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大众传播；吻合；必然性

国际关系到今天为止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即使从欧洲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算起，也已经有35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如同整个人类社会一样，一直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中。当然，变化的趋势不会背离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进步、由蒙昧到文明、由野蛮到理性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史划分成几块，以阶段性的方法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变化，这种渐进的历史趋势会表现得更加透彻和明显。

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对历史无知和割断历史。划分的根据有多种标准。既然我们要揭示的是国际关系的前进历程，我们只能寻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事物，并且这些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事物能够有足够大的能量推动国际关系沉重的历史车轮向前行进。①

1.战国年代

这个时期大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束。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统治受到了来自新教教徒以及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挑战。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在1618年酿成一场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30年的厮杀，交战双方认识到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对方，同意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结束战争。于是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和会之后，新教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承认，法国、瑞典等大国的国界得到确定，德意志诸候国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步形成。

罗马帝国的肢解和衰落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煽动之下，欧洲大陆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杀和争夺。战争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攻城掠地，杀人抢物。但是由于有了近代较为先进的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国家的凝聚力得到了保证。由于传播工具被当作信息传递的工具，因此直接的结果是战争的节奏加快了，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其他活动的节奏也都加快了。

这一时期跨度较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国际关系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了开疆扩土、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一次又一次争斗。各种力量纵横交错，变化莫测。任何力量组合会在瞬间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初期的无序和混乱在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得一览无余。

2.集团战争年代

这一时期大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欧洲列强在经过无数次不断变化的力量组合之后，在19世纪末叶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战争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不要爆发，要么注定是大规模的。由于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西欧列强的殖民体系，因此世界从此开始被划分为两部分，战争真正地具备了世界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距离非常短暂，一般的理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期战争频繁的主要特征，一些后起的殖民帝国为了从老牌的殖民帝国手中分得一杯羹，摩擦加剧，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集团战争尚没有演绎完毕的原因。战争的结束仰赖于战争自身，只有当战争的危害性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战争各方才会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震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没有大到使交战双方感到惧怕；相反，失败一方的复仇心理却不断加深，终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另外，两次大战期间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盛行一时，在舆论和决策权力垄断在极个别的独裁者手中时，避免战争的保险系数大大降低了。最明显的特征是大众传播工具被推行战争政策的别有用心者垄断了。当然，大众传播制度的深化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改进也使得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政治如虎添翼。一方面，传播工具被直接运用于战争，使得战场扩大，制敌手段和技法多了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鼓动起来的狂热使得交战双方更加势不两立，战争方向不可逆转，直打得昏天黑地，一方彻底缴械为止。战争的广度、深度都明显地加强了。

3.理想主义年代

这一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两极力量的对立已远远超出了战争年代国家集团对峙的意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国际关系从此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左右了。这一特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热战已越来越不可能。其原因之一，如前面指出的，对立各方被战争的危害和恐惧所慑服。更迫切的原因则是原子武器诞生，并且这种武器的垄断被打破了。人类制造灾难的手脚基本上被自己的战争行为和毁灭性武器锁起来了，而人类寻求对抗的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当人口、土地、资源的争夺变得不切实际时，人类找到了新的对抗的突破口。这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于是，还没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世界就又进入了冷战的时空。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对立双方运用一切传播工具为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和信仰向敌对一方发起挑战和进攻。在这个新的年代里，理想的争夺比什么都重要，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最基础的内容。而这种理想的争夺首先是建立在人类能够自如地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不断增加和成熟的大众传播工具的基础上。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年代里运用和平的手段取得了战争年代用战争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使敌对的苏联、东欧国家改变制度、转移立场，甚至成为自己的附庸。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追求理想和传播思想的斗争也将在国际关系中继续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众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

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进化到相当文明的程度之后的一种产物，是近代工业化时代的伴随物。这一点从有关大众传播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按照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表述，“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②很显然，所谓“职业传播者”、“机械媒介”等等并不是人类传播活动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之后，在传播活动日益广泛深入，传播工具日益专业化、非手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现象。因此，简单回顾大众传播的历史只需从具备大众传播特征并酝酿大众传播产生的时代开始。

[page_break]

和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过程划分一样，近现代大众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划分为这样3个阶段：③

1.近代报业的开创时代

一般认为，14—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是近代报纸的萌芽。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在从中国传过去的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铅字活版印刷，这为以大量生产为标志的近代报纸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条件。17世纪初在尼德兰地区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定期印刷报纸《新闻报》。此后不久，英国、法国、德国、北美等地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报纸相继问世。1814年英国《泰晤士报》采用蒸汽机动力印刷，使报纸的印刷生产力大幅提高。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之后，报纸的影响范围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是近代报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廉价报纸”的出现。1833年美国纽约的《太阳报》首次以每份1美分的售价出售，1855年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每日电讯报》售价为每份1便士，1836年法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日报》和《世纪报》全年订阅费仅40法朗。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也能接触到报纸，报纸的受众及影响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这为报纸向大众传媒的进化再一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报纸提供大量新闻信息的通讯社也在19世纪中叶出现。最早的是1835年创立的法国的哈瓦斯社。在此之后，美国的美联社，德国的沃尔夫社和英国的路透社相继诞生。通讯社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加快了信息流通的节奏，使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更加明确，信息生产逐渐形成一项系统工程。而随着这个系统组织的严密程度的提高，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2.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报业的垄断现象也出现了。最先出现垄断报团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分别代表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报业垄断基本上成为一种趋势。

按照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一般包含有3层意思：a.规模庞大的传播机构和传播工具；b.大批复制的传播内容；c.人数众多的传播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在拥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大众传播事业必须是一种商业活动，新闻媒介必须通过经营来检验自己是否有继续存在、发展、壮大的可能，并通过大众消费的方式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大众化。因此，在19世纪末叶以前，报纸是不应被称作大众传播媒介的。只有在垄断报业出现，商业性报纸经营体制形成和确立之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才开始。

当然，大众传播本身所包含的几项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传播工具”一项，它不仅仅指报纸的数量种类的增加，更是指传播方式的种类有了增加和发展。20世纪初诞生的广播、电视无疑是大众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只是从那一刻起，大众传播才完全具有了它自身真正的含义。

3.信息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蓬勃发展，包括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技术、航天技术、仿真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在内的各种新型技术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新技术革命。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动下，广播、电视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方面，新型技术的出现，使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播放、控制等技术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个人拥有量急速增加。广播、电视的发展异常迅速，其影响力逐渐地超过了传统媒介报刊。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因特网诞生了。因特网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工具，意味着大众真正地进入了传播的领域，因而“大众传播”更加贴近它的字面意思了。因特网的诞生是大众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传播新时代到来后，随着人们对传播工具的依赖程度的提高，整个大众传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更加牢固、增强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二者在历史进程上有着十分一致和吻合的地方。近代国际关系始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而近代报业也是到了17世纪初开始以后才蓬勃兴起于尼德兰地区和英国等新兴的民族国家。多么惊人的吻合！难道这种惊人的吻合只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么由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开启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大众传播工具被独裁者绝对垄断的现象同时出现也是历史的巧合？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冷战开始基本同步也是历史的巧合？

历史中的偶然现象和偶然因素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正是这些因素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推动了各自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历史的发展。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无不表现为必然和自然的状态。15到16世纪地中海沿岸和尼德兰地区海上贸易达到相当发达和繁荣的程度，为了及时了解海外商情和其他有关情况，一些提供此类信息的手抄传单和新闻书简应运而生。如果说这些东西可以看作是近代报纸的滥觞的话，这说明报纸在胚胎时期就具备了国际性质。17世纪初期开始，也就是30年战争以后，定期的新闻出版物出现了。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逐渐成形的报纸报道国外或域外情况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行为。英国的一份周刊《意大利、日耳曼、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伯爵领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一周新闻》干脆在名称上直接地表明报纸与国际事务的直接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报纸以及后来诞生的广播、电视、因特网无不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国际关系各种大小事件中探寻到，比如美西战争中的《纽约日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播宣传、冷战时期的“美国之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大众传播不再只是简单地以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为己任。它不甘寂寞，开始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国际事务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从具体事例讲，它可以加快甚至改变某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向。例如60年代末，美国一名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访问越南战场归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预言美国的越南战争不会取胜，于是整个美国国内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壮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而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并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从大处讲，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战争的目的已基本不再是掳人抢物、攻城掠地，而是为了某种理想，诸如民族独立、、文化同一等。战争的手段也不再以冷兵器为主角，更多的时候是进行思想的较量。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在大众传播的穷追猛打之下，国际关系领域里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少；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同时加快了外交等其他国际关系领域中活动的节奏；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普通个人直接进入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由于大众传播频繁地介入国际关系的领域，使得国际关系的大众传播因素越来越浓。许多国际事务活动要借助大众传播展开；外交决策要考虑大众传播所引导的舆论倾向；许多外交、军事等活动在事前事后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以表明政府的开明和开放；国家大计方针要通过传播工具向外宣传、介绍；舆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地位等问题。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大众传播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大众传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当大众传播加入国际关系的行列之后，国际关系这种曾经如此玄妙的事物也就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普通民众离国际关系近了，他们也开始关心国际关系的相关问题，并且透过大众传播实现他们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又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开拓。

总之，随着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各自的深化和发展，二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几乎达到了一种水融的状态。谈国际关系不能不谈大众传播，谈大众传播不能不谈国际关系。故此，这个新的交叉领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探讨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划分从本质上讲是认为的结果，本文以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划分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目的是能够更准确地探索二者的关系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众传播　信息　符号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源于东西方艺术论，东西方艺术构成涉及五个要素：作品、作者、读者、宇宙自然、生存存在。随着商业化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趋向将文学主要包括影视文学与文字语言文学同属大众传播的范围内，倾向于文学是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

从现存的文学（影视文学）自身传播来自各自蕴涵审美图象与语言、来自各自蕴涵图象、语言与商业存在的关系发展的结果以及效果来看，商业的娱乐成分愈来愈多。海派文学对都市生活“边缘性”的描写，满足市民的价值、情绪的知觉定势，渲染快感的娱乐气氛取得很大成功。有人认为，既然大众传播是商品社会的产物，获得商业的成功是主要的，只要观众满意就行，媚俗也就理属应当。

有人甚至认为：当前荧屏取代舞台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天地，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而因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文学的审美可以象一切商品那样随意构造出来。9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凭借强势资本和高科技手段，全力向世界各地扩张，将娱乐的形式化推向极至，许多国家担心文化同质化，但这种现象并未出现。传播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本地、全国的电视节目，如果不敷所需，会退而求次选择具有文化接近地区的节目。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审视当前的艺术语言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然后的艺术的商品怎样定位？怎样的审美才能接近大众？问题又回到大众怎样接受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影视文学与文字语言文学同属于艺术，艺术的构成表面看是感、情、意的综合体，其构成原缘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积累，来自于此民族现时的生存存在，一切精神来源此，一切文化来源此。由此产生的文化亲同感是任何技术力量任何商业力量取代不了。从理论上讲应该如此，但实践上倘若文学创造者象古代那样作为进身的阶梯或有充分的经济来源，问题就好办了。问题是现在所有文学创造者都面临这样困惑，即又要启蒙，又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问题是怎样在这两者之间找契合点，在技术上寻找可行之处。

一些人从读者的理解层次来处理此问题，认为每一部作品的构成都是整体有层次关系的。读者对作品的阐述也整体有层次性的，由于读者阅读水平的不同对每一作品感受各不相同，对内容的感受永远大于形式。从内容的构成上，分悲剧与喜剧，每一部作品整体层次的构成形状就象一个三角形，底部材料、主题、情节、细节等，以上意蕴、意境、韵味、象征技术表现等，其底部与大众的沟通最容易，这些内容离生活最近，民族的文化氛围最重，最容易引起共鸣。

有一些更深入从读者角度从文学的大众化来处理它，认为这样更利于启蒙，更利于商业文化的发展。因此任何个性化的创造、由此演绎出的人性、个性、女权、主体论、自我实现不能逃脱大众所理解的框架，个性创作与大众理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这些话都不错，但更应该从文学艺术构成涉及五个要素：作品、作者、读者、宇宙自然、生存存在来思考问题，从这五个要素构成的大众传播模态来思考问题，真正地从文学活动整体的实践中科学地思考它。这大众传播模态的思考不是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行政或商业主导下的宣传过程；而是在文学传播领域中职业传播者、传播机构与受者双向互动，运用信息、符号这些科学的社会理念来构建的传播过程。转贴于

作者与受者之间传播需要媒介，但媒介只是载体，媒介是为传播的内容需要而存在，内容需要在传播中是第一位的。但内容是静止的，而传播是动态的，信息、符号就是反映动态中的传播内容，必定成为最核心的需要了解、处理的事实。信息在当前社会处于无以伦比的地位。现在是商品社会，商品社会的要求建立共同体的产物，信息作为共同体的必须“物能寄载”而存在。同时因为是商品社会，商品与人的情感生活息息相关，大众传播中的文学创作不断地时新，不断地改变所需信息内容。尽管艺术作品属于个性创造，可以远离商品社会，但只要作品一进入大众传播的范围，必然有大众传播信息内容。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不断发展现实中的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认同感上，作者想要的心灵那一部分自由必然融入大众传播中，这就是文学效果的铁定法则。作者依据此法则进行创作，读者一方面根据实际经验来认定、充实作品中虚构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用认定了的虚构的私人空间来检验实际经验，文学作品成为现实生活私人精神的补偿关系的活动。一旦作品拥有广泛读者，并就所读内容展开讨论，可以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之中。

“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还可以这样理解，信息是每个个体与外界交往增加确定性的内容，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大众传播中文学怎样在大众主观信息（语义）进行增加或消除，这要求我们从信息理论上去解决。各个时期确定性的内容不同，五四以来，民众有强烈的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渴望，如今民众有强烈的真善美追求及情感喧泄。作者必须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清楚民众的现时的主流精神，把握历史的发展，对各个时期确定性的内容作出正确的选择。

文学作品的内容信息领域主要在私人生活空间中，反映人的精神面貌，如果仅此理解“信息”，将摒弃更多的文学内容信息。大众传播信息的特征有新闻性、愉悦性、知识性等。单从价值性来讲，有理论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如将各种信息特征分成各种文学种类并发展它，寓于其中的某种价值，象国外科幻卡通那样，能有效地发挥文学内容信息的功能。

由于商品社会媚俗的误导，大量出现色情、暴力、失实等信息垃圾，我们有必要建立信息生态理论，目前认可的信息生态理论有五个方面内容，我们可以借鉴它。“一、坚持“绿色”原则，即坚持高品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二、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象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三、坚持平衡原则，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四、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五、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

信息学是信息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学作品的内容中信息现象更多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上，倘若文学只是具有现实因素，那新闻、写实完全可以取代文学，我们不必费神讨论这课题，把它归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以信息的旦性的方式处理它，事实上文学还有浪漫主义因素。比如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一个集时间、地点、人物于一体的现实生活不可能存在的大观园，又设置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神话世界。现实中的人物被影射为神话中宿命的原型，下凡历劫的幻象。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文学表现典范，文学的魅力也在这。一方面根系深入现实的私人空间，一方面唤醒公共的浪漫空间，唤醒刻骨铭心的幻影。现实性是影视文学的根，浪漫性是影视文学的命。要体现文学的浪漫主义，也不能不提大众传播中的符号意义。要使信息有根，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必须运用传播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符号。

“所谓‘符号’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讯息而用以指代某种意义的中介。”符号不仅仅能用以指代某种意义，它还能引发感觉和精神上某种想往。早在古罗马时期思想家奥古斯丁给符号下过一个颇为简洁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符号是历时与深层、精神与物质、真实与虚幻等等不同实在与层次统一在一起。符号与人类心灵历史始终共存，并且越来越复杂与精致。

不少作者自觉与不自觉运用符号手段来进行创作，其中之一是借助母题来吸引观众，也是文学影视界的一个常用方法，蕴涵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原型的作品经久不息就是证明。打动读者的利用大众熟悉题材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其反映的思想主题内容符合大众传播现实信息的要求，能在当时背景下挖掘现时的主题利用题材原型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引起共鸣。

任何民族的文字形象符号生成是历时与共时积累起来的一种“统一”。这种积累起来的“统一”，从外部讲，产生于四方面：①其领域的创作者在同一的文学艺术思维的影响下对形象的相互借鉴连续承传。②文化领导者的提倡与总结。③形象传播效果的广度与认可度。④社会形态的变化，在礼俗社会中，人们靠传统习俗、家族关系、友谊等连结，而在法理社会中，社会契约成为彼此联系的关键。前者以土地、世俗家族情感这种文化联系的形象较多，后者以开拓、个性丰富具有个人思想的形象较多。同一的社会形态下，必然产生与激发一些共性的形象。四个方面，文化领导者占主导地位，我国现时意识状态还远远没进入西方所谓的后时代，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价值资源正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构建。

毛泽东早就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体系我国的文化领导者研究很多，实践也很多，但对科学的文化体系相对少一些，偏重于自然科学内容上。大众传播是建立在实践上的一种科学理论模态，对怎样建立科学的文化体系，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大家一定记得：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前些年由中俄两国文化部共同推进的中俄文化年活动，使两国的文化合作进一步紧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与互信，同时进一步加深友谊，为今后遇到国际重大事情时，建立共识与合作打下牢固基础。所有实例说明大众文化的传播有赖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小小的乒乓球、不怎么起眼的文艺交流活动等，都是大众传播的良好载体。

二、多拍摄、制作一些大众草根的正能量的作品（包括歌曲等）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田野静悄悄》、《遥远的地方》等等，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以其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曲调在中国百姓之间广为流传，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事实上，歌曲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歌曲本身，透过它的旋律和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原苏联的田野、乡村、人民质朴的生活，还有他们浪漫忠贞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是流行歌曲这一大众文化的传播，让我们了解到了苏联他们的社会、民族特质等。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来自它高端的精英文化，也来自被视为“低端”的大众文化。高雅和深刻文化的跨文化理解往往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印象。而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功，而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掌握、设定议题和议程的能力、科技能力、艺术经验的全面结合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事实上，美国相当一部分软实力产生自民间社会（大学、基金会、好莱坞、流行文化等）。

三、以情动人多创作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是广播电视传播的基本取向，但当大家谈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往往想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接受和喜爱。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要吸引对中国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化中国”不应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我们也要关切和警觉。像央视去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就具备了相当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中国美食更多地是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向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中国人在饮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千差万别的饮食习惯和独特的味觉审美，以及上升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方生活价值观。

四、可以考虑深入浅出，先向周边国家渗透

现在看来，大众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的软肋，中国大众文化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还存在障碍和困扰，一方面，西方传统地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文化有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大众文化高度成熟，中国文化产品还难以竞争。但对和中国文化相通或相近的地区和社会，对面临相似发展议题和生活环境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我们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在西方的传播，其实应该更注重传播效果，注重对文化相通地区和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传播。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五、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作用，让微博、微信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抓手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之间的关联不仅来源于其现实的合理性，更来源于二者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人文追求。在当代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放置于网络文化这个新的传播媒介中来实现，必呈现出新特点：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在网络文化传播中促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需要利用传播介体的综合力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将深刻的理论赋予其日常性意义；激发传播客体的学习力，将硬性的灌输转换为自觉性素养。

      网络文化在丰富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突破时空的边界，迅速抢占了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空间和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生态位，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人民群众中获得认知、认可、认同，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及其传播的过程。因此，探讨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之间的内在关联、现实境况以及实践路径是当代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关联

      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之间的关联不仅来源于其现实的合理性，更来源于构成事物矛盾双方的内在需要性，即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人文追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文品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通过卓有成效的理论普及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广大群众接受认同的过程。大众化意味着“化大众”，即在接受的基础上，注意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来化育(教化、感化)大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升为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一种自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个过程既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是价值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大众化”作为一个知识传播过程. 遵循的是理性原则，如同一般的知识传播一样，需要讲清其科学原理和科学逻辑。而作为一个价值观传播过程，就不仅仅是讲明科学道理这么简单，因为关涉到某种价值的接受和认同就需要运用到价值理性，要告诉大众它不仅是有用的，还是好的，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这就要求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科学思维，还应从其人文的品质或文化的角度中去思考。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狭隘和片面的理解，过多地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其文化品格和文化过程。诚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其“化育”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命令、政治指令的传递;更是一种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规范的传播，即文化或人文的传播。我们说，政治与文化都不是一种被动的社会陈设，它们都是一种作用于社会的力量。政治的传播方式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对群众施加影响，以大力张扬、传播和灌输，使其成为公共观念，具有某种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方式是以有形的感召和无形的潜移默化来施加影响，更加隐秘和“润物细无声”。在人们厌倦说教、疏远政治的当下，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认识其文化品格，用文化的原理、用人文的力量或许能受到更好的效果。

    (二)网络文化传播的人文使命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承载着人类的基本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固然需要物质，但更需要精神和人文智慧。人类发展至今，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文明成果，网络是其一。以网络为物质基础构筑起来的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传统文化的空间存在形态，催生了对外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反应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网络文化必然承载着重要责任，即指引人类追求更美好、更和谐、更理智、更高尚的生活的使命。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在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多样的同时，却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人文缺场。如网络成瘾、信息犯罪、网络色情、金融诈骗、窃取机密情报、造谣中伤、煽动性政治宣传、制造混乱等问题就让现代人在精神上遭遇到巨大压力，道德出现滑坡、心灵陷人困惑、生活产生迷茫，在人类发展的丛林里渐渐迷失了方向。这是网络文化带给我们眼花缭乱的晕眩后，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的萎缩和文化向度的缺失。

人类生活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应该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网络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为发展自身的智力、能力、社会关系等而创设，网络文化应为人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精神和心灵的指引。面对当前网络文化的娱乐化、游戏化、商品化、工具化倾向，网络文化应在人类社会文化的演绎推进上承担起弘扬先进、高雅文化，摈弃庸俗、媚俗、低俗等落后文化，以真正承担起指引人类走向更好的未来的严肃而厚重的责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用先进文化武装大众头脑，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主导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科学品性、政治意义，更兼具文化品格。而网络文化自身拥有不可推卸的弘扬先进、推崇高尚的使命。这是二者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拥有的共同的文化诉求与内在关联。

    二、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境况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它基于传统“媒介”文化但又是对传统的综合与突破。将“大众化”的任务放置在网络文化这个新传播媒介来实现，就需要思考因为各种关联条件的变更而使“大众化”这一先进文化传播活动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可能性问题。

(一)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

从传播的介体看，传统的媒介文化所构成的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体系，因为受到技术、时空的限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以少对多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无论是通过传统的公众的报纸、广播、电视或者其他个人媒介，都是根据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宣传与教化，这种权力系统具有强大的威力，在信息掌握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左右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使普通大众朝着权力媒体引导的声音而行事，也容易使“大众化”的过程犹如医生给病人进行“皮下注射”般可预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容易成为传播的主流。而网络文化因为嵌人了新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空间”，各种信息可以迅速地通过网络复制、传送、转换，这样所构成的就是一个相对开放、兼容、共享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系统容纳了各国各民族的多元政治文化，使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信息充斥网络，造成整个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化。

(二)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

传统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赋予传播主体以领导权、控制权，由于技术、时空的限制，信息往往由少数人掌握经有限的人使用，传播主体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与主导者，“大众化”的过程一般遵循的是宣传—灌输—接受这样一条路径。在“大众化”的运作过程中，传播主体，尤其是领导、上级机关是信息的掌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把关人”，他们把符合传播主体标准的信息、内容进行层层把关、加工、处理、过滤、净化，选择合适的信息进行传播、宣讲，同时，对宣讲的时间、方式进行适当配置，经过这一“把关”而传送出来的声音必定是一种权威话语。而传统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传播主体的中心角色遭受质疑。网络的出现，将全世界所有的信息资源汇集到了一起，在这一系统中，只要上网就进人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于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理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交织在一起，传播交流处在一种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化由于网络文化的出现而不可避免。

(三)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

    传播介体线性的金字塔型的传播体系，使得传统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确定的。传统的传播主体的权威角色作用于传播客体，直接导致了传播客体处于一种“我说你听，我推你动”的受控、被动局面，充当的是受教育、被灌输的角色，习惯于被动地遵从而较少选择的自由，个性意识往往处于被压抑状态。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沉寂的、确定的关系格局，它以强大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信息汇集到你面前，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无限增长的信息资源库，实现了资源的真正共享。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化”让人感觉是一种“皮下注射”式的强制灌输的话，那么，网络文化给予的自由选择意识大大释放，主体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的抵触，使得民众在“大众化”中存在着有意无意中淡化政治、疏离政治的倾向。

    面对网络时代带来的社会政治价值多元、政治话语多样、政治行为疏离的倾向，考察“大众化”的现实状态，还有两个重大挑战或现实难题需要进入我们的思考视闽。

    一是网络文化的“霸权主义”渗透。

    网络文化不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之外而建立的纯粹的“虚拟”文化，相反，它是现实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网络文化从产生起就带有明显的霸权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显现是以对网络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强势、技术强势向全世界输出其所奉行的文化主张、价值理念和政治思想，以使他们的文化成为“霸权文化”，遏制和消解其他文化元素。因此，网络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工具，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言论在此充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亦在此登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若无坚定的信念和相当的辨别能力，其思想观念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强势的情况下，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大众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二是网络文化的“后现代”倾向。

网络文化和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多方面又否定、批判和超越了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呈现出一种追求感性而轻视理性、追求平俗而反对高雅、追求实际反对深厚的“后现代”文化趋向。比如，网络传播对传统政治文化传播的最大挑战是对“中心”和“权威”的排拒。传统的政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和机构，而网络传播不受国界、民族、宗教的限制，通过超链接、超文本的手段，将全球各种文化信息连接在一起，使人们的价值选择、生活方式和知识兴趣趋向多元化，传统媒介文化权力系统所建构起来的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深层意义的探索以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模式都因网络传播媒介的开放与兼容，传播主体中心话语的消失而被解构和去魅。加之，作为传播客体的大众进人网络世界中，就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特殊的虚拟身份，可以非常方便地对自己进行各种伪装，无需面对自己真实的思想。面对多种选择的自由，人的惰性使普通民众容易抛弃崇高，选择平庸;追求肤浅，放弃深厚;而代之以一种非逻辑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任何事物无需探究也无需解释，不追求思想也不追求深度的“后现代”选择。这种后现代选择必然消解传统文化权力系统建构起来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和主流地位，对“大众化”带来冲击与危机。

三、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伴随网络的迅猛普及，网络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各个领域都试图通过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也早已在网络文化中拉开。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强权政治的推行以及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去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网络文化需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导引普通大众，这是网络文化传播在当代中国的使命。

(一)利用传播介体的综合力，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

网络具备所有电子媒介的综合特点，可以利用文字、声音、图画、色彩、影视以及三维空间、虚拟视觉等各种方式进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仿真性，使传播客体有全方位的知觉体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本身所特有的抽象性、概括性，甚至是艰深的。如果还是干巴巴的教条和学术化、经院化语言，对普通大众而言是毫无吸引力的，其势必为其他文化形式所淹没。利用网络的多媒体特点将抽象生硬的理论转换为活泼、生动的文字、图片、影视、动画、音乐，使事与理、情与法、形与声、形与神有机融合，赋予生硬的理论以亲近的文本与活泼的形式，使大众在轻松愉快、自然而然中被吸引。这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很重要，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而言，吸引是接受的第一步，如果不能首先从形式上吸引大众、激发大众兴趣的话，尽管是“科学理论”、“先进文化”也会降低被大众感知的机会，当然也难以达成认同。

(二)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将深刻的理论  赋予其日常性意义

毋庸质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既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它是一种普世关怀，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价值目标，又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如何将这些深刻的理论让普通大众理解与接受?诚然，利用网络的综合特点在形式上吸引人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真理性的内容才是根本。当下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游离于普通民众生活视阑的空谈世事和寻章摘句的枯燥说教;要避免大众因感觉不到理论对于自己的意义而敬而远之。所以，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对于普通生命体悟世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彰显其人文关怀，为普通生命提供意义引领。因此，以网络文化为媒介进行“大众化”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注意从一般的原理层面转向当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思考层面，思想内容上须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理论内容的表述要摒弃过于繁琐的逻辑论证。这样才能在一个内容为主和自主选择的时代，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文化。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倾向就是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娱乐新闻从文化新闻中分离出来，全球娱乐化地背景就开始形成，并由此引发大众传播低俗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大众传播的这些现象呢?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探究

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产生是与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体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自20年代电影作为新的媒体出现，社会学者想知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到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想知道“因特网”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影响研究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本文力图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注重感官刺激、渲染暴力色情等中突围出来，寻找其本质的根源所在，并对其从理论的视角进行浅析。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技术、经济、文化和发展模式等等方面都有着及其独特的特点，我们不仅要考虑大众传播低俗化在国际上普遍的表象，更要深究大众传播低俗化在中国存在的深层次的本质的根源性的问题。人们常常试图对大众传播做出各种褒贬：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人们联系紧密，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咫尺变天涯；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儿童的见识增多，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儿童过早的接受了社会的阴暗面；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的对称性得到保障，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爆炸让人们措手不及。同样在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倾向上，人们一方面大力批评大众传播低俗化使得社会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反思有没有扩大对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批判，是否大众传播低俗化真如想象中一样洪灾泛滥。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

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一方面内容上是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而将各种煽情性新闻作为新闻的重点；为制造卖点不惜捕风捉影甚至从严肃新闻中挖掘所谓的娱乐价值。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标题制作煽情化，刻意突出新闻事件的感官刺激、走新闻故事化、戏剧化的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到2010年，图书出版达到600亿印张、70亿册，种数控制在25.5万种，出版重点图书1370种；报纸出版达到2030亿印张、500亿份；期刊出版预期达到140亿印张、30亿册。出版业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俗化倾向，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戏说历史，玩笑经典，游戏人生，搞笑爱情，低级时尚，无聊情趣等等，其中最大量、影响最恶劣的是在‘爱情’的幌子旗下贩卖低级庸俗乃至下流色情的东西。”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本质浅析。

伊尼斯认为传播有偏向，他认为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文明偏向。同样，在讨论、研究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我们或多或少带着一定的传播偏向，但是一定要有比较清晰的意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表象是否就真如洪水猛兽一般可憎还是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偏见与理解程度不一样。

首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大众文化的风行，人们就越来越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低俗化的问题。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后来赖特又增加了提供娱乐功能。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晚会、综艺节目等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人们在紧张之余享受着大众传播带来的通俗的快乐。对于当前传媒的这股娱乐化潮流，我们首先应看到其合理性．受众从中获得娱乐化享受的感情期待。以前．我国传媒的功能只是一种宣传和教育的工具，所以传媒娱乐化潮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娱乐功能开发不足的一种阶段性补偿。另外，传媒的商业化运作还促使媒介真正树立起受众观念，重视受众。

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这种以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如果没有把握住‘度’．就很容易走向浅薄．走向庸俗，走向一种无聊的狂欢。我国的大众传媒业日益发展繁荣，媒体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由于竞争的压力存在、从业人员自律不强与法制不健全，大众传媒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如格调低下、低级趣趣味、色情浮秽、文化垃圾等，解决这此问题基本的是强化自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但当务之急是加快大众传媒的立法，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和健全有关大众传媒的法律法规．使传媒、受众、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维护传媒的正确导向和健康格调．遏制和清除传媒的各种腐败和丑恶现象。

最后，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自大众媒介出现以来，人们就责难大众媒介对个人的思想观点、态度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谴责媒介带来各种有害影响呢?媒介效果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公众对大众媒介产生一种矛盾倾向，既喜欢又憎恨，任何一种新媒介出现以后，人们都会蜂拥而上，兴高采烈的用它，但同时也可能举出一大堆对媒介效果不满的意见。对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群人共有并且父辈传给子女的一套相互关联的信念和行为：指责媒介的可怕威力和恶劣影响。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剖析

(一)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本多拉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方面人的行为时外部引起的，另一方面人的行为的动因是>中动，本多拉综合这两种说法认为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教化理论是由格博纳提出来的，研究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在集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和解释信息。在对现实的估算方面人们估算社会的犯罪率、离婚率、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的概率以及可能遭受到别人的袭击概率等这些常被电视表现和夸大的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观众看电视的程度与估算的程度成正比。在对现实的察觉方面，研究者主要想知道由于电视的大肆渲染，观众是不是将现实世

界看成是一个电视中常常表现的那样阴暗的世界，回答是肯定的。在对社会诸问题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方面，研究者调查了观众对警察采用暴力手段的态度、对流产的态度、对种族问题的态度等等，这些方面也验证了教化论假设。由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之外，其实大众传播低俗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这有其历史因素存在，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传播的偏向，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恐惧夸大化，不加思索的为各种大众传播的表象贴上标签。

(二)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认为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和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的扩展的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孤立的害怕和对被认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担负起类似法庭的重任，使得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在大众传播中，媒介应该对所有事实尽可能的准确的陈述和不带倾向性的表达，应该严守事实。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假设，笔者认为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由于大部分人持大众传播低俗化如洪水猛兽的观点，导致持反对意见的个人在公众场所发表相反意见害怕被孤立。这种意识的反作用或者导致了更加自信的表达，更多的时候导致了沉默，对于孤立的害怕使得大多数人倾向于留意他人的意见。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公众的观念所渲染，个别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害怕孤立而不敢提出异议。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把受众成员看成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得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的收音机家庭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初期的一些听众调查数据显示，那些以启蒙、教育和修养为目的的好节目并不拥有很多听众，而格调低俗的轻喜剧、肥皂剧和猜谜游戏等娱乐节目的收听率却高的出奇。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一些学者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我们深信无人怀疑坏书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负面影响，也很少有人会质疑犯罪电影携带着不法果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中我们是否夸大了他的负面影响。

三、总结

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有新闻传播人的良知，但是仅有的道德力量还不够，必须用法律规范，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应尽可能的避免传播的偏向，排除恐惧遗传，实事求是，客观的讨论、研究大众传播的低俗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义明．曹进．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探析[J]．现代视听，2007，(9)

[2]雷群明．出版低俗化与编辑的责任[A]．新形势新思考：中国编辑学会第十届年 会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H]．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李永健．刘欢。戚明．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易中天现象背后的原因探析lJ]新闻记者，2007， (2)

15]杨小明大众传媒：行走在诱惑与责任之间lJ]文明与宣传，2003， (7)

[6]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H1．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