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收入分配中的矛盾增多；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等。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等等。在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失误不得。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就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同志用了较长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以上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与战略到新型发展观念与战略的演变，并以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从1960年美国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问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确立，新发展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和把握，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甚至把发展经济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

总之，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价值归宿，而且揭示了其动力源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思想，而且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

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运用，是针对中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的原则，即“六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总体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着眼于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两难”的棘手问题，我认为，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尤为重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尽管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过抑制经济发展来平衡别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甚至毁灭经济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现代文明程度。既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又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为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切实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广泛而有效，对于增进经济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中，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头四十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八次剧烈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引导和调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或中央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更有效。在最近若干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调控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就要做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就要加强宏观调控，以达到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我国既有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如政企不分、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缺位如公共产品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鼓吹自由放任，然后再强调政府干预的老路，而应当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始终注意同时发挥“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三）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既不是毫无波折的平衡增长过程，也不是一边倒的绝对非均衡增长过程，而是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运动状态，是与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的素质、制度政策等密切相关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经济资源差别悬殊，资金、人力和知识等要素有限，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一刀切、一个模式、齐步走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存在一定的极限或者度，如果不平衡发展接近或超过经济社会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又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

实现协调和均衡发展，从目前情况看，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总量上，由于历史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拉大。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人均GDP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逐年增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市发展相对要快得多，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持续拉大。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快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限制。四是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在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五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不平衡。过分注重对物的投资，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六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七是人与自然不平衡。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忽视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八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有效缓解。

应对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挑战，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坚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经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目标，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社会动荡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改革是为了发展，强调稳定也是为了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有些非常复杂和尖锐，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议论，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有一点必须明确：现在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恰恰相反，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和动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五）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世界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李约瑟现象”的成因，有三个带有前提性的问题应先予以澄清。其一，“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为何?其二，“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为何?其三，“李约瑟问题”研究价值为何?我们只有对这三个问题给予解答，才能够对“李约瑟现象”成因进行探源。

1“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作为研究主体要研究什么客体给予的回答，研究对象不清，也即不知道研究什么就必将走错研究之路。目前学者们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仍处于模糊状态，一般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种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几大领域的研究问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也有学者认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李约瑟问题”的内容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包含六个前后逻辑相连的不同问题，从而将“李约瑟问题”变成一个问题集。这些观点要么是对问题性质进行描述，要么是把问题进一步转换，仍没有解答问题的研究对象到底为何。在此，笔者借鉴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来透视“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波普尔将无限丰富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亚世界:“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波普尔认为第一世界(世界1)具体来说包括无机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物，如树木、石头、宇宙等，生物界中的所有生命现象的结构和活动人脑，还包括人工制品的各种物质基质，如构成书的纸张、雕塑用的雕塑材料等。第二世界(世界2)作为人的主观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即包括所有人的心理活动、思维过程、认识活动、心理状态以及感性和理性认识活动等范畴。当世界3通过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时候，这里的世界2绝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活动。第三世界(世界3)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的世界是人造的。世界3具有客观性、自主性、实在性的特点。客观性是指世界3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脱离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知识体系，而非私人所独有。自主性是指“世界3尽管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实在性是指世界3能以艺术或符号等表现方式依附在具体世界1的物质实体而存在，如各种精美的雕塑品里凝结了关于雕塑的理论与知识。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来看“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我们会发现，若想研究“李约瑟问题”首先应该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存在于中西方的三个世界的历史实情有清楚的了解。其次，通过分析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透视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是如何得以发展的，以此来求解“李约瑟问题”。因此，“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为公元前1到公元15世纪期间存在于中西方各自的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人们对三个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每一种解释都将融汇到世界3里。“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因果性问题，而因果性问题一定是处在一种关系当中的。正是因为三个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李约瑟问题”。依此来看，求解“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在追问中西方各个文明何以在三个世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发展的。可见，“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问题。从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从宗教、文字还是地理位置、思维方式等角度对问题进行求解，实际上均是从各个角度对三个世界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并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论证而已。在此，我们可以推断“李约瑟现象”的产生与“李约瑟问题”具体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即到底该如何对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这将涉及“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2“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历史上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学研究通常均是在研究方法论上有新的突破。而研究方法论是一个立体层级结构的体系，从最上位的以思维方式方法为核心的哲学研究方法论层到最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论层是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多面、有机联系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也应从不同层级来探寻“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方法论。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取得突破的核心体现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方式方法的转换。“李约瑟问题”的产生是与历史上发生与中西方不同地域的各自三个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分不开。因此，应采用历史演变的发生学角度以及中西比较的对比研究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研究。人们对客观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历史性、比较性研究，从具体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主体必须采用以世界3为中介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波普尔曾提出“我们在第一世界中的一切活动都受到我们的第二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了解程度的影响。”世界2只有将世界3作为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展开对三个世界以及三个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活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文化世界的方式，包括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人类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总是在前面世代的主体已经创造出来的世界3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动和思考的。研究主体对世界3掌握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从而决定其实践方式。因此，可以说研究主体以世界3中的多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为中介去研究“李约瑟问题”，必然得到不同的答案。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必将比世界3会丰富得多，随着人们对世界3了解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以新的世界3为中介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李约瑟问题”。

3“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价值“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既有内在价值也有外在价值。从内在价值来看，首先，通过“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人类认识自身文明史的一扇窗口，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值得探究的有意义的问题，其促进了中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即使是那些提出“李约瑟问题”是伪问题的学者，其实也是在从另一个侧面去证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由于，“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中介化的方式去研究，决定了其标准答案是不可能有的。“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触发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不断的分析、论证与探索，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这是其最大的研究价值所在。其次，“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从深层次引发人们对中西方科技内史与外史的深入了解。人们通过不断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的过程来探寻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还原科技发展的真实历史，这样人们就能够加深对科技内史的了解。同时，人们也还必须注意到科技发展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等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李约瑟问题”过程中必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下，从而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外史的了解。“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外在价值体现在人们在“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过程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新的研究问题，以及受到了无限的启示。人类始于迷惘而又将终于更高层次的迷惘。范岱年先生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提出被学者称之为“后李约瑟难题”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近代科学文化中国化何以如此艰难的新的研究问题，这又会促使人们展开更高层次的研究。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让人们受到多种启示，而这也使“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正是“李约瑟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也导致人们在对这种价值认同的驱动下投入到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当中。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问题”研究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对“李约瑟现象”的成因进行概括。“李约瑟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研究价值的认同，以多样化的世界3为中介，对“李约瑟问题”具体研究对象(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这个本身具有无限可能的关系体进行求证所导致的结果。正由于众多学者乐此不疲地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才产生了“李约瑟现象”。透过这种现象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教育改革、科技战略的制定等等均会有所启示。在此，仅以科学教育所受的启示为例予以说明。

二、“李约瑟现象”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李约瑟现象”作为众多研究“李约瑟问题”的集合，其中闪耀着众多智慧的火花，只要我们细心捕捉会发现许多对科学教育有意义的启示。

1科学教育应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透过“李约瑟现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东西方的科学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科学文化是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所遵循的研究范式、逻辑理路及思想规则，也包括科学发展的最终研究成果。然而，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更多的是只以西方科学文化的固化成果为核心，对于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法与精神确关注甚少，尤其是东方科学文化中的文化精髓更是被遗忘。长此以往，使学生认为所谓科学文化，即是西方科学所蕴含的文化，对自己民族科学文化缺少基本的认同。科学教育中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是指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合理内核都能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有所涉及，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全面地理解什么是科学文化。科学的教育功能并不全在科学知识，也在于科学方法和精神。人们在透视“李约瑟现象”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宝贵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其中关于有机论、整体和谐、演化发展、相反相成、实用化等思想对当代人们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十分重要。而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思想如:公理化、还原论、分解等方法在面对复杂世界当中的一些问题确无能为力。面对自然物质世界研究中给我们提出的机遇，我们只有具备复合型的科学文化基础才能够应对时代的挑战。我们只有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在未来科学的发展之路上有所作为。我们将东西方科学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渗透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才是唯一的方略。因此，科学教育中应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

2科学教育应加强科学本质教育透过对“李约瑟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科学是什么这个关涉科学本质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众多的对“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进一步印证了科学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探索过程中而得以发展，不存在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这对传统的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赞同的科学本质观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进而形成了新的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产生了新的科学本质观。无论是波普尔“达尔文主义”式的知识增长方式还是库恩的范式革命式知识增长方式都是以大量科学史实为基础，向人们证明了发现科学的历史绝不仅仅是获得真理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与不断实践过失的历史。科学认识活动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客体的镜式反映，而是一个负载着认识主体自身价值与经验、想象与创造的判断过程。科学认识的过程决定了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暂时性，甚至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科学知识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产物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科学本质是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在正确科学本质观的指导下才能在我们的科学教育活动重视科学探究活动，重视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培养。学生只有参与科学探究的过程才能体会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的态度与精神，最终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本质对于学生来说，绝非简单外界的言语灌输，而是自己在一定情境下通过“做科学”的过程中逐步从自身思想内部生发与建构出来的对于科学的真正理解。它对于学生一生的发展都将影响深远。因此，为了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本质观，我们应在科学教育中加强科学本质教育。

世界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世界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反思,但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哲学走入了寻求终极“本体”并用外在力量说明世界的误区,这给哲学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哲学必须实现向生活世界回归,这种回归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要关注现实,研究方式上要走出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要面向实践、面向生活世界。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生活世界”的思想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世界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赵永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日在京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共12.15万篇，其中23968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比例为19.7%，分别较2009年、2008年上升了4.2和8.2个百分点。

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世界排位均有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3万篇，排世界第二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七位，比2010年统计时提升了1位。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5.87次提高了5.8%；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比上年提高了1.3%。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从学科上看，我国有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

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各学科论文在2001—2011年10年段的高被引论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数量增加到5856篇，排世界第六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