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范文第1篇

19世纪50年代起,恩格斯对当下时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哲学的抽象,写作了由10篇论文、169段札记、2个计划草案,总共181个部分组成的“自然辩证法”(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刺激了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改革。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教育部决定以“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形式,给理工科研究生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技术”并没有实现恩格斯理解的科学技术意蕴。“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破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左右,破坏了人类的精神信仰,所以,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撰写了著名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即是说,从科学技术的视阈深入探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是提高理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渠道,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学术资源

当下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是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结合最新获得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根据教材编撰的特点,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从目前流通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材看,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有共同的基本架构,即“自然辩证法概论”都不能回避三个方面的问题:自然观的问题,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如何理解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技术观)的问题。这即是说,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换言之,科学技术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重要学理支撑,即重要的学术资源。首先,自然观的问题,需要用科学技术知识佐证。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也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是哲人们天才的想法,没有科学知识佐证,信者信也,不信也无妨。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科学依据。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认为“地球是方的”的看法;哥白尼“日心说”冲出宗教的牢笼,掀翻了“地球中心论”;新物理学、化学的诞生,血液循环的发现,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使用迫使神学玄学之类让位。但这个时代对自然界的总观点是:自然界绝对不变,是一种机械唯物史观。“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1](P.364)。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P.366)。直到19世纪中期,焦耳、格罗夫、拉瓦锡、达尔文等科学家的出现,才用科学实践证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恒地流动和循环着的。然而对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更新人们的自然观,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止步,宇宙和生命之谜在不断地破解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成果不停地佐证并改变着原有的自然观。2011年12月5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声明,证实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第二地球”——一颗名为开普勒22b的行星。其次,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科学技术方法论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理论体系”[2](P.107)。建构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科学实践中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诞生慢慢归纳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方法“主要是以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实践为依据,并按认识和实践的需要而被选择或舍弃。科学认识和实践的规律性制约着科学技术方法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因此,对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讨应紧密联系科学认识进行”[2](P.107)。比如,科学问题的提出与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特定历史时代的科学认识决定着科学问题的深度及解决方法。遗传学的问题自古就被提出,但问题的细化和深入则是在科学技术新成果出现中完成的,1866年奥地利学者孟德尔根据他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创造了孟德尔遗传定律;1926年摩尔根发表的《基因论》和1932年达林顿发表的《细胞学的最新成就》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细胞遗传学时期;从1941年比德尔和塔特姆发表关于脉孢霉属中的研究结果开始,到1960—1961年法国分子遗传学家雅各布和莫诺发表关于大肠杆菌的操纵子学说为止,遗传学家在微生物遗传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53年美国沃森和英国克里克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开始,人类则进入了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科学问题的提出尚且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事实的论证、科学思维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创立等等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再者,科学技术观的问题,需要对科学技术做出价值判断。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含义、本质、价值和发展模式的总的看法。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发展史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两项实践活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两者通常被结合在一起,构成科学技术系统,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拥有自身的体系结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而诸如这些的完善程度、社会价值则需要科学技术观做出判断。比如,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就是对科学社会价值的判断”[2](P.335)。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推进人类物质文明的繁荣昌盛,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和促进社会变革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被实践证明其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基因技术的负面价值,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令人寝食难安;转基因器官移植所带来的病毒跨物种转移风险,让人难以承受;“工程菌”引起的环境破坏,让人难以自拔……基于现实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我们都必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它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可控和不可控两个层面,导致的结果也有正面和负面两种结果。然而,仅仅因为存在不可控因素,存在负面影响,就停止发展科学技术的脚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依靠科技自身进步和社会变革,尽可能克服消极后果,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科学技术异化:“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出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异化的结果,导致这一异化的基础是“劳动异化”。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使得人与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相背离,这些东西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反过来统治人、压迫人。科学技术异化,也是一样。所谓科学技术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再只是“价值中立”工具,它已经载负了意识形态的功用,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唯科学主义)。这种功用的后果可以理解为四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界的规律相异化、人与科学技术的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的自由存在本性相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状态相异化。从现实生活世界来看,已经有一些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拒斥科学技术的成果,比如,不看电视资讯、不吃转基因食品,等等。这些现象,对于“自然辩证法概论”理论的可信性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当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第一,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宗教自然观因此可能重新复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思索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终极根源,尤其是受到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对自然、乃至人类来源的判断,都是宗教的专利,尤其是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的时候,更是过多地祈求宗教的庇护。这种把物质世界解释为神灵意志体现的观念,就是宗教自然观。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或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一度把人类从宗教自然观中拯救了出来,最起码把宗教限制在了纯粹精神的领域。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的发现,令宗教界十分震惊,对于介绍和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十分反感,决定用残酷的火刑把布鲁诺烧死在公共场所——罗马鲜花广场。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这种历史,促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中的自然理解,就只有用知性思维的“科学技术”予以解答。但科学技术异化,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报复愈来愈残酷。比如,因过度的开垦,草原、湖泊等越来越少,沙尘暴等已成为最污染环境和导致生存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种科学技术异化的后果,因意识形态的参与,现已扭曲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电影《2012》,看似一个灾难片,但它是以宗教的语言为“根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警惕宗教自然观,因科学技术异化而有复活的可能。也即是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但又必须承担这一解释的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实体现,辩证法的“科学性”可能令人们产生怀疑。哲学方法论,是指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根据不同的视界,哲学方法论也有所不同,比如有辩证法的思维、有诡辩论的思维,有经验主义的思维、有理性主义的思维。从人类社会诞生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没有停止过角逐。但经验主义的思维,因科学技术异化显得越来越占据主流,如果说理性主义从来没退出思维的舞台,那么,它也只是经验主义的附庸,人们更为看重从经验出发、总结“经验方法”的方法。也即是说,许多人认为无需从哲学的高度思索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跟着技术的经验去认识世界,更加有效和可能。事实上,“科学研究是创造,它同迷信、保守、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格格不入。但这绝不能理解为,科学研究是没有规律、没有章法的活动。虽然创造活动的规律弹性较大,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存在。科学认识模式是科学创造活动规律的反映,因此,否认或低估科学认识模式的作用,不利于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活动”[3](P.657)。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这种“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象,最直接的哲学破坏就是,辩证法的理解方式,不再成为判断世界运行和思维运行的基本方法。第三,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能让人们质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毋容置疑,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等的无限欲望,地球现在也不堪重负。现在的思想家,无不关心人类文明的走向,甚至许多人猛烈批判现代文明。在这些批判现代文明的思想家的灵魂深处,已经对异化的科学技术彻底失望。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们不承认科学技术对人类世界的改造能力,而是说这种改造虽然威力巨大,但只是破坏性的功用,对人类世界的健康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体属性的研究达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4](P.101)。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很难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即是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异化给“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带来的困难不仅是个事实,也越来越成为制约研究生拓展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瓶颈。探索理解和解释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式,是还“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权威性和必要性的重要原则。

三、重建科学技术理性:“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质量的保障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范文第2篇

比照科学哲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和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我认为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史的研究；其二，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第三，研究技术哲学应重视技术实践。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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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1992年：《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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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peter kroes(ed)，2001，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london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范文第4篇

根据科学社会学理论，评价是根据特定目的、针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判断的认识活动。评价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组织的评价则属于社会行为。评价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价值;二是促进价值实现。评价包括对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的“事实认识”评价和对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价值认识”评价。评价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公平精神，评价方式的理论、技术、方法、程序，以及评价客体的可识程度、价值显度、指标效度等三大类因素的影响［1，2］。科技评价是科技范畴内的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是对科技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科技评价既是科技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自洽机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门实施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评价是由科技评价机构或组织，针对委托方的明确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科技活动的行为和事实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科技活动。从认识活动的主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用科学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从认识活动的客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针对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对象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1，2］。科技评价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交叉基础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范畴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决策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标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科技评价活动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分类学与比较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计量学理论(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经济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等);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逻辑学、信息分析学、知识管理学理论［1，2］。科技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科学系统论的思想，科技评价体系包括3个部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活动。评价活动则包括评价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结果应用等，体现评价的主客关联。其中，评价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确“评价目的”、选择“评价主体”，再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目标对象”及其“评价准则”，再将“评价准则”解析为“评价指标”，继而根据“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再根据“评价方法”确定操作和技术程序，最后得出“评价结论”［1］。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遵循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也具有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特殊性。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活动等3方面的要素构成。其中，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评价机构;科技评价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技评价客体即评价对象。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是军事医学科技活动。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果各异，决定了军事医学科技评价客体的多元化特征。军事医学科技评价有针对科技活动组织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卫勤机关、卫生部(分)队、重点实验室、创新群体、合同合作机构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支持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教师、科技普及人员等。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如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工程与产业化研究，针对知识发现、知识传播、知识普及，针对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推广、现场处置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如卫生勤务、卫生装备、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军队卫生、核化生防护、海军医学、空军医学等。有针对科技活动的不同产出形态的，如论文著作、专利技术、装备型号、医药产品、卫勤条令、卫生标准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阶段形态的，如科技活动动机、政策、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立项、过程、结果、效果等［1］。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客体(对象)，包括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环境，如军事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国际竞争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科技系统的结构，如科技人员、科技机构、科技创新群体、科技条件、科技活动目标对象、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科技活动的功能，如军事功能、医学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科技活动的演化，如科技活动演化规律、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技发展态势等。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原则

根据科技评价理论，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遵循科技评价的共性原则。即合理、科学、公正的原则。合理是指每个科技评价的项目设置、目的导向、可能后果、社会影响等必须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科学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控制、监督等必须符合科学社会学规范;公正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结果、效应等必须符合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普识价值观和愿景。②体现科技评价的个性特征。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既与军事、医学、科技领域的评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军事医学自身的性质、环境、目的等差异，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与一般医学科技评价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军事价值的目的导向。③反映军事医学的发展与变化。军事医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战略目标、价值取向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科技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也必须相应地适应和调整。④符合科技评价的共识准则。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不同评价客体的不同评价项目，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必须具有针对该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共识准则，这是实施任何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军事医学科技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3项特殊性原则:一是要根据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准则和指标体系;二是要高度关注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要特别关注军事医学的价值要素在科技评价中的导向作用［1］。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项目设置合理;②理论方法科学;③技术操作最优;④程序规范严谨;⑤组织监督严肃;⑥结果客观公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外部评价”等，均属于理论方法科学的范畴;“可行性”、“最优化”等，均属于技术操作最优的范畴;“回避”则属于组织监督的范畴。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适宜的技术方法。科技评价中大量借用了软科学、文献情报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的软科学方法，包括系统分析、层次分析、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专家会议、德尔菲法等;借用的文献情报学方法，有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IF)、H指数、专利分析、知识可视化等;借用的经济学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等。如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进行评价;应用专利地图法，对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应用H指数分析，对军事医学科技期刊或创新团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应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学家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效度进行评价等［1］。同行评议是科技评价特有的方法，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质”的定性评价的重要方法。同行评议的关键是“同行”范畴的科学界定，以及“同行专家”的合理选择。但是，同行评议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评议专家的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专业素养、学识水平等影响［2］。回溯性案例评价法也是科技评价常用的方法之一，侧重于对科技活动周期长、投资和规模大的重大科技计划、工程，以及对科研机构等的评价，重在评价其科技活动的产出和影响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2］。计量学评价方法是科技评价量化分析的重要手段。科技文献计量是判断一个国家、地区、部门、机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被广泛用于人才评价、成果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学科评价、期刊评价、科技预测、科技管理等方面。论文和引文是较为常用的文献计量学指标。科学计量学方法，是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描述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科学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科学发展的时空特征、探索科学活动的定量规律，主要应用于科学发展规划、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结构调整、科学预测、科学实力评估等。知识计量方法，是对国家、机构或个人的知识数量(总量、存量、流量、增长量等)和质量(知识价值、知识产品价值、机构或产品的知识含量)进行计量分析，揭示知识的社会经济属性。科技的经济计量方法，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以改进科技活动管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活动效率［2］。在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选择和应用中，需要特别把握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理解了某种方法的思想内涵、本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才能正确选择运用;第二，要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目标，再根据评价目标去选择最适合的评价方法;第三，某种评价目标可能需要选择多种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第四，某种评价方法也可能适用于多种科技评价目标;第五，任何评价方法的选择运用都必须最优、最适，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方法操作的技术可行性进行适当改良和优化，但是不得违背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且必须在实施评价活动前取得较广泛的共识;第六，科技评价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只能尽量地趋近真相，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程序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与一般科技评价的基本组织程序大致相似，但根据评价目的不同、对象不同，评价主体、评价程序也相应有所区别。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组织程序通常包括:明确的目的、严密的逻辑、严格的过程、严谨的方法、严肃的监督。其中，严密的逻辑，是指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准则”和“评价目标对象”;根据“评价准则”来确定“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来确定“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方法”来确定评价技术操作实施。严肃的监督，是指评审专家的选择与回避、评审准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公示、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考量、评审过程的实施、评审结果的公开、申述或质询与反馈等［1］。

军事医学科研“技术就绪水平”评价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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