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认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突破：它最初的设计是单纯的来提高处理速度的高速计算器，到目前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智能机器，许多人继续研究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使人们可以轻松享受由计算机带来的便利。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理解

计算机科学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和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计算机科学是用来研究计算机设计、制造及计算机信息获取、存储表示、处理控制等理论和技术的学科，是描述和变换信息的算法，包括其理论、分析、设计、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研究。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包含各种各样与计算和信息处理相关主题的系统学科，从抽象的算法分析、形式化语法等，到更具体的主题如编程语言、程序设计、软件和硬件等。

计算机技术是研究计算设备的科学技术，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可粗分为计算机系统技术、计算机器件技术、计算机部件技术和计算机组装技术等几个方面。计算机技术包括：运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与运算器设计、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CPU）设计、流水线原理及其在CPU设计中的应用、存储体系、总线与输入输出。

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从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的出现算起，计算机的发展已有六十多年，计算机无论从运算速度、缩小性、降低成本或者开发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2.1“技术突破”型科技逐渐让位于“系统合成”型的科技

早期的三大发现（达尔文学说，能量转换，细胞学），在1925--1950年重大科技突破有40多件。而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则为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等寥寥几项。50年代后这种技术突破是越来越少了，70年代至今，我们人类似乎在循环一个周期，我们将从前的科学原理及技术挖出挖深，并且把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新的技术。就好像计算机基本原理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论起基础仍然没有离开100年前关于程序与存储的设想。而阿波罗宇宙飞船技术，当中没有任何一项是新的突破，而是把原有的理论加以结合组织，并且排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通过实践得来。

从1904年发明电子管到1946年成功造出第一台计算机，耗时42年。而从发明半导体晶体管到造出半导体计算机，仅为10年左右。微电子精细加工技术到集成电路计算机只用了2年不到的时间。超微细加工技术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创造，可以说是同步突破的。“技术突破”型科技逐步让位“系统合成”型科技。

2.2向经济、社会文化、商业流通等各方面渗透

科学是绝对的第一生产力，从前是，现在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潜在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科研工作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难度和代价也随之加大，为求经济和社会活动能顺利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科技的广泛应用势在必行。

2.3强化综合性和专业化

从认识客观世界到改造客观世界，形成的专业化与综合性这样一对矛盾体。一方面要求深入客观世界，要求科学技术分工仔细，而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家政策和经济，又必须把细分的专业加以整合，毕竟许多工作单靠一方面专业是无法解决的。强化综合性和专业化，正因为此，电子科技渗透国民生活才不致造成极大的困扰或混乱。

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前景

当今计算机科学发展趋势，可以把它分为三维考虑。一维是向"高"的方向。性能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的主频越来越高。像前几年我们使用的都是286、386、主频只有几十兆。到现在出现了奔腾4微处理器，主频达到2GHz以上。而且计算机向高的方面发展不仅是芯片频率的提高，而且是计算机整体性能的提高。二维是向“广”度方向发展，计算机发展的趋势就是无处不在，以至于像“没有计算机一样”。近年来更明显的趋势是网络化与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即在广度上的发展开拓。三维是向"深"度方向发展，即向信息的智能化发展。目前计算机"思维"的方式与人类思维方式有很大区别，人机之间的间隔还不小。人类还很难以自然的方式，如语言、手势、表情与计算机打交道，计算机难用已成为阻碍计算机进一步普及的巨大障碍。随着Internet的普及，普通老百姓使用计算机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强烈需求将大大促进计算机智能化方向的研究。

计算机技术则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变革。诺伊曼体制的简单硬件与专门逻辑已不能适应软件日趋复杂、课题日益繁杂庞大的趋势，要求创造服从于软件需要和课题自然逻辑的新体制。并行、联想、专用功能化以及硬件、固件、软件相复合，是新体制的重要实现方法。计算机将由信息处理、数据处理过渡到知识处理，知识库将取代数据库。自然语言、模式、图像、手写体等进行人-机会话将是输入输出的主要形式，使人-机关系达到高级的程度。砷化镓器件将取代硅器件。

二十一世纪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席卷全球的信息科技给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有一大批从事IT技术创新的人才。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培养目标就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系统掌握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本理论与应用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行政管理部门从事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应用，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是计算机管理和维护的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故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结束语

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门专业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前景广泛，有着巨大的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门学科发展的困难与局限性。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科学仍将面临着结构过于复杂、智能化解决难等问题，这些将是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需要主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J].中国无线电电子学文摘，2008（01）.

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元论”哲学观；学科分类框架；应用技术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保（1966-），男，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所长（处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05-07

应用技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对其“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问题”曾引起多方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要淡化学科建设，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强化学科建设。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什么学科。学科是体现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体现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还在于学科建设的水平。但就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相关学科门类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现状。加之当今“学科发展总趋势已开始全面突破传统格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横向：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联合、交叉、渗透，构成学科群体；纵向：单学科在交叉同时，又在增强学科自我发展实力。”[1]因此，在当今形势下，随着科学哲学、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观的逐步调整，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分类标准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一种“三元论”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哲学观的变革始终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从产生以来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原始之初，人类对自然的一切一无所知，对风雨雷电、地震海啸感觉如此恐惧，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软弱、无助，面对此景此情，人类只能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上帝制造的，人只能依照上帝的意志和启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信仰上帝是获得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那就是上帝或神，而神学成为当时唯一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对“神”的认识，更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零碎的了解，人类对天象、天文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构造一个初步的自然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中，既有存在物的存在，也有不是存在物的存在。由于当时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思辨的自然哲学（被称为“第一哲学”）和理论的自然知识（被称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混为一体，都称为“自然哲学”。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开始，人类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向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自然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出现使西方学者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不再把认识自然的愿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了人有能力认识自然，而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深刻解释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辨证性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人类也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适应自然界，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改变自然使人类主动地适应自然。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知识被我们冠之以“技术”。从技术的起源来看，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技术的发展史。但“技术”产生之初，其是简陋的、粗鄙的、试错的，还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手段和工具。但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技术也慢慢地由工具和手段形成为“经验技术”形式的知识。而真正促使技术发展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在于科学知识进入到技术领域，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便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因此人们更喜欢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认为科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唯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哲学观。然而，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不可“合二为一”[2]，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这种观点，形成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系统，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服务，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第二自然，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和综合化（如三峡水利工程、登月工程），也使得改造世界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面对大型而又复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仅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具与手段难以实现改造这个世界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统筹，并通过集成的方式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也逐步出现了“工程”概念，并逐步认识到“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工程不但塑造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3]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三者的起源来看，先有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然后才有工程活动，但由于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都属于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工程起源之初，一直伴随在技术活动之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始终把工程活动和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工程技术”、“工程技术活动”统而盖之。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本|的把握，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才对。”[4]这就是当今“三元论”哲学观的起源。

“三元论”的哲学观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之中，近两三年来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科学时，一直认为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属于标准的科学，一些使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满足科学应有的标准，而把它称之为‘准科学’或‘软科学’。”[5]而人文科学则更不是科学，只能叫做“学问”。这种观点，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是狭义的科学观。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把科学定性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观，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其实，认识的差异源于定性的标准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本文所指的科学如没有特别的限定都是指广义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对象性存在基于他的对象性活动，人从事什么样的对象性活动，他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而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是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规定的统一[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如何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很多，而对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获得自由、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比较少。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哲学透视、“和谐世界”的时代呼唤、“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以及“人类中心”的理性觉醒[7]，探索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依赖和改造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在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程这个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载体，利用社会技术手段，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其中，社会科学解决的是社会领域的认识问题，它追求的是“真”，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真理性”的解释，而社会技术解决的是社会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所谓的“社会技术”正如钱学森所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物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8]社会技术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工程是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以系统的观点对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把握，并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体。”“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9]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又统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出现是“三元论”哲学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边界与渗透（跨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工程与技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边界，同时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跨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般是在创造能够维持自己正常及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来建造一个更适应自己居住的自然社会和打造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这整个过程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过程层面：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所谓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活动过程；而人类的认识过程主要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因此，这个过程是一种科学活动过程；所谓建造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认识，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并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和工程就具有自己的边界。

首先，从内涵上看，根据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可以把科学看成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中所得到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其基本形式和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根据技术是一种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可以把技术看成是可行的方法、技巧或工具和手段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技术知识体系，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单元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技术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是技术专家、发明家，在这里笔者所指的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的技术，它还包括社会的技术；而根据工程是一种建造的活动可以把工程看成是实际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工程中所获得和形成的知R构成了工程知识体系，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目标、设计工程方案、做出明智决定、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操作、制度运行和管理，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里所指的工程既包括自然物的工程，也包括“社会物”的工程。从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内涵来看，核心的边界在于：“科学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0]

其次，从科学、技术、工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来看，科学知识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关于自然和社会本源的知识，即基础知识，它具有真理性、合理性、进步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和创造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为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知识，它具明言性和难言性相结合、约定的普遍性、价值性、社会性和地区性等特点；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它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综合性、具体性、可靠性、复杂性与协调性、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等特点[11]。基础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分别形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

再次，从科学、技术、工程各自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整个内容分别形成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并在活动过程中通过组织分别形成基础科学建制、技术科学建制和工程科学建制，其边界点如表1所示。

科学、技术、工程的边界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其实质是将各自的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这种空间性的隐喻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各自的范畴和类型之间的差异。但边界所确立的空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在边界作业①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边界的清晰度，清晰度的高低是能否实现知识和系统跨界的先决条件，因此，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边界之所以是渗透（跨界）的，是因为知识和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单元。一般来说，“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12]就“单纯问题”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但这些“单纯问题”如果放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系统中，其边界有时又不是很清晰，甚至是模糊的，这就使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成为可能。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而工程与技术是改造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渗透（跨界）也就成为必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跨界主要通过“大科学工程”这个平台来实现。所谓“‘大科学工程’又称‘大科学装置’（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y），是指通过较大规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的，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大科学工程的科学技术目标是：面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贡献。”[13]大科学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通过工程项目的方式来建造的，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大规模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分析的操作平台，是实现科学新发现、创造核心技术、发展前沿技术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是许多高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高技术的集成，一方面推广高技术，另一方面也在技术的集成中实现技术的再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高技术集成手段，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催生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因此，大科学工程“具有科研力量集中、科研任务集中、投资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多样、学科交叉、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科学以及突破重大新技术能力强”[14]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渗透（跨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是科学渗透（跨界）至技术领域，在当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系列重大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之后才转化而来的。而到了现代，则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跨界），“在未来，两者将相互依存，更多地发生融合，以至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高度技术化，技术高度科学化；特别是，未来的技术就是高度科学化的技术，而未来的科学也将是技术化的科学。”[15]

科学与工程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借助于技术这个中介。因为科学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为工程造物提供直接的帮助，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然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有所变化。在现代工程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了工程活动领域，成为工程领域有别于技术知识的独立构成要素。因为在工程的技术实现中，常常会碰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有些瓶颈只需要技术创新即可以突破，有些瓶颈必须要靠科学理论创新才能突破。一般地说，越是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越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科学理论知识。

工程与技术渗透（跨界）：由于工程与技术同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尽管技术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它还包括生产技术，但工程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两者之间的渗透（跨界）更是频繁。工程系统能达成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水平，其次也取决于能否经济、有效地组织和集成相关的技术。

三、基于“三元论”哲学的学科分类框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观点，经过概念、抽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知识”，但笔者更愿意命名为“基础知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基础科学知识体系（纯粹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纯粹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基础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主要边界。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充分利用基础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和社规律，为改造世界服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成为应用知识，其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知识体系，应用科学知识体系是构成应用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应用科学的边界。在哲学观中，也存在着应用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如，阿根廷裔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ario Bunge）就认为：“‘技术’是指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而不是科学学科，而‘应用科学’则是指科学思想的应用，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如，尽管细胞学是一们纯粹的科学，但癌症研究却是一项应用研究。”[16]但对这种观点，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这是因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纯粹的科学也很难以见到，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在考虑应用的问题。而在应用领域中，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相反，现代有许多的科学发现正是在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因此，应用科学也是科学。

当然，在改造世界这个应用的领域是比较模糊的，关键还要看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在建造领域中的应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所形成的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技术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是在建造领域的应用，其所形成的知识经过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工程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工程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科学分类的主要标准，而科学的分类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因此，从学科的内涵来看，知识类型的差异也是决定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

学科又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相关，更与知识的分类相关，不同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科类型的主要标准。由于人们对知识体系理解的差异，学科的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实现分化、重组，甚至形成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学科，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认为学科类型也会在此基础上l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原来的工程技术科学领域，随着现代工程项目的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以及现代技术活动的专门化、精细化，工程技术科学分化为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有关知识分类、科学分类和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的系统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存在自身边界的同时，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跨界）的现象，这种渗透（跨界）是学科互涉的主要原因。所谓学科互涉，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17]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方式过于简单，她认为：“实际上，更多的情形正在出现，一些人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据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学科互涉活动不能用单一的意象来描述，通常援用的隐喻是电子、网络和体系，学科互涉活动类似于岛屿的分崩与重组，其典型的结构是项目、中心、计划，而不是系科、学院和独立的机构，也存在独立的学科互涉机构，但极为稀少。”[18]在这里，互涉学科强调的是多学科之间的联系，即这些学科都会在某个项目中涉及，但又保持自身学科的独立性，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更多的是新兴学科，但又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多学科体系中，学科的互涉可能会产生新的学科，也可能不会。

根据知识分类、科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勾勒出基于“三元论”哲学观指导下的学科分类标准框架，具体见表2所示：

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依据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学科大类，而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大类之间由于其知识之间的渗透（跨界），其互涉学科比较多，这也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形成新兴学科。从这种学科分类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学科生存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主要以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主体，但也存在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而工程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主要以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的建设为主体，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学科，但这种（理论）基础学科主要根据工程和技术实际的需要来进行研究。也可以说，当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边界几乎已经消亡。

综上所述，对应用技术大学来说，学科建设的主体可能以技术类学科为对象比较适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

注释：

①所谓“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限。

参考文献：

[1]马桂林，顾良飞.论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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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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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波，贺凯.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0）.

[12][17][18][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4，20，20.

[13][14]尚智丛.大科学工程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G]//殷瑞钰.工程与哲学（第一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91，192.

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科技政策;代际伦理;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83-02

伴随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超出人类可掌控的范围，从而给人类的长远生存利益造成冲击，直至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球性的共识问题之一。但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人和科学技术。所以，在人类发展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或农耕时代，如何在人与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变为人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应用的认识与评价。公共科技政策是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群体认知，直接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话语程度。因此，从公共科技政策的代际伦理维度，可以为寻求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路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公共科技政策及其功能

科学技术的线性不可逆发展，使其成果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表现出不可逆性。公共科技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政府为了提前干预、预防和弥补科学技术的成果应用中的价值和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通过制定一系列干预、规范和引导科学研究、公共技术开发，及促进科学技术社会产业化的政策的总称[1]，是一种综合化的理论体系。

除了高尖端领域的核心科学技术，如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的主体范围还局限在一定科技工作者范围内，更多科学技术伴随可认知主体的范围扩大，对其产生的社会变革力及潜存影响的认识也逐步走进公众的能力范围。所以，对于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降低其对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如何合理避免其对人类的社会生存利益的负面危害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所涉及的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工作，这种相应的话语权已经开始具有大众化的趋向。

公共科技政策虽然在其制定过程、具体执行和后续监督等环节，都要以政府的社会统筹作为核心，但对于如何调整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以及能否最终实现发展需要，则离不开科技公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认可。基于此，公共科技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预估性。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程度以及科学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后果，是超前于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而存在，公共科技政策真实反映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和预防可能存在的危害，则必须要具有预估功能。第二，共识性。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不是以单一政府或单个部门发展为准绳，而是要以社会共同体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社会价值的整体认识与评价作为条件。这就决定了公共科技政策在具体形成和实施中，是对社会公共群体关于科学技术认识共识的直接反映，“必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以及政策研究组织，能够充分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2]。第三，干预性。公共科技政策的目标是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服务，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类无法准确预测科学技术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尤其一些影响甚至还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科技政策及时干预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公共科技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体现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理性化认识。所以，尽管核能开发的科学技术、基因编辑工程的科学技术、纳米创造与应用的科学技术等等，大众对其理论认识与实际操作的能力十分有限，但这类技术对人类发展可能造成的未知影响，却可以通过相关的公共科技政策而引起关注。尤其，对这些涉及人类社会长远生存利益的公共科技政策，人类基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公共科技政策实现其功能的同时，不能违背人类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二、公共科技政策的代际伦理解读

从代际发生学的角度看，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管，都是在“当代人”内完成，满足的也是“当代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但是，受限“当代人”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应用的认识不足，尤其对高尖端领域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的预防和控制，反而促使“当代人”在利用科学技术同时不仅将自身带进发展困境，也对长远发展利益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公共科技政策如何实现“当代人”的生存目的，又不能危及更长远“后代人”的利益，就需要将历史中未出场的“后代人”的话语权考虑到政策带来的影响之中，“承认未来世代人的主体地位，自觉树立起代际责任意识”[3]。基于此，公共科技政策的社会效应符合代际关系的延续性，在公共科技政策形成、实施和监督中，代际伦理的考量成为重要的维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