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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碳排放的好处

降低碳排放的好处范文第1篇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尤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使全球增温[1]。而且很多气象学家都认为一旦变暖的幅度达到2℃,再往上就是一个加速变暖的灾难性过程。因此,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相应世界多国都在发展低碳经济,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选择发展新能源作为推行绿色新政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向,2009年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总额为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开发新能源和节能增效等方面;欧盟把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机会与向低碳经济转型结合起来,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即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在亚洲地区,中日两国资源禀赋类似,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但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虽然中国的历史累计碳排放很低,人均碳排放也一直低于日本,但是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很大,碳排放强度也很高。此外,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09年的资料显示,中日两国均为高化石能源国家,中日两国化石能源依存度分别高达87%和83%,但日本的单位GDP的能耗却远远低于中国[2-3]。因此,通过对中日两国碳排放比较分析与研究,对于中国制定碳减排政策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日两国碳排放比较研究

1.碳排放的分析数据来源

当前碳排放可以通过诸多方法确定,主要包括宏观模型、直接测量、计算和估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人们对于每一种方法的准确性、价值和适用性的了解也在增加。总体来说,有关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涉及3个对象: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以及两个研究层面:一是纵向的按时间序列分解,分析碳排放的历年数据,研究某个国家经济发展伴随的碳排放增长过程。二是横向的按国家和地区分解,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现状以及其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因子。笔者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实验室(ORNL),日本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公布的碳排放年度报告等。

2.碳排放的分析方法研究

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及碳排放的时间序列主要采用两种分析方法:

(1)Kaya公式分析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会受到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技术水平的制约。由日本学者Kaya提出的计算生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的Kaya公式:排放量=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由公式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是该地区人口总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连乘积,人口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是影响碳排放的4个基本因素。人口规模受历史因素、生育政策和育龄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则是产业结构和成员装备技术水平的函数。通过Kaya公式分析法,可以根据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数据,衡量碳排放的总量和各个要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大小。

(2)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分析。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其环境污染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即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后,随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总体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最初有关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研究主要针对二氧化硫、粉尘、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对于二氧化碳的分析。林伯强(2009)基于国家水平的宏观数据,依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方法,预测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于2020年出现拐点[4]。对于中国而言,其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人均GDP逐年上升,同时其碳排放总量也在上升。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U形的前半部分,说明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碳排放增长的速度,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碳排放强度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对于日本而言,其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GDP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这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碳排放的研究是可行的。在2007—2009年期间,日本的碳排放持续下降。虽然这与全球经济危机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总体趋势看,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已经很明显。

3.中日碳排放总量比较分析

碳排放总量是一个国家在单位时间内所产生和排放的碳总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碳排放多少的重要数据。有些统计机构使用的数据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数据,笔者所采用的数据均是碳排放数据。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和发展水泥工业生产,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已达19.2亿t,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在世界排名还是第十位,但在1970—2009年的将近40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增长[5]。虽然近期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从图2可看出,中国碳排放总量上升的幅度仍很明显。但对于日本而言,其碳排放量发展状况应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特别是1950—1973年,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能源加速使用的时期,其碳排放量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在持续增长。在此后的期间,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经济平稳增长但物理扩张十分有限,碳排放已趋于饱和,其碳排放总量几乎保持不变。

4.中日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强度比较分析

人均碳排放是一个国家按照当年人口总量平均每人的碳排放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倍,人均碳排放量也在增加,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1.32t碳/人,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27t碳/人。而在2009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更高,达到了1.52t碳/人。据联合国能源交易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煤(1.84亿t/年)和液化石油气(1320万t/年)的进口国,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1.91亿t/年)和天然气的进口国。2008年日本人均碳排放为2.59t/人,2009年日本人均碳排放为2.28t/人,下降幅度很明显,但其人均碳排放还是远远高于中国人均碳排放(图3)。碳排放强度是指一个国家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一般情况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强度指标是随着时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的。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的碳排放强度也随着时间逐渐下降。在1978—2009年期间,日本的碳排放强度由2.79t/万美元下降到0.57t/万美元,即日本2009年的碳排放强度仅占1978年的20%。与此同时,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由26.91t/万美元下降到4.08t/万美元,即中国2009年的碳排放强度仅占1978年的15%,其下降的幅度比日本还要大。但从碳排放强度的具体数据来看,日本的碳排放强度仍比中国低很多,比如,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是日本的7倍多,而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与1978年日本的碳排放强度相比,仍要高出将近50%。由此可见,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与日本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p#分页标题#e#

5.中日能源结构比较分析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其中,2009年中国的一次能源生产量为27.46亿t标准煤,原煤所占的比重高达77.3%;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0.66亿t标准煤,煤炭所占的比重为70.4%,石油为17.9%,天然气、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所占比重为11.7%;而在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只占27.8%,石油为36.4%,天然气、水电、核电等占35.8%[6]。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造成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历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石油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与煤炭和石油相比,碳排放量较低的天然气使用量很少。但近年来碳排放几乎为零的水电、核电和风电的比例有所增加,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日本与中国相比,在能源结构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中国相似之处是,日本水电、地热等新能源(不包括核能)所占的比重也是10%左右;存在的差异很多,其中日本煤炭所占的比重只占所有能源总量的20%多,而天然气的比重与煤炭持平或略多,也占了20%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核能使用所占的比重接近了所有能源总比重,占到了1/3。日本于2009年5月公布了《2008年能源白皮书》,提出了应将日本的能源消费结构从以石油为主转变为以太阳能和核能等非化石燃料为主。该白皮书认为,全球石油消费需求因经济衰退而减少,这只是短期现象。日本应该做好准备,应对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而再次出现的油价急升,打造不容易受原油价格变化影响的经济结构。同时建议,日本应加强对资源国的投资,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并应在节能、开发新能源、加强核电等方面从长远着眼,积极推进。近10年以来,日本的核能发电站设备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利用率。但自从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的事故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对核电站的使用开始普遍持反对态度,政府迫于压力也关闭了大多数在运行中的核电站,开始大规模的设备检查。综上所述,中国的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比日本低很多。虽然现阶段发展核能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发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势在必行。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和低碳环保的目标,中国应该努力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尽可能降低煤炭等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促进能源供应的多样化。

二、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启示

1.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作出贡献。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该讲话集中阐述了日本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明确了205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80%的减排目标,提出了拟推行的部分减排措施,表明了日本引领世界低碳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勾勒出日本构筑低碳社会的远景和蓝图,因此被人们称为构建低碳社会的“福田蓝图”[7]。而中国方面,总理也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2.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在中国开发低碳经济必将带来较多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①有助于节约能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从而巩固中国能源的安全。②有助于缓解当地污染物的排放,并保护其环境的完整性,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会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从而间接地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③有助于缓解中国面临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确保发挥后发优势,以及在未来社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④有助于推动和发展先进技术的创新,提高技术的整体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增加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⑤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并且促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实现。

3.中国应完善相关的低碳经济

法律体系日本是低碳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日本专门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并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分类别制定了《绿色采购法》和《家用电器回收法》等。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单独提出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中国的低碳经济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完善,需要尽快建立一整套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约束和规范中国低碳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降低碳排放的好处范文第2篇

Abstract:The low-carbon economy will compete for the right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hat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the scramble for resources. Who controls the zero-carbon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will occupy a high status of low-carbon economy. So removing doubts from low-carbon economy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following three inequalities: First, low-carbon economy ≠"three Lows" economy; second, low-carbon economy ≠ "low consumption" economy; third, low-carbon economy ≠ "inefficient" economy.

关键词:低碳经济;“三低”经济;“低消”经济;“低效”经济;碳生产率

Key words:low-carbon economy;"three lows" economy;"low consumption" economy;"inefficient" economy;carbon productivity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3-0003-02

0引言

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专家、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国际性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这对低碳经济概念留下了阐述的空间。有的人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1];有的人认为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2];有的人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包括“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内容[3],足见,低碳经济外延的概括与内涵的描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难以形成对低碳经济概念定义的共识,那就不如从低碳经济释疑的角度来澄清对低碳经济的几种误解。

1低碳经济≠“三低”经济

“三低”是低消耗、低能耗、低污染的简称。“三低”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低碳经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1.1 低碳经济和“三低”经济既不是对等的范畴,也不是对应的范畴“三低”经济是相对于“三高”经济而言的,即低消耗、低能耗、低污染是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对称。无论是从社会宏观的角度,还是从企业微观的角度,只要在原有单位产品的基础上降低能耗、降低消耗、降低污染,都可以称之为“三低”经济。降低能耗、降低消耗、降低污染对于社会、对于企业来说,是没有止境的,故“三低”是越低越好。

低碳经济一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重化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大量地消耗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开采与利用使地壳中沉积的碳迅速流向大气,带来气候的变化,甚至引发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这种靠高排放CO2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状况,便是“高碳经济”。在化石能源中,按折合成每吨标准煤的能量计算,煤炭消耗排放的CO2居首位,比石油多30%,比天然气多70%[4]。如果一国(地区)能源消耗中以煤炭消耗为主,那就是最为典型的“高碳”经济。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单位CDP中CO2的排放强度很高,致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碳”特征犹为明显,变“高碳”经济发展为“低碳”经济发展任重道远。低碳经济正是针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高碳”经济而问世的概念。

低碳经济二是相对于CO2排放空间而言的,是相对于CO2的排放空间而言的。大气对CO2的排放量有一个“容忍度”,超过“度”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性气候,在“度”以下,人与自然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低碳经济强调“碳排放”必须实现CO2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在CO2排放额度内,它不可能消除CO2的排放。

1.2“低碳”和“三低”虽都强调“低”,但“低”的内涵并不一致“低碳”的“低”指向具有唯一性,仅指低CO2的排放,强调低“碳排放”。“三低”“低”的指向具有多样性,既指低消耗,又指低能耗,还指低污染,每一种“低”的后面都有丰富的内涵,“三低”包含降低CO2的排放,但不局限于碳减排。譬如说低污染,除了碳污染之外,还有二氧化硫污染、COD(化学需氧量)污染,还有水污染,还有粉尘污染、甚至毒垃圾等。

“低碳”和“三低”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不能反过来说“三低”与“低碳”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在经济总量不变或经济总量增加的前提下,“低碳”肯定会带来“三低”,低碳经济必然是三低经济;在经济总量不变,,特别是在经济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三低”的结果不一定是“低碳”,三低经济不一定是低碳经济,甚至有可能仍然跳不出高碳经济的圈子。如我国2006~2008年单位GDP能耗下降10.1%,SO2排放总量下降8.95%,少排放CO2的7.5吨[5]。即使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也不能说我国是低碳经济发展。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尚无一个国家进入“低碳”发展行列。

“低碳”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CO2气体排放后进入大气层后可以超越国家的范围,碳排放影响气候的变化是全球性的,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需要国际合作,需要有全球共同的“低碳”目标,另一方面,“低碳”框架一旦形成,人们将会由争夺有形的、有限的矿产资源,转向争夺无形的、有限的碳排放权。而“三低”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企业的概念、它的主体非常明确。

2低碳经济≠“低消”经济

“低消”为降低消费之意,“低消”经济乃降低消费水平之意。“限消”为限制消费之意。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经济之路,并不是降低人们的消费水平,并不是限制人们的消费,更不是要人们回到农耕时代,不开车,不用空调,不住大房子,不坐飞机,不食肉……

2.1 低碳经济和“低消”、“限消”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低消”、“限消”经济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单一的经济,它仅仅局限于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消费,是消费经济的一种现象,即降低人们目前或今后的消费水平,限制人们的某些消费行为,限制人们的某些购买欲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行政手段降低、限制人们的消费既困难,又会带来后遗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法律禁止的消费行为,如“黄、毒、赌”消费,走私品、销脏品消费等禁止消费,合法的消费都不会被限制,而且随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只会提高,不会降低。

低碳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系统的一种经济,它涉及到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侧重点在生产领域,特别在新能源的革命领域,以零碳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利用为主体,以甲烷的回收利用、HFC23焚烧、CO2的收集储存、氧化亚氦的分解技术等的研发为载体,尽量减少碳排放。

2.2 低碳经济鼓励扩大需求,但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低碳经济不是低速经济。低碳经济是降低单位GDP的碳强度,降低大气中CO2的浓度,并将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低碳经济是提高碳效率,是提高单位碳排放的劳动生产率;低碳经济不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不是低成本能源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碳效率控制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低碳经济是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故低碳经济仍然是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不断提高与不断改善的经济,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发展的经济。

生产决定消费,在短缺经济时代尤显突出,消费对生产从来不是消极的,在一定情况下也决定生产,特别是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引导生产的作用更为明显。鼓励扩大需求,亦即发展经济。低碳经济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要将碳排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鼓励扩大消费的同时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改变不良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如住、行、衣、食的“面子消费”,如随处可见塑料袋的“便利消费”,如生活品的“一次性消费”等消费文化要破除,形成低碳意识,倡导低碳文化,培养节能减排的消费风尚。

2.3 低碳经济并不绝对排斥生产资料消费中的高能耗、高消耗产业及产品低碳经济既不是“限消经济”,也不是“低消经济”,更不是走“回头路”的消费经济。低碳经济并不改变产业的多样性,相反会引起产业的变革,出现新的产业,但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能源消耗并不相同,原材料消耗并不相同,即生产资料的消费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不仅存在差异性,而且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低碳经济无法改变这种生产“消费”的差异性,如重化工业的能耗、消耗无疑高于其它产业,低碳经济一方面并不是取消这些高能耗、高消耗的产业及产品,而是强调在所有的产业及产品中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效率;另一方面支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从产业升级中要碳效率。

3低碳经济≠“低效”经济

所谓“低效“经济,指发展低碳经济,开发零碳和低碳能源技术等支付成本太高,使经济效益大大降低。把低碳经济看成是低效益经济。

3.1 低碳经济不能靠“市场换技术“走所谓低成本之路发展低碳经济不能象发展制造业那样“拿市场换技术”,用消费市场换技术是不需支付有形成本的,因此,可以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创造相对的“高效”。发展低碳经济不可能再走制造业的老路,失去市场换不来技术,没有技术,没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效,最终只能是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打工”。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发展低碳技术,而且要控制低碳市场,从战略高度重视零碳和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应停留在眼前利益上对待“低碳”,更不能形成对国外的“低碳技术依赖”。低碳技术是一个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6],靠引进低碳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受制于人的经济,又是处于低碳经济末端的经济,更是真正效益低下的经济,战略价值丧失的经济。

3.2 低碳经济的效益由碳生产率的竞争力和碳交易效益及碳补偿决定低碳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力。碳生产率的竞争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能源的效率。通过低碳技术,提高单位能源的服务效率,使能源效益提高;二是降低CO2的排放强度。通过低碳技术及低碳生活,提高单位CO2排放的效率,使单位CO2创造更多的GDP,更绿色的GDP;三是降低大气中碳浓度。通过低碳技术及低碳生活,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水平上,[7]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碳效益是无法衡量的。可见,碳生产率的竞争力直接决定低碳经济的效益。

低碳经济把CO2的排放权当作商品一样交易,故称之为碳交易,国家(地区)之间可以进行碳交易,企业之间也可以进行碳交易。碳效易把自从开天地以来与企业无关的气候变化,纳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之中,由此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8],改变了企业的收益结构,效益结构。企业的效益不仅由碳生产率决定,而且是碳生产率的效益±碳交易费用-碳补偿费用之和。企业碳排放量不够,就得在碳效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其企业的收益就应扣除购买碳排放权支付的费用;反之,由于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利用,碳排放权有节余,就可以在碳交易市场出让碳排放权,其企业的收益就应加上出让碳排放权的收入。另外,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按排放的CO2进行补偿制,即排放多少CO2,就对这种行为作相应的补偿,排放的多,补偿就多,即所谓碳补偿。人类社会对碳排放负责,不仅是法人的社会责任,也是自然人的社会责任,故企业的效益还要考虑碳补偿的费用。如果企业研发与运用的低碳技术能使其走低碳经济之路,那么,它不仅可以抢占碳生产率的制高点,形成丰厚的碳效益,而且还可以获取出让碳排放权的收入,更可以将碳补偿费降低到最少的程度。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同时是一种高效经济,是一种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参考文献:

[1][2]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9,(5):44.

[3][5]冯之浚,牛文元.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9,(8):13,16.

[4]金起文,于海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选择[J].中国国情国力,2009,(10):7.

[6]章玉贵.低碳经济,别想“拿市场换技术”[N].环球时报,2009.12.23(15).

降低碳排放的好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金融工具;托管经营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87-04

1 碳金融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1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carbon finance)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一项重大金融创新。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基于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目前,关于碳金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世界银行(2006)对碳金融的定义是: 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拉巴特(Labatt)和怀特(White)的定义是目前最为全面的概括性界定:①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②碳金融是探讨与碳限制经济领域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③碳金融科学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基于碳市场的金融工具,用于转移碳排放导致的环境风险,并促进人类完成环境保护目标。张传国、陈晓庆(2011)则将碳金融定义进一步归纳为:近十年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旨在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从实质上看,碳金融就是以金融方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的核心是碳排放权。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包括: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实施机制(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使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品,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士敦士登、冰岛和挪威等国家,超过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先后成立了专业交易所。近年来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基于碳交易的期货产品、期权产品及掉期产品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2011年全球碳市场达到1070亿欧元。2012 年世界银行估计交易额是 1500亿美元将超过石油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一种发展趋势已初现端倪,即未来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贸易摩擦、汇率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与碳市场联系起来,碳资产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

碳金融源于碳交易,但是,碳金融和碳交易并非完全一致。碳金融业务大体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融资支持,通过成立各种碳基金或环保基金,或直接贷款支持相关的产业;二是围绕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各种融资、产品创新以及其他金融服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初步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Garcia(加西亚)和 Roberts(罗伯茨)(2008)将碳金融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服务两种新型“商品”的交易市场——基于配额的市场(限量—交易机制)和基于项目的市场(基准—信用机制);第二,碳金融与投资密切相关,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政府基金,投资都是碳金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三,碳金融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评估生产能力的标准,从而影响他们在碳市场上的投资和交易选择。

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爆发性增长,碳金融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参与者,不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碳金融业务当中,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也积极加入其中,不但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间接或直接融资服务支持,同时日益活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

1.2 中国碳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碳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几乎概括了碳交易市场的全部内容。但在我国,碳金融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其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为低碳项目的绿色贷款和与CDM项目相关的投融资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由于在中国降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边际成本优势,开发基于市场机制的碳减排项目CDM便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碳金融活动的重要途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 CER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纷纷进入中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主要业务是向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但是,国内碳金融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要求。

(1)碳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不高。国内金融机构涉足碳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为低碳排放项目提供信贷融资,即“绿色金融”。中国基于项目的 CDM 等融资方式要依赖传统银行业的支持,由于 CDM项目流程烦琐,交易规则复杂,项目周期较长,又涉及较多风险因素,使得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都持谨慎态度。低碳项目技术含量高,要转化为可核减认证的项目需要时间和资金的大量投入、转化成本高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许多有意愿参与低碳经济的企业设置了准入壁垒。

(2)碳交易的范围狭窄,业务类型比较单一。目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下的一级CDM 项目市场。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金融创新还很少,也少有涉及二级CDM 项目市场交易。

(3)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因节能减排初期投入巨大,未来收益既滞后又不确定,严重影响当期实际利润,即使获得了政府的补贴或减税优惠,短期行为的微观主体很难积极主动发展低碳项目。

(4)由于国内没有健全的碳交易体系,碳金融功能无法实现。国际经验表明,自愿减排市场是不成功的。企业自愿减排的社会责任往往要让位于自身的生存发展。虽然我国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建立地区性碳交易平台,但实行的是自愿减排交易机制而非总量控制的强制减排,导致需求不足,交易稀少。因此,其价格发现、交易融资、资源配置及节能减排作用有限。

低碳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企业,但现实中,企业首先面临着减排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资金和技术的两大瓶颈。中国拥有巨大碳减排空间,但是碳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其中,突出问题之一是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融资存在困难,碳交易需求不足。从长远来看,加快建立中国本土强制减排市场交易机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节能减排激励问题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之前,建议通过探索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创新,鼓励加快清洁能源减排技术的创新研发,减低企业“低碳生产”(碳减排)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节能减排之中,最终推动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探索性地提出通过发展碳金融托管业务,作为解决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融资存在困难的选择之一。

2 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

顾名思义,碳金融托管经营是以降低碳消耗为直接目标,通过高碳耗企业签订合同,运用低碳技术对其进行改造,达到减低受托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并使托管企业获得相应收益的制度创新。

碳金融托管与合同能源管理既有其相通的方面,也有它的特殊性与适用性。相同的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以开发和运用低碳技术为直接手段,达到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托管不仅运用金融手段开展投融资业务,更重要的是碳金融托管要降低被托管企业的碳消耗水平并有效地提高被托管企业的经营业绩。此外,由于合同能源管理主要适用于规模大、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而广大的中小规模企业、生产企业很难得到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的垂青。本文提出的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是一种新的既适合于碳耗高、效益不好的生产企业,也能够在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型企业有所作为的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

合同能源管理实质是一种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合同能源管理投入低碳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所需的费用,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与服务对象在未来的节能收益上的利益分成,获得企业的投资收益。碳金融托管则包括专门从事低碳技术贷款和开展证券化业务的碳金融机构和实施具体托管业务的企业。从事低碳技术贷款和开展证券化业务的碳金融机构也可以设立专门直接从事托管业务的部门,承担具体托管业务。

无论是碳金融企业,还是直接从事托管业务的公司,开展碳金融托管业务要承担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自主研发或购买他人技术成果等途径获得低碳技术。二是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必须明确的是,在托管经营模式下,被托管企业的投资者成为一个不参与管理、不干预经营、在托管企业结束或特定阶段分享托管经营成果的形式股东。托管企业有权按照托管合同的要求,使用被托管企业的资产、资金和人员,并有权处置被托管企业的资产、设备。托管企业是否有权处置被托管企业的核心资产应该在托管合同中详细说明,必须避免因托管企业处置被托管企业的核心资产而导致其核心竞争力的降低。

3 低碳技术的赢利途径

低碳经济领域良好的赢利前景已经改变了银行家、企业家、政府及机构组织在环境问题方面的思维定式。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是被视作新的机遇。

碳金融托管经营的直接目标是减少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很多企业都在发展低碳技术方面获得巨额收益。但从发展低碳技术的角度,碳金融托管经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标。

(1)减少碳排放、节约能约消耗方面的支出。石油化工、煤炭、钢铁、水泥、冶金、炼焦等行业都是传统的高碳行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碳行业降低能耗的潜力巨大。例如太钢通过技术研发和工艺创新,每吨钢的能耗从1000千克降低到500~600千克的水平,节能减排项目每年可增加产值16.7亿元。

(2)减少碳排放,绕开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壁垒。为了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借口保护人民健康,设置了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碳关税等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实质是贸易保护。有研究人员测算如果碳关税定在30美元/吨碳,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减少1.7%。如果定在60美元/吨碳,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减少2.6%。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做法,但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步伐。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量,才能绕过发达国家设立的碳关税壁垒。

(3)减少碳排放量,参与碳交易,获得碳交易收入。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通过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发达低碳技术,获得碳交易收入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产业,也是很多企业的新的收入来源。2009年湖南皂市水电CDM项目通过联合国鉴定,每年减少30万吨碳排放,企业每年可以获得2000多万元的碳交易收入。所以,在碳交易制度下,中国高碳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也可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会。

从碳金融托管业务的角度,企业和科研院所可以通过低碳技术的研发,从上文所阐述的三个途径获得高额收益。这就为专门的低碳技术研发者提供了成长空间。从技术研发的角度,这些研发者成为低碳技术的专业性提供者。从碳金融的角度,社会需要碳金融机构为研发低碳技术和采用低碳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4 托管业务的赢利途径

碳金融的托管业务主要通过与技术落后的高碳企业签订托管获得,利用自主研发和采购获得的低碳技术对被托管企业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碳消耗水平,获得碳交易、市场扩大和相应的经营杠杆收入。其主要赢利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低碳技术的经营收入。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更是企业扩大销售、占有市场的通行证。取得市场需要的技术就可以达到一本万利和一劳永逸的目的。

在技术交易市场发育完全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购买适宜技术等方式获得对相关技术的使用权和处置权。通过碳金融托管措施,托管企业可以尽快取得低碳技术的研发成果。通过低碳技术交易,托管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托管企业还可以通过制定低碳设备的技术标准,获得技术研发的诸如许可证、会费等高端利益。

(2)获得减少碳排放的相关收入。通过碳金融托管模式,托管企业可以用先进的低碳技术改造中国的高碳企业。通过减少碳排放,降低被托管企业的能源消耗支出,从被托管企业的赢利分层中获得收入;通过托管行为,降低被托管企业的碳消耗水平,参与国内和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从被托管企业转让碳排放指标获得利益分成。

(3)低碳技术使用获得的扩大销售收入分成。发展碳金融及相关托管业务的直接目的之一是为了绕开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和碳关税壁垒。碳金融的主要职能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运用,而碳金融的托管业务则更进一步包括用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企业和通过托管企业的融资活动和管理创新,促进原有的高碳企业降低碳排放量、维持和扩大销售。碳金融托管企业可以从被托管企业扩大销售的利润分成获得相应利益。

(4)低碳技术使用获得的杠杆收入分成。市场经济不仅是交换经济,更是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安排可以使投资者利用新信用和融资杠杆获得高额的杠杆收入。具有实力的托管企业可以通过发债、贷款、Pre IPO和直接上市获得丰厚的杠杆收入。

5 政策建议

碳金融托管经营是以低碳技术为媒介,通过各种碳金融工具,对高碳企业进行工艺改造和技术升级,减少碳排放,绕开发达国家以碳关税形式存在的贸易壁垒,达到减少能源费用支出、绕开贸易壁垒的目的。因此,碳金融托管是一个既包括碳金融业务,又包括托管业务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贯彻未雨绸缪和统筹规划的原则,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碳金融托管经营的高速和健康的发展。

(1)按照金融业发展的原则与规范,积极推动碳金融产业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惠及全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发展低碳经济必然有与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相一致的要求。尽管传统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一部分要求,如果以传统的金融机构越俎代庖,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问题。碳金融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必须按照金融业发展的原则与规范,积极推动碳金融产业的发展,并通过碳金融体系支持对高碳企业的托管。

(2)发展低碳技术的证券化业务,促进中国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发展低碳技术的关键在于研发适宜的低碳技术,研发适宜的低碳技术则有赖于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消除技术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通过低碳技术研发的证券化措施,可以筹集技术研发所需的资金、分散技术研发过程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具有风险投资性质的证券业务,可以刺激社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力度与兴趣。

(3)加速中国的碳交易系统建设。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市场的有效运行。要让碳排放这种稀缺的资源体现出其真实的价值,必须要有一个信息公开透明、交易活跃的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的碳交易和碳关税具有限制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特点,但发展低碳经济、过低碳生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碳交易体系是鼓励和敦促中国企业、研究机构发展低碳技术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尽管中国已经在碳交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地来说,中国的碳交易体系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低碳法律规范和碳交易体系,鼓励低碳技术创新者通过碳交易获得高端利益,加大推动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4)对碳金融托管业务实现政策倾斜,支持托管公司开展低碳技术的Pre IPO和直接上市等杠杆业务。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研发和采用低碳技术以及支持低碳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是降低碳消耗和碳排放的关键措施。通过托管企业发展Pre IPO业务,直接上市可以使托管企业获得高端利益,激励更多的托管企业通过研发和孵化低碳技术、用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产业、对缺乏创新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实现低碳化托管经营,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开展对托管企业低碳项目融资租赁业务。托管企业在低碳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购买昂贵的低碳设备,如风力发电机、水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机等。商业银行可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为相关企业提供设备,企业则通过出售CERs或低碳产品向银行支付租金。通过这种方式,可帮助企业解决低碳化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

(6)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碳信用评级机构。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认证机构,以满足将来庞大的市场需求。在当前 CDM 机制下,主要认证机构都是来自于欧洲。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在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之前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相应的,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措施,如合规范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于企业的碳信用进行认证、登记和备案,作为税收优惠、贷款、未来碳配额分配和排放权交易等的依据。

参考文献:

[1]索尼亚·拉巴特,罗德尼R.怀特.碳金融——减排良方还是金融陷阱[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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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J].中国金融,2009(24):51-52.

[4]黄斌,吕斌.低碳视角的城市空间形态优化路径研究[J].中国市场,2013(4).

降低碳排放的好处范文第4篇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29;X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3-0106-05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危害未来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以解决后京都时代国际社会法定减排问题为目的而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丹麦,2009)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得2012年后全球碳减排问题可能遭遇法律真空,将为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提供充足的理由。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发现,中国2006年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中国政府自愿积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已于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晰量化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由此看来无论从外部压力还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重庆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最大的中央直辖市,也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担负着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的历史重任。所以测度重庆碳排放量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挖掘重庆降低碳排放的空间和方向,为重庆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基础性研究,有利于重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示范样板。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王中英(2006)、杜婷婷(2007)等采用库茨涅茨曲线(EKC)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遵循倒“U”曲线关系、“N”型关系;朱永彬(2009)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基础上进行改进,从理论上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5,以上研究侧重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碳排放机理方面:徐国泉(2006)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得出能源效率对我抑制我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碳排放量增长;林伯强(2007)等该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尤其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哪怕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田志勇(2009)等运用信息熵理论,测算出在以各类能源探明储量为关键指标的前提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占优能源消费结构的结论,并提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清洁利用问题研究;Lenung D Y C(2000)等对香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定量化分析,显示煤是二氧化碳的最主要来源;王铮(2008)等对全国各省区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在省级尺度上对中国碳排放进行对比,发现碳排放较高的省份集中在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地区,也就是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张健(2009)等研究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并得出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桑缓解间接碳税对我国能源行业的影响的结论;顾朝林(2009)等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进展并强调了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填补了我国控制碳排放制度设计的空白。然而专门针对政府发展规划的具体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省级行政区碳排放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帅通(2009)和赵敏(2009)等对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情况做过研究。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测度重庆市1998―2008年碳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碳排放量测度及趋势

(一)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采用《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2.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3.计算碳排放时统计年鉴只分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四大类,本文测算碳排放时采用了各类能源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这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次优选择,由于本文侧重于研究年度变化趋势,故可以忽略此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并结合重庆市统计数据的特点,采用以下方法计算碳排放量:A=∑Ck×Ik

式中A为碳排放量,单位104t;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104t标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104t)/(104t标煤);k为能源种类,取11类。重庆市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碳排放强度表示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GDP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比较,所以需要采用GDP可比价。计算方法:1998―2008年的GDP以1990年作为价格基准年,即将各年度GDP通过价格指数转化为价格基准年可比价。我国并没有公布正式的GDP价格平减指数,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测算。根据重庆市公布的数据,文中价格指数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商品销售价格总指数的平均值。

(二)碳排放量变动趋势

近十年来重庆市碳排放量随GDP的增长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1.337×107t增长到2008年的3.202×107t,年均增长率为8.26%。图一显示碳排放量与GDP增长趋势相同,2003年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速率明显加快,2006年后增长速率开始有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节能 减排政策相符合。作为衡量单位GDP碳排放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十年来总体下降,从1998年的2.051/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下降了26.83%,平均年下降率2.88%。如果要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藏排40%的最低目标,重庆必须在现有下降速率的基础上提高20.14%。何建坤等(2004)的研究认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比较发现,1998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GDP的增长率11.36%,远不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图一也显示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

三、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碳排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分为自然碳排放系统和人为碳排放系统,本文主要研究人为碳排放系统。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多,如科技进步、国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资源丰富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碳排放量,但归纳起来所有因素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这几个方面对重庆碳排放量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推动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是经济增长首先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碳排放量的增长。这个传导过程成立的条件是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能源结构基本稳定且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重庆经济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许秀川等,2008)。一般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总量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本文借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测算了对应的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或者接近1,发达国家能源弹性系数小于或者接近0.5,表示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对能源消费增长影响显著(王中英,2006)。按照同样的思路,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也有相同的测量意义,图二显示重庆市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基本同步变动,且基本都在0.5以上,十年来平均分别为0.76和0.79,表明经济增长对重庆碳排放量起促进作用,不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消费密度不同,如能源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且上升较快(史丹,1999),在能源结构和技术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碳排放量就会上升较快。

图三演示了重庆市1998―2008年各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的变化情况。第一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0.9%下降到2008的11.3%,下降了9.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40.3%波浪上升到2006年的45.3%后,急速下降到2008年的41%;第二产业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38.8%上升到2008年的47.7%,上升了8.9个百分点。分析表明,近十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上属于一二产业之间的互相替换,也就是在GDP构成当中第一产业减少份额基本被第二产业增加份额所替代,而第三产业比重基本没有改变。以2008年为例,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倍,第三产业的4倍,并且第二产业是能源构成中以高碳排放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碳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并且从变动趋势来说,产业结构向更不利于减少碳排放强度的方向发展。

(三)能源结构

近十年来重庆碳排放量成指数增长,且总碳排放量和煤类能源碳排放量高度相关(见图四),1998年到2008年间煤类能源碳排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0%以上,而天然气和油料能源的碳排放量也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最近10年间重庆能源碳排放量的构成基本没有改变。

平均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于一种能源本身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不会改变,当低碳能源所占比例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下降,反之亦然,能够体现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1998年到2008年平均碳排放系数最高年份为0.639104t/104t标煤,最低年份为0.617104t/104t标煤,且围绕0.628104t/104t标煤的均线成上下波动趋势(见图四)。

同时,尽管重庆能源消费总量从1998年的2119.46104t标煤,增长到了2008年的5091.52104t标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29%,略低于GDP增长速度,但是图五显示的能源消费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尤其是高碳排放煤类能源的比例基本维持在65%的比例,清洁能源如电力维持在10%左右,这与上面碳排放量构成分析完全一直。由此可知,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有积极影响。

(四)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也称能源消耗强度一般采用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来表示,即e=E/r,其中e表示能源效率,E表示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在能源消费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徐国泉等(2006)研究表明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能源效率的提高。借鉴孙海等(2009)对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分解方法,本文也将能源消耗强度分解成产效率份额。运用附件中公式(2)和(3)可计算得出十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市总体能源效率贡献度为-32.57%,三产业效率份额对总体能源效率份额贡献度为132.57%。图六是重庆市1998―2008年社会生产总值和各产业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的变化图,显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变化是导致总体能源效率变化的关键原因,公式测算出二产业效率改进对产业效率改进贡献率达到102.2%,表明重庆市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是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对抑制碳排放的贡献率要么为负,要么基本为零,可以得出1998―2008年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的关键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第一,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碳排放总量增长趋势不变。碳排放强度整体成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26.83%,年均年下降率为2.88%。在过去10年中重庆市碳排放量以年均8.26%速度递增,略小于以基准年可比价衡量的年均GDP增长率11.36%。图一显示,尽管增长率有减缓的迹象,但短期内碳排放绝对增长趋势不会改变;第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碳排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平均分别为O.76和0.79,远大于倒“U”型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朱永彬,2009),表明经济增长促进重庆碳排放量增长趋势短期不会改变。产业结构中一产业下降了9.6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增加了8.9个百分点,占92.7%,而二产业的能耗强度是一产业的3.05倍,低能耗产业结构向高能耗产业结构转变,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第三,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影响很小,能源效率改进是重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从能源结构比例图(见图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煤类能源、油料能源、天然气能源和电力能源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并且高碳排放的煤炭能源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反应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见图四)上来看,十年来重庆市能源平均碳排放系数基本处在0.628104t/104t标煤的水平,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的影响很小。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对抑制碳排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重庆市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这是重庆市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尤其是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

降低碳排放的好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城市 低碳发展 定位 路径

一、引言

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人口、工业、交通、建筑相对集中的城镇地区,城市的不断膨胀带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激增,“低碳城市”这一概念正是在低碳经济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低碳城市的内涵,夏堃堡(2008)认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城市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姚为克(2008)认为低碳城市的核心是经济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建设低碳城市。张换波(2010)概括出低碳城市是市政府以低碳理念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管理措施推动,以低碳技术和创意为基础,以能源生产和使用为主要对象,由公众广泛参与,通过发展当地经济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为全球碳排放减少作出贡献的城市发展活动。

关于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付允等(2008)提出主要分为四个系统:一是能源低碳,主要提倡减少煤炭使用,充分利用各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二是经济低碳,主要优化产业结构,严格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三是社会低碳,主要通过调整交通战略和空间战略来促使人们养成依赖步行、自行车及公共交通的绿色交通方式,同时改变以往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四是技术低碳,主要是通过发展二氧化碳捕捉以及清洁能源开发等技术来作为发展低碳城市的支撑体系。

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来讲,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引导低碳消费,形成低碳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低碳发展的机制

一是产业政策引导,构建低碳产业政策工作协调机制、低碳产业发展联动机制、低碳产业发展引导规范机制、低碳产业投入稳步增长机制等,有效配置低碳产业资源,重点发展节能减排产业;保护幼小低碳产业成长;减少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震荡,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技术创新激励,形成良好的低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构建低碳能源替代机制、企业自主研发与应用低碳能源技术的政策导向机制、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采购机制,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

三是低碳标志约束,给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到使用和废弃全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低于国家标准的产品发放低碳标志,增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感,引导企业努力生产低碳排放型产品,诱导消费者积极选购“低碳商品”。

四是废物回收强化,构建城乡一体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废物处理产业化运作机制、城市废物管理市场化运行机制、废物处理投入多元化机制。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五是低碳理念培育,“低碳”理念要贯穿于城市制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即在政府的规划、政策和制度的推动下,以引进和发展低碳技术为核心,研发低碳产品、生产低碳能源,全社会广泛参与,推行低碳文化,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武汉市低碳发展定位

1、武汉市碳排放现状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武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620.18亿元,比上年增长13.7%,三次产业比重为3.2∶46.4∶50.4,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2009年,武汉市单位GDP能耗1.11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6.04%。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1.59吨标准煤,下降18.6%。通过测算,2009年武汉市能耗为5128.4万吨,碳排放量约为13333.84万吨,万元GDP碳排放为2.89吨。

若要实现武汉市2020年碳强度下降40%和45%,即万元GDP碳排放分别为2.12吨和1.94吨,则武汉市碳强度年递减率必须达到3.35%和3.9%。通过测算,2008年武汉市单位GDP能耗下降6.2%,2009年下降6.04%,若武汉市碳强度从2005年开始保持6%的递减率,那么到2015年武汉市的碳强度为1.905吨/万元,2020年碳强度为1.398吨/万元,即实现了2015年比2005年下降46%,2020年比2005年下降60%,该数据远远高于国家提出的40%~45%减排目标。但是,在“十一五”期间碳强度递减率实现6%的基础上,“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由于基数变小,减排难度会更大,而且武汉市作为以重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为支柱的特大城市,工业化不断向纵深推进,人们消费水平要不断提高,碳强度的下降难度会不断加大。

2、武汉市低碳发展的目标

武汉市是中部地区和武汉城市圈的龙头城市,是国家“两型社会”的试点城市,武汉打造低碳城市,要充分利用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机遇,挖掘武汉市自身发展的潜力,力争把武汉市打造成中部地区和武汉城市圈发展低碳经济的示范城市、生态宜居和旅游城市。发挥武汉低碳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武汉城市圈的低碳经济发展,为全国其他城市建设低碳城市提供经验和支持。

打造武汉低碳城市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促使武汉市从“碳基能源”向“低碳能源”和“氢基能源”转变,改变以往高消费、高排放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提倡低碳建筑和公共住宅,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建构多中心、紧凑型、网络化的城市空间格局,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最终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特征的低碳城市模式。近期目标为降低武汉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超额实现国家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长期目标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碳排放总量的降低,争取到2050年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更低。

四、武汉市低碳发展路径

1、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提高能源效率是武汉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首要选择。武汉市可以选择冶金、石化、建材、电力、钢铁等行业中年耗能总量10万吨标煤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节能工作,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进而推动高能耗行业乃至各工业部门的节能降耗,使合成氨、烧碱、水泥、铝冶炼、磷化工、石化等重点行业的年节能率达到或超过4%。

2、促进重点产业低碳化发展

(1)推动以钢铁、石化、汽车和电力产业为主的重化工业的节能减排。对于钢铁产业,要关停和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应用成熟技术回收和循环利用二次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调整企业用能结构;加大投入,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实施能量系统优化系统节能工程。

对于石化产业,提高轻质油收率以降低能耗;解决炼化业规模经济问题;建立加工劣质原油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行炼化一体化和加快推广热电联产技术。

对于汽车产业,一是要调整汽车产品结构,包括大力发展小型汽车;乘用车柴油化;大力发展混合动力、天然气发动机及纯电动汽车等新型替代能源汽车。二是采用汽车节能技术,包括用先进高效的内燃机技术、发展1.0L排量及以下车用发动机、回收报废汽车等。对于电力产业,抓好火电厂的节能减排;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秸秆发电、垃圾发电;结合发电调度计划,着力推进电力结构调整。

(2)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巩固光电子、通讯设备两个优势产业,扶持集成电路、半导体照明和光伏两个新兴产业并规模化运用水平,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发展显示器件、计算机及数码产品两个重点产业,以光谷为核心辐射全国。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武汉市应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与示范,以发展城市混合动力、纯电动和代用燃料公交、出租车为重点,建设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充电站、加气站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服务系统,使武汉市成为首家或首批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和示范基地。

发展新能源开发产业。武汉市新能源开发产业未来可以形成以光谷能源产业园(产业基地)为中心的,太阳能、风能、核能、先进能源技术及装备、生物质能、氢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多点支撑、共同发展的格局。

(3)发展生态旅游业、绿色物流业和创意产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生态旅游业,紧密结合并依赖相关低碳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如生态农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绿色物流业、绿色餐饮业、绿色建筑(住宅/宾馆)、旅游纪念品制造业等,把武汉建设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商务会展型和都市休闲型旅游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旅游中心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依托武汉市的经济地理优势,全力打造武汉新港,发展现代物流园区,把武汉建成中部地区物流中心。

3、建设低碳社会,推进四大领域

(1)推行低碳建筑。武汉市低碳建筑的发展要从建筑的设计和运行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在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武汉地区建筑节能的设备可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光发电系统,对新建住宅小区要实行统一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太阳能LED技术;采用地源热泵技术、水源热泵空调和土壤源热泵空调来供热、制冷和提供生活热水;同时居民区绿化率要达40%以上,以解决居住区内夏季热岛效应。其次,在运行过程中,从各个环节上做到“节能减排”,有效降低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此外,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住宅要严格执行2001年10月实施的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其他建筑也要参照执行;对现有建筑,需要加大改造力度和速度,尽快满足节能标准。

(2)开发低碳交通工具。首先,继续推进“免费自行车租赁”项目和“公务员自行车”工程。其次,必须加快强制淘汰废旧汽车,缩短高耗能、高排放的老旧公交车型报废期限;鼓励城镇居民出行乘用公共交通,使公交出行率保持在60%以上。大力发展地铁、轻轨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使低碳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多样化。

(3)提倡低碳生活方式。1999—2002年间,我国每年大约有26%的能源消耗量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武汉市应通过政府宣传和引导职能的充分发挥,不断加大低碳生活的宣传力度,普及减碳知识,提高人们的减排意识,引导居民实践低碳生活,倡导和实施一种低碳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在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同时尽量减少使用能源多的产品。

4、发挥碳汇潜力

近年来,武汉市共完成退耕还林58.5万亩,封山育林52万亩,长防林12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26.48%,并且获批为“国家森林城市”。在此契机下,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森林植被的管理,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提高人工造林吸收碳的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充分发挥碳汇潜力。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广增汇减排的农业措施,加强对水稻等农作物的碳汇工作,并且重点开展湿地碳汇研究工作。通过采用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减少农田土壤释放CO2或增强土壤固氮能力,增加土壤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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