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第1篇

会议审议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2015年工作报告和决算报告，以及2016年工作计划、预算报告、“纺织之光”科技项目、教育项目、“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和全国纺织行业技能人才的工作计划。此外，因工作原因，杨世滨辞去在基金会任职的理事职务，经会议投票选举一致同意增补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瞿静为基金会理事。

高勇在发言中指出，尽管2015年纺织业运行增速放缓，但在整个工业领域表现良好，在供给侧改革、“三品”战略行动中走在了前列，有力支撑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国内纺织品出口出现负增长，但行业科技进步的脚步没有停止，人才培养的力度明显提升。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支持行业科技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明显。去年评选出的科技奖项目，很多都是“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的重点攻关项目，经过多年的积累，成果开始显现，有些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甚至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截至2015年底，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已累计表彰奖励纺织科技奖1 071项、优秀教师和学生共计3 332名、优秀教学成果奖780项、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67项、应用基础研究35项、科技成果推广53项、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123名、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11人及16家获奖单位。自1997年至今用于公益活动支出约5 200余万元，对促进纺织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截至2015年底，基金会规模已达1.12亿元，其中2015年度公益性支出超过891万元，2016年度公益项目支出安排将增加9%，达到971万元。2016年基金会将围绕“十三五”纺织强国建设目标，继续做好筹资工作，保持基金规模稳定增长；继续支持行业科技教育等公益活动的开展，既要节俭资金，又要加强使用公益资金项目的全过程监督、评估和总结；同时充分利用媒体平台，继续做好基金会的宣传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的内部管理。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第2篇

一、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为女职工权益实现提供了契机

1999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全球契约倡议。2000年7月，全球契约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国现有240多家企业加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是全球契约10项基本原则之一。

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及性骚扰，是SA 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重要指标。从21世纪初开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SA 8000到ISO 26000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的一次质的飞跃和价值提升。2010年11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了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指南，提出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是否存在歧视行为是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标准要求企业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而职工则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2005年10月，中国立法首次提及社会责任。2007年12月，首个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部颁规章出台。2013年11月12日，中央文件首次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并首次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这种对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就业歧视的空前高度关注，为女职工权益实现提供了契机。

二、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实践和内驱力

(一)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实践

2005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推出了国内第一个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指南CSC 9000T。早在2012年国家立法规定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义务之前，其《实施指导文件》就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各种形式的性骚扰。现已有300多家国内企业采纳了该项标准。2013年8月28日，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会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第八次报告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先进经验正在发挥辐射功能。

由于上市公司更关注企业形象及其所带来的股东利益，所以社会责任在上市公司中更容易推行。在社会责任报告的688家中国企业中，上市公司占76.0%。例如，中信银行根据行业指南在落实三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方面成效卓著。据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工会介绍，该分行现有职工1127名，其中女职工697名，占61.85%。该分行工会推出准妈妈关爱计划，给相关单位负责人发送关爱通知。其关爱内容主要包括:(1)产前关爱，规定准妈妈登记备案，领取徽章;工会赠送防辐射服和孕期指导书;实行弹性工时制度;孕妇错开高峰期上班，领取交通补贴;建立顶班制度，安排30岁以上高危孕妇在怀孕初期3个月、产前2个月可以减轻工作强度或在家静养。(2)生育医疗关爱，工会预约产科专家，实行一对一导医服务。(3)产后关爱，单位建母婴关爱室，提供沙发、存放母乳冰箱、宣传栏、孕期书籍、胎教音乐等设施，使哺乳期女职工用来体息、哺乳或挤乳、听知识讲座等。截至2014年3月31日，该分行共有51位准妈妈已享受此项关爱计划，领取了分行统一购买的高级防辐射服、怀孕徽章和孕期保健书籍，且获得交通补贴等福利。

作为已建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国企，对三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不仅能够落实，而且工会有条件为准妈妈争取高于法定标准的待遇。而在非公企业，三期女职工的境遇则往往令人堪忧，需要立法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

(二)立法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

用工风险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管理者首要关注的是考评标准和责任风险，因此，立法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引导。一方面将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纳入管理者政绩考评标准和责任评定体系，表彰平等雇佣先进单位和个人，追究就业歧视实施者及其主管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设置推定解雇制度，防止用人单位利益驱动下规避法律的行为。分类制定社会责任标准，降低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以防止相对较高的保护标准伤害被保护对象，从而杜绝现存的排挤孕妇现象。例如，32岁的汪某在某物业公司任会计，她在流产后怀孕，惊喜之余担心受到排挤。2012年该公司发生火灾之后，恶劣的环境令其出现下肢浮肿等病症，汪某根据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向公司请假保胎。该公司却以汪某将商户充水卡款据为已有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该案经过法院审理，虽然否定了汪某侵吞公款的事实，但法官考虑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裁决难以执行，只能选择调解方式，最终以该公司支付汪某1万多元现金，双方达成和解结案。本案在非公企业具有代表性。可见，并非法律禁止解雇怀孕女职工即可消除对此类特殊保护群体的就业歧视，相反，法律保护标准愈高，愈需要雇主及其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和企业的内部约束机制。因为，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对合作的依赖性远高于普通民商事合同，即使原告获得胜诉判决，也很难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正如承办本案的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张立鹏法官所言:企业不仅仅要追求利润，实现经济效益，而且应当承担起保障怀孕女职工职业稳定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第3篇

女孩叫巧婷，年仅十四岁，是丈夫乡下的一个远房表妹，她的父母在她年幼的时候就相继去世，她兄妹三人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上一年，她哥哥考上了大学，可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读书，幸得乡亲父老们的帮助，为他们凑足了第一学期的费用。正在读初中的巧婷放弃了学业，只身来到省城，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帮家里渡过难关。

“我能进入你的工厂做工吗？”她怯怯地问我。

对于她的处境，我深表同情，但我不得不如实告诉她，工厂是不雇用童工的。

“那就让我做你家的保姆吧。我可以带小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什么活儿我都可以做。”

我想告诉她我雇不起保姆，但看到她那充满企盼和哀求的目光，我始终开不了口。其实，当时我家的境况也很困难，上有三个年迈的老人——九十多岁的祖婆和七十多岁的公公婆婆，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子，还有失业在家的小叔叔和寄居在这里读书的外甥，一大家人仅靠我和丈夫微薄的工资维持，也是捉襟见肘。但我怎么忍心拒绝一个向我寻求帮助的小女孩呢？何况她是丈夫的亲戚。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家里家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饭菜巳经做好了，平时都是我回家才做饭的。婆婆说：“早上你们出门上班后，巧婷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她真是个勤快的孩子呢。”

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的工作很忙，家里的事都顾不上，还多亏了巧婷。婆婆常在我面前夸奖她：“无论做饭还是洗衣服、打扫卫生，她都是抢着去干。”

我每个月付给巧婷一份很低的工资，偶尔也在工资以外多付她一点钱，她不肯要，我说是我支助她哥哥上大学的，她才千恩万谢地收下了。她每月留下十块钱给自己零用，其余的全部寄回家。她偶尔也写信给家里，说她在这里过得很好。

两年后，我所在的纺织厂扩大生产，开始招一批工人。巧婷央求我让她进厂工作，她调皮地朝我笑笑，说：“我巳经满十六岁了，你不再说我是童工了吧？”

我没有理由拒绝她，但工厂里都是技术活，她能做什么呢？

“我可以尝试做清洁工。”她说。

好吧，对这样诚挚的要求和愿望，我还能说什么呢。巧婷终于如愿如偿地进入了纺织厂，并搬到厂里的集体宿舍去住。

不久，我在厂里听到许多人都在议论巧婷，说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待人热情且有责任心的好姑娘，连最挑人毛病的几个老工人也对她夸奖有加。

“我想当一名挡车工。”一天，巧婷又对我说。

挡车工是一份辛苦而且技术精细的活儿，非身手灵敏的人是不能做的，我怀疑瘦小的巧婷是否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否能在两秒钟内接好一个线头。但我还是想让她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于是把她调进了织布车间。

三个月后，我得到一个报告：巧婷一人操作四台机器，织出的布疵点少，质量合格率高。她以勤劳苦干、技艺超人和踏实做事的精神成了织布车间的佼佼者，博得了全厂上下的赞美。巧婷的表现，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在纺织厂干了三年，巧婷提出辞职。我问她今后的打算，她说回乡下发展，具体做什么她没说。看她去意已决，我没有挽留她。

大约两年后，我和丈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巧婷听到我们回来的消息，很快就赶来了，她说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我们跟着她，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这里有一大片厂房模样的建筑物。巧婷指着这些厂房告诉我们，这是她开的纺织厂。

我感到很吃惊：几年前还要求在我家当保姆的小姑娘，如今竟然成了一个纺织厂的老板！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再看工厂的大门，赫然挂着“巧婷纺织厂”的招牌，我才相信这是事实。

在巧婷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她的工厂。厂子虽小，但设备齐全，机器在“隆隆”地运转，工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在工厂转了一圈，我们来到巧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巧婷对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哥哥，大学毕业后放弃分配到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家乡与她一起经营纺织厂。有了哥哥的帮助，她的事业更是如虎添翼。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第4篇

“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造了一个‘新八棉’。”新疆天宏纸业股份公司董事长王世超对出兵棉纺业首战告捷内心充满喜悦。

天宏新八棉产业有限公司2005年3月正式挂牌。虽然天宏方面反复强调“新八棉”与“老八棉”毫无任何关系，但只要走进八一棉纺织厂大门，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关联程度实在不低。

一进厂门，右侧一幅大型标牌十分醒目，“建50万锭棉纺工业园，打造棉花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中国彩色棉生产基地”。能如此响亮地喊出这样的口号，“老八棉”显然得到了强有力的外援。

在八一棉纺织厂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时出手相援的就是新疆天宏，八一棉纺织厂的品牌效应让天宏不忍割弃，于是，它所注册的新公司仍然打出了“八棉”的旗号。天宏新八棉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6亿元人民币，新疆天宏以现金出资占51％的股份。农八师一三二团以2万亩土地入股，新疆银力集团以先进的轧花生产线和厂房入股，新疆天融投资集团以“老八棉”的土地和厂房出资。

“员工基本上来自‘老八棉’。”王世超说，“但‘新八棉’10万锭用工只有500多人，万锭用工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仅此一项单位用工成本每吨即可节省600元。而‘老八棉’10万多锭用工接近万人。”

王世超点出了“新八棉”最新的一点。

“‘八棉’高峰时有员工9600人，号称万人大厂，那是在1998年。”一位“八棉”资深中层管理人员介绍，“1995年开始，‘八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经历了30多年的辉煌后，八一棉纺织厂几年前走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职工2个月领不上工资，库房里没有1斤原棉，全厂每天亏损34万元。时任八一棉纺集团董事长的张广新甚至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了辞职报告。

张广新曾将“八棉”走入困境的原因归结为“三多三少”：大路产品多，名优特产品少；初加工产品多，精加工、深加工产品少；平销、滞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技术改造与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同步进行，管理模式陈旧，人员不断扩张，新增效益很快就被新增负担所噬。

八一棉纺织厂“七五”期间曾投入3．2亿元技改资金，其中的1．83亿元来自银行贷款。1997年底，“八棉”的银行长期贷款高达2．3亿元，每年仅支付银行利息就需几千万元。技改使“八棉”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扩张，但效益却没有同步增长。

1985年，“八棉”每百元投入可创利税17．2元，到了1997年，同样的投入只能创造7．5元的利税。1998年，“八棉”管理和财务费用合计高达8000万元，以该厂当年预测的销售收入4亿元计，只有当销售利润达到20％以上时，才能核销管理和财务费用。而“八棉”历史上最好的年度，销售利润只有11％，上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只能维持在5％左右。

“在原有基础上的规模扩张、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久评价。

上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棉”陷入了困境。

1999年10月，“八棉”有幸成为石河子垦区第一家获得国家债转股额度的企业，“八棉”的部分债务将转为国家股权。当时，托管这份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尚未正式在石河子露面。然而，“八棉”管理层的欣然之色已露于言表，他们甚至初步预测出21世纪最初一年的利润额。有关人士认为，“八棉”在世纪之末，搭上了国企改革的快车，这是老“三八”企业中最先显露出的一线曙光。

然而，5年之后，“八棉”最为期待的却是早日退出债转股，并迫切希望早日破产。他们希望“八毛”的模式尽快在这里重演。“等‘八棉’破产之后，天宏才会真正介入。”一位天宏的高管明确地表示。

“天业把盐化工做起来了，天富正在打煤炭的主意，天宏的主业是造纸，但原料始终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天宏该如何发展？”王世超去年赴任后便开始思索这一问题。白色的棉花引起他极其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他与棉花种植打了许多年交道。

天宏新八棉出师第一役告捷更坚定了决策层的信心，而天宏主业的扩张恰巧也与农八师建立百万锭轻纺城的目标不谋而合。“如果重组‘八棉’成功，老厂区的纺锭规模就可以达到55万锭。”王世超对此信心十足，“天宏还准备重组银河纺织，那里还有6万锭。”

王世超也有一些忧虑，“即使达到60万纺锭的规模，按照现在的用工定额，也只能消化‘八棉’3000名职工，还有3000人需要分流。”按照天宏规划的蓝图，所有这些将在“十一五”期间完成。

但是，更加困扰新疆棉纺业发展的另一深层次原因是产业一体化问题。“农八师1994年就提出构建棉花产业链，但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理想中的产业链一直没有形成。”钟久说。

有关资料显示，中西部棉纺企业总的来说都不景气，有赢利的棉纺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东部服装业相对发达，很多企业形成了棉纱－－织布－－服装的一体化产业链。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初级纺织品的需求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快交货”的特点，大路货需求萎缩。漫长的运输线加之产品更新速度迟缓，使得具有棉花资源优势的新疆棉纺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

因为产业链的缺失，“八棉”长期以来只能处于棉纺产业链的最低端，大量的产品只是工业用纱和中间织布，离终端消费市场的距离十分遥远。“白雪莲”牌棉纱、棉布经过多层次的再加工，进入消费市场时，“白雪莲”已无影无踪。

几年前，“八棉”一位厂领导出国考察时惊喜地发现，名扬世界的“佐丹奴”牌服装其棉织品的用纱，就含有“白雪莲”牌精梳纱。这样的事例有多少？“八棉”人自己也难以考证。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第5篇

刘鸿生：“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但这样一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却逐渐发现自己终究是个小伙计。

事情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中国经济面临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刘鸿生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①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请刘鸿生吃饭，穆藕初作陪。蒋说：“鸿生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我已清楚了解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断然来后方办工厂，精神实在可嘉，令人钦佩之至。今晚我只请你同穆藕初两个人便饭，穆藕老可作证，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一千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③

后来的事实是，刘鸿生再一次遭到了耍弄。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4.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他后来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 ④

穆藕初：被“撤职查办”的农本局总经理

穆藕初（1876―1943），名湘，上海浦东人。早年入棉花行学徒，后任上海江海关办事员、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当年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任经理。此后，相继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由于引进和率先实践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穆藕初的企业经营一度大获成功，享有“棉纱大王”之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推崇。后来退出实业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至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穆藕初有过表白，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他毕竟不适应官场游戏，最终在农本局总经理任上栽了跟头。农本局于1936年春在南京成立，原是国民政府对农业运销的统制机构，抗战后隶属经济部。1941年1月农本局改组，划出粮食方面的业务，主要任务是购销棉花、棉纱、棉布及其增产平价。穆藕初到任后，即对局务实施严格管理。例如，规定棉花棉纱棉布由政府统一购销，棉花部分交工厂加工成所谓洋纱，部分让民间纺户代纺成土纱，用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成的布料，农本局办事处销售，称为“平价布”，以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1942年9月，发生了“福生蓉庄案”。此事惊动了当局，、翁文灏严令穆藕初迅即查办，限期具报。

11月2日，穆藕初出席全国总动员会议。主持，军需总长陈良抱怨：军用棉花，一斤还未收到。蒋问是怎么回事？经济部长翁文灏说：此事应由农本局回答。穆藕初反映：物资局的行政手续不妥，还有敲诈行为。蒋面露不悦，一边的翁文灏和物资局的官僚还在互相推诿，蒋很不耐烦，问：“究竟责任在谁？”翁文灏咬定：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藕初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藕初训了一通。开完会，穆藕初回到农本局，对人说：糟了，糟了！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刊登中央社讯：“农本局总经理穆湘，对于业务阳奉阴违，相诿卸责，贻误要公情事，当局已有令将其撤职查办。”当日，穆藕初致信友人：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静养……⑤

穆藕初离职的真正原因，有这样几种分析。1.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有人认为：“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2.妨碍了官僚集团的攫取财富。有人说：“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在那次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对农本局的工作提出指责，穆藕初原可以坦然说明，“但穆先生在平时受了官僚许多气，一听见陈良的攻击，随即侃侃而道，把经过情形和盘托出，说了许多话。”这种刚正不阿的书生气引致了更大的嫉恨。3.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因为“穆藕初和黄炎培很要好，黄炎培在抗战后期是反对的，他的文字当时重庆各报都不登载，他的诗文便送到农本局来交《农本副刊》发表”。⑥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次年2月4日，国民政府褒奖令，称穆藕初“志行忠贞，学识明达，创办纱厂，成绩卓著”，在农本局等部任职期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良非浅鲜，近以积劳病逝，良深悼惜，应予褒扬，以彰勋”云云。⑦

陈光甫：“欲罢不能”的财政委员会主任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银行监督、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北伐战争时期，陈光甫开始了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起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被委派为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无非是看中自己的钱和在金融界的声望，对此，陈光甫心知肚明。1927年3月，在获悉的任命之后，陈光甫致电唐寿民征询意见：“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唐回复：“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沪财政，蒋已派人不少。宋前日专轮来沪，据云：拟商互让和平办法。财委，鄙意待宋到，晤商再决。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于是，陈光甫呈函，流露出犹豫退辞之意：“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之期望耳。乃尊意复拟以财次一职见委，益使辉德彷徨莫知所措。自维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倘贸然拜命，深恐徒误国事，无补时艰，诚非所以报知遇之道也。”当然不允，明示如下：“财次万难辞退，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财会既成立，请速执行职权，将各项征收机关分国家与地方，从新由财会及财部名义收回。……以后江北肃清，政府基础稳固，建设亟须开始，全仗诸公群策群力，奠定国基。万望毅然出任，勿稍退辞。”⑧

上任伊始，陈光甫果然身手不凡，一方面迅即推动华侨认捐，一方面托钱新之转呈10万元汇票，以示资助。同年9月，陈光甫遭丧亲之痛，马上发电：“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陈光甫则“远蒙垂唁，感泣至深”。⑨

尽管和政府走得很近，这位表面风光的银行家仍然有苦难言，满腹牢骚。1928年，陈光甫在给同行好友的信中写道：“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解，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口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造物夺人，乘除不已。哲学家好笑吾人贪而无功，为不知进退之徒也。”⑩ 这番表白，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世相写真。

张公权：“栗栗危惧”的中央银行总裁

张公权（1889―1979），名嘉，上海宝山人。1901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提任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30年代起，张公权出任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多项重要职务，计有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

张公权厌恶官场习气，为此而弃官就商，投身金融界以后，曾以“敢于抗命”著称。他服务的中国银行具有半官方色彩，为了替北洋政府“破落户的财政”撑台面，中国银行垫款达1000多万元。1916年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那年张公权30岁，血气方刚，感到“停兑”事关重大，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等于自取灭亡。他和当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研究之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国银行之桎梏”，于是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奉命停兑，中国银行却照样兑现。那天，汉口路三号中行门前人山人海，等候兑现的队伍延绵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一场风暴渐渐平息，张公权意识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吸收的存款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媒体则把张公权和宋汉章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不过，牛人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体制，张公权在强权政治面前逐渐没有了脾气。1933年8月，致电中国银行张公权等人，已有颐指气使之象：“西北为国家边防所寄，甘肃尤为西北重心”，“查甘省收支虽不甚悬殊，而金融停滞，必先筹得一宗周转基金，乃可着手进行。现该省府派财政厅长朱铎民到沪接洽，极知兄等关怀大局，务望鼎力援助，予以便利，俾有成就。一切详情由朱君面达，恕不缕缕。”

1947年1月2日，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正过元旦，不料蒋经国不期而至，带来了的密函，内称政府即将改组，要张部署完东北经济方面的人事与组织，以免临时仓皇。张公权在《自述》中写道：“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惧。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当即拟一函，托经国兄带回面呈。大意如下‘……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2月27日，张公权奉命到达南京，28日，面见，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具体过程，张的《日记》有如下记载：蒋“对于金融事，极不放心，故决定先发表我为中央银行总裁”，“当答以照今日经济、财政、金融情形，非中央银行单独力量所能挽救；且以本人能力薄弱，恐难有所贡献。设政府改组，有通盘计划，当勉尽棉薄”，“余再告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且以向与党部毫无关系，深恐不能取得党方合作，办事难免捉襟见肘，至为忧虑。主席答云：‘党方上级干部无问题。’”“今日此一决定，可称为余一生过程中一重大转变，心中栗栗危惧。”

在栗栗危惧中，张公权当了中央银行总裁。仅过半年，他黯然离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②④出自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③⑤⑥⑦分别出自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80-682页、第681-682页、第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