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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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常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长沙学院；读书工程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3-0017-04
[作者简介]周文军（1982―），女，湖南益阳人，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原理；李福英（1965―），女，湖南邵阳人，长沙学院基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长沙学院在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过程中，重视具有较为宽厚的科学与人文根基、较强的职业适应和转换能力、既宽又专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培养“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及职业素养的本科职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定了大类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为了顺应长沙学院大类培养模式改革，给学生创造特有的读书氛围与空间，基础学院依托本科生导师队伍，全面实施以倡导课外深度阅读、传承文化经典、涵养性情学识、塑造完备人格为宗旨的“读书工程”计划，以促进校园文化优化，构建书香校园，共同推进通识教育与大类培养。
一、起因与背景
强化通识教育是推进大类培养的关键，基础学院作为长沙学院推进大类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载体，自2011年9月正式成立以来，着力将通识教育理念渗透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强调育人全过程的整体优化。在不断推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通识教育实施机制，重点开展以读书工程为代表的大类培养模式下的通识教育活动隐性实践课程，以建立通识教育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并行互动的持续学习机制，推动大类培养理念的进一步落实。
二、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活动全年回顾
读书工程活动目前已在2011级学生中广泛实施，对全校其他年级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已成为长沙学院的精品项目，在学校范围内已具有一定的影响，深受老师和同学欢迎。
（一）领导重视，对“读书工程”抓得早抓得实
早在2011年4月长沙学院基础学院筹建工作开始，学院领导就以中央16号文件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长沙学院基础学院工作方案》和《长沙学院基础学院导师队伍管理办法（长大发【2011】15号）》，出台了《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实施方案》。在广泛讨论与系统思考的基础上，明确读书工程系列活动一体八部，贯穿大一新生全年，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基础学院院长亲任组长，各级领导亲自抓落实。下设办公室，基础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指导与实施，先后召开动员大会与员工培训会议，出台了《基础学院学生参与“读书工程”计划的相关规定》等补充政策。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对“读书工程”工作抓得早抓得实，加之基础学院全体老师的支持与基础学院全体大一新生的积极参与，使“读书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二）成立读书工程・读者会，强化读书工程之读书窗口
2011年10月，我校成立了读书工程具体组织与实施的平台――读书工程・读者会（原月湖书社），以协助宣传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理念、目标、政策和意义，收集和调查学生阅读倾向，及时反映读者对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传达基础学院对学生读者的要求和希望，做好基础学院与读者联系的工作。
在基础学院领导、本科生导师队伍以及基础学院全体老师的指导、支持与帮助下，经过读书工程・读者会内部成员的共同努力，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各项活动均已圆满结束，并取得了较大成功。这次活动在学院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与推广力，自身运作机制也趋于完善与成熟，初步具备了组织大型活动、多元化信息交流渠道、人员调配渠道、特色宣传渠道等活动的筹备、策划以及执行等能力。
（三）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读书工程常规活动是“读书工程”实施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1）新生导读。学会使用图书馆，使学生能熟练利用图书馆的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提高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为“读书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2）好书推荐第一段。推荐心目中的好书，以专业导师推荐为主，指定100本左右，为学生的课外阅读做引导。（3）个人自习阅读。针对所选书目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认真仔细的阅读，通过阅读加深对书本的了解与认识。（4）名师导读。师生读书沙龙，针对学生阅读的热点书目与问题，选定若干专题，邀请专业导师或班导师与同学开展讨论，通过讨论交流提升认识，加深感悟。（5）入室请益。建立常规的“问学”制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6）品书大赛。开展东来阁讲坛。（7）好书推荐第二段。我心目中的好书，通过自身的阅读感受，以班级为单位向其他学生和老师推荐图书。（8）含英咀华。读书心得征文大赛等三个步骤，旨在打造平台供学生展示其阅读思考所得，其间导师可为其提供指导和帮助。
目前，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各项常规活动均已圆满收官，并于2012年6月4日晚举行了基础学院“青春之梦”读书晚会暨读书工程表彰大会，对全年的读书工程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总结表彰。据统计，自2011年9月读书工程实施以来，导师工作室共接待来访学生3000余人次。组织由专业导师主讲的读书沙龙活动10次，2011级全体大一各班均组织了有班导师和班导助理参加的读书工程主题班会2次，东来阁讲坛共计46支队伍参赛，含英咀华――读书心得征文大赛共收到学生读书心得593篇。好书推荐第二阶段――我心目中的好书共收到以班级为单位的好书推荐短文105篇，读书工程品牌标志（LOGO）与品牌描述征集共收到校内外推荐作品30件。读书工程活动直接获益人数达到3230人；另一方面，除惠及大一新生外，如好书推荐，对全校其他年级学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读书工程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三、长沙学院“读书工程”发展存在的不足
经过2011～2012学年一年的实施，读书工程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达到3230人，规模大，参与者多，深受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但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生的主体性意识仍有待加强。活动过程中仍有小部分同学或班级存在应付倾向，无法找到适合自身阅读的相关书目，更无法合理规划阅读时间、阅读内容与阅读方式。
（二）“浅阅读”现象仍然严重，“深阅读”之路依旧茫茫。整个社会功利化、娱乐化，社会的浮躁逐步折射到了阅读上来，摄取更多的信息成了阅读的根本出发点。学生的阅读时间普遍下降，对所读的作品缺乏沉静思考，片段式、跳跃式阅读泛滥。从征文活动所收获的作品来看，作品缺乏深度，浅尝辄止。从好书推荐中反映出：学生的阅读喜好受当今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以及同辈阅读喜好等各种因素影响，由于无法找到适合自身阅读的相关书目，学生变得浮躁，追求一切能够快速达到目标的阅读方式，少了些稳重和深沉。
（三）学生个人自习阅读与本科生导师队伍的引导如何实现真正融合，以及导师提供引导的方式、时间有待更好的完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活动组织水平有待继续提高。虽然读书工程系列活动自筹划之日起就经过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各项活动均做到了活动前有计划、活动过程中有反思、有完善，活动后有总结。各项活动均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但活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组织不到位的情况，存在由于时间关系、细节考虑不周的情况，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完善，以提高对广大学生的服务能力。
四、长沙学院“读书工程”发展的思考
“读书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体现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方向，意义深远。它能否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下去，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能展现当代大学生迸发向上的良好风貌的活动项目，进而成为热点效应，还有待我们去思考， 去努力。根据参与“读书工程”的实践，笔者认为长沙学院要广泛、深入、可持续地开展“读书工程”，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基础学院“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首先，大类培养模式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体现在重视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引导学生真正成为具有自主阅读能力的主体，并进而自觉地将自己的阅读与自身需要和未来发展联系起来。因此，有必要以主体性教育理念来关照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实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其次，要真正落实“以学生为本”，应该牢固树立以下观念：一是学生是活动开展的基础，即我们在开展任何读书工程的活动时首先要深入学生群体中，从理论联系到实际，去做调查与研究；二是学生是活动进行的关键，即我们在前期开展调查的基础上，给予学生主人翁的地位，及时在活动开展的各个方面鼓励和带动学生，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尊重并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符合其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的活动，把学生当做“顾客”，转变传统的活动举办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危机感，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阅读活动指导。充分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从而实现使学生学会读书、读事、读生活的目标，促进学生由阅读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真正落实“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二）促进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提高活动参与度
目前，虽然读书工程活动在校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仍有相当部分同学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因此，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可以采取建立读书兴趣小组等措施，给予被动参与者更多的关注与锻炼，多鼓励、多肯定，给他们创造成功的机会，帮助学生获得信心，努力改变学生的参与状态。同时，树立榜样的力量，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更多同学自发地参与到读书工程中来，切实扩大读书工程的影响力。
（三）满足学生的多元化思想需求，进一步创新读书工程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大学生的思想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读书工程活动必须紧密结合学生实际，从策划、组织、宣传到内容、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使之更加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比如，在好书推荐环节，补充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的书目，读书沙龙活动可以挑选学生感兴趣的焦点、热点问题，紧紧抓住学生心理，解决他们思想和精神上的困惑。加强对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过程管理，活动实施过程确保公开透明，以提高读书工程的可信度，增强学生的参与兴趣。
（四）加强宣传，打造读书工程活动品牌
对于品牌的影响力，曾有人这样描述：“即使一把火把可口可乐的所有资产烧光，可口可乐凭着其商标，就能重新起来”。读书工程后续实施过程中，要加强读书工程系列品牌建设（读书工程，读书工程・读者会，《品书》杂志），提升读书工程的品牌影响力，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读书工程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读书氛围。充分利用校报、校广播站、学校网站、基础学院网站等媒体和读书工程微博，来提升读书工程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读书工程。基础学院在创新读书活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在原有常规化、体系化、品牌化的基础上将力求个性化、实效性，努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活动品牌和精品项目。
（五）健全保障机制，使读书工程活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先进的理念需要贯彻落实，还需要有效的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读书工程・读者会”自身组织建设，提供人员保障。制度保障方面，基础学院先期已经出台了《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实施方案》和《基础学院学生参与“读书工程”计划的相关规定》。为了保证读书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与进一步贯彻落实，基础学院将进一步研究完善读书工程的相关管理制度，如学分认定相关规定等。资金保障方面，在读书工程后续的实施过程中，要逐渐摆脱单一依赖学院拨款的被动方式，积极主动地通过外联赞助、节俭等方法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学院拿出专门资金购置、补充图书，修缮布置导师值班室，大力营造读书学习的学院文化，为读书工程的实施提供物质基础，使读书工程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白莉莉.开展读书工程，助推大学生人文素养建设[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7）.
[2] 朱建亮.当前大学生阅读中的几个问题及其解决建议[J].公共图书馆，2010（2）.
考古学常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众考古 海昏侯墓 新闻 发掘
公众考古，也称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尚未对此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高蒙河教授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中认为公众考古是“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姚伟钧、张国超则在《中国公众考古模式概论》中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而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也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核心思想是对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
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起步早、成绩显著。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就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独到观点。然而，苏先生的公众考古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并未付诸专业实践。
一、新闻发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娱乐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设打破古人遗迹，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有关考古新闻的报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闻的报道重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故而属于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同时，新闻报道者对于新闻源的报道，是对考古信息的第二次“发掘”。因此，我们将与公众关系密切的考古新闻报道称之为“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对考古学界敲响了警钟。由于学术界对于新闻渠道的不重视，导致了网络上甚至出现《曹操墓发现小孩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曹操？》等一类假新闻，对考古学科的严肃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使得舆论场上产生“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的窘境。
该事例也说明了社会公众与考古学界一直横亘着一道“知识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过一种名为“知沟”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知沟，并强调这个知沟是由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缩小知沟的解决方案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介。
由此看来，利用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来向社会公众普及考古学常识显得尤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史之时，历史得以公之于众。在深化考古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通过文物观浸价值观，让决策者和公众形成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
当人们正在在如何把控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信息源而犯难之时，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开放的新闻公开机制、多元的新闻渠道、严谨的信息整合流程震惊了新闻业界和考古学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学界还固守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不愿意借助媒体为公众解释历史，那么考古学这门严肃的科学必将难以逃脱被娱乐的命运。
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二、公众考古视域下的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汉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侯国聚落遗址。同时，经历过列侯、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刘贺人生经历更是颇为独特。南昌海昏侯墓园由七座陪葬墓、两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构成，是西汉列侯丧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从2015年末至今，喜欢看新闻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热情。全盛期间，央新闻频道基本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了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工作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阶段成果以来，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热词，独特的传播案例也使其堪称公众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将依据部分网络搜索数据对南昌海昏侯墓的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时段媒体的报道重点、总体呈现的报道特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实际效果等具体情况。（全文数据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样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点）
笔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海昏侯墓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输入“海昏侯”这个关键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数据库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数有将近四百万次之多。然后，笔者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闻报道重点的具体流量情况，专门选取了海昏侯墓马蹄金、汉废帝刘贺、最早的火锅、孔子漆屏风、海昏侯墓黄金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仅为3890次。
我们将通过搜索其它热门关键词进行新闻报道密度的比较。首先，搜索的范围还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条件限定为“关键词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有39万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结果有7620篇，“石渠宝笈展”有1980篇。我们再进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级概念“考古”作为检索对象，也仅仅得到了31万篇报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的新闻报道也仅为17万篇。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闻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宝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业新闻事件，但是它们的报道流量却连一万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却有惊人的39万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国性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是一项关乎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闻事件，其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却能超过这个政策热点，足可以说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跻身舆论场上的社会热点事件。
第三，公众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对于金器的热情远胜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关键词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为3890次。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之下，社会公众对于黄金的热情都盖过了墓主人自身的传奇人生的社会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闻发掘的现实启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一场世界遗产级的文保行动，更是一场各大新闻媒体的“大会师”。各级各类媒体的新闻记者齐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现场周围的宾馆安营扎寨，有的与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闻讲述着这段“过去的故事”。
在这场新闻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团队以其严格的新闻机制、稳健的新闻把关能力应对媒体。虽然媒体蜂拥而至，但是考古发掘机构并没有口不择言，反而是在该沉得住气的时候越发稳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中，考古团队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可谓是慎之又慎。盖棺定论的结论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开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而新闻源的把控更是一直严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会上。
确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刘贺”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实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早在2011年业已开始，但是领队杨军等人把所有新闻线索都保留起来，等到2015年主棺发掘的时候一起公布，从而保证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闻曝光点，增加了公众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认知。
有效的宣传手段使这次考古发掘通过新闻媒体之手成了一场公众“追剧”的典型报道，并对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链”下的相关新闻报道产生了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首先，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实现学科融合。正是由于对于新闻的稳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报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时，由于考古学界与新闻业界存在的学科隔阂，记者因缺乏考古知识对某些新闻线索产生误读、考古学者因不熟悉新闻采写流程而惹出闹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从事公众考古新闻报道报道之时，将考古学知识和新闻学科理论进行整合显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地把新近发生之事实传播给公众。公众考古新闻涉及到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众考古新闻报道中做到客观真实，既是对先人的崇敬，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严格的新闻制度正是遵循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以人为本。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句话在新闻界中同样适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备新闻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而在这“5W1H”中，谁（Who）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报道中，“刘贺”一直是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毕竟，没有人物，就没有笔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杨军、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3]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08-31-005.
[4]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文物报》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备申报世遗条件》，《文汇报》2015-11-16-005
[6]吴运亮、郭潇雅：《公共考古拓宽考古学社会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09-A01
[7]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1-22-C02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考古学常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甘肃岩画；原始艺术；岩画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11-02
一、甘肃岩画研究概况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原始艺术的研究都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原始岩画是一门既显幼稚又显成熟的艺术，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理解原始艺术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规律，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虽然甘肃省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岩画研究情况不容乐观，要认识到与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还很大。
对于甘肃岩画，如果仅从数据测定、断代和简单分类等角度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研究终究无法探寻其文化内涵和精神特征。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考古学领域，也无法复现原始艺术的光辉和人类早期的精神内涵。我们需要加强田野考察能力、对材料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对理论的抽绎能力，孜孜不倦地对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正如弗雷泽所说：“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对于甘肃岩画的研究必须基于图像造型，通过甘肃省的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体系、巫术等各种文化仪式，去探寻其生命活动的深层意义。仔细分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理论体系，每位岩画专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甘肃省岩画的研究也应因地制宜，根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建立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还需要独到的研究方式、方法。原始资料的积累需要岩画高清照片数据库的建立，其中还包括每张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的确认。这对于甘肃省的研究人员来说，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甘肃省岩画分布地较分散，数量较大，情况较为复杂，会面临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原始艺术的研究现在已进入到一些复杂的理论框架中……对于原始社会、原始艺术家的目的、意图的研究和解释，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而且，不断变化的研究态度、方法及技术手段都已使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从群体发展到对个别艺术家以及他的审美观的研究。”②也就是说，对于甘肃省岩画的研究必须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方法。细分全国其他省份的岩画手法，我们不难发现每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心理、形态、方法和规律。
二、甘肃岩画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肃省岩画的构成形式、造型形态，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创作心态和原始意识，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环节。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几下几种。
第一，图像学方法。岩画可以说是一门边缘性学科，是美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美术学图像学的角度去分析甘肃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规律是研究原始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图像学的方法出发可以发现甘肃省岩画自身独有的造型特点和创作手法，只有对岩画本身的题材、内容、形式、造型特点等进行细致研究，才能显现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
第二，考古学方法。历史是研究原始艺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传统研究都是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岩画的。当然，甘肃省岩画研究也要构筑于考古学文化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原始艺术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还是无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创作心理与原始艺术的精神形态。这种人类早期精神内涵还是不能完全通过硬性的古文化来印证的。
第三，民族学方法。对于甘肃省原始人类审美意识和精神内涵的研究还需借鉴民族学方法。我们要从繁杂的图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区岩画造型形态的手法和特点，其方法就是将许多复杂现象反复做比较。正如格罗塞在他的《艺术起源》中所说：“艺术科学，和其他全靠观察作基础的科学所处地位一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证明，甚至全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禅厌烦地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③将归纳总结出来的要素放在甘肃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结合甘肃省特殊的地理情况才能印证原始人的创造心理和审美精神内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确定一件原始艺术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学方法。对于原始人来说，无论创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们的精神产物。那么，对于岩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人类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始岩画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结合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也正是这种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岩画具有了强烈的神秘感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第五，人类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类各种精神形式的发展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以此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在我们试图确立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意义时，必须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整体特征，注意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的各类精神形式的具体内容，然后探寻造型艺术所发生的复杂关系。
因此，我们要对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进行全方位研究，以独特的方法演绎出蕴藏在原始艺术中的精神内涵。
甘肃岩画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对甘肃岩画进行抢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甘肃还没有专业的高层次岩画研究团队，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岩画保护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岩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肃靖远吴家川千年岩画受风吹雨蚀和人为破坏严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强保护。从最初发现到现在的20多年，这里的岩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清晰的图像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岩画周围刻画了他们自己的“杰作”。还有嘉峪关黑山峡的崖壁上，分布着自战国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共计150多幅。1981年，这些岩画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宝贝长期以来屡遭人为破坏，一些画面或脱落或被盗割。除了人为破坏外，自然因素也对岩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由于受技术和资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难找到有效的保护方法。可以说，在岩画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甘肃还是个空白。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除了要参考学习其他省份的方法外，还要根据自身地理特点，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三、甘肃岩画保护措施
甘肃岩画究其破坏原因主要有两种：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针对这些破坏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第一，坚持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使得岩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应加强岩画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周边绿化环境，避免现代化的过度开发对岩画造成的破坏。
第二，建立甘肃岩画博物馆。应针对一些能够被移走的岩画建立博物馆，在馆内模仿当时岩画存在地的现状来放置岩画，使它们重现田野里的原始情况，给学者的研究和参观者提供最能接近它们原来表现形式的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岩画一旦离开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创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显然就失去了意义。对于无法移动的除了在当地尽量保护以外，还要在博物馆内陈设仿真品。另外，馆内应有一套完整的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除了省内所有岩画的高清照片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技术取得岩画图像摹本。
第三，以各种形式向当地人介绍岩画的重要性，让他们树立岩画保护意识。人为的破坏是导致岩画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从思想上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到岩画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当地的教育机构，通过学校以教学的方式宣传岩画的有关常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保护岩画的观念。
第四，定期举办甘肃岩画文化节。当地媒体应该经常向广大受众大量宣传有关岩画的情况，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让甘肃省居民为生活在一个岩画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举办甘肃岩画学术研讨会。有关部门应定期组织研究人员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外省学者来做讲座，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时交流，还可以督促甘肃省研究人员积极研究。
目前甘肃岩画研究正处于暂时的低迷状态，但有关的研究工作却从没停止，也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经常还听到有关甘肃省岩画的报道，这些新进展一定会为甘肃岩画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 释]
①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0页。
③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参考文献]
[1]陈兆复.古代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盖山林.中国岩画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考古学常识范文第4篇
——亚里士多德
殷商时期中叶，殷人在前人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青铜文化；同时，亦是在前人创造的符号、文字、绘画等文化基础上，经过总结、发展后又创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开创了中国以文字载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为华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统(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构字法则已经具备了)，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宗教等历史信息和汉字起源的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其契刻流传的载体——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誉为中国的国宝，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下，已蔚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且已呈显学之势。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记载，因此，有关甲骨文契刻时的状态，困扰了甲骨学界数十年之久。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对甲骨文的契刻状态作了如下论断：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的怀疑涣然冰释了。”
《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首先发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继而转载在《考古学报》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编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时，经郭老校阅和订正，删去原书中八篇论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论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足见郭老对此文的重视。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时候，还对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类、格式、规律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时候，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的“此论”一经发表，便被甲骨学界奉为圭臬——并被作为郭老对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贡献，广为载传。
余生也晚，故无缘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辈大师学习、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实的学术精神，对甲骨文厚爱有加。所以，当多年前在《 考古 》杂志上读到郭沫若先生“此论”时，瞬间在脑海中产生了一丝疑问，但一闪而过；今重温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再读到此章节时，当年的疑问不禁又浮出脑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潜心于斯，经过大量的参考、研究、求证后，今将观点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请前贤师长不吝赐教。
首先，我们姑且不论殷商时期能否制造、生产酸性溶液（在盘庚徙殷，至纣灭亡的273年的甲骨文历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论，那么是不能用“偶然发现”来解释酸性溶液的产生的），并且应用于对于殷商统治者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占卜仪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来验证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论。
现在我们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给我们的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龟腹甲、龟背甲
2、牛头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头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头骨等
B 卜辞的体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写的卜辞也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格式或体例。即某某日，某个史官或王贞问，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应验了还要把应验情况补刻上去。 所以一条完整的卜辞，常由叙辞（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
略举例如下：（请看叙辞与验辞之间的时间间隔）
1、叙占命验
[叙辞] 戊子卜， ，[命辞] 贞帝及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辞]王 曰:“丁雨，不辛。[验辞]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叙命验
[叙辞] 甲申卜 ，，[命辞] 贞帚 (妇) 好冥（娩），不
其 （嘉）？[验辞]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验
[命辞]贞其有疾？[占辞]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验辞]旬又七日庚申丧黾。（《乙》4130）
（为电脑中所无之字，但考虑到对本文论点无大碍，故未拼写）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现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异日卜
3、异人同日卜
4、异人异日卜
5、与卜日不同时间的验辞
略举例如下：
癸卯王卜，贞……甲辰阳甲。
癸丑王卜，贞……吉。
癸亥王卜，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贞……吉。
癸未王卜，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贞……吉。（《合集》35756）
此七条异日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条异日、异人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贞帚 (妇)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条卜辞的验辞时间与贞卜时间不在同时日[包括郭老较早发现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辞在内，这种贞、验不同日的卜辞，在甲骨文中不胜枚举]。
经过综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结合郭老的论点，我们得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甲骨经酸性溶液泡制、软化的过程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前，还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后——契刻文字前？须知甲骨经酸泡制、软化的过程发生在占卜前与发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虽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应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现的“兆象”效果则必不相同。因为占卜中最关键的程序——灼，会因占卜甲骨的干湿、软硬程度出现天壤之别。也就是说，通过人为的浸泡、软化后，该占卜用的甲骨还能否体验上天的意思。这一点至关重要，贞人是如何解释的呢？
二、面对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来说，对大量需求的龟甲与兽骨是统一泡制、还是分别泡制？殷人如何测试酸性溶液的浓度，以保证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软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蚀得无法使用的最佳状态呢？如果是统一泡制，必然会因其材质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现下例状况：即在同一时间内有的甲骨软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软化过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则尚未软化到堪用；如果分别泡制，又怎知何时、何人贞卜？又各需要多少龟甲、兽骨？这种情理之中的问题，贞人是如何掌控的（难道贞人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内不同时间占卜的前辞或验辞，试问在这段间隔时间内已契刻文字的该甲骨处于何种状态——是继续入酸泡制、还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继续泡制、软化，则该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蚀的不堪续用。即使勉强可用，则前后契刻的卜辞必会因甲骨的继续软化而出现不同状态；如果处于干燥状态，则与前面软化后契刻的文字状况还是不能统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说该甲骨无论处于何种状况，都会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与前次契刻状况不同的迹象，而这个迹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学者在百余年的时间中尚未发现的，为什么？
勿庸讳言，如果我们不否认——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过程结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档案记录，那么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是郭老的论点所无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关甲骨卜辞与文献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专家、学者对其的研究：
《礼记·表记》：“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简化字，后同）龟，祭祀先卜。”
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学者认为此乃祭祀龟甲牛骨之事，谓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经过一种祭典而后启用，即《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宾认为生龟之处理，先经过 、衅、祓，然后杀龟，并引《新获卜辞写本》381号“龟三牛”一辞证明殷人确有龟之祭（，与前同）。
祭祀究竟在杀龟之前，还是在初步整修以后？还可以研究。但为求其灵验起见，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甲骨学史》)。
由专家、学者对文献及卜辞的研究，我们得知：遵神的殷人为了求其灵验——让占卜的“兆象”充分体现天意，连龟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产生用酸泡制软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动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无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结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也好——没有经酸泡制软化也好，都是我们根据对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见仁见智的推测。由于我们无法还原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技术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证。
考古学是门严谨的科学。那么，如何验证某个见仁见智的论点正确与否，或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笔者认为，这种检验必须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这样才不至于陷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当局者迷的状态。通过对大量的史前时期骨器、玉器的参考、研究，我们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文明肇始的时代。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头与人类猎食动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为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础性材料，伴随着先人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劳动加思想创造了艺术。古人在劳动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甚至直接在劳动工具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传统思想认为：史前艺术可根据其创作载体分类归纳为“可移动艺术”（Mobiliary Art）或称“器物艺术”（Home or Chattel Art）和“岩洞艺术”（Lare Art）两大类（“可移动艺术”或“器物艺术”是指能携带的雕刻作品和装饰品）。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器物艺术”（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境内的南北两地几乎同时产生两支都以玉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个以石攻玉的时代是不可能制造生产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产生过——因自然发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们亦不可能产生将其应用在骨器、玉器制作过程中的思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不同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艺术品。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阴线雕刻技法与殷商时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这两支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号（不与花纹混淆的、刻划位置特殊的）、图案——雕刻得细若发丝的不胜枚举。从这些细若发丝甚或比发丝还细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观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迹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相互印证，使我们可以更加科学的研究其工艺特征[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我国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别为：软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玛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岩矿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岩玉的硬度变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间，通常在摩氏4左右；独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为骨雕材质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为钙、磷等矿物质，主要是钙的磷酸盐，包括结晶的羟基酸灰石和无定形的磷酸钙，其余成分为有机质，主要是胶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岩矿物制作的细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胜任的]。
又据考古发现，在河南省贾湖的裴李岗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发现了十数个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知：我们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在坚硬的龟甲上契刻符号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人们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时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细图案的工艺技术（这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发展、延续历程中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承），那么要在龟甲、兽骨上刻出细致精巧的图案、符号（广义的文字），虽不至于说易如反掌，也应当是绰绰有余的吧！这一点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证实。
史实面前，任何设想或辩解都是枉然的！
通过对以上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实在我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众多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雕刻艺术品发现了；欧洲一些国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艺术品的历史，远的可达到30000年之久），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能够在甲骨、玉石上熟练地契刻“文字”符号或其他的艺术形象了，而这个时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时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对经过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见的甲骨文，笔者更倾向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没有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
上述的问题和结论告诉我们，显然郭老认为：只有在软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样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细腻、凝结、坚实的材质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细致的图案。而在软化、疏松的材质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细致则是很难的——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这从保存到现在的——古代非金属雕刻艺术品（无论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艺术品，还是大型的雕刻艺术品），都是由象牙、骨头、紫檀木、黄花梨木等坚硬、细腻的材质制作的事实中，一样可以得到佐证。
大量的事实和问题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无须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为老一辈甲骨文研究专家，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经历了甲骨学史上整整五十个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着大胆创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学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作斗争”），在甲骨文的释解考证、分期断代、编纂流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建国以后，先生在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养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虽然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似有所误，但这丝毫无损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学术成就。因为同他在中国历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业绩相比，这个结论的失误，如沧海一粟；因为我们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师托在他们的肩上学习、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我们的观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辈学者更加优越、更加科学，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发现和成果，才是对老一辈师长的最好纪念。
图1、良渚文化象牙雕飞鸟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饰 4、红山文化C字龙 5、红山文化玉人面 6、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 7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参考文献
《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1956年
《殷墟文字乙编》董作宾编著 科学出版社1948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纂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甲骨学小词典》 孟世凯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年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中国甲骨学史》 吴浩坤、潘 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华远古史》 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舞阳贾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考 古》杂志 1972年3期
《良渚古玉》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年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 周 膺 吴 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宝石和玉石》 栾秉傲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国古代美术史》 李 浴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0年
《中国原始社会史》 宋兆林 黎家芳 杜耀西著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考古学常识范文第5篇
新闻导读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诗人昂蒂帕将自己所见过的世界著名古迹列出七大奇迹,也称七大奇观,即埃及金字塔、希腊的宙斯神像等，可惜，除金字塔完整之外，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也只有残砖碎瓦。
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后，那气势磅礴的秦军战阵，那壮美雄浑的陶俑艺术，以“大、多、精、美”征服了20世纪的现代人。
1978年，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于是，“世界第奇迹”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秦兵马俑的代名词，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景德镇是中国陶瓷艺术和各大名窑的集大成者。当景德镇近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考古发现让世界注目时，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世界罕见的、祖先留下的三代皇家官窑这一人类奇迹，是瓷都人应该深深思索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打造江南旅游都市、保持历史文化名城荣誉时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
现状
文物保护步伐正在加快
近年来，景德镇加快了对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为保护举世无双的御窑遗址，前几年，市委市政府实施了保护官窑遗址、政府部门搬迁的行动，对地下沉睡800多年的官窑遗址进行保护。
与此同时，民窑遗址保护也提上议事日程，刘家弄作坊群的保护、观音阁民窑窑址的保护性发掘等等，都体现出我市正在加快对文物的抢救和保护的决心。
第四届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被列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景德镇官窑遗址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包括已经发掘出来的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官窑遗址，以及一批正在发掘的御窑遗址现场。
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的陶瓷文物非常丰富，以明代早、中期的瓷器数量最多，目前发现有20多种釉色和100多种器型，已经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
民窑遗址也有许多收获。从2007年9月29日开始到目前为止，考古联合队在观音阁村南和村北的3处地方，进行发掘、采集。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陶瓷作坊遗迹、房迹、制瓷工具遗迹以及大量瓷器标本。
其中，瓷器标本以青花瓷为主，间或有白瓷、蓝釉、紫金釉和釉上彩等，主要器物以碗、杯、盘等生活用瓷为主。青花瓷纹饰题材丰富多样，有人物、花卉、花鸟、山水纹样；款识有“福”、“富”、“万福攸同”、“大明年造”、“宣德年制”、“成化年制”等。
根据史料记载和目前发掘物推算，这处遗址的年代约在明朝末年。
为什么把考古地选在观音阁，为什么说这次考古极具考古价值呢？
近日，记者采访了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江建新告诉记者：根据历史记载，明朝末年，昌江河两岸就有许多的民间陶瓷作坊在这里从事陶瓷制作烧造。明朝万历三十六年，社会动荡不安，官办窑场一度处于瘫痪的状态，许多身怀绝技的官窑师傅，为了谋求生路，纷纷来到民窑作坊从事陶瓷制作和彩绘。他们的加入，使民窑生产注入一股新力量，活跃了当时民窑作坊的生产状态，加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部门就进行了调查，发现景德镇保存较好的窑址有150多处，年代从五代时期延续到清代，观音阁瓷窑遗址就是其中一处。
从这次挖掘的出土文物看，为研究景德镇明代制瓷业经济形态、陶瓷作坊内部具体分工形式以及成型工艺，为研究17世纪景德镇转变期瓷器及外销瓷烧造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所以说这是极具考古价值。
除了对景德镇明代观音阁瓷窑遗址的挖掘外，日前，在群英街对面又发现一处古窑址，据推断，这个古窑址可能存在于清末时期，目前，市考古研究所还在进行挖掘和考证。
据有关调查，景德镇每个朝代的窑址分布地不同，如宋代窑址分布较广，大多分布在远郊；元代遗址主要集中在近郊和市区内；明清时期逐渐向市区集中。
保护文物就是尊重历史
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根本。亵渎历史就是数典忘祖，就是文化堕落与心灵背叛。
试想，人类若是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生产经验与生活常识的积累与传递，没有文化精神和科学知识的沉淀和扬弃，那么，人类还在森林里挣扎，在黑暗中摸索。
最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种群的代表性器物，从生产的，到使用的，从地上的，到地下的，假以时日，保存下去，发掘出来，就形成了文物。而文物蕴涵的文化信息、人文精神、艺术语言、科技成果，构成了特殊的实物型资料，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是任何当代产品和用品都无法取代的。
景德镇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到底多值钱？笔者记住了两件事情：一是一位著名陶瓷考古学者对我说过：景德镇是一座建在历史文化遗产上的名城。在旧城区，以古陶瓷为代表的文物遗存，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宝库，这座文化宝库还在不断扩大。因为景德镇陶瓷名人众多，随着今人将成为古人，那么陶瓷文物将与日俱增。所以，景德镇的大师级陶瓷名家的作品才会一年一个价。二是近年来景德镇古陶瓷特别是清三代官窑精品屡屡在国际国内各种拍卖会上拍出天价。以至于一件文物就接近景德镇陶瓷全年产值的十分之一（以元青花《鬼谷下山》罐当年拍卖价与当年景德镇陶瓷产值相比）。这一件艺术陶瓷，要用多少万件艺术陶瓷去折抵？
景德镇瓷文化的代表作品――大型舞剧《瓷魂》里，师傅青泰跟徒弟高岭说过一段话让人回味无穷：瓷无魂，有如人无心，必须将精魂融入瓷中，瓷品才有真正的灵性。笔者想说的是：在景德镇，瓷就是这座城市里深深扎下的根，瓷就是这方水土上古人今人的魂。只要护好了根，留住了魂，这座城市尽管会经历起落，但最终将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