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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保论文

数字环保论文

数字环保论文范文第1篇

1.1数字环境保护监测概念论述

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在计算机技术应用基础上顺利开展,它要科学合理的应用数据统计能力,要大量的对环境保护数据进行全面反映,要通过计算机处理数据功能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处理,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数据规划它们不同管理部门,从而增加数据决策的灵活性。当环境数据在网上出现以后,公民在查阅时会更加方便。数字环境保护监测使得环境保护监测关联工作能力得到提升,同时也使得环境保护工作可以顺利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1.2数字环境监测工作内容分析

数字环境保护工作在进行过程中一般会被划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做好数字环境监测网络软件系统建设工作,第二就是建设好数字环境监测信息管理技术体系。这两项工作能否被顺利的开展对我国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建设数字环境监测网络软件工作中,要将为公众提供基本服务作为该项工作的核心,数字监测工作要想顺利开展这是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做好数字环境监测网络软件建设工作中,需要对应用系统进行全方位建设,例如,对环境监测办公环境进行改善等等。在数字环境保护监测管理工作中自然也离不开电子身份认证技术,该项技术对工作成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使得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固定的电子身份,以此来区分好其他用户。在数字环境监测工作中必定会存在对大量环境数据进行处理的工作,这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对环境保护监测数据的真实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开展工作中对数据进行存储很重,数据保存工作是一项最为有价值的工作,所以说为了防止数据发生丢失做好备份工作不可忽视。

2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必经之路论述

2.1数字环境保护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化建设

对环境监测系统进行统一化管理是数字环境保护监测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工作,通过对管理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应用,可以将处理过的数据直接传送到环境管理部门,从而进一步促进数字环境信息工作标准化建设。为了保证数字环境监测系统进一步完善,加强环境监测数据系统的开展力度,让数字系统走向标准化是现代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

2.2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安全性管理

数字环境保护监测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将数字保护工作和不同客户需求工作结合起来,要将环境信息转变成为和环境息息相关的参数。在这个过程中,对网络技术的全面应用是保证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可以利用网络技术的快捷性,对环境数据进行让更多的人全面的了解环境变化情况,让环境变化工作逐渐走向大众化。

2.3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安全管理工作

就我国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情况来看,我国对环境数据的统计多数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因此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系统漏洞,这些漏洞的存在必定会影响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所以说做好数字安全工作很重要。首先,在保证数据安全工作方面,为了防止数据的丢失,和降低数据被篡改几率的发生,要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可以使用的。与此同时,要定期的对监测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收集,做好数据使用工作对数据的正确性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在管理中一旦发现出现了问题,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对数据进行修复保证数字信息网络系统不受影响。无论怎样数字环境保护监测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且科学性较高的工作,所以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相关技术人员的应用,因此选用专业人员也是数字环境监测研究的重点。

3结语

数字环保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化;数字档案馆;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G27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112 — 02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持续高涨,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信息化进一步加强,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为大力发展数字档案馆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我国数字档案馆的发展也开始起步了。继2004年深圳市建成了国内第一个数字档案馆之后,许多城市的数字档案馆也实现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文件资料著录、数字档案内容管理、档案借阅与全文查询、档案的内容关联管理及图文声像一体化等应用功能,这些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字档案馆的建设进程。

一、数字档案馆的内涵

与数字图书馆建设初期一样,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档案馆、虚拟档案馆、没有围墙的档案馆、全球档案馆、超级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新名称不断见诸报端。随着数字图书馆从概念变成现实,档案界对于数字档案馆的表述也渐趋统一。

然而,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数字档案馆仍然有着不同的内涵。档案界、计算机界、国际标准组织机构以及档案用户等,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一概念。

信息系统论是当前档案界对数字档案馆概念描述中的一种主要提法,其核心是将数字档案馆定义为一个超大规模的“信息系统”。定义强调数字档案馆是一个信息系统,但是,没有给出信息系统的确切内涵。而持信息仓储论这一观点者通常将数字档案馆定义为“信息仓库”、“知识信息中心”、“数据中心和数据交换站”等,最终实现“数字档案馆”,它强调了数字档案馆的信息存储和传播功能,但对数字档案馆本质属性的描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信息环境论将数字档案馆看作是一种“信息组织模式”,其对数字档案馆本质属性的表述显得比较宏观与抽象,环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难以具体认知。功能拓展论将数字档案馆定义为传统档案馆利用现代技术拓展服务功能的一种方式。其它还有一些类似的释义,不再一一列举。从以上几种定义来看,多为描述性定义,差异较大,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数字档案馆概念。

那么,怎样才能从当代信息科学与档案学的角度来对数字档案馆这一词语的含义进行认定和概括,使所有数字档案馆建设者都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未来的目标呢?只有对数字档案馆这一信息时代“新生儿”的本质属性与内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才能得出相对比较完整和清晰的数字档案馆定义。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定义:数字档案馆是在分布式计算机网络环境中,利用数据库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创建、获取、存储、处理、交换与数字档案信息的档案信息管理与服务机构,是各级政府和各单位信息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数字档案馆的特征

1.数字资源的多样性。一是依托于实体档案的数字化;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组织、加工相关数字信息形成的数字信息。

2.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依托于网络,一方面能够在线采集网上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能够针对利用者不同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3.技术的多变性。由于数字档案馆依靠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基础于内容的检索技术等,其存储技术、载体、格式、阅览方式等,都呈现出不断进步、变化的动态。

三、数字档案馆的功能

1.信息集成功能。数字档案馆的建立,使我们可以在网络环境下,对特定区域内的所有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档案实体的保管形式。通过信息集成,使中心档案馆成为真正意义上管理档案及相关信息的中心,所以,信息集成将成为数字档案的首要功能。

2.资源共享功能。无论利用者位于何地,档案保管于何处,利用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方便地查询、下载档案目录、数据乃至全文,数字档案馆这一功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档案利用的理想化目的。

3.社会记忆功能。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将应用国家相应的档案政策使档案馆改变以往以党政信息档案为主体的实体保管模式,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主要工具。数字化档案的建立将有助于档案馆保存社会记忆功能的实现。数字档案馆能实现对电子公文、科技文件等进行文档一体化管理,对文件从生成、捕获、处理、归档、鉴定、提供利用等的全过程管理,进行数据的动态管理。

四、数字档案馆的最终目标

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国家信息基础工程把各级各类档案馆组织在一起,把档案信息与其他门类信息综合起来,作为国家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面向全社会发挥作用。所以,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尤其是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应该从一开始就纳入到国家信息基础工程之中统一规划与设计。数字档案馆的核心资源主要来自相关的信息系统,同时又可与相关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共享。

五、数字档案馆的总体架构

数字档案馆应以结构化的数字档案馆为基础,基于物理和逻辑两种结构,建成中心档案馆和基层档案馆两层分布式结构,实现各系统之间数据接收、信息交互、资源数据查询、数据存储与备份、归档数据管理、目录、信息的整理与利用管理等功能。按照两级模式建立的中心档案馆内容包括各门类在内的所有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基层档案馆应管理本单位经过归档流程的先行有效的各类档案数字化信息。

六、数字档案馆理论体系建设

数字档案馆的理论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例如,档案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携手开展数字档案馆理论研究,势必会更加有力地推进数字档案馆理论体系的建设。但是,对于数字档案馆这一档案工作创新变革的产物,档案界似应更多地承担起建设相关理论体系的重任。鉴于档案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文试图从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数字档案馆理论体系建设的内容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数字档案馆基础理论建设

数字档案馆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传统档案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是对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

数字档案的定义及边界。例如:数字档案馆的管理对象究竟是什么?与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信息管理机构的管理对象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大档案的概念外延到底有多大?这对于当前档案部门科学构建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库,合理配置有限的人财物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档案馆的管理体制与机制。例如,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贯彻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组织原则,建立起科学的数字档案馆体系,推进数字档案资源的共建与共享?如何构建数字档案馆的绩效评估机制等。

狭义数字档案馆的组织架构、工作环节以及相关的工作原则与要求。例如,数字档案信息的创建、获取、鉴定、存储、处理、交换、、利用、保密等应采取哪些策略,建立哪些制度?在数字化的环境下,如何根据数字档案的形成目的、形成活动、形成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来正确运用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

上述理论问题,与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的推进速度相比较,档案界关于数字档案馆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显得比较欠缺和薄弱。然而,在当前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档案学科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或缺,势必会导致实践的盲目性和无所适从,进而加速档案工作的边缘化趋势。笔者认为,档案工作者需要学习、了解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更需要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与工作内涵。数字档案馆既不能成为信息孤岛,也不是一个没有独特内涵、漫无边际的信息大仓库,需求不明晰往往是导致一些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与数字档案馆建设有关的法律规章建设

这方面的内容有很多,这里只能列举一些实践中遇到的、亟需解决的法律规章问题。如:档案工作的法律规章,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章,著作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政策,保护公民隐私权、知情权的法规政策,信息共建共享的法规政策等等。

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档案界应注意总结和发现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积极推进相关法律规章的修订与完善,确保数字档案馆建设有法可依,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七、进一步推进区域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思考

1.坚持统筹兼顾,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

一是扩大档案收集范围。注重收集档案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多门类、多载体、多途径,丰富馆藏数量,改善馆藏结构。二是实施馆室一体化。通过馆室交换,实现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国家档案馆之间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的有效衔接和共享。三是规范数字档案馆建设,特别是要完善档案数据库建设,夯实数字档案馆资源基础。

2.坚持共建共赢,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

实现档案资源集成共享离不开完善的协同工作机制,这是资源共建共享的前提。由于档案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同时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规则不明确,一些地区可能将档案信息资源的产权地区化,有可能人为设置档案信息互联互通的壁垒,导致在档案信息归属上的“地区所有、部门私化”,这种格局将阻碍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应用。因此,区域内各级档案馆对资源共建共享的思想认识是否统一、工作是否同步,都将直接影响区域数字档案资源集成共享和利用服务的整体水平。

3.坚持分步实施,深化拓展平台建设

数字环保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籍数字化 保真

古籍数字化的保真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要客观地反映古籍原貌,另一方面要真实地传递其中蕴涵的知识信息。关于保真问题,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但目前古籍数字化的保真工作仍未完全摆脱机械性的束缚和技术依赖的误区。本文在众多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希望能为古籍数字化的保真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籍数字化保真问题的由来

历史的变迁、地域的差异、传抄刊刻过程中的讹误,以及人为地增删篡改,都给后人阅读古籍造成了障碍,因此书非校不能读也。通过校勘训诂修正错讹,还原古籍中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同时忠实地记录下古籍原来的面貌,以供后人进一步研究甄别,这种校勘训诂的严谨态度,尤以清代学者著称。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的古籍整理工作,古籍数字化载体的优势为古籍的保真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今天古籍数字化保真问题的由来。

古籍数字化保真的现状

古籍数字化的保真问题,突出体现在古籍载体转换和数字化古籍两个环节。

1.古籍载体转换环节的保真问题

古籍数字化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传统载体向数字化载体的转换,这一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实现汉字的数字图形向数字字符的映射。然而古籍中异体、避讳、通假、俗字、繁体等文字现象,以及传抄刊刻过程中的错讹,造成大量非标准汉字的存在,给这一过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出现了以下两种倾向。

转换过程过于机械。比如古籍中的异写字:“半”上的两点或作八,“疽”字下的且或作旦,再如古籍中的缺笔避讳字:“通”缺中间一竖,“丘”缺中间一竖等。对于这种字形上稍有变化的字都要求反映在数字字符上。陈力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就发现,如果按照这种“依样画葫芦”的做法,即使Unicode字符集扩展到十万字以上也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机械性的古籍数字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机械性的保真将影响到检索的可信度和精度,并造成数据库在开放、共享方面的困难。因为使用者在检索时并不清楚某部书中某字的具体写法,甚至一部书中同样的字也可能有许多种变体[1]。

另外古籍中的通假字,只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才有能力甄别,比如:《素问·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本句中,“虫”通“痋”,亦即“疼”字。如果照搬原文,直接转换为“虫”字,那么普通读者读到此处时仍然会是一头雾水。

还有古籍本身的错误,比如:乾隆集思堂本《尚论后篇》“在太阳则寒伤管之症”,“管”字实为“营”字的讹误。“大不后,六、七日不大便”,“不”显为“下”字之讹。像这种错误如果不加甄别地转换到数字文本中,反而会使原书失真,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学术困惑,甚至产生新的错误。这样的保真名为负责,实际上是一种失职,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无论古籍中的字写成什么样,甚至不管对错,都要求找到一个与之字形一致的数字字符相对应。技术人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机械性的方式显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转换过程过于随意。古籍数字化工作中的技术人员往往不太懂古籍,他们生怕改动古籍的一点一画,只好千方百计发挥自己的技术潜能,希望能将古籍原原本本地转换为数字文本,而不太考虑读者的实际需要。一旦技术水平达不到完全保真的程度,他们就会做一些“大胆”的变通处理,结果就难免错乱。

技术人员的变通方案无非“形近替换”,但形体近似者未必功能相同,形体差别很大的有时反而功能相同。比如:敦煌医药卷子《灸图法》中有一字,形近“念”(第四笔的横折为横,第五笔的点为横),但此字跟“念”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俞”字写作“愈”后再草写讹变而成[2] 。再如:《四库全书》中“惠”字有三种写法,除通行体外,一种写法没有“心”上的挑和点,中间的竖画下面不出头,另一种写法也没有挑和点,但中间竖画出头。字符集中只有通行体和竖画不出头的编码,遇到竖画出头的那种写法时,根据“形近替换”的原则,要用竖画不出头的写法替换,而不是选用通行的“惠”来替换。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未达到保真目的,反而忽视了规范原则。

其他变通的方案,一是将这些没有编码的字不做处理,在数字文本中暂时空缺。但这样的话,我们就人为地为古籍制造了一个“数字残本”,古籍数字化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或是保留图像添补到数字文本中的空缺中,这样表面上是保证了古籍的完整性,但计算机是“读不懂”这些图像的,因此也就无法进行检索、统计等处理,这样将来就无法精确实现数字化古籍的“研究支持功能”[3] 。

2.数字化古籍环节的保真问题

首先说明一点,数字化古籍的形式有多种,比如各种类型的检索系统。但本文所讨论的专指以提供古籍阅览为目的的形式。

目前数字化古籍比较理想的形式是“图文对照”,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随时实现古籍图像与电子文本之间的切换。数字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等就采用此种形式,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笔者认为,目前这种形式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首先是对古籍外形的刻意模仿。一些制作精美的数字化古籍产品,其电子文本采用繁体竖排的形式,有些甚至做出了翻转书页的动画效果。笔者认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此似乎没有太大必要。若从逼真再现古籍的角度考虑,古籍图像是理所当然的首选,然而这种“仿制品”显然不能满足古籍专业研究的需要,也不能作为一次文献来引用。而对于习惯于简体横排的普通读者,又多少显得艰涩。品评数字化古籍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它与古籍有几分形似,而是要看它是否真正体现了古籍的文化意蕴。

其次,笔者注意到,目前数字化图像采集的范围大都只限于古籍的书页,而古籍的书脑、书根、书脊、版心上也很可能存在版本信息,而这部分内容尚未引起技术人员的重视。再有,古籍的保存环境,比如存放古籍的书函,包裹古籍的锦缎等,它们是古籍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蕴涵了关于古籍的重要信息。但据笔者了解,这部分内容似乎也没有纳入古籍数字化研究的视野,而缺乏了这部分内容的数字化古籍还不能算做是真正完整的。

古籍数字化难以实现保真的根结

1.古籍整理环节的缺失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古籍数字化的本质就是古籍整理,但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对于古籍数字化,我们并没有以古籍整理的态度来对待,也没有将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数字化工作中。困扰数字化古籍实现保真的根结就在于古籍整理环节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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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工程最初尝试利用扩展字符集的办法解决保真问题,但工作很快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制定了字形“认同-代换及异体字、外字处理规则”,即凡是字库中已有编码的字符都让它保真,而没有编码的外字就不保真而用已编码的异体字或形近字替换。 此时才开展整理工作,未免有些被动。“如果不对数字对象进行文本校勘正形,将会更加大不同版本、数字化与非数字化古籍内容的差异,对古籍的使用甚至中华文化的传承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单纯从技术角度寻求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的工作就陷入了误区。

2.古籍数字化工作缺乏文献学专家的主导

技术只是形式,内容才是核心,内容决定采取何种形式,形式只能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有熟悉对象(古籍)内涵的主体,即内容专家,才有能力决定实现古籍数字化的基本路向和基本框架,技术专家的作用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如何最便捷、最优化地实现目标。……IT技术永远是工具,没有内容专家的构建和引领,再好的IT技术也难以带来真正的利益”[6] 。然而当前的数字化工作中,技术专家占据了主导和优势的地位,参与其中的文献学专家凤毛麟角,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据参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工作的李运富先生介绍,文献学专家是在工程的中途才介入的,虽然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错误得以修正,但有些问题已积重难返,加之古籍专业人员太少,无法对整部《四库全书》的用字作全面整理,因而该电子版本的用字仍然难免存在混乱和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解决古籍数字化保真问题的新思路

1.加强古籍整理工作

为了解决古籍数字化工程中的保真问题,我们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扎实做好古籍的校勘训诂等整理工作。通过整理的古籍,从形式上看没有保真,但从内容上看,却保留了原作的“语言事实”,消除的只是“文字障碍”[3] 。实践工作表明,经过整理的古籍,数字化实现的难度将大大降低。

2.载体转换过程中采取更为合理的映射策略

有了古籍整理的基础,我们可以在载体转换过程中采取更为合理的映射策略。笔者设想的映射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一对一的映射。对于古籍中绝大多数的汉字,我们都可以实现古今一对一的映射。

多对一的映射。改造错别字、恢复避讳字、整理异体字,将同一汉字的多种非标准形态统一映射为标准汉字的数字字符。比如:“為、爲、沩、溈、儰、蒍……”均为“为”字的异体写法,我们统一映射为通用的标准汉字“为”的数字字符。

一对多的映射。对于难以识别的、存在争论的汉字,以及不同版本间存在差异的汉字,、进行一对多的转化。即一个汉字图形可以映射为多个汉字的数字字符,将取舍的权利留给读者。比如:《素问·调经论》“虚者聂辟,气不足,“聂”字《黄帝内经太素》作“慑”,《黄帝针灸甲乙经》作“摄”。将图像“聂”映射为等效的“慑”、“摄”两个数字字符。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种特殊的映射方式,是在“改而留迹”的原则下进行的。对繁体、通假、避讳、异体、俗字等文字现象,以及各版本间的差异,均做标记,这样不仅解除了人们对于古籍保真的担忧,同时将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也表达了出来。这样,古籍数字化产生的将是一个不失原貌的标准电子版本。在此标准版本的基础上开发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才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好的开放性。

3.针对不同用户提供最佳的保真方案

针对专业学者,我们提供包括古籍保存环境在内的高品质数字化图像,力求不遗漏关于古籍的任何信息,使读者有身临其境,摩挲古籍的感觉。针对普通读者,我们提供内容可靠、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古籍数字化文本,最大程度地消除现代人阅读古籍的障碍,便利使用。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两种阅览方式的切换。

结 语

古籍的保真问题应当分为内容保真和形式保真两个方面辨证地看待,整理的目的是为了保内容之真,形式保真为的是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整理。整理与保真实为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古籍整理为古籍数字化保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将保真问题带出了技术的误区,为古籍数字化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 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5,(03):11~16.

2 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3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1):21~26,41.

4 李运富.谈古籍电子版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0,(01):1~7.

数字环保论文范文第4篇

 

迅速成长、丰富的虚拟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机制实现重大变革,教育文化组织正在这场变革中实现互动与转型,一个全新的社会学习环境以及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正悄然形成。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社会只有得到基本理论研究建设,大量的科研投入,对应的技术、服务支持,社会配套保障才能步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是1995年尼古拉斯·尼格洛庞蒂在《Being Digital》这本著作中一句著名预言。20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据时代的来临,人类信息资源网络化、数字化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曾经的预言被现在的时代所验证,曾经的将来时“Being Digital”变成了现在的进行时“Living Digital”。

 

数字时代带给人类无限的可能去认知新的事物,去利用信息与通信的力量,极大地享受着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社会的巨大进步。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是对创新2.0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高度概括。

 

一、数字时代下人类社会的学习模式发生巨大变化

 

人类先后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原始荒蛮阶段;产生文字并使用文字,使得人类社会凭借文字进入了思想文明发展,由理念文化推进的历史阶段;今天,人类刚刚进入了第三阶段——“数字时代”阶段。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学习效果差别很大,后一历史阶段人类的学习效果都呈现出与前一历史阶段很大的不同。区别于前两个历史阶段,数字时代下的社会学习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人类的学习规模迅速扩大。数字时代参与学习的人群大幅增加。人类学习的演变进程是从无到少数人的特权,再到全社会的参与,每一历史阶段的演进都要经过质的飞越。第一历史阶段最为漫长,因为没有文字,人类无法保存任何知识,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分享很有限的知识。人类整体处于学习行为的蒙昧时期,没有形成有意识的集体学习行为,社会发展处于最低级原始形态。

 

第二阶段,文字诞生,知识得以逐步创造,人类进入了主观意识驱动的学习阶段。文字使人类学习过程减少了障碍,提高了效率,但在这一历史阶段中,能够取得学习效果的还仅限于很少一部分人。

 

进入第三阶段,即当今的数字时代阶段,开放性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使得数字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地理空间消失了,并实现了社会知识、文化资源的共享、普惠与平等,为众多处于文化边缘的知识弱势和贫困群体提供了知识自由、知识公开、知识透明、知识共享的机会。在接受数字化学习服务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知识类型,强调个性,注重平等。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广泛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的数字文化空间,社会上的文化差异迅速缩小,使社会公众能普遍平等地享有人类智慧的成果,人类的学习规模迅速扩大。

 

2.人类学习效果得到质的提升。数字时代缩短了人类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并提高了人类认识社会、掌握科技、自主学习、发现创造的能力。人类学习主要是通过对信息记忆堆积、不断梳理、反复比较和结果预想等形式展开的。在传统的学习环境下,书本知识传承全凭少部分上层读书人担当。读书人通过阅读,进行分析、比较、梳理、归纳,再到实现新的创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知识的继承到传播周期往往要经历人的大半生。

 

数字时代使人们获得了对知识信息自主分类、对比的能力,以及自主处理、传输的能力,并可以在虚拟预制的空间里搜索知识、对比知识、学习归纳知识,甚至加工生产知识。

 

传统的学校机制、社会体制产生的学习模式逐渐向新型学习模式转化,数字化、即时性、互动性、海量化,增加了改进学习效果的多种可能,瞬间反馈机制压缩了掌握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循环过程。传统的知识传授形式,及以往十几年的学习过程可能在数字时代下经过短短几年就可以完成。

 

3.知识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快的时期。数字时代不仅诞生了庞大的学习型人群,而且普遍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效果,最关键的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人类社会新知识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快的时期。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体,区别于其他传统传播媒体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交互性。网络环境下,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大众不仅是数字文化的受众,也成为数字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在沟通碰撞中相互引导,提高了文化传播与知识生产的效果。

 

4.人类对于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如果说文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受到数字信息技术的牵动,那么,数字化的信息环境则是公众与社会数字化发展相适应的文化需求最终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基本条件。传统文化服务的需求往往通过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途径,而数字时代下,公众对于知识、文化服务的需求往往通过网络信息检索和信息获取等途径来满足。人类对于数字服务内容(包括数字文化资源主题、资源类型)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对服务方式与服务手段的需求呈现多样性。

 

二、社会文化组织在数字时代实现互动与变革

 

迅速成长、丰富的虚拟世界推动了人类社会机制实现重大变革,很多传统的学习型组织在这场变革中实现巨变。传统图书馆变成了数字图书馆,传统教育机构、学校变成了云学校,一个新型的学习社会正在悄然建立。图书馆、学校要像云彩一样,随时出现在人类需要的地方。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电子终端连接网络即可实现自主学习,通过数字互动过程可以使学习者核实学习效果,得到网络上相关社会机构的确认,经过足够的标志性能力素质的积累,有关社会组织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经验或者学习成果标志(学历、学位、各种资质证书),使其发挥同样的身份能力证明作用,这既满足了传统学历的成套性、系统性,又满足了公众学习的兴趣和需求的随机性。三、构建学习型社会保障体系

 

一个全新的社会学习环境以及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正悄然形成。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社会只有得到基本理论研究建设,大量的科研投入,对应的技术、服务支持,社会配套保障才能步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1.理论研究及科研投入保障。学习型社会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在数字环境下发展的新型态,原有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已无法为数字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需要进一步加强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工作。目前,在数字教育领域缺乏相应的跨行业研究成果,很多配套原理、规范、机制需要去增加、建立。没有理论依据、体制标准,任何新型机制都是无法科学确立的。社会应开展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统筹规划和总体设计,围绕数字文化服务的统筹整合、标准化建设、新媒体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此外,全新的学习型社会需要人类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发展,针对人类学习行为的需要提供对应的技术支持。历史证明,每一次人类文明的飞跃都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2.社会服务配合与配套机制保障。数字时代下人们对于数字文化新、快、全等方面的需求迫使服务主体要加快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为学习型社会构建提供服务保障。服务保障的基础是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数字文化事业,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从国家层面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计划,推动互联网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加强对数字资源的建设、数字服务的推广,为数字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后备支持。再有,切实做好人员配置工作,保证数字文化事业人才队伍稳定性,充分发挥各级教育文化服务单位优势,组织、落实培训工作,为数字文化事业建设提供优秀的业务人员保障。

 

最后,在稳定保障机制,巩固建设成果的同时,要逐步扩大数字文化服务优势,提升服务效果:包括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的建设,让数字文化服务贴近人民群众,加强宣传,加强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资源推介,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对于数字文化产品的产出,要提高知识性、辅导性;拓展新媒体服务渠道的服务方式,建立更为完善的交互及信息反馈机制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服务保障,让学习型社会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数字环保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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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勤 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江苏南京,210018。张天颖 南京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8。

李 玮 南京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8。

陈龙翔 南京图书馆采编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