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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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第1篇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整体现状根据样本在各维度的均值与满分的差距可以看出，幼儿在视—动转换、细微差异识别、空间知觉、前阅读技能上面表现较好；在听—动转换、汉字结构意识方面的表现次之；在故事理解以及图画理解与讲述方面的表现最差。（见图1）听—动转换任务（听指令做动作）要求幼儿按照所听到的指令做出相应的手部和上肢动作，以考查幼儿将听觉信息转化为肢体动作的能力。理解指令并能按指令行事是我国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期望与要求，也是幼儿入学适应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是幼儿入学适应重要的预测性指标之一。从心理过程来看，听指令做动作是听—动转换过程；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是幼儿言语倾听和言语理解能力的表现。在本研究中，多数幼儿能够听懂指令，但一半以上的幼儿控制手部动作的能力较弱。细微差异识别任务（形近字识别—找字）考查幼儿对汉字字形结构细微差异的识别能力。笔划、部件、方位等的细微差异形成了汉字之间在字形结构上的细微差异。能够感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的细微差异是幼儿识字、写字的重要心理基础。该任务不要求幼儿能认读汉字，只要求幼儿发现形近字之间的差异。在本研究中，70％以上的幼儿都能正确识别，表明多数幼儿能够注意到汉字在字形结构上的细微差异。汉字结构意识任务（识别缺失部件—补字）是向幼儿呈现不同结构（包括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包围结构、既有左中右又有上下结构）的汉字，要求幼儿通过比较找到指定汉字的缺失部分。汉字的特点是每个字都具有自身的字形结构。该任务只要求幼儿能够感知和识别汉字的字形结构，不要求认读汉字。在本研究中，约有60％的幼儿能够正确感知和识别汉字的字形结构。故事理解任务（听故事回答问题）要求幼儿在听完一个小故事后回答问题，以考查幼儿的语言理解能力。听力理解是幼儿口头言语能力的成分之一，是幼儿语言能力测验或入学语言准备测验的重要维度。在本研究中，有70％多的幼儿能够回答只需要简单推理的问题，但只有一半幼儿能够根据故事中的线索进行间接推理。空间知觉任务（听指令画图）是要求幼儿按照指令在特定位置画出某种形状，考查幼儿的听力理解和精细动作能力。精细动作能力是读写准备能力的重要构成成分之一。在本研究中，80％的幼儿能够画出正确的形状，但只有30％的幼儿能够在正确的位置画出要求的形状，表明幼儿在理解较复杂的方位语言时存在一定困难。视—动转换任务（记图画图）是要求幼儿先观看图案，然后凭记忆画出看到的图案。对图形的记忆与加工是汉字书写的心理学基础。汉字的特点是写字比识字难，原因在于识字是图形再认的过程，写字是图形识记和再现的过程。本研究将视—动转换（图形识记和再现）作为幼儿入学语言准备的测查维度之一。在本研究中，约70％多的幼儿能够正确画出所看到的图案的结构和形状。排图讲述任务（排图讲故事）要求幼儿将可以任意排列的3张图片进行排序并讲述故事，从句子、讲述的连贯性和讲述的生动性等三个方面以考查幼儿图画阅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在本研究中，有17．2％的幼儿不会主动讲述；45．8％的幼儿仅能罗列一些个别对象，讲述线索断续、不衔接；只有1．5％的幼儿能够生动、富有想象力地讲述一个完整故事；19．6％的幼儿在讲述中能够加入人物之间的对话，运用拟人的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前阅读技能任务（翻看图书）是要求幼儿会正确拿书、识别书的封面、知道书的书名、会翻到指定的页码；知道阅读顺序等。在本研究中，多数幼儿都能正确判断书名和页码，了解阅读的顺序，但仅有半数幼儿知道封面。相比较其他方面，幼儿对封面的认知较弱。（二）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水平的城乡差异1．总体差异按幼儿的测验总分和各维度上的得分高低进行排序，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幼儿的得分呈依次降低趋势。城市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总分均值为19．65，县城幼儿为17．88，乡镇幼儿为15．34，农村幼儿为12．42。其中，城市幼儿语言总分均值几乎比农村幼儿高出一半。这种随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依次呈递减的趋势存在于每个测查维度上。（见表4）以幼儿园所在地为自变量，以城乡不同地区学前一年幼儿语言总分及各维度均值为因变量，对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园或学前班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学前一年幼儿在测验总分以及各具体维度上，市、县、乡、村两两之间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01）。2．具体差异为进一步了解城乡幼儿在入学语言准备上的具体差异，对城乡幼儿在各题目上的得分进行分差分析（见表5），研究结果如下。（1）听—动转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幼儿在听—动转换任务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两两比较发现，城市与县城幼儿、县城与乡镇幼儿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行政级别的降低，市与乡、村之间，县与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表4可见城乡不同地区幼儿园幼儿均值介于1．22～0．74之间。市辖区幼儿园幼儿均分显著高于县城、乡镇和村幼儿园幼儿。乡镇和农村幼儿园幼儿得分低于总体平均值。农村有较高比例的幼儿在顺序、部位和数量上存在错误，不能按照指令做出正确的动作。（2）细微差异识别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学前一年幼儿在细微差异识别任务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由表4可见城乡不同地区幼儿园幼儿均值介于1．79～1．36之间。其中，市辖区幼儿园幼儿均分显著高于县城、乡镇和村幼儿园幼儿，乡镇和农村幼儿园幼儿在该维度得分都低于总体平均值。但两两比较发现，乡镇与农村幼儿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和县城都有80％多的幼儿能够正确识别，但乡镇和农村幼儿中有70％多能正确找出简单的独体字“天”字，能够正确识别较复杂的“部”字的幼儿不足70％。（3）汉字结构意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之间在不同结构汉字的识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城乡幼儿的得分均值介于1．43～0．96，其中近70％的城市幼儿能够正确识别，但能够完成任务的农村幼儿比例不足半数。（4）故事理解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幼儿两两之间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城乡不同地区幼儿园幼儿的均值介于4．56～2．79之间，城市幼儿的得分近乎是农村幼儿的两倍。在第一问“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城市幼儿完全答对4个小动物的频数比例为44．4％，但接近一半的农村幼儿最多只能答对两个小动物。第三问和第四问考察幼儿对整个故事的理解程度，城市和县城超过一半的幼儿都能正确回答出来，但是乡镇和农村的人数比例都不超过50％。可见，随着问题难度的上升，城乡之间的差异渐趋显著。（5）空间知觉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县城和乡镇、乡镇和农村幼儿在这个任务上的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城乡幼儿的均值得分介于1．01～0．74。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幼儿中能够按照语言提示找到正确位置的人数比例依次为47％、22．7％、21．2％、9．1％，能够正确画出所要求的圆形的人数比例依次为39．5％、22．0％、26．6％、12．0％。（6）视—动转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城乡幼儿的得分均值介于1．54～1．14，其中，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中能够完全正确画出图案的人数比例依次是46．3％、22．0％、22．0％、9．6％，城市幼儿的人数约是农村幼儿人数的5倍。（7）排图讲述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句子和讲述的生动性上，仅城市和县城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两两之间差异显著；在讲述的连贯性方面，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城乡幼儿的均值介于5～2．82，其中城市幼儿得分几乎是农村幼儿的两倍，幼儿在所有子维度上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均是城市、县城、乡镇、农村。（8）前阅读技能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之间在识别封面、找到书名、找到页码、了解阅读顺序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城乡幼儿的得分均值介于3．11～1．88，城市幼儿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在这四个方面均有80％多的城市幼儿能够正确完成任务，但只有约1／3的农村幼儿能够完成任务。

讨论与建议

（一）学前一年幼儿入学语言准备存在着发展不同步现象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县城、乡镇、农村的幼儿，在细微差异识别能力、前阅读技能、汉字结构意识、听—动转换等维度上的发展水平都优于其他维度，阅读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发展水平最差。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符。［12－13］这种不同步、不均衡现象表明，虽然由于教育环境不同，城乡幼儿在每个维度上的均值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表现出一致的发展顺序。与其他几个维度相比，幼儿在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和口语表达方面的发展相对较缓。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特征的影响，也有幼儿园语言教育的作用。本课题组在对城乡学前一年班级教育环境质量的评价研究中发现，总体上，许多幼儿园班级为幼儿提供的图书不足；教师较少与幼儿进行个别交流，但在集体教育活动中较少注意倾听幼儿的谈话；教师较少给幼儿阅读图书或讲故事，在阅读和讲故事过程中不注意通过提问等方式引导幼儿进行推理，因此，不利于幼儿阅读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教师应转变语言教育理念，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图书材料，在一日活动中鼓励幼儿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经验，重视幼儿的独立阅读及成人参与的共同阅读，以培养幼儿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早期阅读能力。（二）学前一年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水平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本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幼儿在入学语言准备测查各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乡镇和农村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和县城学前一年幼儿。国内有研究发现，87．6％的城市幼儿入学准备状况处于优秀或中上水平，87．7％的农村幼儿入学准备状况处于中、下水平，城乡幼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城乡幼儿园教育环境质量的差距是导致幼儿入学语言准备水平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外关于托幼机构教育环境质量和幼儿发展结果（包括入学语言准备）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质量的托幼机构教育使幼儿入学语言准备状态呈现不同的发展水平。［14－15］本课题组关于城乡学前一年班级教育环境质量的比较研究发现，就总体水平而言，城市幼儿园的语言课程质量优于县城、乡镇和农村。城市幼儿园能提供一些供幼儿阅读的图书，教师在组织教育活动时能注意倾听幼儿并鼓励幼儿表达，并会每周给幼儿讲1～2次故事。但乡镇和农村幼儿园在图书提供、倾听与表达、早期读写等方面都表现较差。“缩小在入学前就已经存在的学习和发展上的差距涉及到后续的义务教育效益、阻断贫困在代际间的恶性循环、种族平等及社会和谐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16］。我国政府应该优先有质量地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推动城乡学前一年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效地缩小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城乡差距，缩小学前幼儿在入学语言准备水平上的城乡差距，以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本文作者：刘焱秦金亮潘月娟石晓波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数字鸿沟 信息化 发展方式 公共服务均等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变得更加平坦。然而伴随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信息技术的拥有和使用方面的差距非常明显，且在不断扩大，一条条数字鸿沟让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的平坦。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数字鸿沟对社会发展及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效应：“第一，离散效应，也就是让‘信息贫困者’无法充分参与创造和分享社会文明成果，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第二，分化效应，由于信息均享程度下降而导致的‘信息差别’将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日益分离；第三，双刃效应，数字鸿沟既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同时也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数字机遇；第四，放大效应，数字鸿沟的出现将加剧贫富差距，放大社会脆弱性。”①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②。就目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在中国不仅存在，并且正在不断扩大。城乡数字鸿沟制约着我国城乡之间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可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一、城乡数字鸿沟的存在现实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现阶段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国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虽然网民规模保持增长，但从普及率、网民结构、网络应用三方面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城乡数字鸿沟呈现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城乡网络普及率差距扩大

从城乡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在农村仅为15%（见图1）。CNNIC《报告》对比了2007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的发展差距：2007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仅为20.2%；2008年，差距扩大为23.5%；2009年，差距拉大为29.6%。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慢于城镇发展速度，互联网普及程度在城乡的差距在拉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趋势。在导致农村互联网增速放缓的因素中，“农村地区网络基础知识匮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存在偏差”、“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农村上网成本相对于农民收入水平仍较高”是最重要的三大原因。

（二）农村网民结构还需要优化

CNNIC《报告》显示，与网民总体的年龄结构相比，农村网民更加趋于年轻化。农村网民中30岁以下群体所占比例高达69.2%；全国网民中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61.5%。城镇与农村网民之间的学历分布差异比较明显，农村网民平均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农村网民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52.1%，远高于城镇中29.2%的占比。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地区正在向低学历人口渗透。此外，农村网民学生群体所占的比例高达32.3%，比城镇网民学生群体所占比例高4.9%。总体来看，“年轻化、低学历、学生群体”是农村网民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特点导致农村网民对于信息技术工具的利用程度以及效率远低于城镇，农村网民结构有待优化。

（三）农村网民应用水平较落后

CNNIC《报告》对城乡网民网络应用进行了对比：对于商务交易类和交流沟通类的网络应用，城镇网民使用率远高于农村网民，城乡之间使用差距明显。尤其在网上购物、网上支付这两种典型的商务应用中，城镇使用率分别为31.7%、27.7%，而农村使用率仅为17.6%、15.1%。而在网络娱乐的应用中，农村地区网民的使用率与城镇较为接近。在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上，农村地区甚至高出城镇1.3个百分点（见表1）。这一特点可能与农村网民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有关，同时也表明农村网民对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存在着误区，互联网以及电脑在农村更多地被当成一种娱乐工具，而忽略了其背后巨大的信息量以及商业机会。

二、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意义

我国城乡居民在信息技术占有和使用上存在巨大差距，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十分突出。跨越城乡数字鸿沟不仅是充分发挥信息化效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同时，也为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重要支撑。

（一）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有利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生态、高效、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高产、优质、生态、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离不开农村和农业的信息化，城乡数字鸿沟成为了阻碍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大难题。

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推动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有着重要意义。信息化的工具可以便捷地储存和迅速地传播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和应用，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加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步伐。同时，互联网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也需要通过信息化工具来转变为经济收益，电子商务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也大有可为。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无疑是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 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问题 见解

一、共享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按照国家文化部对试点县共享工程建设要求，到2006-2007年，各试点县要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县分中心整合不少于1万种电子图书，提供不少于1万小时的文艺演出、知识讲座、实用技术和影视节目等视频作品，数字资源总量不少于80tb，基本建成分布式文化（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信息资源库群。与之相比，目前，我县共享工程建设还存在以下不足：

1、共享工程在服务群众方式上有些单一，需开辟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服务途径。当前，仅靠刻录光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还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思想教育、科学文化需求。县中心通过协调有关部门和组织人员刻录发放光盘、宣传资料等形式直接面向群众服务，收到了较好效果，但毕竟受财力、人力、服务时间、场地等限制，工程受众面有限，在享受共享工程信息资源方面群众处于被动接受，且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面临"信息贫困"的局面，难以获取和利用丰富的优秀数字文化资源。真正的共享工程应是架起群众和信息资源网站之间的桥梁，是广大群众能够普遍运用的工程，群众和资源信息网络之间在科技、文化资源配置、接收、更新和利用等方面灵活互动，共建共享。尤其要让广大群众直接通过网络享受优质的信息资源，通过网络表达诉求，以及利用网络进行对外宣传，让群众成为共享工程的主人。

2、共享工程信息资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当前，我县共享工程管理上主要以县中心为主，通过协调有关部门、基层服务点、组织员工进村入户等直接服务群众的方式为主，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但从全县范围来说，各乡镇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室、村级基层服务点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自上而下的管理网络尚未真正形成，仅靠县中心单打独斗，尚不能形成大的气候。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当形成各部门协调配合，各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全面联动的协调机制，要遍地开花而不是独树一帜。在运行机制上目前还缺乏统一的财政投入机制、工作机制、人员培训机制、监督考核及激励机制等。作为一项长期性、社会性工程，首先在财政投入上必须是长期性、持续性的，因此，建立有计划、有步骤的投入保障机制是保障共享工程正常运转的关键。各乡镇、社区指定了专兼职文化工作人员，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但目前因为工程刚刚起步，在乡镇没有建立起服务网络，所以在乡镇、村工作还没有运转起来。人员培训、监督考核及激励机制无从谈起。

二、推进共享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设施条件，本着以点带面，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针，制定规划，积极推进县中心基本网点和农村基层服务点建设。建立起多种模式运转的县、乡镇、村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网络，以多种服务方式开展基层点建设与服务的经验，使之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使广大基层群众能够普遍享受到数字文化服务。

1、加强县中心基础设施及软硬件建设。与县中心数字图书馆建设紧密结合，更好地运用互联网站、移动硬盘、光盘等手段，提高资源传输质量和服务水平。将县中心现有的电子阅览室扩建改造成总面积平方米、配备微机台，达到供人阅览的电子阅览室和建立平方米的多功能展映室。配备配齐仪器设备，使之成为辐射城乡的数字图书馆基层服务平台。整合不少于1万种电子图书，提供不少于1万小时的文艺演出、知识讲座、实用技术和影视节目等视频作品，数字资源总量不少于80tb，基本建成分布式文化信息资源库群，增强县中心的服务能力。经济条件允许时，可通过有线数字电视开展服务。

2、建设管理与技术骨干队伍。加强文化、科技信息资源自动化、网络化建设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积极采取培养与引进、自有队伍和社会队伍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一支适合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需要的管理、技术保障和基层服务队伍。加快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农村基层服务点工作队伍，从县中心、乡镇文化专干、村干部当中选择一批年轻、事业心强的工作人员充实到共享工程建设队伍中，通过集中授课、卫星广播、网络互动、光盘教学等方式，定期进行培训，使每个基层中心、基层服务点拥有1-2名考试合格、操作熟练的专业人员。加强县级分中心对基层服务网点的技术指导与管理，着力提高乡镇和行政村基层网点的服务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县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工作人员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为深入推进共享工程的实施打好基础。

3、积极采用图书馆成熟技术，总结和创新光盘服务、硬盘服务新途径，建立县、乡镇、村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网络的多种模式，借助全国资源信息网站、数字电视和远程教育服务等信息资源网络，开辟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的多种服务形式，大力开展公益。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与各部门、各乡镇和农村基层服务点的联系协调，继续发挥光盘服务、硬盘服务方便灵活的优势，在保持现有光盘服务下乡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多种途径，努力扩大服务领域和范围，将基层群众最需要的科技、文化信息资源送到群众手中，特别是信息闭塞的农村边远地区，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触角延伸到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建设新农村、培训新农民的重要抓手。

还要充分发挥县中心、乡镇文化中心、村文化基层服务点共享工程优势和作用，使共享工程在基层群众中遍地开花。资源信息乡镇中心和村服务点由县图书馆垂直管理，由县图书馆统一购置图书和器材送到各乡镇中心和基层网点，各基层网点的读者通过网络，免费检索和阅读数字图书馆的海量图书资料。

也要建立流动图书馆，方便借阅图书。与共享工程的实施相结合流动图书馆建设的模式，基层图书馆也从传统图书馆跨入网络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图书馆的先进行列。

参考文献：

数字乡村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学 通名 特征

［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049－02

一、资中史地述略

资中从“汉资中县”始已有2100余年历史，历代都为川中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交通的中心。去年6至9月间，笔者多次查阅资中县志和地名普查资料，对该县管辖的33个乡镇、800个自然村、5个水工建筑、两处古迹的地名命名作了一些实地调查。

据《资州直隶州志》载，上古之时，资中一带常受洪患，尧第九子名资，与大禹到此治水，消除了洪灾，舜便将这一带土地封给资。当地的百姓为纪念他，就将附近的山取名为“资山”、当地的沱江水取名为“资水”。又因为这一带地处盆地腹心、沱江中游，故名资中。[1]

二、资中县乡镇村地名的通名

民政部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章第14条规定：标准地名原则上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是地区的专有名称，用于区分不同的地区；通名是地区通用的名称，必须反映所指地理实体的地理属性和类别，具有固定性。[2]

（一）与水体有关的通名

资中县境内有河流八十余条，沱江河贯穿全境。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在地名上有着深刻的反映。全县33个乡镇中，有三分之一的乡镇是冠以“湾”“河”“江”“溪”等与水有关的通名，如鱼溪、双河、龙江、苏家湾等。村落以水体作为通名的就更多了，可细分为以下几类：

用“沟”字作通名。如：芦茅沟、螺蛳沟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用“后边沟”“五里沟”作村名的，这样就把这些村庄的具体方位表示出来了。资中县有28个村庄用“沟”做通名，占地名总数的3.5%。

用“河”字作通名。如双河、顺河等。还有的用“河边”“河坝”来命名，这样把该村所处这条河的具置也表示了出来。用“河”做通名的村庄总共有24个，占总数的3%。

用“溪”“嘴”作通名。如碑溪、蒙溪等。这类通名共10例，占总数的1.25%；所谓“嘴”指的是几条河交汇处的冲积地带。如童家嘴、岩鹰嘴等，共13个，占总数的1.63%。

用“湾”“塘”作通名。所谓“湾”，指的是两面临水的陆地。用“湾”做通名的有苏家湾、泥巴湾等，共27例，占总数的3.38%；有的村冠以塘名，如孟塘、平塘等。此处的“塘”指小型的水库、池塘、湖泊。这种地名有9个，占总数的1.13%。

用“渡”“井”作通名。用“渡”“井”做通名的村镇，一般都拥有或靠近渡口和井。用“渡”字做通名，只有一例――“唐明渡”，占总数的0.125%。

用“井”做通名的有6例，如金李井、凉水井等，占总数的0.75%。

用“滩”“冲”作通名。所谓的“滩”“冲”，指的是靠近河岸的平原或冲积平原。如杨柳滩、响滩、三岔冲、韩家冲等。用“滩”做通名的有4例，占总数的0.5%；用“冲”做通名的有15例，占总数的1.9%。

用“堰”“坝”“坎”“埂”作通名。这里的“堰”“坝”“坎”“埂”都是指挡水的堤坝。“堰”“坝”指阻挡大型洪峰的堤坝，如千弓堰、杨家坝等。而“坎”“埂”指阻挡田地水流的小型堤坝，如碑记坎、黄泥埂等。用“堰”作通名的有18例，占总数的2.25%；用“坝”作通名的有38例，占总数的4.75%；用“坎”作通名的有2例，占总数的 0.25%；用“埂”作通名的情况有1例，占总数的0.125%。

（二）与地形有关的地名

资中全县都为丘陵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多样，凹凸地形单元相间出现，这在地名上也有清楚的反映。凸地形通常以“山”“峰”“岭”“坡”“岩”“坨”“包”等为通名；凹地形则以“坳”“田”“坪”“弯”“口”等为通名。

用“山”字作通名。所以这里所说的“山”实际是指小丘陵，并非大山或山脉。如重龙山、银山等，在资中县乡镇村的地名中，用“山”作通名的有60例，占总数的7.5%。

用“岩”字作通名。如果地名中有“岩”字，一般表示该地区地形激凸或者该地区有巨大的凸出的岩石。如羊子岩、燕子岩等，这种情况共有10例，占总数的1.25%。

用“峰”“岭”“坡”作通名，如云峰、猫猫岭、雷打坡等。用“峰”作通名的有11例，占总数的1.4%；用“岭”做通名的有四例，占总数的0.5%；用“坡”做通名的共9例，占总数的1.13%。

用“坨”“包”作通名，如牛展坨、大坟包等。“坨”和“包”在这里指的是地面耸立、凸起的部分，即突起耸立的小土堆，类似于北方地名中的“垛”。

用“坨”作通名的有5例，占总数的0.63%；用“包”做通名的只有1例，占总数的0.125%。

用“坳”字作通名，如李古坳、石板坳。这里的“坳”指的是比山沟更宽、更深、更狭长的一种地形。用“坳”作通名的有19例，占总数的2.4%。

用“田”字作通名。这里“田”不再指称用于种植水稻的农业用地，而是指像田一样低洼的地形，如石板田、谷田等。用“田”作通名的有14例，占总数的1.75%。

用“坪”字作通名。“坪”指的是低洼地区相对平坦的场地，如插花坪、松山坪等。用“坪”作通名的有11例，占总数的1.4%。

用“弯”字作通名。“弯”指的是地面上曲折不直的地形，一般用于指称弯曲的沟壑地形。如学堂弯、桐子弯等。用“弯”作通名的有3例，占总数的0.38%。

用“口”字作通名。“口”指的是地面上行人往来通过的地方或关口，如文庙口、蒙溪口等。用“口”作通名的情况有6例，占总数的0.75%。

（三）与经济活动、交通设施有关的地名

经济活动和交通发展是形成村镇的主要原因，许多村镇的名字能充分反映人们建立村镇时的经济状况和交通状况。在资中县，因从事某种生产活动而形成的村镇聚落一般以“场”“街”“坊（房）”“店”“铺”为通名，而与交通设施有关的地名一般以“桥”为通名。具体如下：

用“场”字作通名。“场”就是集市，是人们从事贸易的场所。因此，在资中县地名中见到以“场”字，就表示该地为经济贸易活动区，是该村镇的经济中心。如顺河场、罗泉场等。用“场”作通名的有10例，占总数的1.25%。

用“街”字作通名。“街”也是贸易场所，规模小于“场”，是“场”的一个部分，一般按方位排列。如：水南上街、北街、后街等。用“街”作通名的有16例，占总数的2%。

用“坊（房）”作通名。“坊（房）”一般指由小型的家庭作坊组成的村落。如糖坊、油坊、染房等。用“坊（房）”作通名的有18例，占总数的2.25%。

用“店”“铺”作通名。“店”“铺”在这里指的是小型的经济交易活动区。如茶店、盐店、紫金铺等。用“店”“铺”作通名的有各14例，占总数的3.5%。

用“桥”字作通名。人们喜欢居住在有水的地方，那么桥就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设施，用“桥”作通名的地名也就应运而生，如新桥、张家桥等。用“桥”作通名的情况有30例，占总数的3.75%。

（四）与宗族、封建迷信有关的通名

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同族同姓的人家往往聚居在一起，以便于宗族礼教管理。[3]由此产生了以“门”“堂”“祠”“寨”“家”为通名的姓氏地名。中国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最主要的教派是道教、佛教。因此，中国的地名中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与宗教故事、生活、建筑等相关的地名层出不穷，如“寺”“庙”“庵”“观”“台”等。现结合实例描述如下：

用“门”字作通名。在资中“门”是“门宗”的简称，即宗族。“一门”就是指一个宗族。如：江门、上马门（居住在上游的马姓宗族）等。以“门”为通名的有5例，占总数的0.625%。

用“堂”字作通名。“堂”是举行家族宴会和祖宗祭祀活动的地方。以“堂”为通名的有7例，如：闵堂、三官堂等，占总数的1.4%。

用“祠”字作通名。在资中话中，“祠”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以“祠”为通名的有7例，如：张家祠、雷氏祠等，占总数的1.4%。

用“寨”“家”作通名“寨”和“家”的意思差不多，具体来说就是指同姓同宗族的人聚居的地方。如：蒲寨、许家等。以“寨”为通名的有9例，占总数的1.8%；以“家”为通名的有94例，占总数的11.75%。

用“寺”“庙”“庵”作通名。“寺”是和尚修行、练功、祈愿、生活的地方。在资中有很多地方冠以“寺”名。如：明心寺、甘露寺等。以“寺”为通名的有45例，占总数的5.63%；“庙”和“寺”的意思大致相同，但“寺”主要指和尚生活的地方，而“庙”指人们烧香求神的地方。如：文庙、火神庙等。以“庙”为通名的有29例，占总数的3.63%；“庵”是尼姑修行、练功、生活的地方。如：永福庵、感应庵等。以“庵”为通名的有4例，占总数的0.5%。

用“观”字作通名。“观”是指道观，是道士、道姑们修行生活的地方。如：玄天观、玉皇观等。以“观”为通名的有10例，占总数的1.25%。

用“台”字作通名。“台”是指佛家和道家做法事的地方。如：雨台、龙台。以“台”为通名的有6例，占总数的0.75%。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因水体、地形、交通、经济、宗族、宗教等而得名的地名，并不是单一的，它们有时互相搭配，组合成为“复合地名”，如油坊湾（经济+水体）、邵家坝（姓氏+地形）、刘家庙（姓氏+宗教）等。这类例子，上文已举出不少，此处不再列举。

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中县乡镇村地名的通名，除上述四种情况外，还有其他方式，因篇幅所限，拟另文阐述。

三、资中县乡镇村地名通名的特征

第一，具有客观性和直观性。资中县乡镇村地名的通名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密切相关。这些通名能客观地反映当地水文、山川、土壤及周围景色的特点。通名用字简洁明了，指向性和描述性都很强，容易辨识，十分直观。

第二，实用性强，不过分雅化、洋化。从地名的起源来看，人们命名地名，赋予某一地理实体一个称谓，是为了方便从事各项活动，具有实用性。资中县乡镇村地名通名用字恰当准确，通俗易懂。没有出现“公寓”“城堡”“广场”之类的洋化通名。这反映了当地人实事求是、不附庸风雅、不崇洋的性格。

第三，宗族姓氏通名占有很大比例。跟据高阁元先生的调查，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15%，一般约在30%～50%之间。[4]资中县乡镇村地名通名中，姓氏通名有130例，占总数的15%。这反映了资中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尊重先祖，重视家族的团结和睦。

第四，使用标准的汉语和汉字。资中境内的居民98%为汉族，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士只占2%。[5]因此，资中境内所有地名都使用规范的汉语和汉字，没有使用生僻字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清)刘炯.直隶资州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2]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6(6):18.

[3]刘美娟.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蕴比较[J].浙江社会科学,201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