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钉钉；互联网；城市社区管理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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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格化管理；碎片化社会；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随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的新形态。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应对计划体制下社会结构的传统管理模式也趋于瓦解。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碎片化社会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在设计理念以及内在机制方面的缺陷，网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区的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回溯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深入分析其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格局的建构。
一、网格化管理之勃兴与特征
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背景下，社会事务向社区累积，但其尚未达到独立承担管理职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压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须寻求新型管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技术治理”，即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并且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技术应运而生的。
学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内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2]。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这种新型管理体制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诸如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4+6”模式、山西长治”三位一体”等典型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特色和优势。
1.统一进行网格规划与实施
城市网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预先规划和有序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城市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将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网格化管理的运行需要以全市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然后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等，从而形成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手册，从而保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稳定运行。
2.明确划定各层级管理职责
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从而在“区―街道一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种种弊端，理顺市、区、街道各级之间的关系，将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体的权责界限更加清晰明确。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网格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作用，加之权责的清晰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的减少，有利于职能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处理问题，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反映问题的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整个问题处理流程的时间明显缩短，结案率大幅提高，从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之局限
网格化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话语背景下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广泛应用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网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往往出现“管理失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过高
网格化管理是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而创设，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科层管理结构，将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层社区，进而应对和社会纠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尽管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开通了较为便利的信息反馈和处理渠道，减少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对于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网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应急措施而被运用到相关活动和事件中。虽然使社会治理水平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但其性质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从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广泛质疑。
2.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科层式管理，体现出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3]。政权力量对以网格形式存在的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管控，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基层社会，而且将各利益群体直接纳入进行政性管理，体现出“总体性支配”所不具备的精准性和强制性的管控特征，严重削弱社区的自治能力。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将引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进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3.全能网格的风险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对社会治理压力的增大和社区在承接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条块分割式管理和加强部门联动的重要目标，网格化管理已成为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然而，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4]。“全能网格论”造成“管理依赖症”，即确信一切问题和纠纷都可以通过网格加以解决、一切资源和服务都能够通过网格来提供。这势必造成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等社会治理主体的成长，影响社会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网格化管理之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日趋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级管理体系利用科层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管理，导致行政力与基层社区的自治力的对接处出现“管理缺口”。因此，建构协同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实现政权力量与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从以下两项策略着手进行：
1.推动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实现协同治理局面
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政府对社会资源和权力进行全面垄断的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这与当前“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深入合作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话语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紧密衔接，民间组织则充当桥梁作用，通过三者的协同配合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必须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简政放权来明确自身定位，正确履行管理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次，自主性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法规和资金的强力支持，鼓励社区利益和志趣团体有序发展，积极培育社区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碎片化的个体重新整合，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向社区内部稳步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调控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2.以社区服务联动多元治理主体
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主要面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另外，社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因此，社区服务可以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专业组织的发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规引导，进而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需求，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应是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迈向与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以社区服务来衔接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与社区自主发展的紧张和冲突。以服务为导向，淡化科层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够赋予网格化管理以全新意义，使之在碎片化社会形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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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事务；跨区域；管理
该文受SRT项目资助（项目编号：851713063）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日
一、公共事务及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
（一）公共事务。公共事务从广义上看，它可以被定义为组织的所有非商业化行为；从狭义上看，公共事务指的是组织涉及的政治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
所谓社会性公共事务，是指不必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又如政府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它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而本文就是基于社会性公共事务展开了相关论述。
（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是指在城市群内相邻行政区之间，地方政府以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和协作为基础，以跨区域功能性项目为手段，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双赢或多赢，寻求合作，共谋发展，针对城市群成员政府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通过联合管治而开展的持续性活动。城市群政府跨区域合作管理的主体是由不同层次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代表、专家学者所组成的一个“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城市群政府跨区域合作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城市群内政府间多元的合作，破解区域发展难题，增进区域协调关系，拓宽区域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利益格局，进而提高公共事务服务的质量。
二、国内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现状
（一）为何推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形势下，当今世界步入知识经济和网络化时代，原本属于地方政府“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区域公共事务涉及面更宽，区域公共问题更为错综复杂。显然，单凭地方政府之力“单打独斗”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挑战，又加上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必然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因此，强调区域政府间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合作，寻求一条由“囚徒困境”向“双赢博弈”转化的城市群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政府有效治理的理性回归。
（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部分地方政府的跨区域合作观念滞后。在跨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存在着单打独干的意识，以及怕吃亏、怕担风险、怕负责任等思想，同时缺乏信用观念，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突出。这些滞后的观念导致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存在一定难度。
2、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管理法律体制不完善。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起步较晚，一些相关体制尚不完善、不健全，这极大地阻碍了跨区域合作治理的顺利进行。目前，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载体主要为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以及区域部门间合作协议等（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皆是如此）；相应制度性规范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都市圈规划等。由此看出，我国关于区域合作治理的法律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在实行跨区域合作管理时因没有后续保障而不敢大力开展。
3、区域公共治理存在非均衡性。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显著提高、区域拉动性增强。较之以前，区域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加深；但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发展不同步，导致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均衡性。非均衡性使得部分政府不愿实现公共治理和资源共享。
由以上三点可见，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政府滞后观念、法律制度缺失、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难点问题，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实现政府间跨区域公共治理的重要突破方向。
三、国外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借鉴
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涌现出许多新城镇，地区的政治单元呈“碎片化”状态。为了适应大都市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同时又兼顾各市、镇居民的利益诉求，大都市地区纷纷通过政府间合作实施跨区域治理。
跨区域治理主张政府组织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由政府单边管理转向多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等）民主参与。同时，也代表着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互惠的民众与政府关系，强调政府间在自主性、共同分享、共同规划、联合劝募、一致经营等方面的协力合作。
再者，府际管理提出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注重建立合作型的组织结构，既包括政府系统内的各级组织，也包括系统外的企业、公民和非盈利性组织的参与。主张政府协商公民和各种社区团体的利益，营建共同的价值观，建设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联盟，以满足相互一致的需求。在美国洛杉矶，邻里政府和邻里议会的创设为解决跨社区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其被广泛运用于包括供水、跨区域的污水、消防、邻里街道等跨社区问题。
府际管理的兴起打破传统政府管理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有助于由传统的较为权威、封闭和狭隘的旧地方主义，转为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新地方主义，这对国内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思想
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者是地方政府，然而有些时候单靠政府的一方力量毕竟存在局限性，无法真正满足各区域的发展需求。区别以往制度设计中的对象，本模型引进另一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打破地方政府单一管理体制，并通过建立三个机制，即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动力激励机制，规范区域合作程序，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息的共享交流，促使双方利益最大化，从而进一步实现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合理管治，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图1）
（一）本模型的相互作用分为6个方面（合作对象）
（1）地方政府1 地方政府2
（2）非政府组织1 非政府组织2
（3）非政府组织1 地方政府1
（4）非政府组织1 地方政府2
（5）非政府组织2 地方政府1
（6）非政府组织2 地方政府2
即不再局限于政府间或政府内部的单一交流，而是巧妙依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后再加以制度的约束，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本模型的合作机制（制度建设）
1、动力激励。制定双方一致认同的奖励协议，各区域提供优势资源共享，取得收益后，根据“投入比例”及“收益原则”，采取成果合理分配方式，从而实现跨区域治理的良性循环。（图2）
2、监督约束。为了防止合作中的机会主义，政府间可以利用权利进行相互监督制约。但涉及到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强制执行力将会使合作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所以需要设计一种契约来协调双方的合作，使双方在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积极的合作态度，从而贯彻可持续合作理念。（图3）
图3融入美国的府际管理模式，借助第三方力量，将区域治理的合作双方从一种僵硬对抗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实行一种民主积极的合作形式。这里的第三方类似于美国洛杉矶的邻里政府、邻里议会等组织，主要负责协调区域管理双方的合作。故可建立这样一个第三方，作为合作的促成者与协调者。
3、信息共享。在互联网技术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区域间的合作治理，就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庞大的信息数据库，来进行更加全面、快捷、准确的信息共享交流。（图4）
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结构完整的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系统至少应该包括用户层、应用层、数据层三个层次。用户层对用户身份进行管理并提供交互界面；应用层是相关应用、服务程序的集合；数据层则是所有数据资源的集合，在此系统中一般是指RDBMS。
此外，根据目前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情况来看，一方面不难发现庞大的数据资源中良莠不齐，且不能保证用户能够有效甄别信息真伪，因此无法真正保障用户的权益；另一方面数据资源本身的广泛性、全面性又决定了其也必定具有冗杂性，故用户对数据资源的检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即获取其所需信息需花费一定时间。所以，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高效层”，其实质在于希望通过该层次的环节设计，能够有效改善甚至解决以上两大难题。高效层两大任务：①对信息分类整理，尽可能将其细化到各个小的领域，进而大大缩短用户检索时间，提高效率；②对数据资源进行甄别，将一些有危害性或潜在危害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构造一个整洁健康的数据资源环境。
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建设涉及诸多民生问题，关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也是各地方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条道路。本文就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摸索创新，建立一套新的管理体系，从合作对象的选取与制度结构的设计两方面入手，详细描绘了建设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体系的蓝图，借此希望能为有关部门或组织提供一些建议。除此之外，解决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根本之处，还是在于提高公民自身的水平，同时再加以政府的合理管治，相信一定能够大大改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效果，进而日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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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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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难题及对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蔬菜平价店；惠民；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220-02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物价飞涨，其中以与人们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蔬菜价格涨幅最为明显。高物价对于低收入家庭已经成为严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了稳定菜篮子价格，保障民生，按照国务院相关精神要求，2011年5月份省物价局、省农委、省供销社联合出台了《关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平价店（直销店）发展的意见》，随后省物价局又出台了《江苏省物价局关于推进平价商店建设稳定菜篮子价格的意见》，鼓励和支持蔬菜平价店的设立和发展。实践表明，蔬菜平价店在稳菜价、安民生、保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效应。但是，蔬菜平价店由于存在时间较短，无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因此，如何将这项惠民工程走稳走好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文献检索，未见相关研究成果。近期，我们团队针对扬州市蔬菜平价店的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1.服务型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其首要特征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实现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以人为本的“制度化形态”，并在社会实践和改革过程中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建立惠民利民的蔬菜平价店来抑制高物价，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2.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是指相对那些可以划分为企业或个人消费单元的基本生活或生产资料等私人物品而言的共享性物质产品和服务项目。公共物品的特性主要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之一就是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即政府为保证社会公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运用各种手段来调节社会分配、组织社会保障，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该理论中，公共物品的特性及政府的作用决定了稳定物价、提供百姓消费能力范围内的公共物品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3.合作性治理理论。该理论主要是指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社会的公共权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会问题。它打破了公共政策政治目标的单一性，使政策走出单纯对政治机构负责的单线的线性关系形态。该理论指导物价部门、商务局、工商局、卫生局等政府部门以及社区组织、个人协调合作，共同完成对蔬菜平价店的监管工作。
二、扬州市蔬菜平价店的管理特点
扬州市政府自设立惠民蔬菜平价店以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其得力于政府科学有效的监督管理方式，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引导平价店扩大经营规模。现今扬州市平价商店共有四种基本形式：在消费群体集中的社区建立平价商店（直销店）；依托大型超市建立农产品平价专卖区；在城市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直销区；其他有利于农产品直销的形式。经营主体包括：农民合作组织、蔬菜生产基地、个体经营户及大学生村官等。按照市政府及省局的统一部署，扬州市计划截至2012年年底市区平价店数量要达60家。自2011年8月份，首批平价店挂牌运营后，目前扬州市已建成73家平价店，其中市区57家。经营形式和经营主体的多样化使得扬州的蔬菜平价店已经小具规模，此政策发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深入人心。
2.进行较多的价格补贴。价格部门在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基础上做出规定，蔬菜平价店所经营的地产蔬菜零售价格应低于市场同类商品的15%以上，经营的外地蔬菜品种也应略低于市场同类品种的平均价格水平。目前扬州平价商店菜价一般低于市场平均价格15%左右。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的定期监管有效地保证了蔬菜价格的“公平、公开、公正”，使这一政策的透明度大大加强。
3.规定平价店配备齐全的蔬菜品种。扬州市价格部门会同农工、农业、供销部门共同制定了平价商品目录，可根据季节变化作出弹性调整。省规定，蔬菜平价店的商品类别不得少于十五种，其中主要以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的蔬菜为主。同时，扬州市的经营者又根据扬州市民的生活、消费习惯适当地增加了一些蔬菜品种，使蔬菜品种更迎合大众的需求，经营更人性化。
三、扬州市蔬菜平价店的管理困境
扬州市惠民蔬菜平价店的设立对抑制蔬菜价格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蔬菜供应机制不健全。蔬菜平价店设立初期，由政府牵线，其与蔬菜供应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深入，供销双方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供应商为保证利润随即提高了对仍然保留合作关系的经营者的销售价格，使部分经营者不堪重负。另外，供应商提供的蔬菜质量及种类不能完全满足经营者的需要。供销双方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很难从中协调并解决蔬菜供应与销售不能有效对接的难题。
2.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从调查数据来看，21.7%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了相关的监督工作，会有人定期进行检查与调查访问；60.8%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注意过；14.3%被调查者则认为政府从未有过对蔬菜平价店的监督。蔬菜平价店自设立以来，尽管政府相继颁布有关政策措施来规范平价店的经营，但由于其存在的短暂性，政府进行有效周密的监管存在很大阻碍。现如今，政府对蔬菜价格、品种质量等等方面的监管缺乏一整套完整科学的方法程序，某些投机取巧行为时有发生，监督机制的健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健全。
3.公共服务性认同不足。从调查数据来看，15.6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属于形象工程，9.38%认为政府设立蔬菜平价店的目的是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此起彼伏，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使政府和民众之间难免存在摩擦甚至对立，这使得人们对政府设立蔬菜平价店这一举措的认识存在偏颇之处。
4.选址布局不合理。从调查数据来看，65.63%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小区设立蔬菜平价店将会去购买农产品；46.88%的被调查者表示将会看看再考虑。另外，17.71%的被调查者认为蔬菜平价店的营业环境有待提高；47.92%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设立的蔬菜平价店数量较少，不能有效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蔬菜平价店正处于发展摸索阶段，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政府对每一地域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甚了解，因此在设立初期，平价店的数量及店面面积受到限制。蔬菜平价店经营面积小，辐射能力弱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改善蔬菜平价店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扬州市蔬菜平价店存在的管理困境，我们团队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完善蔬菜供应机制。由扬州市政府牵头，搭建蔬菜供应商同蔬菜平价店经营者沟通的桥梁，加强信息的双向交流，政府在其中扮演中介和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从而保证蔬菜的销售和供应的有效对接。在此基础上，供销双方应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双赢。另一方面，扬州市政府要敦促供应商丰富蔬菜的品种并保证质量。例如，根据季节、区域、当地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等灵活调整蔬菜品种；建立蔬菜回收和保鲜机制，或者对质量有瑕疵的蔬菜以低价销售，以此来保证蔬菜的质量，保证合作的长期进行。
2.加强监管力度。扬州市蔬菜平价店的监管需要扬州物价部门、商务局、工商局、卫生局等政府部门的协调监管。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优势，积极利用居委会、社区志愿者等方面的资源。综合各方力量，明确各自的职责，做到人尽其责。同时实行个人负责制，做到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监管，对于未能按照规定经营的蔬菜平价店，负责人应及时敦促整改。对屡教不改的平价店，政府可以令其限期整改，甚至剥夺其设立平价店的资格，收回政府的补贴资金。
3.发挥舆论的宣传、监督功能。扬州的各大媒体应该加大力度进行宣传，内容主要包括蔬菜平价店的地理位置、蔬菜品种、价格、优势及便民惠民的政策目的等等。同时，对群众举报及监管中发现的经营不规范的蔬菜平价店应及时给予公示，并对举报者实施奖励，增加群众的认可度。
4.优化蔬菜平价店的覆盖网络。扬州市政府应事先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了解群众的消费意愿，在居民密集区和消费意愿高的点增设蔬菜平价店。同时也应该增加蔬菜平价店的蔬菜品种，提高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 高小平.服务型政府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