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世界论文范文第1篇

历史告诉我们，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经济萧条。道理很简单：泡沫状态是实体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集中体现，它的爆破，必将以极具破坏力的形式，对经济过程予以强制性的纠正，由此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据历史统计，在1720年南海泡沫过后的20年里，英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不到0.5%，在随后的40年里，年增长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经济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烈的灾难埋下了祸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灭导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年的经济停滞与巨额银行坏账，即便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复苏的前景。

面对这一严峻的宏观形势，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过去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怀念那种以温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

在通货紧缩期间，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严重，生产厂家失去了定价主动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进而影响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裁员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此外，物价下跌变相增加了借款的实际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偿债负担。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的话，经济衰退将是必然的结果。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膨胀困难得多——这一教训对决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国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1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映，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与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日本银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体物价水平还是连年下降，经济萎靡不振，货币政策似乎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成为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无论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与投资。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银行所能够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仍然由市场决定）。联储理事会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如果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商业票据为抵押，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贷款，以此降低借贷成本。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从2000年3月开始在市场上大量买进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尽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债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银行在9月18日宣布：它准备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它们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诸实施，以此帮助商业银行清理包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日本国内现在正酝酿着一个更具争议的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明确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说是3%，然后想方设法达到它。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增发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引导公众及企业的价格预期，以此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对于盯住具体通货膨胀率的货币目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这样做的，如英格兰银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不是像日本银行那样，设法把负通货膨胀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回顾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笔者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中央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模仿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将非常可惜。三、泡沫过后的美、德、日银行体系

在经历过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股市暴跌尚没有在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这与1929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国大银行尽管伤痕累累，但它们的资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具备对外支付能力。与此相比较，德国等银行体系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日本银行体系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不错，一个不怎么样，一个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1、美国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两年里，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90%。但在近两年里，美国只有11家规模很小的银行倒闭，而在1989-1991年期间将近有500家银行倒闭，在30年代初期更有几千家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稳健运转的银行体系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美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银行贷款的重要性下降。据统计，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商业银行（包括储蓄贷款协会）所占的比例：1912年为79.3%,1948年为68.2%,1980年为56.2%,1997年为46.9%。在90年代通讯、信息科技、媒体等如火如荼的时候，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融通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亿美元，上市(IPO)融资从1995年的30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亿美元。高收益债券市场也为大量的新电信企业提供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当股市崩溃的时候，损失惨重者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它们的股票投资最高可达其资产总额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投资者。

第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以及消化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国最大的25家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总额为3807.3亿美元，准备金余额为408.35亿美元，而不良资产余额仅为408.35亿美元。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8.7%，总资本充足率为12.24%，远远超过巴寒尔协议4%、8%的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在于以银行资本金限制其资产的盲目扩张，同时鼓励银行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与金融创新的长足发展，美国银行业能够对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积极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例如，据2002年1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证券化资产(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贷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别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1756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亿美元、15810亿美元。此外，美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创新，能够对风险给予更加准确的甄别、量化与定价，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2、德国银行体系处境不妙。二战以来，在严厉监管体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一直享有稳健经营的美誉。但在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公司破产处于历史高位等外部环境下，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十分糟糕，裕宝银行(HVB)、商业银行、德勒斯顿银行等德国大银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2002年9、10月间，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银行股票，银行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上述宏观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全能银行模式暴露出弱点。在德国，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关系贷款增加，造成信贷损失；另一方面，随着所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下跌，巨额未实现损失削弱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例如，2002年9月，德国商业银行未实现损失高达19亿欧元。

第二，过于拥挤的银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为。德国共有2700多家银行，每百万人口就有515个银行分支机构，远高于英国（250个）与法国（420个）的水平，银行服务供给过剩。不仅如此，在德国银行体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拥有的公共银行以其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竞争贷款机会，导致贷款利差的不断收窄。商业银行被迫应战，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争揽业务，无法根据贷款的实际风险程度制定合理的价格，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商业银行发现大量的不良贷款冒了出来，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约了自己核销坏账的能力。

第三，德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有待改善。德国是世界上劳工成本最高的国家，严厉的法律限制了银行节约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银行的费用率(efficiencyratio)高达123.21%，高出花旗集团一倍（花旗集团的费用率为63.58%）。

3、总也走不出危机怪圈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风光无限的年代，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跌进了自己怎样也爬不出来的深渊。据估计，日本银行业累计核销不良贷款折合1300多亿美元，而现在不良贷款余额仍然高达47万亿日元（约4000亿美元），贷款核销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贷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银行预计本年度亏损30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为零的市场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很难依靠自我盈利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少人把日本经济没有尽头的萎靡不振归结于银行体系中介功能的丧失。在过去6年里，日本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连续下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大量的存款被投资到收益率极低的国债市场上，或者投资到国外金融市场上，银行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尽管日本政府连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达到了GDP的140%，日本经济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两种银行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银行体系的不同表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学术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第一种模式称作“保持一定距离的银行经营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国家最为典型。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银行总是与客户之间保持“一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第二种称作“以关系为本的银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为代表，在亚洲广泛流行。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强调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同舟共济。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模式的差别：假如银行对一个老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现在，客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授信风险开始显现。按照第一种模式，英美银行一般会采取以下行动：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风险已经出现，银行不能新增授信，银行应把最大的损失控制在1亿元之内。按照第二种模式，亚洲国家的银行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过急行动，而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考虑新增授信，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贷款的话，原来的1亿元贷款可能成为损失。但问题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其损失可能会超过1亿元。

经济学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鉴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之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多人认为“以关系为本的银行经营模式”优于“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营模式”，因为前者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银行愿意继续向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日本银行体系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很多人转变了看法，认为亚洲模式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下能够很好地运转，而一旦经济放慢或者步履蹒跚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因为银行继续向本应断绝资金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其结果是新的巨额资金又跟着损失掉了，致使银行坏账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影响经济增长。

5、应该吸取的教训。通过对三国银行体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两个个人观点：第一，如果按照上述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划分，我国明显属于关系型经营模式，强调与客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授信行为不够严格，贷款定价也反映不了银行所承担的内在风险。鉴于日本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银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第二，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而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赋予的优势（以发债特权筹集长期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等），与商业银行竞争商业性业务，致使价格战愈演愈烈，贷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损害力是巨大与深远的。对于我国的决策者来讲，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利率市场化的紧迫性，而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何解决市场参与者的公平待遇问题。德国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价值观的复兴

传奇式的投资家巴菲特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只有当潮水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谁在光着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过后，金融行业流下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商业模式也不过尔尔，而一度被认为迂腐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重新焕发出风采。还有，“新经济”时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冲的“企业家”思维只是昙花一现，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节俭、审慎决策、避免利益冲突等价值观。这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焕发光彩。鉴于1929-193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教训，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了开来。这个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银行以低标准的授信条件争揽投资银行业务。60多年过后，这个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大通银行收购J.P.摩根银行等，建立了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崭新的经营模式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长，在股市崩溃之后，这一经营模式遭遇了沉重打击。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闭案件不仅让大通摩根、花旗集团等承受了巨大的贷款损失，而且纷至沓来的种种指控、司法调查（如指控银行帮助公司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过分乐观的股评报告，以此争揽投行业务，误导投资者；等等）及几亿美元的罚金严重地损害了它们信誉，致使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价在2002年10月9日为15.45美元，只有其黄金时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为65.67美元），花旗集团在7月24日的股价为22.83美元，相当于五年来最高点的40%（2000年8月28日为54.9美元）。近期两只股票仍然在低价位徘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汇丰集团、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股票表现要好得多。2002年，汇丰控股的股票价格基本徘徊在7-8英镑之间，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最高价格（2001年1月24日为10.92英镑）差别不大。在美国三大银行中，美洲银行是股价唯一上涨的银行。它目前的股价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来平均水平，与最高价格（1998年7月14日为87.93美元）相差不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四家银行的盈利构成中明显地发现各自经营模式的差异。不难发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盈利，而对于花旗银行来讲，尽管其消费银行业务十分成功，占据半壁江山，但却受到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拖累，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谓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业务支撑局面。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三大银行净收益的构成情况如下：

(1)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59%，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32%，全球投资管理占11%，自营投资业务占-3%，公司业务占1%；

(2)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为净收益总额的-79%，零售银行及中小客户金融服务占248%，资金与证券业务占65%，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占30%，风险投资业务占-87%，公司业务为-78%。

(3)美洲银行：零售及商业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71%，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19%；其他公司业务占14%，资产管理业务占3%，股权投资业务占-7%。

另据Bloomberg的专题文章，汇丰控股2001年的盈利构成为：公司金融业务占净收益总额的38.4%，个人金融业务占33.4%，商业银行业务占22.7%，私人银行业务占3.9%，其他占1.6%。

我们认为，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以个人为对象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乃至近两年欧美国家的实际来看，个人信用远比企业信用具备更强的抵御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能力。现在，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纷纷把业务发展的重点转向以个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上，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2、传统价值观重放光彩。商业银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与经济起伏。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审慎、节俭、足智多谋(prudence,thriftandingenuity)成为商业银行家的座右铭。但曾几何时，这些价值观被当作迂腐过时的东西而加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强调以因特网取代砖瓦式的传统银行网络，突出能人（所谓能够争揽大笔业务的deal-maker）的作用而忽视普通岗位的默默奉献，刻意追求别出心裁而忽视整个组织的目标，等等。人们在经历了股市泡沫的洗礼之后，恍然发现传统价值观的持久魅力，国际银行界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趋势。

金融世界论文范文第2篇

遗憾的是,这些“阴谋论”除了让社会过一次戏剧性的虚幻瘾,其实际效果是,让本来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会错失正面了解金融的机会,“阴谋论”是智力麻醉剂,使人以为可以由此逃离现代经济,躲回传统。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威廉・N・戈兹曼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十三四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反而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两位编著者――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我们对这些证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次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将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金融世界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着《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 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金融世界论文范文第4篇

金融学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之下，成为经济学众多学科中最出名的学科。在2008年之前，金融学者以及金融行业从业者们都非常满意金融理论在金融行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理论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场冲击了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变，使金融研究者不得不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重新对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仔细的探索研究。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新制度金融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外生形式为金融活动特定功能，而内生形式为金融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因此，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选择适宜的金融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新制度金融学只是在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不是要取代现代金融学的地位和作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金融经济学在新领域上的研究，其内容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行为金融学的探索还涉及到两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领域，即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者们在CAPM的基础之上指出，金融市场上同时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和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当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在交易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则为有效市场，当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则为无效市场。除此之外，相关学者对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公司管理层理性情况下的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学者谢夫林经过分析得出，决策失误的产生通常情况下来自于公司管理这在认知上的不理性和情感上的影响，但是公司股票偏离本身的基本价值则是由于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分析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虽然，金融学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有相关学者获得世界级的荣誉，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金融世界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广义的金融危机，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发生了很多次危机，直至21世纪最近的一次大的金融危机。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从美国东海岸开始，蔓延至欧洲、亚太等地区。根据高盛最新估计，全球金融危机的总损失将高达1.4万亿美元。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风云再起，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团、AIG集团陷入危机，强烈震撼了美国金融市场，并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滔天巨浪，旷日持久的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严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2%，发达经济体经济2009年将下降0.3%。其中，美国经济将负增长0.7%，欧元区两个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将分别负增长0.8%和0.5%，对世界、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韩政府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拉美各国央行将联手应对金融危机、欧元区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计划、冰岛政府金融监管委员会宣布接管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Kaupthing、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下调至3.60%，下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6.93%下调至6.66%，下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各行各业都有失业的工人，物价飞涨。

二、对《资本论》的关注

《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资本主义内部本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必然发生经济危机，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马克思认识到了经济过程的动态性，并预见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而且发展了关于经济活动的封闭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是周期的、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让西方人反思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让他们重新翻开被束之高阁的《资本论》，让西方人回想起曾总结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马克思。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有着许多新的特点，其本质似乎仍然没有逃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预测。

这么多次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在金融危机的汹汹来势中，这本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重新进入德国人的视野。位于柏林的卡尔-迪茨出版社专门出版学术著作。最近一段时期，此前少人问津的《资本论》骤然热销。出版社经理许埃特伦普夫说，2008年初以来，他们出版的《资本论》已卖出1，500套，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资本论》重新畅销，折射出许多原东德民众对现状的广泛不满，而发端于美国、如今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强化了这种不满情绪。新近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原东德人对“自由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43%的原东德人对“资本主义”敬而远之。“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路透社专栏作者德布斯曼写道，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连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理解他们对我们干的那些事，”许埃特伦普夫说，“马克思现在绝对火。”据《新莱茵报》报道，该国出版商预测，《资本论》将成为圣诞节最佳礼物，其销售量已提高两倍。该报纸援引柏林一家出版社商务经理的话指出：“马克思再次成为时尚。”他指出，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者代表。

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美国以及欧洲等国政府相继采取“国有化”手段，将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政府掌控。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和市场人士眼中，这种手法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促使他们反省美式自由市场弊端。路透社专栏作者贝恩德・德布斯曼撰文说，尽管各国采取激进手段挽救金融市场，“但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金融危机让西方开始重新观察、审视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利弊。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也许没有救市良药，但对于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定大有裨益，这就使得在西方《资本论》一度脱销。

三、对我们的启示

1、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当年马克思的论断是不是在几百年后会实现，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到了那个时候，社会的物质资料将会极大的丰富。至于多少年会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就是，到目前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还在它发展的中上期，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只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来迫使资产阶级来调整其统治政策，来促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在这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定要发挥其作用，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只有在经济上发展了，在政治领域才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我们不得不为马克思在几百年前的预想而感到惊叹。

2、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往昔，掌管金融经济界的人物，开口闭口倡导新自由主义，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的国会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解除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7年美国政府又废除了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期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取而代之，随之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我们看到，这种新自由主义弊端重重。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灾难和风险，甚至成重灾区。10多年前，发生金融风险的亚洲国家和近年的拉美国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而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一场人类空前的灾难。事实已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新自由主义令欧美人们大失所望。对我们中国来说，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场的发展。这就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越南金融危机须警惕，中国总会计师，2008.8.

[2]钟健，“和谐金融”构建的设想与措施，浙江金融，2008.8.

[3]赵阳，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商界，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