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生态广场园林；规划发展；趋势分析

城市生态广场园林通过人工进行建筑创造，达到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建筑模式。城市生态广场园林代表着人们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明水平。对城市生态广场园林进行不断的规划设计，不单单顺应现代城市园林的设计趋势，也是能承载传统园林的设计精华。

1 城市广场的种类分析

1.1 商业广场

城市商业广场可以提供居民购物，提供商业贸易的建筑，它是进行贸易活动的城市广场。当城市商业化进程、综合化进程加快时，城市商业广场更能彰显出自己的作用。因为人们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购物后，需要有个休息的场地。商业广场就兼具了广场的特征和绿地的特征。兼顾好城市广场的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会促使城市商业的繁荣。

1.2 交通广场

城市交通广场指数条交通道路交叉口的广场，比如环形交叉广场、立体交叉广场。交通广场具有疏导交通、组织交通的作用。在交通广场规划时需要考虑到广场与道路衔接的关系，交通广场要避免人流大量出入的公共建筑。交通广场的四周还要布置好绿化带，使行人、车辆都可以顺利、安全的通行。

1.3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可以为人们提供宽阔的户外活动空间，使人们节假日休闲、娱乐的需求。文化广场在内部空间上利用点、线、面，保证城市文化广场具有很好的绿化率，也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广场还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感，可以利用绿化、建筑小品、地面高差来进行空间层次的限定，满足情侣交谈、朋友聚会、集会表演等活动的空间需求。还要利用鲜明的雕塑、有传统意义的灯具烘托文化广场的特色，表现出广场的趣味性、文化性、功能性。

1.4 园林广场

城市园林广场要和城市的公园绿地、花园、集中绿地等自然景观相结合，通过自然的生态环境表现出园林广场的功能。城市园林广场规模一般不大，同周围的绿化植物、山石水景、园林小品来构成生态小气候，给人们带来亲切怡人的园林体验。例如，伯奈特广场园林作为城市广场园林的典范，它主要通过季节性的植物、草坪以及小树林作为设计材料，在广场园林的中间铺设花岗岩小路。在主要设计特色的喷泉旁还设置了大量的青铜雕塑作品，打造出了高可视品质的城市广场园林。

2 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绿化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2.1 注重绿色环保理念的渗透

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绿化设计就是以绿色环保事项为主导，真正将全面的绿色信息进行整合运用，加强对绿色方案实施准则的确立提升，捕捉到更好的园林绿化技术，在进行充分使用的过程中，迎合全面的绿色城市广场园林发展理念，使自身的绿化效果能够得到有效展现。为了将充分的绿色环保理念渗透，必须将经验性的建设标准进行有效提升，把握更加创新的建设思路的应用原则，使建筑物与建筑物周边的环境保护事项能够被充分的关注起来，加强对细节事项的关注，真正将自身的建设能力进行有效提升，不断融合更加新颖的元素，使全面的绿色元素能够融合进来，才能使园林的绿色效果呈现出来，得到完善的进步与创新。

2.2 注重生态广场园林的实用性

不能只重视对广场园林环保功能的提升，广场园林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等活动提供方便的场所，城市生态广场园林应该是建立在为人们的美好生活负责、对社会的发展做贡献上，不但要将绿化设计方法进行有效融合，而且通过不断分析，找到创新的有效思路；根据社会大环境及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的绿化设计应该是建立在感性与理性的双向层面上的，将绿化设计的标准提升上来，捕捉到较好的设计思路，真正为人民群众的使用提供更加优良的环境。迎合不同人群的各种口味，使绿色的画面在呈现过程中，有不同的效果，抓住创新的重点环节，不断革新；在全面的园林实施中，要站在艺术的层面来分析，打破原有规矩，将天然的植物表现出来，对整体的绿化效果的提出能够进行提升。

2.3 注重生态广场园林的社会效应

站在大环境来看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的绿化设计，不仅为人民群众的使用做出了贡献，而且使全面的绿色推广事项进行了提升，因为当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城市生态广场园林呈现出来的绿色环保技术的最佳效果，使人们能够喜欢上这种园林类型，并且在进行社会的推广过程中，不断融合更加新颖的元素，使全面的设计思路能够被打开，利用全新的设计标准，找到周边的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绿化设计的缺陷，使全面的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绿化设计理念能够被激发出来，不断革新，在原有的层面上，对全面的基础信息进行融合渗透，不断改变原有的形态，将灵活多变的思路渗透进去，为城市生态广场园林绿化设计的发展提升做出相应的贡献，不断融合更加创新的元素，使自身的目标能够确立得更高些，从全新的角度看问题，帮助自身的建设设计发展能够不断进行提升。

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居环境质量；熵值法；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X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5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9

人居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1]，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础[2-3]。然而，随着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住所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7]。目前，人居环境研究多关注于人居环境质量[8]、宜居性[9]、满意度[10]及其与其他指标的关系[11]等方面的多指标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8-16]，研究空间和尺度正逐步走向成熟阶段[12]。城市群是国家推动城市建设的主体形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肯定了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重点地区的地位。因此，探讨城市群内部的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研究区概况

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城市，总面积达7.4×104 km2，常住人口4 495.82万人，是中国东部重要的经济板块和北方主要的城市密集区之一，是黄河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区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交流的桥头堡之一，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区。近年来城市群内部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有6个城市曾获联合国或中国人居环境奖，是中国首个“人居奖”城市群。但仍存在空间发展不平衡、人居环境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深入系统评价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状况及其优化调控模式，对于促进其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全国乃至世界同类国家和地区城市群人居环境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依据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现状，结合已有的指标体系[15-19]，参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中国人居环境奖的指标[20-21]，并咨询相关专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等因素，从人文、经济、社会和生态四大主要方面系y构建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董锁成等：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2.2数据来源

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并以2000―2014年的统计公报作为数据的补充。

3研究方法

3.1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

3.2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3.3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计算模型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评价函数，将指标权重wj与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x′ij进行合成运算[9]，得出

3.4人居环境系统协调度模型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核心不仅在于综合评价值的高低，还在于单个评价指标间协调状况的好坏。协调度Ai的计算公式为：Ai=1-Si/Mi，式中，Mi为第i城市评价值的平均值，Si为第i城市评价值的标准差。Ai介于 0―1之间，其值越大，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高[16]（见表2）。

4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4.1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子分析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各系统层权重由大到小为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见表1），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环境层面，该层面与其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的关联性最大，协调发展城市社会环境建设是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首要任务。

领域层中经济实力的权重最大，其次是基础设施，城市绿化的权重最小，指标层中的燃气普及率权重最大，且是唯一权重大于0.03的指标，相应地增加了基础设施的权重，这表明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燃气发展水平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居环境影响颇深，这些方面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

4.2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分析

4.2.1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

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见图1），由2000年的4.33上升到2014年的5.73，年均增长率为2.03%。但是，2006年和2011年出现了相对下降趋势，主要与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城市污染尤其是部分工业污染源超标排污有关。

4.2.2人居环境系统层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波动式上升态势

从系统层来看（见图1），2000―2014年除人文环境的评价指数呈下降趋势外，其他系统层的评价值均呈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且社会、生态环境总是高于人文、经济环境的评价值。 ①人文环境指数在2000―2003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并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1.078；2003―2008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接收四川灾区孩子到山东免费就读，增加了学生人数，成为这一时期人文环境指数达到最低值0.916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后人文环境不断改善，评价值呈波动上升趋势。②与人文环境指数大致呈反向发展趋势的经济环境指数在2000―2014年呈稳定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904上升到2014年的1.398，并在2005年超过人文环境指数，摆脱了排名最后的位置，这一趋势的形成主要是由经济因素的滚动发展特点即其发展变化具有累计效应所决定的。③社会环境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204增加到1.316，年均增长率为1.7%，增速不

明显；2006―2010年呈快速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超过生态环境指数，位居第一；2011―2014年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8%，明显高于2000―2005年。④生态环境指数是系统层中变化波动频率最高的，大致呈波浪式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1.18上升到2014年的1.6，增长了35.4%。2003―2007年的变化趋势与社会环境相似，二者明显呈正相关。

4.2.3人居环境领域层指标评价值差异明显

在领域层中（见图2），经济实力、生态压力和基础设施2010―2014年的评价值较高，均超过了0.615，其人居环境间持续差距也最为明显，均大于0.23。其中：①经济实力的评价值最高，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增幅较大；②生态压力的评价值虽也在不断上升，但2005年之后变化幅度较小，这与政府采取的生态管治措施有关；③基础设施的评价值在2000―2010年是逐年增加的，且增幅较为均衡，但2014年出现了回落趋势，主要是由于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邮电服务业带来了冲击。

人口环境、城市污染、经济效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环境和城市绿化这七个领域层的评价值较低，其中：①人口环境和城市污染领域的变化程度微弱，变化幅度小于0.1，变化趋势不稳定；②经济效率、社会保障和城市绿化领域评价值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保障受政府就业保险政策的影响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二者，经济效率和城市绿化的变化特点分别与经济因素所具有的累计效应和城区园林绿化扩面增绿有关。

4.2.4人居环境各要素发展协调

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各要素间的协调度在0.757―0.881之间，均达到中级协调等级（见表2），但是达到高级协调等级的年份较少，只有2000年、2001年和2006年，且这几年的综合评价值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年份，说明是处于低质量水平的高协调等级，因此，在促进各要素指标协调发展的同时，还需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整体水平。

4.3山东半岛市域尺度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山东半岛各城市的评价值（图3、图4）和指标间的协调度（图5），并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四个时间断面的矢量数据与ArcGIS相结合，依据评价值的最值、均值及城市群内部人居环境质量值的特征，划分出较好（8.5―9）、一般（8―8.5）、^差（7.5―8）、差（7―7.5）四个等级，生成各等级城市空间分布图。

4.3.1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排名相对稳定

由图3和图4 可知，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值大致呈上升趋势，平均每个城市增加了0.97个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87%，仅个别年份有所下降，表明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在逐步提高，与城市群整体发展趋势一致。

山东半岛各城市中，青岛、东营、威海的人居环境质量较高，大致在前三名徘徊，个别年份略有差异；淄博、潍坊、日照的人居环境质量始终位列后三名，虽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但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济南和烟台的排名较为居中，一般位居第四、五名，个别年份会上升到第

三名。总体来看，不论是排名靠前还是靠后，各城市排名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变动，相对较稳定。

4.3.2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从图3可以看出，人居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①2000年东部的青岛、烟台、威海，西部的济南及北部的东营都处于较差级别，而中部的淄博、潍坊、日照处于差级，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值均低于7.5，与前者的差距最大达0.73。②2005年东部的青岛、威海和北部的东营人居环境质量上升为中等水平；中部的淄博、潍坊和日照人居环境质量等级虽有提高，但仍落后于东部

城市，处于较差级别；济南、烟台保持原等级，变化不大。③2010年各城市人居环境发展较为均衡，除日照仍处于较差等级外，其他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均大于8，处于中等水平，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与日照的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较落后有关。④2014年东部的青岛、威海，西部的济南及北部的东营都处于较好级别，中部的淄博、潍坊、日照和东部的烟台人居环境水平尤其是经济环境水平略差于前者，处于中等水平，与2000年的空间格局相似，不能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充足的保障。

总体来看，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差距显著，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没有城市进入更高级别的发展水平，各城市在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要注重整体水平的提高。

4.3.3各城市人居h境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

2000―2014年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指标间的协调度在0.737―0.89之间，都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波动较大（图5）。潍坊市在2006年达到最大协调值0.89，东营仅次于潍坊，都达到了高级协调水平。总体看来，城市内部协调性建设良好，但是处于高级协调等级的城市较少。在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强项指标的继续建设和弱项指标的强化建设，以提高城市指标间建设的协调性，最终建成一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熵值法、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值及各指标间的系统协调度，并将山东半岛各城市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人居环境矢量数据与ArcGIS相结合，生成各等级地市空间分布图，对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②人居环境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人文环境方面；③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需针对各城市的发展弱项提出适宜的发展对策。

5.2建议

（1）提高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环境水平是促进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日照、潍坊、淄博和烟台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低于其他城市，相应的经济环境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不能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充足的保障。因此，要顺应十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要求，经济新常态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激发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实力，为改善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2）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人文环境始终落后于其他指标，是其整体发展的短板，亟需加强城市人文环境建设。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减小人口密度，扩大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改善人口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高等教育建设，加大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文化环境。

（3）山东半岛各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要因地因时制宜，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①着重改善青岛、济南、威海和东营在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方面与其他指标的差异，促进指标的协调发展，并查看其他方面是否还有进步空间；②加大措施力度着力解决潍坊在经济环境方面的问题，不仅要与其他指标协调发展，还要追赶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③淄博的生态环境是其整体发展的弱项，要注意减少城市污染，加强城市绿化建设；④烟台的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要继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强化人居环境质量的整体提高；⑤日照的提升空间最大，要加强加大人居环境建设力度，全面改善日照在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不足，提高人居环境整体质量。

（4）人居环境建设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根据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基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竞争力综合评价，今后应着力关注以下方面：①要加快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这是实现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必要环节和保证。要重视互（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注重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绿色环保科技优势，推进城际间、城乡间的分工与协作，提高城市运行效率；②要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城市产业要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产业转型升级；③要加强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适应新常态新要求。以科学的规划为依据，以适宜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为保障，实现多领域最佳组合，保证人文、社会、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38-39. [WU Liangyong. Introduction to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6：38-39.]

[2]UPADHYAYA J K， BISWAS N， TAM E. A review of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assessing storm water system sustainability[J]. Canadi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2014，41（6）： 483-492.

[3]BENSASSI S， RAMOS L M， ZARZOSO I M，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Spanish regional export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5，72： 47-61.

[4]THERRIEN M， TANGUAY G A， GUERIN I.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resilience： a search for indicators applied to public health crisis[J].Resilience， 2015，3（1）：18-39.

[5]EVANS G W. Environmental str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286-324.

[6]CAMARDA D， ROTONDO F， SELICATO F.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urban shrinkage： issues and scenarios in Taranto[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23（1）：126-146.

[7]李雪，杨俊，李静，等.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LI Xueming， YANG Jun， LI Jing， et 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 of living environment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8]李雪铭，晋培育.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2012，32（5）：521-529. [LI Xueming， JIN Peiyu.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32（5）：521-529.]

[9]王坤鹏. 城市人居环境宜居度评价――来自我国四大直辖市的对比与分析[J]. 经济地理，2010，30（12）：1992-1997. [WANG Kunpeng. Evalua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livability： a case of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China’s four municipal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30（12）：1992-1997.]

[10]丛艳国，夏斌，魏立华. 广州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人群及空间差异特征[J]. 人文地理， 2013， 28（4）： 53-57.[CONG Yanguo， XIA Bin， WEI Lihua. Research of polariz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s satisfactory of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4）：53-57.]

[11]XIONG Ying. Uncertainty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hangsha City[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1， 21（6）：1123-1137.

[12]李雪铭，田深圳. 中国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研究[J]. 地理科学，2015，35（12）：1495-1501.[LI Xueming， TIAN Shenzhen. The geographic scale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2）： 1495-1501.]

[13]李宇，董锁成.西北农村地区小城镇人口集聚与人居生态环境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5）：597-603. [LI Yu， DONG Suocheng. The study on effect between population gather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of small towns in northwest China rural region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2，17（5）：597-603.]

[14]李雪铭，张春花，张馨，等.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1）：91-96. [LI Xueming，ZHANG Chunhua， ZHANG Xin， et al.Quantitatine 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for human settlements：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4，14（1）：91-96.]

[15]张文忠. 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J]. 地理科学，2007，27（1）：17-23. [ZHANG Wenzhong.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in inner cities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27（1）：17-23.]

[16]李帅， 魏虹，倪细炉，等.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宁夏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J]. 应用生态学报， 2014，25（9）：2700-2708. [LI Shuai， WEI Hong， NI Xilu， et al. Evalua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in Ningxia based on AHP and the entropy method[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4，25（9）：2700-2708.]

[17]欧向军，甄峰，秦永东，等.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5）：993-1002. [OU Xiangjun， ZHEN Feng， QIN Yongdong， et al. Study on compression level and ideal impetu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27（5）：993-1002.]

[18]李丽萍.宜居城市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25-31. [LI Liping.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city[M]. Beijing： Economic Daily Press， 2007：25-31.]

[19]李雪铭，姜斌，杨波.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6）：129-131. [LI Xueming， JIANG Bin， YANG Bo.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case of Dalia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2，12（6）：129-131.]

[20]杨士弘. 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52-256. [YANG Shihong.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scienc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252-256.]

[21]张云峰. 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的背景、原则与重点[J]. 城乡建设， 2010（10）： 7-10. [ZHANG Yunfe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ving environment award for revision of the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key point[J].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10（10）： 7-10.]

[22]李伯华，陈容，刘沛林，等. 湖南省人居环境与经济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9（1）：125-131. [LI Bohua， CHEN Rong， LIU Peilin， et al.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49（1）：125-131.]

[23]乔家君. 改进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中的应用[J]. 资源科学，2004，26（1）：113-119. [QIAO Jiajun.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n Hen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04，26（1）：113-119.]

收稿日期：2016-11-09

作者介：董锁成，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区域生态经济研究。Email： 。

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范文第3篇

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紧凑度的综合测算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1990年6月，欧盟委员会（CEC）颁发的《城市环境绿皮书》较为系统地提出城市紧凑发展与改善城市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紧凑型城市”的概念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 ，主要是集中在某一个省会或单个城市内的紧凑城市理论的介绍及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上的实证研究和紧凑度定量测度等专题性研究，而对区域性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测算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二、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选取在华北铁路枢纽上的北京、石家庄，华中铁路枢纽上的武汉、株洲、长沙、郑州、商丘，华东铁路枢纽上的上海、南京、徐州，华南铁路枢纽上的广州，西北铁路枢纽上的西安、兰州与西南铁路枢纽上的成都、重庆、贵阳这16个主要铁路干线枢纽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所构建的中国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动态评价体系，15个二级指标及其初始数据主要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比较数据来源于各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其中，指标体系中的人口紧凑度是根据GDP密度指数、从业人员密度指数、市区人口密度以及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出；形态紧凑度是依据（P：城市建成区周长，运用矢量化方法计算出利用谷歌地球和ARCGIS9. 0获得的建成区地图数据；A：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得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来构建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动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算进行评价与分析。

1、指标体系构建

铁路枢纽城市的紧凑度指在铁路枢纽发展的过程中，伴随铁路综合设施建设而形成发展的具有包含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交通、城市人口数量等在内的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的紧凑程度或是集聚水平。城市形态、人口密度、土地结构等要素是城市紧凑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铁路枢纽城市的重要体现。

2、权重确定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通过计算指标的熵值，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对该系统的整体评估来确定指标权重，指数的离散程度越大，权重越大。利用熵值法对城市综合紧凑度进行测算。

（1） 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2）数据标准化处理。

（3）计算评价体系的熵值。

（4）计算评价指标系数的差异。

（5）确立评价指标的权重。

（6）计算样本的评价值。

三、结果分析

（一）紧凑度的城市区域分析

将16个主要铁路枢纽城市按区域划分可分为华南铁路枢纽、华北铁路枢纽、华东铁路枢纽、华中铁路枢纽、西南铁路枢、西北铁路枢纽。

城市综合紧凑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东、华中、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南、西南；经济紧凑度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呈先下降后上升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形态紧凑度呈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西北；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东；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中；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西南；交通紧凑度呈现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中、华东、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西南；人口紧凑度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西北；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中、华东、西南。

（二）紧凑度的城市分类分析

跟据计算城市紧凑度平均值及其综合值的基础上，可将这16个城市分为紧凑城市、较紧凑城市、不紧凑城市。

1、紧凑型城市：广州、上海、石家庄。

2、较紧凑型城市：北京、南京、长沙、成都、株洲、郑州、徐州、商丘、西安。

3、不紧凑型城市：武汉、重庆、贵阳、兰州。

全国16个铁路枢纽城市的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均低于0.8；所研究的16个城市中，18.75%的城市属于紧凑型城市，25%的城市属于不紧凑型城市；重庆的城市紧凑度数值最低，上海的城市紧凑度数值最高，二者之间的综合数值相差0.4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大型城市里除了兰州、武汉、贵阳和重庆均属于紧凑城市和较为紧凑型城市；其中唯一的中等城市株洲是属于较紧凑型城市。

四、结论

紧凑城市反映了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的一个主要指标，通过国家16个主要铁路枢纽城市紧凑程度的城市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交通等综合测度和原因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从城市综合紧凑度来看，整体而言是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变化的。根据其一级指标权重变化，反映城市紧凑度主要受经济、交通等有形物质的 “密度”影响为主，即主要受城市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城市规模来看，巨大型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则是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变化；特大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是呈现上升趋势；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则又主要是呈下降趋势变化。主要原因是受相关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就全国主要铁路枢纽城市而言，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主要受城市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服务业;趋同;地区差距

一、问题的提出

自Baumol[1]基于Maddison数据采用趋同分析方法发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存在趋同趋势之后,学者们基本采用相似的方法对地区差异演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我国学者也借用这一方法对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做了大量研究[2~4],但综合来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仅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上展开,或是沿着地区差异演变趋同机制和趋同工具箱的拓展两个方向发展,而忽视了对于地区差异演变产业层面的分析,而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特性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般来说,服务业产出在最初形态上具有非实物性质,其生产和消费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具有难以储存、难以运输等特点,即服务业的消费和生产环节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一个地区消费的服务多倾向于在区域内或周边生产和购买,因此服务业发展规模与当地的人口规模大致会维持在一定的比例,这与工业产品差别较大[5]。由于工业产品的实物性质,使得工业产品能够以较低廉的成本远距离运输和较长时间储存,所以工业产品的生产地一般并不需要大量消费者的积聚,因此工业生产更注重的是生产条件的适宜性,如劳动力、土地成本等,在具有适宜条件的地区,工业增长表现出高度的地区积聚特征,并且具有自我加强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功能的不断完善,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会不断加大,人均服务消费会相应提高。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中,地级市和地级以上城市本身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单位,为保持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及时性和公平性,政府机构、警察机构、司法机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样样俱全,而这些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又大体与一个城市的人口对应,所以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具有均等化趋势。那么服务业这些产业特性是否会表现为服务业增长的趋同趋势呢?其对地区差异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本文沿着这一思路,采用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分别就我国服务业增长的趋同情况在210个城市的地区及市区范围两个层面经济单位上的表现展开讨论。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说明

1·分析方法Baumol(1986)

最早采用Maddison数据,发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差异存在趋同的现象。但是De-long[6]、Lucas[7]等分别利用不同的研究样本或研究方法对Baumol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发现经济增长趋异现象也普遍存在。随后的研究者又对趋同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细化:σ趋同、“Club”趋同、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等。σ趋同是指一个经济单位人均或劳均实际GDP的差异(标准差、变异系数或theil指数等)具有随时间减小的趋势,即σt+T<σt。测度研究样本的σ趋同情况通常用式σt=α+T+ε,其中T是时间趋势,是待估参数,如果系数是负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就认为σ趋同成立。如果σ趋同不成立,则把样本分为若干个子样本,再分别用该式检验各子样本是否存在σ趋同,如果成立,“Club”趋同存在。绝对β趋同是指初始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单位比初始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单位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

条件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其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简而言之,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检验β趋同的通常公式为gi,tt+T=α+βln(yit)+εit,其中gi,tt+T是经济单位i在t到(t+T)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如果β系数为负,则β趋同存在。检验条件β趋同通常用到著名的Barro回归方程[8],即方程gi,tt+T=α+βln(yit)+ψXit+εit,其中Xit是刻画经济体i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

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及相应城市的市区,前者是城市的地区范围,后者是城市的市区范围,不包括县级城市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地级市分别列出“地区”和“市区”两项,“地区”

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县级市,包含了农村地区的数据;“市区”则仅包括城区和郊区。

本文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2005年)。其中,各城市的地区与市区国民经济总产出和服务业总产出①分别采用所在省区的GDP和第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平滑,缩减指数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年鉴汇编》;人口是样本的总人口数。

三、实证分析

1·σ趋同分析考察σ趋同的指标主要有变异系数、Gini系数和Theil熵等,由于这些指标在变化趋势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石磊、高帆,2006;徐现祥、李郇,2004),因此本文选择变异系数作为地区差异演变的测度指标。变异系数又叫离散系数,它是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值,以CV表示变异系数,其计算公式为:CV=σx,其中σ来自σ2=∑ni=1(xi-x)2/n。

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采用变异系数考察的中国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地区和市区两个层面上的趋同模式十分相似,即服务业在两种意义的城市层面上的增长差异都呈减小趋势。再比较两者的差别可以看出:首先,从服务业增长差异的大小看,在城市的地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的差异最高为1996年的1·35,最低点为2004年的1·15,并且除1995年外,呈递减趋势;而在市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差异的趋势完全一致,但是最高点的1996年却只有0·90,最低点的2004年也仅为0·80,都比前者有较大幅度的减小。

其次,从服务业增长差异与国民经济增长差异的比较看,在城市层面上,2003年以前服务业增长的差异都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2003年之后开始小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且后者差异扩大的趋势发生逆转,开始趋于减小;在市区层面上看,2000年以前服务业增长的差异都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之后开始小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且后者差异扩大的趋势也发生逆转,开始趋于减小。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增长差异趋势发生逆转的时间在市区层面要早于在城市的地区层面。

2·β趋同分析本文分别考察了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地区和市区层面上的β趋同情况,计量结果见表1。表1报告了全国210个城市地区和市区服务业增长的绝对β趋同的计量分析结果。从回归1、3看,初始服务产品①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是前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城市层面不存在绝对β趋同;但是在市区层面上,能够通过显著程度为1%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市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存在绝对β趋同,即初始人均服务产品水平越低,增长的速度越快。然后基于Barro方程对回归1、3施加虚拟变量,分别把210个城市样本分为沿海地区城市②、省会城市和其他类型城市,得到回归2、4。从回归结果看,β系数绝对值分别从0·0060、0·0174提高到0·0184、0·0239,且模型的拟和优度有很大改善。虚拟变量的系数也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人均服务产品分别在沿海地区和省会类型城市的趋同速度要快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地区层面上虽然不存在绝对β趋同,但是却存在条件β趋同。

Islam[9]曾指出,在趋同研究中,截面分析(cross-section)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建议采用面板分析(paneldata)解决估计有偏问题。所以回归5、6、7、8列示出了采用面板分析方法对前面对应各模型的验证结果。从报告的结果看,面板数据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结论,与截面数据分析得出的解释变量的符号一致,且方程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大,这与Islam等估计经济趋同时情况类似。

3·服务业增长的地域特征

虽然前面根据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可以反映出服务业增长差异的变化趋势,但是还无法充分展示这种趋势的地域特征,因为不同的洛伦茨曲线的形状完全可以得到相同的地区差异系数。因此,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增长的洛伦茨曲线[10]变化情况。

洛伦茨曲线:区间洛伦茨曲线(inter-regionallorenzcurve)令:ρi=∑ki=1(Pi/P);ψi=∑ki=1(Xi/X)代表人口与服务业产出自第1地区至第k地区的累积比重,它们均采取百分比来记数。洛伦斯曲线为所有(ρk,ψk),K=1,2,…,n,在以累计人口比重为x轴与以累计服务业产出为y轴的坐标平面中所组成的曲线。

由1995~2004年中国各城市服务业①Lorenz曲线变化图可以看出,曲线的变化分布广泛,即大致在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累计占比在5%~90%的区域,人口累计占比在15%~95%之间,地域范围涵盖了中国绝大部分城市。曲线变化方向朝上,且变化并不很大,这意味着从服务产品占有量比较低的地区,到较高的地区,服务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均衡增长特征,但是发展速度并不很快。同时表明,导致服务业地区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从较低服务产品占有量的中西部地区,到较高服务产品占有量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服务业,都有一定程度的绝对增长,从而导致全国服务业增长的相对差异逐渐减小。

作为对比,用相似的方法做出了工业产业增长的Lorenz曲线变化图。由工业Lorenz曲线变化图可以发现,曲线的变化相对服务业分布区域稍小,即大致在

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累计占比在20%~90%的区域,集中在45%~95%之间,人口比重累计占比在45%~90%之间,地域范围主要为工业发展中高水平的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曲线变化方向朝下,且变化幅度较大,反映出非均衡增长特征,并且增长速度较快。分析表明,导致工业增长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处于工业发展中、高水平的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处于工业发展中、低水平的中、西部地区一般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中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一般城市组和中高发展水平的东部地区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组之间的差距被拉大,以致整体上工业发展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四、讨论

关于在城市地区和市区层面上绝对β趋同与条件β趋同表面矛盾的情况该如何解释呢?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由于城市的“核心”性质,城市经济增长往往表现出领先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现象。而在我国的城市经济统计中,城市的“地区”范围实际上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县级市,包含了农村地区的数据,因此只有城市的“市区”范围才真实地反映城市的经济活动。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市区的绝对β趋同与城市地区层面的条件β趋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的关系看,条件β趋同实际上是对绝对β趋同施加了条件变量后得出的趋同现象,即在城市所面临的为条件变量所反映的情形一致时(市区实际上是根据地理位置、制度环境等条件在城市地区范围内对城市地理空间进一步的分解),服务业增长存在绝对β趋同。

再从地理位置上看,各城市的市区都是历史上或现代交通枢纽,集中于冲积平原或盆地,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人口密度相对都较高,并且集中了地区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和大学等研究机构,因此历来商贸服务业发达,成为地区内的服务增长和创新中心;就制度条件而言,自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的市区,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大部分边境城市都是首先开放城市的市区,而且以开放经济为代表的各层次经济开发区遍布不同等级的城市市区中,因此各类城市市区服务业增长的制度条件十分相似;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看,各级(下转第26页)地促进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DosiG.TechnologicalParadigmsandTechnologicalTrajectoties[J].ResearchPolicy,1982,11(2):147-162.

[2]陈傲.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环境制度设计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9):108-114.

[3]顾丽,彭福扬.面向循环经济的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50-53.

[4]曹光辉,齐建国.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政策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112-121.

[5]杜世勋,曹利军.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研究[J].管理评论,2005(2):37-40.

[6]陈东初,吴桂香等.铝合金环境友好型非铬化学转化表面处理技术的研究[J].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2005,9(5):32-36.

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现状；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是全国拥有资源型城市最多的省份，共有资源型城市14个，即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大庆、黑河、五大连池、铁力、尚志、海林、穆棱、宁安、虎林。其中有地级城市7个，即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大庆、黑河。黑龙江省的资源型城市大都处于衰退时期。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突出，持续产业发展缓慢。石油、森林资源衰退，可采储量急剧减少，开采成本增加。资源型产业结构单一，持续产业规模小，难以弥补采掘业下降带来的增长缺口。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煤矿城市采煤沉陷区问题突出，油田植被和地质环境破坏严重，土地“三化”、水土流失加剧，林木蓄积量减少，森林生态功能减弱。同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才危机、社会危机等五种危机。五种危机的存在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人才，只有人才结构转型成功才能保证经济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矿产开发时间长短不同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异，黑龙江省各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和绩效开发状况也不同。而黑龙江省要在分辨各资源型城市的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其绩效开发，显然有较大难度。为此，本文对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及其绩效现状进行分析，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与开发提供决策借鉴。 

一、黑龙江省地级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黑龙江省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中，人口数最多的是大庆，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277.23万人，人口数最少的是七台河，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90.22万人。从人口增长趋势上来看，资源型城市人口增长基本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只有大庆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率。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中，非农业人口数差距非常大，最高的还是大庆，最低的还是七台河，但2008年大庆非农业人口数为136.8万人，七台河非农业人口数为50.91万人，相差2.7倍。从趋势上来看，非农业人口均呈增长趋势，表明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也在提高。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从业人员数也存在较大差异，而大庆作为唯一的石油城市，其人力资源总量体现出显著的优势。总体而言，从业人员数量和总人口数量基本趋势一致，说明这些资源型城市在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差异较小。相对而言，大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上发展比较平稳，但需要注意的是黑河和伊春，这两个森工城市的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一直在减少。而大庆2008年在岗职工人数为52.71万人，黑河在岗职工人数为10.93万人，相差4.82倍，相对于总人口、非农业人口等其差距在加大，因此，伊春、黑河等森工城市在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而大庆则依然具有优势。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资源型城市之间差距要相对较少，但大庆却也同样基本是失业人口最多的城市，这和其人口基数大有一定联系。7大地级资源型城市中，从2000-2008年，大部分城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在增长。从采掘业从业人员总量上比较，大庆市具有绝对优势，而鸡西、鹤岗、七台河等三个煤炭城市在采掘业人力资源上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长率上都比较趋同。 

（二）人力资源三次产业结构状况 

鹤岗、鸡西、七台河、黑河等资源型城市在第一产业中的人力资源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而大庆则是加大资源型产业的代表，在第一产业中的从业人员数量依然急剧增加。伊春则是经济转型成功的代表，由于采取森林、生态旅游的产业战略，在森林建设（第一产业）方面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力度是正常的。而双鸭山则是经济转型中的典型代表，由于政府一直在采取积极应对煤炭资源枯竭的对策，并努力进行经济转型，但在此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极不稳定，因此造成了第一产业人力资源剧烈波动的状况。伊春、黑河等森工城市在第一产业人力资源上具有相对优势。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第二产业人力资源水平是比较平稳发展的，甚至包括大庆这样的资源型城市。而伊春则通过成功的经济转型，将大量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转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是人力资源结构转型成功的范式。另外，黑河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值得关注。而双鸭山政府的经济转型则需要进一步加强，要在充分考虑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实施经济转型。七台河、大庆、鸡西等城市在第二产业人力资源上具有相对优势，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30%-60%之间，产业结构较为平衡。在第三产业人力资源上占有相对优势的是大庆、黑河、鸡西等城市，而缺乏优势的是伊春、七台河、鹤岗等城市。伊春要发展森林旅游业，第三产业人力资源比重必须提高，但近年伊春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确实呈增长趋势，显示出伊春市在经济转型上的成功。 

二、黑龙江省县级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7个县级资源型城市在总人口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尚志2008年总人口为61.6万人，而虎林2008年总人口为20.5万人，刚好是3倍。而其他5个资源型城市则总人口数相对比较集中，都在30-45万人之间。其中，总人口占相对优势的资源型城市有尚志、海林、宁安等，而总人口不具优势的资源型城市则包括虎林、穆棱、五大连池等。从时间序列发展趋势上来看，除了五大连池在2002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虎林在2002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以外，其他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基本稳定。县级资源型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在总体趋势上呈下降态势，在2003-2008年间，各资源型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量相对比较平衡，在22000-38000人之间。其中存在人力资源优势的有海林、尚志、宁安等，而存在相对劣势的主要是虎林、穆棱、五大连池等。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下降趋势比较稳定，但由总人口基本稳定，而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可知，各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负担也在逐年加重。 

（二）三次产业人力资源状况 

县级资源型城市在第一产业单位从业人数上均有增加趋势，且增长率也基本是一致的。从2001-2008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5年，是高速增长期，此时间段内第一产业单位从业人员增长迅速，尤其是尚志、铁力、海林等城市；第二阶段为2006-2008年，为回调期，第一产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有所下降，但仍要比2001年要高较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多说明对于县级资源型城市，仍旧是以农业、采掘业等粗放型经济为主。县级资源型城市在第二产业上的单位从业人数则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意味着县级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在退化。同样，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2001-2005年，第二产业单位从业人数迅速下降；第二时期是回调期，即达到最低点后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又有所回调，第二产业发展回暖。 

三、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绩效状况 

14个资源型城市中，大庆、虎林、尚志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高，而五大连池、铁力、黑河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由时间序列发展趋势上分析，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逐渐提升的，五大连池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也是增长最为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虎林在2001-2006年曾经出现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迅速提升的现象，但到了2007-2008年，却又开始迅速下降，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迹象。综合而言，各资源型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是比较趋同的，大多在1-2万元之间，这说明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还是较为均衡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从产出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绩效，如果从收入视角来研究，可采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反映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水平。14个资源型城市中，大庆仍旧处于遥遥领先优势，而且其平均工资增长迅猛。职工工资较高的城市有大庆、鹤岗、七台河、黑河等，而职工工资比较低的城市主要有铁力、伊春、海林、虎林等，职工工资越高的城市，就对人力资源越有吸引力，也越能留住人才。从增长趋势上分析，增长较快的城市有大庆、鹤岗、七台河等，而铁力、伊春、海林等增长较为缓慢。 

（二）三次产业人力资源绩效状况 

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双鸭山、伊春、铁力等，而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鸡西、鹤岗和黑河等；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较快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尚志、宁安、五大连池等，而人均增加值增长缓慢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鹤岗和黑河等。总体而言，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是呈增长趋势的，意味着第一产业人力资源绩效是提升的。14个资源型城市在第二产业上的人均增加值要比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高，而且资源型城市间的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差异也要比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的差异要大。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尚志、铁力、海林、穆棱、五大连池等，而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鹤岗、七台河等；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较快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尚志、铁力、海林、宁安、穆棱、五大连池等，而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缓慢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有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黑河等。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有尚志、虎林、铁力、海林、宁安、穆棱等，可以明显看出，县级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而地级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