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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Abstract:Asset price conduct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 is based on two effects: one is the Q theory of the “Tobin Effect”,and the other is Modigliani’s “Consumer Wealth Effect”.As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develop rapidly,a few scholars analyzed the Chinese stock wealth effect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however, the research on monetary policy cond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onsumer Wealth Effect is not rich. This article selected the data from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from 2nd quarter of 2002 to 3rd quarter 2007,broad concept of money,consumption and GDP,and carried on the real diagnosis analysis with the advantage of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test.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consumer wealth effect is limited in the monetary policy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func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are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other ways.

Key Words:cointegration test,Granger causality test,monetary policy conduction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 F82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7-0009-05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经过长期发展,归纳起来有四种: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Q理论的“托宾效应”实现的,另一种是基于莫迪利亚尼的“消费财富效应”实现的。

把财产作为影响消费行为的变量来研究,这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重要贡献。我们考虑利率和贴现率不为零时,个人的预算约束为:一生消费的贴现值不能超过初始财富和一生劳动收入贴现值的和。假设一个寿命为T的人,他的初始财富为W0,各期的劳动收入分别为Y1,Y2,…,YT,各期的消费分别为C1,C2,…,CT,那么他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 是利率,且所有变量被贴现到0期。假设消费的即期效用函数为:

这一效用函数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同期消费间的替代弹性的倒数)为 ,即为

,与 无关。 决定了居民在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 越小,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下降越慢,因此居民也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比如,如果 接近0,则效用几乎是 的线性函数,居民也越愿意接受消费的大的波动,以利用其贴现率和储蓄报酬率之间小的差异。居民一生的效用为:

其中是贴现率。人们会在相当长时期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各期消费额是初始财富的增函数,财产数量越多,消费水平越高。因此,决定消费额的不仅仅是现期收入,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即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资本。而国民收入恒等式:

这表明消费者的财富变化通过影响消费支出可以影响产出。

消费者的财富效应通过影响消费支出从而导致IS曲线的变动,进一步影响均衡国民收入(如图1)。

图1中,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初始均衡点在E0,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为y0,利率为i0,财富的增加使消费增加,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使IS曲线从IS0移到IS1。此时,均衡点为E1,均衡国民收入上升到y1,利率为i1。消费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当均衡国民收入上升到y1时,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了,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使IS曲线从IS1移到IS2,形成新的均衡点E2,均衡国民收入上升到y2。

货币供给的增加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加消费者的净财富。首先,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名义货币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而实际货币余额又是消费者实际净财富的一部分,因而它的增加会使消费者感到比以前更加富有,从而增加消费支出。这一效应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实际余额效应。它可以表述如下:

其次,货币供给还可以通过影响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实际财富。当货币供给增加时。人们会增加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引起股票、债券的升值。而股票、债券又是消费者财富的一部分,因而它们升值会增加消费需求。其作用过程如下:

其中 表示实际货币余额, 、 分别表示股票、债券的价格, 代表实际净财富。

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有限,故本文只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进一步影响产出的效果。

(二)文献综述

对基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的相关研究并不丰富,进行系统研究的尤其少,只是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财富效应。胡冬梅(2008)运用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1994―2007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在利率传导途径、汇率传导途径、托宾的Q效应和居民的财富效应传导途径以及银行信贷渠道中的有效性。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较弱,以上四种传导途径在我国都不畅通。但胡冬梅没有将托宾的Q效应和居民的财富效应传导途径分开进行研究,只是根据利率与股价、广义货币与股价以及股价与产出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判断托宾的Q效应和居民的财富效应传导途径有效性较弱。实际上货币政策的托宾Q效应传导途径是:货币供应股票、债券价格Q投资支出总产出。财富效应传导途径是:货币供应股票、债券价格 C总产出。前者是股票、债券的价格变化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后者是股票、债券的价格变化通过影响消费支出进而影响产出。两者大不相同。故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选取最新的数据,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检验基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否通顺和有效。

二、计量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本文以上证综指作为衡量股价波动的指标,选取2002年2季度至2007年3季度的上证综指每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作为季度数据,用SHI表示,数据来源于中信大智慧交易系统。以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另外,本文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度量消费水平的指标,用C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所有变量的时间跨度是2002年2季度至2007年3季度,货币供应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本文首先对变量广义货币M2、上证综指SHI、消费水平C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对四组变量SHI与M2、C与SHI、GDP与C、GDP与M2进行协整检验,然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各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统计上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分析基于财富财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

(二)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虚假回归,并且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F值、DW值和R将出现偏差。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有效性和最佳性,我们利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简称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平稳性检验是基于以下回归方程:

为纯粹白噪音误差项,滞后阶数的选择使得

不存在序列相关。原假设H0 :P=1,备选假设H1:P

由表1中的数据可知M2、SHI、C和GDP时间序列的ADF的统计量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序列D(M2)、D(SHI)、D(C)和D(GDP)的ADF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是平稳序列。

(三)变量的协整检验

由于M2、SHI、C、GDP都是属于I(1)时间序列,因此SHI与M2、C与SHI、GDP与M2、GDP与C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常用方法是恩格尔―格兰杰(Engel & Granger)两阶段法,但这种方法在处理有限样本时的估计具有偏差,故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各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J检验法是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VAR,如6式)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出一个有效无偏估计:

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选择滞后阶数,本文中滞后二阶的SC值和AIC值最小,故确定滞后阶数为二阶来构建VAR模型。其检验方法是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然后逐一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进行比较,当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Johanson临界分布值时,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接受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检验水平5%判断,变量SHI与M2、C与SHI、GDP与C、GDP与M2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Granger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下面进一步探讨上述各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统计上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以便与实际经济情况进行对照。

(四)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VAR模型,另一种是误差纠正模型(ECM)。Granger指出,若非平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使用VAR模型作因果检验可能会有错误的推论。由于变量M2、SHI、C和GDP都为I(1)时间序列,且存在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必然可以建立误差纠正模型 (EMC),通过ECM模型来检验各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表3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D(M2)是D(SHI)和D(GDP )的格兰杰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D(C)和D(GDP)互为格兰杰原因,而D(SHI)不是D(C)的格兰杰原因。

三、计量结果的分析

从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基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不畅通,主要是中间环节“股价指数SHI消费支出C”中断。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D(SHI)不是D(C)的格兰杰原因,即SHI的上升并不会显著地促进消费支出C的增加。广义货币M2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货币供应量能显著的影响产出,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其它的传导渠道发挥作用。

财富效应是指由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和债券)的趋势性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增长(或减少),进而产生扩大(或减少)消费,扩大(或缩小)短期边际消费倾向(MPC),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这就需要存在一个庞大、发达、有序、信息畅通的股票市场。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股市发展程度还不高,深度和广度有限,流通市值较少,参与者比例还不高,因而股票价格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我们采用股票市值(以流通市值为主)占GDP的百分比为反映股市发展深度的指标,它集中体现了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力。用居民持有股票市值占居民资产的比例和城镇居民财产收入占家庭收入之比这两个指标,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的广度,它代表了股票市场对投资者的经济影响。1990年以来,中国股市获得较大发展,但在规模和深度上同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见表4和表5),限制了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

财富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较弱的另一个原因是:股市尚未形成长期稳定的运行格局,暂时性的财富变动难以与消费支出联系起来,股市的波动性较大,使投资者难以对未来收益产生确定性预期。一般地讲,资产价格长期稳定的上涨才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财富效应,因为只有持久性收入而非临时性、偶然性收入才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暂时性的资产价格的波动应不具有显著的消费效应。总消费是由劳动收入和财富的趋势部分决定的。在资产价格存在较大波动的情况下,资产的财富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当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收益增加时,投资者可能将投资收益继续投资于资产市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会将用于消费支出的资金转而用于投资以获取收益,当资产价格下跌时,投资者会实实在在地受到损失,进而影响其消费支出。故消费财富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有限。

参考文献:

[1]贺建清.基于托宾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09,(9).

[2]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胡冬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8,(5).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范文第2篇

陆志强,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鉴于抵押市场与住房市场复杂的关联关系,其相互作用已经对于经济活动周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税收设计与住房补贴等公共政策同样作为独立的力量影响着住房与抵押市场的变化。而且,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与资本开放国家,由于存在金融工具的选择,公共政策的变化会微妙地影响着外汇市场的变化,影响着本国居民对于贷款工具的选择,而这也可能产生短期外债风险,研究匈牙利住房补贴变化后抵押贷款市场的变化与可能的风险,使我们可以有预见地考虑资本项目开放后对于中国目前抵押市场的可能的冲击,并有助于我们对于外汇管制和货币政策的全面衡量。

关键词:匈牙利;抵押市场;住房市场;公共政策;外汇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5.5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58-03

一、抵押市场和住房市场:理论阐述

由于住房具有经久耐用、面积不等、空间位置固定以及对金融、制度环境极为敏感等特点,因而成了一种最复杂的经济物品,极难分析和把握(雷诺,1996)。而且,这种复杂性在最近成为研究者与政策制订者十分关注的抵押市场与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也有所体现。一些经济学著作已经广泛分析了这两个市场,力图揭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扩大对房价、经济增长以及对财政制度而言会带来可能后果的家庭财政状况的影响和冲击的(欧洲中央银行,2003)。而且,住房市场与抵押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对经济危机周期产生影响(欧盟委员会,2005)。(1)通过利率的途径;(2)通过财富的影响;(3)通过信贷的渠道;(4)通过影响住房建设的途径。

第一个途径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地产的需求变动转化为房价的变动,比如更低的短期利率变化就会达到这种的效果。另外,利率的变化也反映在抵押利率变化上,因此也会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变化上。

第二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财富影响由房价变化引起的非住房消费。家庭可能提高其消费水平来应对房价的上升,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地产财富的增加。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欧盟成员中,房价的变化会导致国内需求的变化,而同样的影响在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规模较大欧盟国家中就显得意义不大(欧盟委员会,2005)。

第三种途径即信贷渠道,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对此争议颇多。地产涨价提升了家庭附属担保的价值,使得家庭可以从信贷体系中借更多的钱,依次用于金融消费与投资。而能否从房屋财富中分离出财产净价最终取决于各类不同的零售金融制度与抵押市场,例如交易成本和竞争程度的高低。研究文献也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家居净值回笼”,主要只在有些欧盟国家内表现为数量上的关系。

第四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房价波动影响居民住房建设。这就意味着,相对于较高价格的住房再造成本而言,地产的市场价值升值就会推动建造更多新的住房。另外,像税收或者补贴这类会影响住房市场发挥作用的公共政策,既可能成为单独冲击的根源,也会影响住房市场对经济冲击的反应(欧洲中央银行,2003)。以匈牙利为例,一定时期内住房补贴的猛涨剧降就会导致家庭增加外币借债。转型经济中的公共政策与外汇市场的关系虽有些不可思议,却又是十分重要。

二、匈牙利住房市场的发展

在1989年剧变之前,大部分转型国家对住房的需求和供应进行严格的国家控制,排斥市场机制的运作(Hegedüs and Vathegyi,1999)。社会主义制度时期,匈牙利的住房部门获得了大量的国家补贴,国家准许购房者不仅可以获得住房贷款补贴,而且还可以按照住房大小获得最初的补贴(Hegedüs and Varhegyi,1999)。然而,在1989年,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破产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匈牙利政府决定取消住房补贴。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剧变前实行的住房贷款补贴转变成按市价贷款。这不仅给普通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债务负担,而且也给基于市场的住房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全面私有化进程造成了不小的障碍。不过,由于大家都同意只有存在私有化的住房市场,才会产生需求,所以,住房私有化进程也为长期住房抵押和租借铺平了道路(科尔奈,1992)。就宏观经济环境而言,能否完善基于市场的住房金融体系取决于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能否降低通货膨胀、能否恢复实际工资以及能否保持稳定就业。在1990年代初期,上述的这些问题在匈牙利以及其他“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中开始出现(雷诺。1996)。在1980年代末转型初期,匈牙利就缺乏全面周密的住房政策。而且,由于价格自由化导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房价和利率陡然上升。与抵押有关的贷款业务量实际已不存在,只有那些资金充足的人才能负担建房与买房。这从住房建造数量直线下降中可见一斑。与市场化住房制度下住房价值贷款率60―80%相比,尽管1990年代早期存在一种朝着双重银行体制发展的趋势,但因为住房价值贷款率下降10%而使得住房金融贷款的意义变得不再重大(Hegedüs and Varhegyi,1999)。这是1990―1994年除波兰外中东欧地区的广泛现象(Hegedüs et aI.,1996)。

2000年,匈牙利政府公布了新的住房补贴方案,标志着转折点的出现。这个方案包含的经济理念主要是为扭转1990年代以来住房建设持续下降的局面而鼓励建造新的住房。这个方案也为补贴长期抵押贷款利率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资金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包括为购买和建造新房提供贷款利率方面的补贴。后来这些措施又扩大至购买现房、增大现房面积以及装修现代化住房等领域。这些措施又把免除个人所得税和偿还住房贷款结合在一起(2002年,40%的住房贷款可以从税基中扣除)。据粗略估计,住房补贴总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左右。匈牙利政府后来考虑到严重的财政赤字与宏观经济的恶化,决定采取措施收紧住房抵押贷款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抵押贷款偿还的个人所得免税实际上逐步减少,住房贷款补贴的范围到2003年中期与2004年初已逐步缩小。

1.住房新政策对住房建设与财政部门的影响。

2000年开始的住房补贴方案为增加新建住房和培育抵押市场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抵押市场的逐步成熟也使得抵押贷款总额稳步增长。受抵押贷款增长的刺激,抵押债券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作为抵押核心机构的三大主要抵押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和股票总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6%左右(2004年底)。然而,由于政府债券产生的残酷竞争,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的吸收能力仍是相对受限的,主要得益于较高的流动水平与更容易获得的一、二级市场渠道。因此,家庭用户可能认为不动产的金融贷款较抵押债券信誉度不够,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匈牙利的住房抵押债券市场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初级水平(kiss and Vas,2002)。匈牙利居民必须通过抵押银行来获得住房抵押贷款。无论住房抵押贷款补贴创造了多大的市场需求、带来了多大激烈的市场竞争,抵押贷款仍高度集中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三大抵押银行那里。

尽管住房贷款增长幅度较快,2002年匈牙利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偏低,只有4.5%,远远低于欧盟42.6%的平均水平。不过到2003年底,住房抵押贷款几乎翻了一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同时,银行抵押没收也显得较为有效。由于历史信贷数据的缺失,银行就可以通过保持相对低的放贷比例(平均大约在40―50%)来限制抵押信贷风险。结果,目前不良抵押贷款的份额已不足1%(匈牙利中央银行,2004a)。

2.住房补贴对宏观经济和财政的影响。

近年来提取家居净值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宏观经济现象。家庭消费的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开始由负债低消费转向高消费水平,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据匈牙利中央银行的计算,2001―2003年,家庭用户用于购买现房的金融消费约占住房抵押贷款的15―30%,这相当于0.5―1%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匈牙利中央银行,2004b)。

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住房补贴方案的引入导致了家庭贷款数额增长的同时,家庭储蓄率不断降低。这主要来自于家庭固定资产投资的繁荣和超过收入增长幅度的消费扩张。

对利息补贴的严重依赖不仅造成货币政策缺乏弹性,而且也产生了额外的预算负担。特别是在2002年,财政扩张带来的负担已十分严重,再加上补贴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由于2003年实际利率不断升高,中央财政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利率风险让大部分人担心住房补贴方案是否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匈牙利政府于是决定在2003年12月和2004年1月两次剧烈削减住房补贴。

面对如此紧张的补贴形势,外汇抵押作为拆借市场上一种新式手段应运而生了,家庭用户转借外币数额急剧增长。大部分银行开始发行外币信贷工具以吸引更多消费者。与本币福林的高抵押利率相比,消费者更能从较低抵押利率的外币贷款中获益。尽管外币住房贷款增长强劲(2003年12月―2004年9月外币住房贷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超过4倍),但由于本身基数较小,这部分贷款的数量相对来说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0.44%的比例)。对新成员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币住房贷款占住房部门贷款总量的比重在0―67%,匈牙利以24%的比重位居中游水平(匈牙利中央银行,2004a)。

上述情况给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

(1)外币贷款增长可能会使财政部门经受不住外来的冲击;

(2)外币贷款会给借贷者带来更高的汇率风险;

(3)利率或汇率受到冲击时,可能会增加家庭用户的债务负担,继而导致总消费减退(匈牙利中央银行,2004a)。

3.结论。

住房补贴的取消使得匈牙利居民倾向于借贷外币。当国家收紧住房补贴的措施出台后,绝大多数家庭就开始寻求低利率的住房金融支持,但是,这样做完全没有考虑到外币贷款的汇率风险。如果外币的拆借数量进一步增加,既可能会加大金融部门在外来冲击下的脆弱性,也会增加借钱者的汇率风险。利率或汇率受到冲击时,可能会增加家庭用户的债务负担,继而导致总消费减退(匈牙利中央银行,2004a)。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归结出几个政策方面的教训。首先,匈牙利政府采用避税以减轻国内高利率对住房市场发展的冲击。其次,银行和家庭忙于削价以降低货币风险。实际上,除采用财政扭曲的手段外,处理家庭用户对抵押贷款成本的担忧必须将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以促进国内利率的持续下降,这才是一种可持续的途径。这就是上述讨论的题中之意。然而,要实现上述的途径,就必须有连续的财政政策保证国内的低利率,就必须有稳健的货币政策允许汇率的变动限制任意的拆借,就必须有严格的监管机制来保证外币拆借的间接风险由银行内部化解并反映贷款价格,而这对于中国今天,以及不远的将来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2005).Hous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Quartedy Report on the Euro Area, Vol.4,No.2,PP.30-40

[2]ECB(2003).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U housing markets.European Centml Bank,PP.35-48

[3]Hegedüs,J.,S.E.Mayo and I.Tosics(1996).Transition ofthe housing sector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No.8,PP.101-136

[4]Hegedüs,J.and E.Varhegyi(1999).The crisis in housing financing in Hungary in the 1990s,Urban Studies,Vol.37,No.9,PP.1619-1641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4-0054-02

1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若干观点

1.1 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是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评价企业行为和业绩的。经济学中所讲的利润,指的是企业总收益减去总成本,但成本包括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因此对应着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总收益减去会计成本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实际支出,后者是总收益减去会计成本再减去机会成本。经济学中所讲的利润最大化,一般指的是经济利润最大化。在会计学中由于成本被严格定义为成本和费用,所以利润指的是收入减去成本和费用后的余额。在财务管理中,利润最大化就是“假定在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行为将朝着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的方向发展”。

1.2 每股盈余最大化

每股盈余是股份制企业的净利润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的比率。持资金利润率或每股盈余最大化目标观点者认为,应当把企业的利润和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联系起来考察,用资金利润率或每股盈余最大化来概括企业的财务目标,可避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陷。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也不能避免企业经营管理的短期行为化问题。

1.3 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是指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它反映了企业潜在的或预期的获利能力。企业价值在于它能给所有者带来未来报酬。对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就是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反映了企业潜在的或预期的获利能力和成长能力。

1.4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不仅考虑债权人、股东等相关方的利益,也考虑企业员工、顾客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因素,力求使各方利益达到最大化。

2 企业最优财务管理目标的若干方面

对于财务管理的目标而言,鲜为人知的是将企业的稳定发展放在第一位,满足了稳定发展的目标后再去强调企业价值增长中的各方利益。价值管理时代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则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灵魂则是各方利益最大化。企业价值通俗地讲就是“企业本身值多少钱”。企业价值通常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表现出来:一种途径是用买卖的方式,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确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二是通过其未来预期实现的现金流量的现在价值来表达。

2.1 企业价值最大化符合财务管理的主要原则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假定下,它可以表达为股票价格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该指标是一个动态指标,它促使企业在生命周期内追求价值的持续增长,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看作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其多边指股东,债权人,经理阶层,一般员工等,每一边都拥有各自的利益,共同参与构成企业利益制衡的机制,企业的财务目标应与企业各集团相关,是各集团相互作用及妥协的结果。价值最大化符合财务管理利益兼顾的原则。

2.2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优点

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的优点有,首先价值最大化目标考虑了现金收益的时间因素,并用货币时间价值的原理进行科学的计量,反映了企业潜在的或预期的获利能力,从而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问题,有利于统筹安排长短规划,合理选择投资方案,有效筹措资金,合理制订股利政策等等。其次,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克服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过去和目前的利润会影响企业的价值,而且预期未来现金性利润的多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再次,价值最大化目标科学地考虑了风险与报酬之间的联系,能有效地克服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不顾风险的大小,只片面追求利润的错误倾向。

2.3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缺陷

尽管由于企业价值这一指标考虑到了取得现金收益的时间,风险,从而当时间和风险不同时,能够直接做出判断,但这一指标也存在着以下的不足:首先,同样是一绝对指标,没有考虑企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样是在一年前,甲乙两家企业分别投入100万元和300万元,现在甲单位的价值是150万元,乙单位的价值是400万元,如果是投资者,无法直接判断该选择投资哪个单位,当然,这也可以和利润一样,通过对其变形来进行比较。

其次,这一数值难以具体的估量,可操作性不强,利润的计算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如“倒逼成本法”,便是先确定企业的收入和目标利润,再倒推出目标成本并以此作为考核和控制的依据。相比之下,企业价值难以具体估量,而且可操作性不强。

再次,企业价值这一指标适用范围有限。无论对于何种类型的企业,利润都可直观地用“收入减去成本费用”计算出来,作为企业的经营成果,直接体现在损益表中。相比之下,企业价值的估量却要复杂得多,如果资本市场是有效的,则可以通过股票价格来对企业市值进行衡量。但由于我国国情的限制,这一方法受到很大的制约,特别是对于单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非上市公司企业来说,更是行不通。

最后,企业价值受到多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以其为目标很容易误导企业财务决策,尽管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可以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揭示企业的价值,但是股价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很多是企业本身不可控制的,如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系统风险,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等等,因此,如果以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一方面可能使企业只注重股价而偏离实业本身,误导企业财务政策,另一方面还会诱使企业有利于股价上升的虚假信息。

3 优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途径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常规的途径,另一种则是非常规途径。

常规的途径就是首先实现资金成本最小化。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寻求最低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降低负债成本和股权成本实现资金成本最小化。其次,实现现金流量最大化,比如提高收益水平,增加企业收入。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性收入的主要途径是扩大销售量,增加营业利润率,这也是企业的基本职能。合理投资,选择最优的投资方案,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大现金流量,使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企业发生偿债危机或支付困难所产生的风险,从而使企业资金能高效地运转,产生最大效益,进而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再次实现利润分配政策最优化。最后设法保证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如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提高企业偿债能力、提升获利增值能力、强化企业资产管理能力。

非常规的途径首先考虑的是实现企业之间的并购,并购在企业价值增长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企业在短时间内突破资产约束的极限,扩大经营范围、调整核心业务、实现超迅速增长的捷径。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企业现有资产规模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增加,缩短了企业资产建设、扩建和改造的周期;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改善企业的灵活性和环境的适应性,企业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破自有资产和技能专用性的约束,迅速掌握缺乏的核心技能和专有知识。

其次,设计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企业治理机制是研究企业制度安排的问题;狭义地说,企业治理机制是对企业经营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套制度管理方法,它是为了解决公司存在的委托关系而制定的;广义地说,它还应当包括企业的组织方式、控制机制、财务机制、法律机制、企业文化等,不仅讨论企业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讨论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追求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的前提,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不是单纯地考虑某一些个体的利益,这样就有益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他们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努力,只有通过共同努力企业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然而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常规的途径和非常规的途径去改善这些缺点,以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真正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只有理想的企业才具备上述各项条件,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存在这样的企业,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力完善企业的经理选聘机制与上岗竞争激励、收益分配激励制度,使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透明公平,资金供给充分,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企业效率最终体现在企业价值最大化之上,也就是说,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来达到提高企业效率的目的,间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不断加深,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个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最被认可的,它更能体现企业主体的特征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仅是体现股东的利益而是体现整体的利益,追求的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达到企业相关者总体的利益最大化,当然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克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缺陷,从细节完善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个目标,使企业真正得到发展,并且能够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企业价值最大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基本要求,满足各方利益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鼎萍.对利润最大化原则的理解与批判[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刊,2009(2).

[2]张金鳞.企业人员雇佣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应用.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问题探索,2009(10).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叶,谭桂芳.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J].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范文第4篇

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分析

首先,我国消费者传统的消费观念限制了内需的扩大和消费增加。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量入为出”的传统生活方式,“攒钱养老”、“积累为后”的消费心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普遍存在,“能自己做的不买,能凑合用的不换,能不花的钱不花。”受传统消费观念和现实收入的制约,绝大多数人缺少举债消费的心理支撑,消费信贷发展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结构的升级。除一部分消费者实现贷款买房外,其他的消费信贷都难以大规模的展开,农村更是水平低下。这些传统的消费理念极大的制约了我国内需的扩大和消费的增加。

其次,许多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是抑制内需扩大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增长而居民不增收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分享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是因为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和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抑,各种要素没有充分地参与到分配体系中。世界银行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超过了世界公认的0.4警戒线。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的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初次分配不合理,税收也起不到多大的调节作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30%左右。

第三,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中国农村消费增速远远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差距较大。近十年来,县城和农村消费品市场比城市消费品市场增速平均低5至8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了9646元,这突出反映了我国农民的增收困境。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是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全面启动农村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真正使农民成为启动内需的生力军。我国农村的养老责任长期以来一直由家庭承担。事实上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只要拿出2%,就能建立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的农民养老保险体系。从中央财政看,中国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与就业的三项支出,只占中央财政的14%左右。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

刺激消费的实现途径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就是消费。以往人们评价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往往集中到经济GDP的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校正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我们重新认识到,最科学的经济增长指标,是看反映国内消费增长的“居民消费率”,也就是看“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通常情况下,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消费需求,从而带动就业人口就越多,也就越能有效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需求,解决民生难题,促进居民消费转变为最终消费能力,由此推动国内需求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原因,更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为此,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千方百计地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

首先,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般来说,消费者收入水平与购买意愿决定消费。收入高,购买意愿强,消费就高,反之就少。价格高低也与消费成正比关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规律往往是扭曲的。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印度等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居民的消费水平却比我国高出许多。改革开放30年,我国居民的内需不足,不是出在财富的产出环节,而是出在财富的分配环节。统计数字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内需不振并存。我国劳动者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七年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其中,职工工资与福利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5%~20%之间,而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在54%~65%之间。差距之大,说明我国的分配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口的20%收入最高与20%收入最低的平均收入差距为11.37倍,而基尼系数达到0.48,超过了警戒线。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于扩大消费和提高居民消费率极为不利。居民没有能力消费,又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自然就低。对此,必须抓住当前的良机,大力改革分配体制,下决心提高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特别是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居民收入提高了,其消费水平自然相应提高。

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范文第5篇

如果你在工行的贡献率不高,那么,星级等级也不会高,如果你属于准星级客户,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增加星点值,升级星级:

1、在工商银行办理存款、贷款、刷卡消费、汇款、异地取款等业务。

2、投资理财(包括基金、理财产品、国债、保险、贵金属等)。

3、办理工行信用卡,多多使用,并保持良好的用卡记录。

4、开立工银财富理财金账户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