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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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第1篇
（一）“城市化”建设对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建设性破坏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推进，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存的特点。1）旧城改造及很多开发商对于城市用地地疯狂争夺，导致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政策形同虚设，受到严重的破坏；2）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经济建设（一手硬）和文物保护（一手软）的问题,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严重忽视了社会效益，比如政府对文物保护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抢修维修经费非常不足，导致文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二）文物保护管理体制被擅自改变，专业人员严重匮乏（1）一些地方存在由于文物管理机构事权不分导致文物管理体制上存在诸多盲点，比如某些文物景点及文物建筑由文物、军队、旅游等多部门管理，极容易出现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基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物政策及法规的具体落实制造了障碍。（2）为了片面地追求城市GDP的增长，出现了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违法现象,即将本属于政府实施的文物保护转嫁到企业，甚至是通过国内外招标承包的方式进行，这些都催生了一连串文物遭到毁坏事件的发生。（3）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瓶颈，比如由于有关人员的专业性不强，很难满足日益繁重的考古及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三）违法违规破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处罚力度不够（1）一些企业法人为了满足短期利益和商业利润的极大诱惑，很容易出现毁损文物的违法事件。（2）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等行为并造成文物破坏严重后果的,破坏文物罚款的最高限度为50万，这不足以构成对一些单位及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威慑,导致一系列文物保护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二、增强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力的具体建议
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吉林省一些县市文物保护政策具体执行的调研，就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这一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具体如下：（一）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条文，提高文物保护政策执行的效度城市化建设中诸多对文物保护不利现象要从源头上进行制止，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需要地方政府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细则，完善对破坏文物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等。具体做法：（1）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比如通过“文物保护先行”等行政许可制度的方式,让文物行政部门不断介入到具体的城市化建设项目的各个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文物保护,也不阻碍经济建设和发展。（2）不断创新多元化的投入模式,从而拓展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比如制定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领域的有关规定；制订文物保护的专项税收政策,形成稳定的文物保护基金等。（二）完善文物管理机构建设，提高文物专业技能依据文物法的具体要求，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专业领域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1）加快构建政府、机构及社会等协同创新的互访体系，从而有效整合发改委、财政部、旅游等多个文物保护的工作机构，不断确立文物部门的牵头作用,使各个部门明确自身的管理权限,从而履行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职责。（2）加强文物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从而充分调动社会各方优质资源,协同解决制约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三）需要加大对一些违法违规破坏文物行为的处罚力度具体建议有：（1）设置具有警戒作用的处罚限度，可以广泛征求有关法律、经济、文保等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数值,从而规定文物破坏者意识到破坏文物将要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2）加强对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力度，有效传播文物保护政策理念。比如，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文物保护违规监督类的网站,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平台，可以及时将破坏文物的信息披露，让有关文物行政单位知情并处理违规案件。
三、结束语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第2篇
规划项目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对主城区200多个危旧房改造片区进行了拉网式调查，共登录了191处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渝中区数量最多共96处，江北区23处，南岸区15处，沙坪坝区21处，九龙坡区4处，大渡口区2处，巴南区10处，北部新区4处，渝北区1处，北碚区15处。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统计，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8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三普文物点152处①。按文物类别统计，包括古建筑4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42处，石窟寺及石刻5处，其他1处。上述191处文物，列入抗战遗址名录的35处，革命遗址2处，优秀近现代建筑11处。除单体文物外，危旧房改造片区还涉及到18个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市级历史文化街区3个，即磁器口传统街区、湖广会馆-东水门传统街区、金刚碑老街传统风貌街区，以及《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1年修订）中列入的历史文化风貌区3个，即上清寺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七星岗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解放东路历史文化片区。
2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
2.1规划思路和原则
（1）主要思路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文物保护规划是配合大型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而编制的文物保护规划，其规划内容、规划范围以及规划措施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既要符合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又要考虑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主城区是城市文明的发源地，尤其渝中半岛作为重庆母城，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积淀了厚重的城市历史文脉，承载了巴渝儿女共同的城市历史记忆，大量的历史建筑就是其物质载体和历史明证。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使多数老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威胁，对老建筑进行调查、甄别，实施抢救性保护成为当务之急。在长期的实践中，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在随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更新，越来越强调文化遗产本体与历史环境并重，文化遗产本体和文物所处自然、历史环境的保护与整治是文物保护规划的第一要义。只有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谈如何发掘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使文化遗产得到合理利用和展示。本次规划秉承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广泛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文物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充分考虑、统筹安排，力求规划的高指导性和强可操作性。（2）规划原则本规划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地方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国际（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原地保护优先，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结合科研，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规划原则。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保护，对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文物，要尽量调动有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保护。文物是人类的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我们每一代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它们保护好，并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以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平衡。保护文化遗产，既要保护其真实性，又要保护其完整性。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衡量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内在统一程度的标尺。文化遗产保护是要保护真实的文化遗产，而保护的目的是要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既依附于其真实性，亦体现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内涵既包括有形范围上的完整，即文化遗产本体组成部分和结构的完整，也包括其所处环境风貌的完整。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要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采取统筹规划、分类保护、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式，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眼于长远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
2.2规划需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1）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将一直伴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中。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它们只是人类活动产物的千万分之一，因而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性、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护好文物，并将它们以最好的状态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保护必须是首位的，要以长远利益为重，考虑代际平衡。同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这一属性要求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多年的实践证明，保护和利用是文物工作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离开利用的保护将会出现僵死的局面，而不谈保护的利用必将是竭泽而渔。文化遗产的利用重在合理，首先是利用目的的合理性，要能够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优秀文化的传承；其次是利用方式的合理性，应该要能充分体现文化遗产的公共性，使更多人享受到保护成果；最后是利用程度的合理性，任何形式的利用以不威胁文物安全为限。（2）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浩大的工程，它着眼于长远利益、综合效益。它与城市建设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文化遗产是一种集有形和无形为一体的宝贵资源，如果保护得好、利用恰当，它可以成为城市竞争的软实力，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为宣传城市、打造城市添加厚重的筹码，无形之中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建设是在创造未来文化遗产，这种“创造”不是无本之木，所“本”就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因此，不能一味要求文化遗产保护向城市建设妥协，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建设的绊脚石，只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将能够达到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双赢。（3）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民生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旧城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民生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多数旧城区的建筑破败，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宜居程度较低。旧城区的历史建筑，尤其是未定级的文物建筑，居住者通常都是城市较低收入人群。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要保护遗产本体，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和整治周边环境风貌，改善旧城区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为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4）文化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风貌的关系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更新，我们越来越认识文化遗产依存的历史环境是文化遗产完整性的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文物的真实性，脱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遗产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与遗产本体一样，遗产所处历史环境同样是不可再生的，且更脆弱易损。因此，文化遗产历史环境的保护与遗产本体的保护同等重要。依托文化遗产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其周边环境风貌（历史环境、自然环境）进行整治，使之与遗产本体之间能够协调统一。
2.3规划主要技术手段
（1）危改片区内的拉网式实地调查根据《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规划》（2008年）中2008年至2010年全部危旧房改造片区分布图（地形图），我们组成若干工作小组，对所有危旧房改造片区范围进行拉网式全覆盖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对每一处发现登录的文物点都按照设计好的调查表格内容，进行GPS定位、摄影照相、文字记录、现状测绘，并将它们逐一标注在片区分布图上。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周围原著居民进行走访，获得文物历史沿革、变迁以及有关历史背景资料。（2）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文物综合评估规划中，在对危旧房改造片区进行拉网式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所涉及到的文物进行整体的价值分析后，我们建立了针对每处文物点的综合评估体系。（3）依据综合评估评级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包括原地保护、就地迁建、异地迁建和留取资料等四种文物保护措施，并坚持原地保护优先原则。对于单体建筑而言，综合评估评级为“”的多采取留取资料，“”以上的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则结合所在片区用地性质采取原地保护，或就地迁建、异地迁建，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均采取原地保护的措施。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文物，尤其是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列入《总规》中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一般均采取原地保护措施，结合片区功能定位整体保护。（4）利用卫星地图进一步明确文物现状在第二阶段的文物保护规划中，我们将每个危旧房改造片区红线和片区内的文物点分布情况，全部准确标注在最近更新的卫星地图上。这样一来，危改片区及文物点的位置、文物周边环境等信息均一目了然，对危旧房片区拆迁、文物保护都是一种很好的指引。
2.4主要保护措施及实施情况
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涉及的191处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原地保护、就地迁建、异地迁建和留取资料的文物点数量分别为114处、18处、12处、47处，分别占总量的59.69%、9.42%、6.28%、24.61%。原地保护是指不改变文物点原有的周边环境、风貌、基础和位置，待条件成熟时经现状勘察后针对具体病害施行加固、维修等保护手段。实施原地保护要求尽力保留文物原状和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维护并改善文物周边环境风貌，保证文物遗存本体及其载体环境的安全。在对本体实施保护时，须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原材料、原工艺，按照原形制、原结构进行保护，新技术的使用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体现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由于本规划坚持原地保护优先原则，尤其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不得就地迁建或异地迁建，评级较高的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也以原地保护为主，如川康平民银行、望龙门客运缆车遗址、人和门城墙遗址、重庆海关总署旧址、汪全泰号、白象街151号历史建筑、海关办公楼旧址、大溪沟电厂苏联专家楼、文昌宫、周家湾别墅、文星阁、重庆特钢厂仓库等。上述文物点后来大多陆续进行加固、维修，并被公布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规划中建议原地整体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内文物，基本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就地迁建是指在不改变原状、不破坏原有文物周边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就近整体移位迁建保护。本规划对就地迁建文物的规划选址提出建议，即结合危改片区的社区功能考虑，尽量选择片区规划绿地，不占建筑容积率。在工作中应按照“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原形制”四方面要求，做好解体前的测绘和修复设计工作，解体和迁建过程中要做好相关记录。本规划对陈诚公馆、徐远举公馆、交通银行旧址群等建议实施就地迁建，即便作出此建议，我们仍强调优先考虑原地保护。异地迁建是针对原地原址无法保护或已无原生文物环境风貌，但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地面文物，进行异地搬迁集中保护，并提取相关资料。异地迁建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里的几栋建筑，多是原李子坝片区和牛滴路环沿线危改片区内的抗战文物集中迁建至此，集中展示重庆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风貌。除上述比较成功贯彻执行规划措施的案例外，还有一部分未得到执行的。例如有的片区部分文物点原定保护方式为原地保护或就地（异地）迁建，但在拆迁过程中予以拆除。
3加强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随着对过去若干年城市化进程的反思思潮的出现，各级政府对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通过对危旧房改造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的回顾和实施情况的初步追踪，我们对加强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3.1坚持文物保护优先、原址保护优先原则
文物保护优先、原址保护优先原则是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这也是文物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的内在要求。不可移动文物不同于可移动文物，除本体外，所依存的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文物历史内涵的重要构成。搬迁复建将流失掉宝贵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关于重要的历史时空信息，搬去的只是文物的“壳”，也必将失去文物的“魂”。
3.2调整城市建设规划程序，强化文物保护前置审批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长期存在，但并非不可调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应该调整城市建设规划程序，将文物保护列入规划和建设审批前置条件。从技术上可以通过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引入地理信息系统，完成文物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信息共享来实现，这样一来规划部门能够及时准确对涉及文物用地的土地性质、权属等作出统一、明确、合理的认定，在规划阶段实现城市建设对文物本体及其保护范围的避让。
3.3通过一定的政策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
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但单靠政府无法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这需要通过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吸引社会资金注入遗产保护。例如（1）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来鼓励历史建筑、街区的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对历史建筑、环境进行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维护；（2）通过优先开发城市中其他地块的权利来吸引开发商投资历史建筑、街区的保护项目；（3）通过优先古镇、历史街区内及其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的经营权，吸引开发商投资古镇、历史街区的保护等。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中，有的地段和片区的文物保护通过引进社会力量投资，达到保护与利用共赢。
4结语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未定级别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措施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遗迹以及相应的遗物。这些文物是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应该由全人类进行共享。其中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更是历史文化的象征，它不仅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见证了我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一课题的探讨。
一、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在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保护水平的提高。
1、认证以及保护主体独立性不强
根据《文物保护法》，若是在进行相关生产以及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具有价值的文物遗存或是遗址，该遗址的所在政府要积极进行文物的保护，并根据文物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保护措施的实施。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要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认定，因此，认定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到文物保护水平的高低。现阶段，我国文物认定的主体为各个地方政府。由于制度问题的影响，地方文物保护的相关机构直接隶属于当地的政府，在相关人员的配置以及资金的支持方面也都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部分地方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对于文物认定这一部门的投入并不是十分的重视，这导致认定工作无法全面的开展，同时，对于认定文物主体的独立性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物保护机构的独立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物认定工作的开展；二是文物保护机构的权威性不高，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动力不强，机构的人员配置以及相关方面的设施不齐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为了进行经济开发，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逐渐成为开发建设的牺牲品，这严重影响到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的提高。
2、三无状态的出现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三无状态，且较为普遍。除了有部分地方政府对其进行文字说明之外，大部分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处于三无状态，主要体现在：一是大部分文物无保护标志。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大部分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并没有相应的保护标志，其主要原因是相关机构对这一方面不够重视；二是大部分文物无保护范围。保护范围的确定是进行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要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大部分文物并没有进行保护范围的确定，这导致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人们在进行日常生产以及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文物的损害；三是无专人保护。现阶段，政府的主要精力全面放在了经济发展中，对于文物保护这一方面并不是十分重视，因此，导致文物保护机构并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文物保护。
3、文物保护意识较为淡薄
根据现阶段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分析，各级政府以及相应的文物保护机构对于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意识淡薄，这导致相关的工作无法全面的开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不重视，常常会出现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被占用的现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由于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原先已定过级的文物失去其级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
二、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
1、健全保护机构
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在进行其保护工作之前，首先要健全文物保护机构，其主要措施如下：一是进行相关专业人才的招聘，例如，专业的文物保护人员、专业的文物修复人员等，并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薪酬待遇方面的调整，既要做到吸引人才，又能够做到留得住人才；二是多举行相应的学习以及交流活动。在进行文物保护管理过程中，要想不断提高保护水平，文物保护机构要积极进行与其他地方的学习以及交流，积极学习其他地方进行文物保护的先进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文物保护水平。
2、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意义
首先，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要重视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的开展，要充分了解到这一工作进行的重要性；其次，各级文物保护机构要根据该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文物保护意识宣传工作，让人们充分了解进行文物保护的目的，积极提高人们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意识；最后，鼓励社会相应保护组织的参与，让这些机构参与到文物保护过程中去，进而不断提高其保护水平。
3、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文物保护
通过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在进行保护工作中，并没有采用相应的科学技术，这影响到其保护水平的提高。因此，在进行文物保护时，相应的管理人员要积极采用科学技术，例如，在进行文物认定或是重建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提高其保护水平。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要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制定，通过这样的方法，不断规范保护工作的流程，逐渐让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步入正轨。
4、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现阶段，因为经济发展导致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遭到破坏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各级政府要将这一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当地的发展。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相应的部门要积极开拓思路，制定出新的部门考核制度以及标准，做到统筹兼顾，进而实现和谐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过程中，现阶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一方面的探讨。本文结合现阶段我国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现状，根据实际要求，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能够起到提高保护水平、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侯江，莫骄，刘厚伟，刘伟.论不可移动文物的定级与保护――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2）61-64.
[2] 石永明.加强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若干思考[J].今日财富（金融发展与监管），2011.09（11）186-187.
[3] 张松，刘青青，张龄心.上海文物保护立法的若干问题探析――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18）23-30+41.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