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该继承人需不需要刑法的特别保护，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刑法保护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需要收到刑法的特别保护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需要履行特殊的义务，我们在法律上常常讲，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统一的，一个人承担的义务越重，那么他享受的权利应该是更多。根据《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承担的义务包括根据相关文化主管部门要求提供技艺要领、技术资料，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放弃对该项技艺的绝对私有，将来面对的极有可能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享资源，这项义务的履行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极为宝贵的资源。传承人还应该毫无保留地向学徒传授技艺，这是一项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本身具有数量极其少，不可复制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虽然说我们国家已经在不断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给挤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技术上的指导，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传承断代的局面，因此，传承人的数量还是极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是缺乏时取资料而依靠传承人口口相传使得技艺得以保留，传承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的突出。在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人仅仅就那么一两个人，如果连这一两个人都因为一些原因受到伤害或者丧失生命，损失最大的应该属于国家文化的灭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让保护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权利，最基本的就要保护好这项文化的传播者。

以目前的刑法规范看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仅仅可以按照普通公民的相关待遇来规定，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刑法来说，如果对传承人做出故意伤害行为甚至是剥夺生命的行为，尽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者实施制裁，但是这样并没有凸显出这种故意行为的相当严重社会危害性，没有凸显出刑法对于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的保护。

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行为方式包括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刑法如何在这两个罪上面实现对传承人的特殊保护？我认为对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我们分析一下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害罪从重处罚的犯罪构成要件：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故意包含着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我们都知道“明知”属于故意的认知要素，明知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的事物。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的一般行为，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故意，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不仅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且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因为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区别于一般的公民，也就是说此时是针对特殊主体的犯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份有所认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犯罪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做出的犯罪行为，我们在此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犯罪时是否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适用从轻、减轻规定的，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精神病人。从这个方面看来，这些人都是在认知上未发育完全或者是发育存在障碍，在生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或者是机能的退化。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上的稀缺性和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但是我们综合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不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三类人，那就不可基于其特殊身份而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保护。

第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利用自身便利条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是否应该适用现有普通罪名并且从重处罚。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和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力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为实物或者成果的中转站，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枢纽，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对于一般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和更重大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除了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之外，不能适用渎职类犯罪的规定。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经个人申请后被认定为部级的项目代表性人物。

参考文献：

[1]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民主与法治》，2008年1月。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属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9-04

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理念的转变，进而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即从静态的“物”的保护转向了动态的“人”的保护，[1]（P18～22）2007年以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命名公布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关注不够，尤其是传承人在传承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未被命名的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还是经过国家、省区、州市、县各级政府命名的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主要体现在活态属性和自身文化属性两个方面，自身文化属性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而活态属性则是该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属性的保有以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为基础。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调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等方面的理论表述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但与实践着的文化生活本身一一对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行辨析厘定，以更好地概括和指导文化生活事实。目前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共识之一是至少应该强调“活态性”。作为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 就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真实而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而其“活”离不开文化主体――传承人，活态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人，[2]（P114～123）指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践着，遗产才能“活”起来。从目前所认定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称为“艺术”的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中，艺术大都没有独立的本体性存在，它就呈现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主体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既是创作者、展演者，也是欣赏者，他们作为艺术的创造、操演、欣赏主体，贯通于该文化实践全过程，是该项艺术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保证了该文化过程及其完整性、延续性，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关注一直更多地停留在文化艺术客体――“物”上，专注于文化事象。最直观的关注方法就是“采风”，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摘出片断事象作为文化的表征，见物不见人，把文化艺术当成静态的标本而不是不断生成的实践活动，于是，“传统”被当成了文化事象本身进行保护，而忽略了生成“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由主体运作的文化生存发展机制，文化传统在主体的操演下决定了文化怎样在自身既定轨道和现实境遇两者形成的纵横关系网络中生长。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不可能，而文化的生长需要人和“物”两相结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才能得到延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活态性就是强调传承人这个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项目申报认定中，强调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传承人，有传承活动，以保证它是活态的而不仅是标本。

（二）秉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遗产项目都秉承文化母体属性，拥有该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选择、被命名、需要被传承的内在依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认定中，不仅是基于其杰出的技术形式特征，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表征，内含了该文化的编码逻辑。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技术并非决定性和最关键要素，技术形式符号所蕴含和表征的文化基因意义更为关键，[3]（P11～21）从而能够参与构成文化多样性、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母体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关联决定了文化实践主体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具有的内在结构关联，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整合为该文化整体，剥离了主体，遗产就只能转化为单纯的技术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强调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活态文化就是依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保留了该文化属性的文化，如上所述，只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的实践才能保证活态性。目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关注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缘由，因此，经常出现反客为主，用客位观念代替主位观念进行理解的现象，尤其是在权力介入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运动中，在代替性理解中容易造成隔靴搔痒或重新解释而扭曲他者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学科强调，要真正理解他者文化，必须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表述和理解，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时需要主位客位并置讨论，才能在彼此的对话中达到对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理解。[4]（P13～18）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要求尊重当地人意愿，尊重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置身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更为特殊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项目绝大部分属于被划分为“艺术”的文化，作为“艺术”的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感性直观的独特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孕育于其文化并与其文化相互契合，水融，不仅对艺术背后的文化的体验需要来自于持有者内部眼界，而且对艺术形式本身，看似可以相对超越文化的“单纯”审美品位也来自于文化的形塑。在主体的感官与文化合而为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的养成需要内在文化的支撑。所以，对传承人的界定至少包括重要的两点，一是掌握特殊文化技能，二是享有该文化。无论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都离不开遗产背后的整体文化，而沟通二者的中介就是传承人，是他们把携带的文化积淀和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放进了既定的文化形式之中并不断进行着形式创新，各民族文化才能在历史进程中运行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保留并生成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只有形式而没有传承人及其传承实践的文化不能被划定其中，同时还强调当地人群或享有该文化人群的想法。这样，就能够把文化主体传承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还艺术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意义，改变以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事象的保留，更是文化主体对文化事象的操演和不断创造，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真正传承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

传承与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传承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文化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命名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文化在民族的代际之间自然传递，通过家传、师承或社会传承等诸多方式和途径，在一代代传与承的生活实践中绵延下来，只要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就能保证相应的文化自然地被传递下来。今天，被命名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文化项目只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滴水，各民族创造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元文化背景压力下仍在传承，依靠的就是民众群体。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主体，“物”自身不可能随着环境改变自身，“物”凝聚着的是人的观念和具体的操作。从具体层面看，每一个文化的传承发展都经由个人创造，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群体共享看起来好像是群体发展，但很多文化实践可以证明，传统的生成及发展是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不仅是集体记忆造就，更来自于个人叙事突破传统自身增减和完善的创新，在很多著名的民间艺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5]（P24～36）

由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不同结果，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分布和携带是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总会出现某些杰出人物，成为该文化前进的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录，就是对该文化杰出的实践主体进行选择性认可与褒奖，是对一种文化诸多传承个体中独具特色或颇具典型的文化操演风格的认可，风格成为个体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度的标志。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传承人的生存策略、知识结构与传承方式等对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手工不同于机器批量复制的根源所在，它尊重的不仅仅是直观的劳动量，更主要的是手工背后主体所赋予的生命亲历性及温润随心的情感体验，正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欲求推动了形式的创新发展，生成了特殊技艺。在这个人与集体共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人主体成为文化发展的生产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自然传承的主要力量

当代民族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文化发展的自然河道在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突然改变甚至是中断，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文化的自然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和强调的背景。这样，传承人尤其是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从两个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1.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文化离开自然传承的轨道时，其传承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才能顺利进行，文化自觉意识依赖于文化主体而产生存在。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接触及交流互融的过程中，彼此成为参照将激发各文化自意识，从而极大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增强该文化自身内部生长调适机制。而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文化接触交流并非能够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进行，对很多地方性文化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利用各种契机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才可能增强该文化的传承发展活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先介入的是政府与学者，作为文化发展方略以政治话语姿态自上而下铺开，他者的话语几乎淹没了自我的声音，如与当代文化接轨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节庆类遗产实践中，民俗变官俗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该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反思如其意义及保护传承等文化自觉意识首先源于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被命名的传承人经由他者命名及资助活动后，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的反观意识及视角，之后又为了政治、经济、展演等不同目的，迎来各组织机构提供的更多渠道和契机对该文化进行操演，如此往复，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意识，并由点及面地以一种示范性培养地方民众对该文化的自意识，再逐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稳固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生存发展中的强烈稳固的自意识，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的传承发展才不会只是被某些外力驱使推动以达到某些功利的目的；也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保证主体的文化传承意愿。如云南少数民族很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具体事象已留存不多，90年代以后，在各种文化认同场景中，各种合力促使直接的现实目的与心中留存的文化记忆相互契合激荡，在部分人群尤其是杰出的民间艺人中激发起一定的文化自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惯性相结合，逐渐实现着自我文化的恢复或重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激发起并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大多是杰出的被命名的传承人，因此，传承人在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保留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通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认同的文化思潮，根源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各民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产生和对应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各地方人群适应自然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它犹如一条河流，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可以在既定的河床内向前流淌。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它的河床被修改或者直接消失了。这种特殊语境使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和难点，从而兴起了一轮又一轮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思潮。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生活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传承链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为的干预，其传承保护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政府和学者合力提出的理念及出台的政策都不少，但只是宏观的理论的指导，具体的传承实践也还停留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犹如明确了战略目的还需要靠一次次具体战役及其中的战术去完成一样，充分的理论描述需要在实践环节中展开和实施。

在非自然传承环境中，依靠文化惯性进行自然传承已经不可能，于是，“保护”才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要保护一种文化，不是止于静态的标本展示，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承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需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为之，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枢纽和中介，决定了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下，一批批杰出的地方文化持有者被挑选出来，以命名、资助，甚至立法等方式确立他的文化地位、文化责任，以保证他的文化传承实践，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从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中可以发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不同批次、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命名，相关资助也逐步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项目的传承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传承人的有关责任与义务还停留于纸上，很多被命名的不同级别的传承人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自然传承状态中。

因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就是要从重视传承人入手，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前提下，细化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围绕此制定实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落实，以此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可行的传承通道。这样就可以以传承人为结点，统摄起每一次传承实践所需要的契机、场景、方法、途径等，形成相应的传承运行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承人的代际断裂是传承中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项目，调查中，很多传承人最担忧的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继续传承该文化，项目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除自身亲历亲为进行项目传承外，他还有重要的传承活动就是培养传承人，以保证该文化代代相传，因此，在具体传承通道构建中，传承人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1]顾军.从《保护》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6，（3）.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3]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第3篇

当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越来越重视，学术界对非遗教育传承方式的论述、各地对非遗教育传承方式的实践研究和经验总结也越来越多[1]。斗门区是珠海市西部行政区域之一，占地面积较大，人口近60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50多所，近5万名学生。斗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民间蕴藏着较多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如水上婚嫁、竹篾帽少女舞蹈、黄杨曲艺、乾务飘色和腰鼓等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国家立项有2项、省级立项有3项、市级立项有10项、区级立项有6项，共21项。为进一步了解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传承情况，笔者随机抽取了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关注度”、“了解途径”等维度对中小学生传承情况进行重点探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关注度比较低，“经常”、“不时”关注的比例比较低，只占25%，还有45%的学生很少关注或根本没有关注，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在青少年学生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明显不足。从学生了解途径来看，学校通过正规的非遗课程实施教育基本没有，学生主要通过数字化媒体了解，占53%，其次是通过身边的人介绍，占27%。可见，数字化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传承的意义

（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目前，随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正在减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非常困难。虽然家庭教育传承和社会教育传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但家庭教育主要通过口口相传，不利于非遗资料的整理和保存，在传承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技艺和文化资料的遗失，并且传承的面也很窄；社会教育传承缺乏规范化、经常性的特点，对非遗的传承也很有限[2]。而学校教育传承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学校可以通过组织编写正规的教育读本，运用固定时间组织实施，并且可以形式多样、全员式进行，这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和保护。

（二）有利于完善学校课程体系

根据课程改革的要求，学校要研制“学校课程规划方案”，构建学校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课程校本化、综合实践和校本课程设计开发。校本课程的设计开发主要是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尊重学习的选择性,而要合理规划校本课程方案，主要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需求分析，也即合理性论证，主要是学校的培养目标、社区发展需要和学生的课程需求等，这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论证。二是可能性论证，就是学校可得到的课程资源，包括学校历史传统、社区文化等。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为学校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三）有利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教育和技艺培养

义务教育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也是各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的关键期。在中小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一方面，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学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爱祖国、爱家乡的意识；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助于学生素质提升，传统技艺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基于数字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传承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化的社会记忆，口口相传和单纯的文字记录很难保持原样，会发生变形甚至断裂[3]，如果用音频、视频等数字化媒体作为补充，必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而青少年学生又是使用数字化媒体最为活跃的群体，并且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学校和家庭也为学生提供了使用数字化媒体的平台，这就决定了利用数字化媒体将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传承。下面就以珠海市斗门区为例，提出一些基于数字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传承的途径，供大家参考。

（一）组织学生学习信息技术非遗校本课程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学校教育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课程在注重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动手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中有丰富的操作实例。为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信息技术国家课程校本化，用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置换原来的资料，让学生学习操作信息技术的同时，加深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如在“word综合排版”一节当中，把珠海市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上婚嫁”的资料作为素材，让学生编辑，从而让学生加深对“水上婚嫁”内容的了解。

（二）制作非遗网络小游戏

符合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小游戏，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体现学生在“玩中学”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技艺传承和文化展现，可以制作如“闯关”等网络小游戏，将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承技艺和展现形式作为闯关的障碍，学生如果想得到积分或闯关成功，就必须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艺的学习。

（三）组织非遗网络作品制作比赛

为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国家每年都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大赛，其中，电脑绘画也是创新大赛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珠海市斗门区在第十一、十二届中小学师生电子作品大赛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科技创新大赛结合起来，要求电脑绘画的制作题材必须是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展示的时候解释作品的内容，这样，学生在参加电脑绘画比赛时，就必须加强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

（四）制作非遗网页和非遗微信平台

在数字化媒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学校也积极转变思路和策略，要将数字化媒体和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结合起来，以数字化媒体辅助教育教学，数字化媒体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此，珠海市斗门区在传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既组织编写了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也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页和非遗微信公众号平台，让学生有更多选择学习方式的机会。另外，网页带有的音频、视频资料，直观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制作技艺，也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降低学习的难度。

四、结语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代承袭的产物，是民族记忆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相应的冲击，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所以相关部门要予以重视，加强保护工作。高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文化传承与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高校在教学中要充分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通过课堂教W与课外文化保护活动的结合，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的意义

我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文化，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还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努力。高校教育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作用。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当代大学生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力军；能够推动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增强文化竞争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教学活动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保护的作用。将当代教育与民族文化进行融合，有利于形成全新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在增强校园文化氛围的同时，加强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与保护，延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的方式

1.设立专业，在课堂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概念。课堂教学是当前高校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高校教育，就必须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教师要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主要内容，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设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专业，增强教学的有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更多的专业性人才。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体系来看，还需要加强教育专业的设置。在文化底蕴较为浓厚的地区，要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融入高校教育中，在高校中培养更多与此相关的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高校要在相关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结构的革新，改变原有的教学内容，使其融入教学过程中。要对其他专业要进行相应的补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选修课融入教学实践中。高校在编写教材时可以融入曲艺杂谈、音乐舞蹈、剪纸刺绣等传统文化资源，加大宣传力度，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往的教学大多是单方面的口头讲述，这样的教学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中融入了多媒体信息技术，这样教学地点可以设置在相关的文化场所，如文化展演厅、村落社区等地，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2.开展教学保护活动，保障文化遗产的传承。教师在教学活动前，要对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适应当前教育发展的教学体系。要认识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探索相关的教学模式与方法。高校要充分利用人才培养的优势，发挥文化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如高校可以成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社团组织，鼓励大学生参与到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知识竞赛等活动中。

3.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为了让大学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继承者，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力量，课外还要进行研究活动，安排学生到技艺传承人所在地、文化展馆等场所进行探究学习。教师指导学生研究相关课题，然后学生通过自身走访与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学习，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

三、结语

总之，在高校教育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立足于教学实际，在教学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龚春英，叶勇明.高校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路径研究[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32（1）：107-110.

[2]丹，刘慧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101.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利益平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研究概述

自04年中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之后，学界对非遗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公私权保护之争至今仍未定论。黄玉烨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非遗的保护应当“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并分析了私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孙昊亮则撰文从非遗的文化本位、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公权保护必要性三个方面论证了非遗的公权性本质，同时提出了“非遗的二维性”，即 “在具有公权性本质的同时，其表达形式在特定情形下属于私权的保护范围”。在此，孙昊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形式进行了区分，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权属性，同时认为对非遗表达形式应当予以私权保护。除此之外，韩小兵、李顺德、齐爱民等学者均对非遗的私权保护展开了讨论，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模式概括有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以及结合前两种的综合权利保护模式。在私权保护下，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得以重视，但也会造成利益冲突。为使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平衡，许多学者提出对私权加以限制，但目前有关研究对利益平衡的讨论集中于非遗权利主体同公共利益的平衡，少有对权利主体间利益平衡的讨论，本文试在非遗私权保护的前提下探讨私权与公共利益以及权利主体间的平衡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对象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并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非遗进行分类，分为传统口头文学、美术、戏剧、传统医药、民俗等。从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直接对非遗本身进行界定，而是采取由表及里的方式，从非遗的物质或非物质外在表达形式界定非遗的内涵。然而，这样的规定容易造成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混淆，且分类为民俗学的分类，不利于确定非遗私权保护的对象。

根据非遗传承使用的地域性为标准，分为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习的非遗，如春节、端午等习俗节庆；具有鲜明族群特色在一定范围内传习的非遗，如哈尼栽秧歌、彝族烟盒舞等具有民族特色在特定范围内传承的。在此，第一种非遗已完全流入公共领域，属于公共资源，不应当予以私权保护，而第二种具有鲜明的地域和主体特色，对一定范围内的族群集体可以确认其对非遗的私有产权。此外还需注意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区别，非遗是基于世代传承而来的精神文化财富，而非遗的表达形式是一种非物质可感官技艺或者物质呈现，其中融入了表达形式持有者的智慧创新，对于创新部分应当予以私权保护。另外，对于特定群体或个人持有的尚未公开的非遗也可以予以私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

非遗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包括表明来源及保护非遗不被不正当使用和贬损性使用两个方面。1982年，WIPO-UNESCO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示范条款》中明确规定了“来源的承认”和尊重“文化完整”。而2002年的《南太平洋示范法》中亦将署名权和不受贬损使用的权利纳入其内。非遗的产生和传承与特定地域族群密不可分，其中包含有特定族群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不得歪曲、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对于非遗的经济利益，根据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属于他的。也就是说，劳动使得劳动成果属于自己。非遗具有活态性特征，其发展和传承并非一成不变，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对其持有的非遗表达形式付出了劳动，理应享有其劳动成果带来的利益价值。另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利益创造者和相关的贡献者共享利益。当代许多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杨丽萍的大型舞台剧《云南映像》，其通过采风记录下云南很多民族的原生舞蹈，从中抽象出她认为能够表现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或特质部分，然后经过编排，使之成为一个服务于基本主题的舞蹈作品。然而对于为杨丽萍提供原生舞蹈素材的非遗表达形式持有者，虽然艺术价值得到彰显，但经济价值却没有任何体现。故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当他人对传承主体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使用产生经济利益时，传承主体有权分享经济利益。

三、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一）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于2008年确认了部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对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并积极传承者，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即可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经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同时也因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带来经济利益。

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主要表现为基于祖先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存在利益落差：在精神利益方面，代表性传承人因获得国家认可，享有盛名，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在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影响力的不同，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高于其他传承人。如贵州水族马尾刺绣省级传承人韦桃花、宋水仙，苗族芦笙制作部级传承人莫厌学，苗族蜡染技艺部级传承人王等，他们均在成为传承人后大幅扩张了自己的事业。王雇佣了当地二十多名苗族妇女制作蜡染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做起了老板，与其他传承人形成了雇佣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代表性传承人因其超群技艺和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但从法学角度来看，非遗是在传统族群社区中产生并传承发展的，属于族群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更新变化。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由于最明显的经济利益落差，可能会导致代表性传承人在族群内部被敌视、鼓励，产生矛盾冲突，而其他传承人则会因利益不平等而抛弃甚至破坏非遗。

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上，首先应当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其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与其精湛的技艺和公认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其在传统技艺的研习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故代表性传承人比其他传承人获得更多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合乎情理的，若单纯将代表性传承人获取的经济利益分享于其他传承人，反而减弱代表性传承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热情。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代表性传承人在获得认可和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非遗的义务，如前文所述，许多传承人在得到认定之后即开始扩展事业，很少从事非遗产品的制作，其文化代表身份被弱化，传承义务亦被经济利益掩盖。所以，二者的利益平衡应固守保护非遗立场，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开发非遗中获取高于其他普通传承人的利益的同时，明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义务亦大于其他普通传承人，换言之即付出与回报对等。

（二）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主要体现于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伴随着非遗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当地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日益突显。保护区内的村民陷入恶性竞争，“游客争夺战”时常发生。在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当地村民的民俗习惯、节庆礼仪以及歌舞表演常常被搬到舞台之上，让游客欣赏，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办法也成为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保护区村民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实现对周边资源的自治管理，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自主进行利益分配，如中国第一个保护传统资源的民间组织――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新庄村传统资源共管会，村民之间按照“集体统一利用，个人按劳取酬”的原则分配本村传统资源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另贵州朗德苗寨对于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所有村民参与接待，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

四、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常以“公司+农户”的方式实现非遗的商业开发，其中即涉及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开发中，傣家竹楼是傣族园区内的核心产品，由于其建筑成本高，使用功能不及现代建筑，农户从园区旅游收益中获益极少，农户渐渐以小洋楼取代传统建筑；还有一些村民则以帮助游客逃票获取经济利益。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外来投资者实现了非遗的有序开发，增加商业机会，而权利人则能够保证非遗的传统文化底蕴，二者本应实现双赢，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二者的利益冲突矛盾。

高黎贡山新庄村在传统资源的开发中，由共管会作为社区唯一代表与非社区成员签订《传统资源利益分享合同》，以合同方式约定外来投资者与集体的利益分享办法，同时对内鼓励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发扬，并制止本村村民破坏传统资源、损害集体的行为。采取村民自治加合同协商的方式，由村民自治组织同外来投资者进行协商谈判，约定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失为解决二者利益平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保证签订合同的公平合理，公权力应当适当介入，为村民组织提供法律帮助和意见支持。

五、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非遗的私权保护在于赋予传承主体对非遗的支配权，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保护其精神及经济利益，从而刺激和鼓励传承主体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但私权保护会造成权利的垄断，使他人在利用非遗时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或承担其他法定义务，由此增加了非遗的使用成本。有学者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提出质疑，认为保护非遗的目的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而 “非遗的传承问题肇始于这些遗产缺乏市场经济价值，以致罕有人愿意传承”，在面对非遗传承的客观窘境时，若还对使用非遗者多加刁难，则非遗的传承发展将更加举步维艰。

在非遗的私权保护中，一方面要发挥私权保护对权利人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因权利垄断造成负面影响，即做到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目前各国立法及国际条约中存在三种保护模式，分别为事先许可的积极控制权模式、事后禁止的消极控制权模式以及平衡模式。在积极模式中，权利人对非遗信息获取、使用和利益分享享有事先许可的绝对控制权；消极模式则不限制他人非遗的使用，只对不当使用和非法使用持有反对权；而平衡模式是在积极模式与消极模式的基础上对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在精神利益上采取积极保护，强调表明来源和不得不当使用，而在经济利益上则采用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使用获取利益分享。积极模式侧重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消极模式偏向于促进非遗的开发利用，平衡模式则平衡了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注意到了精神利益对权利人的重要性应当予以高强度保护，且对权利人精神保护的同时不会过分增大使用人的利用成本，易于满足权利人的精神利益要求，而对经济利益的消极保护则可满足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减少非遗的开发利用成本，仅对营利行为进行利益分享，满足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需求，是平衡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

所以，在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中，应当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根本目的，平衡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双方需求，在精神利益方面采取积极保护，对非遗的使用应当表明来源，不得不当使用和贬损使用，在经济利益方面则采取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性开发利用进行利益分享。

参考文献

[1] 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北京：中国法学，2008（10）.

[2] 洛克著，叶启芳，翟菊农译.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