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第1篇

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特征是以蒸汽机取代生物能源，以初级水平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人的手工劳动，社会产生了就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城市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次产业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出现的电气、钢铁、化工“三大技术”和汽车、飞机、无线电通讯“三大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这次革命的中心在美国和德国。第二次产业革命不仅使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而且使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指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包括核能、电子计算机，宇航三大技术在内的新技术革命兴起。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全自动化生产。产业结构的非物质化趋势愈演愈烈。

第四次产业革命

一场或许是人类自有能源使用记载以来最庞大、最深刻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能源新技术革命正在无声无息中袭来!

今年1月25日，美国奥巴马政府了《复兴计划进度报告》，宣布朱来3年内将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增加1倍，运用贷款和其他财政手段来为清洁能源项目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同时为美国家庭安装4000万个智能电表。紧接着，白宫又宣布，到2015年美国国内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将达到100万辆。2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38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其中有一半以上被认为将涉及能源产业投资。仅仅5天后。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3.6万亿美元的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重心同样放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和气候改革计划。

这一连串大手笔都是在美国首任黑人总统奥巴马宣布就职后的一个月内密集推出的，其用意和“野心”绝不简单：在能源战略专家武建东教授看来，这些举措的背后其实隐伏了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即借助清洁能源的推广、智能互动电网的构建以及能源通货的再造来催动一场新能源革命。

和100多年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崛起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呼之欲出的这场新能源革命，需要转变整个能源利用方式，以可再生能源重构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继而催生一轮以能源为主导的全球新技术、新产业变革，最终实现全球分工体系的大“换血”和全球利益的大重组。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究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坐标?由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这场新能源革命其内在逻辑又是怎样?以化石能源为基础构建的全球现行能源体系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奥巴马能源新政的政治界限

种种迹象可见。由美国奥巴马政府催动的这轮新能源革命已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变革的重要支点，以此可以撬动更多产业的危机重建、更多新技术的颠覆进流以及更多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倘能洞悉奥巴马能源政策的逻辑链条也就洞悉了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内在机理。

就此，上海证券报记者目前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社首席经济学家武建东教授，听取了他对美国此次新能源革命及可能给世界带来影响的最新见解。

作为能源战略领域的知名学者，武建东在业界第一个提出了中国需要大力发展互动电网的观点，被业界誉为“中国互动电网学说的奠基人”。而他提出的应制定以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作为中国主力能源的电网转型战略也代表了我国电网信息化革命最为创新的观点。此外，他还首次提出美国正经历能源从物质资源向基本通货转变的观点。被誉为国际上新的“能量通货本位制学说的创立者和奠基人”。

在他看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以最快速度大规模推出震惊世界的能源政策，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月26日向国会提交总额为3.6万亿美元的2010年财政预算案。这份预算案被舆论称为“最具雄心的世纪提议”。其内容包括推进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气候改革计划以及强制污染方排放自负。

该预算案计划到2020年和205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分别减少14％和83％，与此同时，污染排放许可将在奥巴马首个任期结束前的一年，即2012年开始出售。

“这意味着奥巴马把2012年作为：美国清洁能源改革路线的转型标志，相当于在他上任30多天后就已强行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变革计划。并界定了美国能源变革的时间表。”武建东说。

而这样一来。2012年也就成为美国最新的能源变革的政治界限，因为从2012年开始强制征收污染排放，在这之前3年就是政策优惠期。这个优惠期会极大激发投资者推进新能源的投资。

“我估计美国开拓新能源的深度和广度都会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奥巴马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也等于公布了美国清洁能源的改革路线图，意味着从1859年8月27日美国或功炼制出煤油的100多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地重整其资源体系。”武建东说，“接下来，美国将以向污染方出售‘污染许可’作为‘定海神针’，大规模推进可再生能源的改革，并且力争将能源作为美国经济建设的主力产业。”

互动电网

或成新能源革命的激活器

尽管上述能源方略堪称宏伟，但武建东认为，目前已公布的能源政策只是奥巴马能源战略的表面文章和先遣改革，以电网大规模改造为代表的能源产业革命才是美国下一步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心之一。并将成为美国大规模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前提。“也可以说不推进智能电网技术就不可能全面推广可再生能源发展。”

据他介绍，目前流行的智能电网概念实际上是商业流行语，原意为智能网格或智能网。但各国因电网实际运转情况不同而对智能电网的内涵、称谓都会有所不同。从中国电网的实际情况看，更适宜被称为“互动电力网格”，简称“互动电网”。

“工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以化石能源建造了人类能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信息革命面临的最深刻挑战就是转变这种能源利用方式，以可再生能源建造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在武建东看来，发展互动电网是人类提高能源效率、再造人类能源生产方式的最理想道路。并且以科技创新再造国际分工，是国际危机重建中的最大的和平红利。

从本质上。互动电网就是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经济。从技术上，互动电网应是最先进的通信、IT、能源、新材料、传感器等产业的集成。也是配电网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储能技术的合成。对于推动新技术革命具有直接的综合效果。由此。电网具备可靠、自愈、经济、兼容、集成和安全等特点。

事实上，美国早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就已开始了互动电网的尝试。2008

年4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得市建成全美第一个智能电网城市。此外，美国还有10多个州正在推进智能电网发展计划。作为奥巴马坚强支持者的谷歌公司与通用电气更于2008年10月发表联合宣言，强调双方正在共同合作推进将美国电网改造为智能电网的商业计划。

2月中旬，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向奥巴马提出了发展高科技与增加知识型就业的战略建议，他认为，美国应该集中发展医疗信息化、智能电网、教育和宽带等领域，建造起更为先进、更具竞争力、面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再次打开美国的增长引擎。为此需要偏重能实质上创造就业的项目投资，为了21世纪而创造工作机会。IBM也被视作美国智能电网的开拓者和领先公司。

据武建东介绍，美国现已开始对其价值3万亿美元的电网系统实施智能电网技术和超导材料集成的升级改造，这将导致全球能源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在大洋另一边。欧洲也在积极推进超级智能电力网的改造。

“任何一个大国发展能源、推进能源转型都必须对信息化电网有所战略投入，有所长期安排。谁掌握了信息化电网，谁也就主导了下一代全球能源的战略能力。”武建东说。

能量通货

美国经济重构之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重大的转型之中，奥巴马不但把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也第一次尝试将能源从物质能源中提炼出一种“金融要求权”。用武建东的术语来说，就是产生一种新的“能量通货”。

“这种‘金融要求权’可以理解为美国的一个新的通货，如对排污权的争取就可以充当这样一个通货。”武建东说。未来美国将把使用“能量通货”与纸币通货的“双本位”时代纳入美国经济。

这种通货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为美国填补巨额预算赤字。奥巴马曾明确表示，今年的预算案将是1.75万亿美元，2013年将把预算赤字降到533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奥巴马要在不到4年的时间之内将赤字降低1.217万亿美元。

“而美国解决财政赤字最拿手的手段就是征收排污许可。奥巴马政府预计在这个预算案中2019年之前，美国强制排污收费有望达到6460亿美元。美国将把这其中的1200亿美元投到清洁能源中去，以便拉动美国经济。”武建东说。

在他看来。“能量通货”实际上是一种有管理的能量制度。“这样一来美国就进入了历史上最大的能源寻宝期、能源改革期。我估计美国未来将从能源的物质资源中至少可提取二、三十种可用于交易的‘金融要求权’，作为能量通货体系的构成。例如针对碳排放、电网、汽车的收费。上述收费权可进行交易；“但如果使用清洁能源就不用付费，这样就可约束传统能源。”

具体而言。第一步是重估全球物质能源的市场配置和价值：第二步是逐步实现能源从物质资源向能量通货的转变：第三步就要逐步实现以能量通货概念为基础的一个金融要求权体系。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整合，能量通货将囊括水、土地、粮食等基本资源成分。能量也将成为与纸币并列的通货。具有商品和信用的双重本性。比单纯的纸币信用通货更有物质基础。

“这种能量通货将具有极大的价值。”武建东预测。美国据此将实现以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以修补美元体系单一制的不足。届时。美联储可以充分利用纸币发行权构建超额信贷能力和消费经济体系，美国政府则可以借助能量通货改造美国的能源需求和整个生产体系，引发电力、IT、建筑业、汽车业、新材料行业、通信行业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度裂变，并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方式。

同时，强大的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结合可以促进美国人的消费和生产，后者又可平衡美国的进出口和资本稳定机制，确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等级结构。“由此美国、将重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地位，建构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市场配置体系。”武建东说。

机遇降临

中国等候抉择

面对欧美强国当下正在催动的这场新能源革命，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又该有何作为?

“目前，奥巴马已将能源产业选择为美国经济复兴的核心。能源改革：也已成为美国经济振兴的主力。但许多人仍认为美国处于危机的核心，而忽视了美国启动了以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这是对美国危机转型的误判。其结果可能是延误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转型。”武建东说。

在他看来，中国不一定走美国能源改革的道路，但也不能走脱离能源革命主方向的道路。即使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发动者，至少也要形成与美国的能源变革并驾齐驱的态势。

以互动电网为例。当下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唯独中国还没有推行部级的智能互动网升级计划，国内智能电网的技术发展基本上还属于国际上的较低水平，也没有一个城市全面运营智能电网――这在武建东看来，有可能令中国与主导国际电网革命的主力国家的身份擦肩而过。也极有可能失去自工业革命以来唯一一次中国在生产方式方面领先革命的机遇。

“为此，中国必须加快制定电网体系变革的转型战略。”武建东建议。以现有的国家对电网投资为基础，通过2009年新增3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可以将我国现有的电网投资计划再造为以互动电网升级性转型为主的创新国家战略。

2008年11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今后2－3年内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2009年1月12日，南方电网公司也宣布，初步计划每年新增投资约300亿元用于城网改造和农网完善，全网建设投资规模在900亿元左右。最近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也公布，2009年国家电力总投资将达到5800亿元。电网投资估计将达到4000亿元。但投资重点仍仅限于特高压、超高压电网以及跨区送电工程建设。

在武建东看来，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完全可以兼容互动电网改革，届时创造的经济效益也会更高。

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应该实施一项洲际能源互动网络计划，建议国家投入1000亿至2000亿美元，以内地需求为基本，联合韩国、朝鲜、蒙古、中亚诸国、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日本诸国建立区域互动电网标准。

“这相当于把中国电网和东南亚、俄罗斯、日、韩都连通起来。构筑一个奠基于通讯系统标准的能量交流系统。今后。中国可以从西亚、中亚和俄罗斯进口电力，这不需要庞大的海运和交通线负荷，相对于我们的海上运输和陆上运输都是极大的改进。由此，中国也可以重新审视要不要从俄罗斯购买大量原油和天然气的问题了。”武建东说。

假设这个体系全部由超导材料来建的话，线路改造需要近200万公里，并产生10万亿美元的产值。“这将使亚洲地区主动地发动一场全球的新能源革命。”

“而这么做的结果将使我们的上网速度提高到5兆到10兆左右，且成本比今天还低。”据他介绍，互动电网将使有插座的地方就有互联网，这将使互联网获得极大普及，颠覆和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网络也将颠覆人类的交通工具，使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

“目前。全球正面临气候灾难的巨大威胁。而人类应对这场灾难的哲学思想应该是：预防一场灾难要远比战胜这场灾难伟大得多。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及时加入这场革命的出发点。”武建东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能源新政”已经成了奥巴马最有力的政治口号之一，他声称，将在10年内结束从中东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需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从而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事实上，这不仅仅跟停止战争有关，也不仅仅是与石油利益集团撇清关系，无论奥巴马本意如何，产业升级与变革是个积极应对危机的办法。却不是一件新鲜事：大动荡往往会带来大变局，这已经有历史明证。

比如第二次以石油、钢铁、化学工业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就开始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界中叶，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动荡。而这次工业革命可以看成是对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并在动荡中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和现代企业制度，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第2篇

什么是工业4.0？

“互联网+制造”就是工业4.0。“工业4.0”是德国推出的概念，美国叫“工业互联网”，我国叫“中国制造2025”（两化融合），这三者本质内容是一致的，都指向一个核心――智能制造。

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高科技战略计划。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德国所谓的工业四代（Industry4.0）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2015年中国有几个概念非常火，第一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二就是工业4.0，第三个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巨大无比的概念，“互联网+”里面有“互联网+金融”叫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零售”、“互联网电子商务”，而“互联网+制造”就是工业4.0。它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可以说，工业4.0是整个中国时代性的革命。

工业4.0有哪些特点？

互联：互联工业4.0的核心是连接，要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数据：工业4.0的核心就是数据。企业数据分析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开车没有后视镜就没有安全感，但更重要的是车的前挡风玻璃――对实时数据的精准分析。

集成：工业4.0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设施通过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使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互联，从而实现横向、纵向和端对端的高度集成。集成是德国工业4.0的关键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推动两化融合的关键词。

创新：工业4.0的实施过程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将会层出不穷，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到模式创新，再到液态创新，最后到组织创新。

转型：对于中国的传统制造业而言，转型实际上是从传统的工厂，从2.0、3.0的工厂转型到4.0的工厂，整个生产形态上，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实际上整个生产的过程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这是工业4.0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工业4.0有哪些技术支柱？

工业4.0九大技术支柱包括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这九大支柱中会产生无数的商机和上市公司。

哪类公司最有前景？

结合中国工业现状来看，未来十年，中国工业4.0领域将有充足发展的三类公司有：

第一类是智能工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的工厂转型成智能工厂，第二种是一出生就是智能工厂。

第二类是解决方案公司，为制造业公司提供智能工厂顶层设计、转型路径图、软硬件一体化实施的工业4.0解决方案公司。

第三类是技术供应商，包括工业物联网、工业网络安全、工业大数据、云计算平台、MES系统。

除这三类以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知识工作自动化等技术供应商也会面临巨大的发展前景。

这是一次巨大的产业革命，错过了工业4.0也就错过了这个时代！谁最终赢得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第四次工业革命以2013年德国汉诺威为标志，宣布这一轮工作革命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中国为什么选择德国标准？

第一，中国政府认为，德国路径比美国路径更容易实现;第二，美国的工业空心化严重。IT公司出现工业4.0挑战大，缺少基础设施的落地，德国工业技术雄厚，是生产制造基地，生产设备供应商加IT业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上，中国政府的策略是，紧盯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潮流，选择工业4.0，推出中国版的中国制造2025，寻找机会弯道超车，后发先制。

工业4.0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期刚刚开始，预计要30到50年的时间发展引进，按照国家工信部部长所说：德国是从工业3.0串联到工业4.0，中国是2.0、3.0一起并联到4.0。

工信部和中国工程院把中国版的工业4.0的核心目标定义为智能制造，这个词表述非常准确。由智能制造再延伸到具体的工厂而言，就是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智能工厂是工业4.0的两大目标。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第3篇

因此，音乐艺术领域对直觉、想象、灵感等创造性思维特殊形式认识中的一系列新突破，由此使人类正在超越逻辑思维和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智力观，开拓全方位、多层次智力研究的新天地。在这种崭新智力观的指引下，音乐智育观正面临一系列跨世纪的历史性变革。这必将引起智育王国价值尺度的变革。音乐教育内容非常广泛，如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中国传统文化将音乐与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这与古人的雅俗音乐观念十分相似。

2．“音乐——德育”机制：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有高科技和高情感的挑战，而且有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各种对策中，最有效又最紧迫的对策文化价值观念，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哲孜孜于探求人如何乐仁乐智、成贤成圣的道理。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历史经验，品德不仅指向至善，同时也应兼含责任和权利。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中，品德必须转化并提升责任、功利和权利，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而按照中国哲学智慧的启示，责任、功利和权利，必须以德性为归。当代西方伦理学由于过分强调权利的利用而忽视其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结果反而丧失了权利，因而萌发了回归品德伦理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而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建设，也亟待从德性的立场接纳责任、功利和权利，进行哲学性的整合，并能施之于用，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成中英《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

德育范畴的澄清与德育模式的现代化德育在个体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在许多情况下，感性与理性、利益与道德往往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怎样才能保证用道德战胜利益和欲望，取得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权呢？这一方面需要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则需要坚强的意志力。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是个体调节自身行为的个性心理品质，而培养和发展这种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正是道德教育的实质所在。

现代化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富足起来。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却在解决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时激化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矛盾冲突，当年席勒深刻批判与揭露了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便显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冲突与人格分裂，把美育视为治疗的一剂良药，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高度理解技术，从而将各派救世主眼中需要超渡的芸芸众生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引导他们驾起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一体化的命运之舟，开始了向真善美统一之“彼岸”趋近的现实航程。一百多年的文明进程充分肯定了席勒的天才和马克思的明智。如今，情感世界和美育王国的探秘对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被移植到人以外的生命学科。哺乳动物的“音乐胎教”和绿色植物的“音乐欣赏”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和谐的音乐不仅是人类的特殊需要，而且是一切生命的共同节奏！

3．“音乐——社会”文化和谐：现代社会中人类需求发展最复杂、最丰富的层次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内化与升华，又是衡量个体与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培养个体情感的手段和途径正是广义的美育。当代美育早已超出艺术教育的狭窄范围，以情感教育所特有的魅力，成为科学教育之入口和开发科技创造力的重要教育途径，音乐成为现实生活之艺术化形态和孕育美好道德行为的必由之路。从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丰富的艺术细胞中，人们认识到美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深刻影响；从文明个体道德自律的美妙乐曲中，人们体验到美育对个体品德行为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巨大陶冶作用。现代美育不仅广泛渗透在智育、德育之中，成为沟通真与善的情感桥梁，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与时代使命。

有人认为：“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与美育有关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必将导致美育和教育价值尺度中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用新世纪要求的新美育观指导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将会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这显然有助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克服个体自我中心化与民族自我中心化，并从外来文化中清除有害的毒素，吸崐取宝贵的营养，有效地防止各种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现代病”，实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统一。“（桑新民《跨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思考》）

4。“音乐——学校”素质教育：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一个从儿童时期到成为社会的人，对音乐感情的体验会随着社会实践、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而得到提高，同时也将会从中丰富自己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那么他未来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心理素质是趋于完善的。所以，对音乐的欣赏不仅能直接体验音乐音响，还可以起到唤起人们的想象联想。提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结论：音乐与智育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课题。一方面，它折射出教育观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它不仅涉及到音乐本质属性的科学合理诠释,而且也关系着音乐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正确定位。因此,从古至今这一命题始终为世人所关注。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困扰，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评价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教学成绩的主要办法。学校教育决策者们突出抓学生的德育和智育成为理所当然。如果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对其还算有用的话也仅仅是音乐教育的德育、智育功能。于是造成了中小学音乐课形同虚设、内容单

一、方法陈旧的教育现状。

我们呼吁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否认其具有德育、智育的功能，但德与智决不能涵盖、包容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不是德育与智育的“殖民地”，音乐艺术应以其独特的形式美（节奏、节拍、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配器、曲式等）、丰富的内容美、深刻的理性美去塑造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气质修养等非智力因素。教育者还必须遵循音乐艺术规律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而又不把获取某些知识、解释某种概念或宣传某种思想视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

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指出：“当艺术被看作艺术，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说，不是一桩买卖，不是为了任何非艺术的目的时，那么它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特征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虽然艺术也为非艺术的目的服务，但审美教育首先关心的应当是艺术的审美作用。”（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第56页）。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呼唤新的教育思想，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树立素质教育的育人观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具有愉悦性、审美性、易接受性而决定了其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把学生引导进一个至美、至善的艺术世界中去！

因此，我们提出的结论是，教育与文化文明构成了内涵一体的体系建设，教育以及一切文化文明形态在教育上必须强调整体的教育，音乐知识在这个整体中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以及社会形式。这个结论是否过于武断，还有必要听取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批判。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第4篇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第一核心要素和基本运作形式，也是达成协商民主的必由之路。“协商”的基本含义是指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真诚的讨论和对话，共同参与公共决策与国家治理，以求同存异、维护整体利益为原则，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关注结果也重视过程，在相互理解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最大共识。对中国而言，“协商”并不是一个新造或舶来的词汇，在中华民族的话语系统中，“协商”的本意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在此意义上讲，协商的前提、协商的过程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经典性的文化密码，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华文化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以及持中道求和谐的思维方式。

近年来，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就是认可中华文化的经典特色之一在于重“群”、重整体、重“大同”，这一价值取向背后深沉的文化根由，正是中华民族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

在中国哲学智慧里，天、地、人是彼此独立又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和系统。在天、地、人这个大的整体和系统中，组成其整体和系统的不同部分和要素，又各自构成自身的整体和系统。各部分要素与整体系统间的圆融感通、有序运化，造就了生生不息的世间万象。而世间万物的感通互摄同样适用于人际人伦。因此，世间万物都是“相成”“相济”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可以相互感通、圆融互摄的，正如《易经》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哲学命题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际伦常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体现的都是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相互理解、对话沟通的感应会通。在1993年的《世界伦理宣言》中，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被尊为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其核心理念就是：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我，成就自我是在成就他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

这一哲学智慧基因不仅使得中国人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圆融有余，而且易于将哲学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也易于在古老哲学智慧与现代协商精神之间构建一条穿越漫长历史隧道进行对话沟通的精神通道。现代协商精神强调主体之间的商讨互动，从而建立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并最终建立起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系统状态。中国哲学智慧恰恰最擅长在多元差异中寻求理解、尊重、体谅、沟通，最终求得共识与共处，这既是中国智慧之长，又是协商之所以可能、共识之可以达成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智慧是整体思维智慧。它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主客体分殊的哲学时代而走向整体把握世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来说，很早就站在了人类哲学智慧的高端。圆融感通的整体智慧也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和合思维。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渊源于此，而不是西方特色的“二元分殊”。

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华文化另一特色就是思维方式上注重中道中和、和合和生。“中”“和”“生”蕴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奥秘，奠定了现代协商精神的文化基础，也为协商过程中具体处理好“多”和“一”的关系、顺利实现“多中求一”以及整体“度”的把握，提供了独特有效的柔性方式。

“中”较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提出的“允执厥中”，孔子在《论语》中盛赞“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礼记・中庸》充分肯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先后以“中道”“中庸”“中行”等表述“中”，阐释适度、不偏激、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思维状态，并把“中”与 “和”联系起来，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把“中和”视为天地万物良序运行的法则。

“和”在中国先哲那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多样性的统一，是谓“和而不同”“尚和去同”“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西周史伯把“和”与“生”联系起来看，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世界是丰富多样的，万物没有绝对的同一，以恰到好处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有差异之“和”，才会有天地万物的产生与发展，才能化生万物，此谓“生”。这是中华思维关于“中”“和”“生”相互关联的内在奥秘。

具体讲，“中”是一种兼顾多方、统合协调、去极端化、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中”的标准是是否“适度”或“适当”，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简单调和与折中，更不是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和”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和而不同”，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承认、包容并尊重差异；“生”是“中”与“和”的结果和表现，是事物基于“中”“和”之创造创新与变化发展，所谓“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天地合而万物生”（《荀子・礼论》）。

持中道，求和谐，谋发展。“中”“和”“生”所涵养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助益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历史发展而没有发生大的文明断裂。在社会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正确看待社会矛盾，合理协调多元关系，避免动乱纷争，实现社会和谐，促进有序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正是在多元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中，不断积聚活力与合力，在共利、共强的“群居合一之道”（《荀子・荣辱》）中，不断化生、创新、发展的。这正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在多元对话中求和谐、求合作、求共存、求发展的协商思维得以蓬勃生长的民族思维基因。

二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成，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国人民久已习惯的思维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政治学有着不解之缘，也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文化所直接催生。

正是基于人民解放的历史需要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民主协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革掉封建专制之命，建立起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新型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身就是一部彻底封建专制、探索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

在这样的民主道路的追寻中，协商民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其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在于视人民群众为根本依靠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群众路线及其文化形式，就自然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条件和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核心内容的群众路线应运而生，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奋斗的出发点，以群众需求的满足为事业的落脚点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群众路线的民主方式几乎是同时期酝酿产生的，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群众路线作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此后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的、并事实上实践着的“总民主”。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革命文化背景中孕育、诞生的。

协商民主的具体产生，也离不开另外一个革命文化要素即“统一战线”，换言之，协商民主得益于“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两大革命文化要素的共同催生，而此二者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两大重要方面。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实质也是群众路线，二者都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就开始认真探索和积极推进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实践形式，二者都旨在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地位的树立和弘扬，它们共同催生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进程。

众所周知，由于身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开始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征程。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共商”即共同协商，这一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思维的最初运用，也是最早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编第1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版）。在1924年至1927 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共商”得以延续，国共两党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事的积极探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中国革命的特定需要、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民族智慧的特点与偏好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选择了以共同协商为重要基石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注重与其他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中，有效地进行了以协商方式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最早探索与成功实践。在“三三制”民主政权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党领导、广泛协商、包容合作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具备了构成多样、主体平等、目标明确、遇事协商的组织特点。“三三制”既是统一战线，也是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事实意义上的协商民主的最初形式，也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雏形。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党对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对自身政治道路与政治制度的思考选择、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综合运用更加清醒自觉：一届政协的召开是协商的结果；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协商民主最重要、最成功的现实实践；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协商议事方式，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协商民主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广泛、多层和制度化的特点，并且在实践中继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从革命走向建设、从协商建国走向协商治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生自在的协商民主，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自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选择上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第5篇

全球化

零和一　信息与智能社会

超级产业的国际竞争

虚拟经济

哲学革命

温特尔模式

物质能量与信息

相对论

文章简介：本文探讨新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分别对新经济和全球化进行了定义。对于信息产业的本质，是从物质，能量，信息的差别谈的。信息的本质是以二进位（0和1的组合）来表示客观存在，可以与电的开关相一致，所以可以达到光速，因此超越了物质特性，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文章归纳了信息社会的12个内容，指出它不是工业革命的继续，而是未来信息与智能社会的开端。中国历史上的“易”就是二进位的组合，中国人具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潜力。在新经济和全球化基础是的国际竞争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包括两极分化，宏观经济不稳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主权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不可盲目和天真。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

1。　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定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

的经济高速融合”（IMF）。“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狭义的“新经济”有三重含义：第一，指90年代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美国经济的特殊繁荣；第二，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网络，“新经济”就获得以下含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广义新经济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在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指美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这样定义新经济，就与流行的所谓“新经济＝＝信息产业（IT），加上全球化”说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经济”是90年代在美国首先产生，并影响全世界的。以美国的新经济为出发点，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加强调“国际领导者”（目前是美国），包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不仅仅把全球化看成客观过程。美国是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有意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这就使全球化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国，它的利益和战略的产物。这对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质，新经济的性质，及其双重后果，对于我国的应对战略，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三，新经济是一个历史概念。广义的“新经济”，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经济，农业社会而言，可以理解为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百年内，经过3次大的科技革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过程。

2。

4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形态

我们把“新经济”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当长的酝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发的形式形成现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酝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现第4次。

每一次“新经济”的大飞跃，都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生产力方面，我们强调它的科技革命基础：4次大飞跃是以4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17世纪产生于英国，在18世纪成为现实生产力，19世纪在美国形成最大规模的超级产业。第二次科技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和电子，形成了电力，航空，钢铁，汽车等超级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从二战以后开始，形成新的超级产业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正在酝酿第4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开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续？因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产业群，仍旧属于工业革命范围，形成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而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生态技术，基因技术为开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

人类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资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把物质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业社会，能量被转化为动力；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会中，人类将面临“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过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放大，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准确地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信息和智能社会”。要实现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脑。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将是生命科学。90年代开始开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类基因的图谱。未来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智能生产力。信息产业，可以看成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第二，每一次新经济的飞跃，都有生产工具创新，并发现新的能源动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珍妮纺织机和镗床，由镗床加工出蒸汽机，才使得蒸汽成为大工业的动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机床，动力是电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用于国防和学术研究；第二代计算机是个人计算机，用于信息的获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交互式网络，用于信息的传输和交流，这是第三代计算机。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智能机器人，达到人机共同思考。

第三，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机是以热力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从分子层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炼，是以化学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原子层次，物质的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结构的改变；电力的产生，是人类改变了电子的运动方向。而原子能，则是人类打破原子核的结果，质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类所利用，以产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利用日益广阔，体现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顿的机械时空观为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航海技术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为可能，而美国铁路网的建立，才真正为大工业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换的。人类正在进入海洋和外层空间，扩大自己绝对活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自觉地改变自己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即通过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克服空间对自己活动的限制。电子，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和铁路，缩短了人类环绕地球的时间。3颗同步运行的卫星，即可以实现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使得气象观测，股票市场，都能够通过光速，全天候24小时运行。运行速度越快，时间越短，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说：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就是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手段。新的通讯交通工具可以“压缩时空”，使整个地球变小，人类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马传书，一天可以跑800里；汽轮船，高速列车，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使人类摆脱时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电子通讯技术。1964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1965年出现了商用卫星。60年代末期互联网始于美国，80年代应用于军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应用于商业。2000年有1　亿台电脑入网，用户有5　亿人。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达到3。5－5万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16年，全球有2　亿人在家里上班。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关系，可以说，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而全球化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世纪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