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主题活动；蒙氏工作；教学；美术；游戏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异常活跃的今天，每个从事一线工作的幼儿教师都在努力，希望把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奉献给新世纪的孩子们。特别是在我园引进了意大利的蒙台梭利课程之后，给我们日常的主题活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也正是对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学习与理解和对幼儿学习兴趣的不断探索，我们发现了蒙氏教育课程与幼儿园主题活动课程内容存在着广泛而有机的联系，主题活动渗透在蒙氏工作的点点滴滴。

案例一：数学活动在蒙氏工作中的延伸

刚开始，我们发现小班孩子有的对数字不很敏感。哲哲小朋友就是这样，只要谈到数字，便心不在焉。他喜欢涂鸦，每次活动后纸上都会有一片斑斓的颜色。于是我们利用他爱涂鸦的特点，将蒙氏的“数字砂字板”工作与涂鸦结合，通过“涂一涂、找数字”的拓印工作，让他在反复的操作中了解数字、喜欢数字。每次，当他全神贯注地边涂鸦边期待数字显形时，脸上总有一丝成功的微笑。奇怪的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喜欢数字的、还是不喜欢数字的孩子都喜欢这个工作，原来这是数字显形在吸引他们。无论如何，在反反复复中，大家都认识了数字，并且不再害怕了。

随后，小班的数学活动中，孩子们已经了解了“1～5”的数字与数量，为了让枯燥的数学活动更有点生机，于是我们结合蒙氏的纸上工作，设置了“按数字印图案”的活动。例如，在一座小房子里标示数字“5”，要求幼儿用动物印章（或其他类型的印章），印上相应数量的小动物（或物品）。这样，既帮助孩子们学习了如何将数学中的抽象与具体相结合，又使得数学活动与蒙氏工作有机地渗透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温故而知新”的同时，增进了对数学知识和蒙氏纸上工作的兴趣，使得孩子们能更热衷地参与到其中去。

案例二：语言活动与蒙氏工作的融合

我们在蒙氏工作中，增设了一个“小超市”的工作区域，就是提供各种种类的超市宣传图片，如，肉类、蔬菜类、点心类、日用品等。然后布置在一个盒子状的小型货架里，请孩子们做超市的“小小理货员”，根据不同类型物品的汉字名称，把物品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这样孩子们不但学会了分类的工作，还认识并表达了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物品，更主要的是在提高语言表达的同时，也认识了一些汉字，进行了早期阅读的训练。不仅如此，我们还把“有趣的谜语拼图书”介绍给孩子们，让他们动手动脑的同时，练习一定的秩序感。清清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不爱看书，但十分喜欢猜谜语。每天，他都会重复几本谜语书的阅读，拼图工作。渐渐发现，清清不但会猜谜，还变得有秩序了，更重要的是清清认识了很多汉字，语言的规范性有了极大的提高。

案例三：美术活动和蒙氏工作的结合

在蒙氏工作中，有许多的工作与画或写有关，而孩子们对这些动笔的活动也乐此不疲。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模仿的行为与成人十分相似而坚持，也许他们为了能将一件件如数家珍的作品带回家，面对成人炫耀或分享而坚持。无论是何种原因，我们尊重孩子的意愿，鼓励孩子们用涂色、拓印、拼贴、描画等形式，对各个蒙氏工作进行相应的延伸活动。

案例四：游戏活动在蒙氏工作中的融入

单调的工作只会让活动没有生命力，失去孩子对他的喜爱。于是我们抓住孩子喜欢各种游戏的特点。将蒙氏与各类游戏有机的结合。例如，我们用粉红塔、棕色梯、红棒、彩色圆柱体等进行立体的建构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搭出了城堡、飞机、游乐场等，通过游戏更多地认识到了各种教具的形或体，也明白物体的大小、高矮等不同规律。知识学到了，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快乐了。

在结构游戏贯穿的同时，我们也适时地丰富走线、顶沙包走线、走迷宫等体育游戏和扮演“小厨师”做切、刨、碾的工作；扮演“清洁工”做扫垃圾的工作；扮演“探险家”进行寻宝藏的工作等角色游戏有机的介入活动。大家真正做到了“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蒙氏教案范文第2篇

［摘要］蒙氏教师具备的素养直接关系到幼儿教育的质量。本文着重探究如何给孩子一个宽松、和谐、愉快的集体气氛，给孩子一个舒适、自然、像家一样的环境，培养孩子独立、自信、专注的能力。

［关键词］蒙氏 素养 规则与自由 秩序 独立

［中图分类号］G6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28－01

引言

蒙特梭利教育（简称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女性教育家玛丽亚 蒙特梭利开创的，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蒙氏教育进入我园已经6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教学效果。那么，作为一名蒙氏教师，我们是否具备应有的素养？我们是否真的将蒙氏教育的精髓和真谛渗透在日常教育教学中了？针对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自己对蒙氏教师素养的理解。

一、给集体中每一位孩子平等尊重的爱

爱孩子是作为一名合格幼儿教师的首要条件，同时它也是蒙氏教育的精髓之一。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种亲情，有时却是一种溺爱，一种“剥夺孩子权利或能力的爱”。在无形中，孩子就失去了很多锻炼、尝试的机会，缺失了自我。但是作为一名蒙氏教师，我们不仅要热爱孩子、尊重孩子、理解孩子，更要给孩子一种适度的理智的爱。

二、蒙氏教师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分析问题的头脑

在蒙氏教育中，教师扮演的是引导者、观察者、帮助者、准备者等角色。许多老师都认为只要我把新工作正确的、规范的操作完成，孩子们就可以自由地工作了。其实不然，在孩子的自由工作过程中，并不是我们放松的时候，而是我们高度集中精神的时候。我们要用“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去观察每一位孩子，适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更要发现他的每一点进步，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表扬。同时还要发现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辅导方案中更好地引导和促进。总之，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

三、周密的细节规则与绝对的自由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要创造自然、和谐、自由的教育氛围，但“自由”从何而来？“自由”不是我们所说的一再放任，它是有“前提条件”的，每位孩子在这个环境中都必须要遵守纪律，必须要求自己做到遵守每个细节的规则，这样才可以自由地、轻松地活动。这样，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另外，在蒙氏教室里，孩子并没有被允许去做“任何事情”，而是自由地选择有益与有用的工作，从而得到心理和认知的满足。

四、秩序是快乐的源泉

在一个有秩序的环境中生活，每个人都会很快乐。孩子也是这样的，只是由于年龄的制约，他们的秩序感弱一些而已。因此，培养孩子良好的秩序感，是我们作为一名蒙氏教师的首要任务。

五、发现每位孩子的长处，使其得到充分发挥

每个孩子都有个体的差异，要想让每位幼儿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作为教师，我们要发现孩子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像多元智能的教育一样，将孩子的优势发挥到最高，让孩子的弱势降低到最低，同时，使其优势激发弱势，达到最终的互补。

六、在帮助孩子的同时，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

蒙特梭利每次在演讲时，总会提出这么一句话：“请帮助我，让我自己做。”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次都在不经意中剥夺了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因为只有自我的独立，才会有充分的自由。“我听到了，但随后就忘了；我看到了，也就记得了；我做了，我就理解了。”这是蒙特梭利的原话。“做”是孩子思维的前提，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多动手的机会，在探索中学习，在尝试中积累经验，这样孩子才能会思考，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鼓励孩子大胆地尝试，不允许说“我不会”，可以说“我需要帮助”或“请帮忙”。尝试不仅是探索学习的一种前提需要，同时也是孩子了解社会步入社会的需求，没有尝试精神，就无法迈向社会。孩子对任何事都应充满自信，都有好奇心。这样，他将会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直至成功。

七、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和独立能力

自主学习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蒙氏教育中，它能让孩子从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地不断学习，让能力变为自信，再让信心进一步激发能力，源源不断地学习。同时，自我正确指引是孩子自己独立学习的最好教师。

八、结语

蒙氏教师要时刻记住以下几点：

（一）给孩子一个宽松、和谐、愉快的集体气氛。

（二）给孩子一个舒适、自然、像家一样的环境。

（三）培养孩子独立、自信、专注的能力。

（四）自己从内心里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蒙氏教师，工作中要大方、语言精练、举止优雅。

（五）在与家长交流时，要做一个会说话的“语言艺术家”。

（六）以真诚的心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蒙氏教案范文第3篇

1 蒙台梭利教育法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忽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从东西方文化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含蓄内敛，然而西方文化崇尚的是自由和个性。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幼儿，大多比较乖巧、听话，而西方文化孕育出来的幼儿大多个性比较鲜明。蒙台梭利教育法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目的是让幼儿在具有独立个性的同时，也能够遵守相应的规范和秩序。由此可见，蒙台梭利教育法应用于西方幼儿的教育，可以对幼儿独立自由的个性进行约束，使幼儿自由却不散漫。但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蒙台梭利刻板、程序化的教具操作模式显然限制了幼儿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使幼儿过于拘谨，不利于幼儿个性的充分解放，剥夺了幼儿的快乐。在我国的蒙台梭利幼儿园中，蒙氏教育方法培养下的幼儿与传统幼儿教育模式培养下的幼儿相比，虽女孩儿文静，男孩儿绅士，却少了几分本属于幼儿的天真和烂漫，活泼和开朗。

1.2 实践中严重的形式主义

蒙氏教育主要是借助于一系列由蒙台梭利设计的教具对幼儿进行训练，因此，教育体系相对系统化，似乎更容易被学习和引进。与理解和应用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相比，幼儿园更重视的是如何选购足够多的蒙氏教具，布置温馨舒适的蒙氏教室。有的幼儿园只是为幼儿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有些材料甚至很少被幼儿摆弄、操作。实质上，蒙氏教育思想的体系庞大、内容深厚，包含着深刻的儿童观、教育观，因此，即便学会了蒙氏教具的操作方法，也不意味着真正掌握了蒙氏教育的方法。实质上，蒙氏课程的核心在于观察、了解幼儿发展的内在需要，以确定其个别化教学的目标，而后提供适宜的环境，满足不同幼儿的需要。①很多幼儿园在实践过程中更多的重视的是教具和活动材料，而没有真正关注幼儿的需要；重视的是幼儿有没有按照教师的要求学会材料操作的步骤，而并不关注幼儿是否掌握了材料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价值。

1.3 忽视蒙氏教育的局限性

很多幼儿园盲目效仿和复制蒙台梭利教育法，只看到蒙氏教育的先进性，而忽视了蒙台梭利教育法本身脱胎于智障儿童的训练方案，因此也存在着很多局限性。

（1）限制了幼儿创造力的发展。蒙台梭利设计的教具在操作步骤和方法上是固定的，幼儿只能遵守这个操作规则进行教具的操作，她强调的是幼儿根据教师的示范进行重复练习。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幼儿虽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具，但是需要严格按照教师的示范和要求进行操作。这样的模式显然容易使幼儿形成呆板、机械的个性，不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和主体作用的发挥。

（2）不利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蒙台梭利教育法包括日常生活练习、感官教育、数学教育、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五个方面的教育内容。蒙台梭利教育法虽然试图培养幼儿多方面的才能，但是却没有给幼儿提供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在其教育训练中注重的是幼儿独立的活动，专注的自我训练，大部分时候，幼儿都是独自活动的过程，幼儿之间没有太多的沟通和互动，以及互相合作和协作的机会。这虽然有利于幼儿独立个性的养成，却显然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是不利的。

1.4 缺乏专业的蒙台梭利教师

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得以实行的有效前提就是拥有具备专业素质的教师。因此，蒙台梭利教育法是否能够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的幼儿教育中，很大程度上是受教师本身影响的。在实际活动中，很多教师忽视了自己本身扮演的重要角色，没能掌握蒙台梭利教育的精髓。如：对于蒙台梭利教育中“自由”的理解有失偏颇，对幼儿放任不管，不进行示范和指导。在对幼儿的干预方面，还存在着干预不当的现象，在幼儿专心地操作教具时，教师认为其有错误便上前干预指正，当幼儿遇到困难犹豫不决时，教师便“迫不及待”地上前帮助解答。②教师的这些做法显然都是对幼儿“自由”的一种干涉和侵犯，不利于幼儿自身的发展。而且，很多蒙氏教师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些教师只是懂得教具的操作，而对于蒙台梭利教育的思想内涵一无所知。

2 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的有效策略

2.1 充分考虑移植蒙氏教育的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蒙台梭利教育法显然更符合西方对幼儿的培养模式。要想使蒙氏教育真正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我们在蒙氏教育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我们运用蒙台梭利教育法时，要注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要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我国幼儿的具体特点开展教育活动。首先，在教具材料的选择和投放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不同需求，其次，对蒙台梭利教育法中的一些教具及其操作过程适当加以改良，改变它束缚幼儿个性发展的部分，使之更适合我国幼儿的发展。同时，在幼儿选择教具和教具操作时间上给予幼儿充分的自由，幼儿在教具操作过程中，鼓励幼儿独立探索和发现，充分发挥幼儿自身的想象力，真正解放幼儿的天性，突显幼儿的个性，让幼儿自由探究，充分发展。

2.2 正确理解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思想精髓

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只有真正掌握了蒙氏教育的思想精髓与丰富的内涵，才能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应用到我国的幼儿教育当中。首先，明确幼儿与生俱来的“内在的生命力”，为幼儿创设一个“有准备的环境”，这里的“有准备的环境”，一方面指充满爱与快乐的心理环境，另一方面也包括教师组织与安排的物质环境，包括各种教具和材料。③其次，遵循幼儿不同发展阶段的心理特点，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同时，了解幼儿发展的敏感期，使教育与敏感期相结合，避免由于延误时机带来的幼儿心理发展的障碍，使幼儿又快又好地发展。还要正确理解蒙台梭利的教育观，理解蒙氏教育中关于自由的主张，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因此，蒙台梭利教育的开展，一定要在理解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脱离形式主义。

2.3 正视蒙台梭利教育法本身的局限性

蒙台梭利的课程结构较高以及教具操作过程过于机械与程式化，不利于幼儿自主性的活动和创造力的发挥。所以，我们在移植蒙氏教育，对幼儿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要给予幼儿更多独立思考和动手操作的机会，对于模式化的教具操作可以适当进行改良，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改变其束缚幼儿个性发展的部分。同时，除了要培养幼儿的独立个性，也应该重视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喜欢与人分享，学会与他人沟通和协作，并建立良好联系。同时，也应教会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积极应对和处理，更好地使之与社会生活相融合。所以引进蒙氏教育的时候，应充分考虑蒙氏教育本身的局限性，发挥幼儿的创造力，提升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好地发挥蒙氏教育的价值。

2.4 加强蒙台梭利教师师资队伍建设

蒙氏教案范文第4篇

《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广等奉敕编辑。与《五经四书大全》同辑成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九月，明成祖亲撰序言，冠于卷首，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县学。此书为宋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汇编，所采宋儒之说共一百二十家。前二十五卷收入宋儒著作九种，卷四为张载的《西铭》，卷五、卷六为张载的《正蒙》。在此两卷中，主要收入了朱熹的解释，从与黄瑞节《朱子成书》的比较看以看出，此间所收朱熹对《正蒙》的解说，几乎无异。应该可以判定，《朱子成书》当为《性理大全》中朱子《正蒙》解释的直接来源。此外，《大全》还收录有熊禾、黄震、真德秀、黄瑞节等人的解释，虽条目不多，但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吕槁《张子抄释》，根据其序可以推知其作于嘉靖五年（1526年）。以抄为主，解释较少，然而从对《正蒙》版本的考察上来看，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正如该书序二所言：“涧锓横渠子抄释于梓。或日：‘何居？’涧日：‘夫横渠子，古之儒也，其质弘，其力勇，其思精，其造深，是故有至训焉。《西铭》大而理，《东铭》迩而恪，《正蒙》奥而通，《理窟》博而粹，《语录》明而实，若而文，若而诗，沨沨乎肆而中，曲而雅，治之经也。”（见《张子抄释》书前之葛涧序）抄释除《正蒙》外，还包括《西铭》、《东铭》、《理窟》。从顺序上看，该抄释虽解释不是很详尽，然要皆非常精到，多能得张子之意，发前人所未发，一章一释或数章一释，非全释，而是有感而发，成为《正蒙》诠释中的独到体例。

刘玑《正蒙会稿》，据韩邦奇《正蒙拾遗序》可知，此书当作于弘治年之前，收录了作者与时人讨论《正蒙》大义的状况，有利于后世把握当时人们讨论《正蒙》的问题。刘玑也说：“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此说需注意者有二：其一，张子之说多有不同于经传注疏。张载的“勇于造道”不仅体现在他的庞大的哲思体系，而且体现在他不囿于传注、“自立说”的特点。其二，对于初学之士来说，读《正蒙》有“开卷思睡”的困境。基于此，刘玑注释多浅易明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韩邦奇认为其解未阐张子本义，意多偏执。其解被《宋元学案》征引者亦有数条，然往往于“百家按语”中备受批判。该注虽意屡偏，然因为系多人会读《正蒙》的记录，言语浅显易懂，但与一人专研而注重前后贯通则有所区别。其诠释体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诸多的《正蒙》注解中可谓独树一帜。

韩邦奇《正蒙拾遗》，据其所作《正蒙会稿序》中可知该书当成于《正蒙会稿》之后。作者于弘治年间（1488-1506年）曾著《正蒙解结》。樊得仁《性理三解序》曰：“弘治中，先生著《正蒙解结》，释其难，阑江章先生著《正蒙发微》，详于易，先生欲合为一书，继见近山刘先生《会稿》，日难易兼举矣，取《解结》而焚之。正德以来，世儒附注于《正蒙》者复数家，后先生乃以张子之大旨未白，一二策尚欠详明，于是作《拾遗》。”《正蒙拾遗》从易学和天文历算之学的角度对《正蒙》作了深入解释，虽部头不大，但一些解释却相当深刻。他深推横渠之学，认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对横渠之言遭发挥得淋漓尽致。《正蒙拾遗》是韩邦奇以注释张载《正蒙》来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我们可以结合韩氏所写《正蒙拾遗序》管窥其写作目的：“张子曰：‘太虚无形，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曰：‘知虚空即气则元无。’察乎此，则先儒所谓道，为太极，其理则谓之道；老氏所谓无，佛氏所谓空，不辩而自白。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君子反经而已矣。’凡此皆《正蒙》之本旨，诸注之所遗也，仅为之拾。”在注解之首，他又自述道：“横渠《正蒙》，多先后互相发明，熟读研玩，其意自见，不烦解说。且近来《大全》三注及《会稿》注释颇多，但张子大旨似未全得，中间二三策尚欠详明，故著此。”从上述引文可见，《正蒙拾遗》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乃因胡广等奏敕撰的《性理大全》和正德年间刘玑等世儒所注《正蒙》，均未能正确地阐述“张子之旨”，即未能正确地阐述张载的思想，故作《拾遗》，以正之补之。可见，《正蒙拾遗》是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成书的。韩邦奇在《正蒙拾遗》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所以，他的弟子白璧说韩邦奇：“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明儒学案·三原学案》），是符合实际的论断。韩邦奇的解释重点在《参两》篇和《大易》篇，其解释虽亦本之朱子学，然却于道体处多能发张子深意，诚为《正蒙》注解中见解比较深入的一种。他在对《乾称》篇的解释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千载而下，埋没却《东铭》”，认为朱子独取《西铭》，对张子思想理解有偏，倡导重视《东铭》研究。这对于今天的张载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薹《新刊正蒙解》，成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5年）。刘薹对《正蒙》评价仍然沿袭程朱说法，认为：“惜其迫切，意多而涵泳，味涉中间所言，暨之濂溪明道未免小有出入。”他之所以作《新解》，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流传的《正蒙》注本“妄以己意释之”。该书的解释特点略作分析：首先，在解释中先罗列以前注释，“博采诸家，参以自得而折衷之”。该书杂引朱子、程子、叶氏、黄瑞节、长乐刘氏、余氏等多种注解。除程朱外，征引注释最多的为“余氏”，此盖王植在《正蒙初义》中所提及的“余本子华”，但解说仍多本之程朱。如对张载四句纲领的解释：“太虚者，理也，所谓以理言之谓之天也；气化者，阴阳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合虚与气者，理气合而为人，所谓成之者性也；合性与知觉者，虚灵具而为心，所谓心能尽性也。此四语者，先儒以为说得最精，然细玩之亦欠自然。程子曰：‘自其太虚无形谓之天，自其付于万物者谓之命，自其具于人者谓之心。’何等分明妥帖。”同意程子天、命、心相通只不过体现不同而已的说法。其次，解释多能前后贯通，不拘于一章一节，故其解说亦有一定思想价值。他以“理气不相假借、不相陵夺”以解释“大和”，深得《西铭》塞体帅性之蕴；其日“大心”即孟子之“尽心”，又深合《西铭》言弘之道。如将《乾称篇》“太虚者，气之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一句解为“太虚者，气之体，而气之所由以行者也。气有聚散而神无不存，是其湛与一以立天地之本者，曷尝遂凝滞于物而不神哉？故散则万殊，而一者未尝不在也；合则混然，而所谓殊者亦未尝不存也。特人习知而不察尔，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执生殉有者物而不化，又乌足以语此一本万殊、万殊一本之妙哉！”能够明确看到太虚的本体地位，联系《太和》篇，前后贯通，可谓精到。对于一本万殊之理的发挥亦符合张子之意。

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的《正蒙释》，当作于明万历之前。注与发明紧密结合，收到了以往注释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被黄宗羲收在《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中，随此书流传甚广。首先，从形式上看，该书特点鲜明，分为集注和发明两部分。集注部分由高攀龙完成。计征引程子、朱子、刘玑、叶氏、卢中庵、张南轩、真德秀、熊禾、吴临川及不知何人所撰“补注”等九种注解，主要分布在《参两》、《诚明》、《中正》、《有德》、《大易》、《乐器》、《王稀》等篇。这为黄宗羲等编纂《横渠学案》提供了有关《正蒙》丰富的解释材料。发明部分，由徐必达完成。发明与集注一一对应。而且发明较集注往往能够将张子思想作会通式的理解，其“发明”颇有深度。其次，在解说上，多联系传统经典，甚至训诂学方面的资料辨析词义。如对《太和》篇“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氤氲’，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一句作解时结合《说文解字》作分析。《说文》谓：“‘块，尘埃也。’盛大纲组之义。息即鼻息，吹犹呼吸。”这样的解释与纯粹的义理解说相结合，对于把握张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最后，在思想的解释上颇有深度。对《神化》篇中“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一句在张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高攀龙解为：“不外乎阴阳，故曰一于气而已。”实际上就是在阐明张载继承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的观点。徐必达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合一不测为神，即易藏诸用也；推行有渐为化，即易显诸仁也。皆阴阳之为也，此言神化之体段。”徐氏联系张子别处谈及的话语来会通此段意义，并强调了该段话的重要性。又如在解“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一句时，高攀龙解曰：“明天与神之非有二也。”通过此解明“天人合一”之旨。进而徐必达“发明”日：“此言天神合一，以见圣人即天也。”进一步深入把握张子思想之微言大义，在体认天人合一观点时，需进一步进行理论推演，形成圣人与天相合，即“圣天合一”的境界。类似这样的理解在该书中比较多见，兹不赘述。

钟人杰，钱塘人，属明后期人物，编有《性理会通》一书。据考，是书成于崇祯甲戌（1634年），即《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说。“袁宏道、陈继儒皆跻诸理学儒先之列，则其去取可知矣。”中含《正蒙》解释两卷，卷上解说至《中正》篇，卷下解说其余九篇。从形式上看，乃为诸多《正蒙》解释中比较齐全的本子，对于《正蒙》的每一章都有解释。每章解释先以大字将原文呈现，然后汇聚《集解》、《集释》、《补注》（童氏发微曰、叶氏曰、熊氏日、长乐刘氏曰、程子曰、朱子曰、西山真氏曰、黄瑞节曰、草庐吴氏注曰、潜室陈氏曰、郑氏曰）《集览》等多种注解于一体，后加自己评按。从解说的详略上看，对于《太和》、《参两》、《诚明》、《乾称》诸篇解说较为详尽，其余各篇相对较为简略。然而，同《性理大全》一样，该书乃逐章全解。主要在于收录和保存各种解说，其自身的评按意义不是很大。可谓《性理大全》之《正蒙》解释之补编。

除以上谈及之流传至今的七种注外，尚有数种佚失之注。据王植《正蒙初义·臆说》：“明正德间四明余本子华甫著《补注》，明正统间副都御史常熟吴讷思庵甫著，合诸家之说互参异同，删烦订谬。”可见明代正德间尚存余本和吴讷两注，惜乎今已不存。除此之外，前面韩邦奇《正蒙拾遗序》中所提及自著《正蒙解结》及阑江章先生所著《正蒙发微》亦已佚失。

蒙氏教案范文第5篇

尼克尔斯基:原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4个分支机构。尼克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3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克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年到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尼克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尼克尔斯基昭雪 (资料提供：蒙古国达西达瓦教授)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国内出席者13人，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86年前匆匆走进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共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发言和建议。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却仿佛成了一个隐约的影子，一晃而过，音容杳然……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于是，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展厅，在介绍15位出席者的版面中，14位均有大幅照片，唯独到了尼克尔斯基，成了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让许多参观者迷惑不解。

这块历史的空白，到了今年初秋，终于被完整地填补：俄、蒙两国学者，经由不懈的努力，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闻讯，均分外惊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理论专家李忠杰教授说，感谢俄罗斯、蒙古学者的热情帮助，也感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锲而不舍的努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邵维正少将，听说中共创建史有如此重要发现，格外高兴，称之为“重要成果”。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副馆长张小红，向记者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来龙去脉。

女学者发现尼氏传奇一生

本该悬挂尼克尔斯基照片处的那块空白，一直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心病”，他们从未间断过解谜的努力。据倪兴祥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还曾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这一信息，引起了苏联有关方面的注意。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图诺娃曾撰文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卡尔图诺娃接过了这项“解谜”工作。尽管她多方努力，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直到去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氏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昭雪。

尽管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渐渐浮出水面，但是，因为找不到他的照片，他的面貌仍然模糊不清。热心的卡尔图诺娃教授忍不住在媒体呼吁：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一旦发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请寄给我们或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俄教授携照片重访“一大”会址

今年6月29日，在一个闷热的黄梅天，转机出现了！小雨淅沥中，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张小红闻讯，又惊又喜，一路小跑着来见这位特殊客人。

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克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某种震撼：这个所有人都欲知晓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却又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我要把尼氏照片送还给中国――阿列克赛暗下决心。

原来，如同卡尔图诺娃教授一样，他也被尼克尔斯基独特的人生和谜团所吸引，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下落，先后向尼克尔斯基工作过的数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所获。直到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他建议，根据尼氏生平的一些线索，不妨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这封征询信在两个月后，终于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氏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有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据称，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张小红凝视着阿列克赛展示的尼克尔斯基照片，这个神情严肃、眼睛里透着一丝忧郁的中年人，果真是尼克尔斯基吗？

很快，倪馆长做东，宴请阿列克赛教授。席间，阿列克赛将解谜过程和盘托出。嗣后，又应“一大”纪念馆之请，影印了另两张带有尼氏照片的档案资料。

至此，疑虑全消――尼克尔斯基，终于出现了！只是，深谙史学研究方法的倪兴祥和张小红，仍有一层担心：阿列克赛提供的，会不会因为是孤证，而不被史学界采信呢？

蒙古学者再添有力佐证

想不到，时隔两个月，“孤证”便不孤了。8月，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电话，让倪兴祥、张小红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早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莅临上海“一大”会址参观，也发现了尼氏照片竟付诸阙如，不由回国向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询问，能否找到尼氏照片？

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听到中国同行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不能让中国同行失望！这段历史不能再继续“空白”下去！2006年的4月、9月、10月，达西达瓦先后赴俄，“泡”在与尼氏可能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披阅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然而，他本人的照片极难查获。直到他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达西达瓦喜出望外，立即通知他在中国的朋友，并且相约在金秋9月，一起远赴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送交这两张珍贵的照片。

9月12日，当达西达瓦拿出照片的一刹那，倪馆长只用余光轻轻一扫，立时激动起来：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倪兴祥、张小红喜出望外：这个历史的悬念，终于解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从此将更加完整！

现在，在上海兴业路那个小弄堂里，长达86年的一片历史迷雾，被轻轻拨开，化名为“尼克尔斯基”的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正向我们微笑着走来……

(9月24日《人民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我们熟知的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4位代表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尽管如此，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1924年被。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省教育厅长。1927年12月在武汉遭桂系军阀杀害。

・（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并充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茨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被党组织开除。后在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7年8月死于车祸。

・（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今红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9月在狱中被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狱中就义。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2年秋脱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