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2－0012－07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近些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手工业同样经历了一个繁荣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生产部门也同样是遍布乡村农户家庭的棉纺织业。尽管在漫长的几千年里，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始终是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外观上看似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排除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演进，也不排除在家庭外部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都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其对劳动生产率乃至社会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这种发展状况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比具有哪些异同呢?本文将在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新的解释。

一、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这是自古以来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的劳动分工形式。农民家庭纺纱织布，最初只是为了满足自家衣被消费，是一种自给性生产。直到明代多数地区的棉纺织业还仅仅作为农家副业而存在，一般在农隙或农闲季节，由妇女从事。从明清时期各州府县志等史料的记载看，农户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基本上延续着古老的男耕女织形式。如崇祯年保定府蠡县志记载，该县“男务农桑，女勤织”。再如万历年间冀州枣强县志记载，“庶民，男力耕作，女勤纺绩”。不仅在北方各地，即使在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只不过“男耕”种植的大多是棉花而已。如乾隆年嘉定县志记载，“嘉邑之男，以棉花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为务。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除地方志外，其他史料记载也可以佐证农户纺织业经营的劳动力是家庭妇女。明人董宪良的《织布谣》中描述：“朝拾园中花，暮作机上纱，妇织不停手，姑纺不停车”。此乃在同一家庭内部姑嫂二人从植棉到织布过程的描述，虽然没说男人在干什么，但纺织的过程显然没有男人参加。另据朱凤洲的《棉布谣》中云：“大妇弓弹中妇绩，绿鬟小妇当窗织。”可见，老中青妇女是纺织工序各个环节的劳动力。许多学者认为，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这种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之所以生生不息，主要是因为在手工生产技术条件下，土地耕作的劳动强度较大，女性劳动力难以胜任。加之女人自幼裹足的陋习和忌讳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以致女性劳动力只能足不出户从事家内纺织。但李伯重认为，在江南地区，所谓“男耕女织”并非自古而然的现象，而是自明代后期以来才充分发展并逐渐普及的农家男女劳动分工的模式。在此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夫妇并作”的劳动方式，即农家男女共同耕作，也共同纺织，即男女劳动力都亦耕亦织。彭慕兰十分赞同李伯重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男耕女织”也许只是一种文体修辞的需要，代表不了历史的真实情况。毋庸讳言，彭慕兰的看法显然与诸多的史料记载不相符，而李伯重对江南地区的研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也未必具有普遍的意义。从总体上说，尽管农忙时节妇女可能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田劳作，但男耕女织的分工形式在传统农业社会应该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到明末清初，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耕地有限，且棉纺织业收益较高，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以至偿债付息完粮，越来越依赖棉纺织的收入，甚至要依靠妇女纺织的收入支付半年以上的食用。即所谓“耕不足恃，恒赖此支半载食用”。于是，许多男性劳动力也加入了纺织业的劳动力队伍。起初，男性劳动力只是起辅助作用。如道光年《南宫县志》记载，“妇人皆务绩纺，男子无事亦佐之”。再如，道光年《济南府志・风俗志》记载，“乡中妇女勤纺织，男子冬月无事，抱儿负暄，使妇不旷织”。这是描绘家庭中男人哄孩子不哭闹，以不耽误妇女纺织的温馨图景。但后来，男人则直接参与纺织工作。在郑昌淦搜集的大量清代地方史志资料中对此多有记载。如直隶顺天府“邑民重农，闲暇时，男妇均以纺织为业”。直隶栾城县“男女勤纺，共操作”。直隶故城县“西乡吴茂等村，每村公作地窖一二处不等，冬夜入之，男纺女织，以省油炬”。直隶乐亭县“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河南正阳县陡沟店，“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四川绥定府“单寒指甲，以纺织为生，则男女并力”。贵州兴义县“全郡男资以织，女资以纺”。从这些史料看，起码在上述地区，纺织业劳动力不再只限于妇女，家庭中原有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劳动分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为男女共同从事纺织业，有男纺女织，也有女纺男织。但令人费解的是，郑昌淦搜集的大量清代地方史志只是证明在北方及内地诸省有这种变化，而在江南的史志中则几乎未见此类记载。这是否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的观点呢?李伯重认为，在明代前中期的江南，男子的劳动在农家纺织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嘉靖年间《昆山县志》就有“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妇人或不如也”。崇祯年间《常熟县志》中也有“农事尽力，于耕隙则男女纺绩”之说。但到清代，农家男子逐渐退出了棉纺织生产。这种退出恰是纺织生产由妇女专业化从事的表现。看来，在家庭劳动分工方面，南北方的差异性确实是存在的。大概是北方漫长的冬季农闲季节，使男性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当时最赚钱的纺织工作。

在江南的清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女织男贩的形式。在明清时期，农民纺纱织布除部分自用外，主要是为了出售，以资换取自家食用或纳税偿息所需。

许多农家妇女自织自卖。如正德《松江府志》云：“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后抱纱以出，无顷刻间”。可见，农村妇女自纺自卖，早晨来到集市，卖掉棉纱，买人棉花回家，第二天早晨又来到集市出卖棉纱，再买棉花，周而复始。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女织男贩的记载，如崇祯年《松江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文人徐献忠《布赋》一文，其中写到：“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纷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这段描述比较生动，它记录了农妇辛苦织成的棉布，由其丈夫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之后，希望能卖上好价钱，极力宣扬自己的布如何质地优良。为了能让布商买下自己的棉布，竟然像对待父亲那样恭敬。好容易将货脱手后，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去了。万历年嘉兴《秀水县志》云：“县西二十七里，新城镇，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嘉庆年湖南慈利县也有“女织男贩”的记录。清咸丰年问，山东滨州也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布而贸于市”的记载。当然这些史料说明的女织男贩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家男人专事卖布，他们很可能是兼营者。或者说，这种女织男贩的家庭分工可能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也应该属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变化的一种迹象。

二、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对传统农业社会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分工应该是大生产的产物，起码应该在手工业工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是在小农家庭内部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农家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不仅决定了其生产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很低，而且不可能有继续细化的可能性。李伯重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这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理论范式。而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是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手工工场也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织业中，纺和织两项工作主要也是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承担的。如果忽视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就等于忽视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否定小农家庭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棉纺织行业内部分工逐步细化的许多史料，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缺乏经验支持的。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曾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根据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论述，将社会分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二是某一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分离。遵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对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明清时期，棉纺织业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步细化，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布、工具制造等，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轧花是农家纺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据明代崇祯年《太仓州志》记载，“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在清代，许多史料中有雇工轧花的记载。据彭泽益对清代史料的整理，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这种雇工是季节性的，对生产关系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判断是从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做出的，如果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既然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均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弹花，又有专门从事弹花的劳动力，应该说轧花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出现了。李伯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轧花业的独立与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有密切联系。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在乡村，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在棉花收获的季节为自己和邻居轧花，当然不是义务的，可能会通过农户间日常劳动互换的方式。或者备有轧车的季节性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季节性的兼业者，但从分工的角度看，他们把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独立出来了，使轧花与棉纺织等其他生产环节相分离。李伯重的这种猜测虽然缺少史料证明，但试想一下，直到近现代时期乡村仍然不乏走街串巷的轧花、弹花人，可见这种猜测是符合史实的。

行业分工中最重要的是纺与织的分离。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单纯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如《松江府志》记载明人诗云：“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明代正德年间《金山卫志》记载：“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明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浙江嘉善的魏塘等地，“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据光绪年重修的《嘉定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木棉谱》中记载，乾隆年，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又“棉纱成红，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日经团”。《巨野县志》记载，道光年，“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再如，乾隆中叶河南《孟县志》中的记载，“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可见，这里的纺纱和织布是有分工的。纺户买花纺成线，售与机户，赚取花价以外的工钱，机户再买纱织布，赚取花线价以外的工钱。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在江南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纺户和织户。只是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当时这种专业纺户和织户各有多少。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由于纺纱的收益大大低于织布的收益，单事纺纱，顶多只能补偿工食，一般农户不会愿意单事纺纱，农家只能利用老弱劳动力，附庸于织布。因此，在明清时期纺与织基本上没有分离。然而，这种判断似乎缺少说服力。因为，一方面上述历史资料已经能够证明“穷民无本”、孤苦寡妇或者“不善织”的情况，必然引起专业纺户的出现；另一方面在自由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纺

与织之间的收益差距会通过供给与需求的波动自发地得到调节。在农户或小生产者之间纺与织的分工已经出现，但从总体上看，棉纺织基本上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三、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做出这一判断的。在15世纪前后的欧洲，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分工在城乡之间出现。农村中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在靠近水车的地方生产布坯，城市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基本退出纺线织布的生产过程，而主要从事呢绒的后期加工业。他们从农村呢绒制造商处取得大量白坯进行加工，经过起毛、割绒、轧光、染色等工序使其变得整洁，成品由外国或英格兰商人出口欧陆或其他地区。在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的棉纺织业中的棉布加工业与英格兰相似，也是逐渐从乡村棉纺织业中分离出来，并集中于城镇，形成了独立的行业。据许多史料的记载，江南农家生产出来的棉布，除农家自用部分在本地小染房染色外，其余则由商人收购后送到城镇进行加工，然后再运输到全国各地销售。棉布加工主要是棉布的染色、踹光两道工序。踹光是将染好以后皱缩的布用木轴卷起，置于凹形巨石(也称元宝石)中，踹匠以脚踹之，以将布砑光。踹布毋需特殊技术，但要极强壮的男劳动力，经常夜做，故踹匠也要专业化。早在明代，松江一代染踹业既有发展。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巨店首尚佳石”。可见，芜湖是当时最重要的棉布加工业中心。芜湖的大染坊以具备上好的碾石而出名，据称碾石的优劣直接影响布匹的质量，一块上好的碾石可值十余金。踹布最初是由染坊兼营的，而且在明代一般规模不大。

清代以后，尤其在康乾盛世年间，染踹业快速发展。主要的变化，一是踹布业与染布业分离自成一业，形成了独立的踹坊业；二是染踹业由芜湖向苏州转移，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棉布加工业中心。踹布业的独立当然与分工专业化有关，而棉布加工中心的转移大概与苏州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清廷采办青蓝布匹均由苏州布号承办有关。每年几万以至几十万匹棉布须在苏州加工、起运，由此带动了这里染踹业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中期，苏州城内及周边市镇集中了大批染坊、踹坊和染踹工匠。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苏州有染坊64家。雍正八年(1730年)，苏州阊门一带染踹业相当兴盛，“南北商贩青蓝布匹，俱于苏郡染造，踹坊多至四百余处，踹匠不下万有余人”。故称“江苏染坊，盛于苏州”。随着印染业和踹布业的发展，内部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密。染布的工序有落水、敲布、染布、重敲、重染、晒布等，技术性颇强，都需有专业师傅主之。这些史料表明，明清时期的染踹等棉布加工业，不仅从乡村棉纺织业中的分离出来，而且已经明显地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染色、踹光等棉布加工业已经基本上集中在苏州等较为发达的城镇中进行。可见，在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棉纺织业与英格兰的毛纺织业非常相似，即也是棉布加工业逐渐从乡村棉纺织业中分离出来，并集中于城镇，形成了独立的行业。

随着棉纺织业和棉布加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一批以棉纺织、棉布加工和棉花棉布贸易为主业的工商业市镇。与西欧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原来基本上是政治城市，城市的设立是为了各级政权的统治或驻军守卫，工商业者并不是城市的主要居民。这种状况自宋代以后开始变化，尤其在明清时期，棉纺织业的繁荣在商业性城市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江南，松江、太仓、苏州等地区，市镇密集，工商业繁荣。除染踹加工以外，市镇上布庄、牙行林立，进行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棉纺织产品的交易，基本上属于商业性市镇。与同一时期西欧毛纺织业的情况相比，江南的棉纺织业城乡社会分工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商业性市镇的分布相当密集，而且它们与农村或农民在空间上的界线也比较模糊。对于这种现象，李伯重认为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江南人口高度密集和水道交通非常便利，由此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相对规模和相对距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乡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互相渗透，形成难以割裂的整体。而工农之间的界限模糊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使得江南农民常常是在农、工、商各业之间进行多种职业兼营。李伯重的解释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完整。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从乡村棉纺织业母体身上衍生出来的城镇，并未切断它同广阔乡村的“脐带”，它还必须从母体那里吸收营养。尽管棉布加工业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乡村，进入城市的专业化作坊，但构成棉纺织业生产主体的纺与织，仍然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农民家庭。虽然一些地区的棉纺织业开始在农户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有的农户甚至完全依赖棉纺织业，成为专业纺织户，然而就其总体来说，棉纺织业还始终与农业结合在一起，并没有从农业中彻底分离。

四、劳动生产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必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经济史学家一般将这种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专业化和市场拓展，作为推动前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并称之为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分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如何呢?关于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此可以仍然从轧、纺、织三道工序分别来具体分析。对轧棉环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太大异议。他们一般都认为，在棉纺织业生产工具的创新方面，轧花工具的改进最大。尤其是明代后期，如果使用太仓式轧车，一人一天可轧籽棉100多斤，得净花30多斤，足够织30多匹布。而当时一般平均一个工作日仅能织布一匹，纺纱的效率更低，供应一个工作日织布，需要4个工作日来纺纱。可见，与纺和织相比，轧花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李伯重援引徐新吾的观点，认为明末崇祯年间《太仓州志》描述的轧车与清乾隆年间《木棉谱》中描述的上海轧车并无大异。这种轧花工具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于这种高效率的轧花车的普及程度，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太仓式轧车的应用并不普遍。一般棉农只种十几亩棉田，显然不会花钱置备“日可轧百十斤”的工具。只是在太仓州这样的棉产区，其棉要打包南运浙江，故其轧车较精。就连从六世主起就在上海经营棉布的专家褚华，在其《木棉谱》中也说未见过太仓式轧车。而李伯重则认为，这种轧花车在江南已经被普遍应用，正是因为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由此导致了轧花专业户和流动轧

花人的出现，进而导致了吴承明也认同的轧花业与纺织业的分离。

对于纺纱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低。近些年来，比较有影响的是黄宗智的观点。黄宗智认为，“可以肯定，到18世纪初，棉手工业的报酬已经跌到极低的水平。一个纺纱者平均每天可纺纱5两，耗用皮棉5两，或籽棉15两。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纺纱的报酬一般相当于原棉价值的30％～50％”。这样，按当时的米、棉价格换算，“一个纺纱者的日收入为10～15两大米。”“这点大米仅敷供养一个不到10岁的儿童。所以毫不奇怪，纺纱几乎全是儿童和老人在干，甚至成年女子也很少干。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不可能也不会为这点报酬工作。”他还认为，农户不会考虑劳动成本，“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家庭成员都是必须供养的。小农考虑的只是扣除原料、工具的生产成本后的毛收入。只要毛收入超过生产成本，即使附加的活十分艰辛、收益又低，迫于生存压力的小农也会将其成员的劳动力投进去。”正因为如此，“简单的单锭纺车随处可见，甚至最贫困的家庭也能置办。通过使用成本极微甚至不花成本的家庭劳动力，在棉业经济发展的几百年中，手工棉纺以极大的韧性延续下去”。“并在机器纺纱引进之前有效地扼杀了一切技术创新”。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对纺纱的效率评价也不高。他们认为，如果用单锭手摇车，每个工作日按10～12小时计算，大约平均每人每天纺纱5两，这基本上是史志中描写的常例。这样的效率只及近代纺纱机的八十分之一。因为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如果用三锭脚车，虽然劳动生产率比单锭手车提高一倍，但由于锭多速度减，效率并不能按比例增加。因此，其效率高不了多少。况且，这种多锭脚车需年轻力壮者操作，农家的劳动力结构不可能使之广泛普及。但李伯重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足踏多锭纺车不仅使纺纱效率提高了1倍，而且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中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其实，即使棉纺织生产者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纱机，相对落后的手摇纺车的效率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也不算逊色。因为被视为西方工业革命起点的“珍妮纺纱机”是1764年发明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人手摇纺纱机。而在此之前，马克思说：“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而且，根据布罗代尔所描述的欧洲在“十七世纪一台织机需要七八名纺纱工向它提品”的史实，也能证实当时欧洲的纺纱效率与清代中期“四人纺纱供一人织布”的效率相比要低的多。

织布的劳动生产率，据史料记载，从明代至清代大多不高。即使在最为繁庶的江南苏松两郡，织布者“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在崇德县，纺织农户“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可得布一匹余”而且这样的劳动效率前提往往是“燃脂夜作”，“通宵不寐”。在上海县，织布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女子最勤者，寅起亥息，有日成二三匹者”。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常例。在嘉定县，“男女冬夏罔闲，宵昼兼营，食粝衣疏，仅堪资给”。“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只赢钱百文”。江南以外的其他棉纺织区域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在华北的几个主要棉布产区，“土布宽仅尺余，八口之家，竭终日之力，得十尺八尺而止，其质地极粗涩，行销不远，仅供乡农之用。”另据《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记载，“日织棉布一疋，可得钱六七十文，一人任织，三四人任纺亦可得二三十文。合之得百文有奇。两日织芝布一疋，可得百数十文。以百文易米，可得三升许，左以杂粮，八口之家，可不甚饥矣”。这样的织布劳动生产率与近代机器生产相比，显然不高。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的估计，当时的投梭织布机效率，只及近代动力布机的十六分之一。黄宗智认为，就织布的报酬讲，成年男子尚可接受，而成年女子当然乐于承担了。但它提供的不过是仅够糊口的微薄收入，实际上并无致富的可能。他甚至认为家庭棉手工业的单位工作日报酬超不过当时的农业种植业的收益。然而，李伯重的观点颇有不同，他认为，“无论如何，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时，江南农家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是站在近代的立场上来看，尽管江南传统棉纺织业的生产设备确实已显简陋，但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却并不低下。因此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而且在价格上也有优势，以至在英国本土市场上也畅销无碍”。学者们的观点各执一词，见仁见智，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史实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判断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较的参照系很重要，如果与近现代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同时代的轧车效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如果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相比，与当时的纺纱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还是相对较高的。从总体上看，在明清时期，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增加了5倍，能够为近5亿人口提供衣、食、住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中国这一时期存在着较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正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不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在一些地区由副业变为主业，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男耕女织分工模式发生了演变，许多男性劳动力也加入了纺织业的劳动力队伍，由此出现了女纺男织、男纺女织和女织男贩等男女共同从事棉纺织业的分工模式。与此同时，在行业内部的不同农户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过程的主要工序尤其是纺和织的专业化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体上看，棉纺织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从农业中分离。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相似，棉布加工业已经逐渐从乡村棉纺织业中分离出来，并集中于城镇，形成了独立的行业，使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社会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棉布加工业的分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棉纺织业本身农民家庭生产的性质，构成棉纺织业生产主体的纺与织，仍然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农民家庭。这与西欧英格兰西南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那里的织工与农业生产彻底分离，他们已经被呢绒生产商控制在“家内制”生产组织形式中，显然他们距离近代化更近。当然，当时的英格兰也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在它的北部，织工与农业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还是低下的，生产剩余十分有限，仅能维持糊口的水平。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强了棉纺织业的个体家庭经营规模的坚固性。正如各种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使单位耕地面积农产品有很大增加一样，棉纺织业产量的增长也主要是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的。这就导致尽管总的产量有一定发展，但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却不高。这正是黄宗智所阐述的“过密化”的现象，也是西方学者所说的

“逆工业化”现象。这种低效率的简单循环于农户家庭内部的小生产，既不可能产生工具改进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为近代工业化机器投资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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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2篇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　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　，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转贴于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　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　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　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近些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

在江南的清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女织男贩的形式。在明清时期，农民纺纱织布除部分自用外，主要是为了出售，以资换取自家食用或纳税偿息所需。许多农家妇女自织自卖。如正德《松江府志》云：“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后抱纱以出，无顷刻间”。可见，农村妇女自纺自卖，早晨来到集市，卖掉棉纱，买人棉花回家，第二天早晨又来到集市出卖棉纱，再买棉花，周而复始。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女织男贩的记载，如崇祯年《松江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文人徐献忠《布赋》一文，其中写到：“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www.133229.COm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纷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这段描述比较生动，它记录了农妇辛苦织成的棉布，由其丈夫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之后，希望能卖上好价钱，极力宣扬自己的布如何质地优良。为了能让布商买下自己的棉布，竟然像对待父亲那样恭敬。好容易将货脱手后，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去了。万历年嘉兴《秀水县志》云：“县西二十七里，新城镇，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嘉庆年湖南慈利县也有“女织男贩”的记录。清咸丰年问，山东滨州也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布而贸于市”的记载。当然这些史料说明的女织男贩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家男人专事卖布，他们很可能是兼营者。或者说，这种女织男贩的家庭分工可能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也应该属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变化的一种迹象。

二、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对传统农业社会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分工应该是大生产的产物，起码应该在手工业工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是在小农家庭内部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农家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不仅决定了其生产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很低，而且不可能有继续细化的可能性。李伯重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这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理论范式。而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是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手工工场也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织业中，纺和织两项工作主要也是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承担的。如果忽视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就等于忽视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否定小农家庭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棉纺织行业内部分工逐步细化的许多史料，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缺乏经验支持的。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曾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根据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论述，将社会分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二是某一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分离。遵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对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明清时期，棉纺织业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步细化，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布、工具制造等，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轧花是农家纺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据明代崇祯年《太仓州志》记载，“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在清代，许多史料中有雇工轧花的记载。据彭泽益对清代史料的整理，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这种雇工是季节性的，对生产关系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判断是从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做出的，如果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既然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均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弹花，又有专门从事弹花的劳动力，应该说轧花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出现了。李伯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轧花业的独立与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有密切联系。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在乡村，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在棉花收获的季节为自己和邻居轧花，当然不是义务的，可能会通过农户间日常劳动互换的方式。或者备有轧车的季节性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季节性的兼业者，但从分工的角度看，他们把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独立出来了，使轧花与棉纺织等其他生产环节相分离。李伯重的这种猜测虽然缺少史料证明，但试想一下，直到近现代时期乡村仍然不乏走街串巷的轧花、弹花人，可见这种猜测是符合史实的。

行业分工中最重要的是纺与织的分离。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单纯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如《松江府志》记载明人诗云：“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明代正德年间《金山卫志》记载：“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明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浙江嘉善的魏塘等地，“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据光绪年重修的《嘉定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木棉谱》中记载，乾隆年，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又“棉纱成红，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日经团”。《巨野县志》记载，道光年，“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再如，乾隆中叶河南《孟县志》中的记载，“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

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可见，这里的纺纱和织布是有分工的。纺户买花纺成线，售与机户，赚取花价以外的工钱，机户再买纱织布，赚取花线价以外的工钱。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在江南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纺户和织户。只是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当时这种专业纺户和织户各有多少。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由于纺纱的收益大大低于织布的收益，单事纺纱，顶多只能补偿工食，一般农户不会愿意单事纺纱，农家只能利用老弱劳动力，附庸于织布。因此，在明清时期纺与织基本上没有分离。然而，这种判断似乎缺少说服力。因为，一方面上述历史资料已经能够证明“穷民无本”、孤苦寡妇或者“不善织”的情况，必然引起专业纺户的出现；另一方面在自由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纺 与织之间的收益差距会通过供给与需求的波动自发地得到调节。在农户或小生产者之间纺与织的分工已经出现，但从总体上看，棉纺织基本上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三、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做出这一判断的。在15世纪前后的欧洲，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分工在城乡之间出现。农村中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在靠近水车的地方生产布坯，城市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基本退出纺线织布的生产过程，而主要从事呢绒的后期加工业。他们从农村呢绒制造商处取得大量白坯进行加工，经过起毛、割绒、轧光、染色等工序使其变得整洁，成品由外国或英格兰商人出口欧陆或其他地区。在明清时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必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经济史学家一般将这种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专业化和市场拓展，作为推动前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并称之为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分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如何呢?关于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此可以仍然从轧、纺、织三道工序分别来具体分析。对轧棉环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太大异议。他们一般都认为，在棉纺织业生产工具的创新方面，轧花工具的改进最大。尤其是明代后期，如果使用太仓式轧车，一人一天可轧籽棉100多斤，得净花30多斤，足够织30多匹布。而当时一般平均一个工作日仅能织布一匹，纺纱的效率更低，供应一个工作日织布，需要4个工作日来纺纱。可见，与纺和织相比，轧花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李伯重援引徐新吾的观点，认为明末崇祯年间《太仓州志》描述的轧车与清乾隆年间《木棉谱》中描述的上海轧车并无大异。这种轧花工具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于这种高效率的轧花车的普及程度，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太仓式轧车的应用并不普遍。一般棉农只种十几亩棉田，显然不会花钱置备“日可轧百十斤”的工具。只是在太仓州这样的棉产区，其棉要打包南运浙江，故其轧车较精。就连从六世主起就在上海经营棉布的专家褚华，在其《木棉谱》中也说未见过太仓式轧车。而李伯重则认为，这种轧花车在江南已经被普遍应用，正是因为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由此导致了轧花专业户和流动轧 花人的出现，进而导致了吴承明也认同的轧花业与纺织业的分离。

对于纺纱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低。近些年来，比较有影响的是黄宗智的观点。黄宗智认为，“可以肯定，到18世纪初，棉手工业的报酬已经跌到极低的水平。一个纺纱者平均每天可纺纱5两，耗用皮棉5两，或籽棉15两。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纺纱的报酬一般相当于原棉价值的30％～50％”。这样，按当时的米、棉价格换算，“一个纺纱者的日收入为10～15两大米。”“这点大米仅敷供养一个不到10岁的儿童。所以毫不奇怪，纺纱几乎全是儿童和老人在干，甚至成年女子也很少干。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不可能也不会为这点报酬工作。”他还认为，农户不会考虑劳动成本，“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家庭成员都是必须供养的。小农考虑的只是扣除原料、工具的生产成本后的毛收入。只要毛收入超过生产成本，即使附加的活十分艰辛、收益又低，迫于生存压力的小农也会将其成员的劳动力投进去。”正因为如此，“简单的单锭纺车随处可见，甚至最贫困的家庭也能置办。通过使用成本极微甚至不花成本的家庭劳动力，在棉业经济发展的几百年中，手工棉纺以极大的韧性延续下去”。“并在机器纺纱引进之前有效地扼杀了一切技术创新”。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对纺纱的效率评价也不高。他们认为，如果用单锭手摇车，每个工作日按10～12小时计算，大约平均每人每天纺纱5两，这基本上是史志中描写的常例。这样的效率只及近代纺纱机的八十分之一。因为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如果用三锭脚车，虽然劳动生产率比单锭手车提高一倍，但由于锭多速度减，效率并不能按比例增加。因此，其效率高不了多少。况且，这种多锭脚车需年轻力壮者操作，农家的劳动力结构不可能使之广泛普及。但李伯重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足踏多锭纺车不仅使纺纱效率提高了1倍，而且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中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其实，即使棉纺织生产者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纱机，相对落后的手摇纺车的效率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也不算逊色。因为被视为西方工业革命起点的“珍妮纺纱机”是1764年发明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人手摇纺纱机。而在此之前，马克思说：“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而且，根据布罗代尔所描述的欧洲在“十七世纪一台织机需要七八名纺纱工向它提供产品”的史实，也能证实当时欧洲的纺纱效率与清代中期“四人纺纱供一人织布”的效率相比要低的多。

织布的劳动生产率，据史料记载，从明代至清代大多不高。即使在最为繁庶的江南苏松两郡，织布者“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在崇德县，纺织农户“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可得布一匹余”而且这样的劳动效率前提往往是“燃脂夜作”，“通宵不寐”。在上海县，织布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女子最勤者，寅起亥息，有日成二三匹者”。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常例。在嘉定县，“男女冬夏罔闲，宵昼兼营，食粝衣疏，仅堪资给”。“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只赢钱百文”。江南以外的其他棉纺织区域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在华北的几个主要棉布产区，“土布宽仅尺余，八口之家，竭终日之力，得十尺八尺而止，其质地极粗涩，行销不远，仅供乡农之用。”另据《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记载，“日织棉布一疋，可得钱六七十文，一人任织，三四人任纺亦可得二三十文。合之得百文有奇。两日织芝布一疋，可得百数十文。以百文易米，可得三升许，左以杂粮，八口之家，可不甚饥矣”。这样的织布劳动生产率与近代机器生产相比，显然不高。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的估计，当时的投梭织布机效率，只及近代动力布机的十六分之一。黄宗智认为，就织布的报酬讲，成年男子尚可接受，而成年女子当然乐于承担了。但它提供的不过是仅够糊口的微薄收入，实际上并无致富的可能。他甚至认为家庭棉手工业的单位工作日报酬超不过当时的农业种植业的收益。然而，李伯重的观点颇有不同，他认为，“无论如何，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时，江南农家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是站在近代的立场上来看，尽管江南传统棉纺织业的生产设备确实已显简陋，但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却并不低下。因此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而且在价格上也有优势，以至在英国本土市场上也畅销无碍”。学者们的观点各执一词，见仁见智，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史实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判断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较的参照系很重要，如果与近现代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同时代的轧车效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如果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相比，与当时的纺纱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还是相对较高的。从总体上看，在明清时期，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在一些地区由副业变为主业，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男耕女织分工模式发生了演变，许多男性劳动力也加入了纺织业的劳动力队伍，由此出现了女纺男织、男纺女织和女织男贩等男女共同从事棉纺织业的分工模式。与此同时，在行业内部的不同农户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过程的主要工序尤其是纺和织的专业化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体上看，棉纺织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从农业中分离。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相似，棉布加工业已经逐渐从乡村棉纺织业中分离出来，并集中于城镇，形成了独立的行业，使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社会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棉布加工业的分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棉纺织业本身农民家庭生产的性质，构成棉纺织业生产主体的纺与织，仍然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农民家庭。这与西欧英格兰西南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那里的织工与农业生产彻底分离，他们已经被呢绒生产商控制在“家内制”生产组织形式中，显然他们距离近代化更近。当然，当时的英格兰也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在它的北部，织工与农业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还是低下的，生产剩余十分有限，仅能维持糊口的水平。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强了棉纺织业的个体家庭经营规模的坚固性。正如各种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使单位耕地面积农产品有很大增加一样，棉纺织业产量的增长也主要是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的。这就导致尽管总的产量有一定发展，但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却不高。这正是黄宗智所阐述的“过密化”的现象，也是西方学者所说的 “逆工业化”现象。这种低效率的简单循环于农户家庭内部的小生产，既不可能产生工具改进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为近代工业化机器投资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4篇

文化底蕴

古城高阳位于冀中腹地，北依华北明珠白洋淀，东临华北油田，距北京、天津、石家庄均为150公里。高阳历史悠久，相传为颛顼王故都，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县。高阳是闻名遐迩的“纺织之乡”，纺织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明末，兴于晚清，盛于民初。“桂林山上无枯色，高阳花布四季新”，形象地描述了高阳纺织业的繁荣景象。高阳素有“戏曲之乡”美誉，是老调、北昆的发祥地，孕育出著名京剧大师盖叫天，北方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侯玉山，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田际云、齐花坦等艺术名家。

产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高阳发挥历史传统优势，把纺织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优先发展。截至目前，高阳的纺织业已达到3.5万台到4万台织机的生产规模，规模以上纺织企业4000多家。该县30.8万人，纺织从业人员达15万左右。全县180个村，百台织机以上的专业村有98个。高阳毛巾年产量 35亿条，约占全国中低档毛巾产量的38％，毛线产量达2.4万吨，约占全国产量的24％，年产毛毯3000万条，约占全国产量的30％。产品畅销全国，远销东欧、东南亚、拉美、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阳先后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纺织强县”和“纺织特色县”。

市场规模

“从全国同类专业市场的角度来看，小商品市场义乌是老大，箱包市场白沟是老大，毛巾市场高阳是老大。”高阳纺织商贸城管委会主任臧哲辉自豪地告诉我们。

高阳纺织商贸城是高阳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成功建设的一座现代化商城。商贸城总控制面积525亩，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累计投资3.5亿元人民币，于2001年5月9日正式开业运营。几年来，市场交易日趋活跃，运行态势良好，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市场主营毛巾、浴巾、毛巾被、餐巾、毛线、毛毯等上百个品种，上万个花色，年交易额达到35亿元，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毛巾专业市场。

商贸城建有固定门店1280个和两个1.2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市场道路四通八达，水、电、暖、消防、闭路监控、有线电视、大型电子显示屏、计算机网络等一应俱全。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封闭运行、税费集中征收的管理原则，在管理体制的各个环节，节省了商户的时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实行全天候的日常保洁，市场保安坚持24小时巡逻。很多商户说，这里的治安和卫生环境，比起很多大城市都毫不逊色。

走在商贸城中，如果不是打着山东、安徽等字样的大型货车往来穿梭，真以为是在一个花园式的别墅小区。每个门店的门口都停着一辆甚至两三辆高级轿车。随便走进一家商户，电话订货的声音都是不绝于耳。

续写辉煌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安纺织城创意产业园，旧工业区保护，再利用模式，价值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旧工业区是建筑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固态的历史文化、是非文化语言的表达，是人类与历史连接的纽带，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1）西安市纺织城艺术园区是由一个废置的纺织城改造而成，曾经是西安轻工业产业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由于西部纺织业的衰落，以及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纺织业休戚相关的纺织城开始衰落，慢慢变成了废旧厂房，上万平方米的车间被闲置。并伴随许多安全隐患，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和社会经济、政治的潜在危机，但它同时也为创意文化产业提供了天然的气候。2）

纺织城改造为创意产业园是对旧工业建筑群的有效保护，体现了对建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文化层面，历史建筑，矗立在历史文化根基上，有独一无二的建筑魅力和文化内涵。纺织城扎根于陕北地域文化之中，其中饱含了浓郁的民俗文化。将陕北的地域文化与艺术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陕西特色的艺术创意园。

经济层面，园区的发展可以吸引大量的游人及投资者、艺术家前来参观和交流，势必会提高园区的经济效益。另外，厂区内的旧建筑质量良好，结构完整，再利用既能节约建筑能源，还能减少建筑垃圾和噪声污染，带来科学的经济效益。

社会层面，旧工业建筑的再次复燃，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亲切感，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解决再就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2007 年 2 月，在西安艺术家的推动下，成立了西安纺织城创意产业园区。属于原纺织城区域的第一印染厂相继入驻了十几位西安艺术家，聚集了全国著名的设计师、油画家音乐人……他们在这里探讨艺术的或者非艺术的话题，让废旧的纺织车间散发出了崭新的生命气息。园区总占地 150 亩，总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园区内部除了艺术区外，为了避免荒废建筑资源、满足园区自身经济需求，部分闲置厂房对外租用，多为小型加工企业。

艺术家、文化创意人才的聚集有利于形成强大的资源共享、思想激发和市场效应。但从2007至今，成立已有5年之久，与2007年相比园区建设并未有较大的进步，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单一性。虽然园区的规划布局已显露端倪，但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仍然缺乏丰富的具有创意性的功能构成。园区内除了少量艺术文化区以及小型加工企业，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商业、娱乐、会展等会公共产业建筑。这些功能构成不仅可以丰富产业园的精神生活还可以带动园区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

2.建筑缺乏独创性。纺织城历尽几十年的建设，在建筑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的烙印。陕北的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并独具地方特色。因此，需要在工艺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艺术的新鲜血液相融合，在粗糙的建筑墙面上，晕染出陕北民俗文化的基底，让现代艺术的画笔在历史文化的基底上泼墨横飞。

另外园区内的一些不具有保留意义的临时性建筑，可拆除重建，用新的建筑材料、创意的建筑风格，结合工业历史元素（如管道、织布机等）和陕北民俗文化、关中文化（如脸谱、剪纸艺术）来彰显艺术区特殊的艺术氛围。

3.小型加工业的存在弊端。加工业的废弃垃圾会污染园区的外部环境和空气质量，与园区其他的使用功能不协调。应加快园区的核心产业发展，提高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前来参与。以展示弘扬、商业利用、精神体验为基础，将民俗事象、物象进行利用、开发，与园区的艺术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产业园区。

表1思路框架图表

由表1可以看出，规划的不完善以及创新点的不足，已经成为纺织城发展的瓶颈。因此，整合“园区的发展方向，面向综合性开发”即成为新的改造手段。综合性开发模式通过旧工业氛围的新奇性和艺术文化的张扬性突出商业建筑的吸引力，利用旧工业区的历史文化价值、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的美学价值，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保护和利用旧工业区资源的同时，融入商业元素，激发商业看点，利用商业活动带动旧工业区的保护与更新。同时旧工业的建筑氛围可以激发独创的艺术灵感，个性的艺术风格又会给历史建筑增加神秘的艺术氛围。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旧工业区资源，又提高了艺术区的知名度，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宣传效果，三者相辅相成，展示了综合性产业园区的特色。

通过上述综述总结出综合性开发模式更适宜纺织城的发展方向。即要满足四个方面的功能需求：产业园区的基本功能需求、民俗文化保护和展示功能需求、社区文化休闲活动需求和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以这四个需求为划分依据，得出产业园区的综合性开发模式的功能构成。见表2。

表2创意产业园区的综合性开发模式功能构成分析表

功能构成依据 功能构成内容 意义或作用

基于创意产业园区的基本功能需求

―艺术文化价值 画廊、艺术家工作室、音乐厅、涂鸦艺术室、雕塑展示、影视制作、展厅、创意生活LOFT、国际时尚及设计展示中心、报告厅等。 满足产业园区基本使用功能并完善功能划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和艺术家前来共享和探讨艺术，增加园区的艺术氛围和创新魅力。

基于纺织城旧工业区保护和陕北地域文化展示的功能需求―历史文化价值 纺织机械展览馆、印染工艺流程展览馆、纺织车间展示、民俗文化精神的体验与展示 重塑再现生产环境、工艺、设备场景，保护并展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存，保持陕北民俗文化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基于社区文化、休闲活动的需求―社会价值 科技种植园、艺术学校、美术馆、表演艺术馆、图书馆、体育馆、休闲广场等。不符合厂区大小 为园区主人和周边社区居民、来访者提供完善的文化交流场所和休闲娱乐设施，提高人们文化水平的同时带动生活水平的进步。

基于带动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价值 酒吧、美食文化街、咖啡馆、影视娱乐中心、儿童游乐园、体育中心建筑、艺术酒店和青年旅社；景观设计公司、创意室内装饰及设计、创意家居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创意婚庆公司等。 完善辅助配套设施，丰富园区的产业结构，促进园区内的经济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进步，促进再就业，提高生活水平。

这种综合性的开发模式，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方面的功能需求，以四种价值为出发点，才能使纺织城得到充分的保护与再利用。纺织城与创意产业园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旧的车间改造成新的艺术商业区，把传统的建筑历史空间与新的使用功能紧密结合，把民俗文化与艺术创意相融合，将旧工业历史元素、民俗文化符号与现代艺术相碰撞，激发出独特的“艺术工厂”。

结语

旧工业区保护与再利用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尊重，也是对今天和明天的责任和可持续。纺织城创意产业园的发展，只有通过综合性开发的模式，即“以商养园”的策略，才能使纺织城旧工业区的历史价值与产业园的文化价值同时得到最大的发挥。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12JK 0360资助课题）

参考文献

[1] 王安石.上海历史建筑修缮和保护的研究 第二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B集[C]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2] 贺旺.后工业景观浅析[D].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04.

[3] 俞孔坚、方婉丽.中国旧工业区初探[J].建筑学报，200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