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高等教育；河南；湖北

一 、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和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理论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协调性和相关性。此点无论在国内外的实践，还是国内外的各种理论研究中，均证明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和相关性。但是在现实实际中，这点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论证。比如，陕西也作为全国著名的科技大省、教育大省、文化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办学优势、 庞大的人才队伍和强大的支撑力，理应也是一个经济大省。然而现实中， 尽管陕西拥有丰厚的文化、发达的教育、高端的科技，但经济发展却明显滞后。这种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的状况被学者称之为“陕西现象” 。本文通过河南和湖北两省的比较，进行相关分析区域经济和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

1.2样本选择理由

笔者选择这两省作为分析的样本，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河南，湖北两省无论是在区域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均具有相似。其次，河南和湖北在经济既有共同点又有差距。河南与湖北两省在中部六省中，中部六省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东西两个地区的发展势头均高于中部地区，形成了中部“塌陷”的形式。但是在中部地区GDP总量中河南位居中部第一位，湖北在处在第二位，所以说两者有比较的必要。再次，河南与湖北在高等教育上有着明显的差别。湖北省是我国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高等教育。湖北的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大学生人数达130万，其中武汉大学生人数超过105万，居全国第一；高等院校数量居全国第二；国家重点院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三；研究生教育水平国内排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但是河南无论是高等教育人才，高等教育数量，重点院校数量均小于湖北省。

对于这种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差距悬殊的状况在国内并不只是在河南和湖北两省有，此前还提过陕西以及浙江均有这种类似现象。因此本文基于河南、湖北两省的分析，对于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二、河南、湖北两省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分析

2.1 基本指标设定及说明

没有任何一个数据能够全面地反映出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因此这里的指标必须包括相应的子指标。这里，将衡量教育的指标分为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这三个子指标。教育规模，采用的是每万人在校生数，这能更准确地反映和评价教育产出规模本身的变动情况。教育质量指标，采用高等教育单位中老师数与学生数之比。我们认为如果每个学校每个老师教授的学生过多，就有理由相信，此时的教育质量是没有保障和可能低下的。教育效益指标，采用的是高素质人口比重，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体现出教育是否真正促进了地区人口素质的提升。

2.2 教育规模分析

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河南的教育规模相较于湖北来说，两者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2004年时，湖北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是河南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的2倍多，但是到了2011年，湖北的同期数只有河南同期数的1.57倍。河南的高等教育规模虽然不如湖北，但是发展迅速，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依旧较大。

也就是说在河南每个高等教育单位所培养的人是低于湖北省的，可能会说每个单位教育的人越少不越能集中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实际上，师生比方面，河南又是高于湖北的，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只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河南省的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适合的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是绝对不如湖北省的。

2.3 教育质量分析

我们采用的采用高等教育单位中老师数与学生数之比，具体原因前面已经介绍，这里面就不在赘述了。数据如下：

从数据上来看，河南的高校老师平均要比湖北的老师多交2个学生。而且两个省都存在高校师资不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高校的扩招，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且不说质量方面，就是数量方面，也是跟不上扩招的速度，很多高校的师生比低于国家规定的1：14的标准。2009年河南的，师生比已经快要逼近1：20，远远超过国家的相关的规定。这进一步体现出河南省高校师资力量不足的严重问题。

2.4 教育效益指标分析

对于衡量教育效益指标，采用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但是受到数据收集的影响，这里只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湖北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53%，而河南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9%，可见两者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再从两个省的毕业人数进行分析。

在2005年，湖北的高校毕业人数还远远高于河南省，但是到了2011年，河南省的毕业人数却超过了湖北省。但是，由于河南省人口数目较大，想要提升全省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2.5 结论

从三个指标来看，河南省与湖北省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而且就目前的河南教育发展水平来看，并且受到历史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笔者并不认为河南的高等教育会实现跨越式地发展直至超过湖北省。而且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前面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笔者认为河南高等教育有以下问题：

a 顶尖学科的缺失。b 在2004到2009年，河南省的师生比一直在上涨，这看出河南省的师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但是湖北省的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缺陷。湖北省各地方高校规模发展不平衡，武汉市占了全省40%的高校，囊括了全部8所部属高校，在校生是地方高校的60%，特别是校均在校生几乎是地方高校的两倍，这说明湖北省省属高校存在着明显的结构缺陷。这些缺陷表现为地方高校办学规模小、资源配置不平衡，这又必然导致高校办学效益不高、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等问题。

三、河南、湖北两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3.1 两省经济差异总述

河南与湖北两省同处于我国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是指中国的内陆腹地，只要是指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六省。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均在中部之上。从现在众多的数据来看，中部地区已经处于“塌陷”的状态，而且经济结构相较于东部地区也为低水平的“二三一”的经济结构。并且中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中部六省中，GDP总量以河南和湖北领先，江西和山西落后一些。本文重要集中分析河南和湖北之间的经济差异。

两省之间的经济差异分为省间差异和省内差异。后文对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基于此项分类。

3.2 指标简介

本文是用泰尔指数法对河南。湖北两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解。泰尔指数最早是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H.Theil于1967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通常作为衡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指标。该数值越小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程度越小，越大则相反。

从理论上讲，一个好的衡量收入差距的相对指标应具备以下五个性质：1、匿名性或无名性；2、齐次性；3、总体独立性；4、转移性原则；5、强洛伦茨一致性，即要和洛伦茨曲线有一致性。泰尔指数是目前唯一可以满足上述五个性质的指标。

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总差距、组内差距、组间差距，以及组内差距、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这样就可以判断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组内引起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组间引起的。该指标恰如其分的满足研究的需要[3]。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河南和湖北地区间的差异显得微乎其微，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地区内部的差异。如果，说经济与高等教育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系，那么河南与湖北之间高等教育的差异也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内部的差异。

方差作为变异系数中，用得最多也是最简单的系数。如果我们把每个省视为一个单独的样本，计算组内方差这，来衡量省内的差异情况，结果如下。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湖北省内部方差较大，内部差异相较于河南较大。从具体数据来看，武汉市GDP占湖北近三分之一，过多的经济资源集中在武汉一市，无疑是不利于湖北整体经济发展的。

3.4 结论

根据，泰尔系数分解法来看，河南和湖北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是湖北省的省内差异十分明显。这对于，两个省之间高等教育的布局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结论

4.1 结论

本文将区域分为高等教育建设与经济发展两个方面，试图找寻之间的联系。对于衡量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分为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这三个子指标。本文从这三个指标入手，认为河南省无论是在教育规模，还是教育质量，亦或者是教育效益方面与湖北省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河南省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湖北省。但是两者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也都有其各自问题，前文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经济发展方面，两者之间差距从人均GDP还是泰尔指数分析法来看，省际之间差距都不是很大，但是明显的是两者的省内差异，这点在在湖北省体现较为明显由于湖北省省内经济差异较大，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省内高等教育结构差异。

河南省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与湖北省一致的情况，却出现高等教育发展大大落后的情况，这说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区域内部经济结构影响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

参考文献：

[1]姚聪莉， 于欣荣， 赵小白. 教育与经济视角： 对 “陕西现象” 的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教育总投入；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面板数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得到了学界的共识，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区域差异这一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我国虽然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分配结构不合理[1]。无独有偶，冯学军在研究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是也认为在教育投入水平上，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明显高于西部[2]。在此理论基础上，沈百福虽认同在区域间教育投入存在差异，但在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划分教育区域时指出经济区域与教育区域不能完全一致地对应，既有联系，又相区别[3]。

针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这一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周宁在分析了吉林省的财政教育投入情况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教育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的差异，且差距逐渐拉大[4]。在此基础上，张得娟在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中认为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增长促进财政教育支出的增长[5]，但张光就为什么我国的教育支出达不到GDP水平的4%这一问题上指出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增长不能提高教育投入，而超过了这个范围，地方的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6]。李伟军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教育投资的发展速度一般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投资逐渐与GDP的增长保持协调[7]。但冯云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我国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地区居民的收入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8]。祁毓利用泰尔系数分析我国的财政对教育的支持问题时指出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并没有加大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的不均衡[9]。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上，未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国家财政对地区教育的影响。地区的教育发展需要中央的财政支持，仅研究地方的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不能完全反映地方的教育投入。同时，在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上，采用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过于单一，不同的研究对于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因此本文基于实证的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的区域差异以及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整理

早在1995年我国就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从我国教育现状来看，我国的教育虽有较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财政投入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重点就在于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在经济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基于2008-2013年30个省级地区（由于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忽略不计）的经济指标及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对四大经济区域的数据进行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单因子方差分析等研究方法，借助excel、spss、

eviews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现状。

为避免地区之间的其他因素影响，本文采用的是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指标（财政教育总投入/地区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则引用许招元等人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其中包括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教育水平（初中文化以上人口/6岁以上总人口）、市场化程度（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城市化水平（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六个维度的七个指标[10]。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四大经济区域（东部经济区域，中部经济区域，西部经济区域和东北经济区域）将30个省级地区6年的数据划分分成四部分将数据按照年份分别录入excel表格中，并对数据进行编码，将东部地区2008-2013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1，中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2，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3，东北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4。数据处理步骤如下：

（1）运用excel画出6年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

教育总投入折线图，分析是否存在稳定的发展趋势。

（2）运用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各

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异。鉴于四大经济区域的样本数差距较大，直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误差较大。为减少误差，采用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通过

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研究四大经济区域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基于eviews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区域间的经济水平是否影响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对七个经济指标以及人均财政教育投入进行无量纲化后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从六年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来看，其中最高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6907.7元/人，最低的地区则是青海地区人均的财政教育总投入只有97.59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六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为1357.29元/人，中部地区为705.02元/人，西部地区为1135.047元/人，东北地区为913.57元/人。从四大区域的均值分析，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分析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采用excel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各省级区域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是否存在一定的稳定趋势。结果表明各省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某种稳定的发展趋势，折线图中六年的波峰和波谷均存在一致性。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呢？运用spss对面板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为0.003，小于0.05，说明数据没有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因而在多重比较分析时选择Games-Howell方法。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I）地区的与（J）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投入总值的均值差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差异，其中存在差异的有1-2，1-4，以及2-3，说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总值存在差异，中部与西部亦存在显著差异。且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均值差均为正数，表明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高。这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一致性。

我国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在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和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相关呢？本文采用七大指标来描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财政教育投入两者的关系。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运用eviews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鉴于是六年的数据，故不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显著性为0.743>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通过0.1显著性检验的经济指标有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以及公路密度，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为0.933。地区生产总值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正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一致性，而与城镇化水平和公路密度负相关，这样的结论可能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除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外，还存在中央对教育的补贴的影响。可见，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教育投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13年的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和经济指标研究财政教育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我国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在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

在不平衡，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高，中部地区的水平最低。

（2）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存在影

响，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正相关，而公路密度和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负相关。可见我国中央对教育的投入成效显著，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教育公平，降低了地区生产总值对教育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论证和分析，为实现区域之间的国家财政教育投入的公平，一是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二是加大对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中央的财政支持对于发展地区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合作研究课题组.财政教育投入有关问题研究[J] .财政研究，2000，（10）.

[2] 冯学军.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研究[D] .辽宁大学，2013，（5）.

[3] 沈百福，俞师秋.中国省级地方教育投资的区域比较研究[J].教育与经济，1994，（12）.

[4] 周宁.吉林省财政教育投入的问题与对策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2，（3）.

[5] 张得娟.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3）.

[6] 张光.为什么财政教育投入达不到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一个基于跨省多年度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0，（8）.

[7] 李伟军.公共财政下我国教育投入问题研究[D] .苏州大学，2005，（4）.

[8] 冯云，王维国.教育投入差距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 .教育科学，2011，（6）.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投入；努力程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G4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7-0073-07

一、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家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逐步实行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和责任。高校经费来源渠道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单一拨款的经费来源向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学杂费和社会捐赠等多渠道成本分担格局的转变。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高等教育经费成本负担多元化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主体，提高了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高等教育经费负担多元化有效地支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弥补了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据统计，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出现的一些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如：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清、地方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经费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日益加剧等，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1]

回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招，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逐步降低，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后，我国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大量原来由中央有关部门主管的高校移交地方，使得地方高等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据1999年统计。我国共有1071所普通高校，其中248所为部属高校，823所为地方高校，地方普通高校占比76.84%，承担全国62.95%的学生培养（见表1）。同年，国务院确定，中央部委直属管理111所高等院校，其他高校由地方管理。至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发展到1538所，占比93.27%，承担全国86.63%的学生培养。然而，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尽管高等教育的事权不断下移至地方政府，但相应的财政权力并没有得到相应下放。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高等教育方面的财权和事权并不适度匹配。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年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43亿，中央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62亿，地方普通高校低于中央普通高校19亿元。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197亿，只占总经费的68.8%，而111所中央普通高校经费投入达到了1448亿元。经过10年的发展，虽然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在总量上明显高于中央普通高校，但是培养的学生比例从62.95%发展到近90%，可见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严重不足。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将是决定高等教育提供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均衡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人口等因素导致了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1999年到2009年，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断加剧之势，地区财政收入、人均GDP、经济发展区位优势等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的区域差距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财政增加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总量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就全国范围而言，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也间接造成了区域间地方高校在教育规模、质量、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如果要想实现高等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投入的差距，均衡稳定增长的教育经费投入是关键。针对上述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通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构造一定的理论假说，考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的激励效果，对当前的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期望能够引起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现状分析

关于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研究，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化指标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好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应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Education Statistics）用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和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两项指标来衡量“政府教育投入的公共努力”（public effortto fund education）。[2]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指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3]也有采用地方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4]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等指标来衡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以下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选取国际上评价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指标之一，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适用性；选取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第二个指标，该指标是造成地方高等教育总经费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这两个指标分别从地方普通高校的财政收入占GDP、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考察，既考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相对总量又顾及到区域差异。是比较完整的评价指标，从不同维度反映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为了研究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采用最为常用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作为分析单元，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采用2000-2009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进行分析。

1 地方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

表2中可以看出，2000年-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明显波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努力程度最高。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由0.28%增加到0.37%，中部地区由0.27%增加到0.37%，西部地区努力程度较高，由0.32%增加到0.44%。2000年，东、中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均低于0.3%，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0.32%，十年期间东、中部地区稳定发展，西部地区于2004年出现下降。到2008年突破0.4%。从这个指标的角度分析，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越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政府努力程度越高。

2 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

表3中反映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波动较大，东部地区由2.43%增加到3.08%后又呈现下降趋势，回落到2.65%；中部地区在2.2%附近波动；西部地区最高时达到1.96%，但始终未突破2%。同时，在2009年，各地区的努力程度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东部地区由3.08%下降到2.65%，回落到2002年的水平：中部地区下降到1.97%，低于2000年的努力程度；西部地区更是回落到1.7%，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地方政府减少了对高校的财政支持。从区域差距来分析，东部地区的努力程度要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要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与刘泽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若以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省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则观察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省级政府的努力程度越高”，[5]这个观察指标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显著影响。

三、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分析

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人努力程度差异的比较结果。发现不同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是上升。有的则是下降，并且依被选择的指标不同而不同，现有的分析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经前期梳理发现，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造成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不同，目前还缺乏较为科学翔实的实证分析。通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角度来分析，以期做出一部分合理的解释。

1 理论假说

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可能会随着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加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事权的划分不清晰，致使地方高等学校财政性经费的差距也比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地方财政越充裕，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可能就会比较大，投入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更高。

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自不断提高，相应高等教育领域投资的自也有所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也就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本建设中，导致投入到人力资本的资金缺乏，造成投资的明显扭曲。我国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尤其是在“土地财政”的支撑下可支配的资金成几何倍数增长，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财政性经费的比例，从而表现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

在我国目前政绩考核指标下，政府间竞争也许是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重要变量。在经费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把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应的其他方面的投入必然减少，地方政府必须在经费投入上进行权衡选择。就我国目前的政绩考核指标而言，GDP的增长是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势必会将经费投入到有利于GDP发展的领域。由于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其竞争优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不投入大量经费到高等教育领域，也能吸引来大批人才服务于东部地区的发展建设，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而中西部地区限于地域差异的影响，缺乏区域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吸引外商投资额度较低，竞争优势较弱。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培养区域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西部地区会投入更多的财政性经费支持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期形成地区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因此，需验证的假说是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是否由此造成了显著的地区差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因此预期中西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

2 指标选取

通过选取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涉及4个变量指标。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effort），解释变量分别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财政分权（fd）及政府竞争（fdi）。

被解释变量effort采用的指标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王志刚等人的研究曾指出，地方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是导致区域间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分析这一指标意义重大。[6]

解释变量pgdp采用的指标为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青海统计年鉴》。在进行分析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具体操作如下：以2000年为基数，按照2000-2009年的价格指数（CPI）换算成2000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数据。

解释变量fd采用的指标为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占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例。关于财政分权的指标，国内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地区的制度、文化等因素选择了不同的设计方式。如：乔宝云等采用了人均省级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分权的主要指标；[7]王志刚等采用两大类分权指标，第一类是各地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与本地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例，第二类是用各省人均一般预算内外收支与中央人均一般预算收支进行对比。其中，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财政支出分权作为分权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继续沿用这一指标。

解释变量fdi采用某省实际吸收fdi占该年全国实际吸收fdi的比例。关于这一指标，张军等用各省实际人均GDP作为政府竞争指标，傅勇和张晏选择各地区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作为政府竞争指标。[8]考虑到对地方政府而言，政府竞争的重要体现就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资源依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参考郑磊采用某省实际吸收fdi占该年全国实际吸收fai的比例作为政府竞争指标。[9]

3 实证模型及结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选取的面板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effortit=β0+β1pgdpit+βfdit+β3fdiit+μit

这里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区域，误差项μ表示模型中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因素。应用统计软件Stata对此研究进行分析。对模型的Hausman选择性检验表明该模型适合固定效应模型，而不适合随机效应模型。

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除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均为负。首先，考察财政分权程度对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财政分权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是-0.0694468，分权程度与地方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是负相关的，说明地方财政自主性越强，地方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越低。拥有较大的自的地方政府，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也就相对较高，这些地方政府会将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投入到促进经济发展的领域，缺乏投入到人力资本的资金，压缩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其次，考察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影响。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回归显示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247228（显著性水平达到1%），说明地方竞争优势越明显的地区，地方政府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越低，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会将GDP的增长视为及其重要的发展指标，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必然会将经费投入到有利于GDP发展的领域，而缩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竞争优势明显的地区不需将经费投入到高等教育也能吸引大批的外来人才为之发展服务，从而降低了财政性经费的投入。

最后，考虑到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区域差距，我们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和各个因素的乘积交叉项，分析各个因素对努力程度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与东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见，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对东部地区的负效应最大，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较低。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各方面的资源较中西部而言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是东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却是较低的。相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却相对较高。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教育经费作为重要的办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必须在高等教育经费管理中有所作为。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从中央投入获益最多，中西部地区获益少。中西部地区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既需要投入资金来满足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弥补由中央政府投资造成的地区差异，无疑造成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差距。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降低了东部地区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由于我国财力分布十分不均衡，东部地区拥有较高的财政自，加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我国当前的绩效考核机制下，扭曲了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更符合官员晋升的绩效考核指标。加剧了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均衡局面。

同时，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投入努力程度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要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却较高，说明西部地区将财政支出更多的投入到高等教育之中，可能与培养地区发展需要的人才相关。这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战略比较接近，当时我国为了尽快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投入相对大量的经费发展高等教育，解决了建国初期人才不足的问题。现在，我国东部、中部地区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很少流向西部，西部只能加大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培养自身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这样就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西部地区投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在解决地区间高校经费投入不均衡问题时，要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财政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扭曲了地方经费的支出，降低了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正确的激励地方政府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加大对教育领域发展程度的评估，明确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责任。还要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格局。扭转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认识，注重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储备。尤其要激励我国东部地区提升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减少对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依赖，减轻中央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差异。中央政府有责任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欠发达地区，减轻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负担。建立科学完善的高等教育转移支付体系，一方面在财政性经费上，加大对中西部高校以及少数几所重点大学的转移支付，缩减一批部属高校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加大东部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对口援助，在师资、科研以及硬件设施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支持。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差异，提供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1][6]王志刚，王蓉，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地方高等教育投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3-101

[2]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The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00[M]，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0，13-24

[3]沈百福，地方教育投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9-243

[4]严全治，张倩倩，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0，（3）：17-20

[5]刘泽云，“九五”期间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2）：61-65

[7]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6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总结范文第4篇

近年来，在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支持下，我国高职教育获得迅猛发展。2010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专科）院校达1239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52.8%。但在这蓬勃发展的背后却存在着诸多深层次问题，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展差异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自2005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来，关于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差异问题及其解决议题并没有体现在政府决策及有关制度中。显而易见，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不仅如此，从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也多侧重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问题，对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的区域差异问题却少有关注。

教育的区域发展差异问题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径和态势来看，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区域发展差异并进而恶化教育公平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它制约了地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拉大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高职教育的区域发展差异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广东既是一个经济大省，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的省份。就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水平来看，其不均衡状况亦相当突出，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典型意义。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必要性。鉴于此，本文根据对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发展差异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从制度层面剖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性措施。

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发展差异剖析

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资源最直接、最主要的载体，其分布及发展状况可以直接反映职业教育区域性发展情况。因而，本文将以高职院校的区域性发展情况为依据展开相关论证。

2009年，广东省共有高职院校71所，占全省普通高校总数的2/3；2009年，广东省高职院校招生23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高职院校在校生达到61万人，占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46％。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发展差异问题还比较突出。以高职院校的区域分布为例。珠三角地区以全省14％的国土面积聚集着全省84%的高职院校，而珠三角以外地区占有全省86%的土地面积，却拥有不到总数16%的高职院校。这一现状既不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双转移”等社会经济战略的推进实施，也会进一步制约广东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009年，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为40494.00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为32147.00亿元，占79.4%，东西两翼及山区五市为8347.00亿元，占比20.6%。2009年，广东省年末户籍人口为8365.98万人，其中，珠三角地区为2967.02万人，占35.5%，东西两翼及山区五市为5398.96万人，占64.5%；2009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为9620.01万人，其中，珠三角地区为4768.24万人，占49.6%，东西两翼及山区五市为4851.77万人，占50.4%。

在2009年全省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71所高职院校中，珠三角地区拥有60所，占总数的84.5%；东西两翼及山区地区只有11所，仅占总数的15.5%。而在珠三角地区，广州地区有44所，占珠三角总数的73%，其他地区16所，占27%。从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布局来看，全省4所部级示范性高职院校、7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都分布于珠三角。

通过对广东省高职院校的区域发展情况与其主要经济区域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数情况的对照分析，发现高职教育区域发展与区域经济规模不相匹配，与区域人口规模更不匹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珠三角地区以全省79.4%的经济总量、35.3%的户籍人口和50%的常住人口占据着全省84.5%的最主要的高职教育资源和100%的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东西两翼及山区地区以全省64.7%的户籍人口和50%的常住人口却只分享到全省15.5%的高职教育资源。这样，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布局过于集中甚至拥挤，不利于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发挥，从而影响教育效率的最佳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平衡导致数量众多的东西两翼及山区地区居民受教育的机会远不及珠三角地区，从而导致教育不公平。

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

发展差异的制度性因素

广东省高职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实状况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影响因素众多。就制度方面而言，笔者认为，导致当前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性非均衡发展的因素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财政非均衡扶持中的教育经费地方政府主导制度

各级政府对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使该地区获得了优于欠发达地区的各种条件，高职教育也从中受益；各类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体制后，高职教育经费其实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这种政策导向及其实施影响着高职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当前，广东省高职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区域性均衡发展。如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结构不甚合理，转移支付的调节效果较差。现行制度的主要形式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沿袭了原来的分配格局，对消除区域间差异效果不大。

（三）“精英教育”与“经济中心”并重的制度安排

在政府相关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经济为重”价值取向和“精英教育”制度安排的存在，阻碍了高职教育的均衡发展。高职教育资源配置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益，如主要以城市学生（经济发达区域往往城市密集）的学力为依据制定教学大纲和确定教学标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师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师资配备标准和教师待遇标准。各级各类“示范学校”和“重点学校”项目建设加剧了高职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区域间学校发展差距的拉大。

（四）“重经济发达地区，轻经济落后地区”的制度惯性

公共财政政策存在重经济发达地区，轻经济落后地区，重城市，轻农村，重重点职业院校，轻非重点职业院校的倾向。政府优先考虑城市发展需求的政策导向，直接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部门将培养创新型精英式人才、实施“211”工程以及办研究型大学的普通高等教育工作思路，照搬到面向地区、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中，加剧了高职教育的区域差异。

（五）教育评价及督导制度等不够科学健全

新的高职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实施前各地教育督导评估工作主要局限于分等定级、鉴定评比，这种分等定级的教育评价方式对学生和社会产生了误导，促使学生和家长都千方百计地报读等级较高的学校。此类评价也拉大了学校间的差距，导致学校发展的两极分化。教育评估制度执行中也出现了偏差，先前对落后地区高职教育的评价要求可以低于发达地区的要求，这种做法暗示了鼓励拉大高职教育区域差距的政策和价值导向。

广东省高职教育

区域性均衡发展的政策设计

为推进广东省高职教育区域性均衡发展，应本着实现教育公平的三原则，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设计和制定相应的高职教育发展政策。

（一）平等原则下的政策设计

笔者所说的教育平等主要指教育起点平等和教育过程平等，实质上是指获取教育资源的机会平等。教育结果平等没有纳入教育平等范畴。这是因为在目前情形下高职教育结果平等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追求结果平等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和教育实践中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但教育结果公平状态是存在的，基于教育机会平等所产生的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就是一种公平。因为平等使公平具备了合理性，所以机会平等自然引致结果公平。

教育政策无法将“结果平等”作为政策目标，但教育政策可以为教育结果预设较高的基本标准，并要求不同地区都达到此标准。因此，要求各地区教育达到同样的标准，这在教育政策上具有现实性基础。在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时应遵循这一思路，把握“结果平等”与“结果公平”的不同内涵，审慎对待并正确阐述结果公平问题，并可通过问责制度来促进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减少教育结果的不平等，缩小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具体而言，政府应加强宏观管理，进行分区指导，实现高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通过政策和法律等宏观措施，实现区域间高职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政府要制定当地高职教育的整体规划，调整学校的区域性布局，提高区域内教育资源利用率，使区域高职教育呈现特色化、多元化发展格局。指导各区域制定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确定各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规模、速度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种类、质量和数量。引导东西两翼地区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度发展特色化高职教育；对粤北山区，省财政要适当加大教育财政扶持力度，扩大高职教育规模，满足本地区群众接受高职教育的需求；引导和支持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适当控制高职教育发展规模。

（二）差异原则下的政策设计

笔者所说的高职教育政策差异原则，是指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即不是平等或平均地分配教育资源。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不同，这是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的现实依据。根据区域实情进行多样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意味着不同和差异，但体现了教育公平。差异原则要求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摒弃“提供各区域等量齐观的同质性的教育资源才是公平”的习惯思维，承认不同区域的基础、环境和条件差异，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各地区个性教育、特色教育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区域经济与高职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在加强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将高职教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正确区分不同区域高职教育的发展重点，因地制宜地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职教育发展路径和模式，实现高职教育的区域化发展。

突出区域特色，制定合理的区域高职教育发展战略。根据区域差异，结合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制定合理的区域高职教育发展战略，使高职教育特色化，面向本区域培养特色人才。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区域差异的扩大，平衡区域发展。

两翼及粤北地区应注重高职教育的适度发展，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与规模；应充分考虑到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偏差”，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适当控制速度。应以特色谋发展，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主要培养第一、二产业所需的技能人才，大力培养“三高”农业、海洋产业、旅游业和特色工业等区域特色产业所需的，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型人才。同时，还应着力提高办学效益，加强内涵建设，而不去追求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系的完备。

珠三角地区应重点大力发展较高层次的高职教育，以多层次、多学科、多专业为主，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高职教育的质量和层次的提升；在继续发展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优化专业结构的同时，适当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并可尝试发展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层次丰富、结构合理、与普通教育相互衔接沟通的高职教育体系。

（三）补偿原则下的政策设计

教育政策的补偿原则关注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并对社会经济地位处境不利的区域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补偿。这种政策导向及其执行是不平等的，但却是公平的。不论是缩小结果差距，还是追求机会平等，都需要补偿。根据补偿原则，教育资源要向弱势地区和弱势学校倾斜。因此，教育补偿政策应重点关注珠三角两翼及粤北山区，主要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加大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为实现补偿原则奠定物质基础 当前，高职教育正迎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中央不断加大对高职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资金投入，解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为实施教育补偿提供经济基础。同时，拓宽办学经费来源，引导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机构与珠三角及当地行业、企业合作办学，建立教育发展联盟，面向行业、企业、社区培养特色人才，以此来获取不同渠道的经费支持。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缩小地区教育经费差距 从生均事业费的地区分类来看，东西两翼及山区的生均事业费明显低于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均GDP以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均低于珠三角地区，两者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因此，要缩小地区间教育经费的差距，需要提升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流动，培养其自身的造血功能。省级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这些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这些地区可利用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差距。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总结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