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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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鲍文；自我分化；实证研究；综述

近年来，家庭治疗在心理治疗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临床实践证明，家庭系统的视角是理解个体行为的有效视角，鲍文的家庭系统理论作为大部分主流家庭治疗的基础性理论亦备受关注。由于鲍文自我分化的构想来自于他同问题家庭工作时的临床经验，尽管在临床上被证明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但它是否同样适用于一般的人群，这一概念的效度如何，这些疑问引起了心理学研究者强烈的兴趣，随后便出现了一系列以自我分化为主题的研究。本文从自我分化的概念、自我分化的相关实证研究、自我分化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介绍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以期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一、自我分化的概念

鲍文认为，人类所有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源自于两种相互对抗的生命力量――实现个体化（individuality）与维持整体感（togetherness）。前一种力量驱使我们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拥有完全独立不受他人影响的情绪与思维；后一种力量又将我们向相反的方向拉，驱使我们放弃自身的独立性，维持与家庭及他人的融合状态。在鲍文看来，试图调和这两股力量以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状态的努力成为所有人类的核心问题。成功平衡这两股力量的个体能与所爱的人保持亲密，同时作为个体又充分地分化自己，不至于因卷入家庭内部正发生的事情而失去自我。然而并非所有个体都能成功地控制人类天性中的这两股力量，它取决于个体控制自身情绪化反应的程度，鲍文称之为自我分化。

为了更好地阐释自我分化这一概念的内涵，鲍文进一步从内心层面和人际关系层面来定义自我分化。在内心层面，自我分化代表了个体将理智与情绪区分开来的能力，自我分化程度低的个体几乎不能将理智从情绪里面分离出来，他们的理智被情绪所淹没，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客观地进行思考。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则能够体验到强烈的情绪和一些自发性的冲动，但他们不会被这些情绪和冲动所控制，而是能够自我克制并且客观冷静地看待事物。自我分化在人际层面体现为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验到亲密的感觉，同时不失去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性。分化良好的个体在与人相处时能够保持清晰的自我感，能够坚持自我立场（I - Position） ，面临他人压力时能够基于理智去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迎合他人的期望。自我分化不良的个体，其行为为自动化的情绪反应所驱使，缺乏理智的判断，他们极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且容易与他人的情绪相混淆。尤其当面临压力时，分化不良的人可能会采取两种极端的适应模式：一是回避他人，以避免因害怕失去自主性而产生的焦虑；另一种是通过亲近、依赖他人，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二、自我分化的相关实证研究

1.自我分化与焦虑

鲍文的家庭系统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即慢性焦虑无所不在，它是所有生命形式共有的一种生物学现象。鲍文认为，个体感受到的焦虑水平和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有关，相较于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自我分化不良的个体可能感受到更多的焦虑。Skowron 和 Friedlander （1998年）对609名成人被试的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自我分化可以预测较低水平的焦虑、较好的心理适应以及较高的婚姻满意度。Peleg对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与感受到的焦虑之间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他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过度保护过分的亲密和以情绪依恋和缺乏独立性为特征的融合家庭的动力过程可能导致家庭中的孩子维持与家庭的融合状态，更容易感受到压力与焦虑。接下来他又以117名以色列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查自我分化水平与社交焦虑及生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我分化水平能有效预测个体感受到社交焦虑的水平，也能有效预测个体的生理症状。分化水平较高的个体体验到更少的社交焦虑和更少的生理症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学前儿童入园时的分离焦虑与入园适应的研究中，Peleg发现儿童的分离焦虑和母亲的分化水平有关，那些分化水平较低的母亲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分离焦虑。这些研究结果与鲍文认为父母亲的分化水平会影响到孩子的观点相一致。

2.自我分化与压力感知及心理适应

更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到了自我分化水平和压力及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上。Friedman（1991年）认为家庭或个体的心理分离水平决定了家庭或个体如何对压力事件做出反应。Suzanne和Devin （2002年）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情绪化反应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Suzanne 和Paula（2003年）的研究发现自我分化水平充当了压力和心理困扰的中介变量，个体心理分化的水平能有效预测家庭对压力的反应。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一致的，Kim-Appel等人的研究以62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结果同样发现自我分化水平与心理健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自我分化水平能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自我分化的影响因素

鲍文认为自我分化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父母的自我分化水平会通过家庭中的种种机制和动力过程传递到孩子的身上。Skowron（2005年）研究了父母的自我分化同儿童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从四个方面测量了儿童的能力，包括语言技能、数学问题解决技能、学习自我效能、行为失控问题。结果表明父母的自我分化对儿童能力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儿童语言能力得分和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得分变异中分别有16%和11%是由父母的自我分化解释的。儿童行为失控问题得分变异中有15%是由父母自我分化解释的。

另外，两个关注家庭因素对个体自我分化水平影响的研究聚焦于家庭功能对于个体自我分化水平的影响。Johnson（2001年）用自陈式家庭问卷和自我分化水平量表调查了813名被试者，研究父母离婚及家庭功能对于青少年自我分化的影响，发现父母离婚和家庭功能都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有显著的影响。Chung和Gale（2009年）的一项研究家庭功能和自我分化水平的跨文化研究报告无论是美国的样本还是韩国的样本，家庭功能都与自我分化水平呈显著的相关，较好的家庭功能预示着较高的自我分化水平。

综上所述，尽管自我分化的概念最初是鲍文基于其临床经验的主观构想，但是大量的研究都支持自我分化是一个有效和有用的构想，不仅对于临床上的异常人群如此，对于一般人群也是如此。毋庸置疑，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是研究手段的单一性，大部分的研究采用的都是问卷法，一些有针对性的访谈和临床的个案研究可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次是研究的对象过分单一，目前为止比较多的研究都是以学生被试为研究对象，今后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地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最后是目前的研究多是横向研究，一些纵向的追踪研究对于探究自我分化的过程、自我分化随着年龄增长和心理的发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是十分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Nichols M P，Schwartz R C. The Essentials of Family Therapy.Second Edition.Boston： Allyn and Bacon，2005：113.

酒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文化神经科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文化与人类大脑的相互作用，研究文化经验如何与生物学因素(如基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作为文化神经科学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从2005年开始在朱滢教授和韩世辉教授的带动下开始了关于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自我概念的神经科学理解，另一方面也把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引入神经科学，发展了文化神经科学的新方法。这些研究发表后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为推动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期刊邀请韩世辉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撰写此文，希望能把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介绍给心理学同行，也希望这些研究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发。

摘要　人类自我概念的心理表征在心理学和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东西方文化自我概念的结构差异。近年来神经科学借助脑功能成像开始研究自我相关信息过程的神经机制，并探讨是否存在文化特异的自我概念的认知神经表征。跨文化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在知觉水平和人格特征表征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本文综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跨文化和文化启动神经成像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自我概念表征文化差异背后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推动了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　文化，自我，脑成像，文化神经科学

分类号

B849：C91；B845

自我概念是否存在及其心理表征的机制一直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自我是什么?自我在人类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有趣的是，东西方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极为不同。‘在西方文化中，一些哲学家强调独立于社会情境的自我认同，而东亚文化下的哲学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更注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起的作用(zhu&Hart，2008)。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一个与他人界限分明，相互独立的行动主体——在社会组群间或环境间的迁移不发生明显改变。而东亚文化则认为自我则是与社会相联的，流动性的，情境化的，只能从与他人间的关系得到理解(Nisbe~，2003)。自我哲学观的文化差异对于旨在探究人类社会行为及其心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

Markus和Kitayama(1991，2010)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文化与自我概念的理论模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由寻找普遍法则转变到探索文化多样性。他们认为强调自我认同的西方文化观促使产生“独立型自我”，这种自我具有自我倾注的特点，对自己的注意多过他人(包括亲密他人，如母亲)。相比之下，东亚文化对基本社会联结的重视则更易产生“互依型自我”，此类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同样关注自我与亲密他人。此外，不同自我概念对涉及自我的一切认知加工过程都会产生影响(Markus&Kitayama，2003)。Markus和Kitayama的理论不仅推动了考察不同文化中认知差异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脑成像研究来探索社会认知(如自我概念表征)神经机制存在的文化差异。这些脑成像研究结果进而促使了一门新学科一文化神经科学的产生。

本文回顾了文化神经科学对自我加工过程的两个主要研究部分。自我面孔识别代表了知觉领域中的自我加工过程。对自我特质的记忆则涉及心智领域中的自我信息加工。对自我面孔识别和自我特质回忆的跨文化比较中既有行为研究，又有脑成像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脑实现自我表征的方式，以及个人文化经验对这种表征方式的影响。

1　自我面孔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从William James(1890)开始心理学家就认识到自我可被分为不同的成分，包括个人的物质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不同文化环境下，由于他人对自我的认知方式存在差异，自我认同也会因之发生改变。在知觉领域中，面孔识别是一种凸显自我一他人区分的心理过程。识别自我面孔的能力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婴儿在出生第二年就可以在镜子前表现出自我导向的行为。自我面孔识别能力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一项重要成分。

自我面孔加工在成年被试使用在视觉搜索任务(Tong＆Nakayama，1999)以及外显(Keenanet al，1999)或内隐(sui，Zhu，&Han，2006；Ma&Han，2010)面孔识别任务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个主要发现是被试的反应时间对自我面孔比对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人面孔要短。造成这种自我面孔识别优势的知觉和认知机制可能有多种。例如，Tong和Nakayama(1999)认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反应了对高度学习的面孔更为牢固的表征。此外，Ma和Han(2010)提出一种社会认知机制在自我面孔优势有重要作用。他们假定自我面孔识别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意识会激活自我概念中的正性属性，从而易化对自我面孔的行为反应，进而表现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自我面孔识别的这种正性联结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证明。研究发现，自我概念威胁启动(启动任务要求被试判断一组负性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从而在被试的意识中产生与负性属性联结的自我)降低了自我与正性属性间的联结，并以此减弱了行为反应中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因此，高级社会认知机制同样会影响自我面孔识别过程。

然而，自我面孔识别优势对社会情境高度敏感。为检验真实生活情境中破坏正性自我联结的社会威胁是否也会减弱自我优势效应，Ma和Han(2009)要求中国研究生被试分别对混有自己导师(高威胁条件)或其他实验室老师(低威胁条件)头像的自我面孔图片进行朝向判断。由于自己导师的负性评价会比其他老师对自尊造成更大的威胁，他们预期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在高威胁条件下会比低威胁条件减弱得更多。结果发现在低威胁情境下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对自我面孔比其他老师面孔反应快)依然存在，但在高威胁情境下反而表现出一种自我面孔加工劣势(对自我面孔比自己导师面孔反应慢)。Ma和Han(2009)还发现，被试对自我面孔与导师面孔的反应时差异与其担心导师负性评价程度的主观评分相关。此结果表明社会情境对自我面孔加工相关的行为表现具有很大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上级的存在会通过改变自我概念来调节自我面孔加工。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下的社会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个重要问题是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其自我面孔的加工机制是否也有所不同。根据Markus和Kitayama(1991)的理论，西方文化重视自我认同，所产生的独立型自我倾向于更多将注意投向自己而非他人。而东亚文化强调基本的社会联结，所产生的互依型自我通常会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并且对他们倾注的注意与对自己同样多。根据这种观点，可以预期自我面孔识别的机制在西方与东亚文化间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会对自己的面孔分配更多的社会显著性或更强的正性联结，这导致他们在自我面孔与他人面孔同时呈现时，更容易注意到自己的面孔，并对自我面孔有更深层次的加工。相比之下，由于东亚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更强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自我面孔加工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及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因而行为上表现较弱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此假设在近期的一项跨文化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得到了验证。Sui等人(2009)采用相同的实验刺激和范式记录了不同文化组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加工时的行为和脑电反应。实验中向英国被试与中国被试呈现自我与朋友的面孔，并要求他们判断面孔朝向。尽管两组被试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均短于他人面孔，这种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在英国被试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两组被试反应时上的差异与脑电活动的组间差异呈正相关。英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时在大脑额、中央区引发的负波N2，其幅度要大于判断熟悉面孔时引发的N2幅度。而中国被试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相比于判断自我面孔，他们在判断朋友面孔时引发的前部N2成分幅度更大。由于前部N2与面孔加工深度相关，并有利于个体化过程(Kubota&Ito，2007)，这种文化特异的N2活动说明，相对于中国被试，英国被试对自我相关信息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此，独立型自我构念可能会使得自我面孑L相对于他人面孔的社会显著性增强，这导致了西方被试在行为表现与神经机制上均表现出自我一他人之间的分离。而东亚文化促生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则演化出不同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熟悉的他人面孔赋予了比自我面孔更多的社会显著性。

自我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与自我构念的关系在后续的脑成像实验中得到了进一步研究。早期的一项正电子断扫描(PET)研究发现，相比于观看陌生面孔，被动观看自我面孔或进行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会激活左半球梭状回以及右半球的缘上回和下丘脑。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还与右侧额叶皮层的中部和下部，右侧的前扣带回，左侧额中回，以及左侧的脑岛前部等区域的活动相关。后续的功能磁共振(fMRI)研究同样确认了右侧额叶，右侧枕一颞一顶联合以及梭状回在自我面孔识别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确定了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基础，同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是否会调节与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

为了检验自我面孔识别认知神经过程的不同模式与自我构念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Sui和Han(2007)使用自我构念启动程序激活个体的某些文化知识，以此研究自我构念在面孔识别文化特异性神经活动中的作用。自我构念启动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个体的知识中可能具有两种文化系统，每种知识模式会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被激活(Hong，2009)。Gardner等人(1999)发现，被试在做完寻找独立型(“我”)或互依型(“我们”)人称代词的任务后，他们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自我构念会发生改变。Sui和Han(2007)在实验中检验了这样的假设，即，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会使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更接近于西方被试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强自我加工优势)，而互依型自我构念启动则使这些认知神经过程更近于东方被试的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弱自我加工优势)。在不同的自我构念启动程序之后，他们在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朝向判断时对其进行了扫描，以此检验文化启动对自我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自我构念启动对自我与熟悉面孔加工过程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被试受到独立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要快于熟悉面孔。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则慢于熟悉面孔。这个结果于先前的理论相符，即独立型自我关注自己多于他人，而互依型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Markus&Kitayama，1991)。更重要的是，Sui和Han(2007)还发现短时间自我构念启动(该研究中为三分钟)就可以调节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接受独立型自我启动之后，相较于熟悉面孔，对自我面孔的识别会激活右侧额叶的中部和下部。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之后，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额叶活动表现出明显下降。这表明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与文化特异的自我面孔加工机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较之互依型自我启动，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自我意识在独立型自我启动条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增强。

综上所述，行为和脑成像的研究均表明，文化对自我面孔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会产生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相符：东亚文化下的互依型自我对社会环境以及自我与他人间的社会联系更为敏感，而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则在面孔识别中增强了自我与他人间的区分。

2　自我人格特质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人们形成自我概念的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其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自我人格特质这一相对较抽象的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如何?近年的脑成像研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兴趣，对自我信息加工过程背后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是探讨自我人格特质在大脑中的表征区域。此问题的研究者大都采用自我参照任务(Rogers，Kuiper，&Kirker,1977)，要求被试对自我和一个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进行判断，通过比较在这两种判断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来确定与内省自我特质相关的神经活动。研究发现，思考自己的人格特质会引发诸如内侧前额叶(MPFC)和楔前叶等多个脑区的激活。这些脑区在自省过程中分担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而言，MPFC被认为主要负责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Northoff et al.，2006；Hanand Northoff，2009)。对加工高自我相关与低自我相关形容词时的神经活动进行比较，会发现MPFC区域活动增强(Moran et al，2006)，MPFC活动强度还与自我相关词语的记忆水平正相关(Macrae，Moran，Heatherton，Banfield，&Kelley，2004；Man＆Han，2011)。

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概念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在社会交往中形成(Hogg，2003)，因此可以预期，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可能会受到社会经验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发现个体间关系确实会对自我与他人的神经表征产生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Mitchell等人(2006)首先让被试阅读关于两个陌生人的描述，两个模特分别被描述为持有自由的或保守的政治态度，这样为每个被试产生一个与自己在政治观念上自己相似和不同的任务。在fMRI扫描中，被试分别推断两个目标对一组态度相关问题的观点和好恶，并对同样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发现，与自我参照过程相关的腹侧MPFC在推断与自我相似目标时出现激活，而推断与自我不相似的目标时则更多激活背侧的MPFC。

尽管Mitchell(2006)的研究表明，心理推断的神经相关受到个人经验的调节，但自我和他人在MPFC上的表征如何受到文化经验的影响仍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Zhu等人(2007)在西方被试和中国被试进行自我、母亲和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判断时对他们进行了fMRI扫描。实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的神经表征会是否在腹侧MPFC上出现重合，而西方被试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则在MPFC上是否表现出分离。结果表明，较之公众人物判断，中国和西方被试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均出现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对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在两组被试间出现了差异。对于西方被试，MPFC活动强度在母亲判断与公众人物判断间并未表现出差异，自我特质判断引发的MPFC激活则高于母亲判断任务，表明了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在MPFC上的分离。中国被试对母亲的神经表征模式与此十分不同。母亲判断任务在中国被试脑中引发的MPFC激活要显著高于公众人物判断任务。此外，母亲判断任务与自我判断任务涉及的MPFC活动在强度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表明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在MPFC上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和重叠的。这些脑成像证据表明，表征与自我有关的亲密他人在神经基础上存在文化变异，并从神经科学角度对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构念差异的心理学模型进行了验证(Markus&Kitayama，1991)。

在随后的研究中，通过对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进行文化启动，自我及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说明(Ng，Han，Mao，&Lai，2010)。研究假定在香港长大的中国被试，由于同时受到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表征自我与亲密他人的神经活动在接受中国文化启动后会接近典型中国被试的模式，在西方文化启动后则与典型西方被试的特点更为类似。Ng等人(2010)发现，在受到中国文化符号图片的启动后，这些西方化的香港被试在自我与母亲特质的判断任务中均表现出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符号的启动后，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出现了减弱，而在自我判断任务中则有所增强。因此，对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这种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动态认知神经表征会因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而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动态变化是与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实践长期累积的影响。

然而，MPFC活动在特质判断任务中的文化差异并非对所有亲密他人都显著。例如，Heatherton等人(2006)发现，对美国被试，与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活动在可以区分自我与好朋友。相比于字母判断任务(大写vs小写)，判断自我特质会使MPFC的活动出现显著增强，而判断好友则不会。与此类似，Wang等人(2012)在研究中让中国被试对自我、母亲、父亲以及好友进行特质判断。他们发现，中国被试的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强度与判断自我特质时相当。而判断父亲和好友特质的时候，MPFC的激活强度则小于母亲判断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与判断公众人物相比，判断好友并不引发更强的MPFC活动。这些结果表明，尽管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母亲的神经表征重合于MPFC，但不同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父亲、好友，在MPFC上的表征权重并不相等。

自我概念在一般性或情境化自我判断过程中的神经表征也会受到文化影响。Chiao等人(2009)在日本被试和欧裔美国被试完成一般性和情境化自我参照任务时对他们进行了扫描。前者要求被试对“一般意义上，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类似的问题进行反应，后者则要求被试回答诸如“当你和你的母亲在一起时，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之类的问题。她们根据被试在Singelis(1994)自我构念量表上的分数将其分为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两组。结果表明，个人主义组的VMPFC激活在进行一般性自我描述时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描述，而集体主义组的VMPFC的激活则在情境化自我描述时更强。此外，MPFC激活强度在情境化与一般性参照任务间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量表分数之差呈正相关。Chiao(2010)还使用文化启动的方法研究了一般性／情境化自我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激活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启动程序由“苏美尔战土的故事”和“找出与家人朋友的异同(SDFF)”(Trafimow，Triandis，&Goto，1991)两种任务组成，这两种任务均被证明可以对自我构念产生影响。亚裔美国被试在完成一般性／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时接受fMRI扫描。半数被试在扫描前接受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的启动，另外半数则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结果表明，受到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启动的被试，其VMPFC与后扣带皮层(PCO)的活动强度在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中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而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的被试则正好相反：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比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引发了更强的VMPFC和PCC的活动。因此，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对于一般性自我与情境化自我在MPFC上的神经表征具有显著影响。

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同样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强调人类个体对于上帝的依赖，并主张抛弃作为受造物和罪人的自我，以便更彻底地臣服于上帝(Burns，2003；Ching，1984；Lin，2005)。此外，为了在上帝之爱中生活，人们必须承认自我的“虚无性”，并为实现自我超越而进行精神追求。这些观念对自我造成的可能影响是模糊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基督徒有关自我与上帝关系的信念可能会对其认识自我的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为了考察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对自我加工认知神经过程的影响，Han等人(2008)招募了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各14人完成对自我和公众人物的特质判断任务，并进行fMRI扫描。实验主要关注基督教特有的精神诉求与实践所产生的两种心理学后果。首先，基督教对否定自我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新年可能会弱化个体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加工。其次，强调从上帝的角度评判自我可能会强化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过程，并会在对自我特质的内省中涉及他人视角。如果这些假设成立，可以预期，相对于非宗教信徒，与自我相关刺激编码相关的腹侧MPFC活动在基督徒之中会被减弱。此外，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相关刺激的评判时会激活心理推断的相关脑区。事实上的确如此，结果表明，尽管非宗教信徒的VMPFC参与了自我特质加工，此脑区在基督徒被试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并未出现显著激活。由于VMPFC被认为是参与编码自我相关刺激的脑，此结果与上述第一个假设相吻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会激活与推断他人心理相关的背内侧前额叶(DMPFC)。这支持了第二个假设，因为DMPFC被认为参与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和再评估(Northoff et a1，，2006，)，以及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过程。这些结果表明，在特质判断任务中，基督徒被试使用背侧MPFC区分自我和他人，而非宗教信徒则利用腹侧MPFC完成这一过程。因此，宗教文化同样可以调节自我人格特质表征的神经基础，但调节方式与东西方文化对自我神经表征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

酒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医教育学;高年级专业分化;PBL;温病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0)01-0110-03

A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Educational Reform of Senior Profession Differentiation

YU Zhengmiao,ZHONG Jiaxi,WU Zhibing,LIN Xingdong,YANG Defu,ZENG Zhenglu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Guangdo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Because of the vague teaching idea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in single curriculum, PBL was combined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profession differentiation in high grade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Methods: 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 of "the classic and clinical" received PBL,while the controlled class received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mode in the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 curriculum.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eaching effect was excellent and most students accepted and favored 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 PBL was superior in discussion, speech, communication, case induction and document reading, but inferior in study adaptability and emphasis mastering. Conclusi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profession differentiation in high grade can conduce to the superiority of PBL. Because students must face the clinical cases and PBL has so much advantages, all the senior students in profession differentiation class will be supposed to receive PBL as a transition from classroom study to clinical stage.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edagogy; profession differentiation in high grade;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subject of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指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是指在临床前期课或临床课中,以病人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教学,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折,导师只起导向作用,不直接回答学生的提问,小组讨论中所获得的许多新问题是自学的主要内容之一[1]。PBL教学法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麦克玛特大学,80年代后在北美获得较快的发展,90年代后,欧洲部分医学院也开始进行PBL教学的试验。在我国,香港大学医学院于1997年率先实行此教学法[2],近年多所中医高校均应用或借鉴了PBL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3]。

部分学者在实施过程中未采用经典的PBL教学模式:并非以病例问题为中心综合各科知识,而是将PBL与传统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在单门课程中引入了PBL教学,称为“不纯的”或“杂交的”PBL教学[4-5]。在中医教育中通常采取了这种模式,因此,在PBL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之间,始终存在着“以临床问题为中心还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这样突出的问题,给师生造成困惑[6],而本校高年级专业分化的教学改革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高年级专业分化是近年我校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根据“前期趋同,后期分化”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至2007年,本院中医学专业已经成功分化出“经典与临床”等5个方向,实现了小班教学,为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基础[7]。前三年半教学内容和模式与中医专业的基础教育完全相同,第四学年下学期进行方向分化,进一步加强中医经典的学习与理解,熟练强化辨证论治思维方法,突出中医特色,为进入临床学习阶段打牢基础[8]。

在这一背景下,第四学年下学期分化班的学生们已经掌握了基础到临床的各门课程,在学习中不再受单门课程教学大纲的局限,主要将通过解决大量的病例问题来巩固知识、提高能力,因此,PBL教学模式与分化班的主要学习内容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笔者对中医“经典与临床”分化班2004级《温病学》课程进行PBL教学研究试验,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分组

采取整群抽样对照试验设计。以中医“经典与临床”分化班2004级(28人)为试验组;选取同学期进行传统教学模式《温病学》学习的中西医结合专业2004级七年制班(124人)作为对照组。

1.2 课程安排

于2007-2008学年下学期,试验组进行《温病学》PBL教学,内容包括暑温、湿温、温疫、秋燥、温毒、温病动物实验、乙肝病毒PCR实验测定等共24课时,病例分别来自古代医学著作、现代文献报道以及我院真实的温病病案,参考教材为《温病学》案例版(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9];同期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模式《温病学》教学,使用《温病学》教材(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10]。

1.3 讨论记录表

学生在课前得到统一印制的PBL病例及讨论记录表,讨论记录表包括11项内容,依次为病名、证型、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辨证分析、治则治法、方药、从西医学角度对该病例的认识、自己未掌握的知识、解决方案中尚不肯定的问题、拟对何种知识、何种书籍进行自学。要求学生按照讨论记录表的逻辑步骤进行自学、讨论、书写,并必须在讨论后将完成的讨论记录表交给教师接受评阅。

1.4 教学步骤

首先提出病例问题,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自学进行准备,拟定诊治方案,然后进行集体讨论,记录讨论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待解决的问题,至讨论结束为一个讨论周期。然后继续查阅资料、解决问题,在课堂上再次讨论,如此循环2～3个周期。

每次课设置1名导学人员(实验课为4名),由温病学教授或副教授轮流担任,28位学生共同讨论。导学人员在讨论中起组织作用,不提供专业知识的指导。讨论完毕,教师公布病例的正确诊治方案,分析讲解病例,对讨论过程进行点评。

1.5 评价方法

教学结束后,使用PBL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来自文献[11]并加以改进。该问卷包括知识掌握、综合运用能力、学习效率、人际沟通、表达能力、自学能力、兴趣培养共7个维度,并包括总体评价问题和相关情况调查问题,共计36个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分为5个等级(0～4分);同时选取PBL调查问卷中的16个问题对对照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结束处征求自由表达的意见。通过自身对照(试验组学生在问卷调查中从多个维度主观评价PBL是否优于传统教学法)和组间对照(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之间的比较)评价教学效果。

1.6 研究质量控制

向学生解释清楚PBL教学的方法与优点,取得学生的理解与合作;导学人员均熟悉PBL教学过程,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组织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不是将答案告知学生;通过典型的实际病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感到这种学习是有意义的事,从而维护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保证学生具有充足的自学时间和自学资源;通过点名、提问、上交讨论记录表等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监督;采用同样的时间和方式对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

1.7 统计学方法

调查表结果为等级资料。自身对照资料仅进行统计学描述;组间对照资料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Mann-Whitney U法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PBL教学过程中,课堂反应良好,绝大部分同学能够认真准备、积极参与讨论,基本适应PBL教学模式。发出调查问卷试验组26份(2人缺勤),对照组124份,全部收回,均为合格问卷。

2.2 自身对照结果

在试验组全部26份问卷中,18人评价PBL教学为“好”或“很好”;20人认为PBL应该在其他课程中推广应用;15人认为PBL对于巩固知识的效果优于传统模式;17人认为通过PBL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13人认为PBL提高解决病例问题的自信心;17人认为PBL提高了辨证论治能力;17人认为PBL比传统模式占用了更多时间;23人认为PBL学习所占据的时间值得;14人认为PBL的效率优于传统模式;21人认为PBL令自己更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17人认为同学间的协作对问题的解决有促进作用;21人认为PBL创造了更多锻炼表达的机会;22人认为PBL能提高自学能力;16人表示在课前对病例进行了认真的自学;21人认为PBL能提高对中医的兴趣。

2.3 组间对照结果 见表1。

在全部16个问题之中,PBL组10个问题的评分优于对照组,其中“宽松的学习讨论氛围”、“参与课堂发言”、“同学交流意见”、“阐述与归纳病例”和“经常在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等5个问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BL组在另6个问题的评分逊于对照组,其中“适应《温病学》的学习”和“清楚学习的重点”2个问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学生自由表达的意见

大部分学生给予了肯定、积极的评价;但部分学生不适应PBL教学法,希望得到更多的教师讲述;学生的知识能力差别较大,部分学生无法理解思想比较深邃的古代名家医案。

3 结 论

PBL是一种教学理念,虽然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但在具体实施中总是存在许多不同的方式。纽约州立大学的Trappler B发现在精神病理学PBL教学中,专家的受欢迎程度远胜于PBL教学中经典的导学人员,他认为教学已经偏离了经典PBL教学的初衷,经典PBL本应该由学习小组决定学习目标和问题求解策略,但在该学校,学习目标是由教师制定的[12]。即使是在非常相似的教学活动中,教学方式的差别仍然很明显。例如英国East Anglia大学的Moore对12个采用PBL教学模式的护理研讨班的导学人员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不同导学人员的导学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他们的方式又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教育学理念[13]。

在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一个个病例是主要工作内容,所以,笔者一直对中医高等教育PBL教学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如何将PBL这种很贴近于临床实际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发挥教学效果、更好地融入现有教学体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年不断有将PBL改革并与具体的教学环境结合的实例。例如Samford大学的Andrew A. Webster在药物化学教学中采取“不纯”的PBL教学,在课前讲述课程的知识框架、重点难点、提供解决问题的步骤等措施[4]。伦敦帝王学院的Kingsbury MP在有限的教师人数参与下,开展了“大组式”的药理学PBL教学方式[14]。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Spinello EF突破了教室中学习的时间、空间的限制,对公共卫生专业大学生进行了基于网页的在线模拟病例PBL教学[15]。台湾的Lee TH在一所职业学校开展了旨在提高学生应用软件的技能的基于网络的自助式PBL教学[16]。

在本研究中,笔者探索了新的教学环境下的PBL教学模式。针对目前单门课程中PBL教学理念模糊这一问题,为了解决PBL与传统教学模式之间“以临床问题为中心还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这一突出矛盾[17],笔者结合本校高年级专业分化的教学改革,采取以下策略:PBL教学模式与分化班的主要学习内容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进入专业分化阶段的高年级学生,一方面已经完成了各科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即将面临实习和工作,可以通过PBL教学充分发挥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练习自学、文献查阅、交流讨论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整合多门课程的知识,将知识学习与病例诊治融于一体。

在学习适应性和清楚学习的重点两方面评分逊于对照组。虽然在教学开始时,进行了关于PBL教学法的专题培训,但仍有部分学生提议希望得到更多的教师讲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Barron C等认为,学生由传统教学模式转为PBL模式,经常会存在一个“困惑期”[17]。在经历了多年的传统模式学习后,突然转变为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学生们因而感到难以把握学习重点,而我校高年级专业分化的教学安排有助于这种适应,也有助于进一步适应今后的实习和工作。

尽管存在着这种不适应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接受、欢迎PBL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PBL对于讨论、发言、交流、阐述与归纳病例、查阅资料等方面的优势均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所以,我们对本次研究的结果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

另外,PBL可能更加能够暴露部分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在传统教学中,能力较差的学生总能够通过死记硬背来通过考试,但在面对病例问题尤其是比较深邃的古代名家医案时便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不同的学生青睐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模式,然而考虑到PBL的诸多优越性以及学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实际病例,笔者仍推荐所有的高年级分化班同学进行PBL学习,作为步入临床前的过渡阶段。

参考文献

[1] 杨耀防.典型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剖析[J].国外医学•医学教育分册,1994,15(4):150-152.

[2] 周忠信,陈庆,林艺雄,等.PBL教学模式的研究进展和现实意义[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8):72-74.

[3] 于征淼,陈晶.浅谈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应用PBL教学法[J].中医药学刊,2006,24(1):151-152.

[4] Andrew A. Webster, Robert M. Riggs.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a Medicinal Chemistry Problem-based Learning Sequence[J]. Am J Pharm Educ,2006,70(4): 89.

[5] 王旭开,洪新,杨成明,等.杂交式PBL在内科大班课教学中的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7):104-106.

[6] 于征淼,陈晶.单门课程PBL教学中出现的问题[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5,7(5):501-503.

[7] 方熙茹,洗绍祥,陈茂珍.浅谈我校中医专业建设与改革[J].中医教育探索,2008(1):12-15.

[8] 李赛美,钟嘉熙,林昌松,等.学经典做临床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J].中医教育探索,2007(2):25-27.

[9] 钟嘉熙.温病学(案例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0] 林培政.温病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11] 于征淼,陈晶.高等中医教育中PBL教学调查问卷的设计[M].中医药学刊,2006,24(6):1109-1111.

[12] Trappler B. Integrat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he neuroscience curriculum-the SUNY Downstate experience[M].BMC Med Educ, 2006,6:47.

[13] Moore.An exploration of lecturer as facilitator within the contex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J]. Nurse Educ Today,2009,29(2).

[14] Kingsbury MP, Lymn JS.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larger student groups: mutually exclusive or compatible concepts - a pilot study[J]. BMC Med Educ,2008,8:35.

[15] Spinello EF, Fischbach R.Using a Web-based simulation as a problem-based learning experience: perceived and actual performance of undergraduate public health students[J]. Public Health Rep,2008,123(Suppl 2):78-84.

酒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酒文化：锦上添花是常态

一般情况下，酒文化只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而且对酒水厂家的发展阶段和规模有相应的要求。如果仅仅只是个新的、小的厂家，一问世就推出了千年历史的文化酒，这只是个行业笑料而已，对于今天的酒水竞争来讲没有什么出路，自娱自乐而已；如果企业一旦做到了一定的规模，在一个省有了相当的基础，在省外也有了一些或大或小的表现，企业的既有市场基本处在稳定上升期，这个时候企业感到朝上走不动了，遇到了莫名的瓶颈，这其实就是品牌再提升的时候到来了。这样，酒文化的提炼和塑造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其实是酒文化的营销的基础。

实际上，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酒文化才能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一般情况下，酒文化是名酒们的“专利”。不论是国家名酒还是地方名酒，初生的或小厂的，尚处在生存期，远没有到“名酒文化”的发力阶段，这就是很多外行“专家”们很难通过酒文化的塑造而挽救了一家酒厂的实质性原因。

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发展和酒文化力量的泛滥运动，消费者和市场终于认识到酒文化的锦上添花作用，终于认识到酒质好坏是决定市场长跑的耐力基础，年份酒重新回流就是一时之间的大势所趋，酒质的风格特点和较高水平所体现的本体文化表现以及由此而来的颂歌衍生文化才是“酒文化”们的营销基础，而不是找个故事贴上去，然后拼命宣传就成了酒文化，从而吓坏了消费者，都去购买，谁都知道，这只是个成年人的童话笑料而已。

文化切忌莫名其妙

中国人讲求文化，很多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很有文化”，怪不得孔乙己是一个千古不朽的小说人物，影响巨大。所以，在很多非业务出身的书呆子专家们身上，“高雅”才是文化的正宗。显然，这是一个虽“入帖”但未“出帖”的书法学习阶段，知雅而不入俗，还不见真功。谈古论今的中国人多的是，但是这一群人中能把业务做好的人很少，所以，足见“文化人”身上未必拥有知识生产力。

中国人追慕英雄，英雄在民间是高、大、全的，如此的完美是需要极其高深的修为和大事情来支撑的，因而，“深奥”是有品位人们的必须的素质，所以，类似“中国性格，宋河粮液”、“中国白酒之心，舍得酒”，才成了高品位的白酒灵魂，从而具有了 “非凡”的酒文化，引领新一轮酒文化的风潮。乍一看，这真是遇到高人了！实则不然，高则高矣，但只做了一部分。

白酒界的象征“茅五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茅五，其他的酒水企业都处于革命未成功的状态，很多时候只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功勋导致了崇高的地位而不是其他（当然，酒质的特色和高质量也是硬件），如今很多莫名其妙的“酒文化”风里来、云里去，怪不得消费者不买账，很多人不清楚这里面的奥妙和支撑因素。

在中国，消费高档酒，高雅是必须的，但是，奢侈也好、高雅也罢，在中国，高雅品和奢侈品多了去了，绝不是给酒水找了一个高雅的故事就完成了――中国人还有一个特性不能忘了：实惠。

“白酒之心”们的缺失

相比较而言，“中国白酒之心、中国性格”的提炼和表达比起满天飞的“酒妖、霸、仙、鬼、圣、皇、帝”等已经要高得多，酒水的灵魂沉淀也要见真功很多，平心而论，这是具有更高水平的品牌运营者才搞出的东西，很多关于白酒灵魂深处的东西被这两种简洁有力的沉静表达而和盘托出，不简单！

但好创意还是要好产品自身说话，这恐怕是该创意者本身的营销业务探索没有更进一步的原因，或这还仅仅是文化似的主要关注在“品牌”层面上？如果，把这种来之不易的难得的意境演绎为产品组合，“中国白酒之心、中国性格”恐怕就会在消费者眼中看得多，消费起来也过瘾得多，消费传播的人们也会因此耳目一新，热与追捧，但是，目前很遗憾，我们仅仅只是听到了一种较有修为的说法，看到了两个其实还是很常见的豪华包装，并没有因“意境”而从产品上实质性升华，也无法产生热议追捧。

中国白酒骨子里是中国的，意思是说，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还是很深切的，酒水的唱和、猜拳都莫不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不断5000年文明史的农业文明思想影响的国家，其自身影响灵魂精神的精髓非常多（当然，由此带来的民俗糟粕也多得很），远没有探究完毕，从而需要向海外寻求精神出路。

酒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在原有公酿1号、双优、双红品种基础上，逐渐加大对北冰红、威代尔、8801、8804号葡萄品种为主的扩种约2000亩。

与国家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知名院校和葡萄酒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制定区域内的相关标准与管控流程。

培训与引导当地农户降低单位产量，提升亩产质量，形成更加健康的合作关系。

二、兴建酒庄、原酒基地、酒窖及酒文化博物馆，提高葡萄及葡萄酒生产加工能力、打造产品文化底蕴、提升品牌知名度。

早日竣工通天集安酒庄：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总占地112亩。内设有通天酒业文化博物馆、地下储酒窖、会所及生产办公楼等，于2010年8月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拥有500吨橡木桶储酒能力和2300平方米的国际标准地下窖，并配备了葡萄酒会所一座，计划于2014年全面投入使用。

毗邻酒庄兴建20000吨原酒生产加工及储藏能力的高标准的原酒基地，本集团目前已于2012年度完成10000余吨发酵罐的建设、6600平方米的轻钢储藏车间建设。

将首座中国山葡萄酒博物馆完善并充实，成为区域内颇具影响的地标性建筑和参观旅游热点。

进行厂区内的综合楼的综合装修改造，使之成为可接待大型会议、培训和参观旅游的贵宾服务楼。

三、建设五星级葡萄酒文化主题酒店，介入旅游及服务领域。

根据通化市旅游部门的官方数据，2013年计划接待旅游者将达到880万人次、同比增长28%；旅游总收入将达到90亿元、同比增长30%；到2015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50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10%左右，这亦为该酒店的兴建提供了可行性的行业趋势保障。

通天将探讨在集安主要景区附近兴建葡萄酒文化主题酒店（五星级），该酒店的建设将更好地满足前文提及的酒庄、酒窖、通天酒文化博物馆及山葡萄酒博物馆旅游接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