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日本文学 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2.073

Impact Analysis of Confucian on Japanese Literature

WANG Meili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Haihua College， Shenyang， Liaoning 110167）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is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China，represents th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has been the world's attention，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many Asian countries maximum， especially with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Japan and so on， especially in japan.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n China's Confucian Thought on Japanese culture， customs and so on， are still highly Confucian thought，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Japanese literature; influence

孔子是我国儒学思想的代表，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正是由于这位大家四处游历，进行儒学的传播;到了西汉，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才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到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东渡、下西洋等各种贸易途径一起，将儒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日本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历朝历代的“遣唐使”将中国的儒学带到了日本，日本文学的许多方面充分借鉴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儒学思想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 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①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②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③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 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注释

① 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需要；积极入世；道德原则；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6-0017-02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改造虽然巨大，但深入其研究，会发现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并没有放弃先秦儒家所坚持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之所以力压百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的政治哲学，不仅仅在于它更能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更在于儒学自身内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最终指向是追求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良善，它在这一点上最根本地符合了整个社会的心理需要。例如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董仲舒为了论证专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抛弃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取而代之。由法家"三顺"之说，演化为儒家"三纲"之说，将儒家对等之伦理主义，改变而为绝对之伦理主义。这样的改变对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三纲之说由于迎合了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也无不为历代帝王所钟爱，极力发挥董仲舒"三纲"之说的政治统治作用。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是经董仲舒政治化后的儒家思想更像是一种"应帝王之学"。

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中，皇帝是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在儒家看来，这一政治系统稳定的关键就是要保证君主的权威。"尊君卑臣"是维系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这种绝对的君臣观念首先是由法家提出的。先秦儒家虽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道"高于"政"却是儒家坚持的基本政治性格。"内圣外王"既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君臣关系在先秦儒家看来是一种对等性的关系。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并且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对于事君之道，孟子的主张更为激进，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先秦儒家虽然强调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绝对的，其所主张的伦常关系是双向的，即秩序的维持需要有对应关系的双方共同承担，这是先秦儒学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法家则是主张不能相容，所以必然是落空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董仲舒思想的内部矛盾。政治哲学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在关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对政治生活做出的价值判断。它之所以是价值判断，是因为它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白描，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批判基础上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审视，董仲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体现了对西汉初期政治生活的关注和批判。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经之儒，董仲舒在融合阴阳、道、法等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引据儒家经典和构建本体论的天，不仅论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希望为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提供了一套能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因此，董仲舒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公孙弘式的"文法吏"，他的政治哲学既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疏离。而这种疏离不仅表现出他对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向往和对君力的限制，也表现了一个思想家在专制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精神。

下面我们来谈谈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用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神权和宗法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礼崩乐坏，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百家关于国家和法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蓬勃兴起，学术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其思想均涉及法律思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1.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不同点：

1.1法家与儒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儒家代表了封建新贵族的利益，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为统治者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出谋划策，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教育百姓要安分守己。儒家代表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治"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具有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显特征。与儒家"礼，德，人治"结合不同的法家模式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

1.2儒法两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同：儒家主张"先礼后刑，以刑辅德"，主张道德教化，以德去刑。儒家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即"德主刑辅"，教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法家认为法是衡量事物的标准的尺度，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纷止争，《管子七臣七主》说："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第二个是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2.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相同点：

2.1在法律本质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和法家相当接近，都认为法律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目的是维护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是法的社会作用的核心。儒法两家在对待法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2.2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儒家虽然重教化，轻刑罚，但并不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然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子即主张使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两手并用的统治方式。在这一点上，儒法两家都肯定了刑法，刑罚的强制作用。

作为传统法律思想的表现形态，"法治"的形式和发展以"礼治"文化的存在为前提，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法律思想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发展.表现为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化。以"法治"为主体的法律文化，开辟了中国古代的成文法时代，建构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第4篇

目前的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主要的是以“西方中心论”展开的，西方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的西方现代化路径是人类唯一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为此，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5〕西方价值的普适性成为政治哲学思考的焦点问题。贝淡宁从地方知识的视野回答了主流学者武断的结论，提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即传统，同样能够推动现代化。这一论断的提出为传统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维持自己的文明特色，探索传统文明的现代化内涵等方面开启了新的理论的视角。因此，本文就这一视角存在的前提条件、正当性以及发展的可能性三方面进行分析。1．传统思想资源存在的前提条件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它具有连续、有机整体塑造着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就是儒家文化在经过了两干多年的历史发展，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情感等各个方面，从而同现实生活及现代化建设密切相连。汤一介先生针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调就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而应取另外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即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还是那句话：我们应在全球意识下来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以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发展。〔6〕建立在农业———宗族———伦理层面的政治化的儒家思想是我们需要清理的，但是作为理念化的儒家文化需要我们回到先秦儒家的根源上来重新地解释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意义。黄俊杰对于台湾战后社会的分析为我们重新地评估儒家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战后台湾快速的工业化，固然在经济上为台湾创造了所谓“台湾奇迹”（TaEwanmiracle），使台湾成功地迈入“新兴工业国家”（NUS）之林，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却也为台湾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人与人的疏离使个人饱受孤独感的凌虐；人与自然的疏离加速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台湾困于空气污染、水污染与工业污染。〔7〕并且提出以儒学来重建台湾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儒学的精神泉源之特别具有现代意义者有二：一是连续性的观点，二是有机体论的观点，前者能对21世纪台湾的民主政治发挥滋润的作用，在“个人主体性”快速成长的新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能稍微降低；后者则可以在21世纪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稍稍降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疏离感。这两种原始儒学的精神，都可以为新时代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奠定传统文化的基础。〔8〕中国的发展和台湾战后的经历是类似的，都是在西方功利化思想的主导下造成了政治社会的危机，需要我们重新地寻找理论的资源来回应这样的现实问题。如果说这仅仅是出于社会发展策略的需要来平衡发展中内在的困境，那么在更为关键的层面上儒家思想作为应对西方观念主导下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的视角。以新儒学的观点来看就是：科学和民主的生活世界“都是人类理性共识建立的公共世界”，但是“公共生活世界并非人类所有生活的一切内涵”，“民主和人权之外尚有德性的保持可言。同样，科学知识之外也可以有心性、主体性的认知和体悟”。在此，儒学自然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儒学在重建中可以将它们整合在一起。〔9〕因此，西方的思想还缺少许多东西，也许最缺少的是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明智的信仰和人道主义哲学。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仁学。当此之时，儒家仁学的再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这里，牟先生以简明平实的语言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世界文明潮流及其精神引导需求。〔10〕儒家学说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这是儒家思想在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必备条件。其次西方自由民主发展的局限性和全球经济推动下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的资源来展开政治社会以及全球话语的重建。因此，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与现实层面来论证和建构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便是贝淡宁在本书中对于儒家思想的论证。2．传统思想的正当性论证。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的理由。理论层面的证明在目前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大多的学者从儒家的学说中抽取若干的条款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张岱年就认为：儒学也有许多观点，对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可以举出三点：一是关于个人意志独立与人格尊严的思想；二是关于人际和谐与天人调适的思想；三是强调社会责任的思想；〔11〕台湾学者殷海光就主张以科学民主为理性的标准来裁取儒家的道德思想，其依据就是以爱为主导的。当然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证，都是从自己问题的关注点来阐发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由此可见，他们的共性在于在不同的层面关注儒家的思想的价值观念：比如社会的和谐观念，经济中的信任观念，人的精神方面的刚健有为的观念等。从实践的层面而言，东亚经济的崛起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的支持。正如刘军宁对此作出的论述：“东亚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承袭了自由经济秩序，而且更进一步，将高度现代化和受英美教育的人士所构成的强大的官僚体系用来约束纯粹的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从而使古典自由主义消极的放任变成具有东方的即儒教特色的积极的放任主义，从而实现儒教政治经济的学说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在制度及操作层面上的接偰和对话。”〔12〕因此，价值和经验层面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贝淡宁的思考在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实践的理论。贝淡宁对于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论证为我们进一步地确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在本书中提出的传统伦理中的“人的生存”和“家庭情感”为基础的建构的人权观、民主的政治观以及经济发展依赖于家族关系的见解为我们认识目前的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提供了现实的视角。贝淡宁从孟子关于战争的正义论的观点以及中国人追求的家庭伦理幸福的观点进一步地说明，无论从人类社会的层面还是从人的终极的价值追求方面儒家的道德伦理价值观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作者在儒家的思想框架下来重建政治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生活，并为论证这样的合理性提出了事实的依据和基本的政治构建。但是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文化是在现代化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于：从西方理性主导下的“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由以外在于人的物质作为基点，向以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作为考虑问题的转换。儒家思想更关注人的存在价值意义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权利的概念。贝淡宁的出发点就是在这样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来回应自由民主的挑战，他更加关注儒家文化中对于人的生存的关注和伦理关系的和谐。中国的人权观更多关注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倡导的以权利为优先性。他认为：“与那些将其他事务置于优先地位的组织相比，那些以中国的严重贫困为目标的人权组织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善。”〔13〕中国乃至东亚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这与儒家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是一致的。这一“仁政”的理念赋予了政治权力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更大的主动性和道德合法性的内涵，同时也进一步地消弱了西方社会对于问题的干涉，回应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主要的人权是生存权的主张。其次关于伦理关系的和谐问题，他从儒家家庭伦理的观念得出中国人的对于人的幸福的理解就是家庭的生活。“家庭一直被视为幸福生活的关键”，〔14〕从财产关系以及外籍家庭劳工的实证分析中再次强调家庭伦理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主要侧重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积极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动力和基础就在于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的引进。因此，现代化的发展就在于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能够与经济发展更好地协调，成为社会发展的力量。

在人的存在为核心和家庭伦理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模式的设想。他认为，权威的政体是“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安宁”必要的条件。这一理论的设想基础也就是以人的生存为基本的前提，同时更为切近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社会精神的认同而确立的治理的模式。即“一种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包括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以及一个由竞争性考试为基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上议院”。〔15〕他认为，儒家传统中对于知识精英的重视是建立政治精英统治的思想基础，更进一步来说，现代的公共事业的复杂性本身意味着很大部分进行决策的权力必须置于一群有机敏头脑的精英的手上，这几乎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的一种功能性要求。〔16〕但是精英的统治并不是排斥民主的必要，关键在于：现代社会面对的问题是要将对民主的肯定与对具有才能热心公益的精英进行决策的思想肯定结合起来。更准确地说，在东亚的环境中，社会必须试图将由“儒家”君子的治理与民主价值和实践协调起来。〔17〕这样政治的结构就可以避免由于民主政体的对于少数人利益的侵害更好地保持社会内部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精英政治更能从国家的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整体的社会的发展从而避免民主制下的短期的功利主义的政治考虑。贝淡宁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儒家的精英治国与西方的权力制衡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在其中他更强调的是上议院，也就是精英的主导性的力量。它赋予了传统的儒家的“士”以更高的政治地位。“士”代表的是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同柏拉图的哲人统治的思路是一致的。他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力量的支配性而能够按照社会政权的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民众的实际利益为导向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贝淡宁在此关注的焦点就是“士”所具有知识和道德的资源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赋予他们以极大的主动性。即传统的孟子思想中从人性善的角度来说明人道化的政治。不忍人之政，是合乎人性的政治，也就是人道政治。把人性———不忍人之心（侧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落实为帮助人、尊重人、维护正义、制裁邪恶的行为，就是人道。把人性落实为帮助人民、尊重人民、维护正义、制裁邪恶的政治，就是人道政治。〔18〕这是贤能政治的基本的框架，但是贤能的出发点是人的善性，人通过道德的修养（智性的直观）而达到完善，成为“圣人”。中国的贤能在政治中体现为“天下为公”的思想。孔子的说法就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社会，天子之位“不为已有”，“灼然与天下共之”，所以天子并不能私人享有———而只能是为天下人民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天子之位“灼然与天下共之”，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天下人民。〔19〕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实践中走向的是“民本”的思想，正如孟子所言的“王政”，目的还是在于维护统治阶级权力的合理，没有实现天下人民的政治权力。况且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道德与权力的结合往往是道德为权力的扩张披上合法的外衣。个人的欲求侵蚀了道德所要求的利他主义的政治关怀。一旦没有外在权力的制约，道德所支撑的权力必然是任意的、腐败的。孔子也认识到道德对于人性私欲的克制是很抵制人的本性中私欲的要求的。因此，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设计政治结构，从理念的层面上来说：儒家对于社会秩序（名正则言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仁者爱人）、义大于利的思想等都能很好地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为建立公平平等的社会奠定基础；从制度的层面来讲：儒家提供的道德理论就显得缺乏基础，因为道德的存在依赖于人的示范效应和熟人社会之间的群体之间的压力，它更多的是一种“人治”制度，缺乏客观的标准具有很大随意性。所以在儒家的传统中构建社会秩序必须引入西方的自由民主中法治的理念，在制度的层面强调法治这是人类文明结晶。对于中国社会的治理法治是第一位，道德只能停留在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而不能擅越这个界限，否则社会系统的理性化与道德“人治”发生冲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社会系统中与法治基础相吻合的道德基础。因此，贝淡宁的思想是基于西方业已成熟的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来论证儒家文明的超越性意义，但是更为紧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西方社会成熟的制度体系来建立我们的制度。马克思也论述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在充分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需要借鉴自由民主的制度上的优势，同时在中国儒家的道德理念下进行有效的整合。从宏观的层面来讲就是要：“仁政”理念下的自由民主：底线是自由民主的权力诉求，理想是“仁政”下的对于人的生存的关切。这样的关切主要是指人的生存环境的和谐、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人的社会关系的有机性、人的政治关系的互惠性等。儒家文化的现实性在理论层面还需要系统论证，在实践层面更多的汲取西方文明的成就，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谈儒家思想发展的可能性。3．传统思想的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贝淡宁的论证已经为我们指出儒家思想发展的理由，但是对于儒家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现代性论证不能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这样的论证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因为任何时代的实用主义的观念和需要都是变动不居的，因此，缺乏对终极性的价值的论证。这样就为各种各样的政治理念的出台留下了空间，因为他们都可以主张对实用主义问题的解决。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就是“人学”，儒家特别重视现世的人生，珍视生命的价值，肯定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价值。他们强调人在人生活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认为人是人生的主体，是自己人生活动的主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生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需要的满足，都取决于具有主体意识的人。〔20〕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完善从根本来讲就是“自由”，正如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表明：自由始终是人类终极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是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还是道家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都是追求主体的自由的实现。所以进一层来说，儒家追求的人的充实和完善和对于人理想的现实主义（李泽厚）的乐观主义精神都是儒家思想在终极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的回答，只有在深层次上回应了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才能为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哲学的基础。所以这是我们从本书中做出的进一步引申，即关于儒家未来发展的哲学基础。在此将自由主义的理念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结合起来考虑儒家思想进一步阐发的可能性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西方的文明就是“去魅”的过程，但是现代化的确把人置于经济动物的境界。对此，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西方文明物质化的倾向进行批评。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导致“人的异化”的思想也同样表达出这样的“人道主义”关怀。人的存在的问题成为西方的“存在主义”与后现代探讨的核心的话题，无论是“行动交往理论”还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的理想设计，都是回答人怎样才能过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这些问题与中国儒家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是一致的，儒家更加强调人在群体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在主体性道德自律的基础上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现世的”幸福。它没有寄托于“上帝”的天国也没有寄托于佛家“来世”。梁漱溟对于中国、西方和印度文化的分析可以为我的论证提供依据。他认为，西方的文化是“意欲向前的”，也就是说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这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就是“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也就说它不想去改造局面而是调整自己的思想；印度的文明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也就是：遇到问题他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和要求。〔21〕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选择就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22〕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23〕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集大成者殷海光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文化解决了人的心灵问题。因此，中国文化是继西方文化之后人类的发展的选择，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世界观所决定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文明的超越，超越的前提就在于对于已有的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和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决定了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的思想在历史的传承中被曲解，被政治的利用使得它的内在的活力被扼杀。贝淡宁的观点又一次激活了我们在全球化多元文明共存以及中国的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他以中国儒家文化的“民本”与“家庭伦理”为根基的论证似乎不足以支撑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构，包括他的政治框架的设计都是一种粗略的框架，但是他的整个思维模式为我们重新建构现代文明的儒家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为此，笔者借鉴中国思想界关于儒家文明的诸多分析来进一步论证这种建构的合理性，并对他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文化哲学基础的分析。历史和现实都为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价值，为我们从自己的内在视角而不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文明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文化的更新、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模式的组织来回答中国问题。一方面在于重新接续儒家文明的发展，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推动自己社会内在的变迁力量。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提出自己的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展望，我们要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展开对话重新建立正义公平和平的世界新秩序。诸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重新的建构。

作者：董毅 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 现代化 调适

儒家对现代化既有反抗，又有调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新儒学”形成以前的传统儒家对现代化以反抗为主要形式，此后的儒家以调适为主要形式。“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1]

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

（一）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19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2]，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迭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二）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越来越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一）“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

五四以来的儒家调适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9年到1927年，是儒学的解体时期。儒学遭到全面批判，旧儒学走向消亡，儒学发生重大蜕变，“新儒学”开始萌芽和成长，儒学的解体派（“破坏主义者”）和重构派（“建设主义者”）同时登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儒学的主要解体派，“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是儒学的主要重构派。儒学破坏与儒学建设交相辉映，形成学术争荣之局。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力主先破后立，因而儒学破坏派占据主流。他们积极输入儒家稀缺的自由、民主与科学资源，高扬着思想启蒙的精神。但他们对传统全盘否定、对西学完全照搬的做法，又暴露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机械，有着严重的“启蒙心态”[3]（惟物质主义或物质利益至上论、惟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万能论、竞争与进化中心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是严重的“启蒙心态”，“启蒙心态”是“启蒙精神”的极端发展形式或变态形式）。对文化深层的心灵建设关注不够是他们的致命缺陷。儒学的建设派也在这时顽韧崛起，为了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重寻民族文化的老根，他们积极呼唤和致力儒学的新生，但不可否认，儒学破坏的声浪汹涌澎湃，儒学建设的辨说几至湮没。此时，儒学的“现代化共识”（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基本形成。

第二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是儒学的建设时期。从总体上看，儒家解体派的批评声浪已经削弱，虽然还有因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引发“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再次论战，但儒学的解体派已是强弩之末，接续传统，重建传统，甚至复兴儒学的观点已经普及于世。儒学的建设派已经从后台转向前台，由弱势渐趋强势。“新儒学”的系统建设已经开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流派纷呈。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已然成形。1932年熊十力删定《新唯识论》。1934年冯友兰刊《中国哲学史》，接着有1939年的《新理学》、1940年的《新事论》、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1946年的《新知言》、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美国版）等问世。1938年贺麟发表《知行合一新论》，创“新心学”。钱穆1928年成《国学概论》，1937年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成《国史大纲》。与此相呼应，学术界要求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关注中国文化精神，建设中国新本位文化的呼声不断加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国民党政府也发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要求，愈加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第三时期，从1949年至今，是儒学“融和性再重构”时期，这一时期还远未结束。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政治取向的、是异常严峻的，儒学基本上没有栖身的余地，“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使儒家命运更是雪上加霜。在高校也只是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对其进行学理性的研究，更没有信仰的同情，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人的儒家心态并未得到超越。在海外，尤其在港台，儒学保留着一份席位，但花果飘零的局面并未得到改观。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港台的自由主义对开始了对儒家新的攻击，大破坏又空前高涨。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新儒学”的提倡者和同情者，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事儒家传统的艰难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杜维明、余英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林毓生、金耀基、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思想解放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儒学又从海外回到大陆，海外儒学对大陆儒学起到了激活和换血功能，儒学的“合和性”建设重新启动。大陆“新儒学”也发出声音，如蒋庆、盛洪等。二十一世纪以来，儒学的“一阳来复”似乎可期。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已经表示了对儒家传统的同情理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做新时代的韩愈、朱熹，接续儒学道统，让中国重回儒学世界。我们也不太可能全盘西化，遂了西化派的心愿，一成不变地沿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与人文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全然认同佛教要义，来个佛教复兴，是中国成为佛教国家。中国文化建设的前途只有一个，在对传统进行再重构的前提下，进入文化融构的新时代，完成文化融构的光荣任务，建设别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我们当然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超越儒学的旧形态，使儒学在中国文化大融构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儒家调适的新特点

五四以来儒家调适的新特点如下：第一，传统儒家彻底消亡，新儒家不再全盘地、盲目地抵制西化和西学，相反，新儒家恰恰喜欢用西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来诠释儒学。第二，新儒家在对传统儒家的批判的同时，重点在于接续儒家传统，但由于对儒家的偏爱，对儒家的深度反思往往不足。第三，尽管“现代化共识”形成以来，中国人要求建设“中国本位”或“中国特色”的呼声越来越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但儒家的命运并未得到改观，相反，对儒家厌恶情绪未能摆脱，对儒家的政治批判反而越来越严厉。似乎谁对儒家略有同情，就是思想保守的表现，就是中了封建余毒。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态度并未改观，政治批判压倒了学术反思。如杜维明所观察到的：“‘五四’以来的困境是：该抛弃的没有抛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4]第四，儒家调适的根本走向，在1949年以前是走向自成独立的体系，形成系统的新儒家理论，如“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在1949年以后总体走向是融入其他的思想之中，或者说化解于无形（当然不否认有个别的系统理论）。种种“会通论”、“和合论”、“融构论”为此做了注脚。

（二）儒家调适的动因

关于儒家调适的动因，我们认为主要是两大压力：第一是民族主义压力，即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外在压力。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侵略不断升温，儒家内部的“经世意识”、“忧患意识”、“反叛意识”和“抗议精神”得到张扬。儒家是入世的，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认同来源，儒家在民族危亡和认同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实现自身的蜕变，才能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而只有实现了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儒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第二是工业主义压力，即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压力。工业主义自18世纪以来就“以动力横决天下”，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也横行世界。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成本优势，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网笼。以农业主义立论的儒家思想只有在工业主义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才有根本出路。

（三）儒家调适的性质

儒家的调适，从其本质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是由以农业主义立论过渡到以工业主义立论。当然，其立论不仅要遵循工业主义的逻辑，还要注意避免工业主义的陷阱，如过度的物质信仰，过度的外在诉求和人的异化。因此，儒家的解体派（即破坏派）和建设派（即调适派）之争，并不是传统语境中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共同希望中国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

三、儒家调适的方式、方向与前景

（一）儒家调适的方式

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的方式至少不下十几种，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新儒家”形成以前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方式，此后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这两种调适方式。

1、“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学调适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 “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

“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被“中西会通论”取代。

2、“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调适观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惟一出路是开出自由和民主。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 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是可以和儒家思想发生亲和和化合作用的。“儒家‘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借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美好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同理，“虽然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5]

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调适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儒家调适的实践上来说，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运用的转化武器就是“西学”，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再三致意，目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他们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以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而不会功亏一篑。因为社会整合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

（二）儒家调适的方向

儒家调适的总体方向，我们认为是朝着以下几条轨道：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罗荣渠教授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6]

（三）儒家调适的前景

我们在前文谈到儒学的生命力的时候，已经对儒学的现代化前景做了一定的分析。分析儒学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它可能转化性创造出的精神资源和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就大致可以看出儒学的生命力，即儒学的发展前景。

话又说回来，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学的发展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调适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信仰的需求。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看，儒家调适的前景大体不出五种可能性：其一，自成体系地发展，成为多元思想和信仰的一种，但不会是主导性的。其二，自成体系地发展为一种吸取其他思想文化之长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其三，为其他的思想和文化所吸收，消弭于无形之中。其四，与其他思想和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主导性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其五，彻底消亡，为其他思想文化覆盖或取代。第一种和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第四种的。

要言之，如果说世界真的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那么中国的新轴心文化将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为“轴”，以新儒、释、道和其他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为辐辏的新组合和新融构。

转贴于

[1] 关于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我们另有文章讨论，此处不论。

[2] 关于东亚文化的内核和外缘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内核转型之难的考察，可参考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3] 杜维明主张“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关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的分梳，参考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二十一世纪》（香港），1989年创刊号。

[4] 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