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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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监督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司法建议 价值分析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一、司法建议制度存在的价值分析

司法建议制度作为一项本土司法资源，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制度和实践意义。对于司法建议的定义在理论界存在着诸多争论，笔者认为所谓的司法建议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过程中，针对有关单位在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人民法院的名义提出堵塞漏洞，消除隐患，改进管理或者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的建议或意见。

司法建议在现阶段能否称之为一项制度，学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司法建议在当前只能是作为一种现象存在，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制度，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司法改革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与司法价值实现有关的重大议题，司法建议现象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所谓制度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戒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很显然，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对该项制度作了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7年颁布了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在地方层面，也有很多制度尝试，如上海颁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工作的若干规定》。因此司法建议绝非一种现象，而是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制度。

司法建议制度作为一项拓展法院司法职能的制度，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啄木鸟”，可见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司法建议制度的标杆意义。

从我国法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我国在整个世界的法律制度供给方面，显得相对不足，相反，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地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律制度，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当代法学家的注意，他们大声疾呼要关注中国的本土法治资源以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一个民族生活创造它的法制”。司法建议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其产生是符合我国制度要求，我国国家机关之间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进行严格分权制约而是既要有分权、制约，又要相互合作，同时司法机关不仅仅是要裁决案件争议，还要维护国家的法制和秩序。把这项制度发展和完善好，有利于激发挖掘适合自身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制度资源的潜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司法建议制的司法效益价值。

所谓的司法效益是指司法领域的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司法效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和执行，因此法院的主要精力即司法投入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去调查分析案件。其产出是裁判案件，定纷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院与社会有了很广泛的接触，非常了解社会关系的运行状况。法院在裁决案件与争议中发现作为当事人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内部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或制度漏洞，向该机关、组织或有权处理相应问题的机关、组织提出，建议其采取相应措施纠正，既可使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不再花费人力、物力去调查、揭示相应问题，更可以避免因相应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而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因此，司法机关在不增加更多的司法资源情况下，一方面能够定纷止争，另一方面还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

（三）司法建议制度的司法能动价值。

司法一方面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公正，同时也应亲民为民，使民众对之有亲切感。如果司法过分独善其身，对发现的问题装聋作哑，任其导致对国家、社会的损害，反而会损害其权威。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要求司法机关处于“消极”状态。但是鉴于我国法治发展状况，民众无法理解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消极、中立的关系。法院不以司法权干涉司法职权之外的事情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但法院对司法权之外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全保持沉默，则社会群众会对法院的角色定位产生巨大的落差，有损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建议的价值正在于它是以柔性的方式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它没有干涉法院主管范围之外的事情，没有动摇司法独立；同时它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指出社会上存在的违法行为以及社会管理漏洞，体现了法院司法为民的价值。

（四）司法建议制度的预防矛盾的价值。

司法建议有利于减少或预防社会矛盾和争议，促进社会和谐。法院对于当事人提请其审理的争议和纠纷，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做出判决和裁定，法院判决具有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的，但是在现阶段大量的社会矛盾化解都不是依靠判决而是调解。同时对于行政机关轻微的程序违法，法院一般不直接做出判决和裁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法院只有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来加大对社会的引导力度，把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司法建议制定存在的问题分析

司法建议存在着如上所述的价值，但是这项制制度产生时间短且无先进经验可供借鉴，因而该项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司法建议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现阶段，我国有关司法建议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 。尽管《通知》对于司法建议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通知》只能是一份指导性文件。法律规定不完善已经是阻碍司法建议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司法建议制度实施不规范。

1、司法建议过于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建议是针对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司法建议关键是在于是否可行。有的法院在提司法建议偏重于“加强管理”、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等无法操作的内容。

2、司法建议程序过于粗放。在《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司法建议一般应由审判庭或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报院长或者分管院长批准同意后，向有关单位送达。实践中往往会遇到重大的建议是否要经过院审委会讨论，还是要上报上级法院并由其作出司法建议。案件经过上诉后维持原判的，此时的司法建议是由一审法院作出还是由二审法院作出。司法建议的作出是否要事先经过必要的调研程序。跨地区的司法建议应制作是否要有特别程序。司法建议能否在作出判决前发往被建议单位。

3、司法建议的内容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建议应当针对那些问题作出建议，《通知》只是提出“发现有关单位在工作方法、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这三方面过于宽泛，并未对在实践当中遇到问题进行类型化；同时只是规定存在 “重大问题”才提出司法建议，并不有利于司法建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司法建议制定缺乏充分的“互动”。

法院与被建议单位之间往往是单向的，缺乏充分的“互动”，这主要是体现在：一是回复率低，这主要是因为被建议单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它们认为司法建议主要是针对其错误发出的，如果回复，就意味着自身工作存在失误，因而就产生了抵触情绪。二是回复随意性比较大，有相当部分司法建议的回复都是为了应付法院而做出的，并且回复也是比较笼统和宏观性的。无法取得实际效果。同时在回复的时间上随意性也是比较大的。

三、完善司法建议制度的构想

（一）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上文所述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关于规范司法建议制度的法律规范相对缺乏，无论是法院部门还是被建议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要解决目前司法建议无可操作性法律可依的状况，加快立法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意见都是高度一致。但是究竟是以什么样立法模式，存在着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通过修改民事、行政、刑事三个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建议的适用范围、被建议单位的回复（告知法院是否采纳，如不采纳，应说明理由）期限以及对司法建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应该在三大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除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司法建议制度外，也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有学者认为可以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在该部法律中明确规定法院拥有司法建议权，这样可以避免三大诉讼法中重复规定。笔者认为，赋予人民法院拥有司法建议权并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来确定其地位。这是因为在三大诉讼法各自管辖对象是各异的，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加以规定只能是笼统的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最后还是要通过诉讼程序法来加以细化。

（二）完善工作程序。

在明确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后，应当制作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完善司法建议制度的工作程序。针对上文所述的司法建议形成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司法建工作程序，应当从以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司法建议调研并与被建议单位进行事先的交流与沟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深入的调查后，才能避免发出司法建议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更能提高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而通过与被建议单位的充分沟通后，能够取得其理解，也能更能得到其认可。其次，司法建议的制作的规范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建议格式做了统一的要求，但是对于司法建议书的具体排版格式没有明确。同时对涉及面大或者非常重大的司法建议应当由承办法官草拟并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涉及到跨地区的重大司法建议需要共同的上级法院来作出。最后，应当建立司法建议反馈机制。被建议单位对法院的司法建议往往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规定被建议单位及时回复司法建议的义务，对于久拖不决的单位应该给予一定惩处，提高司法建议的社会公信力。

（三）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

一项好的制度需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就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司法建议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司法建议公开制度。司法建议是针对有关单位在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关系到社会民生问题，与广大群众利益休戚相关。把司法建议通过媒体或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公之于众，一方面对社会是个提醒，预防同类问题再次产生；另一面，对被建议单位也能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对于涉及到社会管理方面的建议，应当建议把司法建议也纳入到对当地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考核。目前，我国很多司法建议是针对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团体。把司法建议完成情况作为社会综合治理考核范围，并由社会综治管理机关对被建议单位的落实情况加以监督。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上级法院向本级政府机关提出建议并督促整改。

（作者：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该条第一款第三项：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该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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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释义.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78391.htm,2012-03-12.

[3]杨金志.上海:司法建议成"社会啄木鸟",新华网, news.省略/

legal/2010-01/07/content_12771703.htm,201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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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郁.司法建议该不该上升为强制行为,法制日报,200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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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明安.关于司法建议的认识,人民日报,2007-03-20.

司法监督体制范文第2篇

逮捕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重要对策和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同时它又总是同人身自由、人权保障等联系在一起。逮捕权由提请、批准、执行三种权能构成。本文中“捕”专指批准权。

本文中“诉”专指刑事公诉权，它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刑罚请求权。

捕与诉皆是国家权力，两种权力能否合一，是否可以确立捕诉合一工作体制?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主张捕诉合一观点认为，捕诉合一体制是指现行法律框架内，由检察机关内部同一职能部门依法承担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并履行法律监督的办案工作机制。其实质就是检察机关内部职权的重新组合。

主张捕诉分立的观点认为，捕与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司法行为，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职能。如果将捕诉合一，其实质在于模糊程序界限，弱化监督制约机制。

除了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外，还有一种折中观点:无论从目前执法现状还是检察机关内部情况看，“捕诉合一”还缺乏理论支撑和外部环境的支持，条件还不成熟。但作为检察改革方向仍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价值，实践中可以做有限探索。

二、两种对立观点背后的刑事法治理念

两种观点，从表象上看，是对捕诉两种权能如何配置上产生不同意见，仅仅是方法方式或技术层面上的分歧。实质上，在捕诉两种权能是否合一不同观点的背后隐藏十分深刻的刑事法治理念。

（一)从刑事诉讼构造的理论角度分析，实质上反映了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两个模式的对立。

犯罪控制模式主张刑事诉讼程序的最重要机能就是抑制犯罪，即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犯罪行为必须被置于严格的统制之下。基于这种立场，这一模式最关心的就是程序的效率，为了达到快速有效的追诉，使捕成为诉的一种服务工具，那么，捕诉合一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正当程序模式则是以个人优先的观念及为了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而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的观念为基础的。这种模式主张对追诉权进行限制，设立各种障碍制约追诉权力，以实现被追诉人权利保障。因而，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反对批捕权成为公诉权的服务工具或手段，主张捕诉分立，使捕与诉两权之间互相制约。

(二)从侦查程序构造的理论角度分析，实质反映了行政治罪式侦查观和诉讼式侦查观的冲突。

行政治罪式侦查观认为侦查追诉活动是单向活动，侦查追诉机关具有高度集中行政权力和超职权主义倾向，被追诉对象诉讼地位十分弱化。追诉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实施不利于被追诉方的强制措施。在这种侦查理论中，捕成为追诉机关手段，成为追诉的一种服务工具，捕与诉合一便成为十分合理的选择了。

诉讼式侦查观认为，刑事诉讼活动一开始便具有诉讼特质，一旦进人刑事诉讼程序，便存在控、辩双方对抗，并需要中立方居中予以调节。这种三角结构式的诉讼特质不仅在审判程序中得到体现，而且在审前程序中也应得到体现。捕与诉是两种性质相斥的权力(利)，两者只能分立行使，才能符合诉讼式侦查观。

三、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行捕诉合一体制是刑事法治的倒退

在现行检察体制内，捕诉合一不仅违背刑事诉讼原理，使我国刑事法治走回头路，而且还可能直接危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

(一)捕诉合一体制直接否定了逮摘程序的独立价值。

捕诉合一，不仅把把握逮捕条件的权力分配给了追诉方，而且也使追诉方完全占据了逮捕程序的权力，使逮捕程序服从于逮捕条件，逮捕程序的独立价值受到损害。

(二)捕诉合一，导致逮捕权滥用或不正确使用。

捕诉合一体制不仅不利于逮捕条件的把握，而且还可能导致逮捕权的滥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一是该捕不捕，二是滥用逮捕权，三是导致羁押期限的延长。

(三)捕诉合一体制使检察官客观义务原则受到损害。

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因为检察机关首先是法律监督机关，相对中立，信守客观义务原则，因而由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权，是目前比较合理的选择，也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但是要坚持检察机关内部捕与诉两种职能绝对分离。否则，捕诉合一，其结果只能使检察机关客观义务原则受到质疑，进而导致法律监督职能的弱化。

(四)捕诉合一不符合司法制度精密化和检察职能精细化。

随着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技术水平的发展，司法制度呈精密趋势，相应的，各司法职能也呈现精细化倾向，各司法机关内部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同职能之间不应相互混同，更不可相互取代。

四、中国特色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几点设想

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或无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以法律监督地位参与审前羁押司法审查活动的客观存在。当然，我国不可能象西方国家一样，逮捕权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由中立司法机构行使。我国要建立和改造中国特色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和控制制度。我们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法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中，当前所要做的是，确立检察机关逮捕权的权威，使检察批捕权成为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和控制的重心。具体地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强化逮捕权的司法化特征，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审前羁钾司法审查权。

在我国，与其说逮捕权是一种司法权，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权。我们应把逮捕权变成为审前羁押司法审查与控制的重要权能，增强司法性:

一要强调逮捕职能保持中立，克服长期以来“重配合”惯性思维方式，使逮捕权中本应具备的中立性、消极性、终极性等司法属性逐渐得以凸现，防止逮捕权成为主动性、扩张性的权力。

二要使审查逮捕工作引入诉讼机制。

(二)确立侦查监督集中化机制，使侦查监督成为检察监督的重心。

检察机关监督工作要以侦查监督为重心，以侦查监督为突破口，把现有分散到有关工作部门涉及到侦查监督的职能全部集中到侦查监督部门上，使之围绕逮捕权行使成为审前程序司法审查与控制的主要工作部门。具体的设想是:

一、放弃公诉部门侦查监督的角色，成为纯粹控诉部门，使追诉阶段的一切侦查监督职能由侦查监督工作部门行使。

二、划并监所检察对羁押期限及状况的监督职能归侦查监督部门。

(三)以完善立法为先导，制定相应配套规定，强化审前羁押救济程序。

要坚持以完善立法为先导，以制定配套规定为补充的原则，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

1.完善立法方面

①立法应突出逮捕制度在刑诉法中的地位;②对有关审前羁押的法律规定要予以修改;③要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2.制定相应统一配套规定方面

要克服目前公安司法机关各自制定配套规定，互相之间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的矛盾，以保障配套规定与法律相协调，各项配套规定之间相协调。

3.强化救济程序方面

司法监督体制范文第3篇

一、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鉴定机构主要包括三种组织体系，即分别隶属于公、检、法机关的部门鉴定机构；司法鉴定委员会；有鉴定审批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这种相对繁杂多元的机构的设置，使得众多的鉴定机构在涉案鉴定时，缺乏统一规范的鉴定程序，导致结论常常不一致，前后矛盾。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更会间接导致对司法鉴定的公正度产生怀疑。众多涉案鉴定机构从事鉴定无统一的设立、审批、监督、承担责任等规范性文件。鉴定机关涉案鉴定随意性很大，负有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保障。

2、我国目前司法鉴定是多元化的体系，有资格参与鉴定的单位很多。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设有自己的鉴定机构。司法鉴定工作的中立性与鉴定职能的从属性、依附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公安司法机关内部普遍设立鉴定机构，导致了鉴定权的分散；鉴定管理权的混乱，直接表现为多次鉴定和重复鉴定的现象。不仅浪费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而且也直接到了司法的公正性。

3、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我市也制定了相关规定，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明确了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了司法鉴定的实施程序，这对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各地在立法的过程中为了遏制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等现象，普遍加强了办案部门、上级鉴定部门、省级司法鉴定委员会等对鉴定启动程序的干预以及立法对鉴定结论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我国鉴定立法出现了严重的职权化和行政化色彩。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保护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中立性。撤销公安、检察和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将它们统一纳入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进行管理，避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发生，维护司法的公正。

人类对司法价值的最一般追求，就是公平和正义，也就是公正。司法鉴定制度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鉴定人对法官做出正确的裁判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而鉴定人在身份上也应当与法官一样保持相对独立性，特别是要相对独立于诉讼双方当事人。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人员摆脱各种非正当因素，特别是诉讼双方的不正当干预，从而协助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司法监督体制范文第4篇

（一）调查主体

调查主体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补充调查，辩护人自行开展调查和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调查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时均随案移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材料和社会调查报告52份，检察机关根据需要补充社会调查报告17份，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调查9人次，辩护人自行调查2人次。其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全部为自行调查，人民法院为委托其聘请的专门调查员进行调查。另外，统计发现重复调查比例较高，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重复调查率分别达到32.7%和17.3%。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初始阶段，重复调查可以使社会调查报告逐步完善，但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调查对象与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邻居、朋友同学、学校、社区（村委会）为主要对象，多采用访谈形式调查，没有进行犯罪危险性人格的心理评估。林州市检察院统计显示，13%的社会调查报告有3个调查对象，87%的社会调查报告有4个以上调查对象；约90%采用访谈方式，并制作询问笔录装入卷宗，另外10%采用调查问卷和书面证明等形式，作为面谈方式的补充。调查对象的占比统计，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进行调查；其他调查对象中，社区（村委会）、学校、同学较多，分别为调查对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员较少，共占调查对象的7%。

（三）调查内容

调查材料数量和材料反映的行为事实较少，导致调查内容简单空泛。林州市公检法机关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条件等。在实际运用调查材料作出判断时发现，向父母、邻居、同学、老师了解情况时，有的因为人情关系，不能如实叙述未成年人现实表现；有的仅简单叙述平时表现好或者不好，具体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没有事实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严”、“家庭经济条件差”，对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数额等没有深入调查。诸如此类过于笼统的调查材料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适用，有的还存在逻辑矛盾，不能为最终出具评估意见提供客观、充分的事实依据。

（四）调查报告使用

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使用的同时，缺乏对调查报告的审查、监督。侦查阶段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使得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在审查逮捕、审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环节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实调查材料，不审查报告内容的现象。林州市检察院在出庭张某涉嫌抢劫罪时就发现：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社会调查后认为张某认罪、悔罪，庭审时张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过书。公诉人认为如果认定张某悔过，将会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张某当庭宣读其悔过书。而张某当庭宣读的悔过书，对查明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随提出不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认定张某认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议庭的支持。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践现状的解读和分析

（一）调查主体不规范，导致调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现纰漏

我国法律规定的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具体而言：

1.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进行社会调查，会导致办案人员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不可取。

2.律师进行社会调查，会因为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以及进行辩护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

3.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诉讼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参与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先入为主，形成对案件的预断，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审判。

4.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由于这些工作机构及人员配备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备调查专业知识，对案情不了解，对诉讼也相对陌生。另外，在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社会调查对象拒绝等原因，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实践中，这些主体进行社会调查的比例亦较低。

5.多部门进行社会调查，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一是重复调查，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二是相互推诿，使社会调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现适用率低、实效差的问题。

（二）调查指标不具体，不能科学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

1.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原始调查资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础，而收集的材料应当是反映行为人现实表现的客观事实，不是结论性意见。但这恰恰是调查内容的盲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经过近15年试点探索，各地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适用较多的是四见面制度。该制度要求，与涉罪未成年人见面，了解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与监护人见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长经历；与学校、单位、社区有关人员见面，了解社会交往、学习、工作情况；与看守所人员见面，了解认罪、悔罪表现。上述人员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与涉罪未成年人是亲属、朋友关系，如果不随机选取足够多的调查对象、询问详细的行为事实，就很难得到客观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现实表现的依据。

2.缺乏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人格，查明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人格，发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以此作为司法机关实施个别化处理的参考。因此，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应该是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对性格、气质的判断，属于人格刑法学的范畴，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判断，其理论基础是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运用投射测验、自陈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技术等人格测量方法。显然，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性格、气质评估，是办案人员凭借自身经验、社会阅历的朴素认识。

3.缺乏统一操作标准。新刑诉法对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如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于要求比较宽泛，所有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不统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调查表》把“对书指控被告人已构成犯罪有无意见、对法院审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设定为调查内容。

（三）调查人员不专业，导致调查方法不科学和调查结论不可靠

1.调查人员权利义务不明确。一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机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所必须的权利。其中，反映较多的问题缺乏相应的会见权、调查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不得会见。如果调查人员没有会见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调查人员身份不统一。参考各地的社会调查操作规程可见，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妇联、学校、聘请的社会调查员，以及其他多类社会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根据刑法规定，这些组织、人员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主体，如果对其违法调查行为进行处罚，则会存在同种违法行为不同种处理的情况。三是违法调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各地运行的社会调查制度对于调查人员除了形式上的客观、中立强调外，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其客观、中立。一般而言，在国外，担当社会调查员普遍具有客观、中立的职业要求，而且对其工作还有司法监督和公众监督，调查中的舞弊行为一旦查实，不但其调查报告将失去参考价值，而且调查人员还可能按伪证罪论处。[1]

2.调查人员不具备相关知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均可进行社会调查。但是目前，无论由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人员专业化不足、素质欠缺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导致社会调查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部分报告只是对事实的列举；部分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部分报告不必调查只需要用一般认识就可能得出，如将性格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内向和外向，将涉财犯罪的动机习惯概括为缺钱花、抵制不住钱的诱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要从制度本身入手，细化原则性规定，增强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从机构设置、司法理念以及协调机制方面努力建构适合的制度运行环境，从而保证制度在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时顺利实施。

（一）树立科学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1.树立双向保护理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意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社会保护的有效结合。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既不能为打击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迁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

2.树立客观、中立理念。社会调查人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调查报告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

3.树立全面调查理念。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

（二）细化社会调查制度，增强其可适用性

1.规范调查内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必须具有统一调查指标。

2.引入心理学人格测量。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测量。同时注意，在运用人格测量结论时不能因为负面的测量结论作出对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处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较健康，应当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为加重、从重处罚的依据。

3.合理界定调查对象范围与人数。向监护人、亲属了解情况，应当详细询问能够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现的具体事情，并通过调查邻居、同学等予以印证。向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等了解情况，应当随机选取3至5人以上进行调查。特别需要避免的是，不能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监护人提供的人员了解情况。

4.加强对调查报告审查监督。加强对调查报告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审查力度。对收集的书面记录、书面材料、调查表等原始资料，重点审查材料数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实是否客观、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对调查结论，重点审查判断方法是否科学、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评价与调查的原始资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关证明能否相互印证，是否需要补充调查。

（三）促进调查主体阶段式发展，在组织制度上保证社会调查适用

1.社会团体组织的调查能力不能满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进行调查。

2.逐步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职能。鉴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应当由中立第三方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接受司法机关委托开展社会调查。

（四）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确保调查报告制度良性运行

社会调查报告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重要意义。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需要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补充调查；二是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辩护人、共青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三是取得调查报告的原始材料，需要向涉罪未成年人的亲属和所在社区、学校、单位调查取证；四是社会调查报告要作为审查逮捕、审查、教育和量刑、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参考。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让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多个部门既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可全程可分流，资源共享，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运行。

司法监督体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分配制度； 工作绩效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108-05

由于高等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水平要求的不断提升，高等学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面对新问题，面对新挑战，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办学实力，逐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为高等学校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高等教育要发展，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人才，在于广大教师。西部高校地处我国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高校相比，西部高校面临着经济落后，教师的生活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下，人才容易流失，教师队伍不稳定等问题。西部高校如何面对新形势，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强烈的人才竞争中不断稳定、持续的发展，是摆在西部高校面前严峻而又急迫的任务。工资分配和生活待遇是广大教师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是关系到稳定和建立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关键。目前，高等学校的教师教学工作量大，科研任务重，学生教育和管理难度增大，尤其是西部高校的教师还面临着经济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压力。所以，作为教育管理者，如何通过制度和方法改革，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逐步分解和减轻广大教师的负担，进一步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更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创造性，从而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难度较大的环节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涉及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学校的稳定发展。西部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更要不断适应新形势，积极应对挑战，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完善和方法创新。近年来，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逐渐得到深入，教师的工资待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制度，引入了竞争激励机制和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使职工个人的工资待遇和本人的职务、职称、工作业绩挂钩，极大地调动了教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收到了良好效果。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依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与时俱进。高等学校的薪酬制度，一些方面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目前，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完成职工的工资改革，将教职工的工资待遇与他们的岗位职责、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联系起来，建立行之有效的人事分配与工作绩效有机结合的评价体系，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得到完善。

一、目前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在不断进行和深化，人事分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但是，与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改革相比较，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虽然目前高等学校教职工的收入分配也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方式，制订和建立了相关的分配制度，但是，目前的人事分配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动态管理，不能真正体现工作绩效、贡献大小与收入多少之间的公平及优劳优酬，职称职务占的份额相对较大，广大教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等，尤其是对于青年教师，其岗位津贴的激励作用很有限，优秀专业人才的收入待遇仍然比较低。人事分配制度中一些问题和矛盾非常明显和突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是由于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难度较大，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没有完全跟上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其改革相对滞后，理念和观念落后，“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严重，对教职工工作业绩评价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要任务是建立一种能够真正体现人才价值、岗位职责价值和工作绩效价值的人事分配管理制度与工作业绩评价体系有机结合的动态管理体制。

（二）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

现今，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思想”和“平均主义”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体现，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就难免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束缚手脚，瞻前顾后，妨碍改革进度。因此，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彻底冲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的束缚，真正确立高等学校按岗位职责完成情况、贡献大小、工作业绩大小等进行收入分配，进一步强化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和借鉴国际名校的经验和做法，彻底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使管理者具备全新的思想和观念，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