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案例分析范文第1篇

蒙氏数学学习心得范文1数学是一门基础的学科，同时也广泛地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幼儿数学教育，是帮助幼儿建立与发展初步的数概念。理解初步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从而促进幼儿思维能力发展的一项工作。

20xx年3月24日，亿童早期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到我园进行了一次《蒙氏数学》的培训。本次参与培训的人员有我园数学教研组的全部成员。

本次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由亿童早期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朱老师上一节《蒙氏数学》示范活动;2、我园数学教研组成员与教研员朱老师共同探讨数的概念，共同解决平时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次的培训活动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让自己对《蒙氏数学》的教育理念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其次，也让自己对数的概念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在本次培训活动中，我向教研员提出了自己在平时进行《蒙氏数学》的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共同解决问题。还与教研员、我园数学教研组成员共同探讨了教学中的方式和方法。

本次的数学教研培训活动为我们教师很好地解答疑难问题之余，还为我们系统地梳理了对数的理念。非常感谢园领导的重视并给予我们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蒙氏数学学习心得范文2蒙氏教育是一个很前卫又很普级的幼儿教育新理念，通过学习使我对蒙氏教育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让我懂得了0—6岁的孩子在接受知识时是通过表象思维慢慢转变为抽象思维的。在珠心算教学中特别在计算教学方面，及应用题教学中，应借用具体实物来操作教学。这样学生易理解又能快速掌握运算方法。在数学的图形认识，及分类教学中，提醒老师课前做好充分的教具准备工作。例：做不同颜色的几种图形，这样学生既能直观清楚的认识图形又能区分颜色。一节课不仅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同时更提高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让我懂得不论你教什么课，最好让孩子自己亲手去操作，这样不但能提高孩子学习的兴趣也便于孩子接受掌握，同时记得更牢固。可能应了这样一句古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吧!更让我懂得无论你教什么，我们不要去死教，而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教。这样孩子不但非常喜欢你，更喜欢你的每节课，自然孩子学习兴趣也很浓，学的就好，也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蒙台梭利是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他提出的教育理念是：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需要。她强调教育过程中幼儿的主体性，她的教育目的是：“尊重儿童自我需要和价值，促进儿童个性和谐发展，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蒙氏的教育内容与现行幼儿教育内容虽然在内容的划分上略有不同，但其内容却是紧紧围绕体、智、德、美、劳这几个方面的。蒙氏教育活动的内容很生活化，能更深入地考虑到儿童的需要。蒙氏最有特点的是生活和感官区域。生活区的材料全部取之于日常生活，教学内容也全部是生活能力的培养。如：抓、舀、插、倒、吸、捞、夹、剪、切、开锁、筛、穿孔、编织等生活中所有用到的手的动作，都在蒙氏生活区找到相应的教具。生活、感官是学习的基础，是进入学习的基础阶段，是提高生活能力的手段。蒙氏还有一种特有的教育形式就是混龄教学，孩子的兴趣第一。我想，任何活动，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不管以什么活动形式出现，都应该是可以的。 蒙氏教育思想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和延伸。以上是我这次学习的一点体会，希望对老师们有所帮助。

作为一个蒙氏教育的老师来说，我们的观察能力就好像医生的触觉一样。如果你不能很好的捕捉到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个合格的老师的细心观察是多么的不容忽视。 教师应该是一个观察者，更应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只有他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蒙氏教师!

蒙氏数学学习心得范文3庆童蒙氏幼儿园是大庆庆童早期教育服务中心的一所幼儿教育实践基地，本中心于20xx年1月份开始进行亿童《蒙氏数学》的课题研究及大庆地区幼儿园教育服务工作，并于20xx年3月成立庆童幼儿园。对于如何在幼儿园中班开展蒙氏数学，使幼儿得到更大的发展成为本园所的研究主要目标。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渐渐总结出了一些心得，在这里与各位同仁及家长共同分享。

一、《蒙氏数学》是孩子的好伙伴

我国数学家陈身生说过：传统的数学教育，幼儿学到的只是计算能力的培养。而《蒙氏数学》以激发兴趣和培养思维为精华的数学教育思想和独特的纸面操作教具为主的教学形式弥补了传统数学教育的不足，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推理、判断、主动思考、与人沟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欣赏、互相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孩子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线上活动时，一听到班德瑞音乐，孩子们便会安静自觉地进行走线活动;在集体活动时，幼儿通过教具的操作，不但在大小肌肉、手眼协调方面得到训练，而且领会了感官、数学教育中的内涵，为学习文化知识打下坚实基础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在自主操作中，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增进了同伴之间的友谊和情感，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动手能力、交往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孩子们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越来越强，真是印证了那句话“智慧就在指尖上”。在不断的研究、反思，分析个案，调整教学内容、方法的过程中，我体味着变化的欣喜和收获的充实。

二、《蒙氏数学》是教师的好帮手

开课初期，我园针对各班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在《蒙氏数学》的线上活动，还是在集体活动、到分组活动上，操作起来较难。孩子们在分组活动时，我在组织教学活动的初期，一到这个环节就头痛，到现在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个环节，使我感觉到《蒙氏数学》不仅使孩子的各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也使我们在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能力有所提高。经过半学期的时间，我发现孩子们虽然已经知道了蒙氏常规的要求是什么，而且在专注力等方面都较以前有了进步，但对于《蒙氏数学》中不同教具操作要求及其展示方式等，真正能按要求去做的还是不多。另外，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些情况的出现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和修改自己的教学方法。

为了充分发挥“以强带弱，以弱促强”的这一教育理念，我把教学的目标重新进行了调整。我班接受能力强的幼儿占多数，因此，我以这部分幼儿为主，然后再根据其余幼儿不同的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

在《蒙氏数学》活动中增加接受能力强的幼儿进行展示的机会。这样不仅会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同时还会激励弱势幼儿的学习，于是就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目的。

在其他内容的学习上，除了进行分组教学以外，我还运用《蒙氏数学》的作业纸，增强了家园共育这一环节，请家长们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进行家庭辅导。对于孩子们遇到的困难，由家长反馈给我，我再根据孩子们作业情况及家长的意见进行课堂指导或个别指导，然后再利用作业进行巩固和练习。

总之学习了《蒙氏数学》后，孩子们的数学思维能力有所提升，养成了主动思考的习惯，专注力和秩序感越来越好，自我探究意识也增强了，现在孩子们在做《操作册》时，多数题不用老师讲解，就能独立审题并完成。

三、《蒙氏数学》促进了整合教育的发展

作为《蒙氏数学》的老师，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健康发展，我考虑如何把《蒙氏数学》与日常教育更好地进行结合，使孩子们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一开始我们班便开始了相应的实践。

1. 利用《蒙氏数学》中的日常生活教育进行生活常规教育。

我利用《蒙氏数学》的活动，让幼儿学习如何搬椅子、拿勺子、擦桌子、叠衣服、站队等，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重复这些工作，幼儿的生活常规有了很大的提高。运用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管理教育环境，引导幼儿参与环境管理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注意“环境育人”这一教育功能，孩子们就会更好的成长。

2. 把蒙氏活动中的一些技能学习与五大领域活动进行穿插教育。

3月初时，我准备带孩子们上一堂剪纸课《美丽的小雪花》之前，我就利用做蒙氏数学《操作册》的时间不断让幼儿进行“剪”的活动，以提高幼儿“剪”的技能。孩子们在学习蒙氏数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了方方面面的指示，使自己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和提高。

3. 五大领域教学可弥补《蒙氏数学》教学中音乐、绘画方面的不足。

通过五大领域与《蒙氏数学》教学相结合，孩子们学到的内容大大增加，知识涉及更为广泛。《蒙氏数学》为幼儿准备了充分的学具和操作材料，他们每天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在这里自由选择、自由操作，教师在观察的基础上给予适时地引导和帮助，让孩子在操作活动中自我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提高，从而实现主动发展的目标。

四、《蒙氏数学》促进了家长工作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范文第2篇

一、地理教材中的灾害教育

地理学科有着丰富的与灾害教育有关的教育内容和因素，开展灾害教育也可拓展地理教育的价值，地理教育大有所为。在众多国家的中学地理课程中，自然灾害的相关内容都为重要内容。本文着重对英国主流地理教材中的灾害教育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地理教材编写、教学实践有所借鉴。英国地理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在关键阶段3学习“地壳变动及其对景观和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地形地貌的变化过程以及它们对景观和人类所带来的影响”等。

研究选取的《地理学的明天（Edexcel GCSE 标准A）》（霍德教育出版社，第三版），选取章节为第二章第六节——构造景观。学习目标要求掌握构造运动的位置和特征；研究构造运动。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内容：能够描述火山和地震的全球分布；理解板块运动导致地震和火山运动；认识汇聚、离散及保守型板块边界特征；了解测量地震的不同方法。第二、三部分内容：理解人们继续生活在活跃构造地带的原因；认识火山爆发或地震的产生原因和影响；了解预报和预防火山运动与地震的不同方法。

[构造运动的

位置和特征＼&地震和火山的全球分布；地震和火山通常同时发生的原因；板块边界的特征；地震如何测量？什么是震源和震中＼&构造运动的影响及其治理＼&为什么人们继续生活在火山和地震活跃的地方？什么因素造成地震？对人类的影响；地震对环境的影响？目击者报告案例研究：火山爆发的产生原因和影响——以1997年蒙特色拉特岛火山爆发为例＼&火山爆发和地震影响的预报和预防＼&][表1][教材内容结构]

二、地理内容分析

地理教材中有一组活动，用以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作业系统较完善，关注面较广，能较好实现灾害教育教育目标。值得一提的是，题目分高难度型和基础型，教师能较好实现分层次教学，学生也能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能力水平。

关于地震，教材给出麦卡利地和里氏震级两种测量方法。作者详细地说明了这两种方法的表示意义、使用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介绍麦卡利地震度时，有各个震级的漫画图片，形象展示其特点。之后，作者分析了什么是震源和震中，并用示意图表示震源和震中的位置以及地震的破坏范围。在这一节的末尾，让学生完成一组“活动”，活动案例如表2。

高难度型：观察表2。①震级与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②画一张死亡人数与地震数量的散点图。③地震数量与死亡人数之间有关系吗？④2004年的地震死亡人数多于2007年的地震死亡人数，这是为什么？

基础型：观察表2。①用表格中给出的词语复制并完成下列句子。②某些年份的地震死亡人数比其它年份要多。提出两个原因。

“构造运动影响的治理”一节，作者分析了为什么人们继续生活在火山和地震活动频发的地区，列表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书中图片表现了埃特纳火山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地热利用。接着，作者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1999年8月17日发生在土耳其的里氏7.4级地震进行分析，内容包括地震发生原因、地震对人的影响、地震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目击者报告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示意图或图片、漫画等佐证。

对火山爆发的原因和影响的阐述，作者也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案例是1997年发生在蒙特瑟拉特岛的火山爆发事件。作者先通过示意图分析发生的原因，然后结合具体的数字和图片分析火山爆发对人类、交通、建筑和环境的影响，最后还用漫画的形式出示目击者的感受。内容可信详实，分析深入具体，方式多种多样。

案例分析之后，有一组活动让学生完成。“①以下事件的发生与哪个板块的运动相关？（a 土耳其地震；b 蒙特瑟拉特岛火山爆发）②画出示意图表示蒙特瑟拉特岛火山爆发或土耳其地震对环境的影响。③土耳其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短期或长期的影响哪个破坏性更大？”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火山爆发和地震的预报与预防。作者先回答了地震和火山能否被预测的问题，指出尽管方法很多，但是都不能精确地判断。目前经常检测的是高风险区。作者提出了用气体检测和GPS系统检测地表形变的方法预测火山的可能发生区，又提出地震检波器和地面倾斜度测量仪器这两种方法预测地震的可能发生区。具体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接着作者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减轻或预防火山爆发和地震引起的后果？作者从教育、建筑设计、著名的抗震建筑、防御这四个方面阐述。教育部分以日本为例，介绍其防灾演习等活动。最后是让学生完成一组活动。“拓展工作：研究抗震建筑的设计，并自己设计出能够在地震中站立的建筑”。

不难看出，英国地理教材中有关灾害教育的内容有如下特点：图像系统丰富、直观，图表数据详实，有助于学生理解；活动系统强调培养学生能力，通过一些数据或图片让学生自主探究，以活动或任务形式给出；课文系统叙述科学合理，知识含量丰富，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较高。

三、结论与建议

可见，该教材既重视防灾知识的学习，又重视防灾技能的培养以及树立正确积极的防灾态度。以案例介绍、探究学习等方式组织灾害教育内容及活动，能较好实现其目标。比较得知，我国中学地理灾害教育的内容文字描述较多，强调防灾知识，多与生活实际疏离；国外的灾害教育内容以图片居多、图像系统完善，与生活联系比较密切，注意防灾技能培养，提高防灾态度，可操作性强。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现代；江南；家族史；发展历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阶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关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避免研究者旧话重说，做重复劳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有关江南家族的学术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语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1）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但鉴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争新的现状，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些浅陋的看法。

一、专题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与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诞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故从文化方面来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2）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与苏州间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苏州取得成功后通过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祖墓等活动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作者认为在两地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强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态保证了徽州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徽苏两地间的差距。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3）认为常州庄氏治学思想被刘逢路与宋翔凤继承，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魏源及王运，使经学的疑古思潮大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4）通过对近代浙江吴兴钱氏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近代文化家族的传承、断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种社会自主机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代际意识等诸方面的巨大变化。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5）利用了碑刻、家谱、档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种资料，从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一角度，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读；并认为席家与扫叶山房的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该文依循着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来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分析的条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6）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迟、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历史上的三次南迁的波澜，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后来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则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及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来取得突破。

对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还有沈潜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7）及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会史及文学史等方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成为了众多博士与硕士的论文选题。（9）

社会、国家与家族：晚清民初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因此，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家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徐茂明针对家族的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0），《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以心态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潘氏家族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反映了清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认为近代社会的巨变使苏州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日渐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内在的精神文脉却是薪尽火传，代代相承。张建华、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莫王氏的“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渐变，但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对晚清时段也多有涉及，该书利用区域比较法、心态分析法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苏州文化世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社会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

徐茂明还有一系列以国家、地方与家族的关系为视角的论文（11），其中《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以晚清苏州潘氏在江南减赋中的作用为例，探讨了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积聚并使用社会资本的过程；并指出这是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转换的过程，是江南士绅力量复苏的标志，更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12）比较了苏州与徽州两地的宗族社会与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与宗族结构、家族迁徙、妇女与经济生活、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社会保障、民间信仰及风尚习俗等，这种经过全面比较，详细考证与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13）指出团练是一种来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它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而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主要发挥了组织联络、筹措经费、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14）揭示了无锡唐氏东门支从事近代赈灾及社会改良事业的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赈灾的家族效应，是家族文化传统长期培植的结果。承载、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15）则是通过口述资料叙述了常州武进姚氏的社会生活，并对“小地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这种关注平凡家族的视角更贴近大众文化的研究。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16）从迁居、城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迁居模式的不同，各宗族各分支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差别。该文为探寻家族的迁徙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17）指出在陌生的城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推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整体素质，在一定条件下宗族是有可能通过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关于家族与社会变迁、家族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18）

家族与经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同时商人家族又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尤其是晚清以来，政治的剧变带来了新的经济格局，国外势力怎样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网络来拓展生意，国内传统的商人家族又如何在社会激荡的晚清民初变革求新，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家族史与经济史家们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家族与经济的关系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洞庭席氏作为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经商大族，历经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对研究晚清以来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有独特的价值。马学强对江南席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不仅利用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席家谱系图牒等文本资料，作者还对海内外近百位席氏后人做了采访；使得书中席家69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使该书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分析了席氏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并指出他们利用婚姻相互渗透，构成更加广泛的买办集团；此外，该书还很好的处理好了席家普通大众与核心人物间的关系。《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20）以采访散居在苏州、上海、杭州及海外席氏后人的口述资料为基础，阐述了席氏族人在上海的各种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易惠莉探讨了上海沙船主王氏家族十九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并指出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而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就将资金转移到商业以外的领域；种种的因素致使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21）刘锦的博士论文以商人家族史为切入点，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近代上海船商进行的深入的研究。（22）曾京京指出在近代新旧并存的背景下，近代家族一方面坚守传统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则依托时代潮流打造家族事业的内部环境。（23）

义庄族田（又称义田）是维持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最早的义庄在苏州发源，江南又被认为是义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而关于族田的研究一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王志龙指出近代苏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递减，再向东部稍增；并倡导将祠田与义田的比较研究作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24）王瑞芳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指出建国初期苏南族田普遍存在，而以强大政治威慑力为后盾的，不仅没收了族田，也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25）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政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6）李学如、陈勇指出近代义庄由个体收租逐步走向联合租栈形式，反映了社会动荡的加剧和主佃矛盾的激化趋势。（27）汤可可指出清末义庄的功能、组织和运作机制发生的局部变异，体现了宗族内部传统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绅力量的上升；抗战前后义庄和族益会呈现出公益性、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趋势；但打断了义庄的转型，并且在根本上铲除了义庄存在的基础。（28）

家族与教育：教育是家族发展与兴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从教育史来切入来研究家族史，是近些年研究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蒋明宏以无锡的家族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教育的论文（29）。《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指出在晚清的社会、教育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家族书院在单一“应举――经学型”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国学专修、综合改良、家族教化等不同类型的近代书院。《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探讨了以工商家族为主导的苏南家族教育的近代历程及其特点；并指出无锡家族教育转型的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时间早、开放程度高及以实学实用为目标。《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对晚清家族历史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做了探讨，并分析了教学方法变革的原因及内涵。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指出在近代苏南家训更强调“各业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家训的规制功能逐渐让位于化育功能，并把爱国意识和近代文明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认为蒙学课程变迁的特点是人文化与实用性并重，多元化与社会性加强，开放性与灵活性能相长。

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30）认为废科举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除受西学传入的影响外，还受苏州社会与文化世族实学传统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这种转向，使得文化世族内部的宗族观念开始淡化，随着职业的分化宗族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些都是文化世族教育转向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31）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工业的发达与该地区家族习业教育是分不开的。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32）采用了众多家谱、档案及碑刻等史料，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了苏南多个义庄对家族教育资助的情况；该文指出近代义庄对习业的重视，凸显出其务实进取的教育观，反映了义庄注重对子弟的因材施教，也表明了工商皆本的职业观念得到普遍认可；该文不仅论证详实，而且观点多有创新。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33）则亦是重申在社会变迁时期义庄对习业教育的重视。

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34）认为嘉兴文学家族内部的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情感关怀和精神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家族教育中的身份自觉意识和门辉耀族的追求。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35）认为庄氏族谱中的家训族规对族人起到了不小的教化作用。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36）认为，以往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现象时，归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从胡雨人到胡敦复》（37）仔细考察了胡家的办学史，并分析了从传统到现代，胡氏家族办学过程中诸多的“变”与“不变”。

家族婚姻和女性研究：婚姻网络是家族社会交往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因此从婚姻方面切入家族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马学强认为洞庭席氏因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等不同特点，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从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还与该家族经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分析，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探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38）罗时进则从家族婚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39）在文化兴盛的江南地区，家族中的女性也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蒋明宏利用十几种家族谱牒、档案及方志等文献，以教育史为视角来探讨清代苏南的女性，并指出她们在家族子弟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这种“文教联姻”的现象中，窥见出苏南重文兴教的文化内涵、开放流动的社会内涵、开明进步的历史内涵、家族制度的特色内涵。（40）

二、家族通史中的江南地区

除了专门对江南家族史研究的论著外，还有许多从整体上或多区域研究家族的论著，这些论著中不乏有涉及江南家族的研究，其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对江南家族的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冯尔康是研究家族较早的学者之一，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41）。《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利用了众多的江南等地的家谱及档案文献，从家族演变史这个侧面窥探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的转型；作者指出前近代家族的物质形态是祠堂、祠产及族谱，其中族谱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家族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更是家族历史、家族观念及家族文化的载体；并认为家族是具有自治因素的团体，只不过古代并未有自治的概念而已；而这种自治组织在近三百年中，正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团体方向变革。

钱杭是当代中国宗族制度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早在1994年他便出版了《中国宗族制度新探》（42），该书在宗族研究的方法上做出重大改变，并重新诠释了宗族制度的定义。近些年钱杭关于宗族领域的研究更是多有创新，完成了一系列论著（43）。《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认为宗族是个“建构”的过程，其客观依据、基本逻辑、核心理念及价值标准，是建立并维系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而非所谓的“纯洁”的父系血缘。《“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则指出“宗族”概念是个“宗”与“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前者应先于后者而存在。《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从宗族的定义、结构、规模、制度、谱牒、祠堂及丧服制度等方面来展开，并在最后附上了宗族研究的入门书目及基础文献。该书所提出的众多问题，对刚进入宗族研究领域的初学者来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强调从世系学方面来研究宗族，并提出“前宗族”与“后宗族”的概念。该书观点新颖，是宗族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44）不仅利用了家谱、年谱、笔记及地方志等资料，还使用了少有人注意的“卷”；作者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及社会流动等方面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45）将苏州宗族形式与长江流域农业社会的宗族形式作比较，认为农业社会的宗族聚族而居，理性文化发育程度较低，宗族往往形成对家庭的干涉；而苏州以市镇为中心，宗族关系不以地缘为基础，个体家庭独立性较强；但苏州宗族以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来吸引族人，以文化精神上的血统观达到聚族目标的方式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党明德、何成《中国家族教育》（46）叙述了家族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及近代家族教育的改革，还以顾颉刚为个案说明顾的成材与家乡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该书跨度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论点新颖，但在论及顾颉刚与家族教育的关系时，所举的例子多是章太炎、钱玄同及胡适等人对顾颉刚的影响，用这种师承关系显然难以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大家成功的典范是家族教育成功的典型”的结论；文中少量有关顾颉刚家族的资料也是转引自他人的著作，却对顾颉刚本人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有所忽视；这些瑕疵也可能是因事例较多、篇幅较大，才有所疏漏。

三、对目前晚清以来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反思

纵观近十年江南家族的研究，晚清与民国的时段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课题多是专题性研究与典型个案相结合。但从这些家族史研究的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这不仅与研究者的兴趣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对宗族问题的认识首先是与给传统社会定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革命道路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47）在处于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20世纪初，宗族研究领域对宗族持否定态度的成果一直占有主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确立，使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研究的风尚；此时，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开展对“族权”的批判，强调阶级斗争，使宗族研究受到严重的影响，乃致停顿。20世纪80年代初，宗族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仍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由此那时产生了许多与封建制度相关的著作。稍后，社会史在史学界兴起，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宗族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至今方兴未艾。一些研究以家族的个案为切入点，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至今不衰。新时期由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关家族与商业、义庄的救济功能、族田的地位等研究成果显著。后来国家提倡文化建设，并伴着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的兴起，家族与文化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热潮。随着当代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因此，有关家族的转型问题，城市化、现代化问题是目前及以后研究的重点。

回顾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历程，可清晰的看到研究的课题在不断的扩展，论题与内容也日益的深入，可以说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在与时俱进。然而相对于江南家族在全国的地位及其所蕴含的文献，近代江南家族的研究仍很大的深化空间。第一，在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时，不能简单的将家族的变化与转型笼统的归结于是近代化的结果，而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夏明方在反思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指出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泛萌芽化”现象一样，在江南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现象；举凡政治、宗族、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性别等方面均打上近代化的烙印。（48）在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这种“泛近代化”的使用，而应注重运用环境史、生态史的方法，以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通过深入探讨环境变迁、市场变迁、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家族在社会中的变迁。第二，在家族的研究当中不仅要注意个案研究，而且要把握好家族中核心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不能将家族史研究变成几个核心人物的传记集合，在叙述家族中某个核心人物时，也应该从家族的视角来探讨他的个人事迹与交际网络。随着家族史中个案研究的越来越多，这种以核心人物为部分，简单堆砌组成的整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族研究，因为它不能反映家族作为整体的某些变迁及特性，所以在进行家族个案研究时，切记处理好家族这个整体与核心人物这些关键部分的关系。第三，针对近现代家族组织机构性质、构成形式、社会功能及演变的过程与方向等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国正处与社会改革时期，而家族组织也正扮演着与以往不同的角色，类似家族组织的同姓自治团体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有何差别，又有哪些人来参加这样的机构，它们存在的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家族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家族的现代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争不断、灾荒频发，沿海地区更是遭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近代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和性质相比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近些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叶舟从苏南家族大规模整体性的迁入上海为例，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来探讨家族变迁的方法，为我们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提供了新的研究范例，这种方法值得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与学习。第四，对于某些旧有的论题，我们也应加强注意，因为论题的内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结论就有了新的认识。如苏南宗族的义庄在建国初期就有学者关注，然而近来陈勇等人却从习业的角度来分析义庄的教育功能，不能不说是旧题中翻出新意。

此外，信仰、娱乐、伦理等方面与家族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应注意的问题。当然，江南家族史若要有根本的突破，理论方法的创新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是最为迫切的任务。相信因江南在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江南的家族研究也定会日新日美。

注释：

（1）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自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406。常建华教授虽然撰有《二十世纪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等文，但因其视野开阔对江南地区关注不足，故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进行梳理。

（2）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年第2期。

（3）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邱巍：《吴兴钱氏：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史林》2009年第6期。

（6）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7）沈潜：《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8）茆萌：《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9）丁小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杨：《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赵伟：《常熟瞿氏家族藏书与江南地域社会》，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旭锦：《清中叶钱塘梁氏文化代际传承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朱平：《清代常州钱氏家族诗歌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0）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载《传统文化研究》第12辑，群言出版社2004年；张建华、徐茂明：《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徐茂明：《由看国家主流意识对家族记忆的型塑》，“近世江南文化：器物与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9月；《区域与国家多维互动中的江南望族――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6年；《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3）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科技资讯》2006年第9期。

（14）曹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15）承载、姚浦：《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史林》2007年增刊。

（16）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17）叶舟：《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东方早报》2012年8月21日，第13版。

（18）李铠光：《郁氏宗族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陈加林：《吴趋汪氏与近代苏州社会》，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张建华：《从江南科举世家到近代科技名门》，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饶玲一：《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史林》2005年第2期；以上文章请参见徐茂明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9）早在上世纪末马学强便开始关注洞庭商人，并著有《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其后有《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0）马学强：《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史林》2004年增刊。

（21）易惠利：《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2）刘锦：《上海船商：19世纪家族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23）曾京京：《近代风云际会中的宗族组织――镇江陶氏家族研究》，《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24）王志龙：《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5）王瑞芳：《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年的苏南为中心的考察》，《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26）张少筠：《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27）李学如、陈勇：《近代的义庄及其租佃制度――苏南义庄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13年第6期。

（28）汤可可：《近代无锡义庄的转型变迁》，《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29）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2期；蒋明宏、陈芳：《无锡荣氏家族教育传统及其近代转型》，《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特点》，《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0）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载《互动与转型：江南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民办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32）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3）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34）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谈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5）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36）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理论月刊》2005年第3期。

（37）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38）马学强：《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5年第5期。

（39）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2007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

（40）蒋明宏：《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2）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

（43）钱杭：《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5）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6）党德明、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范文第4篇

一、 政治 制度 法律与军事

1、政治。王颋《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一书，汇集了16篇作者已发表、大多是未发表的有关元史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分封立王、机构沿革、军队组织、家族兴衰、延祐立储、天历争位等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许多篇章都极有价值。朱帮全、赵文坦《蒙古国时汉人世侯与蒙廷、燕京行台、达鲁花赤的关系》（《齐鲁学刊》第5期）指出，绝大多数汉人世侯都忠实履行了蒙廷规定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等义务；燕京行台统辖、监临中原诸郡，汉人世侯听命于燕京行台，出征纳赋；汉人世侯与达鲁花赤的关系普遍不协调，经常发生矛盾。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大蒙古国时期（1206～1271），一些蒙古诸王出于统治需要，任用儒士为他们服务。如以儒士充任怯薛宿卫、投下官员、家庭教师等。儒士与蒙古诸王的接触，对蒙古统治阶层了解中原文物制度、改变他们的观念，进而促使他们逐步改变对中原的统治方式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内蒙古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中国观”在元代，无论其地域意义、人民意义、文化意义还是主权的行使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他政治方面的文章有吴柏春《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吕九卿《简论元朝的治国方略》（《洛阳大学学报》第1期）等。

2、制度。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一文从内容分类、制度演变、起草机构三个方面，对元朝的诏敕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元朝的诏敕，主要包括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其中前两类最为重要。在颁发诏敕时，要使用至少两种文字，通常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因此在起草后，还要经历一个翻译过程。有时是用汉字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有时则是用蒙古文起草，再译为汉字。这使得元朝的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王朝更为复杂，因而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在具体写作上，元朝的诏敕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的精致特色，内容趋于简单、质实。这方面的特征对以后明、清两朝有所影响，在本质上反映了君主专制强化的趋势。“常朝”就是臣下定期朝见君主，议论政务之意。是秦汉以来国家最高政务决策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指出，元代虽无固定的“常朝”，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大臣参与的御前奏闻，是常见的中央最高决策形式，故可将元代的御前奏闻视为一种特殊的“常朝”。与汉族政权的常朝相比，元代的御前奏闻具有时间、场所不固定的特点，这是因蒙古统治者在部分吸收汉法的同时仍较多保留了传统习俗而形成的。王敬松《元朝的廷辩》（《民族研究》第3期）论述了元朝廷辩的大体情况、特点及意义。指出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是蒙古旧制在元朝的延续。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研究二题》（《集刊十五》），从建立和使用两方面对大蒙古国时期的驿传制度进行了论述。

监察制度方面的文章有关汉华《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江汉论坛》第3期），对监察官员的选任方式、选任条件及宪官的考核与升转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李文以《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档案学研究》第1期）探讨了御史台及行台所设立的架阁库及其管理制度，并对其架阁库的规模、方位、管理制度、官员设置与选任等作了阐述。此外制度方面的文章有张帆《金朝路制再探讨——兼论其在元朝的演变》（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赵军英《论元朝行省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4期）等。

3、法律。沈仁国《元代反赃贿法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揭示了元代反赃贿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分为雏形期、初步确立期、确立与调整期、补充与完善期四个阶段加以讨论。尚衍斌、华玉芹《关于元朝财产继承若干问题的探讨》（《集刊十五》），分别探讨了妇女、赘婿及儿、侄的财产继承权问题。指出元朝的财产继承法律仍然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工具，仍然没有摆脱宗法血亲观念的影响；案例的判决往往依照旧例，缺乏系统性。张群《元朝烧埋银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和《论元朝烧埋银的起源》（《历史教学》第12期）认为烧埋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具有适用范围广、立法水平高等特点，并对其源于“烧饭”说提出质疑，认为蒙古早期命价银习惯法才是其真正源头。田莉姝《论元朝法制的民族特色》（《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从立法、法律内容、司法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元朝法律制度的民族特色。

4、军事。瞿大风、崔树华《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蒙古学信息》第2期）论述了元末察氏与孛氏两大军阀集团、帝党与太子党、元廷与地方军阀在山西地区的争夺，以及山西地区在这些政治、军事争夺中所发挥的作用。毕奥南《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论述了元朝的军事戍防制度。认为稳定统治要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元朝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虽曾尝试以实行汉法来解决问题，但统治者过于迷信武力，一味镇压，最终导致元朝统治崩溃。方骏《元初亚洲征伐战争的对内影响》（《集刊十五》），从征兵、造船、聚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变等方面论述了战争在国内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世祖时期的海外征伐战争，对元朝国内的政治经济有害无益。

5、农民起义。雷喜梅《“普”字号教徒与蕲黄红巾军宗教势力的兴衰》（《武汉文史资料》第7期）通过对蕲黄红巾军中“普”字号人物的考察，指出蕲黄红巾军的兴起得益于元末的宗教运动，“普”字号人物是教主彭莹玉直接发展起来的教徒，起义爆发后，他们直接参与了最初几年的军事领导和作战指挥。吴海涛《刘福通为何首义于颍州》（《安徽史学》第2期）认为刘福通首义于颖州的原因有三：刘福通是颖州人；当时颖州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白莲教徒较多；当地人民特别具有勇于反抗压迫的传统。

二、经济

赋税。吴志坚《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认为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它不具备监察职能，不参与征收科差，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侯关系极为复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依据汉藏文资料，对元朝在西藏地方的征税问题进行了探索，辨析了史书记载上的歧义，认定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既取决于西藏地方归附大蒙古国初期双方的约定，也取决于大蒙古国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元朝统一制度在西藏的具体体现，征税是可以确定的客观历史事实。元朝在西藏地方征收的税种，包括人丁税、地税和商税等。

屯田与自然灾害。蔡志纯《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民族研究》第4期）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元代的屯田。指出元朝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虽是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根据元代蝗灾的历史记录分析了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变化特点。

手工业、商业。马明达《元工考》（《集刊十五》）对元工近50人进行了考证，指出元代在四海一统、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融汇的大环境里，百年间涌现出一大批制笔名手，特别是孕育出了以“湖笔”为代表的重要流派，这不仅成为元代制笔工艺的一大亮点，而且对明清两代均有深远的影响。胡小鹏《元代的民匠》（《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对学界关注较少的民匠即民间手工业者进行了讨论。李倩《元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兼论官营冶铁向民营冶铁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元代由于冶铁技术和冶铁机械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城市与对外贸易。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初步研究》（《集刊十五》）从市镇的分布、市镇经济地位的上升、市镇的经济功能等三个方面对元代江南市镇进行了考察。谢永平《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城市的繁荣》（《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淮盐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对杨州城市的影响。章深《元代外贸政策与广州的海外贸易》（《集刊十五》）将元代外贸政策分为三个时期，即（1）承继宋代制度为主的时期；（2）疏离宋制，排斥普通私商，支持权势集团垄断贸易但同时又抑制其过分侵害政府财政收入时期；（3）利用民间商贸体系为主发展海外贸易时期。并论述了每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状况。

俸禄与货币。潘少平《论元朝俸禄制度》（《南都学坛》第1期）论述了元代俸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分文官、武官、地方官员对俸禄的内容作了具体探讨，指出元代支俸项目较宋、金大为简化，俸禄的货币化，是元朝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元行宝钞，实行纸币本位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创之举，但也难免出现通货膨胀。邹乐娟《论元代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元政权的灭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元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及其后果。

三、人物及家族研究

余大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一书，全书55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成吉思汗传记，描述了成吉思汗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国、西征及攻打金、西夏等；下编是成吉思汗研究，包括成吉思汗的性格和思想、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立法方面的建树以及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等，认为成吉思汗可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大政治家和辉煌的大军事家。该书融汇了作者几十年的科研成果，是成吉思汗研究方面最新、最有份量的著作。蔡美彪《杜仁杰生平考略》（《文学遗产》第1期）依据元代石刻等文献，对《元史》中无传纪的杜仁杰的生卒年、平生身世、行止作了详细考订。赵孟頫以宋宗室后裔的身份仕元，自元代以来就遭到非议。钟家鼎《赵孟頫仕元问题研究》（《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一文认为，赵孟頫仕元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其仕元行为和丧失民族气节无关。喻学忠《虞集——弘才博识的元代大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从其政治才能、识人和荐人、通古知今、精通释道、收集文献和撰修史籍等方面，论述了虞集的弘才博识及其成因。马娟《元代回回人倒剌沙史事钩沉》（《回族研究》第4期）从倒剌沙所处的历史环境、仕途沉浮等方面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此外，有刘海霞《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章宏伟《关汉卿的生活时代考辨》（《历史教学》第7期）、贺希格陶克陶《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等。

吴海涛继续贺氏家族的研究。他的《元代贺氏家族的兴起及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追述了京兆贺氏家族的兴起过程，并认为其起家的真正原因是加入了怯薛，另一主要原因是在蒙、汉两种文化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在整个蒙元历史舞台上，哈撒儿家族始终是一支异常活跃的政治力量且势力强大。梁丽霞《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兴盛原因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哈撒儿家族的兴盛首先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功，政治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家族经济的繁荣，此外，家族首领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马娟《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剌家族为例》（《集刊十五》）对乌伯都剌家族一门四代在华仕宦、婚姻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等进行了考察。转贴于 四、社会 文化

社会。元代地方基层实行社制，每社有社长一名，负责督促本社农业生产、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维持治安等事。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元明时代的一些退契及相关文书的研究，发现这些退还土地文书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诉讼纷争，而在处理这些土地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发挥着惊人的相似作用。陈高华《元代的禳灾活动》（《揖芬集》）对元代农业地区的各种禳灾行为作了阐述，指出元代的禳灾行为大多是前代的延续，又为明、清两代所沿袭，禳灾行为是历史上积久而成的社会习俗。这种行为也为儒士普遍认可。刘晓《试论累世同居共财在元代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对元代累世同居的义门大家庭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大蒙古国时期的战乱与元初的户籍政策，限制了义门大家庭的发展。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规定对五世同居进行旌表，义门大家庭始发展迅猛。同前代一样，元代的义门大家庭实际兼具家庭与家族的双重特点，共财程度依具体情况而不同，在实践中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统治者表彰义门，主要是基于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其统治。高荣盛《换盏醉饮与“蒙古式”宴饮礼》（《集刊十五》）论述了“蒙古式”饮酒习俗形成的历史原由及其演变形态。指出，与契丹、女真族相比，蒙古族的酒饮习俗显示出的意蕴要丰富一些。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大和历史地位的提升，此种意蕴又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愈益显现出独特的礼制性功能。元代民族混居现象极为普遍。潘清《元代江南地区蒙古、色目侨寓人户婚姻状态的分析》（《学海》第3期）分析了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人和江南住民之间，以及他们本身之间形成的千姿百态的民族通婚关系，归纳了民族通婚的主要形式，并指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元代江南也不例外。马曼丽、安俭《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

文学方面本年有两本书问世。查洪德、李军合著《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一书，介绍了元代各体文学（包括诗文、戏曲、词曲、小说、文论等）的文献资料，并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作者认为，尽管戏曲在元代取得了一代之辉煌，但诗文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元代，传统的诗歌依然是人们表达感情最主要的语言形式。长期以来，宋词研究成为显学，金元词学则鲜有人问津，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一书，对金元词学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

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第1期）一文就今存元诗文本作了资料来源分析，并通过汇考生平为诗人定位。从宏观、微观两方面给元诗界定了范围，进而归纳出元诗史特点：地域广大、立国时间短这一对矛盾左右了元诗的发展走向；废除科举直接导致元诗繁荣；历来所说的元代是传统的诗文正在消退、让位给新兴的代言文体的时代，这个看法容待商榷，事实上元代诗坛兴盛不让两宋。文中还利用量化分析筛选出主要诗人名单，获得了元诗的一系列基础数字。查洪德《元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文学评论》第5期）从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指出元学各派在其发展演进中“流而为文”这一趋势 ，分析了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以及这种学术走向对诗风、文风、文学思潮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元代诗文的独特风貌及其成因。门岿《论元代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文化景观》（《殷都学刊》第2期）论述了金末元初社会动荡不安之时，文学家业医或论医，医学家吟诗论文，文学和医学密切交融的文化景观。王福利《元朝的崇佛及其相关的乐舞内容》（《徐州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由于元朝诸帝崇佛，其宫廷乐舞的内容也一别汉族王朝，其中装扮圣僧形象、宣传佛经义理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教育与科举。近年，除儒学外，少数民族教育及当时的边远地区教育研究也受到重视。马建春《元代回回教育特征述论》（《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在元代多民族教育中，东迁回回人同时接受两种教育，即回回文化教育和汉文化教育。前者是培养元朝所需回回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王建军《忽必烈的文治思路与元代蒙古国子监》（《集刊十五》），论述了元代蒙古国子监的创立、发展过程，认为元朝蒙古国子学与蒙古国子监的创办早于国子学和国子监，这与忽必烈的文治思路有关。王风雷《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内蒙古师大学报》第4期）对元代漠南地区汪古部的多语教学、净州路和集宁路的儒学、云内丰州的教育及亦集乃路、应昌路、金宁路的教育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漠南地区的教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申万里《元代庙学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元代庙学即儒学，元代在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朔望祭祀、讲书是元代各级儒学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注重祭祀是元代庙学制度的一个特点。沈仁国《元泰定丁卯科进士考》（《集刊十五》），分左右两榜，对泰定四年丁卯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所列泰定四年丁卯科进士名单进行了分析。蒋建国《元代湖南科第盛况探析》（《湘潭工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湖南科举状况的考辨，指出虽然元代科举十分萧条，但三湘士子异军突起，湖南一改唐宋以来的落后状况，一跃成为全国的科举先进地区，并探讨了产生这种盛况的原因。

宗教。唐贞观年间开始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当时称景教）因唐武宗采取“灭佛”政策而在中国内地灭绝。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漠北各部中，克烈、乃蛮、汪古各部广泛流行景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部中流传。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和《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两文，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考察。黄子刚《元也里可温之华化》（《集刊十五》）从姓氏的转变、姻亲的脉络、汉文学艺术的成就、教会的传教方式、教徒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元代基督教的华化过程进行了考察。王启龙《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认为藏传佛教不仅对元代政治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作者通过大量史料，从佛事之多，耗资巨大；建寺写经，劳民伤财；赏赐无度，舍本逐末；偷税漏税，僧之为最四个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高良荃《略论金元之际全真道的社会影响》（《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在发挥其宗教职能的同时，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对当时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促进蒙古统一进程；救亡抚存、消除盗杀；充当蒙古汉化的导师；社会文化领域的渗透等。刘成有《地位上升而又明确附儒的元代伊斯兰教》（《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元代穆斯林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较唐宋时期均有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元代伊斯兰文化的独立性通过清真寺的大量建造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儒家文化的强大及其与封建社会相协调的特点又使得元代伊斯兰文化不得不与儒家文化相妥协，其结果就是伊斯兰文化的进一步中国化。其他有闵丽《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以元代白莲教信仰嬗变为例的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赵金平《再论成吉思汗与“长生天”崇拜》（《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等。

建筑。胡明《元中都汉文化的展示》（《社会科学论坛》第8期）从中都城的方位与形制、建筑色彩及龙饰等方面论述了汉文化在中都城建设上的体现。

五、民族 边疆史地及中外关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种民族迁徙、融合使得在元代中国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新格局。由邱树森主编，邱树森、陈伟明、王献军合著的《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研究》（南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一书，前九章分别叙述了蒙元时期回回民族的初步形成、蒙古族的外徙和内迁、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人、党项人、藏人以及东北、云南、湖广、岭南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最后一章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的形成原因、特点及社会影响。

畏兀儿。贾丛江《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西域研究》第4期）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东迁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亦都护和高昌王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因等问题。田卫疆《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元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和元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至元年间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其他民族。王献军《元代入居内地的藏族人》（《集刊十五》）指出，元代入居内地的藏族人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侣，他们主要在京师活动，除帝师等长期供职于京城的人员外，绝大多数藏族人在内地都是短期居住，不似回回、畏兀儿人那样长期留居。马建春《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探讨了元代色目人中钦察、阿速、斡罗思人的东迁过程、职业身份、在华分布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将大批中亚人掳掠到中国，这些人到中国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过程。徐黎丽《蒙元时期中亚诸民族在中国的民族过程》（《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聚居在中国西北的中亚人形成了回族的主体，其它散居于中国各地的中亚人逐渐同化于中国各民族之中。经过蒙元一百多年的统治，彻底完成了在中国的民族过程，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东平《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回族研究》第4期）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边疆史地。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从蒙元的统治思想及其治策着眼，认为蒙元统治者“华夷有别”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蒙元在西南边疆积极开拓与系统经营，并取得明显成效。但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方略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行土司制度，设置适合于西藏地方自治的管理机构，任用藏族及其他民族成分人员，并分析其成功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会同馆是元代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王静《元代会同馆论考》（《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从建制、馆内居住人员、历史作用等几方面对元代会同馆作了论述。徐黎丽《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西域研究》第4期）分别论述了蒙古帝国各时代及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服从、对抗、亲密、及疏远关系，认为这种关系的发展深受双方领导人关系的影响。另有唐景福《谈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军事行政管理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等。

中外关系讨论最多的是元丽关系。刘晓、陈高华《耶律楚材与早期蒙丽关系—读李奎报的两封信》（《文史》2002年第1期，中华书局）对学者较少注意的高丽人李奎报《东国李相国文集》中保存的两封致耶律楚材的信函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两封信是李奎报代高丽国王高宗所作，时间分别为壬辰年（1232）与戊戌年（1238）。这两封信函与当时蒙丽关系的背景密切相关，是高丽灵活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反映出耶律楚材在蒙丽外交活动中地位的重要。喜蕾对高丽贡宦和贡女现象比较关注，认为高丽贡宦制度和贡女制度都是蒙元帝国为了对高丽王国进行控制而实施的国家行为。她的《元代高丽贡女与蒙古族以外的其它民族通婚状况考述》（《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论述了入元高丽贡女与汉、回回、畏兀儿、钦察、吐蕃等民族的通婚状况。认为这种联姻关系受元朝的政治制度所制约，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民族集团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色彩；联姻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的民族比较多。同氏《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势力集团，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薛磊《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在忽必烈经略日本的过程中高丽王朝的态度前后有很大不同，高丽元宗反对忽必烈经略日本，而忠烈王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战争。征东行省是元代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行政机构。宋炯《元代的征东行省》（《广西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论述了征东行省的设置、变化过程，指出征东行省的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同时它还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它相关文章有有林正秋《元代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史》（《杭州师范学报》第1期）、丁明俊、马芳《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马娟《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等。

六、考证 史料及其他

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一文，对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代两件文书作了探讨。指出这两件文书可称之为站赤登记簿，为我们提供了元代站赤祗应情况及有关河西蒙古宗王的有价值的、珍贵的资料。这两件文书应产生于元代后期，时间应有先后。同氏《旧本书后》（《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旧本《老乞大》的记载可以明确断定其成书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元代末年，同时对书中几个罕见名词（帖里布、择钞等）加以考证，指出这也是元代特有的事物。刘晓《中“蒲察元帅”小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多方考证，认为这个在蒙古西征后镇守蒲华（布哈拉）的“蒲察元帅”，就是投降蒙古的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有些学者把他当作耶律阿海，是不正确的。同氏《整理质疑》（《文献》第1期）对《全元文》前二十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漏收文章、作者考证、版本选择等，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王颋《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考》（《集刊十五》）通过对书中地名与官名的考证，申明《三国志演义》应成书于元代。李玠奭《订误及几点释疑》（《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一、郝和尚拔都不是蒙古人朵儿边氏，属于汉族；二、1244年蒙古汪吉宿免都接受贵由的命令，远征西蜀，进而证明贵由当时是帮助脱列哥那治国的；三、察合台汗和他的后王的帐殿所在地感匣，就是现今伊犁河南侧的固尔札；四、1249年河东北路行省的升格，是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擅自决定的。陈永志《羊群庙石雕人像与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正蓝旗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建筑基址，应是元末权臣燕铁木儿的家族宗庙建筑遗存，基址出土的几座大型的汉白玉石雕人像，即是许有壬《至正集》中《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记载的“先太师石像”，其中应当包含燕铁木儿本人及其临近几代祖先的祭祀偶像。努尔兰·肯加合买提《不剌、双河两城考辨》（《西域研究》第4期）对元代的不剌城和唐代的双河城名称、位置进行了考证，并对传统说法提出了疑义。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窝阔台向成吉思汗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成吉思汗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张劲《所载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等人对汗位继承讨论的史料可信性小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对前人结论提出质疑，认为《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是可信的。王梅堂《廉惠山海牙生卒年小考》（《西域研究》第4期）考证了元代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的生卒年代。许永璋《伊本·白图泰与泉州》（《阿拉伯世界》第1期）就白图泰的中国之行与泉州有关的若干史实作了探讨，从而证实白图泰确实到过中国。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范文第5篇

一、传染病的防治

（一）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管理，进一步提高传染病疫情信息网络直报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信息报告质量，做好信息系统升级改选的准备工作。组织开展疫情报告管理的督导检查。

（二）深入开展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主动搜索工作，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做好鼠疫疫情监测工作。严格按照“鼠疫监测方案”，认真组织做好疫情的监测、预警和分析报告工作；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诊治水平，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群众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四）切实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进一步加强结核病医防合作，以结核病防治项目带动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全面加强病人发现、治疗和系统管理。确保新涂阳肺结核病人发现率70%以上，治愈率85%以上；肺结核病人完成治疗率90%；医疗机构病人报告率、转诊率、系统管理率达95%以上，结核病防治机构追踪到位率及病人家属筛查率达85%以上。

（五）学习贯彻《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防治艾滋病实施计划（今年—今年）》，以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为龙头，全面推进自愿咨询检测、高危人群行为干预、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加强与国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提升我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二、免疫规划与预防接种

（一）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条例》，按照《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的要求，组织实施我市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

（二）落实《今年—明年内蒙古自治区消除麻疹行动计划》，组织开展1—14岁儿童麻疹强化免疫活动，加强麻疹监测工作。

（三）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及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建设，全面促进预防接种规范化门诊建设工作。

三、地方病防治

（一）按照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业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县级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继续开展碘盐监测，做好自查补漏工作，迎接上级的考评验收，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二）切实加强布鲁氏菌病防治工作，完成人间布病监测任务，与农牧部门加强工作沟通，充分利用协作机制开展防控工作；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大力开展布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提高居民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

四、慢病防治

（一）积极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围绕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重点疾病，探索疾病控制工作与社区慢病综合防治工作的有效结合，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尽快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和控制综合机制。根据呼伦贝尔市的工作安排，组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