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专业的认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基础课程；非工作过程；认知规律；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7-0061-03
一、工作过程为导向与文科类基础课程改革的困境
所谓的工作过程就是指“为了完成某一件工作任务同时能够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是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主流观点。但是在课程改革初期，我们遗憾地发现：无论是与理工科类课程相比，还是与文科类核心技能课程相比，这些基础课程普遍重知识的讲授和理论的传播，轻应用技能和动手操作。长期以来，这些专科基础课程只是缩小版本科基础课，除了知识范围有所不同，其余都严格秉承传统。因此注重基础知识和理念素养培养的这些基础课程，并不能适应姜大源教授的“工学结合课程改革工作过程系统化”及任务和流程等为导向的课程重新开发思路。既不能直接照搬照抄“工作过程”为任务和导向的方法，也不能停滞不前继续保留原有的课程模式，否则课程建设将很难适应整个法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在高职教育中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一时间文科类基础课程的改革在整个高职课程改革大好前景之下遭遇到瓶颈，陷入了困境。
二、走出困境：非工作流程导向的创新，以法律现象的认知规律为流程，创造课程设计新理念
带着课程改革中的困惑，课程组成员多人多次听取了姜大源教授的特色讲座，认真分析研究其所提倡的“工作流程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与基础课程理念培养目标的不同点和关联点，积极探索基础课程改革的新途径、寻求新思路。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突破点。我们发现，虽然法学的基础知识中没有工作流程和任务，但认识这些法学基本知识的过程（从简单的社会现象和行为的认识到复杂的法律现象和法律行为的认识过程），也体现出行动的先后顺序性。我们暂且将这种对知识“从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称之为“非工作”流程。每一个知识的认知作为一项任务，刚好与“以工作过程为任务导向”的设计思路相吻合。同理文科类基础课程都担负着传播专业基础知识的任务，将这种传播任务转换成学生认知专业基础知识的过程，将对专业基础现象的认识过程当成一种工作任务，将获得职业素养当成工作成果，完全符合姜大源教授“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概念，也与基础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相统一。因此在基础课程体系中，将“工作过程为导向”进一步转化为“认知过程为导向”，是对“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思路的创新，它解决了认知知识类基础课程的设计思路，是对非操作性工作过程的延伸解释。
三、《法学基础》课程改革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课程组重新梳理了《法学基础》的改革设计思路，将“工学结合课程改革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理念进行转化和提升，同时也吸取了法律类其他专业核心技能课程改革的方法，提炼出了以“认知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为导向的基础课程改革思路。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挑选合适的学习内容进行排列组合，同时以“认知某一现象”为载体设计学习情境，创新和摸索出了一套法律类专业基础课程从纯理论知识教学到注重能力技能传授的理论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改革方法。
1.完成特色教材的编写。在教学知识点的选取上，《法学基础》以法理学与宪法学为蓝本进行选择，开创了高职法律类专业法学基础课程的先河。以此为基础，我们组织了多年从事高职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和行业资深专家共同编写了《法学基础与宪法》教材，已于2009年6月正式出版。在这本教材中，我们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遵循高职学生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理论教学必须够用的原则，紧密结合近年来有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法律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对法学基础理论和宪法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全新的整合，并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人的活动、国家形态和法律关系四个基本要素，尽量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系和客观现实关系来重新构建学习内容单元和设计教学进程，着力培养学生基本法律素养。目前该教材在法律类高职高专学生中的适用面十分广泛。
2.以学习情境为载体，从学科型教学向行动型教学转变。在《法学基础》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我们选择了12个不同的知识点为不同的学习情境，并以此为载体设计学习单元，已经完全摒弃了法学学科传统复杂的纯理论知识体系，基本实现了知识点从学科型向行动型的转变。从课程大纲看，这12个学习情境的编排顺序，均以学生对现象的认知规律为导向，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从社会到法律，从一般法律认识到专业法律思维养成的规律设置课程的整体内容体系，可以说完全符合高职课程改革的思路和趋势。同时这12个学习情境的设立，也与不同的认知法律的行动领域相适应，符合培养学生法律基本素养技能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法律基础》课程以学习情境为载体的设计，开拓了文科类专业基础课程“认知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新思路，完全适应并创新了高职课程改革以行动领域和认知规律为导向的改革思路。虽然说从细节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从整体而言，其行动领域和认知规律为导向的前瞻性还是非常突出。
3.摒弃纯理论的单一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传统的法学基础课教学，往往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没有技能的培养，高职法学基础课程的讲授必须彻底摒除这一陋病。因此我们在这门法学基础课程的设置时，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例，制订了实训方案，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通过实地考察，增加感性认识，通过观摩实务部门的工作，学习把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进行理解、消化，扩大知识面，学习理清思路，掌握法律人的逻辑推演、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在课堂上开设专题讨论课和模拟实训课，要求学生设身处地的扮演角色，进入情景，通过有参照物的法律实践掌握知识与理论。
四、对专业基础课程改革的思考
通过这几年在法学基础课程建设的实践摸索，从开始的一头雾水到如今的思路清晰，课程建设组在对高职专业基础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方面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以供分享。
1.定位要准确。无论哪个专业，都离不开专业基础课程，这是整个专业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基石。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高职教学与本科教学目标的不同，专业基础课程在高职各个专业课程中的地位也必然不同于本科专业。如果开拓和转变思维，将专业基础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建设中进行重新的定位，是在进行课程建设之前必须要理清的思路。首先必须摒弃专业基础课程的纯理论课程地位，树立专业基础课程的基本素养、基本技能、基本分析能力等培养功能的认识。因此专业基础课程的定位，“基础”不能少，但必须从“基础知识”向“基础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定位进行转变。
2.目标要明确。课程改革的目标，必须要明确，要有的放矢，这是在“定位准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实际的明确，就是必须要将课程改革的目标与所属专业的改革发展及建设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任何一门课程的改革，都离不开专业的建设目标，每一个专业对其整个专业框架下的课程设置均具有其现实的目标性，所以每一个课程的建设必然不能离开专业的建设总目标。以《法学基础》为例，在法律系三个专业中，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三个专业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对法律事务专业而言，法学基础课程要实现其分析法律关系等基础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而对司法警务和法律文秘专业而言，则更侧重于认识法律现象等基础能力的培养。因此同为专业基础课程，必须要针对和结合不同专业的建设目标，明确本课程的建设目标。
3.内容要适当。作为高职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避免深奥，而应当选择浅显易懂。那么在高职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是动手的能力，以此为出发点，简单、浅显的基础知识够用即可，而基本技能操作的知识点则需要提前进入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为将来学生继续学习专业技能奠定基础。
4.方法要灵活这是指将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付诸实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要灵活，即使是实践教学方法，也要根据教学对象、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灵活的处理。以《法学基础》为例，同为专题讨论分析法，不同的老师就创造出了不同的实施方法，如学生参与式教学法、话题讨论法、案例模拟法等等，都是针对不同学生采取的灵活的教学方法。因此，不拘一格的灵活教学手段是将所有的上述课程改革思路和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产生实际效果的良方。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课程开发探索与实践——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课程开发案例汇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姜大源.案例与范例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3）.
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刑法解释 常识化 专业解释 裁判规范
一、法律解释常识化的观念
翻阅刑法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刑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两者之间，在认知范围、思维方式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无论是研究领域的专著、教科书，还是实践领域中的司法解释，基本上都是在现象的范围内讨论刑法条文的内容、法律适用的条件，根据具体案件的个别特征，经验性地阐述和说明刑法规范的含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这种以常识知识为基础解读刑法条文的普遍现象，似乎使人感觉到刑法解释只关心如何才能符合“人情常理”，却不在意解释的根据是否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或许以为，经验常识与刑法理论之间原本就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有着很大的差别。难怪刑法学经常会被其他学科称为典型的“实践法学”，是一种“缺乏理论思辨根基”的经验知识体系。
人们习惯于在常识的层面上分析、讨论和评价刑法条文的规定和刑法学的理论问题，原因是由于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公众的社会举止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所以，只要了解汉语词句基本的使用方法和表达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应当能够读懂法律条文，并且不辜负法律的期待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对刑法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更多情况下是以符合社会一般公众的常识性认识为标准的，当然，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也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司法机关或权威人士做出的解释是无可置疑的，尽管这些解释也是经验的、常识性的，但却不应当是脱离法律的客观性、科学性而随意做出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得到普遍地遵守，而社会公众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接受，对于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生活的稳定、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只要能够得到公众观念认同的刑法解释就是正确有效和无可怀疑的。[1]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虽然是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我国刑法学却没有对“常识化解释”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人们对这一概念可能会感到很陌生。其实，常识观念与法律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伴随刑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谓“常识化解释”在刑法学中大致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被称之为“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如周光权博士提到的，以“市民规范性意识”、“市民感觉”、“刑法的国民认同感”、“国民的经验、情感”、“一般人的常识”、“公众的一般感觉”为标准对刑法规范作出的解释。[2]这种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就是从法律遵守的意义上以社会公众根据生活经验能够直接理解、认同和接受为标准来确定刑法规定的内容和含义的，对法律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而违背社会生活经验的，即使是权威性的解释也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错误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如日本刑法学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文化规范。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各个生活领域中所形成的一般妥当的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而得以维持的，而刑法所追求的就是以这种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3]从这一意义上讲，刑法乃至一切法律的制定、适用和遵守，都是在常识观念指导下的经验性过程。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是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将应当处罚的行为进行类型化的东西，因此按照一般社会观念认定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并追究其责任是妥当的。[4]在这一意义上，常识化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立场强调刑法解释要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因为刑法所维持和发展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伦理规范，按照大谷实教授的理解，是以人们的智慧为基础作为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形成的。行为只要不与社会伦理规范相抵触，就不会侵害社会秩序，也不会唤起社会公众惩治处罚的情感需求。[5]因此，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刑法解释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两种表述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常识化解释：所谓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实际上是指运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识经验、伦理观念和通俗的生活语言，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应用范围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观说明；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在专业性知识之外理解、接受、遵守和应用刑罚法规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作为关于刑罚法规知识介绍和说明的方法，常识化解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符合生活常识，没有概念的抽象性，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障碍，对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推断和结论，都是在常识观念的语境中进行的。在笔者看来，常识化解释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1）解释者以生活常识为基础，从经验的层面勾画、描述和构建刑法规范的可感性模型。例如，刑法第三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大多数教科书都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聆听者不必经过专门的法科学习，也无需了解法学原理中的专门知识，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就可以通过这种解释在头脑中形成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象。
（2）运用通俗的语言，将条文中僵硬的文字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多彩的社会现象，将单调或者陌生的法律概念演绎成具体、生动的画面。日常生活语言的普及性，使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进行交流、讨论，不必担心专业术语的障碍、法学基础理论的晦涩，以及法律思维的严谨会对他们理解法律规范带来影响。例如，将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解释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阐述，所以通常是抽象的、晦涩难懂的，以通俗的语言化解概念的抽象性是常识化解释的重要特征。
我们知道，一般公民与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理解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日常用语基础之上的，而汉语的特点和表意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又是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在常识化解释的范围内，律师、法官、学者与社会公众在条文词句的理解上应当是无差别的、平等的，在现代汉语语言表述规则的范围内，很难形成有“高人一等”或“胜人一筹”的“学术权威”。[6]作为刑罚法规的刑法，既约束一般公民的社会行为，也规范司法机关的刑事裁量活动，限制学者们对规范内容以及适用条件的认识。“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7]正是在常识观念的范围内，刑法解释的权威性才不被少数的法学家、法官所垄断，人们对法律认识的统一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产生争论时，即使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国家审判机关或者法官，也必须对自己的决定作出符合常识观念的解释。
（3）感性直观构成要件与行为事实的符合性。常识化解释可以将案件个别事实与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加以对照、比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或认同该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以及依法应当承担多重的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刑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阐述法律条文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明案件事实是否属于某一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刑罚法规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客观标准，那么生活经验和常识知识就是衡量行为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尺度。脱离感性经验或者不符合常识的刑法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法律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取决于它所作出的规定能否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上得到普遍的认同、信服，而不仅在于它的强制性。因此，有助于法律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常识性解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4）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解释，通常不涉及刑罚法规的本质、规律和价值等方面内容。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责任的表象，符合构成要件的现象是个别的、感性的、易变的和多样化的，对同一刑法规范的感性认识，可能会因角度的不同而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而违法性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则是一般的、本质的、稳定的。所以，当现象层面的解释发生分歧和争论的场合，如果不通过科学的解释，往往是无法判断其结论的正确性与客观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权威解释者是审判机关（在更多场合下是法官），它有权对争执不休的各种意见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样一来，“解释效力”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只有在被效力解释接受的场合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的常识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其作用是重要的、可替代的。这种方法在刑法适用和普及法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既方便国民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也便于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以及其他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和支持，从这一点上，常识化解释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刑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所谓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普遍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发展体系”，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经验性解说应当以刑法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为前提，这是科学研究及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法律科学中常识化解释的悖论
在刑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人初学法律，甚至连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就可以高谈阔论“刑法理论”中某一主要观点，指出法律中存在的各种漏洞和不足；而有人从事刑法教学研究多年，对刑法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感性经验和常识知识的水平。人们不禁要问，刑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生活常识与专业知识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呢？什么是理论？概念思维与经验知觉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有所不同呢？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是否意味着两者可以混淆或者互相代替呢？笔者不想在该文中对诸如科学、理论、概念思维、专业知识、经验感知等概念作详细地分析论证，但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对这些概念含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随心所欲、任意性的，而应当是规范的、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应当是统一的。并且这些内容都是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刑法专业知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常识经验与专业知识是有差别的。专业知识通常是指某一领域中所特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相关的操作程序和行业术语等方面的系统性学问，是从事某种“职业”、“业务”所必须运用，的专门化知识。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受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包括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因为只有通过专门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人员，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和应用这些知识、技能，才能够胜任具有严格职业或职务要求的法律工作。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尽管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自身安全密切相连，所以他们应当对法律有所了解、关心，必须知道遵守法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可是他们大都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局限于常识和经验的范围，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只限于能够对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作出一般性的判断。当然，随着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但要求再高，也很难达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准。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刑法是一种职业上的操作规程和制度，法律的适用有着特殊的专业要求和严格的技术规范，并非只是单纯地应合、随附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要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做出分析判断，要遵循司法职业技术的基本要求进行裁量，刑事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群体职务行为的操作规范，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操作中违反规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渎职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我国在现阶段对职业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恰恰说明了法律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而不能始终停留在常识经验的水平。
常识性认识是零散的、模糊的、个别的和自发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则是系统的、确定的、普遍的和自觉的。专业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通常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展开的。例如，造成他人伤害、死亡的行为，无论是从常识的角度还是站在专业的立场上，一般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与一般公民的常识观念不同，专业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明，在哪些情况下行为虽然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但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在哪些情况下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会减免或者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能够判断该行为在何种情况下符合伤害罪或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其他的罪名；根据专业知识区分何种情况下是一罪、何种情况下是数罪等等，这些通常是一般公民所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在犯罪性质认定和刑事责任判断等重要问题上，仅依靠公众的常识性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排除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讲出符合“人情事故”的道理来说明该行为事实违法、犯罪的性质，甚至十分的生动感人，而且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这样理解和解释法律，但在涉及如何公正、合理地行使国家刑罚权力、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常识化理解必须让位于专业化解释。
常识化与专业性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专业化解释的规范性、确定性为指导，避免常识观念的任意性、变化性，还是以常识观念为标准衡量专业化解释的合理性、有效性。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实务部门的一些同志存在模糊的认识，而且在学理研究领域也是“见仁见智”。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国民法律情感和规范性意识，主张“刑法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根据“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行为人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法律的适用，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容及适用应当以司法机关的专业性认识为标准来确定[8]。刑法不仅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作为制裁法的裁判规范，它的遵守和适用直接涉及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及时性，也关系到规范司法、保障人权的公正性、正义性。由于专业与常识之间的差别使得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的适用在某些场合下不相一致，这种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因此，刑法解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专业性的知识转化为一般公众的常识观念。
常识化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刑法学的理论问题。理论是任何一门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论，或者相关的知识体系不能被称之为理论，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为科学。人们通常将书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或者学者们的某些学术观点称之为“刑法理论”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书本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观点通常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特殊问题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明这类问题所对应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原理，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都是偶然的、特殊的”，而理论只关心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刑法学书籍基本上都是从经验或者技术性的层面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围绕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讨论行为所构成的个罪罪名。例如，关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否要求有暴力行为的实施、是否要求当场劫取财物的争论；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中的“委派”应当如何理解；预谋绑架，采取先杀人后勒索财物的行为究竟是认定绑架罪还是认定故意杀人罪、是一罪还是数罪等等。还有一些书籍采取的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对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解释：在认识方面，必须是明知，所谓“明知”是对自己行为和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有认识；在意志方面，必须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希望”就是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放任”就是对结果的发生听之任之。又如，对“共犯”的解释：共同犯罪也称“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重罪”的解释：是指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自由刑、死刑的犯罪；对法条竞合的解释：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法律条文等等。从这些书籍中我们不但找不到理论性的表述，甚至找不到专业化的痕迹。坦诚地说，笔者并不认为立足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对刑法条文作出通俗的解释有什么不当之处，然而，单就这种解释来看的确毫无理论性可言。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经验”或者“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理论不是实践。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不是感性认识，不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术、技能，更不是生活经验，如果不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者将他们混同起来，至少是一种误解。应当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尽管那些国家的刑法学者们也是以自己国家的刑法典为特殊研究对象，但他们是站在刑法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立场上阐述法律规范的社会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我们经常以法律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借口拒斥外国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甚至以极为轻蔑的态度歪曲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可是这些我们始终在不断批判的基本原理，却时时刻刻地涉及我国犯罪构成学说和刑罚论的知识领域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我国刑法学肯定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却不赞同结果无价值学说的有效性；承认主观故意或过失与客观危害行为的统一是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却否认心理责任的合理性；拥护在无责任能力、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能成立犯罪，却拒绝接受期待可能性学说和规范责任的客观性；坚持刑事责任是法律对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却无视有责性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等等。在与外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中会发现，我国刑法学领域缺乏的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是刑法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刑法作为行为规范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所以，对刑法条文的注释和对法律规范内容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以方便人们的普遍遵守；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科学的刑法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作为裁判规范的刑法是针对法律职业群体而言的。对刑法条文的“熟知”与对法律规范的“真知”之间是有区别的，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对刑法作出的解释并不局限于法条文字的常识性注释，还要对刑法适用的目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专业性问题有较为清楚和准确的认识；以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还要对刑法的“概念框架”、“体系结构”、“价值评判的标准”、“罪刑关系的理论根据”和“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分析、评价和诠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理论的魅力不在于它对刑罚法规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如何生动的经验性表述，也不在于从现象层面对个案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演绎多么合情合理，而是集中地表现在它对刑法概念框架的逻辑建构、对罪刑基本关系的思辨和对刑罚价值判断标准的反省。质言之，在刑法的遵守和适用等实践的层面，刑法学中的法条解释只能是常识化、经验性的，而在刑法科学的层面，理论作为条文注释的科学根据、解释规则和客观标准，则应当是抽象、思辨和超验的。
三、常识化的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
刑法教科书根据解释主体的不同，将刑法解释的种类划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解释效力的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当人们对刑罚法规的理解和应用发生争论和分歧时，尤其是分歧发生在刑法专业知识的范围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为标准理解和适用刑法的规定，将效力解释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答案似乎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同时，检验各种意见或观点是否正确，不仅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为尺度，而且必须与效力性解释相一致、相符合。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肯定和支持刑法规范解释的效力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以理论的科学性为根据对效力解释的合理性、客观性做出分析、评价和判断。因为在科研领域中，只有客观、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刑法规范，才能真正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才具有权威性。由于刑罚法规的客观性、真理性并不自发地包含在效力性解释之中，所以解释的效力性绝不能代替或者等同于“刑罚法规”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当然，效力解释与科学解释并不是对立的，笔者也无意否认效力解释中的科学性成分，但是科学性与效力性毕竟是有差别的，刑法解释的效力性与科学性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统一和谐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对立冲突的一面。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实现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的统一。无需讳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未必合理，而科学的解释因不具有效力而被否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刑法解释中，“效力优先”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常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得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和理解统一起来，而效力解释的重要作用恰恰业也在于此。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直接关系到法律社会功能的实现，然而，刑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在于人们对法律认识的一致性、无差别性，更在于社会公众能否准确、客观地认识和遵守刑法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对法律的任何理解都是基于认知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都会融入认知主体的目的和愿望。刑法解释的科学性并不在于排斥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而是要认真探索和努力实现对刑法理解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效力性解释首先解决了法律认识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解释则更加关注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在正确、客观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刑法的效力解释只有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科学领域具有真正的权威性。质言之，引导人们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地理解、遵守和应用刑法规范，是效力解释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刑法的效力解释通常是建立在常识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经验和常识中的法律是一种表象，现象是不断变化的，除非能够把握它的本质。在经验范围内解决对刑法认识的分歧是难以得出确定答案的，唯一的方法是依赖解释的效力性。而在科学范围内衡量法律解释合理性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既可以通过程序的合法性来保障实体的合理，也可以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检验解释的客观性。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矛盾是常识化解释必须回答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笔者看来，刑法解释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刑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注释和说明，主要是解决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问题；广义的刑法解释除了对刑法条文的注解之外，还应当包括对刑法的逻辑结构、概念框架、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客观规律、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建构、辨析、整合、诠释和探索。任何科学都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解释，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分析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领域。换言之，所谓刑法科学，实际上就是对刑法规范整体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学实际上就是“刑法解释学”。刑法科学不但要对具体应用法律条文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更要对刑法规范在适用中的规律性问题与目的性问题作出确定的说明。针对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又统一于刑法科学的客观性和目的性之中。
在法律遵守和法律适用中，对法条文字的原本含义作出（典型性）的说明，按照法条文字、词语的一般意义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行经验的、通俗的解释，无疑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一旦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
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时候曾经指出的那样：常识在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是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9]由于立法技术、社会发展以及立法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疏漏、空缺和滞后性等问题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出现，给刑法的适用和遵守带来一定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结合特定的背景环境和具体的行为事实，对法律规定作出相关的解释和说明时，如果完全从文字的一般含义、条文词语的日常理解来解释法律规范的要求和应用，就会陷入各种疑惑和困扰。也就是说，由于法律规定无法避免的缺陷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规范在其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法律解释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超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的范围，更不能改变刑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质言之，解释的变化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具有确定性、客观性。倘若从常识知识或者感性经验的角度出发，解释的变化性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任意性和解释的随意性，因为脱离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无法检验我们认识的合理性、正确性。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者的主张就是最正确、最合理、最具有权威性的，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的终极目标、客观规律和价值观念决定着裁判者应当如何作出选择。
刑法，是对司法机关和法官追究、裁判犯罪人责任等司法活动的规制和限定，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司法机关和裁判者，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必须根据基本的刑事政策和专业性技术要求解释法律、适用刑法。无论从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司法、审判经验的积累，或者是对刑法的整体性了解以及对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领会，以法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与社会一般公民的法律意识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要反映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与技术规范的确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认知与反省。引导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法律专业化、规范化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通常取决于他们对法律的需要，希望法律给他们带来安全、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从整体上看，对法律的需要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次：（1）在行为规范的范围内，一般公民从守法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形成的对法律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保护；（2）在裁判规范的适用中，作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实务工作者，根据各自的诉讼地位从法律应用的角度产生的对法律规范解释和说明的需要，期盼的是解决“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均衡性问题；（3）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理论工作者从法学基本原理的视角所萌发的对刑法规范诠释和构筑的需要，探寻的是刑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途径和实质。正是由于对刑法规定理解的各种不同需要，决定了刑法解释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三种需要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在对法律规范理解、遵守和应用上的一致性，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和相互融合的条件。片面地强调效力解释的权威性是不妥当的，尽管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笔者看来，真正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基础和条件应当是效力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效力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以客观性与目的性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性则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四、常识化解释的合理性认知
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刑法知识的常识化普及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无论在法律实践的范围还是在学理研究的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这种理解上的偏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解释中存在的“专业知识常识化的倾向”，即将常识性认识与刑法专业知识等同起来不加区分，把符合常识观念视为刑法解释的唯一标准和途径，以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社会经验为基准，统一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行为规范的标准指导裁判规范的应用；二是混淆刑法学中职业技术知识和法律科学之间的界限，将感性经验等同于科学理论，坚信“理论”的唯一价值就是直接对应个别现象，解决具体问题。刑法理论应当与生活实践一样，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可操作性。
（一）常识性认识的专业化反省
刑法的专业知识与“人情常理”都具有可感性、直观性的特点，在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切联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常识观念中的故意和过失与刑法主观要件的含义十分接近，甚至在典型案例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障碍。然而，当出现复杂情节的时候，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与日常生活用语两者的区别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例如，在防卫过当中，防卫人存在着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要素，同时又存在着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则作为阻却或减免责任的要素，如果不具备后者则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存在与日常生活中故意的不同，还存在着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的区别。由于我们将常识中的词汇与专业术语相混淆，那么，由于常识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必然会导致法律解释出现分歧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而且经常成为教学科研领域的主要话题。因此，无论专业知识与常识性认识在某些方面如何接近，两者的界限必须明确。在教科书和司法解释中，或许是为了方便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对两者作出严格地区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原来所谓的专业人员、学者也是在常识层面上理解法律规范内容的呀！那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社会一般公众是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啊！所不同的就是由于职务或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对法律条文更熟悉一些，接触的案件更多一点、相关的司法解释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而已。这样一来，就会经常出现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常识的立场反对和批评熟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和“资深的学者”对法律问题作出的判断和观点（当然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尽管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有许多是错误的、可笑的；法律专业人员、学者有时也会脱离专业知识的基本规范，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对法律规范作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刑法双重规范之间的界限与差别。
刑法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发挥作用的，是对社会公众行为提出的要求和限制。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对国民行为的限制和要求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隐含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之中，即只要刑法规定以刑罚方式加以处罚的行为，就是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要求国民以刑罚法规的存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得实施法律以刑罚方式所禁止的行为”。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表面上看，条文只规定了刑罚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得杀人”这一行为规范的前提。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国民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公民接受、遵守法律和预防犯罪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作为行为规范，刑法基本上与社会伦理规范相一致，所以不在刑法规定中明文显示，而只规定有关裁判规范的内容。行为人在意图作出某种行为的选择时，必须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为刑法所允许，只要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就绝对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刑法保证国民行动自由的重要方面。作为行为规范；从一般人的立场以及根据行为时的事实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刑法更重要的是作为裁判规范约束和规制法官审判行为，从裁判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具有命令法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作用。作为规制社会手段的刑法，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约束实际适用刑法的法官的判断和行动，防止根据国家刑罚权任意地适用刑罚，而单纯强调刑法行为规范的特点就会忽视刑法的这种存在的意义，这是值得提防的。[10]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任何背离国民意识、公众观念的法律解释都将被认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或者其他法律职业群体要放弃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无条件地服从公民对法律的常识化认识。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常识化主要是从法律遵守和刑法应用的实践出发的，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性问题转换为公众语言或常识观念，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普遍地接受和认同刑罚法规，引导公民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提出的要求，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实现法律对社会公众行为的规制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常识化解释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限制在常识化的认识水平，或者片面地追求专业知识常识化，将法官的法律素养等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常识观念。
（二）感性经验的理论批判
刑法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并不属于理论的范畴，确切的说在这些知识中绝大部分属于未加概括和归纳的感性经验，尽管这些感性认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可能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但我们还是不能够将这些内容称其为理论。
当代法学研究成果认为，法学和法律科学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概念，法学既包括法律科学又包括关于法律的学问。而法律科学与关于法律知识的学问，起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11]
其一，从方法上看，法律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法律知识进行准确（尽量科学化）地表述，而关于法律的学问则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古代社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我们很难称之为科学，但我们谁也不否认古人关于法律的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学问。其二，从研究的结果上看，法律科学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量关于法律研究的成果，几乎都是仁智之见，究竟哪些成果属于科学的范畴实在难以定论。甚至有学者认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律科学的存在，但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多数法学著作都可被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学问。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通常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来研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学者，他们对刑法学体系的构造、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所作出的阐述和理论思维的方法，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而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则更多是将法学视为一种职业技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多人将法学院的法学课程视为一种高级的职业技术训练，也有一部分学者把法学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经验的学问。[12]我国有学者指出，英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13]由此可见，刑法学本身存在着专业经验和科学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在刑法学中有其各自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从法律遵守和应用的角度，刑法学侧重于实用性、操作性、具体性和经验性，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从法律科学的立场，刑法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刑法的客观性、合理性、目的性和普遍性，是一种建立在基本概念和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由于两者在刑法学研究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从当代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上看，大陆法系国家以较为成熟的刑法理论为基础，更加关注实践操作中具体问题的讨论，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普通法为根基，愈加注重刑法理论层面的研究。[14]刑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既是一门科学理论又是一种职业技能，所以，对刑法的解释既有常识化、经验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科学性、概念性和客观性的一面，两个方面既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的，又有严格的界限和不同的功能。
刑法学作为职业技术、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在常识观念的领域内是极受欢迎和尊敬的。在这一范围内，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与常识知识是一致的、无差别的，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理解法律或司法提出的要求和限制。“不因不知法而免责”的法谚甚至要求文化水平更低的人也必须知晓法律的内容不得违反规范。在大多数刑法条文中，法律规定是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的，诸如“故意杀人”、“窃取财物”、“放火”、“伪造货币”等等，这些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解释。有一些规定虽然条文表述使用了行业术语，涉及某些专业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由于是对某一特定领域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尽管一般社会公众可能在理解上会有一些困难，但行为人通常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认识能力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也无需做出特别的解释。例如，经济犯罪中关于违反公司法、金融法规；违反商标法、专利法；违反税法、工商管理法规等规定，对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是现象的、经验性的，并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15]
作为操作规则和专业技能方面知识的刑法学，具有实用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会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方法和技巧，例如，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上，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个别事实的对照比较，提供曾经被使用过的各种选择方案，推测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或者可以通过法院以往判决的经验性分析，衡量当前案件事实是否可以适用该法条的规定，甚至将过去的“判决理由”作为该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次，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解释的新动向、新内容，有哪些“司法解释”可以为我们在分析个案与法律条文时提供帮助。经验会告诉我们，司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经验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立场上如何变换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有利于自己目的和需要的实现等等。但是，经验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会使概念表象化，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是对刑法规范和刑法思想的诠释与建构，它不但要分析和说明刑法条文中含蕴着的规范内容，还要阐述和论证刑法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可罚性根据。刑法学关于刑法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对刑法的解释展开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学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科学，是一门以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的法律学科。刑法科学的要求是：关于刑法条文的解释应当是实证的、经验性的，作为条文注释根据的刑法理论则应当具有思辨性、先验性的特点。在科学的领域内，常识化解释的客观性、普遍性是受到怀疑的，多变、不真实的经验表象是不能被当成真理而成为科学中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科学解释的权威性高于效力解释，对概念普遍性的理解精确于对经验特殊性的直观，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的客观性优先于“专家学者”们经验认识的主观性。混淆经验性认识和刑法理论的界限，并将此误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十分有害的。
【注释】
[1]陈兴良主编：《法治的界面——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论坛》，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以下。
[2]前引[1]，第426．428、434、435页。
[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页。
[4]前引[3]，第162页。
[5]前引[3]，第69—70页。
[6]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确信自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正确的，对法官、学者所作出的解释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这种现象说明，常识观念是人们认识统一性的基础，在经验范围内，法官、学者的解释如果不能被常识观念所接受，其正确性就会被否认。
[7]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以下。
[8]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究竟以谁的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呢？教科书认为“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通常不影响法律适用”的主张，而行为人作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大多表现为常识化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法律的认识错误呢？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10]（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1]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前引[11]。
[13]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页（作者序）。
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为深入了解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笔者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大庆地区五所高校中共抽取了100人，收回调查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为100%。在调查对象中，大一人数占总人数的45%；大二人数占35%；大三人数占10%；大四人数占10%。法学专业人数占总人数的10%；非法学专业人数占90%。一本类大学人数占总人数的16%；二本与三本类人数共占75%；专科类人数占9%。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有了如下掌握：
二、积极方面
（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在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通过上述调查，你认为大学生有没有必要培养法律意识？”100名大学生中有86%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13%的学生没有考虑过，有1%的学生认为没必要。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
（二）能够基本了解我国的常识性法律知识。
针对一些日常性的法律常识性问题，大学生也是具有一定了解的，例如，在调查问卷中“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的问题，100名大学生中有83%的学生选择答案“18周岁”，有15%的学生选择答案“16周岁”，有2%的学生选择“20周岁”。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对于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的这些社会常识性问题，绝大多数学生是有所了解的。
三、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相对薄弱。
在问卷调查中，有一道关于“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的问题，选项分别为“恋爱关系”、“夫妻关系”、“雇佣关系”、“抚养教育关系”，有8%的学生选择“夫妻关系”，有21%的学生选择“雇佣关系”，有12%的学生选择“抚养教育关系”，只有59%的学生选择正确答案“恋爱关系”。对于一个法律基本问题，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回答错误，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薄弱程度。
（二）学法目的不纯粹，表现出功利性。
对于大学生今后就业对法律知识的需求程度中，有37%的学生选择“只需与自己专业和将来发展方向有关的”，侧面反映出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仅将法律作为服务于将来工作的工具，学习法律的目的也局限于工作需求，并非出于对法学学识研究的向往与追求，间接表现出当前大学生学习法学多具有不纯粹性和功利性。
四、大学生法律意识缺失现状的具体分析
（一）学校的原因。
1.学校不够重视法律教育。
在调查中，关于“法律的主要作用”这一问题，有34%的学生认为是“保护公民权利”，有46%认为“处罚违法犯罪”，有11%认为“规定公民义务”，有9%认为“巩固统治阶级”，有66%的学生并未真正意识到法律对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由此反映出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薄弱以及高校对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欠缺。
2.校园文化氛围缺乏。
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正确人生观的确立，高尚道德品质的养成，健康审美趣味的提升，无不受到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的影响。校园文化氛围的缺乏也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二）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自身认识不够，思想具有片面性与功利性。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往往倾向于选择“好就业”的专业，而大多数学生又认为法学专业学习难度高，就业难度高，使用难度大，因此非法学专业学生不愿过多涉及。法律知识欠缺。在调查中，通过“私生子与婚生子在家庭关系中是否享有同等权利”这个问题，有15%的学生认为“否”，33%的学生回答“不清楚”，即共有48%的学生认为私生子与婚生子的家庭地位不平等，而仅有52%的学生回答“是”。由此反映出，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欠缺。
（三）社会的原因。
1.国家法律普及力度不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较多。所以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更是为我国的法律普及增添了难度。
2.有法不依现象存在。
一些官员的徇私枉法、贪污、贿赂等现象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降低。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严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仅有20%，有的地方仅有10%。有法不依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四）家庭原因。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乏与家庭环境紧密相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度溺爱。
现代社会，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对孩子是百般宠爱甚至溺爱。另外，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引导作用，父母不遵纪守法的行为也会影响孩子轻视法律的、忽视法律的存在。
2.只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全面教育。
很多的的父母喜欢攀比孩子的成绩，由此产生了父母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了其他的教育的现象。因此，通过上述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的多层次分析，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营建立体式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在国家、社会、学校三方优良的法治环境包围下，形成法制教育大环境，同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成效，提倡引导大学生参与和体验法律意识教育活动，多举措增强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大学生主动提升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李莉.《农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状况相关性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
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人；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101-02
一、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提高的必要性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即是法律人在法律职业领域内，进行法学执业行为必须遵循的相关职业道德理念、职业规范和习俗的总和。
法律人作为运用法律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从业者，其职业道德水准体现和反映法律职业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一个国家，如果其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和实施，其法律则形同虚设。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法律制度的确实落实和保障，而国家的法律制度只有得到确实的落实才能得以沿用。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公平、公正的维护。因此，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二、高校法学教育的优势
法学教育的潜在要求应该是具有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人物、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等。首先，法学的精神在法学高校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以及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校中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其次，高校中的教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良好的法学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对于法学教育具有专业的、系统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能够教授学生法学专业知识、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最后，高校法学院多与法检系统及律师协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充分将法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进一步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因此，高校进行法学教育的优势是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具有比高校更好的法学学习氛围，拥有更适合引导学生走向法律职业的教师、提供更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
三、创新教育途径，实现职业道德的提高
（一）明确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说过，法律人应当具备三种素质：一是法律学问，二是社会常识，三是法律道德。这三种素质被识别为我国法律人最通俗的、最直接的通识标准。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目标不仅是传授学生法律专业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运用法律条文的技能，其目标更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精神，形成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塑造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从而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有明确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法学教育才能切实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人。
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精神，要以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为目标。道德认知能力是由道德评价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冲突的处理选择能力构成的。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影响其价值观，这样法学专业学生才会具备良好的道德认知的。只有明确法学教育人才配有目标，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针对性的进行施教，法学教育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实行及发展。
（二）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
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学校与老师更多地注重传授学生法学专业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法律人的灵魂和基本素质之一，应当在法学教育中得到重视，而且，法律的任务具有社会性，法律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法律的教育应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法律人才必须有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因此，应当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有助于学生认识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意义。通过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传授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可使学生认识法律职业道德对法律职业的意义，领悟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从而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目标的实现和法律正义的实现所起到的积极性作用。
由于法学学科种类复杂、科目繁多，在大学法学教育中，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一般院校会将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必修课，即所有法学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另一类是选修课，即学生依据个人需求及兴趣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目前而言，许多院校将法律职业道德作为选修课开设，还有一些院校并没有开设这门课。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其特殊属性，法律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依赖于学生个人道德水准，其具有先天性。但是，后天的教育同样也能对法律职业道德水准产生作用，因此，其还具有后天性。为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理解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水准，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学生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开设是学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意识，使学生充分的了解、认识到法律职业道德，为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打下根基。
（三）编写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材
讲授法是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它是教室通过详尽的描述、阐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而教材是我国传统教学方法最基本、最主要的依据。由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其特殊属性，基本没有专门讲述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清晰的、系统的学习依据。因此，编写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材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职业道德教材的编写首先应当体现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要具有厚实的基础理论。一本书籍要作为教材使用，其内容应当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因为，教材是老师讲授课程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随着法律职业道德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因此，在编写法律职业道德教材的过程中，应当汲取相关优秀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教材的内容。其次，编写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还应当从实际出发，以法学专业学生为基本出发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其他法学专业课的过程中运用所学理论，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其他法学课程中的相关原则性规定和道德性标准和要求。同时，编写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还应当符合法学专业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教材的编写方式可以进行创新，不再遵循传统教材模式的定义、性质、特征等条框内容，教材可以以记叙的方式进行编写，即叙述法律职业道德的起源和通过结合实例进一步解释说明相关内容，使法学专业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教材中的内容，从而更好的吸收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传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编写专门的教材以促进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专业学生中的传播和普及。
（四）创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其特殊属性，它与一般的知识和技能不同，因此，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认知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代法学教育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过分注重老师的传授作用、指导作用，而忽略了学生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整个授课过程中，老师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而学生并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老师的授课，会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形成深刻的印象，从而更好的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法律职业道德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创新一种独特的教育方法，为学生将道德认知逐渐深化为道德判断力和推理力提供依据和支持，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1.讨论教学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辩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在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中加入讨论教学法，以不同的话题、讨论的方式和讨论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从而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讨论的过程中深化学生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逐渐内化成敏锐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总之，在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中，讨论法的教学要比讲授法更有效，更能加深学生对于法律职业道德具体内容的印象，从而达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的目标。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个案分析法，通过选择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意义的案件，针对案件中某一给定要素、某一领域或者某一问题或者对案件全部内容进行分析。案例教学法使学生更直接的运用法律思维进行行思考和判断。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这样能够帮助他们深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法律职业道德所涉及的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时，更能深刻的领会到法律职业中的伦理道德，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格。
3.诊所教学法
诊所教学法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首创人是约翰・布莱维。诊所教学法是模仿医疗诊所展开法律教育的一种形式，这种教学以学生为主导，以法律援助为手段，以培养与提高学生思考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
在诊所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直接扮演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直接体验法律人在职业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各种职业道德问题，体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法律诊所与法律机关之间以及其他法律人员的协作共处，尤其是法律职业协作的体验，这些能帮助学生找到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思考和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这样生动真实的经历，会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法律实践过程中复杂的职业道德问题，及时发现自身的优缺点以及学习中的问题和不足，同时还可以促进学生对未来法律工作中职业道德的反省和思考，为他们日后面对这样的职业道德问题提供有效的经验积累，从而达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
4.法律人进高校
法学专业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实践经历，因此，还可以积极邀请法律人进入高校，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让法律人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述实践活动中法律人在处理案件时所运用的法律职业道德和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律人职业道德所面对的困惑和问题，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让学生感受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不同法律人的法律职业道德在处理案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法律职业道德对于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重要作用，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本森.法律职业道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
[2] 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4.
[3] 罗旭.我国法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及其改革维度[J].教职论坛，2009，（11）：53.
对法律专业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法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0-002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12
[本刊网址]http：//
大学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储备力量，其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我国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促进这一群体法律意识的培养同样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内涵研究呈现出一种从简单的对法律水平的关注发展到对法律意识中的非知识因素如法律情感、法律信仰等的研究上来。本文基于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研究成果，认为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内容包括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态度、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内容。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自身特殊特征。正是这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内涵上的特殊性使得研究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变得极为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呈现片段性
在整个三年学制中，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只在一年级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还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而该教材的法律基础课大约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法律知识的讲授还未及展开就草草收场，授课教师们多疲于赶进度，传授的也仅仅是抽象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国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系统解除法律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使得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片段化、碎片化。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缺乏主动性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属于专科层次，它们大多由过去的中专、职业高中升格而来，在高等院校序列中，位居末席。高职院校在高考中录取分数线不高，连年扩招更使“门槛”设置愈低，客观上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而这个阶段的高职大学生，刚刚摆脱高考的压抑，又还未感受到社会生存的压力，所以许多同学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这部分同学几乎很难参与课堂学习，在接受法律教育时，心智的参与程度也很低，失去了在高职三年唯一能全面、正确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机会。这使得对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相当被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朴素性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带有片面性，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很多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的点击留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同身受而得到的，他们对法律是否公平正义往往带有人云亦云性，或者仅仅用自己内心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因而他们的法律意识处于较低和或日较朴素的层次。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所处的阶段正是他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成熟和完善时期，这个阶段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发展性，一旦脱离这个过程，他们对法律的相当朴素的认知、情感、信仰等都已固定下来，再去培养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难度相当大。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一阶段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涵，认识到在这个过程培养、塑造良好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校园法制教育取得巨大成功，但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然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知识的知晓度较低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虽然零散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仍然较低。我国高职院校只在大一开设了《思想道德修业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该课程法律基础部分课时极为有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让学生获得整体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困难。而且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大多也只重视专业课，轻视法律基础课，上课无精打采，考试敷衍了事。在这种主客观因素联合作用下，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不太可能有较好的法律知识水平。
（二）欠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
高职院校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给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一些法律的基本规范和知识，纵观此教材的法律基础部门，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向大学生们教授一种守法教育。守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仅仅强调守法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因为守法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视野是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和法的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在现阶段的法律教育中，既要加强守法教育，也要让大学生树立一些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例如权利本位的理念，程序公正的理念。
（三）对我国当代法律评价失当
法律评价是人们建立在自身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基础上的对于法和法律现象所作出的评价。正确的法律评价建立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理性的法律理念上。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由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又因其身心发展阶段还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他们对我国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错位和失当，部分大学生过分夸大我国法律不健全和法制建设的困难这一方面，从思想深处蔑视法律的作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一）落实依法治校，营造学校法治环境
高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大学生身边的社会。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高校要坚持落实依法治校，让大学生感觉到法就在身边，自己就在法中。
首先，严格校园纪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师生言行举止，将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开展法制教育，针对不同年龄、专业的大学生的不同心理、生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树立大学生信法、守法意识；最后，邀请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进校园宣传法律知识，举办法律讲座。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健康法律心理
学者们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性而守法，而是由于道德习惯而守法。因此要培养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离不开思想道德观念的教育和培养。在校园里多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远离违法犯罪。
法律心理是低级阶段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联系，是对法律现象自发的、系统的反映形式。积极健康的法律心理能够让大学生克服偏激心理，对法律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更全面、客观、准确的分析。对于大学生某些消极、破坏法律心理的出现，要及时安排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教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解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些心理问题。
（三）积极探索法制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高职院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种方式。唯有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丰富完善教育内容，才能提高大学生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树立起良好的法律意识。
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应当与时俱进，改变过去传统的对法律基础知识点、抽象法律原则概念的传授，把重点放在良好法律意识的培养上。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让大学生背得全部的法律概念，熟悉全部的法律条文，而是让大学生们把知道的法律知识内化为内心的法律信念、法律信仰，从而自觉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守法、遵法、护法的行为。
第二，我国现在的教育方式，大部分是理论灌输式。老师在课堂上讲述一个正确定义，学生们把正确定义背诵下来。这种死板的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阻力大于推动力。因为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大学生背得法律概念、法律条文，而是学会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法制教育最讲究一个“活”字，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美国高校的法律教育多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即师生双向以对话的方式平等交流，剖析案例，争论案例，最终达到以案讲法，以案学法，法为案用的目的。虽然我国与美国分属两大不同的法系，但他们课堂上的让学生更主动，更积极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第三，我国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较为狭窄，仅仅是在大一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该课程法律部分课时少，但法律部分内容庞杂，若照本宣科似的从头至尾完成所有的法律知识教学任务，学生即便非常认真地学习也仅能得到一些浅淡的法律知识而难以有培养良好法律意识的机会，这显然与我们的教育目的是相违背的。所以，一方面需要社会和高校对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加大重视，另一方面，在实践教学上，要优化整合教学内容，不局限于教材，注重培养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权利意识和程序意识等现代法治意识。须知法律意识的培养讲究一个“润物细无声”，法律知识仅为工具，其目的是使具体的法律知识内化为每个大学生的法律精神，这样才能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胡炜文，郭毅玲，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提高――对天水师范学院大学生法律意识结构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2）。
[2]林国强，高职学生法制观念淡漠表征及其发生逻辑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5）。
[3]李丹梅，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