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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相对主义认识论 不彻底性 研究状况 创新

一、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状况

(一)国内研究状况

1.庄子哲学是否为相对主义认识论,学界曾有过很大争议

(1)庄子不是相对主义者。杜志强认为庄子认识论只是具有相对性因素,但并不是相对主义,庄子并非历史倒退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的思想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唯心主义。

(2)庄子具有相对主义思想。冯友兰认为庄子《齐物论》所体现的思想是典型的相对主义。童书业认为庄子哲学为绝对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彻底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者还认为庄子在相对主义基础上对客观物质世界和客观精神实体的“道”都采取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

(3)庄子的相对主义具有不彻底性,主要体现在最终把道的认识归结为神秘主义。崔大华把庄子认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感觉感知的具体事物,它具有相对性,庄子对其为相对主义认识论;第二层面上认识对象为“理”(“固然”、“常然”),它超出了相对主义而具有确定性与恒定性;第三个层次是对道的认识必须在精神修养领域而非认识论领域才能把握,表现出某种神秘主义。陈绍燕则将庄子的认识论分为两个层次,也就是对物的认识的“小知”即“俗知”和对道的认识的“大知”即“真知”,前者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后者则为神秘主义。张岱年认为庄子有相对主义思想,但最后则归结为以“体道”为最高境界的神秘主义。

2.最近几年,大部分人都肯定庄子具有相对主义思想,关注的重点为对相对主义的评判和其与辩证法的关系上

(1)探讨庄子相对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曹大林认为其有助于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是推动人类认识继续向前发展的有力杠杆。胡化凯探讨了它对现代物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旨在揭示庄子相对主义思想相对合理性及对现代科学的意义。安继民则认为庄子充满怀疑的相对主义思想对批判君主专制和加强自然保护都有重大意义。

(2)批判庄子相对主义的消极影响。郭艳认为会使人消极避世、世故圆滑,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客观理性地看待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既批判其消极方面,又肯定其积极方面。冯契强调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庄子的相对主义:一方面打破了独断论,是哲学辩证法发展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否定了人们具有把握客观真理的能力,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转贴于

(二)国外研究状况

1.彻底的相对主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陈汉生(Chad Hansen)、顾立雅(H.G.Creel)、里瓦·科诺尔(Livia Knaul)、拉思·汉生(Lars Hansen),他们把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极端化,认为其为怀疑主义认识论,认为相对主义思想彻底的贯穿于《庄子》文本中。

2.不完全的相对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葛瑞汉、黄大卫(David Wong)、安东尼奥曹(Antonio Cua)。不完全的相对主义对庄子的相对主义采取温和的态度,既肯定其有相对主义的一面,又在触及道德行动问题时减弱评价了其相对性的一面。正如黄大卫在《道德相对主义》一文中指出在论述道德问题时可适当的暂时停止使用相对主义认识论。

3.既非相对主义又非绝对主义。这种主张具有模糊性,认为庄子的认识论既不是相对主义又不是绝对主义,这样虽然避免了将庄子认识论不是归于相对主义就是归于非相对主义的绝对化倾向,但却使人无法明晰的把握庄子的认识论。这种解释的代表是早期的葛瑞汉与格兰哈密·帕科斯(Graham Parkes)。葛瑞汉认为庄子似乎没有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因为他不断的修正和批判自己的观点,既不能称其为相对主义者又不能视其为非相对主义者。

4.折中的相对主义。此观点认为庄子既是相对主义又不是相对主义。这种观点全面把握了《庄子》原文的认识论特点,但只是粗浅的领略文本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把握其相对主义实质。如罗素·古德曼(Russell Goodman)力图通过这种折中的相对主义观点平衡《庄子》文本中确实存在的相对主义和非相对主义认识论,但他虽然看到了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倾向,却没有对《庄子》文本做进一步解释。

5.不对称相对主义。目前只有美国哲学家爱莲心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庄子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论述在价值方面是非均等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仅适用于不醒或做梦的状态,此时所有的价值均相等;非相对主义的思想指醒的状态或处于这样状态的人,即圣人,价值层面较高;其相对主义只适用于无知的领域和状态,而在知的状态下则为非相对主义者。他虽然完全肯定《庄子》中具有相对主义思想但否定其为庄子的最终结论,它只是暂时的,其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在醒着的心灵状态中既无相对主义又无绝对主义。

二、创新构想

(一)创新点

1.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庄子不彻底的相对主义思想紧密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的评判庄子不彻底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2.把重点放在相对主义的不彻底性上,庄子在道与体道的问题上走向了神秘主义的绝对,超越了相对的观点,在真知上也是非相对主义。

3.在论述真知与俗知的关系问题上,以往都是从真知与俗知的对立上来考察,本文力图找出二者的贯通之处。

(二)创新思路

第一部分主要从总体上介绍庄子的生平和思想概况,并梳理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探讨了庄子不彻底相对主义认识论产生的根源,既有客观原因如认识论根源、社会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状况,又有庄子自身的主观原因。笔者力图证明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思想不彻底性的特征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三部分就庄子认识论上的相对性进行分析,指出庄子从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主客体的关系、认识标准、认识手段等几方面阐明了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相应的认识论思想进行了评析。

第四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思想来解读庄子认识论上绝对主义的表现及与相对主义的关系。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不彻底性表现在他的“道”的绝对性上,本部分由“道”生发出对真知与俗知的探讨,既论述了二者的区别与对立又分析了它们的贯通性。

第五部分从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两大方面来探讨了庄子不彻底相对主义认识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杜志强.庄子认识论新探—兼论庄子认识论并非相对主义[J].甘肃理论学刊,2006,(1).

[2]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少岩.庄子哲学思想研究略述[J].文史哲,1985,(6).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第2篇

作为一种“意义的追寻”,解释者的情感体验、价值观念及个体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于是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视域、不同角度的《庄子》解读,由此构成解释的时代主体性。研究者或注重《庄子》注解述译、或注重庄学综合研究、或注重《庄子》文本考据辨析、或注重庄子思想的现代语义……这些研究丰富了庄学的思想宝库,让庄子的精神花园绽放出不一样的璀璨。“意义的追寻”不仅要揭示和还原哲学家精神世界中所蕴含的“意义”,而且也是研究者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和叩问的旅程。

李振纲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学者,作为一个浸润在中国哲学世界多年的当代哲学家,其近作《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一种解读》在现代化境遇中对庄子的精神及意义世界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诠释。作者从大生命视域的角度对庄子的生命整体观、生命价值观、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及庄子哲学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现代语境中演绎了庄子哲学的思想内涵和深层价值。作者将文本解读与语境转化相结合,走出了以往庄学研究中以玄接庄、参禅说庄、援儒入庄等老旧的程式,让哲学问题与现实问题、古代智慧与现代人生进行了几番没有滞碍的对话,开启了庄子意义世界向现代生活的敞开之门,激活了《庄子》哲学中潜在的后现代意识,实现了《庄子》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

生命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两千多年前,庄子喟叹人“生命内性”的丧失,人与人生活在“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芒”境之中。庄子认为,人的个体存在具有局限性,脆弱和欲望的滋蔓,将人的圆融生命撕裂。不仅如此,人还存在着无所不在的社会性迷思,这充满机心与争斗的理性社会并不能提供一条真正的养生之途。他倡导“达生”、“卫生”、“赏生”的生命哲学。当代哲学家朱良志先生这样阐释庄子的生命哲学,他指出,所谓“达生”就是要让生命通畅无碍,复归于生命之大本;“卫生”则是养生的方法,即要让心灵持守宁静、抱一守真,返归“咸其自取”的生命境界;“赏生”则是要人重视感性生命的美丽,复归“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道”之本体境界。”在庄子看来,“只有达生、卫生、赏生的生命智慧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历史前进的车轮并没有因为智者的诘问而放慢。从遥远的古昔到现代化的今天,单一的、封闭的、落后的传统社会结构早已被理性的、科技的、商业的、信息的网罗编织成一幅幅光彩夺目的现代化图像,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早已是今非昔比。然而,生命的困境却从没有消失过。环顾当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价值的分裂、情绪的焦虑、心灵的迷失,游走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获得了物质的丰厚享受,却离心灵的家园越来越远。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焦虑与烦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庄子所说的“芒”是如此的相似。

视域是一种问题意识。《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另一种解读》一书,紧扣庄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即生命的安放问题,把现代人遭遇的生态问题、世态问题、心态问题这些现代化焦虑放在大生命视域下,通过对庄子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解读,拨开了现代人繁华图像下心灵世界残缺杂乱的迷雾,给现代人寻求生命的家园提供了一条还乡的路径。作者紧紧抓住庄子哲学中的核心范畴――道,采用随文解读,解析与注释相结合,内篇为纲、外篇为目,经纬交织,相互参政的解释体例,揭开庄子寓言世界的层层面纱,引领读者走进庄子构建的自由与幸福的精神乐园。在书中,作者把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庄子的生命哲学绾合于一体,对《庄子》原本话语进行了现代语境的逆向诠释。作者在理论上探讨用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去调适现代人的心态,提出了生态和谐、世态和谐、心态和谐是现代语境“大生命视域”下《庄子》哲学的题中之意,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的诠释,提出了用生命整体性价值观导引构建“与天地和谐共生”生存世界的可能性。这种研究不仅是一种对庄子精神世界的追寻,同时传达着作者对自由人生的思考,书写着一个当代学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忧思和寻求文化解决的强烈期待。

解读《庄子》文本的目的,就是让现代人能够从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中解脱出来,体味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意识与恬淡自然、寂寞玄冥的审美境界。李振纲先生用灵动的笔触把对人生、理想、自由、幸福的深沉思考诉诸笔端,用绵密、流畅的文字向读者呈现出道家智慧的真谛,向现代社会敞开了一个蕴含丰富的精神世界。正如他所言:“庄子的人生感悟不似屈原那样壮烈,更接近于幽默滑稽的喜剧。这位诗人哲学家虽然已作古于两千年前,今天,我们重读其寓庄于谐‘恣肆以适己’的话,虽感荒唐,却不失深刻。”现代社会,人们忙着追寻各种附加的价值,却往往忽略了生命真正的意义。那些裹挟着各种目的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丧失了生命的真体验,遮蔽了生命的纯然之光。人们迷失在利益、权力、物质的各种网罗中,成为了“终身役役而不知所归”的异化人。《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一种解读》为现代生活开启了如何理解生命、如何对待生活的另一扇窗。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庄子 自由 冯契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023-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离不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无疑,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不是两个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是三个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三个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本文的考察重点不在前两者之间所发生的联系,而在于通过对第三者的解读展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之中获得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存在形态;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如何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而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成为其在历史延续中的新的存在样式。

这个问题太大,本文选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研究来窥豹一斑。之所以着眼于自由,因为这个范畴已然成为中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核心价值。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所高举的大旗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中国语境内,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现代新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差别在于各个派别对自由的内涵的理解具有较多的歧义。需要同时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自由本身学界的理解众说纷纭。本文把自由理解为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之中改变自我,而为了做到“两个改变”,就需要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哲学、伦理学两方面的辅助。世界和自我经过改变之后都从本然状态转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说,自由至少存在于四个层面: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作为理想世界(世界之应然状态)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自我之应然状态)的自由。这些自由又表现为真、善、平等、民主、权利、义务、正义、正当、功利、德性、美等众多范畴。当然,由于每一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侧重于研究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自由。

一、认识的自由与辩证法

解放后的冯契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明确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而他对《庄子》情有独钟;解放前,他师从金岳霖先生读研究生,所写的毕业论文《智慧》便深受《庄子》的影响。这是本文以冯契为中心展开研究的两点缘由。

冯契认为,庄子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就在于与自然的必然性为一”,问题在于,庄子主要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具体下文再述),在认识论上,庄子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困境,不过他从反面提出的问题却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也就是说,冯契认为,庄子在认识论上其实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庄子没有运用辩证法,不能解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如何达到一致的问题。换而言之,虽然庄子一再的追求“真人”,但是,在认识论上庄子否定了真理的可能性。而真理这个范畴,恰恰是用来表征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

首先,冯契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感性、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傈恂惧,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散乱,吾恶能知其辩!”冯契的解读是,“这就是说,色、味的‘正’与‘邪’是依认识主体的感觉如何而决定的,但感觉是千差万别的,因而‘正’、‘邪’并无客观标准。”不仅感觉经验如此,而且理论思维也如此。“善和恶,是和非的界限是无法辨明的。”庄子的相对主义突出地表现在所谓“辩无胜”的故事中。就是说,我和你辩论,无论是我赢还是你赢,都不能证明每个人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事实上,谁对谁错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如果我们请第三人来做评判,那么,无论这个人是和我的观点一致还是和你的观点一致,或者他有他的观点,和我们都不同,都不能证明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相知的。冯契评判道:“它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断定人与人之间‘俱不能相知’,每个人的认识都成了把自己与客观世界隔绝的屏障,这当然是荒谬的。”显然,相信真理存在客观标准,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人的认识是连接自己和客观世界的纽带,这个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冯契认为庄子从反面揭示了通过辩证法人们是可以获得真理的。

逻辑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必然一一对应?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认识成果需要用语言来加以表述,那么,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紧密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如果语言在表述认识成果方面具有某种困难,那么,逻辑思维是否能够把握真理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冯契认为,庄子凭借其诗人的天赋,轻易地发现了逻辑思维在把握认识真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语言概念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性上。不过,庄子夸大了这种矛盾性,走向了不可知论。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语言、概念(其内在实质是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可以通过辩证法获得解决。冯契指出,庄子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矛盾性。

第一,庄子认为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事物。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抽象的,而事物是具体的,为了把握事物,语言就要把具体的事物分割开来;而一旦加以分割,具体的事物就不再是整体的事物了。庄子坚信有些事物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点下文讲到

庖丁解牛的典故时会更加清楚。

第二,庄子认为概念是静止的,而世界是变化的,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他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业。”(《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涉及对象,但对象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而语言本身却是静止的。所以,庄子认为要用语言来表达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即便表述出来了,所说之对象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表述出来的语言却凝固化了。

第三,庄子认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的世界。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冯契的解释是,一旦用语言(“一”)来表达世界(“一”),那么就产生了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对立,就需要用“二”来表达这个对立,这个对立和世界又成为了“三”。这样无穷递进,即便是最会计数的人也计算不清。所以用语言来把握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证的关键在于每一次新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也应该被算作世界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上一次表述的过程中它没有被囊括进世界,因此需要重新表述,如此无穷递进,以至于无限。

冯契认为,庄子揭示逻辑思维及其表征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矛盾性是有贡献的,但是不能因此往前多走一步,否认它们能够把握世界。“从逻辑思维说,人的概念要反映对象,必须和对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有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将概念的稳定状态绝对化,就要走向形而上学。为了把握宇宙发展规律,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也就是说,通过批评庄子的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冯契相信人们采取辩证法是可以认识世界的,能够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而获得真理,也就是获得认识论上的自由。

一般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把握客观规律而获得真理(自由)的可能性。比如,侯外庐指出:“在《逍遥游》中,庄子讴歌了现实世界不存在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这不是通过把握了必然的客观规律所取得的自由,而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幻想出超越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律的限制,泯没了物我的对立,达到所谓‘无待’(按指绝对)。他把这种绝对自由描写成为一种神仙的境界……”杨荣国也指出:庄子不承认“有什么客观真理”。冯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进而认为庄子揭示了逻辑思维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辨证矛盾,并且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辩证法是可以获得真理和自由的。在某种程度上,任继愈对庄子的研究达到了和冯契相似的深度。他说:“后期庄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有促进的意义,至少他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深刻地提出了问题。”不过,任继愈借此强调的是庄子看到了“人们任何时候,认识都不免的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个事实”。他并没有从庄子所揭示的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立论。除此之外,冯契还强调了要用“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概念来把握对象的要求和途径。从以上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庄子否定了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背景下,冯契对庄子的认识论的研究还是具有自身的特色。

二、劳动创造了美

冯契认为,庄子虽然否定了通过认识论获得自由的进路,但是在根本上他还是相信人是能够获得自由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可见,庄子肯定了天地之间有大美,此即自由,但是,“天地之大美非名言、知识所能把握,却可以用诗、寓言来暗示。”冯契认为庄子此处的意思不仅是指诗、寓言这些和概念相异的语言的别的形式可以把握世界,而且还是在主张天地之间的大美可以通过劳动这种实践形式来加以把握。这充分体现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踌,砉然响然,奏刀聪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雍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导大衮,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谍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冯契指出,这里庄子显然是在说“劳动的技艺达到神化的境界,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成了美的享受。”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这个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它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冯契在解读庖丁解牛的寓言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冯契在诠释、应用这个观点时认为劳动意味着庄子所指的人为,美则和庄子所赞赏的自然相类。通常以为庄子完全反对人为,坚持纯然的自然主义。比如,侯外庐说:“庄子不仅反对知识,也反对变革自然。”冯契却指出,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庄子并不反对人为,而是要求更进一步,从人为回到自然,也即由技进于道。

第二,冯契在解读如上故事时还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对庄子之美的获得做出了诠释,同时,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后者在其后学中得到了回应。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的原理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也即要求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否则最终所得将是丑陋、滑稽、荒诞等等背离了和谐之美的审美形态。按照庄子对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根本矛盾的揭露,庄子否认了在认识论上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按照庄子的原则和理路,庖丁解牛并不能毫无争议的被诠释成劳动创造了美。冯契之能做出这样的诠释,完全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的结果。他认为,庖丁之所以能够通过解牛的方式获得自由,原因在于他经过了长期的锻炼,达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的境界;是长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的结果。也即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执着于解牛这件事,不断的锻炼,通过掌握解牛的内在规律而获得如何解牛的真理,所以才可能达到神出鬼没的境界。换而言之,通过冯契的解读,我们发现虽然按照庄子的认识论原则(见上文),庖丁本人不可能认识解牛的真理,不过,庖丁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掌握了真理。虽然冯契认为,在此庄子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不过显而易见,庖

丁的认识并非通常所谓的明觉性的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默会之知。但无论如何,冯契还是认为庖丁是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达到审美自由的高峰的,只是这种认识不是能够用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出来的。

这点联系冯契对轮扁斫轮的故事的解读可以更加明了。《庄子・天道》里面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冯契的解释是,“这种不快不慢、得心应手的斫轮技巧,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父亲(‘轮扁’)也无法讲给儿子听。”如果遵从逻辑的严格性,既然轮扁斫轮的故事说明“抽象概念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那么,认识真理就是不可能获得的,所以轮扁斫轮和庖丁解牛都不可能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审美的自由,但对于两者之获得这种自由冯契都表示肯定,并且认为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冯契在对两个故事的解读中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庄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所拓展,那就是实际上引进了默会知识的维度。应该说冯契本人对此还没有一种十分自觉的认识,不过,到了冯契的弟子郁振华先生那里,这种意识逐渐明确化、主题化。郁先生目前的学术兴奋点正是默会知识的探索。

三、政治哲学的视域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庄子之自由观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主要探讨了庄子对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表现形态之一的审美自由。我们不得不说,在其对庄子的研究中,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自由观尚未得到有效的探索。1980年代初的冯契还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庄子诠释成对封建统治者的抨击者,但是,他又指出,对于现实政治庄子“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即,在政治哲学领域,庄子的自由观是消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也即“自以为是绝对自由的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来看,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对上文所说的庄子的审美自由造成了冲击,试析如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劳动创造了美,真善荚是统一的。美的产生不仅需要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而且,要求对人的需求以及社会的需求做出正确的安排,这也就是包括了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的广义的善。在政治哲学领域只有消极作为的庄子怎么可能获得审美的愉悦?如果审美的自由的确是获得了,那也是有疑问的。

让我们以庖丁解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庖丁和文惠君的关系不是现代的契约关系,比如雇主和厨师;而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庖丁基本上就是依附于文惠君的一个善于做饭的奴隶。庖丁解牛并不能从文惠君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事实上,由于吃住在文惠君家里,他的劳动往往以无偿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具体情形不可知,但基本上是有一天文惠君心血来潮想看人解牛。所以,整个故事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并无文惠君和庖丁就解牛的报酬问题有所磋商。文惠君只是很诗意的说了一声:“吾得养生矣!”庖丁还因能够为这样的君主无偿解牛而踌躇满志。可是,一旦他考虑到如下问题:比如,他凭什么给文惠君解牛?凭什么牛是自己解得,但自己吃不到一块牛肉?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解了几十年的牛最终家徒四壁,而一个弄臣说几句笑话逗逗文惠君开心就可以富可敌国?……也就是说,一旦他考虑到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他因解牛而来的自由感即可无影无踪。如果庖丁还终生沉浸在因文惠君偶尔一次的眷顾而产生的自豪感之中,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儿子……终会意识到自己在受统治者的剥削。他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使之解牛不再踌躇满志,而会愁容满面。事实上,历史流变两千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的人们终于醒悟,起来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哲学的问题,庖丁解牛的故事里面就会存在众多漏洞。这种漏洞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的映衬下无疑更加显豁。那么,缺乏政治哲学考量的审美自由如何可能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便会发现冯契的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特有的。比如,侯外庐指出,庄子对于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采取躲避的态度,“他的全部思想表现出绝望、无可奈何而在精神上聊求的特征。”杨荣国指出,庄子“企图毁灭整个社会制度而任乎所谓自然,就是要人像自然界一样浑浑噩噩的生活。”还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哲学经典教科书的、任继愈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这样刻画庄子的政治哲学的:“……对社会现象,不敢抗议,不敢诅咒,而是一再宣扬无条件的精神解脱法。”在他们的笔下,庄子和政治完全处于一种消极的关系之中。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第4篇

摘要: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探讨,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如何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如何不受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束缚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的境界等,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庄子人生哲学天人合一境界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生哲学是从精神追求、处世心态等不同方面阐述了人类生存问题的基本观点及看法。其思想能使我们在当今这个纷繁的世界认清自己的心灵,保持自己的本性,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阳光心态。本文就庄子人生思想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和人生发展两方面作用和价值作出探讨。

一、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追求和谐人生的意义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类社会前途和未来发展,人的欲望与现实冲突,使人类陷入高度文明时代下的困惑病。抑郁、焦虑、自杀等心理病态正困扰些现代人类的生活。现代人在人生观、利义观、价值观上出现了偏颇,人们时常会感到烦躁,精神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人类焦虑并茫然无措,渴望一种承受这些烦恼的生存支架,让心灵解脱。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是一部关注个体生命,指导人们发展和谐人生的处世经典。

(一)充满智慧的人生思考

庄子是个大智之人,他以独特的见解及思考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其思维和智慧的魅力。其哲学的思辨将我们带到一个充满神秘的理性思维家园。他以无限境界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让我们打破各种形式及条条框框的束缚,去了解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以辩证、相对、变化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让人生充满智慧。如《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至乐》)“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药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天下》)“芴漠无形,变化无常。”……庄子人生哲学思想随处可见这样辩证的观点,我们感受其哲学思考,获得智慧的灵光。在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以一颗平常心,得志坦然,失意昂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要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世界,束缚于自己的小天地,而看不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调整心态珍惜生命达到和谐人生思考

当今社会人们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高学历人群,由于竞争压力过大而不堪重负轻生者大大有之。而庄子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会给我们以更多启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而已,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他对生死有着比常人更清醒的认识。庄子对于生死的理性认识有助于现代人清醒地认识生与死的本质,充分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人人都渴望能够平淡而自在的生活,可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被前程、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之事搞得焦头烂额。庄子的人生哲学给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醒世良言,他淡泊名利,超越功名利禄,领悟人生的最高境界,其思想能使人们在纷繁的世界认清自己的内心,保持自己的本性,以淡泊自然的态度面对世间的困惑,使自己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阳光心态。

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现实的批判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试图缓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而庄子却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对人类社会、人生的忧患深切关怀。其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人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人性的批判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庄子以其犀利的观察力道出人性丑恶的本质。庄子生活在“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的时代,人们对名利的追求蜕变扭曲为虚伪和贪婪。人性已被物化,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人们为了追求金钱名利不择手段,欲壑难填,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我。庄子看到了人性的本恶,他在给予人性批判的同时,羞于与世人为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骄纵而无可驾驭的正是人心,而由此生出种种的哀怨、忧虑、喜怒、贪欲,为了满足自身欲望,王候将相丧其斯文,“丧已以物,失性于俗”,可悲可叹。庄子对人性无情的批判,正是唤醒我们人性美好一面的利剑。当今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充斥着世人的大脑,出现道德沦丧、人情冷漠、尔虞我诈等丑恶社会现象。今天,让我们在追求实效乃至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不要忘却人性中“真”“善”“美”的人文关怀,是我们培养和谐社会文明公民的理论指导。

(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环境破坏的批判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注重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更要注重环境资源的保护。庄子以其特有人文关怀,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指导性的规划。“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庄子描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惨景。“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道》)说明天地万物都是地位平等的,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却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针对环境的日趋恶化,庄子及时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命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要求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无以人灭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与物”,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我们如今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使全球温度变暖,水资源在减少并自然灾害频繁出现,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许我们GDP增长的神速,可那是我们以牺牲宝贵的自然资源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我们构造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

三、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思考

庄子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没有看到文明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不提倡人去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认识自然,这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局限。庄子的彻底无为,消极避世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类生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庄子唯有采取这种无为保命的处世哲学。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真,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们要学会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看待庄子,好的继承,不好的要深思启发获得好的经验。庄子是大智慧,大无畏的天才。我们学习庄子思想,更要学习庄子的为人。

参考文献:

[1]《十家论庄》[M].胡道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4月第1版

[2]《庄子哲学》[M].王博著.北京大学出版2004年3月第1版

[3]《庄子》心得[M].于丹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4]《庄子浅注》[M].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

[5]《生态伦理学》[M].余谋昌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为人”;“为我”;“无我”;孔子;庄子

孔孟学派与老庄学派因其基本理念不同而思想各异,在很多层面似若水火不能相容。但细审《庄子》一书,似乎未必尽然,其中未有若儒墨之尖锐对立,却有一脉相通的气息,歧异与贯通并存。庄子思想中对孔子及其儒学既有称引,也存有歧异。但究竟是抑是扬、何者继承何者批判,颇费斟酌,令人困惑。而弄清楚两者间的关系,无论对儒学研究还是庄学研究都大有裨益,尤其对《庄子》中儒家问题的研究更具有不可逾越性。可惜,故往儒、道两派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作为道家学派的另一理论高峰的庄子思想,或被忽视、或荫蔽于老子学说之下,即使出现也大多直接作为孔子思想的对立面。鉴于此,本文以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为主题,不纠结于某一理论或观点而从整体出发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对孔子与庄子思想的异同作宏观上的梳理和概括。

一、“德”境的构筑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路向,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这两座截然对立的思想高峰,却共同根植于大地的母体,于深处涌动着潜流。尽管这种理论血脉的贯通湮没于思想对立的矛盾冲突之中,但古今仍有不少学者通过“望、闻、问、切”,摸索着两者间共同的脉动。韩愈等人对证明庄子出于儒学的努力,无论是否夹杂着其它企图,孔子与庄子思想上的某些相似性无疑是激发其探索的原动力。

孔子与庄子思想的贯通突出的表现在他们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并以心灵的锤炼为基础,以超越的精神为表现。

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来说,“德”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反思。这些理解以及跟随着它的实践,体现着一个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高度或境界,我们把这一高度或境界称为“德”。[1]“德”是对人的精神价值发掘和重视的结果,是人的内在人格世界开辟的产物。孔子与庄子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2],都同样地重视“德”,同样地发掘和肯定了精神价值。

孔子认为人的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自然生命可以消逝,作为生命本质的精神价值则是永恒的。为体现生命本质实现精神价值,孔子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德”的世界。

“仁”不仅是一种道德质量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修养方法。有关“仁”的界定,《论语》中有很多。其实从本质意义上讲孔子的“仁”就是人心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3],即仁者爱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己,一为人。为己,即对自我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对于孔子来说这一生命并非指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生命的本质——精神价值。所以,只有不执着于自然生命,必要时献上自己的躯体,才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才是对仁的成全。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等,之所以成为儒家的“仁人”,原因即在于此。为人,顾名思义就是对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为人是孔子为己的目的,为己就是为了最终能推己及人。所以,对于有三归、树塞门、有反玷因而违背一系列儒家道德标准的管仲,仅因他帮助桓公九和诸侯,避免生灵涂炭与文化沦丧,反被孔子许以“仁”。因为管仲做到了对他人生命的珍爱与尊重,实现了精神价值,是真正的成仁。孔子的“仁”并不只是要求人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而是要求人从内心深处认可自我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诚心诚意的珍惜、热爱和尊重他人的生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从内心深处去认可和接受“仁”的精神质量,是孔子“仁”学思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从这一层面看,“仁”又是标准的自我修养,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的锤炼,是一种内心的反省与提高。也只有经过“内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向上提高后的“心”,才是清澈、灵动、没有任何唯利主义污秽的,只有在这样的“心”的作用下的人的行为,才能不流于礼的形式而透显出诚敬仁爱之情,才能承载孔子“德”的世界。

一种尊重生命,将精神价值作为生命本质,注重心灵锤炼,开辟了内在人格世界的思想,其将客观的人文世界转化为内在的人格世界的结果,就是以人格的无限提高与向上的追求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在有形世界必然表现为某种超越的精神。摒弃世俗的欲望追求理想的质量,不论经历多少挫折仍于乱世孤独地坚守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孔子“德”的世界反映在有形世界的精神超越。所以,孔子“德”的世界最终落实在“仁”对心灵的锤炼上,并以对固有世界的某种超越为表现。

对精神价值乃人之生命本质,庄子阐述得更为清晰和彻底,如在哀骀它一则寓言中庄子就曾借孔子之口用豚子食于其死母的例子[8],来说明“使其形者”比“形”更重要。单纯从形体来看,死去的母亲与活着的相比无任何缺失,豚子之所以“皆弃之而走”,就因为“不见己焉尔,不得其类焉尔”。形体虽仍在,但其母已不在。因为“使其形者”,即使其母亲成其为母亲的实质已经消失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实质,是这个“使其形者”呢?显然是德,精神生命。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为此,庄子塑造了一系列形体残缺却又因“德”充于内而魅力非凡的寓言形象,如王骀、哀骀它和闉跂支离无唇与瓮盎大瘿[9]。他们之所以能使人忘其形体残缺而展现无限生命魅力,原因就在于“德”,在于他们的精神生命的感召力量。“德”在庄子的世界中表现为“用心”。王骀等人用心的独特在于它并不是朝着世俗的方向,而是渐行渐远,以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为表现的“不动心”,不让心淹没在外物中,一直保持着心的生机与灵动。保持心的虚静空灵,从中感受另一个光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庄子“德”的世界。它最终落实在“心”的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功夫上。这一功夫的最终目的是丧我而“见独”——“德”的世界的呈现,使那颗承载“德”的世界的心灵将凡俗世界所认为的人之所以为人,人所“应该”的行为和想法在内心深处彻底消灭。这既是对心灵的锤炼,对无限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有形世界的超越。

尽管落实在“心”的锤炼上的“德”的世界和“德”外化于有形世界所表现的精神超越,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最终指向各不相同,但孔子与庄子都同样地重视人的精神生命,认为精神价值才是生命之本质,重视精神价值与德的感召和同化力量;其“德”的世界的最终呈现也都要依靠“心”的律动,靠“心”对一己之私欲[10]的超越。

二、“为人”与“为我”之别

同是注重人的精神价值,但精神生命于有形世界的体现却并不相同:孔子构筑了以“仁”为核心,含礼、义、智、信、勇等概念在内的道德体系与伦理系统;庄子则搭建了“虚静”的空灵世界。同是注重心灵境界,同是着眼于“心”处以修己,孔子是要培养与仁、义、礼、智、信相契合的心灵;而庄子却要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外天下、外物、外生,为“见独”留下一片生白之虚室。同具有超越的精神,孔子从未停下其俗世前进的脚步;而庄子则抛弃了他对凡间的最后一丝眷恋,义无反顾地追寻着逍遥精神的新世界。如此贯通又如此差异,而贯通又凸现着差异,这皆源自于孔子与庄子思想在起点与终点上的歧异。

先秦诸子哲学发生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把‘中国往何处去’当作一个基本理论问题”。[11] 孔子亦如此。他对出仕有强烈的热情,但这并不因为政治可以给他带来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他认为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对社会和历史负有责任,要担负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使命。孔子认为在礼乐文明指引下的文化和社会都是和谐的。所以他所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是在传统文化精神引领下的,是通过文化和谐而形成的和谐社会。那么在动荡的先秦社会如何重建文化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即如何焕发历史文化传统的新的生命力,解救礼坏乐崩的时代危机,就成为孔子思考的中心问题。孔子采取的方式是将代表春秋时代人文世界的礼安放于内心的仁,开辟了人的内在人格世界。仁爱精神与治世思想相融合,就构筑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这即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内圣外王”的思想理路。人心对自我和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和尊重,并在此一信念支配下去重新审视、理解、运用和传承文化知识遗产,这是孔子所认可的“仁爱”精神,即完美人性。个体人性完美的结果必然是推广传统文化精神,导致文化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的和谐。所以他倡导教化,注重施政者的品行和人格。“内圣”只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所以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治世”,是救人民于水火挽社会于危亡。

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的完美,或者说“内圣外王”,是孔子认为天赋予精英人物的使命。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使命的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不间断的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要求他们“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勇等等概念,提出对君子的要求,都是针对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的。对于人性完美的追求,孔子及其弟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身体力行不断实践。孔子几乎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投放于此。这并不是否认孔子“治世救民”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是他“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完美”的使命意识,使他的思想体系着眼于人的精神价值,围绕着如何让人们认知自己的使命,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天赋予之责任,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而展开。因而,《论语》更像是一部指导人们如何自我修养,提高精神境界,锤炼健全人格的“修己”指南。虽然孔子思想是以“为人”——救人民于水火挽危墙于既倒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但其理想最终却落足于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的“为我”的“修己”层面。

面对同样动荡不安、灾乱频仍的战国社会,庄子与先秦其它诸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更多的关注于个人的痛苦而非社会的纷乱,且不再从社会出路上来寻求解救个人生存困境的方法。庄子对人的生存境遇展开全面的理性思索,对乱世中个人所遭遇的种种痛苦有独特的体验。这一独特的痛苦体验就是其思想的起点,他的目的就是反思这种种痛苦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摆脱之法,他的思想因此而发生、发展,这显然是“为我”的。所以,在思想的起点上庄子与孔子就已分道扬镳。

庄子并不认为社会秩序可以改变人的苦难境遇,人的痛苦、人类社会的无序状态都来自于人本身,来自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察、思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意识和行为。这一意识本身是错误的,是导致人们痛苦的根源,那么人在这一意识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构建,包括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与认知手段和内容等等也都是错误的。即“我”有关现存世界的一切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思虑都是造成人类痛苦和社会混乱的原因。无论现存世界是 “治”还是“乱”,只要人还在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支配下行动,只要那个“我”还存在,只要观念中的那个“人”还未消失,人的痛苦境遇就不会改变,在此基础上人的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使原本孤弱的生命更加痛苦。这就是庄子所看到的人和人类社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凡俗世界中人无法摆脱的悲哀宿命。所以在庄子那则闻名中外的寓言中,七窍初成的浑沌迅速地以死亡结束了它刚刚开始的“人”的旅程。

将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自我中心主义,复归浑沌。所以如何消除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复归浑沌,将自我从痛苦体验中解救出来就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的。而庄子“为我”的最高境界就发展成为摆脱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执着和因此而产生的对外部目标的追逐,从而消解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是“心斋”、“坐忘”、“撄宁”后呈现出的虚静、空灵的“我”,是“本真”的、“浑沌”的“我”,是《齐物论》中“吾丧我”中的“吾”。所以,“丧我”虽也是一种“修己”,却远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修养,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与“我”的角度,一种全新的“我”的存在形式与意义,所以用“吾”来指称。“道”的境界就是“吾”所存在的新的世界。“吾”所指称的实际上是“无我”之境。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最终却走向了对“无我”的努力。

由“为人”到“为我”的孔子思想与由“为我”到“无我”的庄子思想,其各异的发展脉络,必然导致两种南辕北辙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交汇,即“为我”之境上的某种程度的重迭。但由于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不同,“为我”之境上的相会导致了孔子与庄子两者思想的更为激烈的冲突。它不仅直接造成作为庄子学派文献汇编的《庄子》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儒家问题”,同时也是造成千多年来对庄子与儒家暧昧不明关系纷争不已的罪魁。事实上,儒学作为庄子思想发生的学术背景,《庄子》对孔子的借助因其思想阐释针对的不同侧面而有所不同。如果以“无我”为旨归,庄子不会对任何一种俗世理论(当然也包括孔子思想在内)做过多地关注,他关注的是这些体系得以产生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即使对世俗理论和人物的提及(包括孔子在内)也是为超越有形世界的终极目的而服务。如果对实际事物稍有关注,不仅庄子与孔子两者思想分歧将更为突出,而且只适用于为“无我”而努力的庄子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亦会愈加明显。其结果就是,庄子后学要么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激烈地批判,陷身于庄子一再否定的是非论争而无法自拔;要么就是有感于庄子思想处理实际问题的困难,对孔子及其思想异乎寻常地借助,甚至以不惜改造庄子思想为代价。

参考文献:

[1]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3页。

[2]孔子的“德”是宅心于仁、存心于礼,包括一整套的有关高尚人格的概念;庄子的“德”则完全和“仁”、“礼”无关,它宅心于“虚”,在虚静的心灵中发生出另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有形世界的精神世界。

[3]郭沂:《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孔、庄哲学贯通处》,《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

[4][5][6][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65、24、185页。

[8][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9~210、187~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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