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先秦儒道音乐思想 核心内容 社会功能 审美准则

先秦儒道音乐思想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理论的滥觞。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既对立,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的。它们对于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与理论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先秦儒道音乐思想的核心内容、社会功能、审美准则三方面对儒道两家音乐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先秦儒道音乐思想的核心内容不同

儒家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礼乐并重、礼乐相成”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也是以“礼”和“乐”为目标建构起来的。“乐统同,礼辩异”(《礼记・乐记》),儒家的“礼”是关于个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的文明秩序,是由外向内的;“乐”在儒家看来是自由愉快、轻松活泼的心理体验,是由内及外的。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常说:“礼乐并举。”乐能使人情感调和、欢欣而愉悦;礼使人收敛,收敛而精神专一。乐就是和谐音律,礼乐能协调一处、表里如一,使人愉悦欢畅又庄严,内外恭敬规矩;礼乐和谐能使生活艺术化,从而社会安宁、进步。孔子把礼乐视为一体,既重视礼对人的道德影响,又重视音乐对人的品质的影响。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出了“仁”与“礼”、“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仁”是“礼”、“乐”的前提,要维护和实施“礼”所规定的各种社会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就必须首先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仁爱的情感基础,有了这样的社会情感基础,个人才能遵循“礼”来行事;而“乐”的实施也要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并通过“乐”的活动把这种情感加以发扬。“仁”是孔子所说的道德情感中最基本的内容,而“乐”是一种手段,是用来感化人教育人的一种方式。荀子作为儒家后期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孔子的音乐思想有众多相似之处,他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的“恶”可以通过音乐进行引导,使之由恶向善,更加强调了礼乐的重要性。

与先秦儒家不同,道家对“周礼”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提出了“道”的思想,即“道法自然”,以自然而然为法则,因任自然,就是无为。“道法自然”表明了最自然的即是最美的,而这种完美的状态在道家看来只有在自然界才有最佳的体现,对于音乐,道家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态度。道家音乐思想认为事物的矛盾变化是由一种被称为“道”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美丑相比较而存在,声音相反相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夫唯弗居,是以不。”(老子,《道德经》第二章)。道家所说的“乐”和“道”紧密结合着,道家认为“道”就是“无”,“无”就是“道”,事物从“无”中产生、发展,最后还要回到“无”的状态,所以要排除一切感官所积累的经验,依靠人心灵的感受去感受物的存在。道家用“道法自然”的态度去看待音乐,提出“乐由心生”,把音乐归结为一种自然的“道”。只要能在自然中把握住“道”,也就能把握住音乐了。庄子继承了老子的美学思想。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天地之谓也。”(《庄子・外篇・知北游》)他崇尚从自然的思想出发,认为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性情,可抒性,娱乐人心;认为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

总之,先秦时期儒家重“礼乐”,道家重“自然”。儒家主张通过“礼乐”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思想加以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而道家重“自然”的思想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思。儒家的音乐思想是实用主义,或称为功利主义的音乐思想。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则与之相悖,认为真正的音乐是形而上的,与“道”合一,而并非带有功利性的。

二、先秦儒道对音乐社会功能的看法不同

先秦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孔子重视音乐在政治和教育中的作用,主张“乐”要为“礼”服务,是“礼”的艺术表现,他认为只有依靠“乐”的陶冶作用,才能完成对理想人格的培养,这就是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论诗的功用,也是论乐的作用。孔子充分认识到音乐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并主张极大地发挥这种作用,来获取社会效果,用音乐培养人的修养。他认为音乐可以调和等级关系,使“君子”爱人、“小人”易使,并重视音乐在政治中的作用,强调“为政”必须“兴礼乐”,为政之道礼乐最为重要,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重视。儒家认为音乐是教导人、使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改造社会、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儒家主张用礼、乐相互配合端正社会风气,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礼”可以节制人们的内心活动,“乐”可以调节人们的感情,要用“政治”去推行政策和措施,用“刑”去防患于未然,礼、乐、刑、政都发挥得好,安定的政治局面也就会出现了。孔子提出对待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要有不同的态度,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符合当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要求,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荀子在《乐论》中提出:“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他的这种“立乐之术”与伦理道德相为融合的治国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乐论》中,荀子驳斥墨子的“非乐”主张,强调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

相对于儒家强调音乐在社会中的作用,道家是从根本上反对的,老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希声”,也就是“无声”,而“无声”的音乐只能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它并不能存在于社会共同的心理状态中。因此,对于君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解决有关音乐的问题,而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道家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想社会太平,必须采取让人们“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因此,道家从崇尚“道”的自然无为的精神出发,否定人为的、现实的音乐,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崇尚“大音希声”,否定一切具体的音乐和其他艺术,从而彻底否认了音乐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庄子提倡“法天贵真”,崇尚“天籁”之乐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人生态度,其目的是要重新唤起人们的宇宙念识、自我生命念识、审美念识的觉醒,而只有“拮击圣人”,“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才能“天下始治”,“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庄子・外篇・箧》),使人返璞归真,进入与“道”为一的审美境界。在庄子看来,音乐源于自然,是大自然自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质品格,这样的音乐才是“道”的音乐,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天人合一”就是宇宙的一种原初状态、真实状态和本质状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故人与音乐都应像天那样,以天为其“大宗师”,自然而无人为,无需任何华丽的矫饰,音乐就是自然本身,无所不在,这样的音乐是素朴、平易、简淡、适性的大乐,也才蕴涵着真正可贵的未被污染的生命。

总之,儒家和道家音乐思想对社会功能的看法不同。社会教化功用上的差异表现在理论上有偏重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道家的价值观则以自然主义为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因任自然,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

三、先秦儒道音乐思想的融合与共通:“和”的审美准则

“和”在先秦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儒道两家都以“中和”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可以说“和”是我国先秦音乐思想的主题。

孔、孟、荀都以“和”、“中和”为审美准则,都以情合于礼、声合于度为美,而以逾礼、过度为丑。他们都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别是力求发挥音乐的功用,以达到安抚民心、维护统治的目的。孔子在“中和”思想中着重强调音乐与礼义、仁德的关系,他认为音乐应“发乎情,止乎礼义”(《十三经注疏》),符合中庸之道,他注重的是美和善,要求“美善相乐”。“中和”思想中的善和美,首先体现在孔子学说之中。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主张仁、义、礼、智四德,在音乐上同样强调“与民同乐”,而“与民同乐”则是“和”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最好的实践理论。荀子则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审一定和”的“声音之道”,他不仅认为雅、颂之乐的根本特性是中和,而且认为这种音乐的社会功用同样在于中和。可见,在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始终没有脱离“和”这一宗旨,而这也是与儒家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的。

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虽然崇尚“法天贵真”,否定礼乐教化,但同样主张“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庄子・外篇・缮性》),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恬淡平和”,以平和之态表现人的自然情性。《老子・三十五章》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通过道与乐的对比继续论道、颂道,而这一论述也是仅仅围绕着道家心目中的“和”的观念。老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主要是围绕“淡乎无味”的道的本体美。老子的淡乎无味是一种“平淡”的审美趣味和音乐的审美标准。他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即是说顺从“道”者一则应以“无为”的心态去作为,以“无事”的原则去行事,以“平淡”(无味)的标准去衡量生活中的一切。这一“道”的核心思想无疑也会贯穿到老子的音乐思想中去,使其音乐思想呈现出“淡和”的色彩。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这种“淡和”的音乐思想。《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庄子认为学者应该用恬静的精神来保养真智,真智产生了再用来保养恬静的精神,真智与恬静互相保养,平和恬淡的德性、自然无为的道理就会出现于性情之中。他认为“道”的特性是自然无为,人的本性是平和恬淡,仁、义、礼、乐都应符合这样的“道”。可见老庄同样十分重视“和”的观念。

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儒家重功利、重情理,道家重艺术、重精神,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分庭抗礼,导致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而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又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总体风貌,这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孕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孔子家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刘康德.老子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孙思邀，医学伦理思想，儒，道，释

    孙思邀是汉代张仲景后至唐代成就最高的一位医家。他不仅医德高尚，医技精湛，而且学识渊博，“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撰《大医习业》列于《备急千金要方》(下称《要方》)卷首，陶冶后学。其云:“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孙思邀力荐业医者将儒经、古史、释典及庄老著作当成必修课，其自身更是“道合古今，学弹数术。”隋唐奉行儒、道、释并立共宏的政策，孙思邀有机地吸收了三家理论，并使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其哲学内涵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

1、退居养志与救世济民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是出世的哲学，道家的社会政治和人生态度是“无为”，其理想人格是“真”。孙思邀精晓道学，“自注《老子》、《庄子》”，“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其思想烙上了道家的印记。他淡于名利，对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的征召，均固辞不受。孙思邀考虑到“若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不仅会内热致疾，更严重的是可能遭遇“身灭覆宗之祸”。这种思想与庄子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认为山木被砍伐、漆树被割剥、油脂被煎熬都是因为“有用”，所以极力主张“无用”，“无用”本身就是“大用”;而“有用”却常常招惹灾祸，导致丧生而终究归于“无用”。要消除忧患，获得身心自由，应忘却名利，抛弃权势，虚己忘我，自身也随之得以保全。孙思邀曾举孔融、杨修为例，二人皆好学能文，才思敏捷，为人恃才负气，终不免触怒曹操而被杀，英年早逝。孙思邀因而终身未仕，先后隐居于太白、终南、峨嵋、五台等山区。他在《千金翼方》(下称《翼方》)中设《退居》专篇，从择地、缔创、服药、饮食、养性、种造药及杂忌等七方面论述了隐居之道，被后世奉为“孙真人”，而“真人”正是道家的人格典范。

    但庄子懂得完全无用也不一定高枕无忧，鹅就因为不能鸣叫而被杀，所以庄子认为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最宜。孙思邀亦没有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而是一生坚持在民间行医。古人认为，医生是唯一能在野为国效劳的人，宋代范仲淹微时曾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孙思邀也以医国、医人、医病作为衡量上医、中医、下医的标准，这又是儒家积极的人世态度。儒家追求的人格是“善”，古代有三种职业是以谋生和行善为目的的:一是行医，二是教书，三是算命。行医不仅限于助人健康，更能救世济民。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其中“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体现了道家的清心寡欲，“大慈”、“普救”充分显露了佛教普渡众生的理念，“恻隐之心”则反映了儒家对良知的认识。孙思邀“志存救济”，一生从事着“山林相业”，处于“无用”与“有用”之间，既保全了自己，又服务了社会;既求“真”，也求“善”。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有为”共同构成了其人生态度，佛教慈悲之情丰富了其精神生活。

2、追求长寿与不慕神仙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魏；儒学；玄学

东汉王朝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以后，儒家学说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局势，以桓谭、班固、王充、张衡、马融、郑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相继起来攻击今文经学家鼓吹的天人感应、谶纬符命的奇谈怪论，揭露迷信神鬼的危害。特别是《论衡》一书作者王充，特立《变虚》、《疑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等篇，把阴阳五行之说，驳得体无完肤。又立《刺孟》、《非韩》、《问孔》诸篇，对时人毫无原则的泥古崇圣的观念进行抨击。再如《论死》、《订鬼》诸篇，则是对迷信鬼神的无情揭露。王充等人的唯物思想和战斗精神，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动摇今文经学，但对有识之士说来，却进一步看清它的丑恶和虚伪性。

东汉王朝后期，政治更趋腐败，特别是在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公元147―189年），朝廷大权完全由宦官集团把持。宦官张让、赵忠、侯览等人，为了打击外戚、官僚、名士，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捕杀了李膺、范滂、陈蕃等一百多名“党人”，株连所及，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遭到迫害，永远不准他们出来做官。“党锢之祸”的结果，不仅封住了士人的口，而且也伤透了士人的心，作为士人借以立身扬名的儒学，其地位越来越低落了。

然而，儒学的跌落命运还没有到头，它继续往下滑坡。中平元年（184）爆发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彻底暴露了儒学的无能和虚弱，因为黄巾起义要的是被称为“苍天”的东汉王朝，建立起一个“黄天”即穷人当家作主的天下。黄巾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东汉王朝已经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继之而来的是群雄割据、天下纷争的紊乱局面。作为官方政治哲学的儒学，已很少有人再去问津。

一、汉末儒学的衰落

在汉献帝刘协继位期间（公元189―220年），整个天下全乱了，先是董卓专断朝廷，劫持献帝西徙长安。随后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孙坚、刘表、陶谦、公孙度等人拥兵自重，相互攻战，使中原北国到处是“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①的惨象。接下来的是，经过赤壁之战 （208）初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态势。

在这20多年混战的日子里，儒家学说完全丧失了诱惑力，贼臣董卓和妄自称帝的袁术自不必说，就是以一统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也根本不把儒学放在眼里。在曹操的心目中，真正的人才不是那些“尚德行”②的“廉士”，而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这在曹操的四次《求贤令》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曹操认为，伊挚是奴隶，傅说是泥瓦匠，吕尚是渭水之滨的钓叟，苏秦曾经不守信用，韩信有胯下之耻，陈平有盗嫂受金的骂名，吴起则母死不归和杀妻求将，这些人虽然或出身低微，或有见笑之行，或是不仁不孝，但正因为有了他们，才能安邦定国，临敌力战，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换句话说，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下，以孝悌仁义治天下的儒家学说，再也无人理睬。

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去看，士人们由于解脱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就带来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学术自由的风气。过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之学，如今又摆到了桌面上来，让人们去审视、研究、品评、挑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一时身价倍增，深受士人青睐，被视为是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于是，老庄哲学复活了。

二、老庄哲学的主要思想

老庄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曾著《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一书，创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就是“道家”一词的来由。

《老子》该书文字不多，思想内容却相当丰富。而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术思想以“道”为特色，主张“道”为“万物之奥（主）”③，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构生、变化和本原。它的本身，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和“听之不闻”的。换句话说，这个主宰宇宙的“道”，实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形状、没声响的“无”。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认为世界本原为“无”的学说，哲学体系上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

其二，政治态度上主张“无为而治”，对当朝统治者深表不满，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④又反对战争兼并，诅咒“兵者不祥之器”。

其三，历史观上持后退论，认为“利器”“伎巧”即科学文明是世间争乱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要求回复到“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

其四，方法论上具有朴素辩证法，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转化的状态之中，提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命题。

道家的继承和发挥者庄子，曾著《庄子》一书。《庄子》不但追踪《老子》之学，而且有所发挥，因而同属于先秦道家的重要经典。在思想核心问题上，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明确提出“道”尽管“无为无形”却又“有情有信”；它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上，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关于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法则，具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和“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庄子却把事物的相对性加以绝对化，从主观意识上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别。

老庄哲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含蕴着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理想、自由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关于这些，在后文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中再分别进行论述。

三、玄学的产生

那么，老庄哲学为什么受到士人的偏爱呢？除了社会的动乱和儒学的消沉等客观因素以外，主要还应从它的本身去寻求答案。简单地说，老庄哲学的最高概念，既不是天，也不是上帝，鬼神，而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

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子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而赢得了士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与儒家学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它强调一切都应顺其自然，不必有所作为，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这对于看透了儒学的虚伪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着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退隐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这种处世办法，当然也会引起失意士人思想上的共鸣。基于上述的原因，老庄哲学能够在士人中间产生较大的影响，赢得较多的赞赏。

在群雄割据、杀戮不止的战乱年代中，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的艰难岁月里，不少士人在老庄哲学思想的薰陶下，或者韬光遁世，逃入山林，躲进土穴，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或者言不臧否，养性全真，身在田园追求适意逍遥；有的人迫于无奈，出仕为官，但虚食俸禄，委曲周旋，过着逢人开口笑的日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苦恼，如理想与现实，悲观与乐观，外化与内化，随俗与孤傲，虚假与真善，安命与逍遥等等。这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心里都很明白，但又不能不故意装聋作哑，虚以委蛇，只好从《老子》《庄子》中寻找安慰，或者在纵酒谈玄中乐以忘忧。在《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里，有一则关于“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故事，很能代表当时士人的生活态度。

司马徽为一时名士，见多识广，声誉隆高，深受诸葛亮尊崇，但他在品评人物时，只说好听的，从不说人家半句坏话，甚至当别人把自己家里的猪诓走时，也不据理力争。这种言不由衷屈辱求全的人生哲学，就是老庄哲学的处世观。又如另一名士孔融，论学识才华堪称当时第一。他“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但他爱发议论，说话行事均不符合曹操的旨意，因而颇受冷落，只能借醉浇愁，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⑤结果呢？孔融以“谤讪朝廷，大逆不道”之罪被曹操下狱弃市，连妻子老小也被杀了。

老庄哲学中的“道”，其义理是比较玄奥难懂的。无独有偶，儒家学说《五经》中的《周易》，对于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和吉凶，则是以卦和爻来占卜的，是一部占筮之书，在义理方面也是玄奥莫测。据《史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又说：“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 ⑥

《周易》的玄秘与《老子》、《庄子》书中的“道”，虽然不相同而或可以相通，因为都同属于玄奥之学。司马迁曾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庄子》之言，进行比附解惑。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常常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为“三玄”。这就是说，士人们在将老庄哲学奉为圭臬的同时，也对易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么发展下去，到了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便形成一门新的哲学，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

注释：

①曹操.蒿里行//余冠英.三曹诗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5.

②曹操.论吏士行能令//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老子.道德经（王弼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一版，第六十二章.

④老子.道德经（王弼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一版，第七十五章.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汉末传入的佛教思想,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的源头。但汉代传入的佛教是在先秦已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基础上不断改造整合形成的。因而从本源上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华美学的源头。它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美学命题,形成中国文化“轴心时期”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盛况。然而儒道两家不同的审美理想、审美取向和审美态度共同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文艺美学思想。

一、儒家以“中庸”为核心的社会和谐思想和道家以“无为”为核心的自然和谐思想

先秦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和谐,其思思想旨归主要是为了实现其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的“和谐”思想,是建立在“中庸”的基础上,肯定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统一,是一种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儒家美学将中庸和谐思想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在社会关系上,他们通过“中庸”思想的建立实现其构建“大同”社会的政治目的;诗歌思想和内容上,表现为一种“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主张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强调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凡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不能做违反自然的事情。道家的和谐思想正是以此为根基的,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审美态度上,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反对人为。在审美标准上,强调“法天贵真”。

二、儒家以“人伦”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和道家以“自然”为核心的和谐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建立一套系统的完善的伦理道德的社会政治体系。同时,试图采取强调人格修养和礼乐教化达到其社会政治目的: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人伦和谐思想,构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封建伦理纲常秩序,达到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通过“礼义”的培养压抑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人守礼并推己及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重道义轻私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力图用“礼”严格要求人的言论行为,消除异端邪说。并通过“三从四德“思想,压抑妇女地位以求得两性和谐。

老子的和谐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将阴阳和合之气看做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源,阴阳和谐就是天地和谐、协调。并进一步提出自然宇宙和谐的思想,“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形,高下想倾,音声相和。恒也”。同时,他也以此态度观照人生。《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二十七章又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为袭明。”这里强调“上善之人”、“与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就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他还明确提出天地万物的互补的和谐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庄子明确提出了“天和”、“人和”的思想。他认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宗旨便是“自然无为”。他这种朴素自然的世界观,用于天地便是“天和”,用于人与人之间便是“人和”。

因此,道家的和谐观与儒家的中和思想有不同。儒家是在中庸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偏不倚的中和思想;而道家则是在“自然无为”的指导下,形成了顺应天地自然万物生长变化规律的和谐思想。

三、儒家以“诗教”为途径的身心和谐和道家以“虚静”为途径的心性和谐

孔子尚礼乐,主张仁义道德思想。他注重诗歌教化对理想人格培养的作用,主张“诗教”为核心的身心教育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他强调诗教的对人格培养,道德完善方面的作用,认为不学诗就无话可说寸步难行,力图通过诗歌教化完善理想人格,使作为个体的人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

道家在身心和谐建设提出“虚静”观,即一种是清心、寡欲、修身、养气的方法。老子《道德经》中提出:“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他主张清心寡欲,一切与欲望有关的他都反对。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认为过度追求声色、美味、驰骋畋猎之趣和奇异珍宝,容易迷惑身心,不能使身心平静和谐,所以应当制止。庄子更是提出了“心斋”“坐忘”“虚静”的著名论断。在道家看来,“虚静”是万物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虚而待物”“唯道集虚”,要求主体排除一切杂念,摒弃欲望,“绝圣弃智”以维持身心和谐,最终到达悟道的目的。

在身心和谐建设方面,先秦各家虽都注意到了其重要性。但采取的方法依然有所不同。儒家以中庸的思想,重人伦道德礼教,因而采取诗教的方法。以求个体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社会目的。道家以自然无为,重天地万物的阴阳和合,采取虚静的态度关照身心。

四、儒道“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尽管先秦儒道采取的方法和其目的有不同,但二者在关于“和”的思想上,有着共同的取向,即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关系团结和睦、个人身心协调发展等丰富的内涵。儒家偏重关照社会人生,孔孟追求多样的统一“和而不同”的矛盾观,其后经过朱熹等宋明理学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观以及“忠恕之道”的道德修养方法。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和谐建设,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与儒家相比,道家和谐思想偏重自然万物。他所提倡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观点,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参考和理论借鉴。它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身心建设和社会和谐秩序稳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第5篇

中华古代节操观念以儒家观念为中心，兼容诸子众家之长，儒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注，道家适己任性的人生态度，墨家兼爱的主张，法家“抱法处世而治”的思想，共同孕育了古代节操文化。

关键词

儒、墨、道、法 节操文化

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高度注重人的锤炼和修行。以“人皆可为尧舜”策励人们完善自我。儒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倍加关注，及其所张扬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为天下之道即“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安贫乐道”的思想主张，给了后世仁人志士以巨大的鼓舞，为之提供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安身立命的人格范式。道家适己任性，不受物累，隐居避世的人生态度，往往为后世那些愤世嫉俗、仕途受挫，怀才不遇、心灰意冷的士子们所取法，成为他们功成身退、全身避害的处世方式；墨家兼爱的主张，则对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一条基本的人文准则——“孝”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孝”之伦理价值观一方面指向“五伦”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之制度，即“亲亲”的领域；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职责，具有社会功利性的目的，那就是：立身、立德、就诸侯、度卿大夫、誉士等。而法家的“抱法处世而治”的思想对于唤醒昏睡于亡国之际的民众，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感，树立必胜的信念，反对侵略战争，无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和爱国责任感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古代节操观念成因的探讨冀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获得美好而全新的人格精神的观照。

“节操”是一个有深刻文化意蕴的概念。古人释为：“不以辱身”（《韩诗外传》）。“见危致命”、“知义理之名”（《论语》）。“昔圣王之处士”、“修立之名也”（《齐语》）。《辞海》释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坚定气节和操行，有政治信念和道德理想所决定，是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力的统一。”

由于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儒、道、墨、法各家对于节操的理解与主张亦不尽相同。儒家举事必以社稷为重，不做辱国和有损人格之事，故其将殉名、殉家、殉天下视为节操之最高境界。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

1． 忧劳兴国

孔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

远乎。”（《秦伯》）孟子曰：“故天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胫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告子下》）并道，君主“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孔孟之忧患意识，不可谓不强烈矣。正是这中忧患意识形成了儒家对“治国、平天下”的倍加关注和强大的心理动能。

仲尼周游列国，“一生干七十余君”，并开私人讲学、著述之风。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并作《孟子》七篇。尽管仲尼在当时“不得志于诸侯”，孟轲亦因“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其主张不能为齐王采纳：“所如者不合”，只好归鲁国，以布衣终老。但是，孔孟“忧世之患”的人格与追求道德理想的精神却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泣。孔孟所强化的忧患意识，对古代节操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已成为一切有抱负的仁人志士所信守的人格律令。

曾经以强大的武力而不能使有扈氏屈服的夏后伯启，由于后来意识到自己德薄而教不善，于是乎十分注意修身聚德。他“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强，钟鼓不休，子女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终于以德使有扈氏服。

《书》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唐代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天下的骤兴骤亡的史实亦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忧劳兴国论既体现了儒家对时艰的反思，亦显示了人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精神的张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一“忧世之患”的使命意识的集中体现。

2、贵公去私

《吕览·贵公》援引范鸿之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尊王之意；无或作好，尊王之道；无或作恶，尊王之路。”所谓“无偏”即无私，“无或作好”即无私好。故不韦称：“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吕览·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正因如此，尧有十个儿子，却不将天下授与其子，而授于舜；舜有九子，亦不授与其子而授与禹。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的品德。据传，晋平公曾问于祁黄羊说：“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解狐来担任这一职务。平公惊曰：“解狐他不是你的仇人吗？”黄羊答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赞许地点头称“善”。不久，平公又问黄羊说：“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黄羊又向他推荐了名叫午的这个人。平公曰：“午，并非是你的儿子啊。”黄羊答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又钦佩地点头称“善”，并遂用之。国人亦称善焉。孔子赞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对待公于私的态度，已成为判断古代圣君贤人的人格及道德水准高下的重要标志。这一准则，诸子各家皆一致认同。庄子说：“君不私，故国治。”（《庄子·则阳》）墨子说：“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商鞅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商鞅·修权》）后儒更将“公”视为天理，将“私”视为人欲曰：“理者，天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理，则与众同利。”（《周易·程氏传》）

无疑，人民对于圣君贤臣的依归与热爱体现了他们对其贵公无私的品格与其道德情操的认同。正是在这一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催生了无数请正廉明的海瑞、包青天，无数尽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等人物。历史上这类伟人的存在为古代社会“贵公去私”的文化心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精神导向——爱国主义。

3、安贫乐道

子贡问孔子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答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曾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而依旧弦歌于室。弟子颜回择菜于外室，路与子贡则议论说：“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辱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辞以对，入内将此言告知孔子。孔子悒然推琴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他严斥子路与子贡曰：“君子达于道方可谓达，穷于道则可谓穷。如今我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谓之穷？”他慨然道：“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主张，给了后世仁人志士以巨大的鼓舞：“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安身立命的人格范式。

4、重义轻利

“义”作为儒家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当生与义不能得兼时，则“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子曰：“君子义为上”。（《阳货》）儒家的道义观已成为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义”尤其显示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如大义凛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在儒家的义利观中，“义”往往表现为公、为天下之意，而“利”则表现为私利与私欲。

孔子论“义”，主张“见利思义”，孟子则主张“何必曰利”，荀子言义必及利。他说：“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王澳》）显然荀子对义的理解不仅主张“见利思义”，而且肯定“思义”是为了“天下同利”。肯定了义的社会功利目的。这一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针对儒家的“殉名、殉家、殉天下”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提出了无己、无功、无名的主张。道家认为“殉名、殉家、殉天下”之举乃“残生损性”，不足以取。庄子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好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好，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故而提出了无己、无功、无名说。

1、 至人无己

庄子认为只有那种“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即不排斥个别人的真知灼见，不自恃成功，不图谋士之人，他们“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登高不怵，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方能攀登道德之高峰，方能达到知识与道相契合的境界，才可堪称为“至人”。而凡是嗜好与欲望太深的人“其天机浅”。他认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悦死，悠然而往，悠然而来，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能顺应自然，忘却自我，故能达到“形”“情”两忘。

2、 神人无功

庄子心目中的“神人”是才全而德又不外露的人。他们不受外物之牵累，不求有功。

庄子曾借无名人与天根二人的对话，表达了自己“顺物自然”而天下治的理想。无名人告戒天根，只有处于保持淡漠的本性，交合形气于清净无为的领域，顺成自然的本性而不容忍半点私情，方可将天下治理好。为了表达这种顺天致性的理想，庄子常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丑陋、伤残的形象以完美纯和的道德修养。如其笔下的哀骀就是这种德不外露，自然使人亲附，不能离去的奇丑之人。哀骀凭借自己的德，使其生命自然流放出一种精神力量去吸引别人。其笔下的伏羲氏、无名人等亦皆为才全而德不外露之人。

3、 圣人无名

庄子将名誉视为“实之宾”、“桎梏”、“相轧”；视为“旁技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他用这一思想来反对儒家的出世思想，可谓失之偏颇，然而针对那些不择手段、沽名钓誉之徒则不失为一种警策与忠告。

庄子提出“圣人无名”。他认为天下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他决不接受天下，正如厨师不做饭菜、掌祭奠的人决不会越位来代替别人的位置一样。庄子认为孔子以博学比拟圣人，以夸吟超群出众，自唱自和，哀叹世事之歌以周游天下是买弄名声，是不可取的。

只有那些遗忘精神，不执著形骸之人才可逐步地接近于道。（《天地篇》）庄子甚至认为，买弄名身是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他例举说，从前桀杀害了敢于直谏的关龙逢，商纣王杀害了力谏的叔叔比干，这些贤臣修身蓄德以在上的地位关怀爱护百姓，以在下的地位违逆君主的猜忌之性，故君主因为他们的修身蓄德而排斥他们、杀害他们，这就是爱好名声的结果。（《人世间》）庄子这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的诠释，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隐逸之士的全身避害、功成身退的思想渊源皆不难追溯于此。

庄子还为君主摆脱名誉桎梏指出了一条通途：君主不应该放纵情欲、显耀自己的才华和智巧，应安居不动而神采奕奕，象深渊那么默默深沉，象雷声那么感人至深，行动合乎自然如缕缕炊烟、片片游尘，那么自然自在，这样就能摆脱名誉的桎梏，无所谓治理天下的烦恼了，这就是庄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庄子所谓无己、无名、无功的思想揭示了其处人与自处的人生态度及处世的哲学观，是其反抗现实的一种超脱的空想。他生当乱世，战国中期的战乱使得人们彼此纷争、勾心斗角，社会成了人吃人的陷阱。于是他企图以一种超脱的空想来逃避现实。他提出所谓“坐忘”、“忘形”、“忘情”、“天德”、“心斋”及“天养”等超脱的办法。他的这种超脱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逃避和消极的反抗。在当时亦不失为一种全身避害的手段与斗争方式。实际上，庄子所幻造的境界是不存在的。道家的这种适己任性、不受物累、隐居遗世的人生态度往往为后世那些愤世疾俗、仕途受挫、怀才不遇、心灰意冷的士子们所取法。如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因得其真谛，不参与世事，酣饮数日而全身避害。

墨家的修身主张是“兼爱”。墨子认为“天下兼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他指出如果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还有不孝吗？如果天下视父兄与君若其身，还有不慈者吗？如果视弟子与臣若其身，勿施不慈，就不会有不孝不慈，又哪有盗贼呢？如果将人之家看成己之家，将人之国看成己之国，又有谁去发动进攻呢？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天下没有盗贼，君臣父子慈孝，天下也就达到大治了。

其兼爱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墨家的政治主张，亦渗透了墨家对君子修身理想的企盼。墨子的“兼爱”思想为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一条基本的人文准则“孝”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家蔑视儒家的以礼治国，认为儒家“修仁义而习文学，此匹夫之美也，”韩非子关于“圣人不修古，不法常可”的进化的历史观，集中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其法、术、势的思想更是代表了诸子百家中最为切实有效的政治学说。他的“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之学说，对后代的法制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历史时代的法家，皆以变法革新作为其政治理想的追求，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引导他们奋不顾身追求进步理想的原动力，正是他们对于“势”这一历史必然的清醒认识和把握。法家的“势”论，对于唤醒昏睡于亡国之际的民众，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与责任感，对于反对侵略战争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救亡意识和爱国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在以儒家理念为中心的人格结构框架中，古代节士博采诸子众家所长，其立身也，或“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礼记·儒行》）或“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终始者为友。”或言于“三表”，即言必有仪，“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国家、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或“任法而治”。显然，中国古代之节操文化无不可追溯到儒、道、墨、法诸家之思想渊源。

古代“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义节；“事君者不阿其惑”，“两袖清风朝天去”之廉节体现了儒家安身立命之人格范式。“孓不群而介立”，“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之介节，则是道家适己任性，不受物累之超脱的人生态度。“善于父母，友于兄弟，义于仁道”之孝节，则已成为了数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一条基本的人文准则。并被郑玄推崇为“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忠于浊世，难也”，“虽九死其犹未悔”，“慷慨赴国难”之忠节、勇节与侠节则是与法家“抱法处世则治”（《韩非子·定法》）之思想影响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奋不顾身地追求社会进步理想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 蔡尚思：《诸子百家精华》，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2． 钱仲联：《十三经精华》，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3． 冯 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孟 轲：《孟子》，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5． 庄 周：《庄子》，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