，并且从这些资料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迎合中引导受众。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何睿以新浪微博为对象，探讨了“大数据”及其相关概念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是如何被理解和传播的，构建了“大数据”及其子群的微博社会语义网图谱，探讨了“大数据”在社交网络中的认知现状及存在问题。

重庆大学汤天甜副教授通过分析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驱动下传媒业的变革，将数据挖掘课程与学习分析系统引入新闻传播教学，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与教学格局、教学实践应用、师资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探索了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路径。

复旦大学博士生田新玲对“公共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悖论进行了反思。田新玲认为，“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人类开源精神的弘扬，却在各种目的驱使、各种算法运用的数据挖掘中侵犯了个人隐私。这种数据隐私权的侵害，既与大数据技术上的原因有关，也与结构上的因素相连：纵的公共领域与内心领域的融合趋向、技术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公众网络社会的抗争、不同文化价值的冲突。田新玲认为，在现实中我们还应还原开源精神，尊重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数据存在方式，尽快出台隐私保护政策，制定大数据产业的行业自律条例，更新公众数据开放观念，提高公众的大数据技术素养。

南京大学的党明辉采用文献计量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大数据研究学术进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成为大数据研究的主要阵地，云计算是与大数据研究最密切的数据处理方法，物联网是大数据研究中最主要的数据来源，通过数据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挖掘是实现大数据价值的最主要手段。

二、新媒体与传播发展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陈清河教授对台湾新媒体的发展与趋势进行了探析。陈清河教授在简要回顾台湾媒体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上，将台湾新媒体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三个过程：从无线到有线、从有线到网络、从网络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武、张隐玉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化媒体的研究进展的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外传播学者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主体方面，通过合作方式发表的国际论文显著多于国内论文，而受资助的国内论文显著多于国际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国际论文更多采用实证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实验法和观察法；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论文更多集中在研究社会化媒体自身层面，而国际论文更多集中于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超副教授基于整合型科技接受与使用模型，以豆瓣网为研究对象，对网络社群的参与行为进行了实证考察。考察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信息化需求、娱乐性需求、社交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意愿；促成因素、使用意愿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四种需求因素对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刘超向豆瓣网内容服务商提出了四项管理建议：优化信息组织模式、优化系统界面设置、增强用户交互体验、加大对用户的授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贾哲敏以内容分析法和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建构中所使用的六项通用框架（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与人情味）与三项主题框架（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两大场域存在多层次的差异性。贾哲敏认为，公众场域往往能够在事实层面影响官方场域，具有向官方场域输入议程的能力，而在行动层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周洋同样以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三个环节中均有体现。周洋认为，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司格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对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产品评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司格通过研究发现，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取决于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经验、产品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在线社交影响等。此外，产品已售时间的长短、用户发表评论的时间及用户所在地区等也对用户评价有着显著影响。而且，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在不同产品类型中表现不同，对于“搜索型产品”，其他用户的评论对用户产品评价无影响；而对于“体验型产品”，社交因素则显著影响产品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的熊壮同样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研究框架，实证分析了使用者的动机及其对使用时长和更新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主要基于五种动机：自我展示、社会互动、信息寻求、娱乐和消磨时间。在这五种动机中，社会互动和消磨时间能很好地预测使用时长。

厦门大学的张鸿对社会化媒体在国内外政府中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梳理，对社会化媒体的积极效应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用好社会化媒体新工具的政府对策：搭好“门” 与“窗”、培育合适的把关人。

三、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

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峰副教授对计算新闻学和数据新闻学两者在概念、理论与实践中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闫峰通过社会影响、技术特征、参与者的分析发现，两者虽然在概念、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并不明显，它们所描述的工作内容、流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现实的大学所开设的相关学位骨干课程也彼此有很大相似性。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崔迪对新闻媒介的“致知效果”进行了文献综述。崔迪细致梳理了英文文献中关于媒介“致知效果”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列举相关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研究的拓展和可能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张玲玲通过梳理媒介间性的概念历史及其在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媒介间性在传播学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张玲玲认为，随着媒介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媒介间性将成为理解新旧媒介之间动态融合关系的独特视角，媒介间性理论将每种媒介视为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两者互相合作共建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刘展通过对东北J村的实地研究后发现，在媒介化社会环境的现实下，外出生活工作的村民“主体”，经由媒介的连接，实现了新形式的“离土不离乡”和相对村子而言的“主体”在场。刘展主张，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研究应跳出“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李耘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生活方式、满足获取、媒介现状满意度及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了两个分别针对时事思想类和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结构模型，以探寻影响受众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结构模型虽然更好地预测了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的使用，但对时事思想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预测力较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教授对媒介融合提出了独到见解。郑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战略决策的出台，是政府期待、社会需求、媒体需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推进媒介融合过程中，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和新常态思维。此外，郑教授还对传统媒体实现媒介融合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媒介融合研究团队分别从如何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内容、渠道、产业融合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集群发展、平台发展，如何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主流媒体，如何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如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等方面对媒介融合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的滕浩、王传宝，以媒介融合为宏观背景，着眼于新媒体的功能特征，分析了众包新闻的三重角色：弄潮儿、解构者、领跑员，探讨了众包新闻报道的优势和劣势，并对众包新闻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展望。

四、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

华中师范大学的喻发胜教授对传媒预警进行了探讨。喻教授认为，传媒预警是大众媒体的重要社会责任，在大数据时代，传媒应通过突发事件数据库建构的路径，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其多维的相关关系和风险演化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影响作用机制，从而实现突发事件的“随机预警”和“趋势预警”相结合、“应急管理”和“远谋管理”相结合。

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博士后郑兴刚从网络政治参与的表现、成因及危害三个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进行了论析。郑兴刚认为，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参与极端和参与盲从两种形式；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缘于网络技术特点、网民结构失衡、群体极化效应、现实中负面情绪在网上的折射等；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戕害政治民主、侵蚀政治稳定、危害社会和谐三个方面。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游淳惠以共识动员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台湾反贸服学运为例，探讨了在网络社会中，受众如何利用新媒体来吸引大众关注话题、如何提高追随者的人数和效忠度、不同的新媒体在学运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网络动员的影响力。暨南大学的陈韵博博士以深圳“小小草”遭遇逼迁事件为例，对劳工NGO的微博赋权进行了分析。陈韵博通过研究发现，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此外，陈韵博还探讨了微博在劳工NGO维权过程中得以赋权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局限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季丹还对NGO组织形象传播价值、新媒体在NGO形象中的优势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NGO组织形象的塑造、巩固、日常维护、修复等四种传播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洪婧茹通过对社交媒体在上海大学生的环保参与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和环境行为之间，个人的环境意识发挥着中介作用，而表达性媒介使用则主要与公众的公共环保参与有直接正向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梦炜以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为对象，从公共危机产生和谣言的新闻生产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现象，揭示了事件背后谣言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国际影响因素，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出了管控谣言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虹等从媒介使用时长、信息获得媒介依赖两个维度，对大学生政府信任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事件中，相信新媒体平台的高校学生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相对较低；高校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广播媒介的使用时长、对所在地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博的关注度等显著影响高校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陈虹等建议，应从人员配置、不同新媒体平台互动、新旧媒体联动等方面加强地方政务新平台建设；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应采取政府联合专家的积极主动话语策略以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五、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

西北师范大学的陈积银副教授对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进行了研究。陈积银认为，3D电影的发展之路在于生产、传输、播放全民化、微型化、私人化、多平台化、移动化、跨国化和互动化。在此基础上，陈积银提出了便携式3D电影的概念，并从其运营终端、传输网络、内容运营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了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

北京联合大学的崔亚娟副教授对新媒体语境概念进行了新阐释，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媒体的生态环境、发展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视媒体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路径：品牌引领、练就内功，回归根本、创新发展，改变思路、占领先机。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张洋通过对性别差异之于叙事型视频广告情感共鸣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差异会对叙事型视频广告情感共鸣产生影响，且女性比男性的情感共鸣更强。在使用意愿方面，性别、情感认知、感情移入三个变量均会对使用意愿产生影响。在购买意愿方面，除情感认知外，性别、感情移入、使用意愿三个变量均会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4篇

相对文化输出来说，战略传播以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进行传播，通过传播战略影响目标国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要想使中国军队实现“影响、吸引和说服”他国公众的目标，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的力量，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机构，充分利用各种传媒资源，建立协调一致、运转顺畅的战略传播机制，运用多种手段进行传播。

一、主动设置新闻议程

在全球传播时代，新闻议程设置的斗争已成为各国软实力较量的主战场之一，各个国家和军队都优先选择那些可以表达自己利益的新闻角度来设置自己的议程，运用议程同化的手段影响全球舆论。而中国军队面临的现状是：由于西方媒体垄断了全球传播资源，全球新闻出现了议程同化的现象，面对“中国军事”等歪曲、丑化中国军队的全球舆论环境，中国军队无法为自己设置有利的国际新闻议程，无法为自己设计有利的国际新闻话语，总是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总是在回应西方媒体，总是在为自己辩护。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在国际传播的领域取得竞争优势的。

中国军队在和平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提升对新闻议程的控制力是增强军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议程设置并不是简单地对外传播信息，只有把信息转变成有新闻价值的故事、媒体事件，并扩大其影响范围，吸引全球媒体和记者的眼球，才能拥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使各国媒体都使用己方设计的新闻主题、新闻框架、新闻用语和新闻语境。中国军队要想增强在军事文化、国家安全观、国防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化解各种“中国军事”，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恐惧，就必须注重在对外传播中融入世界话语体系，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在新闻选题方面增强议程设置力，在新闻定性方面增强新闻定义力，在新闻关注点方面增强新闻框架力，在新闻用语方面增强新闻语言力，在新闻解释权方面增强新闻语境力，引导国际舆论朝着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媒体和公众了解事实真相，避免猜测和谣言产生，增进世界公众对中国军队的了解，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军队的政策和军事行动。

二、综合运用各种媒体

在信息时代，国际影响力形成、传播和提升的最重要平台就是媒体传播，媒体传播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长期博弈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媒基础薄弱，传播资源有限，尤其是国际传播能力不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中国军队在国际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信息传播能力决定影响力，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要想有效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首先要对现有国内传播资源实行优化组合，充分运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内对外宣传机构的传播力量，主动发出声音。中国军队在各种重大军事活动中应加强与国内主流媒体的沟通与合作，在重大军事活动发生前制定宣传预案和规划，在活动过程中与主流媒体时刻保持联系渠道畅通，通过安排专访、提供新闻通稿、新闻会、记者吹风会等多种形式，使国内主流媒体报道的稿件能够全面反映军方的宣传意图和既定框架，成为军方信息的权威“信息出口”，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舆论态势和舆论走向。

其次要灵活运用美联社、《纽约时报》、CNN等国际性媒体的传播资源，通过积极接受采访、主动提供信息等方式将自己的信息和观点传播到全世界。在中国军队军事活动的报道中，由于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国外媒体往往以负面的角度和框架报道相关新闻，要想改变这种对立的报道态度，在重大军事活动的对外传播中充分运用信源控制是影响国外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方式。媒体需要及时和权威的信息，相关事件的背景和意义也需要权威人士来做出解读，因此，在重大军事活动中，以军方权威信源来影响、引导国外媒体的新闻报道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三、积极推进人际沟通

通过军事外交中的人际沟通营造理解、善意和趋同的互信机制，是各国军队与外军建立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手段。军事外交中的人际沟通是展示军队形象、宣传军事政策的窗口，也是增进各军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军队战略传播的有效手段。

军事外交中的人际沟通不是简单的对外宣传。它的一部分内容是传播信息、塑造正面形象，另一部分内容则是建立长期的关系，为军队政策的推行营造有利环境。通过人际沟通开展战略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在军事交流活动中正确、有效地阐述己方的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建军目标，树立和维护军队的形象；通过军事互访表明自己的愿望、立场，争取其他国家、军队和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通过邀请外军高级官员参观本国军队军事活动和武器装备，主动提高军事透明度，以消除世界各国尤其是邻国的误解和猜疑。除此之外，中国军队还应积极利用各种机会、方式向外军交流人员宣扬“和平发展”的军队理念，有意识地塑造与国际社会合作、作为维护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形象，扩大影响力和吸引力，赢得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例如，通过赠送宣传材料、进行演讲和座谈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国军队“和平”、“合作”、“开放”、“透明”的国际形象，主动传播中国的军事文化、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

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媒体;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38-04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的具体体现。而通过新媒体“创造条件”,是“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途径。[1]

一、新媒体日益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是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一种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三个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新媒体实现了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由;二是新媒体形成了一种公众舆论自我议程设置的新方式,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三是新媒体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公众诉求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日益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一)新媒体实现了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由

新媒体特有的开放性、互动性、便捷性以及廉价性,冲破了传统媒体信息与传播的特权,使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由成为现实。人们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只要拥有计算机、互联网或者手机等新媒体设备,就可以跨越传统媒体的“把关”和限制,通过新媒体自由地和传播信息。

新媒体的网络论坛、新闻跟帖、博客、播客、即时传输工具(QQ、MSN)以及手机短信等信息和传播方式,不仅使人们能够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能随时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人们还可以自主地安排信息的时间、内容与形式,甚至可以整合音频、视频等多种新媒体形式,进行立体化在线直播。这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条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评论员、节目制作人和专栏作者,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新媒体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由,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格局与议程设置的方式,日益成为民意、民权表达的重要平台。

(二)新媒体形成了一个多元化民意诉求的集散地与舆论放大器

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主性与自由性,使新媒体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民意诉求的集散地。一方面,新媒体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种种利益保护和驱动而产生的对消息的封锁,使其能够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最高领袖、下至平民百姓。另一方面,新媒体个人信息与传播的自主性和匿名性,消解了人们发表言论和看法的各种顾虑与风险,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都能够化身为网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精英、专业人员与平民之间的意见得以关联、互动和交流,使平民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重大议题结合起来并予以升华。

新媒体解构了传媒机构议题设置和舆论导向的特权,形成一种公众舆论自我议程设置的新方式,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新媒体所拥有的多元化传播主体、开放式传播渠道和复合式传播形态,使其呈现出一种不同既往的公众自我议程设置方式:新媒体通过点击率和回帖数量,使热点问题自动凸现出来,热点信息又通过受众的自发转载、链接以及即时传输工具(QQ、MSN等)、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渠道和途径的传播,迅速进入各种类型的论坛,并广泛传播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原先相对分散的信息被聚集起来,当其关注率达到一定程度时,传统媒体便会被吸引进来,并与新媒体互动,由此产生一种“放大”效应,使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2]

(三)新媒体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是公民不受干涉地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自由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就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并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控制。[3]

媒体是公共领域的一种机制,但传统媒体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其开放性具有很大的局限,在实现“公共领域要向尽可能多的人开放”这一点上无能为力。新媒体特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平民性等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这一技术局限性,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互的、自由的意见表达空间,日益成为广大公民能够普遍参与的新型公共领域。[4]

二、新媒体对执政方式的影响

新媒体为民意、民权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愿被唤醒和提升,这对执政方式提出了重要的挑战。

(一)决策民主化被强调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政府的施政措施必须以民意作为依据。因此,政府应与公民进行协商,共同对公共事务做出决策,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使政府的公共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5]

新媒体为民意诉求提供了重要的表达和交流平台,并由此聚合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对政府决策进行干预。民意由此获得了话语权,民意在政府决策中得到体现。新媒体民主意志所凸现出的强大决策干预力,将决策民主化推上一个新的进程,政府决策面临着由单纯的精英式决策向与公民协商共同进行决策的模式转化。

(二)政府责任性被强调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全体人民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公共产品,为社会提供公正、公平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是否对民意负责,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6]

新媒体使社会监督更加直接、便捷、广泛和深入。一方面,新媒体极大地丰富和加快了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速度,人们能够迅速获得各种来自于一线的原生态信息,更多、更快地了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同时,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公民要求公平、公正以及保障自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民主意识,增强了监督政府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性与自觉性。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公众舆论自我议程设置功能,使关系民生、民权的政府不作为行为、权力滥用行为以及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聚集并放大为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政府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进行追究与处理。政府责任性的强调,要求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问责制,并完善公众社会监督的法律、体制、机制,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律性,高度重视自身工作是否作为、是否合乎法律、是否规范。

(三)政务公开性、透明性被强调

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行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益。因此,公民拥有政府活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政府也有义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接受公众的监督。享有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决策和进行政府监督的前提。公民享有知情权,才能更好、更有效地行使决策权、监督权。政务公开、透明是公众享有知情权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决策民主化与政府责任性被强调的同时,也必然强调政务的公开性、透明性。[7]

新媒体环境下政务的公开、透明并不仅仅意味着官本位地对相关政府文件、政府部门组织分工及职能等的简单公布,而是要本着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责的态度,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对话,将的全过程以及关乎公众利益、涉及公平正义的政府活动,以方便公众获取和解读的方式和形式向社会公开,供公众评议和监督。新媒体对政府公开性、透明性的强调,要求政府必须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而这种转化是从理念到行动,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化,从被动行为到主动行为,从临时性到常态化的转变。

三、以政府网站为媒体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除了通过新媒体被动接受人民批评监督外,通过政府网站这一新媒体形式,建立公开透明的政民互动平台;以公民视角进行政务公开;构建电子化监督机制等,是“创造条件”主动“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有效性和常态化措施。

(一)通过政府网站进行政民沟通交流

政府网站是网络化社会政民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是“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在网络社会中,通过网络与民众沟通,一方面可以使平民百姓获得最为便捷的诉求表达途径,另一方面能够使政府更为广泛和深入地了解民情民意,及时倾听、回应和解决民众遇到的问题。

在政府网站上建立政民互动平台,是网络环境下实现政民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而要实现政民有效沟通交流,这个互动平台必须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互动性。即:政民交流要做到“有问有答”,同时(在公众同意的情况下)必须将这些“问”与“答”的信息“即时”公开。目前大部分政府网站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有问”,“无答”。二是“答而无效”。一些政务网站虽安排有“政府信箱”、“公众留言”,但对公众的回复,常常类似“来信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处理”等非有效性回复,很多时候由于推诿使问题就此不了了之。三是将“问”与“答”的信息放进“黑箱”不予公开。政府网站的“黑箱”式政民沟通方式,难以达到政民互动沟通的真正目的,无法取得实际的成效。政民沟通内容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大大降低了政府网站政民沟通交流的有效性。由于缺乏来自政府内部与外部的有效监督,由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并成为引发更严重社会问题的隐患。

(二)通过政府网站进行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是“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政府网站是政务公开的重要渠道。要真正实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目的,政府网站必须面向公民公开政务。目前,政府网站尽管有政务公开的内容,但大部分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方式是官本位的,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政府网站公开的大部分信息并不是百姓关心和直接可用的信息。如:政府文件、政府管理条例、政府公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政府部门构成、职能等。二是政府网站公开的大部分信息不适合百姓使用。如:大部分是公文、条例形式,且繁复,对于没有行政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来讲,解读和分辨十分困难。老百姓需要政府解决某个问题,不仅要解读多个复杂的相关文件、相应政策法规,还必须分析、明确办事流程,了解和分辨相应的政府部门与相关职能。

以公民视角进行政务公开,首先是内容的公民视角。政府网站应将政务公开的重点放在那些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内容上:一是公开公民通过政府网站向政府表达的诉求以及政府的回应与处理信息。这是民众对自己诉求表达的一种期待与希望,而只有公开了这些信息,才能让百姓了解自己的诉求是否得到政府受理,以及是否得到有效处理。二是与征地、拆迁、环境等相关的政策、规定、处理办法等,这些信息是与民众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是使民众踏实、安心以及情绪稳定的基本信息。三是政府对于一些公共事件处理过程及结果的信息,这是民众了解社会公平、公正的知情权。四是及时准确地突发事件等的权威性信息。五是政府公共财政情况以及政府决策与过程等信息。公民作为纳税人,有权力知道钱的使用情况,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有权力了解政府决策是否以民意为根据,以法律为依据,公权是否被滥用等,这是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的基本要求。其次是形式的公民视角。政府网站应根据普通公民能够解读、方便获取的方式公开政务:一是要考虑普通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解读能力,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予以公布,使平民百姓能够读得懂,用得上。二是应以普通公众最为便捷、最为经济的信息获取方式公布信息,如:通过电话、短信、数字电视、政府网站、电子邮箱甚至传统信函等信息。同时,政府还应主动了解公众需要的信息,主动引导公众了解相关信息,并主动为公众提供其需要的政府信息。

(三)通过政府网站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政府网站是实现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可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与,为公众监督提供获取信息的渠道,使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可通过政府网站的政民互动交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位”、“错位”、“越位”和权力滥用情况。

通过政府网站建立社会监督机制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使电子网络化。要从网上获得处理事务的原始信息,然后通过网络与有关部门或公民互动地完成政务处理工作,最后将政务处理的结果公布到网上。这样就可以突破组织疆界与现有体制对于信息的阻隔,使信息全面共享,从而实现政府内外之间、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全方位监督。二是实现政务过程电子化程序控制。政务过程必须在(依据法律和制度规定编制的)计算机程序严格限制和控制下进行,任何人都无法自行违法“设权”和“越权”处理,也无法回避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职责。这样就可以形成刚性化自律机制,抑制政务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使政务过程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限制。三是构建政务即时监督机制。电子网络化后,政务流程上的信息将会被即时地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送到电子化数据处理中心,由计算机按照事先编制的程序自动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避免信息的人工干预,使监督信息更为及时、客观、准确和全面。采用这种电子化政府监督机制还可随时跟踪、监测的全过程,及时发现中的问题、偏差,并及时予以纠正,使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从而防止公众利益受损,或者降低其损害的程度。

由上可见,新媒体是政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应充分认识新媒体特征、作用、价值,充分利用和发挥新媒体在“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10-03-06(4).

[2]梅潇,王丽.网络公众自我议程设置[J].新闻爱好者,2007(4).

[3]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3).

[4]胡兴荣.新闻哲学[M].新华出版社,2004.

[5]陈双喜.超越现代困境的“理想图景”[J].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