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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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批判理论；霍尔；莫利；费斯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006-0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1.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我国传播学版图一直被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盘踞，而对欧陆传播批判学派的引入相对较少，对传播批判学派理论的关注远不及对美国传播经验主义理论。在西方传播学界，来自欧陆的传播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经验学派，作为传播领域里风格迥异的两大双峰，[1]相互补充和共同建构了传播学的场域，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传播学场域中的重要理论巨阵之一，迫切需要中国传播学界的

重视。

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概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欧陆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轫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汤姆森、霍尔、莫利及费斯克等。该学派作为欧陆批判学派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研究视域广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为中心议题的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研究、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等。该学派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建树独具一格，它超越了号称传播批判学派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论说，在哲学观点上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具体主义表现为超越的经济决定论，主张上层建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理论众多，本文仅以三个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莫利、费斯克及其他们的理论贡献为线索，并以此来窥见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思想。

2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内部存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两分天下的局面使该学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解救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视大众文化为两者之间“谈判”的场域，这种“谈判”充满了妥协、斗争、协商和迂回。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范式的转向下，由霍尔对其“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创见性的应用。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创见性应用，如图1所示，霍尔认为，在传播过程中，首先由传播者在自身知识架构、社会（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信息进行编码，所生产出来的充满意义的信息文本，此时意义文本是开放的，并不是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要经过受众的解码来获取意义，霍尔认为受众的解码同样受到解码者自身身份、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进而霍尔提出了解码者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协调型解码方式和对抗型解码方式[7]，三种解码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按照编码者的意愿进行解码、协调性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在解读编码信息文本时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认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对抗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完全违背编码者的意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图1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型

由图1可知，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传播方式，传播的两端即传者和受者是拥有不同的符码，并非是对等的关系，霍尔主要考察传播两端的权力较量，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即阶级和社会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在“编码解码”理论中，传播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性被给予强调，权力压制和反压制成为了主要话题，传者受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等在这里理论模型中显而易见。霍尔理论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超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传播有限效果论，还带来了受众研究的新范式，随后英国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费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编码解码理论。

3 莫利的“话语理论”和“受众民族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巨蒋莫利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霍尔理论进行验证，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受众民族志研究，验证了霍尔的理论假设，证明了受众的不同解码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发现，受众的实际解码比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更为复杂，而且不同的阶级由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码方式，莫利发现，霍尔过于强调传播过程中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而莫利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下，提出了“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表现，话语是思考或谈论一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社会立场的表现方式，因此，莫利认为，传播过程中，需要把社会位置与话语位置联接，然后才会构成特定的解码方式，他不再把阶级因素当做决定解码的核心因素。[8]从莫利的“话语”理论出发看待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张力关系，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莫利超越了霍尔。

在验证霍尔理论中，莫利不但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的研究传统，还纳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改观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受众积极性的忽视，[9]莫利运用民族志对受众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众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之前，实证主义取向一直统治者传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对传播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传播的受众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传播的研究将受众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结果进行分析统和得出结论，而民族志受众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张把受众置于生活情境、社会环境、性别中进行研究，通过长期个案跟踪家庭中的媒介受众者，通过访谈等方法深描受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反馈，在研究结论中总结和发现问题。莫利的受众研究被成为新受众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纯碎的定性分析传统，而是开创了用民族志方法获取受众接受行为的真实情形，同时将受众置于不同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上对于其能动性的强调。[11]开创了传播学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今日传播学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

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参考体系，也逐渐抛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80年代中期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更为多样化，后现代思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现象空间，从“宏大叙事”转到了“个别命题”，从“文本”转到了“解读”，从“意识形态和霸权”转向了“从属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学者把这种转向概括为从“结构”向“实践”的兴趣运动，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和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从整体性的结构和权力到日常生活的实践。[12]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集大成者费斯克的传播研究重点从“文本的生产”转向“后现代的消费“，避开了“政治批判”而着重于“大众的微观的抵制”，从而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13]我们主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线，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其三，“微观政治”的大众文化。首先，“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传统文本分析认为读者会从头到尾阅读全部的文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费斯克认为，文本就像一个“菜单”或“超市”，大众在其中获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创作自己的“菜肴”，费斯克通过“权且利用”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内在意义，而是强调使用本文的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动性，大众的“权且利用”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文本只有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阅读时，才能够被激活，大众更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文本是否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最后，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的文化。费斯克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性的视角，并认为社会的变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微观的。激进意味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微观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而是渐进的、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不断扩张至下而上的权力生存空间，它是微观的政治而不是宏观的政治。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众文化是循序渐进的，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者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试图改变支配集团的体制，而是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说莫利基本遵循了霍尔的初衷，那么费斯克在霍尔理论路线的基础之上则迈了更大一步，他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前期成果，发展了积极的受众学说，将受众的能动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提出了受众的“游牧式主体”概念解构先前的传播场域的结构主义，通过对“大众层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体”的概念来阐释受众的主动性，所谓“大众层理”的意思是认为大众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阶层和拥有固定的社会身份，比如一个博士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新闻工作者，大众的社会身份和阶层是多维的和流动的，在不同的层理中随时进行转换，受众主体的多元性和流变性解构了受众研究内部的“逻各斯中心”即“传者中心主义”。费斯在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中借用罗兰巴特“理论”，提出“受众”理论。“受众”理论意在表明即使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充斥，由于身体是独立于思想的，那么费斯克认为身体也依然成为作为最后一个抵制意识形态的据点，因此，身体的狂欢和被费斯克看做大众对意识形态抵制的一场盛宴。尽管费斯克的“受众”理论备受争议，但他对传播受众的研究的积极转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认可，他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受众的主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学者指出他把大众的位置无限度的放大，过于极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众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

5 结论

综上所述，全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文化学派的传播学审思路径、研究方法和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分别对该学派的三个巨匠霍尔、莫利、费斯克的传播学理论进行概述，通过整体考察这一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并对其理论意义和贡献进行总结分析，以此来观望该学派的传播学的思想和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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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0（3）：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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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1.

[7]斯图亚特 霍尔.解构“大众”笔记[C]//陆扬、.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

[8]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约翰・费斯克.英国的文化研究与电视[C]//徐贲.走向后殖民与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56.

[10]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霍尔.编码，解码[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

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在当前的媒体市场中，传播者愈发重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受众细分、受众调查等方式或手段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过程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也更加明显，受众的研究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媒介效果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受众状态及其与传播者关系的争论，而传播效果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承认受众的过程。正如同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的梳理：“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 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 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由“信息来源主宰(source-dominated)理论”到“受众中心(audience-centered)理论”

经验研究刚刚开始时最早的广泛流传的“魔弹论”中，研究者将人类群体描述成由无理性的生物组成，他们可以被精心设计的大众传播刺激动摇并被控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受众被认为只能被动的接收传播者传递的信息，研究重点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个人的差异和两种听众在社会分类方面的特性并且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一研究最初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了解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只是一项对恐慌行为的研究。在“人民的选择”中，重点在于大众媒体对选民影响的研究，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社会关系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但直到赫塔·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人们才开始研究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分析受众心理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从众多媒介内容中选择某一特定讯息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应该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分析的先河，随后也有学者对“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之后的里程碑研究中，我们也可或多或少的看到关于受众分析的内容：衣阿华杂交玉米种研究中，布莱斯@瑞恩及其助手指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接受者与晚期采用者在经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耶鲁研究中，霍夫兰领导的团队分别从群体归属和个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不同儿童对电视的使用存在的差异来源于：年龄、性别、智力、社会阶层背景、儿童社会关系的质量（如亲子关系等）。

尽管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受众分析的部分，然而，媒介效果研究真正实现从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到受众中心理论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积极的受众和寻求满意度的受众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却与功能分析混淆在一起。针对这样一种误解，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就曾指出：要理解功能主义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有必要对功能（日常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后果）和传播活动的效果加以区分。她还表示，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否则媒介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所以，只有足够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二、受众理论的类型梳理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受众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理论，根据对手中地位的不同认识，可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九种，即：属于“附属论”的靶子论、商品论，属于“主动论”的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参与论和文化规范论，属于“中心论”的顽固受众论和自助餐理论。

对手中的研究实质是围绕主动或者被动而展开的，而说到底，受众的地位实际上是附属和中心、主动和被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只有受众接收才有意义，换言之，受众接收何种信息、接收信息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同时扮演着大众媒介消费者、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四种角色。而另一方面，尽管受众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归宿，也只能接收传播者传输的内容，他们只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夸大传播者地位的“附属论”或者强调受众地位的“中心论”都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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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新祥，受众理论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Z]. 第二届（2008）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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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anley J. Baran， Dennis K.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2nd Edition)[M]. Wadsworth， 2000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教育　变革

论文摘要:媒介融合的趋势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的。媒介融合给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带来了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机遇。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学科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实践平台作为构成新闻教育的四大基础要素，仍然是决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质量的核心部分。

媒介融合趋势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的。一方面，随着卫星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在广电、通信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应用，传统媒介的界限渐渐模糊，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媒介终端可实现功能逐步强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及文化潮流的发展与进步引发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并由此延伸到市场的“碎片化”和受众的“碎片化”，大众时代过渡为分众时代，媒介受众由以往的单向接收者的角色转变为需要为其量身订制个的用户。

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必要性

媒介融合的趋势对新闻传播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融合后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媒介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第一类管理人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他必须是精通各类媒介的专家，熟悉技术发展为新闻传播所提供的可能性，能够运用这些技术使新闻内容得到更好的表现。因此，懂新闻传播、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是这种人才的必备素质。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如美国媒介综合集团所融合的媒介都是同处一地的地方媒体，派往异地采访的记者都是多面手，他们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培养融合型的人才成了新闻传播院系改革的重要目标。

以美国为例，当前有一大批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新闻媒体和媒介组织正在进行这类培训，很多文字记者在学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在学音频视频编辑和图表制作等。美国的一些著名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已经开设了“融合新闻”专业。

2005年9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对于开设该专业的原因，该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BrianS.Brooks教授解释说:“我们看到在美国对记者编辑的需求有了变化，需要培训一些技能融合的记者编辑。我去了堪萨斯一家重要报社，他们说希望招聘到能报道SUPERBOWL 体育盛会和美式足球的记者，给报纸写个故事，再给网络写个不同的故事，还能为网络做一些视频、音频的节目。他们的要求可以同电视台相比了。我们从没有训练过这样的学生，现在需要培养跨媒体的记者了。我们要开设一个将各种媒体融合在一起的新方向来培养这样的人才。”①

未来的媒介融合教育发展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大传播的模式;其二，缩减以往划分过细的专业类课程，形成普遍性的媒介课程体系，或者说是一种广泛核心课程，其中会更多地融入广告和公关类的课程。无论如何，融合会引领一种大传播教育趋势的出现。例如反映在课程设置上，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安排更多会出现那些整合类型的课程，比如说一门媒介写作有可能代替原有的报纸新闻写作、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广告文案写作、公关写作等课程。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基础要素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学科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实践平台作为构成新闻教育的四大基础要素，仍然是决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质量的核心部分。

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划分，基本上是在新媒介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新闻传播教育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媒介类别划分的教学和研究取向。因此，学科的组织结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媒介融合促进了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结构的变化，一些与媒介新发展相关的专业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系在1998年增设了第一个电子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随后，很多大学都增设了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或者是在已有的专业中增加了网络传播方向等。2005年9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队伍普遍面临知识结构更新的任务。教师需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建立跨媒体、跨学科的学科发展知识体系。越来越多的教师趋向于网上讨论、网上提交作业、电子邮件交流以及即时聊天的教学方式。

媒介融合趋势也对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要求:要寻求资金购买和维护使用新技术的教学设备，探索最合适的方式使新技术纳入到教学内容中，让教师在短期内掌握新技术并传授给学生。

以新媒体发展为基础的媒介融合带来了教学内容的变化。新媒体是促进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建构新的课程结构的催化剂，新科技发展逐渐融合在各类课程中，这些课程普遍以跨媒体替代传统的以媒体分类划分的课程模式。新设置的课程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一种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信息传播、社会政治、经济进程的影响，多为侧重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例如网络与大众传播等。而微观方面的则更多涉及如何将新媒体及其相关技术利用于大众传播媒介，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务技能课，例如计算机辅助报道、在线新闻学、电脑制图等课程。一些传统的新闻业务课，如新闻写作也打破了过去印刷、广播和电视之间的分界，而称为媒介传播写作，将新闻写作基础、消息写作、解说词写作、新闻评论写作、新闻高级写作技巧、广播电视写作等众多涉及写作的课程集中讲授。

在网络数字技术环境中，教学平台的建设已经不仅是传统概念中的实验平台和实习平台的建设，而是包括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的融合性教学平台的构建。这种多功能、跨媒体、可融合的教学平台是未来新闻教育依托的设施基础。

新闻与传播院系应当和主流新闻媒体以及前沿科技企业共同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将行业前沿技术、前沿研究课题、技术人才引入教学与科研领域，为实验设备的更新、为课程体系的改革、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好的条件。新闻传播院系应尝试进一步打破课堂教学平台与实验教学平台的界限，让更多的实务课程的日常教学，在仿真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

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为学生创造专业实习的良好环境:一是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和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一些媒体作为学生的固定实习基地，和媒体联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二是新闻传播院系着手建设具有媒介融合功能的校园数字化学生媒体实习平台，让学生尽可能全面体验实务工作的完整过程。这种“融合性平台”应该既是教学、实验、实习的融合，同时也是多种媒体技术平台的融合。数字化虚拟实习基地的建设可以有效地实现教学与实践的互动。新闻传播院系可以针对自身的专业特点和教学资源的现状，适当设立包含部分或全部媒体形式的数字化实习实验室。相对传统媒体实习基地而言，建立数字化实习实验室，所需资金较少，单次运行成本低廉，一般新闻院校都能够建立，而且能够保持常态运转。与传统实习相比，数字化实习基地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那就是配合学生的实习过程，可以建立一个与实践教学相配套的网络交互式学习平台，以提高实习的质量和效率。数字化实习基地里的校园媒体，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条件成熟的可以转化为社会媒体，比如为社会提供可以公开播出的电视节目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是对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所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被训练成融合媒介型的人才还为时过早。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所有形式的媒体，同时要求每个学生就一种传统媒体发展自己的专长。这是比较合适的过渡性教育方法。例如报纸方向的学生要学会制作报纸的网站，或者学习为电台制作广播节目;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既可以学习制作网页，也可以学习为报纸和互联网写作新闻。

在各种传播技术不断更新、媒介日趋融合的趋势下，我们要深入研究媒介融合给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带来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机遇。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改进新闻传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变革和发展。要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尽可能掌握新媒体、新技术，增强他们融合各种新的传播技能，适应新的传播环境需要的能力。[本文为2009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介发展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09q060 )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蔡雯:《整合相关学科资源 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中国记者》，2005(7)。

参考文献:

1.Hu， Y. F. (2002)，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omputers and pedagogy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7(4).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传播；传播类型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教育就必然具备文化教育的品格。要传承要教育，就必须有载体有交流沟通方式，传播方式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以电视节目《同一首歌》为例，它作为一个大型综合性晚会节目，在内容构成元素上排除了复合的元素，强化了纯粹的音乐，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音乐节目，以经典与流行歌曲为主。《同一首歌》栏目在演播现场由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共同组成，面对面沟通，实现了这个电视节目的第一次传播行为，即广义上的人际传播。 其次《同一首歌》整场节目又构成了整个频道和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系统，向广大受众传播。并拥有固定的受众群，形成了电视节目的第二次传播行为，即大众传播。《同一首歌》这个电视节目正是基于人际传播方式，同时实现了向大众传播行为的转变。

所以《同一首歌》栏目兼有广义上的音乐人际传播和音乐大众传播的类型。这种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传播类型，在电台、电视台等现代传播领域广为流传和使用，而它又带给了音乐教育哪些启示？音乐文化需要通过音乐信息的流通得以传承和传播，这就对以传播音乐文化为目的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教育者我们又将如何处理它，让其成为推动音乐发展的助力？

音乐教育具有三大使命：（l）实施美育：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终髫标，以艺术和现实美为教育手段的审美教育（简称美育）；（2）学习音乐：既包括学习音乐知识与技能技巧，也包含提高全面的音乐素养。（3）传承文化：音乐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教育就必然具备文化教育的品格。[1]要传承要教育，就必须有载体有交流沟通方式，大众和人际传播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一方面，对于现代新型大众传媒下的音乐教育，它适用《同一首歌》的传播方式——广义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式。如今的音乐教育领域，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和制约。大众传播的具体体现方式又属于广义上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范畴。于是我们就能从《同一首歌》这个栏目的传播类型上寻找出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意义了。现代新型大众传媒下的音乐教育，大众音乐文化渐渐在教授传统音乐文化的学校音乐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大众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以大众传播和广义上的人际传播为主。所以如何在课堂上传播音乐信息时，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更好地互动联系在一起，便逐渐成为教育者思考的问题之一了。

在大众传播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更容易接受大众音乐文化，将好的大众音乐文化引进音乐课堂，是音乐教育迎合时代的选择。现代学校音乐课上所传播的内容，逐渐开始以大众音乐文化为新内容，渐渐打破了传统的西方古典音乐、中外民族音乐的范围，越来越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音乐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主体，这些情况在中小学校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不管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具或者教师的语言都更倾向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各项特征这些音乐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更易被接受。再以高校为例，各地高校纷纷响应国家教委在1988年4月制定颁布了《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普及艺术教育的意见》，开设了各种艺术教育普及课程。然而随着大众传媒介入，以电影电视为载体的影视音乐成为众多高校公共音乐欣赏课的新内容和新关注点。不同于传统的音乐欣赏课以传播西方古典音乐和各国传统音乐为重心，影视音乐欣赏课是以影视音乐为音乐教育的切入点，更受当代大学生的欢迎。影视剧音乐不仅是大众传媒的宠儿，拥有广大的观众群，更是受到作曲家们的青睐，究其原因，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占有很大因素。近一个世纪以来，大众传媒成为音乐信息流通的主要载体，它们的传播方式都是音乐大众传播和音乐人际传播的较好结合。

另一方面，对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而言，是否同样适用广义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方式呢？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其两面性。

进入信息传播时代，大量的音乐信息充斥着人们的音乐文化生活，受到西方音乐艺术、通俗音乐的冲击，中国传统音乐如传统民歌、戏曲的生存状态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电视媒体，借助电视这一载体，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传统音乐传播活动，为“原生态唱法”、《风华国乐》、《民歌·中国》等多个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节目提供传播平台，这些都为传统音乐的弘扬和发展注入的新的活力。同时，趁电视媒介大力传播传统音乐之风，学校音乐教育大受其利，教师们在讲授传统音乐的时候，引入了大量电视、网络中传播传统音乐的视频，为课堂教学增色不少。

有利便有弊。虽然传统音乐通过电视媒介得到弘扬与传播，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传统音乐，如民歌、戏曲千百年来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是典型的狭义人际传播。狭义的人际传播具有很多弊端：比如不容易保存、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等等，一旦遗忘或者还没来得及全部传承给下一代，这些宝贵的技艺将永远流失。然而，“口耳相传”的狭义人际传播方式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特点，口头音乐传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激发音乐再创造、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注重“意”，这和西方音乐注重“实”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电视传播将中国传统音乐清晰、完整的记录下来并加以传播，传播“实”的同时，势必会对“意”造成损失。因此，学校音乐教育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提高传统民族音乐教育的影响力的同时，仍需坚持传统“口耳相传”传播方式，保持近距离双向交流的特点，从而使在学校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更好的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的一大使命就是传承文化。音乐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教育就必然具备文化教育的品格。要传承要教育，就必须有载体有交流沟通方式，大众和人际传播就显得举足轻重了。一方面，对于现代新型大众传媒下的音乐教育，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和制约。大众音乐文化渐渐在教授传统音乐文化的学校音乐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大众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以大众传播和广义上的人际传播为主。在大众传播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更容易接受大众音乐文化，将好的大众音乐文化引进音乐课堂，是音乐教育迎合时代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传统音乐，如民歌、戏曲千百年来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是典型的狭义音乐人际传播。虽然这种传播方式有弊端，方式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特点，口头音乐传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激发音乐再创造、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学校音乐教育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提高传统民族音乐教育的影响力的同时，仍需坚持传统“口耳相传”传播方式，保持近距离双向交流的特点，从而使在学校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更好的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 方顺利.从音乐教育视角看《民歌·中国》栏目对原生态民歌传承与传播的作用[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