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SWOT分析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前，中国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各行各业都要求变化、求创新。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下的核心，商业银行同样不能例外。数字化转型既是商业银行内部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力的明智之举，也是其“破而后立”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和路径等内容。渠赞（2019）指出了商业银行应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并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应从数据应用、风控、人才引入、素养培训等方面入手。汪伏（2020）、张静（2020）基于政府、跨界竞争、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等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明确转型目标和方向、聚焦“五个重点”、加强智能风控建设等路径选择有利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张大鹏（2020）、吕慧敏（2020）侧重通过SWOT系统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应着力于数字化基础、数字资源积累、信息安全等层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但置身于特殊形势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数字化转型战略方向的相关研究不多，商业银行如何制定与自身业务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又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工程。基于此，本文采用SWOT战略分析法，对农商行整体数字化转型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威胁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最终得出有效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趋势

（一）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选择

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9年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报告》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传统银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变革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商业模式，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和全渠道一体化的转化。随着大数据、金融科技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大行其道”。数字化的浪潮已经覆盖到各行各业甚至每个角落，金融生态和金融格局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商业银行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是通过自我革新巩固自身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举措。商业银行一旦踏上数字化的赛道，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释放和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其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和效率，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惠及大众，不忘初心。积极拥抱数字化已成为商业银行前行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二）特殊形势下加速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

重大卫生事件爆发后，“线上化”“零接触”“无人化”等线上金融服务需求的猛增，客观上促使商业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在此特殊背景下，商业银行因受经营利润、管理成本等因素影响，线下网点数量锐减。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发现，截至2020年5月14日，共有889家商业银行机构的线下网点停止营业，2019年同期退出的机构也达到了700多家。同时，重大卫生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大型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在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以上种种对商业银行的“施压”和“挑战”，使重大卫生事件成为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道“催化剂”，倒逼其数字化转型进行自我改革、创新经营模式，以数字化思维引领发展更好地面对未来挑战。

三、特殊防控背景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SWOT分析：以湖南省农商行为例

（一）优势（S）

线下网点覆盖广，辐射范围大。我国农商行主要面向和服务于广袤农村地区，经过多年潜心经营，乡镇地区的线下渠道和业务网点得以拓展与深化，农村地区网点数量占比高达92%。在渠道广度与深度上具备天然优势。农商行属于地方性金融机构，主要面向的是农村市场，而人情关系依然对我国农村有着重要影响，农商行相比其他银行在农村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具备吸引客户的先天优势。同时，农商行属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整体规模较小，内部机制相对灵活可控，不易受组织结构所掣肘和拖累，决策成本较低，内部改革易于推行。在金融科技与重大卫生事件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渠道广度和深度、客户粘性以及差异化竞争等内部优势有利于推动农商行数字化转型。

（二）劣势(W)

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处于劣势。农商行个体规模普遍较小，虽有接近万亿级的农商行，但资产规模在100亿以下的农商行超过一半[1]。农商行深植于农村市场，大多地处偏僻和欠发达地区，难以吸引合适的数字化人才加入，且缺乏相应的内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风控管理能力弱。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农商行风险管理能力较弱且在重大卫生事件的冲击肆虐下，对农商行的风控管理和预防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业务结构单一。农商行偏重存贷业务收入，收入来源单一，多数农商行非息收入占比不到10%[2]。置身于此次特殊背景下，在风控管理、业务结构及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短板会被显著放大并制约农商行数字化转型。

（三）机会(O)

1.政策支持。突发卫生事件期间，为加大金融战“疫”的扶持力度，中央有关部委出台各项政策扶持商业银行来为受突发卫生事件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纾解困难。具体措施有，2020年1月26日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除此之外，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聚焦三农的利好消息都为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进行“护航”。2.消费金融潜在市场庞大。伴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指数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商行现有客户涌入城镇工作，收入增长促使消费进一步升级。且突发卫生事件压抑了农村居民的金融消费需求，以上种种都将在未来产生庞大的金融需求和市场。

（四）威胁(T)

1.整体利润率的下降重大卫生事件的肆虐和防控让农商行的诸多经营业务强行按下“暂停键”以及受利率市化、经济下行趋势的影响，导致农商行整体利润率和经营业绩的下滑。2.跨界竞争加剧竞争格局大型银行和城商行愈发重视三农与小微问题，通过改变渠道转向和占据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势抢夺农商行市场。且金融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巨头们越来越看重农村市场，多方汇聚加剧了市场竞争格局。

四、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做出的SWOT战略分析，本文将从拥抱金融科技、个性化转型之路等角度提出加快商行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拥抱金融科技，赋能数字基建

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前提和发展取决于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链的稳定和成熟。其中，金融科技结合了金融和科技并已成为未来数字化深度推进的核心驱动力，线上服务及各项数字化管理模式都需依托金融科技的展开和深入，金融科技对数字化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重视金融科技的力量，引入多方协作持续发力；二是加强金融科技的运营和场景深度应用，夯实数字基建；三是孕育数字化思维，加快推进数据治理与运营，铸就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普惠金融；现状；发展趋势

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网站《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党在打赢脱贫脱困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那么，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具有大幅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领域、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四大优势，被广泛研究认为是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包容性和改善社会公众福祉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农业普惠服务金融就是要将我国农村的实际经济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紧密结合，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一）加强宣传。农村资金主要来源一般是自筹资金和国家财政拨款，农民对于农业普惠金融的了解微乎其微，国家有政策，但农民却享受不到政策。为此，国家要加强农业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开展农村干部培训班，切实地让农民了解政策。充分利用普惠金融政策，让农村经济实现健康高效发展。（二）激发潜力。农村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借助金融普惠政策的帮扶，农村的金融基础框架和网络支付将得到根本改善，农村经济将释放潜力，带动整体经济质量向高质量发展，这将推动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三）稳定社会。利用好农业金融普惠政策，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能够切实做到稳定社会。农业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利用农业金融普惠政策让农业发展壮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社会稳定发展。

二、农业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深入推进和普惠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五大行（除交通银行外）在城镇中各村均设有一个营业网点，并且我国银行业对农业的贷款额逐年增加。随着农行营业网点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当前我国农村银行业对发展农业普惠消费金融的政策支持，可以反映出农业普惠金融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认清问题，及时改进，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农村推进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农民由于祖祖辈辈扩展经营范围都靠自筹资金，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首先存在心理抵触问题。对此，政府可以组织农村干部培训班，让农村干部先了解政策，再讲授给农民，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的心理抵触问题。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农村干部要有耐心，认真的解读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回答农民的问题，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素质培训班。（二）银行与农村进行业务对接时容易出现问题。银行的金融业务流程通常比较安全规范化，签署金融文件次数较多，受制于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以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些固有特征，银行与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金融业务流程对接时，就容易出现无法进行签字、没有银行公章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针对这个突出问题，银行业需要充分发挥主动服务优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减少服务环节，优化业务流程，切实为广大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提供更多适应广大农民生活需求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发展还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均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银行营业网点普遍偏多，农民与金融服务接触较多，而且比较便利。西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规模小，银行营业网点少，而且交通不便，农民接触金融服务很少，而且极其不便。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要有针对性的扩展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模，加大对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针对西部地区的地域特色，开通一套有特色的西部地区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金融服务。（四）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金融风险系数过大，银行负担的成本居高不下。农业普惠金融政策主要针对农民，但是核对农民信息和经营范围信息困难重重，采集信息不充分、不完善，对农民的信用状况不了解，农民经营时常遭遇自然灾害等，导致金融风险系数过大，农民经营抗压能力较弱，因此近年来农业金融存在一些不良贷款记录，以至于农业金融普惠政策开展较慢。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村信用服务体系，建立风险防御机制。为企业农村干部落户，建立企业农民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档案，完善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信息，村干部按照有关要求携手当地政府，确保农民使用个人信息真实的实际条件情况下，建立一个农村信用管理数据库，完善农村信用信息管理体系。

三、农业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未来农业普惠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必将有效地弥补目前的巨大技术缺陷，助力解决传统“三农”问题，推动我国传统乡村金融经济快速振兴，实现传统农村金融的普惠性和金融资源共享性，更好地为我国传统农村金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普惠金融的推广及应用也有助于建立农村经济数据库，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推动农业向数据化升级。农业普惠金融数据化的发展也提高互联网在农村的使用率，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体系是促进“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要素，做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互联网素养，同时互联网在农村的进一步普及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上升，但工作岗位有限，受制于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下滑。与此同时，农村需要发展却吸引不到人才。随着农业普惠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创业，为家乡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农业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以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农业普惠金融和“互联网+”产业优势紧密结合，将有效推动我国农村传统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有效实现。基于现代数字通信技术和传统数字实体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数字普惠农业金融，颠覆了农村传统普惠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强大网络性和外部性，可以从信息可得性、成本等多个方面有效弥补农村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巨大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催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强大长尾驱动效应。（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状况不平衡的问题。农村企业数字普惠网络金融的广泛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网络金融技术，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应用空间地域限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节省时间成本，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获得平等的机会。同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融合大数据应用有利于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的信用评估，降低农村银行的信用金融风险，有助于有效促进农村金融服务结构的良性调整，实现金融资金市场供求的有效自动匹配。因此，农村农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我国农村、农业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具体使用范围，对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和农民就业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有效推动我国农村金融产业链深度整合。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向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规模，实现乡村振兴。（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服务发展面临的三大困境。虽然目前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已经呈现繁荣的良好景象，但是许多农村各类网络金融服务产品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农村金融服务产品都是“生搬硬套”中小城市的某种文化产品，金融服务产品的结构设计者并不能真正深入了解全体农民的金融需求，适用性不高，不仅浪费大量资源，而且严重阻碍许多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的网络金融专业素养不高，对农村互联网的金融参与度相对较低，通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直接获取农业贷款、支付等各类金融服务的安全意识显然不足，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还是急需在许多农村地区加大推广宣传。真正的农村数字化金融转型，实质上就是企业管理、流程、组织的全面层次变革，这并非仅是单一政府部门权力能够直接驱动实现的，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高科技人才少、占比低、政府需带头引导，给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一些时间，加强对农村干部的培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除此之外，农村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还是呈现发展周期短、金额小的基本特点，一直以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都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当前农村数字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增加了农村数字经济金融政策落实的工作难度。同时，由于农民的金融素养不高、网络安全意识缺乏，金融诈骗层出不穷，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削弱农民对于普惠金融的信任，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四）农村数字普惠信贷金融体系发展仍然面临一个生态链的缺失。从目前农村数字生态金融体系结构来看，与其他城市地区相比，农村贫困地区数字普惠信贷金融起步晚，体系不完善，地方人民政府对农村金融数字普惠信贷政策的认识理解不是很到位，重视普及程度不够；农村相关的普惠政策监管体系不完善，对农村数字普惠贷的金融监管实施难度大；农村较具针对性的数字金融普惠产品有限，智能化普惠金融以及互联网服务终端的综合布设与金融基础配套设施的综合建设工作需要不断加强。综上所述，农村银行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快速发展将实现普惠农业金融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机融合，这将有效提升广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目前，我国在农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乡村贫困地区全面小康振兴的农民幸福生活即将正式到来，为了真正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全社会人民共同努力和真诚付出，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扎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晓东.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经济学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1.27（12）.

［2］陈孝中.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普惠金融发展思考［J］.新农业，2022（01）.

［3］农民日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J］.新农业，2021（23）.

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风险防范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背景与发展现状

中国GDP的增长率在过去几年中逐渐放缓，但总债务占我国GDP的比重却呈现出向上攀升的趋势。债务占GDP的比率越越高，表明金融的效率越低，这说明不仅当前中国的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作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心的金融行业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借助于互联网正蓬勃发展的契机，我国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什么是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中，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界定为支付、理财、微型融资、保险和征信。正如普惠金融这一名词的本身意思，“普”即任何人都可以在需要时享受到相对平等的金融服务，“惠”即其提供的服务应当是性价比较高的并且可选择性较强的，亦即是比较丰富的。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强化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而这些融合具体表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这些技术大大促进了信息共享，减少了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的门坎，从而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取用户和风险甄别的成本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小微企业、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等获取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并加快了我国金融脱媒的进程。正因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我国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探索将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运用于发展金融服务，以此来弥补其传统金融服务的欠缺。以保持与民营金融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二、我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所存在的风险隐患

（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清晰边界

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缺乏清晰的边界。《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对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一项比较科学的制度设计，但其中涉及的相关政策仍有待于具体落实，相关的制度、法规和监管也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中，社会各界乃至各类金融机构对如何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看法不一，实践路径也不尽相同，导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至今仍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边界，有时甚至会将数字普惠金融与一些低劣的互联网金融相混淆，也由此导致我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所面临的风险不断扩大。

（二）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征信体系不完善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其中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在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但现有的征信市场仍然很不完善，由此导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缺少有效征信数据支撑的同时数据获取渠道也很有限。而要想促M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信息和信用这两个关键构成要件，尤其是在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中，由于非结构化数据大多被采集于于社交网络、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领域，而这些采集场景大多互相割裂，不能共享和挖掘，在导致其价值难以被实现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泄露和信息失真的风险

（三）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控不到位

现今我国缺乏对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的政府监管框架和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尽管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定和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来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良性发展，但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风险，包括一些非系统风险，比如数据隐私泄露、金融诈骗、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因此，要想继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就需要坚持在合规前提下继续强化风险防控，只有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数字普惠金融才能真正为广大民众带来金融改革红利。

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

没有清晰的发展边界，往往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与目标效果的偏离，数字普惠金融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互联网金融企业假借数字普惠金融的名义开展业务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例，而这正是因为我国缺乏明确的顶层设计，没有明确划定数字普惠金融边界的后果。因此，政府需要制定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纲要，以指导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制定通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效果评价指标，实现对我国开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统一评价与度量。

（二）构建统一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和有效监管法规

数字普惠金融的很多问题的产生，都与监管缺位或者监管不当有关。为了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框架和完善的监管法规以平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具体来说，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统一监管标准和框架，并选择一种合适的监管模式，采取诸如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等方式来保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质量并抑制风险产生的可能。其次，政府要建立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消费者知晓自己享用的金融服务究竟有无风险，风险又在哪里，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做好应对数字金融普及后可能产生的侵权、信息泄露等问题的预案，以有效保证消费者的利益。最后，要建立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并与时俱进地调整法律监管政策以适应不断创新的金融发展要求。

（三）进一步建立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

数字金融需要中央银行、监管当局以及有关部门一起来建立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征信机构唯有掌握足够全面的信息，且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运能力，才能更为准确地刻画征信对象的信用情况，减少信息缺失以及信息失真引致的风险。当前我国以中央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征信体系在数据覆盖面上和数据的数量和处理上很难完全满足普惠金融迅速发展的需求，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构建完善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比如将大数据信息服务提供商作为央行征信系统的补充，但需要进一步与之进行协调，建立数据接口及数据分享机制。

参考文献：

[1]宋汉光.数字普惠金融从原则到行动――宁波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7，（01）.

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范文第4篇

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讨论议题不断丰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在这些相关研究中,以下论题是比较重要且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统计说明:来源是CNKI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通过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检索要素,分别输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产业融合”、“报业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新媒体产业”、“广电电信竞争”、“融合规制”等检索词,根据主题切合、观点鲜明、发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则,检索并筛选出其中主流文章统计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为主题或关键字与所检索词不直接相关而遗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而出现重复统计,因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年份和各议题的研究状况

黄河:《数字化如何改变传媒――聚焦数字化的四大力量》,《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骐、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涛:《传媒产业融合――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国传媒人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9期;金雪涛、李竹荣:《传媒产业融合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战略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8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陈力丹、付玉辉:《论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喻国明:《直面数字化: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6期;陆地:《手机电视的发展及其对传统电视市场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1期;郑保卫、李洋、郭平:《试论当前我国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及特点》,《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肖赞军:《数字化时代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肖赞军:《产业融合进程中传媒业市场结构的嬗变》,《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金雪涛:《基于产业融合的传媒市场行为战略研究》,《当代传播》2009第1期;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转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黄升民、谷虹:《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杜骏飞:《新媒介策略――“长尾”时代的双重博弈》,《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王骥飞:《“长尾”核变――新货架下传媒集团的变革与重塑》,《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高子华:《数字化变革中的广电渠道整合》,《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支庭荣:《融合与转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法则》,《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喻国明:《数字化时代的媒体U化战略》,《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喻国明:《产品为王:传媒产业竟争的新主旋律》,《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蔡雯:《传统报纸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话〈泰晤士报〉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郑强:《地市报发展的“全媒体”战略与实践》,《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匡文波:《论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董年初、范洁:《手机电视――媒体产业的新机遇》,《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秦字兴、忻展红:《我国广电与电信在IPTV业务中的内容产量博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黄楚新:《论中国IPTV发展的媒介生态》,《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范文第5篇

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政策利好，使得消费金融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追逐，形成了银行系与产业系各具优势的主体阵营。在逐利资本助燃消费金融市场热度的同时，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创新不断，出现了面向不同客户群体的市场细分格局，同时演化出各类差异化的业务模式，也带动了消费金融行业的产业链化良性发展。

未来金融蓝海：消费金融

在全球经济持续承受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整体保持了中等发展速度。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消费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15年我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6%，虽已取得了持续性增长，但与发达国家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这指标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为持续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消费升级-需求扩大-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国家政策层面也在不断释放培育消费群体、促进消费金融创新发展的政策导向，近年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的积极政策。

同时，消费金融业务通常无需担保、简便高效，依托科技手段，可实现现场申请、即时审批、实时放款的优质客户体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简化了信贷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满足了客户对便捷性和时效性的要求。

因此，在市场空间的吸引下，在政策的引导下，在业务模式的驱动下，除传统金融机构致力于消费信贷业务创新发展的同时，拥有消费场景的电商巨头、具有互联网基因的金融与非金融机构也不断尝试涉足消费金融业务，消费金融市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已从2010年的7.5万亿元，持续增长至2015年底的近19万亿元，年均增速近20%，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蓝海（图1）。

中小银行的发展良机

在传统金融业务竞争中并不具备绝对优势的中小银行，在消费金融普惠而无歧视性的环境下，与大银行和电商巨头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消费金融业务的独有特点与发展趋势，赋予了中小银行更多的创新优势，也为其带来发展良机。

消费金融的客群定位与中小银行客群相契合。中小银行的客群定位往往略低于大银行，与消费金融等共享经济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业态的客户定位具有同质性。中小银行对此类客群的掌握与了解，使其更易于贴近客户，实现客户需求导向的产品创新。

消费金融小额分散的特点致使大银行无法顾全。消费金融业务具有小额分散的特点，现阶段大银行无暇顾及或不愿意投入。但大众客户数量大、潜力大，只要针对大众客户的不同消费需求，积极开发和创新种类多样的小额消费信贷产品，并形成一定规模，同样可以带来丰厚盈利。

消费金融是中小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重要举措。消费金融业务对资本需求少、盈利能力强，与中小银行体量小的特点相契合，也是其应对利率市场化后利差缩小问题的有效举措之一。

作为中小银行中的一员，包商银行作为一家从内蒙古自治区走向全国的城商行，在依托区外网点逐步实现全国运营的同时，契合当前国内大力倡导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也在积极谋求新金融时代的转型发展，在进行数字化银行――有氧金融战略布局的同时，创新性地打造了互联网金融扶贫平台“马上帮”，将互联网金融引入社会责任承担领域。目前，消费金融也已经成为包商银行转型发展布局上重要的一环，通过与各业务单元的联动，可形成战略协同、业务协同，共享平台资源，将为整个集团带来稳定的客户群、更加完备的业务及产品结构，从而增加综合竞争力。

中小银行如何发展消费金融实现弯道超车

在消费金融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中，中小银行更应紧握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契机，谋划转型发展路径，从而实现完美超越。

大数据征信思维，多样化信用数据来源打造立体风控体系。作为持牌机构，中小银行开展消费金融业务，拥有人行征信的天然优势，可以成为其风控的基础与核心。但消费金融的普惠性决定了中低端客群的纳入，而人行征信仅35%的个人征信记录覆盖率，难以满足以信用为基础的消费贷款业务需求。大数据征信思维的应用，通过对来源于政府组织、第三方征信机构、网络爬虫技术等多样化渠道的客户身份信息、教育背景信息、社交网络信息、GPS位置信息等多维度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与建模分析，实现了对客户征信的立体画像。通过数据来源的不断演进和数据模型的持续训练，具有学习性和前瞻性的消费信贷风控体系会愈发精准。

将前沿信息技术应用于消费金融，提升中小银行的竞争力。在互联网金融的新起点上，在共享经济的引领下，前沿信息技术已成为共创共建的公共资源，如何应用与场景化才是关键。中小银行在拥有与大型金融机构平等机会与起点的同时，能够以更灵活轻盈的体制机制，实现更快速的转型发展。在数字化技术迎面而来的世纪，将前沿的底层信息技术，如区块链、生物识别、数字加密等，植入与融合在消费金融场景中，服务于更快速、精准、数字化的业务需求，从而打造信息技术核心竞争力。

借助线上模式发展消费金融，助力中小银行线下网点壁垒。过去十年间，消费金融业务经历了“纯线下――线下线上相结合――纯线上”的发展趋势，线上模式已经成为确定性的主流。不具备线下网点优势的中小银行，更加适合将线上模式作为发展重点。而较之线下模式，有了线上风控和信息技术的支撑，线上模式将拥有更高的业务效率和更低的获客成本。随着全行业的互联网化转型发展，线上场景已不再是电商的天下，很多传统行业也已经从线下转为线上，如教育、医疗、旅游等，为消费金融业务的线上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切入场景。此外，线上发展的行业标准化程度高，业务对接的难度小，能够迅速形成与流量入口间“业务提升-获客导流”的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