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著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王船山庄子儒家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09-07

一、《庄子通》《庄子解》的写作时间、

体例及增注问题船山一生笔耕勤奋，著述繁多。如果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他先后撰写的两部庄学专书《庄子通》和《庄子解》当归入子学类。大致来说，这两部著作都是反映船山后期或晚期思想的作品。关于两书具体的写作时间，从《庄子通・叙》首尾分别提到的“己未春”和“是岁伏日”来看，该书当成于1679年（康熙十八年），时船山61岁。至于《庄子解》，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提出：“1681年秋，船山曾作《南天窝授竹影题用徐天池香烟韵》七律七首（现存他的诗集《七十自定稿》中），其中第六首下自注：‘时为先开订《相宗》（即《相宗络索》），并与诸子论《庄》。’《庄子解》大概就是这年写的。”①萧S父先生也认为船山此年（63岁，时为康熙二十年）作《庄子解》，该书“随文申义，与《庄子通》相表里”。②另外，晚近发现的船山门人罗u《刊王船山庄子解跋》云：

先生说《南华》于湘西之别峰。吾乡刘生，因求先生手录所解；又同时有评本，舅氏罗生良钰俱录而藏之。……时《楚辞通释》授刻已成，因急约同志之友，踵以是编授之剞劂，公诸海内，使知先生现漆园身而为说法，其书有如此者。③

谢明扬先生据此推断，船山“对于《庄子》有解有评，其中解说部分确实与当年讲学相须”，且此跋文同时也说明《庄子解》的写作时间大可系于他为门下诸生论《庄》的康熙二十年。④但与此说略有出入的是，《K斋诗分体稿》卷四收船山所作《遣病》七绝八首，其六有句云：

* 基金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庄子》篇义题解辑要与研究”（12JJD72000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遗民士群之儒家庄学研究”（11BZX041）

① 《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页。

② 萧S父：《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③ 《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97页。

④ 谢明扬：《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年，第253页。

忆得去年橙柚熟，纸窗竹影说南华。《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15页。

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这八首七绝皆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船山65岁。《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63页。若王说可信，则《庄子解》当撰于1682年秋，而非此前的1681年秋。之所以会有时间上的出入，可能是由于船山所记有误或王说不确（船山原诗未注写作时间），也可能是由于船山对《庄子》的“解”和“评”并非一时完成，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以上诸说皆认为《庄子通》的写作早于《庄子解》，另有学者却持相反看法。例如，林文彬先生在张西堂、萧天石等学者之说的基础上，依据船山八世孙王德兰手抄本王《大行府君行述》在记载船山“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词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因俱为之注，名曰庄子衍、楚辞通释”之后，紧接着多出金陵本《船山遗书》收录的《K斋公行述》和王之春《船山公年谱》收录的《行述》的一句话，即“更别作庄子通，以引漆园之旨于正”，推测《庄子通》可能成书于《庄子解》之后。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第1章第1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31期，第228页。笔者认为林说值得商榷：第一，若依其说，则前引船山自述1681年“与诸子论《庄》”或1682年“纸窗竹影说南华”也就没了着落，而无论1681还是1682年，明显都在写作《庄子通》的1679年（己未）之后。第二，按照一般的写作习惯，若《庄子解》在前，则船山当于书前有序，介绍其写作的背景、因由及宗旨等，但包含这些内容的序言却没有见于《庄子解》而是出现在《庄子通》的书前。由此笔者推测，实际情况应是：船山先撰写了《庄子通》，且于书前有“叙”；当他随后撰写《庄子解》时，由于二书思想互为表里、融贯一体，写作时间又比较接近，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另作新序了。换言之，《庄子通》的“叙”其实是该书和撰于其后的《庄子解》二书共同的“总序”。第三，王德兰手抄本《大行府君行述》多出的“更别作庄子通”之“更”字，应为“另外”之意，之所以说“另外”，是因为《庄子解》和《庄子通》体例有“别”：前者为“解”和“注”，后者为“通”。而并不表示时间的先后，所以，我们也就不能据此认为船山在《庄子解》之后又写了《庄子通》。

从体例来看，《庄子通》是篇幅精短的融会贯通、直陈己见之作。在写法上，此书各篇皆有选择地套用《庄子》该篇的某些关键文辞和概念，以出船山之己意，用其自叙中的话说就是：“不问庄生之能及此与否，而可以成其一说。”所谓“通”，具体表现为书中各篇皆以某个中心观念来贯通或统领《庄子》该篇文本。譬如，按照船山的说法，《逍遥游》篇的中心是小大非耦，故须忘小忘大、无小无大而又可小可大；《齐物论》篇的中心是圣人“参万岁而一成纯”，故无术；《养生主》篇的中心是君子不“自王其神”“有经而已矣”；《人间世》篇的中心是将涉人间世者若能置生死祸福毁誉于度外，则“物皆可游也”等等。不难看出，这些用以统通各篇的中心观念都与庄子之本意“貌合神离”“形似而神异”。所以，毋宁说这些中心观念并不属于庄子，而只属于船山，它们都是其赋予《庄子》各篇的新旨。

《庄子解》属于传统的“依附原文而说解的注疏体”。方勇：《庄子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7页。不过，此书的重点明显不在字句辞章的训诂、考辨和注释方面，而仍在于依循《庄子》的文辞、语脉和相关话题，在与庄子的深度对话中阐发船山自己的哲学思想方面。相较于同类著作，该书援引他人的观点不是很多，其明引者大略只有晋之郭象以及当世之方以智、刘辰翁、林云铭等学者。关于书中各篇所夹的注语，王德兰手抄本王《大行府君行述》、金陵本《船山遗书》之《K斋公行述》、王之春《船山公年谱》之《行述》，皆说船山“为之注”，可见《庄子解》原有出自船山的注语。另外，该书湘西草堂本署曰“男增注”，王天泰序也提到，王在校订刊刻《庄子解》时曾为之“增加音注”。王的增注，有些可据书中“按”等字样加以辨识，有些则无此类字样，以至很难判断它们究竟出自船山还是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杨坚《庄子解编校后记》的看法较妥：除有“按”标识者外，书中的注语绝大部分出自船山，未有标识而实为之所增者“似不能多”。参阅《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490页。关于王为《庄子解》增注的问题，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除杨坚的编校后记外，另可参阅王孝鱼先生的点校说明（《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483页），以及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第1章第3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31期，第231～234页）、方勇《庄子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7页）。再者，从王天泰序所谓“增加音注”可知，王的注语或许主要是文字释读方面的，义理方面的注语则可能不多。进一步，考虑到王曾经亲聆船山讲论《庄子》，受教颇深，所以，即便《庄子解》中有些未加“按”字样的注语实为他所增，这些增注的思想内涵也只可能是对船山之意的顺承、延伸或发挥，而不可能与其相抵牾。退一步说，王并没有通过增注以扭转船山思想的动机和必要，即使他打算那样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到。更何况当时参与校订刊刻《庄子解》之事的，还有船山的其他几位门人，他们同样也曾亲聆船山讲论《庄子》。在此情形下，王是不太可能把偏离甚至扭曲船山本意的增注硬塞进原书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即便无法全部分清书中那些未加标识的注语究竟出自谁之手，我们对船山f学思想之特质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会因此而发生较大的偏差。

另外，书中还有许多标以“评曰”但缺少主语的评注，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据湘西草堂原刻本指出，评者即是船山。此说可于前引罗u《刊王船山庄子解跋》“同时有评本”一语得到佐证。

与《庄子通》不同，《庄子解》前无序、后无跋，但考虑到该书的撰写时间与《庄子通》极为接近，王孝鱼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推测，船山在“1679年写完《庄子通》后，可能就着手解说《庄子》了”。（《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0页）故大可视为船山在同一思想阶段和同样心境下的理论产物，甚至不妨看做是其于《庄子通》之后，因为感到“意犹未尽”，故而进一步精心运思的著作。更具体地来看二书的内在关联，便可以发现，针对《庄子》某篇之旨，一方面，由于《庄子通》和《庄子解》的诠释重点和切入角度不同，二书可谓互为表里，从而在思想上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相互增益；另一方面，《庄子解》有时又依循《庄子通》中的那些表述精短的思想观念，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周详的发挥。其具体做法是：以章节或段落为依托，将这些思想观念落实到对《庄子》该篇文本的逐层分疏和细密阐释之中。在此意义上，《庄子解》可以说是延展、扩充、细化或放大版的《庄子通》，《庄子通》则是《庄子解》的“初拟论纲”。当然，由于二书写作的先后顺序，以及其篇幅、体例和学术方法均大不相同，因此《庄子解》所展现出的思想体系之宏大、理论观念之丰富、精神旨趣之深邃以及学理论证之严缜，均远在《庄子通》之上。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从《庄子通》开始，随着船山对庄子其书其学研究的愈加深入，后来他在撰作《庄子解》时，更从《庄子》文本中别具手眼地提取出“浑天”“凝神”“参万岁而一成纯”“寓庸”“两行”“能移”“随成”等重要理论范畴，并通过对这些理论范畴施以道学化的再造，船山最终构建起了其独具特色的庄学思想体系。

二、庄学专书：因以通君子之道

船山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特别用心于《庄子》，并连续撰作两部庄学专书，与他此时的特殊遭际和心境有着密切关系。据刘毓崧、王之春所撰年谱记载，1660年，42岁的船山由南岳双髻峰“续梦庵”徙居其于湘西金兰茱萸塘所造之“败叶庐”，③④⑥《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327，84，89，407页。从此结束了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之志（王《大行府君行述》），③寄全部身心于学术之业。船山撰写《庄子通》的1679年，距晚明崇祯、南明永历之亡，分别已有35、18年之久；另一方面，满清政权自1644年入主北京以来，至此亦已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天下大势日渐趋于稳定。此时的船山虽仍无法接受满清统治，但对于光复大明实际上早已心灰意冷，不抱希望。而就在此前的1678年，军事上陷入被动的吴三桂却谋划于衡阳称帝，“伪僚有以劝进表属先生者”，船山悲愤而拒曰：“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壤。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潘宗洛《船山先生传》）④为免患，遂逃之深山，作《祓赋》以述怀，其辞有云：

……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K斋文集》卷八）《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82页。

从中可见，在四围凶险的情况下，船山内心充满了何等的清寂、孤独和彻骨之悲凉！正如唐a《王而农先生全集叙》所言，此时船山“困苦流连，俯仰无赖，悲悯难于庄论，慷慨易于放言”。⑥

这种处境和心境，于次年所撰的《庄子通・叙》中也有述及：

己未春，避兵狭稚街校之室也，众籁不喧，枯坐得以自念：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疚愧？

由这段话可知，对于身陷险难之地、萧清之境的船山来说，庄子之学不再只是一种与他相隔膜的异端思想，而是已经进入其当下生活，甚至成为他不得已而与陌生异己的周遭世界相周旋的特殊方法。这一日常现实与船山作为坚贞儒者的思想立场无疑是相龟醯模故其扪心自问乃有“得无大疚愧”之慨。而时人对船山以庄生之术应世似亦产生了误解，这让他感到很是无奈：

予之为大瘿、无，予之居“才不才之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孰为知我者哉！谓予以庄生之术，祈免于“羿之彀中”，予亦无容自解，而无能见壶子于“天壤”之示也久矣。

为消除误解，同时更为了宣示其内心真实的精神信念，船山在首先申明“予固非庄生之徒也”的前提下，对庄子“祈免于羿之彀中”的保身术提出了批评：“或曰，庄生处七雄之世，是以云然。虽然，为庄生者，犹可不尔。”意思是说，常人大多认为庄子生逢战国乱世，故其避患远害之术情有可原，但在船山看来，即使身处乱世，庄子也不应以机巧之术自保。进一步，在不得不借庄生之术以避祸存身的困境下，船山又对其应世之道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所谓“颜渊、蘧伯玉、叶公之行，叔山无趾、哀骀它之貌，凡以通吾心也”，“心苟为求仁之心，又奚不可”？显然，船山这是在提醒误解者：虽然他以庄子之术应世，但其内里却有一颗不同于庄子的“求仁之心”。这也就是说，他在精神上仍然严格恪守着儒者的本位。

除了非常情势下生命体验的相通和应世之道的“薄似”，在学理上船山也并未完全隔断庄子与儒家，而是对其有所肯定。按照他的理解，“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因而通之，可以与心理不背”（《庄子通・叙》），甚至庄子的某些思想观念比儒家还要高明可取，例如他在《庄子解・达生》篇中就对庄子的生死观作出了积极评价。此外，王《大行府君行述》谈及船山解庄之事亦云，“《南华》去其《外篇》《杂篇》诃斥圣门之讹妄，其见道尚在狂简之列”，而其作《庄子通》之目的则是为了“引漆园之旨于正”。④《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对于船山这样一个颇有些严苛的儒者来说，能以如此宽容的态度对待庄子之学，实属难得。

那么，船山用来“因以通”庄子之学的所谓“君子之道”，其理论意涵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他要对庄子进行怎样的儒家化的再造呢？欲回答这个问题，需首先明确船山思想的精神特质及其归属定位。在宋明道学诸儒中，船山对陆象山及阳明心学可谓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对濂溪程朱虽亦各有所取，王《大行府君行述》说船山“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但却奉张载为正学，且尤重《正蒙》，故其自题墓铭中有“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一语（《K斋文集》卷十）。《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另据王《行述》载，船山晚年“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云云。④基于此，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从中国哲学发展的自身脉络看，船山是宋以来道学运动中属于张载一派的思想家，且又与二程、朱子等人有着广泛复杂的关系，所谓“参伍于濂洛关闽”，“归本于横渠濂溪”，而其思想活动的主导方向则是反思和超越明代道学之衍变，“以重建儒学的正统”。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这种思想旨趣贯彻在船山处理《庄子》的态度和方法中，就是他希图以道学化尤其是张载的某些思想观念对庄子之学进行精神再造。从《庄子通》和《庄子解》总体的诠释特点来看，其直接的理论后果是，如果说在前书中船山主要是从道学或儒家的基本观念出发，对庄子思想之要义直陈己见、自由发挥，那么，后书则有意识地会通庄子与横渠，使庄子向“横渠之正学”靠拢。可为辅证者，《张子正蒙注》是船山晚年于《庄子解》之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该书作于67岁、修定于72岁，“综合和熔铸”了“他自中年以来通过各种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故可视为船山晚年“归宗返本的自觉选择”和“学术思想上的自我定位”。而正是在这部代表其“学术宗旨和归宿”的著作中，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0～291页。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不少c此前《庄子解》中的“浑天”“气”“神”等极为相似的理论范畴，还可以发现多处与《庄子解》中的思想观念相合相通的文本表述，无论在本体论还是人生哲学等方面。

兹以被船山认定为庄子思想根基的所谓“浑天说”为例。“浑天说”的提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船山深受张载《正蒙》影响的结果。《庄子解・则阳》明确指出：

张子“清虚一大”之说，亦未尝非环中之旨。

在《庄子解》中，“环中”与“浑天”异名而同谓。这句话的意思是，庄子的“浑天说”与张载的“太虚即气”思想是相通的。如其所言，在《张子正蒙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不少近同于《庄子解》之“浑天说”的表述。例如，“天以太虚为体，而太和之s充满焉”“其聚而出为人物则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抑必有所从来”“虚必成实，实中有虚，一也。而来则实于此，虚于彼，往则虚于此，实于彼，其体分矣”“天德之生杀，本无畛域”“运行循环，天不自知终始也”。张载：《张子正蒙》，王夫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89、95、203、211页。类似说法还有许多，此不赘举。另一方面，《庄子》中早已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著名论断以及用气之聚散变化解释事物生起死灭的思想，这对后世影响甚巨，而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亦大可看作是《庄子》气论思想辗转流传于后世的道学形态。怀着对横渠正学的服膺之情，船山从《庄子》中解读出所谓“浑天说”，并且视之为庄子思想之所以自立一宗者，也就顺理成章了。

后世学者对船山的两部庄学专书评价颇高。例如，钱穆先生说，“船山精研老庄”并“动中窥要”“深得其趣”，“所谓观化而渐得其原者，途辙有似于庄生”。④⑤《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093、1097，1002～1003，1140～1143页。梁漱溟先生亦曾称赞道，“《庄子解》甚好”，该书“具有卓识高见，非其他注解可及”。④侯外庐先生则认为，船山虽“尽其能事”地痛斥“二氏”，“但他所著的《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绝少如宋明儒者以异端来否定一切，而是虚心的研究，并且所研究者多出卓见。……在知识上丰富了自己”。在讨论船山对《庄子》“因而通之”的问题时，侯氏还特意将其《庄子通・逍遥游》篇和《周易外传》中的几段话提拎出来进行细致地比较分析，以证明他尤其对庄子思想多有吸收。⑤这些前辈学者在高度评价船山的庄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之同时，还特别指出了《庄子》文本及其思想经由船山深入系统的“通”和“解”，反过来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在笔者看来，船山的“通”和“解”，并不只是儒家思想对庄子之学的强势征服和简单改造，儒家的“君子之道”之于《庄子》文本，也不只是诠释理据、诠释旨归与诠释对象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在关乎大旨的某些重要问题上表现为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深层关系。

三、庄学碎语：情理两端

虽然船山在《庄子通》和《庄子解》中基于道学立场，称许庄子的某些思想主张，并对庄子之学的若干重要范畴和观念――诸如“逍遥”“凝神”“参万岁而一成纯”“慎”“环中”“寓庸”“两行”“相天”“能移”等，进行了儒家化的熔铸，而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对庄子思想有所汲取。然而，我们切不可据此便认为，会通儒道并对庄子施以儒家化的再造是船山庄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特征。因为，除了这两部庄学专书，我们在船山的其他著作中，还可看到他于人生的不同时期――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提及或评说庄子的相关文字。这些文字分开来看皆属碎言片语，但合而观之，其总量却堪称繁多。如果把此类文字与其庄学专书结合起来做一综观，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脱出《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著述和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

在文本类型上，船山言及庄子的非庄学专书包括儒家经典诠释、史学批注、社会政治评论、思想文化短札，乃至历史人物列传、诗赋文论等，诚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总括而言，在船山的全部著作中，大约只有很少几部著作，譬如《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四书考异》《X史》《莲峰志》《噩梦》《龙源夜话》等，其中没有涉及到庄子。并且，相较于明遗民群体中同样精研庄子的其他儒家学者，例如方以智、钱澄之、傅山等人，船山在其非庄学专书中留下的言及庄子的文字量也是最多的，而这些文字各自所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或许是由于船山的庄学碎语散存于其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诸多著述中，因此难以搜罗归集的缘故，学术界对此一直罕有全面、翔实的梳理和讨论，而大都仅将研究焦点专注于他的两部庄学专书上。例如，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勇：《庄子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谭明冉：《王夫之〈庄子解〉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3年；肖建原：《王夫之对老庄思想的研究：从“无”到“有”的境界论》，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林文彬：《王船山庄子解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31期；施盈佑：《王船山庄子学研究：论“神”的意义》，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这一文献运用的偏失必然导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周全、不充分，由此，我们亦不可能切实把握船山庄学思想的全貌及其复杂特质。无疑，我们应当避免这种偏失。

概要以论，船山的庄学碎语可以从“理”和“情”两个方面来把握，而他对庄子的态度亦可谓“情理两端”。就“理”来说，船山是颇为严苛的儒者，其本务在于持守儒家正统，捍卫儒学的纯洁性，所以他在“予固非庄生之徒也”的立场上动辄指斥作为异端的庄子。进一步看，由于船山辟庄的大量言论散存于其不同时期撰写的不同类型的著述中，这就使得他对庄子的看法表现出了明显的“文本语境化”的特征。

详而言之，一方面，在各种著作所涵涉的不同思想语境下，船山批评庄子的机缘、角度、目的、理据以及所批评的庄子之学的具体理论主张，亦多有不同，其所涉内容甚为广泛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船山的著述大多采取“随笔记”（《周易考异》附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③《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13、760页。的形式，而他对经典的诠释又非常强调“顺文求之”，反对“屈文义以就己说”（《周易稗疏》卷一），③这就使得他通过经典诠释而提出的思想观念难免受到不同著述之文本类型及其内在语境的影响抑或干扰。表现在庄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著作中写下的某些辟庄言论，其间存在着前后不一、相互龟踔处。例如，在《庄子解》中，基于严格进行学理辨析的必要，船山区分了庄子与老子之学，认为庄虽出于老，但最终却自立一宗且高于老；然而，在那些需要展露其儒者立场、维护儒家正宗的著述（譬如《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船山经义》《老庄申韩论》等）特别是经史类著述中，他却又置二者之差异于不顾，径直混称老庄或庄老，并且不加区分地笼统批评二者逃虚无、逐私利、售机巧而至于害人伦、败圣道。又如，在《庄子解・达生》篇中，船山高度评价了庄子的生死观，认为它“庶乎合幽明于一理，通生死于一贯”，“此所谓幽明始终无二理也”，但在《庄子解》之后完成的代表其一生“学术宗旨和归宿”的《张子正蒙注》中，他却又出于阐扬“横渠之正学”的目的，自弃己说，转而批评庄子不知幽明之理而蔽于一偏，如此等等。

就“情”硭担船山屡屡一改其辟庄之儒的苛责态度，而不时展现出其为“好庄”之士的另一副面孔。从浅层次上看，其好庄表现为他非常推崇《庄子》的文学成就，“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王《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受其影响，在船山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袭用《庄子》的文辞意象以遣情述怀者。例如，《小霁过枫木岭至白云庵雨作观刘子参新亭纹石留五宿刘云亭下石门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其二：“……壮心销流丸，林泉聊据梧。归心存醉石，取似在榆。江湖忧已亟，神尻梦可趋。漆吏称昔至，周臣怀旧都。……委形凭大化，中素故不渝。……”（《K斋五十自定稿》）⑥⑧⑩《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62～263、300、345、536页。《续哀雨诗四首》其三：“他日凭收柴市骨，此生已厌漆园歌。”（同上）⑥《拟阮步兵咏怀（二十四首）》其二十一：“所志在莺鸠，枋榆亦可翔。”（《K斋六十自定稿》）⑨《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472页。《过芋岩不值》：“隐几非畴昔，天游各徜徉。”（同上）⑧《游仙诗八首》其五：“真宰不受哂，儒冠勿见嗤。……长笑谢姝媛，天钧无是非。”（《K斋诗分体稿》卷一）⑨《拟阮步兵述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六：“马牛任所呼，食豕忘矜夸。取适无拣择，俄顷乘天和。章甫非适越，裸国随经过。深旨通卮言，匠意自清遐。”（《K斋诗编年稿》）⑩这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的诗文，蕴涵着船山本人丰富各异的内在情怀，而其中“据梧”“神尻”“今日适越而昔至”“委形”“大化”“漆园歌”“莺鸠”“枋榆”“隐几”“真宰”“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食豕”“天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卮言”等庄学语词和思想典故的屡屡出现，则表明《庄子》其文其理已深深地嵌入并浸润了他的心灵世界，乃至成为其性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要素。

从深层次上看，船山之好庄更体现为他在某些非常境遇下对于庄子生命哲学的倾心和领受。兹举二例。其一，1649年，桂王在肇庆，头年参与武装抗清失败的船山乃于这年春“去肇庆，由梧州、平乐至于桂林”（王之春《船山公年谱》），②⑤《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13、258、475页。时有《初入府江》诗一首，其后四句为：

……昔来取慰庄，吾穷良悼阮。生事有幽栖，天游恣冥返。（《K斋五十自定稿》）②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描写沿途所见风物之佳，然而船山却无心赏景。局势之危难、诸事之困扰，特别是此前的起兵失败，都使得船山颇为悲观消极，以至心生幽栖山林、恣心“天游”之意。诗的后四句用了两个庄学典故，“天游”出自《庄子・外物》篇：“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G；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冥返”出自《秋水》篇：“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船山这几句诗是说，自己过去从庄子那里汲取精神慰藉，现在却又像阮籍阮籍同样于庄子浸淫颇深，《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那样感到路尽途穷，无限悲哀；此情此境下，何妨像庄子那样遗落世务，游心于虚无寂静之天。有学者据此诗推测，“船山才到永历帝那里便萌生了一种退隐自全、借《庄子》以自谋精神出路的想法”。李生龙：《王船山诗文所昭显的道家、道教心迹》，《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这种消极倾向与危难关头儒者应有的志操和使命多少有些不合，何况此年船山才31岁。

其二，1686年，时已68岁且已幽栖山林多年的船山不仅年迈多疾，更连遭亲故之丧，但作于此年的《种瓜词（八首）》其三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了一种旷然达观的心态：

灵台无终塞，形开各有营。仰视归云飞，俯瞰游┚。各天游，息心或外撄。瓜圃近檐际，胡为不可耕。（《K斋诗分体稿》卷一）⑤

诗中运用了多个出自《庄子》的典故，诸如“灵台”（《达生》）、“形开”（《齐物论》）、“游”（《秋水》）、“天游”（《外物》），以及在《f子》中多次出现且有特定涵义的“营”“撄”等语词。或许是由于栖身林泽、远离秽土已久，或许是由于饱经沧桑的船山自觉此生之所作已无愧儒家圣道，所以他在这首诗中借助庄子的语词及其生命哲学观念，表达了一种惯看世事、俯仰不惊的宁定心态，一种随顺自适、安享田园的晚年意趣。只是由于这种心态和意趣过于庄学化了，以至于我们从其诗句中，看到的不再是曾经刚健、激愤、哀恸的儒者船山，而直是一个超然物外、萧然自得的高逸之士。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2篇

三下李家庄，为什么不跟趟！

五井公社朱家坡和李家庄相距四十里，朱家坡团支部一直把李家庄团支部当作自己的学赶对象，十个月内就曾三次到李家庄团支部访问学习。今年八月一日，朱家坡团支书高其峰去参加团地委在李家庄召开的现场会议，又听他们介绍了一整套组织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高其峰一回村就组织支部委员和小组长讨论：“为什么一心在学李家庄，一直不跟趟？究竟不跟趟的根子在哪里？”大家都细细地捉摸着，团支委高其礼说：“我体会咱是把毛主席著作只当作一项工作抓了，人家李家庄是摆在第一位，用毛主席思想来统帅一切，所以他们的工作才有大提高，咱就老不跟趟。”大家很同意这个看法，接着就你一言我一语，对照李家庄找开了差距。主要的找了五条：

一、李家庄是通过扎根子，照镜子，树样子，启发自觉；咱是召呼进来就学习，没做启发自觉的工作。

二、人家按程度不同，接受能力不同分别编组；咱除了中心组就是普通组，不分水平高低都在一个普通组里“一锅煮”。

三、人家是抓思想，选文章；咱是到了日子就学习。

四、人家中心组学的好，用的好，辅导的好；咱中心组只是先学一步，学的不深，用的也不好。

五、李家庄经常树活学活用的“旗帜”；咱没发现，没总结。

最后团支书高其峰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他说：“根子的根子是咱支委会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因为咱的思想跟不上李家庄，咱对青年的学习就领导的差，组织的不活，青年活学活用也就比人家差了。”

矛盾抓住了，怎么下手干？

团支部抓住了主要矛盾以后，就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一步开展了工作。他们先从启发自觉入手，提高青年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认识。团支部开了青年大会，详细地把尹兴森和尹登森的转变从头到尾说给青年听，并引导青年讨论：“他俩为什么走了下坡路？又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很自然地把青年的认识归结到：不学毛主席著作，穷人的孩子会忘本；学习毛主席著作才懂得革命。团支部一面介绍李家庄的典型，一面总结了本队七个学用好的典型。有原来参加中心组学习的团支委高其礼，有文化比较低的高常香，有年龄比较小的徐元生等。团支部采取分别座谈的形式，找那些情况相仿、程度相同的青年来听他们谈体会。大家又听又谈，互相启发，效果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觉悟提高了一大步，不少人提出要求参加学习。这时，团支部根据自愿原则，按照文化程度、接受能力和前段学习的情况，改变了组织形式，分别组成了中心组、自学组、普通组和媳妇组，满足了不同情况青年的不同需要。

从学习效果上看，由于团支部领导得活、辅导得活，文章虽只学了一两篇，但吃的透，青年中活学活用事例不断涌现。十六岁的小青年高长秋，过去只知道“工分能换饭吃”，现在懂得了劳动不能光为自己饱肚子。队里分配他领着一伙少年割谷子，谷穗儿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利用晌午时间给队里割牛草。青年媳妇孙福兰，听说队里做菸杆子的秫秸不够，主动把攒了几年准备盖房子用的秫秸借了出来。七队青年张世元一心想多为大家做点事，他想到三秋活紧，鞋穿的重，就学着给社员补鞋，办起了一个“义务修鞋铺”，替社员补了七十来双鞋，社员个个伸着大姆指头夸他！

在学习活动中，取得了什么经验？

朱家坡团支部开展学习李家庄经验的活动已经两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有些什么经验教训？支委会用了两个晚上进行讨论总结，感到有两件事对大家启发最大。

一件事是全队三十三名青年媳妇，原来只有两个参加学习，现在都参加了。这里头有什么“秘诀”呢？

大家很自然谈到了一个叫宋绍萍的“媳妇”。她是个回乡职工的家属，初中文化水平，有五个孩子，三十二岁了。一九六一年来到山村以后，轻易不出大门，现在成了媳妇学习组的组长，还是辅导员。团支部副书记高常香说：“当时团支部分工我去发动她，我心里就想不大通，没过‘青年杠’的媳妇还有三十一个没学习，怎么先去动员个三十二岁的？现在我想通了，这个人咱算抓对了。她有文化，在外边受的教育多，比较容易觉悟。其实我和焦士荣去动员她，也没费很大劲，送给她一本介绍陈兰花的小册子，她抱着磨棍看完了这本书，她用陈兰花比自己：‘人家三十六岁，我才三十二；人家五个孩子，我也五个孩子；人家不大识字，我是初中生。’她的思想从孩子、家务事中解放出来了，一心要学陈兰花，一心要读毛主席的书。并且把青年媳妇都带动了。”从这件事，团支部得出了一条经验，要发动更多的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得先抓骨干；要抓骨干，得先选好骨干；选好了骨干，还要给“样子”引他上路。

第二件事是共青团员高继孝的转变。

高继孝是大队供销社的代销员。过去他在普通组学习，学了十几篇文章。可是群众对他的工作有意见，社员下地回来要上门市部买东西，他常常是门上一把锁，他上五井赶集，社员让他带点东西，他把头一扭：“光摊子就够我守的了！”一个多月前，团支部根据他的要求和程度，编入了自学组。想不到，高继孝的工作态度起了大变化。随到随买，五分钱的破鞋面他也收，一分钱的买卖他也干；逢五逢十赶五井集，这个托他捎把葱，那个要他把信贴上邮票送邮局……。他总是笑嘻嘻地接过去，捎回东西来还抽空送到门上。高继孝的转变给团支部委员高其礼深刻的教育，他说：“说实话，他编入自学组的时候，我真有些担心，在普通组时，有人帮着学他都没学好，让他自学，他自已能学好吗？现在我的顾虑打消了。”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3篇

6月16日下午两点，在周庄舫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重点就“新青年、新创作”展开了讨论和交流。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储福金、小海、王维平、黄劲松、包峰、张嘉伟、周伟、赵刚、陆新民、黄梵、顾前、梁雪波、师榕、邹汉明、董迎春、张作梗、葛芳、苏野、马国福、杨雪荣、张羊羊、张寄寒、海勇、全书文、费幸林、沈雪林、臧北、育邦以及周庄本地的一些作家等。会后参观周庄古镇，晚上观看了大型实景演出《四季周庄》。

6月17日上午，采风团一行前往古镇锦溪，在锦溪旅游中心举行了第二次座谈会，作家们着重就“古镇的文化传承”展开讨论和交流。参加会议除去上述人员之外，还有锦溪宣传部门、文联的领导以及当地作家冯惠清、黄楚林、胡权权等。会后参观锦溪古镇。

六月的周庄是热情的，六月的锦溪是质朴的，六月的水乡是迷人的。“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是古老的，同时又是青春的，愈是古老，焕发出来的气息却愈是青春。”著名诗人、苏州市作协副主席小海说。青春旺盛的生命力和古老悠长的历史文脉，这一对看似相互驳斥的命题，在昆南这片令人惊艳的泽国水乡，被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6月16日至17日，江苏省作协青年作家创作指导委员会、昆山市文联、青春杂志社、昆山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新青年、新创作”《青春》《昆山日报》水乡古镇采风笔会，在周庄和锦溪召开，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二十多位中青年作家先后走进古镇周庄、锦溪，古镇和谐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让作家们兴奋不已，文思飞扬。

经济舞台“让位”给文化

16日下午2点，周庄舫。昔日的APEC非正式会议会场里，如今，经济的舞台“让位”给了文化，作家和诗人们对周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庄的人文传统非常深厚，人文景观的保护非常有力。正是我们对这些人文传统和人文遗迹的保护和继承，让古镇在今天得以重新焕发青春。”著名诗人、作家、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嘉兴市作协副主席邹汉明，在听完周庄镇党委委员包峰的介绍后，这样理解他眼中的周庄。他认为，江南地区文化和文学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语境和问题，而周庄的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17日下午，在锦溪镇旅游公司研讨会场，著名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黄梵则干脆“越俎代庖”向锦溪镇党委宣传委员冯惠清提出建议，台湾小镇九份之所以世界著名，除了因为导演侯孝贤外，还因为九份的旅游服务配套齐全，每个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地，锦溪和周庄的自然人文条件不比九份差，如果能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古镇的将来将非常美好。

第四次来和第一次来

“我和周庄缘分非常深，这是我第四次来到周庄！”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青年作家创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储福金对又一次来到周庄感到非常高兴。尽管已经多次逛过周庄的厅楼小巷，但储福金依然兴味盎然，仿佛每一次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同的全新周庄。在贞丰文化街三毛茶楼前，得知茶楼主人就是今年刚加入中国作协的周庄老作家张寄寒时，储福金对周庄基层作者持之以恒的文学追求感慨不已。

这次采风团成员中有许多是第一次来到江南古镇。近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评论家梁雪波是北方人，这次是头一次来到江南水乡。“以前对江南水乡的认识都是来自书本，现在走到了真正的江南水乡，我对水乡的想象终于和地气接起来了。”梁雪波笑言16日晚上看完《四季周庄》之后激动得半夜没睡着，“终于触摸到了那种江南柔软的感觉。”

要跟杨丽萍做邻居

17日上午，采风团的作家们移师古镇锦溪，刚踏上古十眼桥，作家们就被眼前浩荡的水面和秀丽的古莲桥惊呆了，纷纷拍照留念。坐在依依呀呀的乌篷船上，听着船娘娓娓婉婉的水磨腔，看着两岸参差人家、扶疏杨柳，真是让人襟怀大畅，悠然有出尘之志。“没想到锦溪这么美，以前居然都没有了解！”著名作家顾前大为感叹。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4篇

一、语言风格的接受

关于司马迁语言颇负道家风格这点，苏辙早有慨叹，“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认为庄文汪洋恣肆，《老子》文简义约。《史记》之文，在道家文学的影响下，同样富于一种言简意深、文约义丰的倾向。李彤的《司马迁与自然之道》将《史记》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归功于道家思想，并分析了《史记》语言极具表现力的原因，司马迁在先秦散文的影响下，借鉴了其新鲜、生动的语言风格，同时加以自我吸收和创造。文章指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强烈感情的外泄，使得一部史书充满着文学的感染力。司马迁欣赏庄子‘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老子韩非列传》﹚，他写作时亦听任感情的潮水纵横奔流，而进行畅快淋漓地叙事议论抒情，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潇洒自如，有似庄子之文汪洋恣肆的风格。”邢璐《“和光同尘”——浅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也持以上观点，认为司马迁颇有道家风格。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指出，在语言风格上，司马迁同庄子一样，是以“奇”著称的，所以刘生良先生认为“司马迁是《庄子》的爱好者”，“其行文之纵横开阖，笔势之流畅飞动，颇有奇气”“与庄子有神似之处”。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谈到《史记》对《庄子》的接受时，也谈到语言的“汪洋恣肆”和奇异的文章风格。

二、人物塑造的接受

关于《史记》人物塑造和评论的标准，最能凸显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郭明友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中认为，道术之用所向披靡，表现在写人叙事中若隐若现地自然流露。王洪泉在《<史记>与黄老思想》一文中，对帝王、辅臣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表扬。同样赞扬用黄老道家取得实践成果的还有邹军诚的《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看其学术思想》和郑振邦的《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朱国芬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中的发展》一文中表明，老子提倡“后其身而身先，处其身而身存”，即赞扬圣人这种谦退无争的高贵精神。在《史记》中，司马迁即以这种思想来判断评价历史人物。道家的平等思想，在《史记》的人物塑造中也多有体现。蔡尚思在《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人物塑造上秉持着平等的思想，李建安、祁国宏《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中写到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列举了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或献策于君上的人物。郑振邦《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一文中，通过对《游侠列传》的点评，表达对处于社会下层弱势地位民众的同情。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一文中表达对地位低微但品节高尚，并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的赞扬。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中将《史记》对《庄子》的形象塑造接受上分为三类，分为物的形象、人的形象和自我形象。

三、艺术手法的接受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谈到《史记》对《庄子》艺术风格的接受表现在“指事类情”的讽喻艺术上，并简要介绍了“指事类情”的概念与来源，称其“并非庄子的独创，而是先秦诸子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荀子、韩非等人都是以擅用比喻和寓言著称的”。但是《史记》唯独在对庄子的评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其态度可见一斑。同样谈到“指事类情”的还有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而且，司马迁引用并改造了《庄子》一书中庄子拒楚王使的寓言，以此对庄子“指事类情”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直观的展示。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5篇

有关庄子的生平材料，史籍文献记载较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庄子的生活年代距西汉司马迁约200年，我认为《史记》中“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的记载应该是准确可靠的，因此要考证庄子故里在何处，正确考证战国至西汉时期蒙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十分关键。目前，学术界关于庄子故里地望有四种说法，即安徽蒙城说、山东曹县南说、河南民权说和河南商丘市东北蒙墙寺说。下面分别对这四种说法进行考证与论述。

一、安徽蒙城说。近年来，安徽蒙城县诚邀国内知名专家，多次举办庄子文化研讨会，并建有庄子祠，主张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讨论和商榷。根据安徽蒙城的历史沿革，西汉时期始置山桑县，并一直延续至唐初。唐天宝二年(743年)，初置蒙城县，蒙城之名沿用到今天。今安徽蒙城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蒙”地毫不相关，所以庄子故里今安徽蒙城说缺乏科学依据。

二、山东曹县南说。山东曹县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北，曹县南部梁堤头乡与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相毗邻。曹县为周朝曹国故地，公元前487年，被宋国所灭。西汉时期，今曹县一带置薄县，薄县之南紧邻蒙县(今河南省商丘市北，西汉属梁国)。唐李泰著《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据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景亳即汤之北亳，是商汤的都城或军事重镇，其地望在山东曹县南。我们认为，庄子故里山东曹县南说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其南部邻近汉代蒙县故地之故吧。

三、河南民权说，即庄子故里在今河南省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相传青莲寺村有庄子胡同，胡同东南隅尚存古井一口，传为庄子取水处，名日庄子井。在青莲寺村不远处的唐庄村有庄子墓，墓前立有一块清乾隆五十四年的墓碑，墓碑正面刻有“庄周之墓”四个大字。

根据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记载，周代民权为古戴国故地，西汉时民权一带置甾县(属西汉梁国管辖)，东汉章帝时改称考城，考城之名一直延续到民国17年。1928年，冯玉祥率兵到达豫东，改考城为民权，民权之名自1928年沿用至今。从历史沿革看，庄子故里“蒙”地之名与民权无缘。庄子为战国时期人，至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长达2000多年，仅凭一块后人所立的墓碑难以证明这里为庄子之墓。

四、河南商丘市东北蒙墙寺说。作者倾向于此说，证据如下：

1.1996～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附近探明东周宋国故城外城城墙的走向和长度。宋国故城外城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周长12985米。外城城墙上还探明城门遗址五处，其中西墙三处，南墙和北墙各一处，东墙因晚期建城遭破坏严重而难以探明城门的情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根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宋国都城外城有城门八座，即东日杨门，东北日蒙门，东南日垤泽门，南日卢门，北日桐门，西北日曹门，西日西门，外城还有桑林门。这些城门皆以所对应的城邑名称命名，明代顾炎武《日知录》云：“凡宋城之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也。”雷学淇著《纪年义证》卷十一亦云：“春秋宋之城门皆以所向之邑为名。”据此，作者推测春秋战国时期蒙地应在东周宋国都城的东北方向。

2.西汉时期，在梁国都城睢阳城(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东北置蒙县，并置蒙县监狱。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部分)也标注西汉蒙县在梁国都城睢阳城东北。西汉梁国都城睢阳城是在东周宋国都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因此西汉蒙县位于西汉梁国都城睢阳城东北方向应无误。

3.《后汉书・郡国二》“梁国”条目记载：“蒙，有蒙泽。”《左传・庄公十二年》云：“秋，宋万杀闵公捷于蒙泽。”《毂梁传・庄公十二年》和《公羊传・庄公十二年》也有相同记载。

根据《左传》记载，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出兵攻打鲁国，结果宋国军队大败，鲁国俘虏了宋国大将南宫长万，后因宋国的请求，鲁国释放了南宫长万，南宫长万回到了宋国。有一次，宋闵公与南宫长万开玩笑说：“原来我很敬佩你，现在你成了鲁国的俘虏，我就不敬重你了。”从此南宫长万对宋闵公怀恨在心。庄公十二年秋，宋闵公与南宫长万外出狩猎，南宫长万乘机于蒙泽杀死宋闵公，随后又返回宋国都城杀死了宋国大夫仇牧和太宰华督，拥立公子游为君。

根据上述记载，宋闵公与南宫长万外出狩猎，南宫长万于蒙泽杀死宋闵公，并很快返回到宋国都城内杀死宋国大臣，据此笔者推测蒙泽不会距离宋国都城太远。因蒙地有蒙泽，故蒙地应位于宋国都城附近。

4.古时商丘一带属豫州，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种植有大量漆树，与“周尝为蒙漆园吏”的文献记载相吻合。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载，豫州“贡漆、丝、”。

5.有一些文献记载相佐证。

唐陆德明《经典诗文・序录》记载：“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

《大清一统志》记载：“蒙故城在商丘县东北四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