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的精神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学文化 教育生态学 精气神文化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人类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基地。从欧洲中世纪现代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就负有传承文化、研究文化、融合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和使命。大学之大，不但在于大楼和大师，更在于一种无形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之基、发展之根、力量之源。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

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既是社会选择、传承文化的专门场所，又是创新、辐射文化的重要基地。大学之大，关键在于其文化之大。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文化的共性，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体现出对社会文化的价值认同。

大学文化从文化形态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一是包括学校教学、科研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在内的物质文化；二是学校各种规范性、系统性的规章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三是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心理状态、道德情感、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精神文化，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大学精神。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互为影响，共同作用于大学的方方面面。对外形成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吸引力，对内则影响学校成员形成共同的信念、和谐的氛围，产生凝聚力。［1］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大学的文化意识和大学精神与世界先进的大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受大学扩招和外延式发展的影响，大学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较多，建新校区、盖大楼、购买仪器设备、添置图书资料等等，相对忽视了大学校园文化、大学观念以及大学精神的建设与培育。其次，在大学的管理环境上，注重制度管理，多了一些社会行政机构的共性，缺乏文化管理的理念，相对少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第三，我们对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不够。一方面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凝练、研讨重视不足，导致不能科学凝练学校特有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另一方面对学校现有的精神文化宣传不到位，导致社会认同感差，在师生和社会中没有引起广泛的共识。新时期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生存发展、办出特色和获得声誉的根本，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校本特色的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教育生态学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教育生态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最早提出的，指教育应该按照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生态位与生态圈等原理与机制，应用到教育领域，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2］按照教育生态学的观点，大学文化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其特定的文化载体（群落）和环境条件。根据教育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即教育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原理，大学文化建设应当实现和保持大学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其基本内容和要求应包括：

1、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失衡。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衡量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必须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结构的平衡；二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功能的平衡；三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输入和输出的平衡。倘若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就会导致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失衡。

2、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或在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层次结构或同一层次的不同院校间，都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会导致教育资源流向办学理念先进、知识创新能力强、办学质量和效益好的院系或学校，在体现教育投资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的现象。

3、生态位与生态圈。某一物种在生物群落中占据的位置，我们将其称为生态位。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赖于建立高等教育生态圈的人才流、能量流、物质流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精气神”文化建设

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这一概念，是学校在新世纪之初提出来的，其时是基于对校情的摸查与认识、基于对现实困难与挑战的分析、基于对未来发展的筹划与愿景而举起的一面精神旗帜。简言之，就是“师院人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总结赣南师院的历史、又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开创赣南师院的未来”而作出的深度思考。从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到精气神文化，是学校大学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创新。如果说把精气神文化看成是我校的大学文化，那么，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就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大学精神，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而精气神文化不仅应包括精神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精气神文化是经过几代师院人立足赣南老区，根植客家摇篮，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和客家精神，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特有的大学文化。师院“九五”以来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她的生命力所在。同时，她在广大师生和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随着生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研究和建设的重点，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已经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流。因此，为进一步加强精气神文化建设，提高其适应力和时代精神，我们应该用教育生态化的观念和思维来理解和指导精气神文化建设，从而赋予其更深的内涵，使大学校园受到良好的“文化生态气候的湿润”。

1、用教育生态理念分析精气神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高文化的认同感和号召力。

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是精气神文化的核心。深刻理解和把握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的内涵是全体教职员工自觉践行和维护精气神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内涵已提炼为：多谋思变、同心创业，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追求卓越。这24个字内涵丰富，同时具有鲜明的校本特色，其中创业、奋斗、卓越是三个关键词。从教育生态学角度来看，“精气神”的文化内涵高度体现了生态文化平衡的观点，遵循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生态发展动态平衡的规律。首先，“多谋思变”体现了在面对学校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时，主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与措施的理念。其次，“创业、奋斗、不息、开拓”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系统中各生态因子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相互发展的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同心”体现和谐，“艰苦”体现风格，“自强”体现目标，“开拓”体现发展。第三，“追求卓越”体现学校事业在竞争、碰撞以及优胜劣汰后达到新的发展阶段与起点。因此，精气神文化是一种不断提高自我、不断追求卓越、不断发展提升的大学文化。在精气神文化的感召下，全校师生人人能各展其能、人人能提升自我、人人能成长发展。这样，大家对精气神文化的认同感会不断增强，就会自觉带头和践行精气神文化，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社会支持。

2、用教育生态原理指引精气神文化“源”和“流”建设，进一步促使文化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精气神文化建设有两个极点，也是两个关键点，即精气神文化的“源”和“流”。“源”是指精气神文化来自何方，源头在哪里。“流”是指精气神文化流向何处，成效在哪些方面体现。在教育生态学中，“源”和“流”称之为生态圈的起点和终点（新的起点）。首先，精气神文化源自生活、源自实践、源自全体师生，是几代师院人立足赣南老区，根植客家摇篮，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和客家精神，边奋斗边总结，边总结边实践，边实践边提高形成的具有师院特色的文化。因此，在精气神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善于把它与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结合起来，与师院人创业、奋斗、自我实现结合起来，与当地地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源头常有活水来，从而保持精气神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其次，精气神文化流向生活、流向社会、流向师生，在学校的老师、学生、管理者、校友身上打下精气神文化的烙印，这也是大学文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在老师中多倡导“精气神”，在学生中多学习“精气神”，在校友中多弘扬“精气神”，在社会上多宣传“精气神”，使精气神文化成为学校、当地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和“流”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促使精气神文化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精气神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保持其旺盛的活力，真正做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还要做许多具体的工作：精气神文化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精气神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气神文化宣传要进一步拓宽，精气神文化经验要进一步总结；精气神文化进教材、进寝室、进头脑要扎实推进，精气神文化出校园、出成果、见成效要持之以恒。

3、用教育生态理论抓好精气神文化三个层面建设，进一步提高文化的执行力和实效性。

前面提到，大学文化从文化形态角度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精气神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是关键，但也离不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物质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实质。因此，要统筹协调三种文化形态的建设，提高其执行力和实效性。其中，建设生态化校园、推行人性化管理、建设精神家园是抓好精气神文化三个层面建设的重点。

一要着力建设好生态化校园。生态校园能润物细无声地陶冶师生情操，有效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能很好地传播生态文化。生态校园的建设要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要体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首先，校园绿化要实行校园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加强校园各绿化区域之间的连通性，根据校园区域的功能特点尽量实行乔、灌、草立体配置，丰富物种多样性。尽量避免树种单一，层次简单，景观单调的状况，发挥校园森林群落的最大生态效益。其次，有条件的学校校园内实现污水处理循环使用，这是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另外，校园建筑物环保材料的使用以及建筑物的科学采光，垃圾分类和无公害处理，充分利用太阳能等都是生态校园建设中很重要的内容。［3］

二要大力推行人性化管理。学校育人，以学生为主体；学校办学，以教师为主体。大力推进人性化管理，做好文化管理、知识管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精气神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大学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因此，在制度建设上，要以构建和谐校园、激励团队精神为目标，建立与大学相匹配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做到考虑学生多一点、照顾教师多一点、方便群众多一点；在管理过程中，要以教师、学生为中心，做到管理以他们为中心，服务以他们为重点，多一份关爱，多一点宽容；在具体操作中，对师生要办的事情，要做到现场能办的立即办，稍后能办的提前办，不能办的做好解释工作。

三要重点建设好文化家园。办大学实质上就是办文化氛围，或办文化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好文化家园。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曾提出一种“泡菜”理论：“泡菜的味道，主要取决于由糖、盐、生姜、大蒜等构成的泡菜水的味道。同理，大学的教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大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调整好这个泡菜水，营造高品位的文化氛围，构建良好的学术、学习、教学、科研生态，建设好文化家园，让师生在这个氛围中去思考、理解、感悟、创新，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我。文化家园的环境和氛围对师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一个群体中他们是互相影响，可以导致同化的力量。一个人长期置身于一个群体，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就会熏陶成共同的风尚和气质。

参考文献：

［1］周济.大学发展与科学管理［J］.中国高等教育，2007，(5).

生态文化的精神范文第2篇

无论基于何种立场，任何具有想像力并试图走近中国民族精神生活的人，都会对两种独特现象产生好奇:一是精神世界宝座上宗教的缺位;二是伦理道德在精神世界中的主旋律。两种现象都吸引太多的世界目光与本土反思，基于当今学术进展，解开这个文明之谜的难题有二：（1)中国民族到底是“无宗教”还是“不宗教”？(2)宗教缺位与伦理道德的主旋律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彻底的哲学反思发现，以宗教作为文明标i只其实只是一种文明中心主义的独特的文化经验和文明立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真正秘密其实不是“无宗教”’而是“不宗教”。“无宗教”可能是基因缺失，而“不宗教”却是自主选择，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并不稀缺宗教智慧,而只是拒绝走上宗教准确地说以宗教为精神世界顶层设计的文化轨道。对此，梁漱溟先生曾提出“以道德代宗教”，或“以伦理代宗教”，但这种诠释本质上还是一种以西方宗教文明为镜像的在文化策略方面比较被动的“解释性辩护”或“辩护性解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不宗教”的根本原因是“有伦理”，历史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在“有伦理”与“不宗教”之间存在精神哲学的因果关联。借用雅思贝斯“轴心文明”的命题，以宗教为轴心的精神世界，只是文明的一种风情;人类精神世界还有另一种风情,这就是以伦理为轴心的中国文明。宗教与伦理、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中各领风骚并且平分秋色的两大风情，彼此交相辉映，互为异域。在文明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下,人类必须反思，是否因为文化心态与思维方式的偏执而真的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解风情？宗教文明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唯一文化范式，更不能成为主导话语，“不宗教，有伦理”，是中国民族精神世界的独特风情，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国风情”。

有待研究的课题在于，“不宗教”的精神世界因何可能?“有伦理”何以擎天中国民族的精神大厦五千年而成为中国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两大课题，聚焦于一个前沿：中国伦理道德到底是何种精神哲学形态？换句话说，“不宗教”的伦理型文化所缔造的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及其哲学形态是什么？它的历史传统、现代呈现、中国话语是什么？

在这个被全球化、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摧枯拉朽般将多样性世界文明裹挟得趋向同质的时代，人类精神世界和精神文明不仅可能因高度同质化而陷于高度贫乏,而且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对自己所缔造的“世界同一性”沾沾自喜却已经开始接近灭绝深渊的边缘。因为，文明尤其是精神世界多样性的消失，将使得人类在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面前只能“命悬一线”，丧失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那种“为人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对付生存困境”的文化能力，进而一种文明的危机,就是整个人类的危机;一种文明的灭绝，便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灭绝。为此,不仅是基于文化自信’而且是基于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担当，有必要再次完成一种努力，让中国自觉也让世界确认，存在一种独特的精神世界风情,存在一种独特的伦理道德形态，这就是中国风情与中国形态。概言之,如果说以宗教为顶层设计的西方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道德理性形态”，那么，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便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与道德是精神世界的两个基本构造，在文明史上，道德理性形态是在理性化进程中道德的强势最终压过伦理、以理性统摄道德也使道德成为理性的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形态。伦理道德是中国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伦理型文化之所以能与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就在于它创造了这种不仅具有很强的本土适应性，而且内在深刻的文明合理性的精神哲学形态。今天，走向道德理性与走向伦理精神，依然是人类文明体系中的两大壮丽的精神之流，伦理精神正在行进,也必须行进。这，就是我们应当达到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

一、“黑格尔范式”

无论世界如何万种风情，文明的真谙总是一本万象，理一而分殊。如何异中求同，委实是对人类的文化胸怀和哲学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说伦理道德及其由此建构的人的精神世界具有某种形态，如果说人类精神有一个让自己遨游驰骋的世界，如果诸文化传统的精神世界五彩缤纷各领风骚，那么，它首先必须是人的世界，是人的精神的世界，因而不仅是一个可以对话而且根本上是一个共通的世界，否则就不是“人”也不是“人”这个“类”的世界。所以，在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的精神世界的阴阳两极之上，一定有一个“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太极”,这就是伦理道德的“一般”精神哲学形态,或伦理道德所缔造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般”形态。

黑格尔试图思辨性地呈现这一哲学形态，这就是《精神现象学》中所指证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客观精神”形态。在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哲学形态中，伦理与道德是两个基本结构，它们以教化世界为中介，藉此实现精神世界的辩证运动和自我完成。“精神”的内核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是将人从个体性的“单一物”提升为“普遍物”的超越性进程，是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统一的自我实现。伦理世界是个体性与普遍性自然同一的实体性世界，因而是“直接的和自然的精神”;教化世界是精神从自然世界中异化的世界，其特点是抽象的个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在这个意义上是世俗世界或生活世界;道德世界是在生活世界中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实体性，达到个体性与实体性统一的世界，是既具有个体性又回归实体性的主体性世界。伦理世界的精神形态是“实体”，教化世界的精神形态是“个体”，道德世界的精神形态是“主体”，“实体个体--主体”，构成以伦理与道德为基本结构，以生活世界为中介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辩证体系。如果以它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般形态,或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一般”的理论假设，如果将它当作由伦理道德所缔造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黑格尔范式”，那么，有待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便是:其一，它的“一般性”到底如何获得论证？其二,如何化解它所遭遇的现代性挑战？

“黑格尔范式”的最大哲学魅力,在于它与人类文明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契合。借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原始社会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实体状态，私有制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进人教化状态，日后的文明进程中的道德进步，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的实体性与个体性的“伦理和解”，或人的主体性的精神建构过程。如果对人类文明的精神史进行宏大叙事,那么在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中国文明三大谱系中，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老子出关与孔子周游，都极具象征性和表达力地演绎了人类从实体状态进入教化状态的精神旅程。苏格拉底为什么“必须死”？它表达的是希腊文明对于自己实体状态的“悲怆情愫”。苏格拉底的判死的两宗罪,无论“慢神”还是“教唆青年”，其要义都是将处于文明童年的希腊人从阿波罗神庙上所镌刻的“认识你自己”的那种实体意识下分离出来?，是由实体状态走向个体自觉的一次精神裂变,因而苏格拉底必须死,也只能死，文明史上所演绎的只是将这一文明宿命，戏剧化为一个道德范型，似乎隐谕着苏格拉底之后人类文明的道德长征的开始。与之极具相似性的是希伯来文明中的“上帝之怒”。上帝为什么怒？因为伊甸园的全部美好就在于上帝创世纪所造就的那种“你是我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的实体性，然而偷吃智慧果的启蒙，先在亚当和夏娃之间发生了最初也是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别”，即所谓“性别”,接着是人类祖先与他们的创造者或造物主之间的“别”，由于这两种“别”，美好的实体状态崩溃了，由此人类祖先所犯的是解构实体性的“原罪”，被上帝雷霆之怒下逐出伊甸园,走上宗教拯救的漫漫长征，“重回伊甸园”，其实是一次人类精神的伦理回归和道德长征。与之相对照，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的精神本质，是“三代”以前中国先民实体状态的世俗性解构，面对这种解构，处于轴心时代巅峰的中国春秋时代上演了两出具有超越意义并且同样作为日后文明典范的文明活剧。作为智者的老子选择明哲保身的“出关”，出何种“关”？出世俗的教化之关；回归何种状态？回归“大道”的实体状态。孔子选择了己立立人的“周游游”于什么？游于伦理之“和”。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老子出关--孔子周游，表达的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同一个精神主题:实体状态的终结，教化世界的发端，道德拯救的长征的开启。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之间的哲学关系，以及这种拯救的精神哲学真谛,用老子的话语表述就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实体性的大道状态解构为个体性的教化世界,于是便有了也才需要仁义道德的智慧救赎。个体生命的精神进程同样如此。十月怀胎及其生命的婴儿状态,都是人的精神的“两小无猜”的实体状态，一旦产生自我意识,有了“猜”的启蒙，便开始了自然伦理实体瓦解的“别”的进程，由此也就开始了道德教化的精神历程实体状态，是婴儿赤子之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家园的永远的眷念和全部美好的根据所在,正如古希腊、伊甸园、三代是人类精神永远的家园和永远的眷念。人类文明演化史、人的生命发育史，与人类精神发展史不仅相似，而且相通，惟有相通,才具有合理性。黑格尔精神哲学契合人类精神的真理，因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的一般哲学形态。

在黑格尔以伦理与道德为两极，以教化为中介的精神世界的哲学范式中，教化世界的精神哲学意义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必须澄明的问题。在相当意义上,教化世界是生活世界或世俗世界的哲学表达,之所以说“相当意义”,是因为彼此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教化”是相对于伦理世界的自然状态而言，正如黑格尔所说，“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42，“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W43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与精神形态，教化只是“个体在这里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W42,其要义是将人从实体状态中分离出来，从实体状态进入以个体为本质的法权状态。在人的生命发展进程中，这是进人真正的世俗生活的开始,但并不是生命和生命的真理，其真理是对教化的再教化或异化的扬弃，即通过道德在精神世界中将个体提升为主体，回归伦理的实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教化”相对于精神的自然状态即实体状态而言，而生活世界在一般话语中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不过，在教化世界乃至生活世界中，个体与实体的统一，或所谓“精神”只是转换了一种存在形态,在教化世界中精神将自己对象化为财富与国家权力，通过财富与国家权力呈现其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本质及其现象化存在。重要的是，在黑格尔的教化世界中，无论财富还是国家权力,都只是“精神”或“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现象形态，是精神的世俗存在方式或世俗形态。

二、“伦理驿站”的“异乡人”

“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形态，既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形上形态，又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形态。它是一种思辨的形上建构，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其背后又具有很强的历史感，是西方文明史、西方精神史的现象学，按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诠释，“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过程，就是由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日尔曼的西方文明的“哲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因而必然遭遇“西方问题”。

在历史、理论、逻辑上，“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范式遭遇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具前沿意义的课题，就是所谓“异乡人问题”。无论在黑格尔的思辨模型,还是在人类文明和个体生命发展进程中，实体性的伦理状态都是人的精神的家园，也是道德的家园，教化是伦理的异化，用黑格尔的话语，异化是精神使自己变得符合现实，而所谓德性，则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在伦理世界中，人与自己的公共本质,乃至人与人之间是自然同一的，所以无论在宗教或伦理中，“爱”都是共同的和不可动摇的出发点与策源地，因为“爱”的本质是不孤立不独立。作为自然伦理实体的家庭，就是“爱”的精神共同体，因而成为伦理的自然根源;上帝的博爱所创造的也同样是一个爱的实体，不同的是,家庭是爱的自然实体,上帝是爱的终极实体。在教化世界中，个体与实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在财富与国家权力的世俗形态中发生了分离，但这种分离只是精神的异化,是精神本质被遮蔽的结果，因为，教化世界中存在的人是“个体”而不是个人，将人当作“个人”，之所以被黑格尔称作是对人的“一种轻蔑的表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抽象的“个人”，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即所谓实体之“体”，个体是有“体”的，是个人与它的公共本质即所谓“体”的统一,而“个人”则是迷失了自己本质的抽象的非现实的存在,是无“体”即无家园之“人”，因而将人称作“个人”是对“人”,准确地说是对人的“精神”的“轻蔑”。基于对“大道废，有仁义”的由伦理世界向教化世界异化真谛的洞察，中国道德哲学智慧以仁义诠释道德，在日常话语中仁义几乎成为道德的代名词，所谓“仁义道德”，其学理根据在于，仁的本质是“爱”，“仁者爱人”，其精神哲学意义是“合同”;“义”的本质是“别”即区别，而所谓“别”则无论在文明进程还是生命进程中都是一次重要的异化或世俗化，伊甸园的遮羞布和生命进程中由“两小无猜”向“猜”的转化,本质上都是精神发展中针对“别”而产生的“义”的“教化”，“义”的精神哲学意义是“别异”。“仁以合同，义以别异”，合同与别异，分别对应着伦理世界与教化世界，所以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是人的家园，义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仁义不仅是道德的精髓，而且关联和贯通伦理世界、教化世界和道德世界，既是伦理上的造诣，又是教化世界的超越，是对教化的再教化。

难题在于，无论在不同文化传统，还是在人的生命的不同际遇中，伦理的精神家园不仅风情万种，而且不断变化，于是，不仅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而且在同一文化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在同一文明体系的不同社会结构之间，乃至在人生的不同进程,伦理的实体或伦理的家园总是不断变化，于是在伦理上，人人都是“异乡人”,时时都是“异乡人”,完全意义上的伦理“本乡人”并不存在，甚至，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同乡人”也不存在。于是，“异乡人”问题便不仅成为人类精神、成为伦理道德发展的永远的难题，而且也历史地成为影响人类精神史进程的最重要因子。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发现，德性有两种，“伦理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伦理的德性出于风俗习惯，是原生的经验;理智的德性依赖传授与教育，是次生的经验。然而有待破解的精神史之谜是，为何亚里士多德之后，在西方精神史上,古希腊的伦理形态向古罗马的道德形态转化？深层原因就在于这种伦理的“异乡人难题”。因为伦理是原生的经验，可能适合于古希腊城邦这样的内部结构单一而又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在多元与多变的社会中，这种基于一种集体体验和集体记忆的原生经验便难以成为精神的共同家园，于是就内在一种可能或危险：由伦理的异乡人成为道德的异乡人，或由伦理的相对性走向道德的虚无主义。于是，西方精神史便向两个方向行进:其一,寻找某种伦理的“绝对”，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是终极实体，是一切异乡人的绝对的和神圣的精神家园，在对上帝这一终极实体的信仰中，伦理的异乡人难题便迎刃而解;其二，向道德理性方向发展，在道德理性或在道德的普遍法则中，建立人的精神的同一性，于是，古希腊的伦理，在希腊化进程中便演化为古罗马的道德,西方精神史上的伦理形态便向道德形态转化。人们都说，西方文明有两大传统，所谓“两希文明”，其实，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在精神史上具有某种同根性,希伯来文明相当程度上是希腊精神史的自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揭示,在柏拉图的“理念”中巳经存在“上帝”的影子；同样,在亚里士多的“伦理”中，已经存在日后向“道德”转化的基因，内在于古希腊伦理形态中的内在否定性，就是伦理上的“异乡人问题”。

如何破解“异乡人难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思辨了家庭与民族两大自然伦理实体，所谓“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以此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同一性;在《法哲学原理》中，建构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体系，其中，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精神在婚姻、家庭财富、子女教育中获得直接的自由;市民社会是出于“需要的体系”建构的伦理实体，借助司法，在“警察”即公共权力和同业公会中相互成为伦理上的“同乡人”;在伦理实体的最高环节即国家中，精神最终获得真正的现实自由。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头足倒置”,提出“社会存在”的概念，认为伦理道德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总是从他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但如果将“社会存在”的理念贯彻到底，道德不仅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注定人们只能在伦理上互为“异乡人”,而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境遇下也与自己成为伦理上的异乡人。精神世界是否存在伦理上的“同乡人”？马克思又提出了“阶级”的概念，在同一阶级中，人们互为伦理上的本乡人或同乡人。然而，阶级的对立必然导致社会的伦理对峙与精神分裂，因而使伦理的共同精神家园成为不可能。于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理论上就存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可能:伦理，成为道德的敌人。具体地说,因为伦理同乡人的不可能，因为人们只能是伦理上的异乡人，道德便成为不可能。精神世界的社会同一性与自我同一性，首先要求伦理的和解，使伦理的和道德的本乡人和同乡人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伦理与道德的和解，透过教化的现实世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于是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形态要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范式，“异乡人”，准确地说“伦理异乡人”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与难题。异乡人难题不破解，精神世界的前途只能像上文所指证的那样有两种可能:一是寻找伦理实体的绝对，走向终极实体的上帝;一是寻求普遍的道德准则，走向抽象的道德。“两希”传统就是两种可能的历史演绎。然而普遍道德准则因其抽象性，注定只能像康德那样“满怀敬畏”,在现实中很难存在，最后还得借助“上帝存在”的公设，因而“两希传统”在精神世界中具有相交集的特征。现代西方学界如火如荼的关于异乡人的讨论和追问,一定意义上就是内在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哲学中这一难题的延续。

三、“中国问题”?“西方问题”？

假如人类精神世界有共同的家园，假如在理论思辨中存在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或精神哲学范式，“异乡人难题”就是一个伦理的驿站，诸精神哲学传统,诸伦理道德传统在这里相会交集’因对这一难题的不同解决，进而分道扬镳--不仅“两希”文明相分流，而且催生中西方精神世界的两道风情。

“黑格尔范式”由一些基本元素构成。(1)世界的三种形态: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客观精神的世界由这三个世界构成，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而是这三个世界辩证运动的整体;（2)精神的三种形态:实体，个体，主体，精神的发展经历了其中每一种形态,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形态，而是“实体--个体--主体”辩证运动的过程;（3)三个世界、三种形态中,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是基本问题,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现实性及其中介是教化世界。这一范式思辨性地揭示了伦理道德的辩证运动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同样思辨地潜在一系列文化风险，最基本的文化风险就是伦理与道德相分离的倾向，它在西方精神史上表现为道德压过伦理最后取代伦理的过程，以及教化世界祛魅和世俗化。这些文化风险也注定了黑格尔哲学在西方遭遇故意冷落的命运。其实，黑格尔所遭遇的冷落,不是因为它的精神哲学缺乏真理性，至少它在思辨中的真理性是深刻的，而是因为它与西方精神史，或与西方“教化世界”现实之间的过度紧张的关系。结果，原本黑格尔精神哲学应当是康德道德哲学或所谓“道德理性”形态之后的辩证综合,标志着西方精神史和精神哲学一个圆圈的完成,然而，由于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不合时宜”及其遭遇的故意冷落,西方精神哲学的发展失去一次由辩证综合而自力更生的机会，最后止步于“终结论”的哲学觉悟:博大精深和无所不包的黑格尔体系让西方哲学也让西方精神史终结了，所谓“历史终结最后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思辨普遍性的“黑格尔范式”似乎更像是西方精神哲学和精神史的谶语或咒语。

中国伦理道德之作为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在于开辟了在世俗世界中破解“异乡人”难题的特殊路径，从而使“异乡人难题”在中国文明成为纯粹的“异乡问题”即西方问题而非中国问题,进而形成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中国精神哲学的特殊风情。概言之，中国路径有两大要义:一是作为伦理同乡人自然根源的家庭;一是建构同乡人的“忠恕”的伦理能力。人类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才从原始社会走来的历程，决定了在任何文明体系中家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因为血缘智慧不仅是原始社会的最高智慧，也是它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即便最为“现代”的文明，也没有任何一个“超人”可以彻底摆脱家庭或血缘关系这根原始社会留给我们的胳带。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家庭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具有绝对的和本位的地位,不仅是生活世界而且是精神世界的共同家园。梁漱溟先生发现,中国是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而伦理本位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家庭在文化中的绝对地位。中国走向文明的特殊路径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形成所谓“国一家”构造与“国一家”文明。“国家”的文化精髓在于:不仅以“家”为原形缔造“国”，而且终极理想是将“国”变成“家”，所谓“天下一家”。所以，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家与国之间并不存在那种西方式的紧张，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伦理对中国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从理论上阐述和解决了在精神世界中如何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问题。在西方，伦理神圣性的根源是上帝,在中国，伦理神圣性的根源是家庭。而一旦将家庭的逻辑推扩为整个社会的逻辑,达到所谓“天下一家”，“异乡人”也就不存在，至少理论上如此。另一方面，中国伦理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出一种消解“异乡人”的特殊伦理能力，这就是所谓“忠恕之道”或孔子所说的“恕道”。忠恕之道的要义就是一个字:推！即推己及人--对个体来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对社会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世界来说，民胞物与0于是，不仅人我合一,而且天人合一，在这样的伦理逻辑与伦理体系中，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使自己也使他人成为伦理上的本乡人或同乡人。

于是，对中国伦理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伦理异乡人便是一个伪命题至少是一个虚命题，原因很简单，家庭本位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在客观性上消解异乡人;忠恕之道所发展的人的伦理能力或伦理实体建构与认同的能力，在主观性方面使自己也使他人的伦理异乡人成为不可能。当今中国社会，家庭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虽发生重大变化，但其本质没有变，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发现的，20世纪的中国虽然伤痕累累，但唯一强大的还是中国人的家庭，它是中国文明真正的“万里长城”。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深刻的变化,是以“忠恕”为精髓的伦理能力的式微。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忠恕”是道德的金规则，有可能成为“普世伦理”,其实它的最大文化魅力，是在个体的精神品质与精神能力方面扬弃伦理异乡人。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中国伦理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所谓“异乡人难题”，而是以“忠恕”为核心的伦理能力问题。如果缺失这种伦理能力，便可能真的遭遇一个危险的可能:不仅对他人是异乡人，而且对自己也是异乡人，最后，“人人都是异乡人”，同在异乡为异客,于是不仅伦理实体，而且伦理世界将成为不可能，由此，人类将最终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异乡人”不是“中国问题”,伦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和深刻的“中国问题”。由此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面对“异乡人”这个“西方病”，中国人也开始跟着吃药，一旦伦理能力丧失，“西方病”也就感染为“中国病”。也许，这就是当今中国学界方兴未艾的“异乡人讨论”的合理性所在吧。

生态文化的精神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庆精神；物化形态；演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352-02

改革开放以来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演变是按照大庆精神发展的历史时代内容、思想逻辑演进划分的，从稳步发展壮大时期和走向繁荣时期。整个发展过程是连续的，没有发生太大的中断，形成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大庆精神形成的文化遗产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稀缺性。因此，适合全面的开发与利用。

一、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发展壮大时期

1976年到2006年这三十年是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发展壮大时期。在这三十年中，大庆精神以不同的表现样态向世界证明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价值，显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文化活力，并以此为载体印证了大庆精神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

1.基本历史线索

第一，“”结束开启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新时期。“”期间，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直鼓舞全国工人阶级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为支撑濒临崩溃的经济建设艰苦奋斗。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集团，大庆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个是1976年6月，中共大庆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努力争取实现原油产量五千万吨，稳产十年，搞好石油石化，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奋斗目标；一个是1977年4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召开，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进入新阶段。这两个事件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入新时期的标志。

借此东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涌现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的存在样态。第一，电影《创业》重新上映。电影《创业》是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的一部影视作品，1974年底拍摄完成全国公映，引起轰动，但仅仅放映半个月就被“”打入冷宫。经过和邓小平的批示，1976年，“”被打倒，《创业》重见天日。《创业》是最有影响的反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电影。第二，艺术纪录片《大庆战歌》十年冷宫见天日。1966年完成，被“”封杀，“”后上映，是“”后首部反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专题纪录片，当年常以《新闻简报》“加片”形式放映，影响全国。第三，大庆油田结集出版了铁人诗集《大庆凯歌》，197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铁人诗歌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歌为载体反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第四，传记《铁人王进喜》，张怀德，1997年出版；《铁人传》，孙宝范和卢泽洲执笔，2000年出版。第五，1990年电视剧《铁人》热播。第六，1992年建成王铁人手握刹把的高大塑像，矗立于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前。第七，2003年纪念铁人诞辰80周年，话剧《铁人轶事》上演，社会影响巨大。截至2011年，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文学艺术作品数量可观，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链，这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

第二，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发[1981]4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的通知》是大庆精神基本内涵确定的标志性文件。该文件肯定了大庆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也对历时十几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普及大庆式企业加以肯定。以47号文件为起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思想资源日趋成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是黑龙江创业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体系之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的思想资源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核心内容。其表现形态以历史文献为主，包括中央、省市和企业关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各种文件、报告、讲话，包括研究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著作、论文和课题以及报纸杂志等等文献资料、学术成果。

第三，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视察大庆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特殊内容，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文化资源。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大庆，指示“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大油田”；1990年2月25日同志视察大庆，对大庆精神给予全面地阐述和高度的评价，确定了大庆精神基本内涵“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并题词“发扬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2000年8月24日同志再次视察大庆，进一步肯定了大庆精神；1995年9月20日，大庆油田举行开发建设35周年暨5000万吨稳产20周年大会，同志为大会题词“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同志题词“继续发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因为大庆的特殊战略地位，一直是中央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所以，中央领导人与大庆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场，需要更好地保护开发和有效利用。

第四，以二次采油和三次采油，保大庆油田5000万吨石油高产稳产为核心形成了大庆油田特有的石油科技文化资源；以二次创业为核心形成了大庆现代城市综合体、城市名片和城市价值链；由此产生了一批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有重要影响的生产单位、科研机构，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大庆高新区于1992年4月动工建设，同年11月被国务院批准为部级高新区。1995年以后，根据大庆产业发展的实际，分别辟建了宏伟、兴化和林源三个化工园区，经过发展建设，目前形成了一区三园的建设发展格局。2002年开始建设大学城，目前已经初具规模。

第五，1997年1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王启民“新时期铁人”称号。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老铁人和新铁人为核心共同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英雄文化资源，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典型故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代表人物上升为民族英雄，2001年铁人王进喜入选由《半月谈》杂志社主办的《时事资料手册》评出的“百年中国十大人物”；2009年王进喜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个英雄群体，是一个亟待通过多种宣传载体开发的英雄文化资源。

2.主要特点

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价值开始引起大庆和国家的重视，并采取了大量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大庆精神的物化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无形资源也不断得到整理和归纳，形成了大庆精神的社会文化场。大庆精神物化形态注入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和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大庆精神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大庆精神物化形态融入了科技因素。大庆油田要保证5000万吨稳产高产，因此，以二次采油技术和三次采油技术的研发为核心形成了大庆油田科技采油的浪潮。科技因素让大庆精神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二、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基本成型时期

2006年至今是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基本成型时期，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规划来开发和利用。

1.基本历史线索

第一，2006年9月26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开馆，同志题写馆名，这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物化形态重要表现大庆石油工业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等有形文化资源。该馆被评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先进集体”、“中国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红色旅游十大景区”、“中国最具特色旅游目的地”、“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8年6月18日大庆博物馆建成开馆。2009年9月21日大庆石油科技馆落成剪彩，这是国内一流的石油科技馆，是大庆石油会战以来形成的石油科技文化资源的浓缩。2011年5月1日大庆城市规划展示馆建成开馆。一系列各种大型场馆的建成为展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提供了新的载体，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

第二，2009年5月电影《铁人》公映，开创了传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影视剧创作的新时代，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这也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角度来挖掘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无尽的宝藏。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2010年6月18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组织的“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活动开启，截至2011年11月25日已经进行100次宣讲，取得了很大社会效应。2011年6月15日由中共大庆市委宣传部、油田公司宣传部、石油公司宣传部、炼化公司宣传部和中共大庆市委党校联合组织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讲堂”开讲，在大庆全市产生很大反响。通过这一系列的宣讲活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文化现象引起了世人进一步关注。

第四，2009年6月26日同志考察大庆。做出“弘扬大庆精神，推动科学发展”的指示；鼓励大庆实现科学发展，创建百年油田；肯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时代新内涵“三超”精神。2009年龙江省委和中共大庆市委分别做出《龙江省委关于新时期深入学习和弘扬大庆精神的决定》，这是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内涵的阐述，赋予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以新的内涵为契机开发和利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是一个新的时代工程。

2.主要特点

生态文化的精神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生态文化的精神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81-03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大学的培养目标和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文化生态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培养目标和根本任务提出来的。

文化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要求重视事物的动态性、整体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等。文化生态学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1]。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演化规律，有助于增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保证。

一、文化生态学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新视角

（一）文化生态学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方法

文化生态学是生态学研究领域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渗透。由于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即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强调文化核心和适应性、重视事物的整体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等，文化生态学被作为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建设研究等领域。文化是社会系统中的构成要素，文化也同样可以渗透到教育生态系统当中，并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能够把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教育生态系统当中，运用事物普遍联系、整体和互动的观点，分析当前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完善的对策，不仅是一种新的视角，还是一种新的尝试。

（二）文化生态学对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意义

有利于大学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水平和教育效果。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自身系统及其与周围环境系统是互相关联的，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单纯地、孤立地看待一个问题[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探究的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社会主义和大学的文化生态之中，探究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规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有利于校园和谐文化氛围稳定并引领社会和谐发展。大学和谐的文化氛围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把大学文化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包括大学对外宣传的校训、管理体制、办学经验、办学目标等，能够体现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和期望；因此，通过文化生态学视角研究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利于大学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并引领社会的和谐发展。

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觉悟和水平。当前不少大学生被媒体爆出独立能力不强、自控性弱、心理素质差、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存在问题以及身体素质差等问题。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把大学生放在社会主流文化发展当中，能够激发大学生增强综合素质的动力和激情。

二、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现状

（一）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流

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颁发以来，高校组织领导干部和教师积极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文件精神，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兴校之源和育人之本，发挥课堂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确保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时俱进且不断创新。与此同时，高校组织各种活动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关注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协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引导学生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学习，拓宽大学文化的研究视角，整合和创新大学文化特色，提高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和竞争力等。

（二）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存在的问题

民族精神认知及关注欠缺。当前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出现大学生民族精神认知和关注欠缺的消极方面，大学生生活在国内价值观多元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多样化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西方各种思潮对我国的冲击，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民族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民族精神在大学生的脑海里被不断地侵蚀，甚至大部分大学生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民族精神认知。经济全球化的节奏淡化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意识观念，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混淆了大学生的视觉，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一切”等言论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对自己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缺乏应有的坚持和定力。

改革创新精神不足。大学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机构，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改革创新精神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当前高校对学生的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能力的提高，传统教育占绝大部分，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中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培养重视不足甚至某些高校对此忽略；大学教学还是以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为主，教学方法缺乏与时俱进，大部分教师为了评职称把科研当成主业，把教学慢慢当成副业，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钻研和改进教学方法上，因而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缺乏创新和创造的能力，进而导致大学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盲目追求高享受、高物质的生活，缺乏刻苦钻研的改革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形式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24方针”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什么应该坚持和提倡、什么应该抵制和反对，为判断行为得失、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准则和规范。当前高校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表现出形式化，在口头上很重视，但在行动上却给忽略了。高校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没有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没有组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感受到广泛参与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只是一味地让学生熟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相关知识，而不积极倡导使之成为大学生高尚的行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缺乏学校、教师和社会的合力，没有形成一个文化生态系统。

三、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策

（一）从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观”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观指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因子相互作用形成文化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个文化系统，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文化因子，而这些文化因子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系统。分别从每个文化因子教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推进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了系统论的科学指导，从而获得最优的可行方案。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3]。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科学真理和重大创新，是在全面研究和总结人类积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深刻研究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而揭示出社会制度更替的历史规律，该历史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着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系统的大方向。

加强大学生改革创新精神。大学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中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不断丰富大学生的改革创新精神，有助于维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系统的平衡。培养改革创新精神的关键首先在于教育理念的转变和创新意识的增强。在增强创新意识方面，要着重坚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4]。大学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要转变教学理念，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意识。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意识有利于丰富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体系整个系统的内容。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意识是解决大学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形式化问题的有效办法，进而深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性的认识。高校要把对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齐头并进，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理想、道德、文化和遵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认知。加强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认知有助于提升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系统的层次和水平。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历史赋予高校的重要使命。高校应该重视和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对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作用[5]。

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决定着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系统性的方向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写照[6]。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用文化生态学的“环境观”营造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

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生态手段。净化以排除污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本能行为，这种本能行为是需要主体的人去实现的，有了净化，文化生态才不会遭到污染和破坏，文化资源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只有掌握了净化这一建设文化的生态手段，才能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观，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另外，制定抑制文化行为污染的措施，提高人民对文化行为污染的自觉，同时制定相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规范，通过规范形成一种正确的、健康的、持续的价值观。从而为大学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有效的生态手段，提高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有效性。

协调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生态秩序，加强制度文化建设。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相协调，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发展，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了重视，却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生态系统来讲，轻视制度文化建设，有悖于文化生态学平衡性的原则。事实上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影响物质文化建设，以至于影响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一定的制度文化以一定的物质文化为基础，并通过物质文化表现出来，同时反映一定的精神文化。加强学校的制度文化建设，有利于学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施，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生态体系的平衡。

（三）用文化生态学的“资源观”丰富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资源

首先，更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生态资源。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每个因素都时刻在运动着，意味着文化系统时刻进行信息、能量的交换和更替，文化系统里的文化因子功能退役的时候，就必须更新文化要素，所以创新文化也是文化生态学要坚持的原则之一。文化创新过程中应坚持连续性和客观性，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创新。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同时应该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继承借鉴好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文化创新不能主观臆断创新，那样会导致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

其次，合理有序管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态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大的文化资源，要使得这个文化资源得到最优最合理的利用，就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在不同的领域突出其文化要素的重要性，针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要适时地调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的侧重性，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过程中，要增强学生文化生态学“资源观”的教育，培养学生根据当前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学以致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反作用。

综上所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缺乏生态意识所致，如果能将文化生态学的整体性、系统性、资源观和环境观用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更有利于解决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问题，使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这个系统更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JulianHSteward）.文化生态学[J].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2007，（2）：107.

[2]朱丽华，徐兴奎.论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制度文化建设[J].中国成人教育，2011，（3）：8.

[3]吕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前言，2009，（10）：10.

[4]陈驰.强化对大学生改革创新精神的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0，（6）：173.

[5]潘先银.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08，（1）：32.

[6]冯天瑜.文化生态学论纲[J].知识工程，1990，（4）.

[7]刘雪琴.大学和谐校园建设的文化生态学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1.

[8].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07-1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