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鄂温克族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然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一古老而优秀的文化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其正在不断地走向消亡。这样不仅会使鄂温克人感到失落、痛苦，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今日鄂温克族人正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挑战。因此，鄂温克族应加强传统文化传承建设，在文化传承中突出保护森林的重要性，并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努力推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保护森林，重构文化传承载体

不同的民族因生活环境的不同，其塑造出来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传承文化需要相应的载体，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最终导致了鄂温克族文化的变迁。有人说浩瀚而神秘、绵延千里的大兴安岭是个天然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有人说从事游猎生产的鄂温克族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残存至今却极少有的尚能观察到的“活化石”。从生产的角度看，有人说他们是狩猎民族；从生活环境的角度看，有人说他们是森林民族；从鄂温克族与白桦树的关系上看，有人说他们是白桦民族，而我们看到的鄂温克族文化正被不断地重新整合和消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些鄂温克族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现代社会比较熟悉，而对古代、近代的往事比较陌生，他们已经失去了（或即将失去）不少森林民族的文化特质。传承鄂温克族文化，应该注重对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再造，尊重鄂温克族人与白桦、野兽、森林相互依存的规律和情结，通过科学管理与规划等方式，让鄂温克族人参与到森林生态的保护与开发，这对鄂温克族文化调适与传播具有特殊意义［3］。

重新挖掘民族文化，创新民族文化

鄂温克族传统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中，应对其传统文化进行适当地调整、改造与创新，以适应文化的发展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鄂温克族社会发生了两次历史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鄂温克族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采取“慎重稳妥”的方针，使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并通过举办医院、学校、文化站、科技站等方法，为其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歌舞艺术、工艺美术和雕刻绘画，具有浓重的人性化、情感化及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如何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传承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

传承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的民族是尊龙奉龙的。在我们的娱乐生活中经常都能遇到“龙”,尤其是龙舟竞渡,其经历之久远,流行范围之广泛都早已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它是一项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性活动。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龙文化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在有关龙的诸多传说中,乃至由此而衍生的各种以龙为主题的活动中,龙舟竞渡是一项历史久远、流传广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形成传统的文化、体育活动项目。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延续至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国家体委于1984年做出决定,把龙舟竞渡列为全国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一活动,不仅根据传说和想象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龙的形象,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龙的传人”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生气勃勃的豪迈气质。凡是观看龙舟竞渡的人,无不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和鼓舞。

龙舟这项富有意义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之所以长盛不衰,形成传统,世代相传,主要由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它不仅为汉族人喜爱,许多兄弟民族也非常喜爱,并且成为一些民族节日及文体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龙舟文化的起源和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发展广西经济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和网上收集、整理有关龙舟文化的资料。

(2)逻辑分析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2结果与分析

2.1龙舟文化的起源

2.1.1图腾崇拜的民俗文化

“龙”是我们祖先想象出来的一种奇异的神灵动物。对农耕民族来说,天文气象是最重要的,龙便成了作雨兴云的神灵。为了求得神灵保佑,人们在图腾祭的日子(端午节)都要赛龙舟,赛龙舟时还要祭龙。一方面把裹好的粽子投进水里给龙吃(古人认为龙多居住在水中);另一方面,各比赛队还要设香案,设美酒犒劳下江祭龙者(即比赛队员)。唐宋时期,竞渡者还要纹身,如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说:“须臾戏罢各东西,竟脱纹身清书上”[1]。竞舟者纹身,目的是使自己象龙子,求得龙神保护,逃脱船翻人亡的危险。达到与龙同娱,讨好神灵的目的,向掌管雷雨的龙神祈求无病无灾、风调雨顺。

2.1.2纪念前人宣扬忠君爱国思想

以龙舟竞渡来纪念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从而赋予了龙舟竞渡以新的内容和意义,使这项传统的文化体育活动更富有民族性和人民性,更能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吴越交战,勾践败而被俘,在吴国过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骗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于当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师,开始操练,终于在数年后,一举消灭吴国。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5月5日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二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传说伍子胥因遭谗言诽谤,被吴王夫差命人抛于钱塘江波涛之中,有曹娥驾舟去救。后世逐划龙舟,作救伍员状。

三说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至汉代以来,赛龙舟是为纪念屈原的传说流传最广。因为屈原之死与泪罗人祭龙日(端午)正好巧合。从此,每到端午祭龙,人们一边划龙舟,一边唱着哀歌,纪念他们敬仰的屈原。从文献记载来看,最初为纪念屈原的竞龙舟只在汩罗土人中流行,南北朝时发展到南郡、襄阳一些地区。后经唐代文人这样大量的文学渲染,纪念屈原的竟龙舟更是广泛流传[2]。到宋代,龙舟竞渡由民间传入宫中,皇帝也亲自到场观赛,场面十分宏大。众所周知,北宋末年,国势大衰,宫廷想利用龙舟竞渡,宣扬忠君爱国思想,振奋国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想祈求龙神保佑,国太民安。

2.2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区内开展的龙舟比赛

南宁市自1978年起,每年都组织规模盛大的龙舟比赛。1980年端午节。融安县溶江公社举行了大型的龙舟比赛,有28个男队、13个女队共3300多名运动员参赛,观众达5万多人次,有不少外国来宾和港澳同胞。梧州市最近几年赛龙舟的活动也非常活跃。桂林市开展较晚,到1985年才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龙舟活动。1984年9月,由横县横州公社江南大队龙舟队代表广西,参加在广东佛山市举行的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比赛。1985年7月,广西又派出龙舟男、女代表队共59人赴湖北省宜昌市参加全国第二届“屈原杯”龙舟比赛。

自1984年起,每年自治区体委都举办全区性龙舟竞赛活动,形成了传统。促进了群众性龙舟竞渡的开展,梧州市政府1986年把端午节定为“市龙舟节”,群众性的龙舟活动开展更为广泛。2008年举行的龙舟活动,来梧州市洽谈贸易的广东、四川等省来宾和专程前来会唔的日本朋友与数万群众一起参加了龙舟比赛。

过去只局限于城市的龙舟竞渡活动,近年来已逐渐扩展,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永福、兴安、灵川、资源、贵县(现贵港)、田东、横县、防城、宁明、岑溪、容县等二十个市县都举行过赛龙舟活动,此外,不少乡、镇、街道也举行龙舟竞渡。如1987年北海市回洲镇的东风街、红旗街的渔民和驻岛海军战士联合举行了龙舟友谊赛;防城县的企纱乡、江平镇;地处高寒山区的中峰、梅溪等地都举行了龙舟竞渡活动。

1987年,广西5个市和20个县有257条龙舟下水,出现了百龙开江,万人盛会的世界。桂林市对端午节龙舟竞渡活动很重视,当年市政府发出专款建造十二条标准龙舟。当年6月4日在桂林市举行的全区龙舟赛,有13个男女队,观众达10万之多。除市民外,还有来自国内外贵宾及附近各县乡民,人们为了饱观龙舟竞渡的盛景,起早摸黑、扶老携幼,聚集在漓江两岸的桥上、房顶、山头、水中,观看的群众比肩接踵,欢呼雀跃。

现南宁、柳州以及北海等沿江、沿海地区都有农历五月端午赛龙舟的习俗。每逢这一节日赛舟,各船只聚集江面海湾。赛时,舟上人手一浆,竭力戈划,其快如飞,江岸海滩人山人海,全城出动,为胜者获奖旗、衣物、牲口等。南宁市的赛会,还燃放鞭炮助兴,为胜者奖励烧猪;梧州市在赛区举办龙舟节商品交易会,增添节日风采;北海市的竞渡主要由渔村组队,渔民们于赛后还给获胜者开庆功酒宴。当今,这古老的民族体育项目,已展现出枝繁叶茂的风采,洋溢出民族上进的精神。

2.3打造“龙舟”品牌,铸造旅游支柱,发展广西经济

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世界各国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开发和保护文化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措施。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另一方面,实施差别税率,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上来。在文化开发和保护上的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和规定,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文化产业,具有积极借鉴作用[3]。事实上,近年来社会资金已经以多种形式大量流入我国文化领域。目前,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还处于小打小闹的低层次水平。人们对龙舟文化其资源还没有进行挖掘、开发整理。还有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观念更新滞后,甚至连龙舟文化产业化的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地区龙舟文化已初步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还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并进行大张其鼓的宣传,同时还需要引起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些先期工作需要政府进行各方面的协调和指导。

2.3.1把广西民族体育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近年来,来广西旅游的东盟各国人数越来越多,仅2002年来广西旅游的人数已达17.5万人次,其中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不仅已经成为广西重要的旅游客源国,也是广西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主要目的地。1993年至2000年,通过广西各旅行社组织前往上述3国旅游的游客达5万多人次。此外,中国各地每年都有大约50万人次经过广西的凭祥、东兴、北海等口岸前往越南旅游,东盟成为广西巨大的潜在旅游市场[4]。由于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给南宁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广西将把南宁和桂林打造成为两大旅游集散地和旅游目的地,加快旅游产业建设。我们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民族体育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在广西旅游景点开展龙舟比赛,吸引中外大批商人、游客到广西来观光旅游,给中外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2.3.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促进各民族体育的共同繁荣

文化产业的产业性,是指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转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5]。我国当代文化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事业型和产业型转化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和实现经济联系在一起,文化大踏步地进入了经济领域,而经济性质也成了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是未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体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体育方面的差距,促进各民族体育的共同繁荣,提高广西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规模和水平。

2.3.3积极发掘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中华体育瑰宝

充分开发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资源,高度重视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比赛项目是所蕴藏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体育文化。在重视民族传统体育在国内宣传推广的同时,还要运用多种渠道和形式,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在积极参加各种现代体育运动国际竞赛的同时,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国际交往。要努力把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比赛项目逐步走向世界。超级秘书网

3结语

3.1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的功能

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具有强身健体、娱悦身心、促进民族凝聚、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互动场所,使人们在一定体育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规范下,拓宽社会人际交往渠道,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消除各民族因地理环境的封闭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带来的隔障,为广大民族同胞提供感情交流和文化交往的社会媒介环境。通过开展龙舟比赛活动,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交流,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有助于广西形成内有凝聚力,外有吸引力的大好局面,从而促进广西的繁荣与稳定。

3.2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的发展方向

加大对民族体育龙舟文化的发掘改革力度,使之向着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民族体育龙舟文化的发展中,思想观念上要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管理体制上,逐步从自发型向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方向发展;演进方向上,逐步从民间娱乐型,逐步向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方向转变;在形式上由单纯的民俗体育转变为经贸、文化、体育结合的方向转化;从交流上由单一的民族活动向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全国和世界。

参考文献:

[1]王俊奇.简论宋代节令风俗中耳的体育活动[J].上饶师专学院,1992(4).

[2]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J].中华书局,1982.

[3]王强.社会资金: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J].文化研究,1999(2).

传承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必须依托当地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只有从当地文脉中提炼出来的文化品牌才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承体系。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首先必须要明确传承什么、如何传承。郑州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目前共有各类文化古迹8651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80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稳居河南省第一、全国前列。此外，还有少林功夫、拜祖大典等5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岳庙会等2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在此地域积淀形成了史前文化、根亲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武术文化、宗教文化、客家文化、象棋文化、河洛文化、豫商文化、名人文化、戏剧文化、美食文化、民俗文化、冶铁文化、石窟文化、县衙文化、唐宋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类型。在文化传承创新和城市文化品牌打造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所侧重，以塑造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本研究将从资源特性、历史积淀、民众参与和产业联动这四个方面对郑州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评价。其中，资源特性从垄断性、知名度、美誉度、资源规模、资源保护等级等方面进行评价，历史积淀从年代、文化价值、传承创新方面进行评价，民众参与从其文化内涵是否亲民、所开发产品是否具有欣赏性和民众参与性方面进行评价，产业联动从其经济价值、产业关联、产品开发潜力、传承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按照5分制计分，评价人员从郑州市具有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旅游等背景的专业人士和普通市民中选取，汇总按照资源禀赋30%权重，历史积淀20%权重，民众参与20%权重，产业联动30%权重进行综合统计(此权重为咨询郑州市城市、文化、旅游、经济等类专家后所得，调研时间为2014年7～8月，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2份，其中有效问卷90份，评价结果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郑州地域文化的特色，与《郑州都市区规划》提出的重点打造“黄河”“黄帝”“嵩山”“商都”四个文化旅游品牌具有较高吻合度)，评价结果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以少林功夫为核心的少林文化、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核心的嵩山文化、以豫剧为核心的戏剧文化、以黄帝故里为核心的黄帝文化、以寻根问祖为核心的根亲文化、以黄河游览区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等，其得分都在4．5分以上，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据此，可以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整合文化要素，打造文化精品;宗教文化、名人文化、商都文化、民俗文化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可通过挖掘其文化内涵，将其附着于其他文化产品中予以体现;以康百万庄园为特色的豫商文化、以二七纪念塔为特色的红色文化、以楚河汉界为特色的象棋文化、以宋陵为代表的唐宋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可以进行适当的区域开发，打造区域文化品牌。

二、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现

状郑州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近年来，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注重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安排专项资金，紧紧围绕特色文化做文章，通过对资源的深入挖掘和策划整合，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扶持重点项目，培育文化旅游精品，设计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项目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取得了明显成效，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其中，演艺业出现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等演艺精品力作;河南超凡影视公司和郑州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的空白;动漫业涌现出了《少林海宝》《小樱桃》《虫虫计划》《独脚乐园》等一大批动画精品;新闻出版业的《大河报》连续9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小小说选刊》发行量在全国纯文学期刊中多年来一直稳居第一，成为全国小小说的期刊品牌，且影响力不断提升;节事会展业方面的郑交会、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郑开马拉松、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文化旅游业上，除继续完善少林寺、黄河游览区、黄帝故里等成熟文化旅游品牌外，还开发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绿博园、世纪欢乐园、方特欢乐世界等以都市休闲、娱乐、科普、体验为主的新型文化旅游品牌，得到旅游者和广大民众的喜爱。

2．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与武汉、长沙、西安等周边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现有文化品牌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在规模、数量和质量上落后于沿海城市;动漫产业虽是郑州市文化产业中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门类，但多数漫画、动画片的质量不高，在国内产生不了较大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国际品牌效应。其次，郑州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意识不强、整体文化消费水平偏低、文化消费手段单一、文化消费规模整体偏小，消费尚未成为推动文化品牌发展的动力，严重影响市场开拓和创新发展。再次，城市文化品牌发展方式粗放，产业附加值低，在体制机制、传播手段、高新技术运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创新还不够，缺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文化原创能力弱，产业链条不完整，有缺失。

三、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应有内容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应因地制宜、彰显优势，就郑州市而言，应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1．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品牌是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点，应依据“国际商务旅游目的地、世界功夫旅游目的地、东方文化旅游目的地、中部休闲娱乐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以文化创意为先导，以完善旅游要素和增加收入为中心，抓住郑州市特色人文资源和民俗、特色餐饮和技艺、特色工艺品和纪念品、特色演艺和精品剧目、特色民居宾馆和乡村旅社五大文化亮点，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着力推动郑州旅游由“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少林寺、黄帝故里等成熟品牌应完善功能设施与服务，加大推介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增加文化活动和游客体验参与拓展，延升产品链，增加吸引力。努力将少林寺景区、黄帝故里寻根、沿黄生态文化旅游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商都文化遗址公园、汉霸二王城、杜甫故里、宋陵遗址公园等项目规划，应以专项旅游为重点，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内涵，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策划参与体验性文化旅游活动，创新文化旅游推介方式，大力拓展文化旅游市场，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打造文化精品和部级文化旅游品牌。

2．节事会展节事会展品牌具有强大的城市传播效应

其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举办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并且这种效益会延续下去。应将城市和节会品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节会成为城市的形象标识和城市文化“名片”。当前，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豫剧节、郑开马拉松、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嵩山文化论坛等在海内外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这些初具效应的节会品牌，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创新活动内容、运作机制和品牌形象推介方式，加强活动管理和现场控制，引进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让民营企业参与经营，延伸活动产业链，培育活动新的市场开拓空间。应将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节会文化品牌，将郑开国际马拉松、街舞大赛、大河财富论坛等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节会赛事活动。同时，根据郑州市文化、市场和产业优势，还可举办中原文化国际旅游节、中国郑州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郑州文物藏品交易会、嵩洛文化论坛等富有特色的节会活动等，培育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节会文化品牌。

3．演艺娱乐

演艺娱乐品牌是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等在国内外已具有相当影响力，其未来发展重点应是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展示方式，融武术、宗教、民俗、戏剧和现代歌舞、曲艺为一体，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演艺精品，努力将郑州塑造成为“文化娱乐之城”;应加快产业聚合过程，稳步发展旅游演艺业;应深化演艺娱乐业同餐饮、零售、旅游等行业的链接程度，拓展产业链条，提升整体竞争能力。应将高水准的高雅艺术团体列为非营利性演出机构，实行经济补助、政策促进;应深化经营企业的体制改革，鼓励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演艺业;应配合少林寺世界级旅游品牌打造，继续完善和提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艺品牌;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向国内外推介《风中少林》《水月落神》《程英救孤》等郑州经典演艺品牌。同时，应深入挖掘郑州市文化内涵，可依托嵩山打造《中华文化圣山•封禅文化大典》、依托黄河游览区打造《逐鹿中原•黄河风云录》等大型实景演艺项目，将郑州传统文化和现代动画元素相结合，针对市场需求特别是青年人的需要推出新的舞台剧目，打造强势演艺文化品牌。

4．影视动漫

目前，郑州市的影视动漫品牌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其应注重挖掘、培育和提升。对《快乐星球》《小樱桃》等初具品牌效应的影视动漫作品，应加大其图书、漫画、杂志、玩具、服装、食品、游戏等衍生产品的开发，延伸其产业链条，依托《快乐星球》拍摄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园区、郑州动漫产业园区、郑州华强文化科技基地等，建设开发文化娱乐主题公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配套提升影视和动漫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延伸原有影视和动漫品牌的同时，注重新的影视和动漫产品开发，从郑州本土文化精髓中寻找影视和动漫作品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创新郑州文化传承的内容和形式。应从中原传统和历史文化中寻找创作契机，整合不同文化要素，突出时代精神。2015年新郑黄帝拜祖大典期间推出的电影《轩辕大帝》，以及大型原创动画连续剧《黄帝史诗》，必将推动河南影视动漫品牌的大发展。形式上可借鉴国内外影视制作的新技术，创新特效、拍摄模式，同时关注各类收视人群的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创作集文化性、娱乐性、知识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影视动漫形象和品牌。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动漫画投融资环境，促进动漫产业链的开发与完善，使郑州发展成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动漫高地。

5．名人故里传承和弘扬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

既是对历史名人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培育地方文化品牌的现实需要。名人故里一定程度上可还原城市的历史场景和文化精神，对城市个性和品位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郑州市历史悠久，名人荟萃，人文始祖黄帝、郑国名相子产、道家名师列子、诗圣杜甫、文学大家潘岳等均曾生活于此，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郑州市若要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对名人故里的系统开发和品牌培育必不可少。借鉴国内外名人故里开发和品牌培育的经验，郑州名人故里可遵照“十位一体”的开发模式进行，即编制一部总体开发规划、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出版一批名人相关书籍、举办一个节事活动、制作一部演艺影视作品、建设一个名人博物馆、制作一个网站、注册一批商标，形成一个景区、拉动一个产业，十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培育名人故里品牌。具体操作过程可根据当地载体的规模、开发现状、名人精神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模式。对郑州而言，黄帝故里开发较为成熟，当前需要继续完善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拜祖大典的级别和层次，营造“国典”氛围，打造世界级城市文化品牌。近期可着力于开发杜甫故里(巩义)、许由故里(登封)、白居易故里(新郑)、潘岳故里(中牟)等，提升“文化郑州”品牌形象的价值。

四、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保障措施建议

根据郑州市文化资源禀赋特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客观规律，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应围绕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深入挖掘郑州城市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精品，全面实施品牌战略。应完善文化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机制，依托区域多元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节事会展、演艺娱乐、影视动漫等多元文化品牌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内、国际影响力的优势文化品牌，使“文化郑州”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对郑州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

1．政策保障

当前，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与国际文化品牌竞争的实力，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品牌存在一些“规则性硬伤”，如品牌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品牌企业融资困难、市场交易不规范等，因此亟需尽快出台一批具有持续性的扶持政策。首先，必须明确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的职责，保障从业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打造公平、规范、有序的文化品牌发展环境。其次，政府各职能部门应树立文化品牌培育的价值观念，出台制定促进郑州市文化品牌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文化品牌管理机制。再次，应尽快制定一套保护传统老字号、文化品牌企业、历史遗产等的政策法规，加大打击非法抢注、假冒伪劣现象的力度，并加强对文化企业进行品牌保护的业务指导，鼓励其进行商标、域名注册等品牌保护活动。最后，应优先保障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落地，其中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和标志性文化工程项目的用地应该优先予以保障。

2．组织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涉及文化、文物、旅游、城建、土地、宗教等多方面，必须进行有效的协调，以保证其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应成立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与文化、旅游、宗教、广电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文化品牌培育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其次，应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所拥有的优势人力资源，建立文化品牌专家评委会，负责文化品牌的评审、跟踪、监测等工作，明确文化品牌的评价机制，加强文化品牌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再次，各县区和市直部门要结合实际，在领导小组的调控下，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发挥各自职能，落实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具体工作，确保将郑州市打造成“世界文化名城”战略的实施。

3．资金和技术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离不开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对郑州市而言，虽然政府每年都安排有3000万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但这对庞大的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和品牌营造来讲毕竟是杯水车薪，加之文化技术发展滞后，导致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效应不明显。因此，首先，建议设立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并通过补助、奖励、免息等多种形式扶持重点文化品牌项目，充分利用国家和河南省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尽可能多地获取产业扶持资金，为城市文化品牌打造提供资金保障。其次，应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项目融资、兼并收购、租赁等方式进入文化行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为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上市提供方便。再次，应依托文化产业创意园吸引各类风险投资，同时，利用市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对城市文化品牌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最后，应采用政府主导下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成立合作组织进行城市文化品牌的技术性研发，推进“官产学研”合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

4．营销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只有得到市场和民众的认可才能够成长起来，因此其培育过程必须重视品牌策划、宣传和推介。信息技术时代，营销传播手段的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的传承、成长和壮大。文化品牌的营销推广不仅要善于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介，还要积极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媒体，使互联网、动漫、游戏、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兴媒介成为城市文化品牌宣传的有效载体。应大力推进中原网、郑州晚报、郑州电视台等市直重点媒介的建设，使之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影响力，成为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宣传的主要载体。同时，应通过深度挖掘和精心策划，在相关媒介上推出文化品牌建设的专题、专栏和专项报道，如同河南电视台《梨园春》《华豫之门》《武林风》《汉字英雄》等专栏一样，打造具有郑州文化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和民众需求的城市文化品牌。

5．人才保障

针对当前郑州文化人才不足的现状，需大力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文化名人名家培育工程，塑造文化领军人物和名人大家。首先，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利用郑州大学等优势教育资源，联合知名文化企业，针对行业需求进行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建立专门的人才数据库。其次，可通过各种方式在文化产业各领域引进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善经营、懂管理的行业权威和核心人才，形成人才优势。再次，应推进文化经营人才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相关高校设置文化产业相关学科，支持郑州市动漫基地、石佛艺术公社等园区参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

五、结语

传承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习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贪污腐败、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习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宪政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贪污腐败、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八大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习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参考文献:

[1]方克立，张世保，林存光，张小平，刘东超，等.大陆新儒家思潮评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30.

[2].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3]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文化思想的宗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

[4]黄明哲.从传统文化观看当代传统文化研究创新[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8.

[6]左鹏.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3）.

[7]王伟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16（24）.

[8]新华社.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就《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答记者问[EB/OL].人民网，2017-02-07.

[9]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8（11）.

[10]高长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J].党的文献，2015（1）.

[11]陈先达.摆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N].吉林日报，2017-02-27.

[12].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13].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J].党建，2014（3）.

[14]李小杰，何静.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对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借鉴[J].思想研究，2016（3）.

[15]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7.

[16]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17]冯友兰选集（通论道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80.

[18]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71-474.

[19]李宗桂.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J].学术研究，2013（11）.

[20]李明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N].光明日报，2017-02-24.

传承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