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规律知识点范文第1篇

一、法律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它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吸取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学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1]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需要实践的磨练。法律思维不仅仅对法律人有意义，普通人学会法律思维，也会大有裨益。

二、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2]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性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三）企业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思维方式能够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产生显著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除了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外，多数在企业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当今世界，法律知识渗透到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企业风险程度和预期利益的估算，如何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工资与福利、休息和劳动时间的规定；企业与其他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责任的划分等等一系列行为，都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法律思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奖罚分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达到企业管理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法律思维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法哲学是法学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它以两种方式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是对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构成模式、法的价值、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论题进行学理诠释，由之为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其次是建构或设计法的世界观，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这两种方式其实即是法哲学永久性的目标和追求。法哲学的建立必须具备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条件。只有具备了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将法哲学的认识对象提高到真正的普遍形式。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在教学中，一方面注重哲学思维的培养。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运用经典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和法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通晓法律常识，明确权利、责任、义务，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基本法条来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还可以改革哲学、法学课程的考试方法，把口试、笔试、课堂讨论、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参加社会实践、撰写哲学、法学论文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形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高中政治哲学规律知识点范文第2篇

 

众所周知，哲学本身是属于政治理论课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具有哲学思想呢?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虽然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考核方式都不同与其它学科，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具有最高层次、最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这是科学确定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正确地选择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有效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

 

一、唯物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本质是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是求实，对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也不例外，具体表现：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包括思想实际、学识水平实际等)制定教学计划，采取教学方法。就拿哲学课来说吧，从内容上看，它大都是理性思维的东西，逻辑性较强，较之于其他学科它更抽象、深刻、概括得多。而且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抽象思维能力又较弱，因此我们制定的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的要求、教学进度、作业计划等)都要尽可能地符合学生实际。教学方法也应能最大限度的适合并促进学生的学习，可采取多种教法相结合，还可以加强对学生的动手、动脑、动口能力的综合训练等。其次，在物质和意识关系中，由于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又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结果，正确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同学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正确地对待学习、生活、交往、就业等过程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同时要摒弃其他的错误思想，克服大家在遇到挫折时产生的悲观论，更要消除在重大挫折面前以为生命无法控制、自身不能驾驭的宿命论和唯心主义观点。

 

二、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内容极其丰富，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纲，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首先是全面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任何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成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辩证法强调用全面、联系的观点研究分析事物，这就要求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坚持全面联系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使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分析影响教学对象思想道德形成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在三种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扩展。因此我们要把家庭、社会力量与学校联系起来，调动并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合力。二是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施加相互联系的教育内容。人的思想与心理素质、审美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等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时，不能割裂这些联系，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有机结合，使思想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其次是变化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绝对静止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贯彻变化发展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要顺应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进行动态分析，不仅要看到他们的思想现状，而且要了解他们的思想过去，预见他们思想发展的趋势，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去把握他们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教学工作的前瞻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二是要如实地把教学对象的学习思想状况看作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既要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学生表现出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又要看到他们是一个绝对运动的过程，是变化、发展的，因此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推动起其思想道德认识朝着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三、认识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辨证过程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主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遵循这一认识辨证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就是：一是教学工作要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首先政治理论课各科知识的结构都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同时，学生的认识也是有顺序的，是由已知认识未知，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做到既符合科学知识本身的“序”，也要符合学生年龄和认识发展的“序”。我们可以通过例证、演示等具体方法让学生了解感知基本概念、原理，然后再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引导学生把握它们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这样由浅入深从而实现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当然以上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真正认知应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二是要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就是在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认真对教育对象个体的学习、思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积累资料，总结提炼，从个别研究中总结一般规律，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再从一般规律研究个别情况，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高中政治哲学规律知识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课程教学； 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23－0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的功效和能力。作为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的统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以丰厚的人文意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政治思想、法律意识、人生态度和审美能力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对象涵括了社会普通公民，但主要对象是大学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多方面的育人功能，但核心功能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故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特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所担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尤其是伴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系建设、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诸多成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状况仍不够理想。如何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前提：强化育人意识

教育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先进的育人意识作指引。某种程度上说，育人意识决定了育人行动，进而间接决定着育人功能的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缺乏自觉的育人意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育人行动，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也将成为空话。当前，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片面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忽视教育的知识性、学科性和人文含量，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片面强调其学科具有的学术性、专业性，刻意回避甚至故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个人业务发展轻教书育人的问题等，都是因为自觉育人意识不够所致，严重削弱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概言之，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前提在于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包括德育为先的意识、育人的责任意识和科学育人的意识。

1.强化德育为先的意识

树人德为首，可谓是古今中外的一项基本共识。儒家经典《大学》首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受教育者实现道德的完善。原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方面。”［1］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言人杜威也曾指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等等。［2］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是反复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强化德育为先的育人意识，要求所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大学生。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紧密围绕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4］，要努力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在解决学生的思想与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都担负着育人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应注意克服两种偏向，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重视业务知识传授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两种偏向都无益于教书育人。因此，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明确认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负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教育含量，传授学生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为主要特征的，但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包含着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研究与建设”［5］。事实上，强调知识教育责任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6］，讲的也是这一道理。另一方面，要使其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认识到，他们也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是学科的建设者和课程的实施者,是教学科研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生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其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意识，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性，牢固确立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观念，消除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教书而不育人、授业而不传道的现象”［7］；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大学生德育的责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在业务上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观念，全面关心大学生的进步成长；在作风上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8］

3.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

强调科学育人，即强调育人的方法、内容和路径等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规律。强化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一方面，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育人实效性欠佳的问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育人工作的知识性、学术性先进而科学性不足。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实效性，要求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等关系，坚持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统一，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不断增强针对性、说服力和实效性”［9］。另一方面，要强化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应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做到既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学科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开展各专业的教学工作，也要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将德育内容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具体来说，就是要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用理想信念引领学生，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通过传授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促进身心和人格的和谐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家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明确青年一代肩负的社会责任。［10］

二、关键：坚持德智并进

这里讲的德智并进，指的是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并行推进。从人的全面发展指向看，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是辨证统一的。知识教育是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是思想教育获得成效性的基础，而思想教育是知识教育的深化。一方面，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基础所在。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忽视知识的教育，思想教育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1］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正处于理性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的阶段，如果对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的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就不能发挥其影响学生深层次思想认识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进而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充分掌握。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这种辨证统一性表明，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现实当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分割开来的误区。如，在高校教育中，不少人将德育工作与学生的思想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德育本来就具有的知识教育价值；同时，也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与学生的知识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本来也具有的思想教育功用。这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现象，造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分裂化”，这是导致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发挥得还不够理想的重要因素。避免此类误区，真正实现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功能，切实做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12］，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对大学生进行知识方面的教育，“关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牢固地掌握相关的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切实加大自身的知识含量、科学含量，注重以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以科学的力量征服人，以丰富的内涵吸引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建设方面，应随时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来引导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需吸收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成果，在批判继承、扬弃创新的基础上，及时充实到教学、教材之中，为我所用。总之，在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智育化,又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因不注意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而流为空洞的说教；既要努力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感召力,又要努力探索理论知识向理想信念转化的规律、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规律,引导学生在掌握先进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14］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在传授本专业知识以及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发挥自身的思想教育价值。在200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中，曾深刻揭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强大思想教育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15］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作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统一，“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同时还起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展开、深化、呼应的作用”［16］，对于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精神境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教育价值，其一，应该牢牢建立在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深刻把握之上。这是因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是在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人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价值引导的，离开真理的力量，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就失去了可依托的载体，这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特点所在。日本著名教育学者小原国芳曾将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性问题”的“修身教学”斥之为“一种虚伪的教学”［17］，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问题的修身教学，在脱离了真理性的同时无法实现教学的价值性。其二，还应该牢牢建立在对专业课程各自特点的深刻把握之上。在专业课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方法，要因课程而异，结合专业课程自身的特点予以精心设计。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L・Boyer）曾经提出过“内涵丰富的主修专业”的设想。他认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修专业将要回答3个基本问题，即“本学科所要考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本学科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本学科所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什么?”他提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学会从历史、社会和伦理的角度看待他们的专业。［18］博耶的观点，对我们深入探索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和艺术是很有启迪的。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还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交流机制。当前，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教师在资源共享、学科交流、互相支撑方面异常薄弱。为克服这种状况，双方应从不同的视角，经常交流研讨教学中碰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的思想热点、难点、疑点和兴奋点问题，交流研讨教书育人工作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之间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的契合点等。要以交流研讨为动力，积极探索构建跨地区、跨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要通过研讨交流的平台，促进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所有教师在面对重大的教育问题时，保持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各门课程教学相互配合、促进的合力，实现所有教学环节的知识育人和思想育人功能的最优化，保证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功能在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得到充分贯彻落实。

三、保障：形成合力机制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实现需要高校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然而，当前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19］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局面，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1.纯洁师德，牢固夯实育人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所在。只有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全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在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和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满腔热情，促使他们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强化育人的理念，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无限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模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促使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团结协作，共同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并以真心诚意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反之，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师德师风不纯正，只关心个人利益，将大部分时间忙碌于个人创收或者其他方面，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将无法有效发挥，构建育人合力机制更是无法实现。

2.开发载体，充分整合高校与社会中的育人资源

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合力机制，必须开发载体，推动高校与社会育人资源的整合，充分合理发挥校内校外两类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作用。一是开发载体，促进各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如，近些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管理平台建设、文献基础数据库建设、学术期刊建设和学术网络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部级、省级精品课程以及一级、二级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设也较好地整合了优秀教学资源，提升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整合共享，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是开发载体，整合校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资源参与育人工作。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大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这对于大学生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各高校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节，邀请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到高校开展高雅文化表演，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艺术修养。

3.培训教育，提供育人合力机制的人才队伍保证

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20］同样，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做好育人工作，关键也在教师，尤其在于抓好教师队伍的培养和使用。事实证明，通过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训体系轮训队伍，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构建思想政治方向正确、梯队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过硬、热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师资队伍，是强化育人意识，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的有效举措。如，国家多部委联合组织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在“十五”末起步，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进入常态化举办的阶段，每年举办多期，数千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受益。各地也纷纷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与国家多部委举办的研修活动相互呼应，构成了多层次的立体化培训体系。这对于进一步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育人意识，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力育人机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1］

4.创建制度，引导高校教师切实践行育人的职责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制度的问题同样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党的教育工作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为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更好地践行育人职责，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规定和政策，明确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及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认真践行育人职责的制度和机制。尤其应该注重“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践履育人职责的考评制度,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形式多样的思想熏陶、言行一致的教态教风、切实可感的教学效果等作为教材评价、课程评价、教学评价、教师评价的重要方面,融入教育评价和教师评价的全过程,从而将教书育人确立在科学、可靠的制度安排之上”［23］，依此形成共同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

5.加强领导，建立完善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对形成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合力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有力、责任明确、管理到位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同时不断加大投入。高校党委要统一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工作，经常分析育人工作状况，制订总体规划，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把育人工作贯穿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与此同时，学校各相关部门也应明确各自责任，密切协作，确立教学工作的正确思想政治方向，加强相关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协调各门课程在德育功能上的互补协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在教学中贯彻教书育人的方法与途径。

参考文献

［1］［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上）［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58-159.

［2］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23.

［3］.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82.

［5］顾钰民.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27－31.

［6］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

［7］［9］［23］沈壮海.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N］.中国教育报，2005-02-08（3）.

［8］袁贵仁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要切实担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N］.中国教育报，2005-03-11（1）.

［10］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0－03－10］.

［11］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9.

［1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3.

［14］沈壮海.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N］.中国教育报，2004-10-1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6.

［16］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站线，2006（10）：40-44.

［17］［日］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上卷）［M］.由其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07.

［18］［美］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1979-1995［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4.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8-179.

［20］.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高中政治哲学规律知识点范文第4篇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的思考视角。根据“无知之知”，他指出，所谓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智慧的边界。一个人不可能全知全善全能，所以必须把不同的专业领域交给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专家也不要期待在专业领域之外指手画脚。治理一个国家，如同驾驶一艘航船，责任重大，更需要特殊的专业能力。苏格拉底并不否认自己作为哲学家早已洞察政治真相，完全具备统治国家的资格。但在具体处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上，他却为自己赋予了全然不同的使命，那就是超脱于政治，充当独立批判者的角色。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痛惜业师为哲学殉道、被政治扼杀的做法，决定改变哲学与政治相互敌对的姿态，明确主张掌握政治真相的哲学专家应该勇敢地返回政治的洞穴，从事政治，治理国家。哲学王的统治资格，来源于他拥有最高的并且是统一的美德与知识，他是真与善的代言人，因此能够实施拯救政治的行动。这是一种彻底的反民主的统治观：一方面，哲学王的上台不需要通过选举，只需要通过教育去发现；另一方面，哲学王所代表的完善的政治理念，如同自上而下的恩典，完全绝缘于民众自主参与的政治活动。正义成为送出去的东西，而不是争取来的东西。

不管这样的哲学王理想，与人类历史上的专制、暴政、极权主义等为人诟病的政治实践是否有内在的思想勾连，也不管人类现实的政治史充满了多少丑陋肮脏、阴谋诡诈、残酷搏杀，但人们潜意识里一直期望，政治和哲学，都应该致力于实现人类美好的生活。即便到了民主与平等已经成为势所必至、天意使然的现代社会，人们仍然怀有这种古典的政治梦，那就是由合格的治国者，无论他们是明君救主、伟大人物，还是精英圈子、先进集团，以他们的政治专长来建立幸福的地上天国。

对法律人治国的争议正如前面提到，这不过是如何看待政治的一种视角而已。我们的眼光不应该只盯着人，而不去看人背后的事，以及支撑着这些人事的社会生活的土壤。虽然这片土壤开始产出从政和治国的法律人，但不一定就能产出合格的或好的治国者。反过来，虽然作为治国者的法律人不一定符合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但却表明决定一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土壤正在发生着变化。

整体而言，当今我国从政的法律人始终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双重问题。所谓先天不足，是指我们的法律教育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相比法律知识技能的训练、法律思维方法的培育、法治观念精神的塑造而言，中国法学院的学生耳濡目染的有很多是投机钻营、关系特权、实用功利的那一套。所谓后天失调，是指从政的法律人在政治场的历练中，必然会逐渐消磨法律人的意识和习性，而养成更多的政治生存的本能，包括权力利益的斗争哲学，冷峻现实的机会主义。当然，这也是古今中外众多政治人的必备“素质”。

举出上述两点，并不意味着我会有某种失望或悲观情绪。事实上，我从来不是出身论者。尤其是在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上，固化的出身论思维往往会令人大跌眼镜。要看到个人的作用，但更要看到政治作为一种或合作、或冲突的博弈过程，它是多方力量互动均衡的结果。要承认法律人治国的背后是某种自生自发演进的历史力量，但更要因此将关注的焦点转变到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推动的“如何治理”上来。如何发言、行动、争取权利，如何展现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如何身体力行探索良好的规则，如何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所以，我深深服膺托克维尔的两个论断。他说，法律人的精神，一定要超越大学和体制的高墙，化为每个公民的普遍的规则意识、权利观念和理性的公共生活习惯。法律人成为治国者，更大的意义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法治和观念成为基本社会民情的契机。我们乐于听到作为治国者的法律人说要忠于宪法，要敬畏法律，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话语的传播，蕴含着观念的不可阻挡的变革。至于如何通过行动来实现法治，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践行者。我们可以把无形的空谈化为有形的实干，可以把宣传的口号夯实为具体的实践。

托克维尔还说，在民主国家，个人之服从社会，不是因为他比管理社会的那些人低劣，也不是因为他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如别人，而是因为那些人是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是的，成为主人，参与其中，这是一个社会和一个制度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政治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我们共同守护经营的产业。我们对正义和美好充满期待，但美善的东西从来不是自动长在树上的等着我们去摘的果子。每一点进步每一个成果，都蕴育于我们的投入、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之中。

同样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组成的人群，为什么在不同规则下会出现或好或糟的秩序？这才是应该思考的方向。一切符合现代文明的合理观念及知识结构，皆有必要也有可能转化为有助于发挥每个人自由的适当社会结构，这才是制度努力的重点。公共政治生活是维护个人安全的必须，更是体现人类文明和荣耀的所在，这才是政治的本质。所有把共同体的某个或某部分成员排除在外、不平等对待每个人的权利的政治，都是不正义的政治，这才是做出判断的标准。

高中政治哲学规律知识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6－0014－04

哲学是实践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为具体领域提供理论指导。治国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治国哲学具体而集中地解决治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基础上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蕴涵了依据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

一、基于矛盾理论构筑了治国哲学，其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也由此展开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易发期，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问题异常突出，能否驾驭它是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动员社会力量将其转化成现实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治国的主题，更是治国哲学的新命题。

始终坚持认为：“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在认真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新经验，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每个原理、概念的阐发都颇有针对性，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文章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3](p.767)。《正处》勾勒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理论，丰富了他的治国哲学。

第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高度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同时，传递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就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4](p.348)。在探讨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问题时常使用两个词，即“解决”和“处理”。使用“解决”时常含被动语态；使用“处理”时更多强调主动因素。由此可见，《正处》的主题是引导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刚性保障，用当下的“法治”理念解读，较多显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向自然界开战”[3](p.770)，把人与人关系的规律套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度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处》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3](p.797)。通过向自然界开战的形式，“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p.770)。殊不知，与天斗与地斗属于自然斗争，与人斗属于社会斗争。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矛盾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多了几分敢想敢干，少了几分对客观规律或者说对自然必要的正确认识与敬畏。《正处》希望通过增产节约来精简机关和下放干部，同步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重大意义，从而一揽子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在改变穷国落后面貌的同时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等危险倾向。模糊了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形式、手段上的区别。

第三，在处理国与国或党际关系上，倡导尊重差异，却无意间弱化了开放意识。从实际出发造就了的自主性思维，这表现在他的治国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主线。尽管《正处》未出现“独立自主”几个字，但通篇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独创精神。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这两个矛盾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不仅在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笃信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推己及人，指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789)。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独立自主”仿佛影响了的“开放”视域及其现实选择，在提到“向一切国家好的经验学习”时，强调突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3](p.798)。忽视“开放”的自主选择性致使在实践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难以贯彻，尤其是当苏联经验暴露出问题时，只能必然地关闭“开放”之门。

二、治国哲学中的个性思维特征 哲学系理性思维成果，但并非纯理性的结果，因为一切哲学思想都无法撇清哲学家的个人因素，哲学家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品质都会影响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的价值取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价值，哲学观点也超越了个人学术思维范畴，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乃至左右党的集体思维方式。

第一，的治国哲学蕴含了强烈的斗争思维。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在他的辩证法中，斗争性是永久的。他坚持认为自然和政治现象，都要服从斗争或矛盾引起事物变化这一共同的发展规律。他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潜在的矛盾，会导致人们只满足于现状。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强调一分为二，突出斗争的持续性，统一与平衡的暂时性。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尤为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并主张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反映世界上斗争的存在。因此，辩证法裹挟其思维方式渗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矛盾、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他的中心理论。我们知道一种思维常常是与一种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因为角色变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维也应当由革命时期“斗”“破”思维转向“立”“和”思维，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视斗争性的时代前提，为此后处置矛盾失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 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

参考文献：

[1]刘思齐.的哲学世界[M].北京：中国书店，1993.

[2]文集（第8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李蓉.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美]罗斯•特里尔.的后半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6]鲍学根.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7]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17,30日）［EB／OL］.

[8]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西方学者论思想[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许全兴.与二十世纪哲学革命[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