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范文第1篇

虚拟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其释义纷杂不一,大体上有三种范畴.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titiousEcon-omy);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Economy),也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Economy).这三种范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第1种范畴.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这一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特别是在论述信用和虚拟资本的第25章及其后,对虚拟资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它和实际资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尽管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例如期货、期权及各种金融衍生物等)和新情况(例如货币脱离了金本位、经济全球化等),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在当前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笔者个人的理解,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其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例如某甲急需购买某种原料或货物,但他本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额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通过这一活动某甲取得了对这笔钱的使用权,可以用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通过实际的经济活动取得赢利,而某乙则以借据为凭证保持了对这笔钱的所有权,以及到期可向某甲讨还本息的权利.这时,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还循环运动而取得增值.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发展的第1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2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手中的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并可以将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虚拟经济发展的第3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有价证券的市场化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1898年还出现了农产品的期货交易方式,以后逐渐扩及有色金属、石油等工业原材料,这是虚拟资本的一种新形式.虚拟经济发展的第4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这一过程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债务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市场上发行固定利率的债券,但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才有比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才逐渐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期货交易也日益虚拟化,即将购买期货作为一种投机的手段.

60年代以来,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的交易陆续出现期货交易方式,1973年还出现了期权交易.虚拟经济发展的第5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据报导,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1.5至2万亿美元.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膨胀.

2虚拟经济系统的特性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可以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个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系统演化的规律.笔者认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1)复杂性

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但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即具有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生物进化、技术革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原因.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是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的经济活动.虽然每个人都有按照他自己对环境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其预定目标来独立进行决策的自由,但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到其他人的决策的影响.虽然在系统中由于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由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而可以呈现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2)介稳性

所谓介稳系统是指远离平衡状态、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在系统科学中称之为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这种系统虽能通过自组织作用而达到稳定,但其稳定性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扰动所破坏.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后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游动,交替地进入稳定和游动的状态,从宏观上看来可以认为此系统是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即具有区域稳定性.但有时系统失稳后也可能会产生急剧的变化,甚至造成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后有可能通过深度的结构调整而恢复介稳状态,也可能走向消亡.一般说来,系统的惯性越大,其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例如有价证券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是代表获得收入的权利,是一种所有权证书,使其持有者在法律上拥有该有价证券的所有权,并有权索取其购买有价证券时所付出的资本所应获得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当有价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定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其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效益.当虚拟资本的价格远离其合理预期时,就会形成“经济泡沫”,要靠外界不断注入资金来维持其稳定,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极易破灭的稳定.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也来自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并不真正具有价值.自从货币与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之后,虽然还具有其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种实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这时货币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币的购买力又要受到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货币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还来自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例如购买某种股票的人越多,就会促使更多的人购买这种股票.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正反馈作用,它会造成放大效应,使虚拟资本的价格大起大落.

3)高风险性

在经济活动中所谓的风险是指人们预期的收益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虚拟经济在具有高风险性的同时,也有带来高收益的可能性.虚拟经济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较易导致决策的错误;再次是不少人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在面临巨大的风险时会无所适从,甚至会因正反馈作用而使风险放大;最后是许多人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风险,从而促使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例如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物价指数期货及期权等.

4)寄生性

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实体经济系统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与其相关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经济活动,可将其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例如,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在由金融市场取得资金后,就会将其作为资本来购买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投入生产过程,然后将其产品销售出去变成资金,从而构成了资本的循环.资本家用此部分资金及通过这一过程取得的剩余价值来按合同归还本息,从而也完成了虚拟资本的循环.由于虚拟与实体这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金融已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实体经济已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系统而运行.因此,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

5)周期性

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3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

金融危机是指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指标全部或大部突然而急剧地恶化的现象,这时人们纷纷抛售其实际资产并变现其虚拟资本,导致经济及社会的动荡.例如,1982年爆发的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等.尽管这些危机的诱因和规模各不相同,但都对有关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关于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国际学术界有以下3种主要的理论.

1)经济基础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柯赛提(G.Corseti)、克鲁格曼(P.Krugman)、毕赞提(P.Pesenti)、罗贝尼(N.Roubuni)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问题百出的,这些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基础不稳固,经济基本要素的发展不协调,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由于东亚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出了问题,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已.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货币实际估值过高、经常项目赤字过大、投资过度、政府对银行的过分支持、以短期借贷来支持长期投资,以及缺乏适当的金融监管体制等6个因素.

2)金融恐慌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萨克斯(J.Sachs)、瑞德莱特(S.Radelet)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本身不足以构成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外来因素造成的.是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冲击,使人们对东亚金融市场及经济前景产生了一种过分悲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把个别东亚国家发生的问题看成是整个东亚的通病,因而造成外资突然地大量撤出,导致危机的发生.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将流动性危机误认为清偿性危机、国际市场条件的恶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等5个因素.

3)资本流动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世界银行的阿尔巴(P.Alba)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要弄清楚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应该认真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东亚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是私人资本流入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而且已由产业投资为主转向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由于许多东亚国家及地区采取固定汇率制及中性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财政赤字,造成国内经济稳定的一种假象,从而大大有利于外资大量的流入.大量资本流入到一个脆弱的经济,就有可能引发危机.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金融机制不健全、企业过分庞大集中、过度鼓励对外借款,以及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等4个因素.

以上3种主要观点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着重点的不同,所指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大体相似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来,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内在特性,加上来自外界的扰动.形象地说金融危机就像是雪崩,可以将雪山下的岩石看作实体经济,将覆盖于其上的雪层看作虚拟经济,而将雪崩看作虚拟经济的崩溃.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介稳性质,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在外因的触发下突然崩溃,从而造成滚雪球式的效应.通过考察虚拟经济系统的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以下5类.

1)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

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失调,通常的问题是着重追求高速发展而忽视效益,也没有注意结构的合理化.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5大集团除了LG集团,其它4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张.结果,每个集团都拥有涉及十几个到几十个行业的30家到80家相关企业.但是,近年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收益率(利润/营业收入)却不断下降.1996年度,进入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13家韩国大企业营业收入收益率只有0.77%,1997年度进一步降到0.33%.又如近20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奉行积极干预经济、主导市场的政策,推行“赶超战略",以高投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以主要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大量利用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来支持国内信贷,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其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占相当大比重,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未能及时进行调整,导致出口锐减,而政府还在兴建许多与国力不相称的大型建设项目,耗费了大量外汇,使得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作为虚拟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造成人们对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导致盲目投资,以及国外资金的盲目流入,从而掩盖了严重的问题.此外,企业间的相互拖欠、生产能力过剩、原料及产成品库存积压、企业亏损及破产、房地产大量闲置等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以及企业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最终都会以银行坏账的形式冲击虚拟经济系统,使其更加难以保持稳定.

2)政府宏观管理失误

政府宏观管理的失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对虚拟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多半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美元升值时就会造成本币高估,再加上实行高利率(例如从1991到1996年,泰国货币市场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相差3.15%以上),鼓励银行向外借款等措施,使外资大量流入,刺激起盲目投资、开发房地产及购买证券的热潮.有些国家的政府处于政治需要,极力散布乐观情绪,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在政府鼓励及投资者盲目乐观情绪的支持下,必然会导致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经济泡沫也随之增多.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掩盖了实体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而且还为维持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提供了能量.由于经济前景看好,对本币的需求旺盛,股市及房地产业生气蓬勃,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使得银行敢于放胆借债及放贷,致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剧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

3)金融系统幼嫩脆弱

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系统建设未能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同步,其金融系统既不成熟又不健全,在面临外来冲击和巨大风险时表现脆弱.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有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以银行为主要的融资中介,用短期的借贷来支持长期的投资.而由于缺乏其它融资手段,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成为银行用以弥补投资收益低下和滞后的救命草,一旦借不到新债就会引起严重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的过度支持,使银行产生一种只顾逐利、不承担风险的所谓的道德危机(MoralHazard),这种道德危机自然导致过度借贷行为.而金融机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监管机制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危机.有些东亚国家在金融系统还很不健全时就贸然实行金融自由化,弱化或放松金融监管,让大量的国外游资自由进出,甚至听任国际投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例如,印尼银行机构在1988年只有74家,而1994年就增加到206家.金融机构虽飞快膨胀,但管理监督跟不上,造成失控.在此情况下短期积累的大量的外债进入了这样脆弱的金融系统,必然导致危机.有些国家虽对金融机构有所监管,但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与金融机构相互勾结,使这种监管流于形式,直到产生严重问题时才暴露出来.例如,1998年日本大藏省有数名在职官员因受贿而被捕,有25名前金融检查官在23家地方银行担任理事以上职务,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会对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

4)投资人群信心动摇

由于东亚经济连续快速地增长,加上不少东亚国家及地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吸引外资,使得投资者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都预期能得到较高的收益,在没有冷静地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之前就迅速大量地投入资金.而一旦出现问题时就很容易因乐观情绪的破灭而发生恐慌,匆忙撤走资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都有成千上万个国内外投资者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即使每一个贷放者都遵循一种理,但市场却在这种个体的理下总体上出现了一种过度的恐慌,导致了资本逆流.按理说,有偿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借款人应当能在资本市场上借到现金以偿还债务,他们之所以借不到钱是因为每一个贷放者都假定其它的贷放者不会贷款给这些借款人.此外,贷放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也是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市场不稳定又使得贷放者的信心动摇,这使得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在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时就难以维持稳定.

5)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在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以各种对冲基金为主的一批国际投机资本.目前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资金杠杆率高达1:300之多.这些金融投机者无时不在窥测方向,制造风波,追逐高额利润.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有套利的机会就会闻风而至,无利可图时就会迅速撤离.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泰国金融市场为导火线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外部的扰动只有通过虚拟经济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才能发挥作用.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范文第2篇

自从货币产生以后，追逐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利润最大化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日益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因此，以货币为主线来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进而研究货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揭开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在防止金融危机中应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四阶段看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由于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从货币的产生开始的，因此，谈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从货币谈起。

（一）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基本说明了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发明了工具而出现了产品的剩余，人们自然会进行交换。这时的交换，只是偶然的物与物的交换，交换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不便性，于是人们开始尝试采用各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曾经出现过羊、贝壳和劳动工具等各种各样的一般等价物，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当金银固定成为一般等价物时便出现了货币。当货币产生后，货币可以购买任何商品，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一阶段。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以货币为代表的资本成为工业化大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这时，货币不仅可以购买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购买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家凭借拥有的货币剥削没有资本的劳动者———无产阶级，货币成为了生钱的工具，也就是剥削人的工具。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货币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了筹集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将货币的供给者与货币的需求者之间连接起来的中介机构———银行便应运而生了。世界上第一家近代银行是1587年诞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16世纪末开始,银行由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建立起了本国的银行体系。我国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官商合营的中国通商银行。随后又成立了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只是由于国内的政局动乱，没有最终形成中国的银行体系。银行体系在各国的形成，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成为了工业的血液。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国家间的贸易结算问题，便产生了世界货币。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对银行的国际化要求越来越高，于是银行业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逐渐形成了一批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跨国银行。世界货币的产生，银行和银行业务的国际化，使得货币的力量更大。货币不仅影响并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与之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也可以叫做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四）商品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

经过关贸总协定的多轮谈判，国家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逐步自由化和便利化，使得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家间的投资快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全球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齐头并进的局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在生产和交换组成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交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的交换，而是包含了很大比例的国际交换。在全球范围内以货币为核心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形成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

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危机只有在金融业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发生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由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甚至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交换决定生产的程度。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而在1980-2007年期间这一比例上升到418倍。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之多，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90%左右。在2004年美国金融业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而其他行业所创造的利润约为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银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占所有行业创造利润总和的约40%，而在4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2%。”

这充分说明了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已经成为了决定性的角色。正是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旦这一体系出现了问题，不仅使金融业本身受到打击，而且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业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第一、第二阶段，甚至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金融危机难以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金融危机只有在金融创新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发生

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通过商业信用，发行各种有价证券来广泛吸收社会资本。这时的货币已经不仅仅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了。随着货币不断地符号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和相似性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交易的便捷性越来越高，使得金融资产能够大量地被复制和快速地流动，从而推动了金融的急剧扩张。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也极力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产生了巨额的虚拟资产，同时也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据统计，在1945-1980的35年中，美国虚拟资产增长了月45%；而在1980-2002的20年中，美国的虚拟资产却增长了约400%，20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而美国“2000-2005年制造业的年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非金融性公司的利润率比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低18%左右。”这种由于金融过度创新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终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危机是由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和运行

管理失误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货币的管理和运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组织和管理好货币就成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和运行管理出了问题。由于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和金融业的国际化，货币的运行管理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新课题。1995年2月26日拥有23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倒在年仅28岁的利森手里。巴林银行的倒闭不仅暴露了巴林银行运行监管存在的漏洞，而且也表明了金融创新使金融界的风险率大大提高。1997年爆发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同样是由于政府对货币的运行监管上出了问题。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最终导致了大量国际游资一夜之间的撤离，也最终导致了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的崩溃。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大，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小规模的、局部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为了应对信息经济破灭后而引起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4次降息，使利率水平迅速降至1%的战后最低水平，导致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迅速扩张，资产泡沫快速形成。“据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12月2日，美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而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金融机构杠杆负债比例达到GDP的130%以上。”

美国政府企图以发展金融业来抵消实体经济发展相对停滞所带来的影响，默认和纵容了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流于形式，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美国的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是由美国政府在货币的发行和运行管理上的失误造成的。在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美国次贷危机，由于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放大和金融监管的不到位，逐步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元是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业的国际化，使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升级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人们在怀疑和观望全球的金融危机能否会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比人们预想的不仅来得要快，而且其严重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由于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严重依赖金融业，金融危机无可置疑地会影响到了美国的实体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美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将无可避免地拖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又由于世界发达国家都进入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和美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同样严重依赖于金融业，由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于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就会产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

结束语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虚拟化；金融危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0-0016―05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经济虚拟化

经济虚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从本质上讲，经济虚拟化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信用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虚拟化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甚至使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也发生了逆转。当前，经济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价值增殖过程的虚拟化和价值积累方式的虚拟化等方面。

(一)货币的虚拟化

在贵金属本位制时代，一国货币的发行受到该国黄金或白银储备的硬性约束。二战后期，为稳定国际金融秩序而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体系实质上是金汇兑本位制的一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出现，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双挂钩”体制难以为继。1971年8月，随着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窗口。美元与黄金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被切断，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的发行完全由美国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来决定，也就是货币彻底虚拟化了，成为纯粹的由国家信用支撑的信用符号，世界进入了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新时代。货币与贵金属的彻底分离标志着人类历史上货币第一次成为虚拟化的价值符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

(二)价值增殖过程的虚拟化

马克思曾定义过资本主义生产是物质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真实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参与，在经济虚拟化的条件下，这两项内容都可以省略。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部分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都可以凭借自身的不断反复炒作创造财富，并最终计入一国当年的GDP。对于这种不经过实际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我们称之为“虚拟财富”。因为，此类财富的内在价值不是由实际生产成本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的，所以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很容易引起此类财富市场价值的巨幅振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类财富同时也是真实的财富，可以用来交换和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同实物财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三)价值积累方式的虚拟化

不同的理论学派对财富本质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也就决定了财富或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积累方式。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农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所以一国富裕与否要看该国农产品的丰裕与否。重商主义者则认为，只有黄金和白银才是真实的财富，一国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赚取更多的黄金和白银。

在虚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虚拟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很小，实际物质财富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基础，一国财富的积累主要就是实际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发现主要的发达国家，其财富构成不再是由实际物质财富所组成，而是由虚拟财富所构成。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80％以上的财富是由各类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所组成。2003―2007年，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就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虚拟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财富积累方式，使财富积累超越了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

二、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新的分工体系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了融合，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形成了以美元为载体的全球经济的重新分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和日常消费品，德国和日本则向世界提供中间投入品和高端消费品，中东地区、南美国家以及俄罗斯向世界输出能源和原材料，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则凭借丰富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输出日常消费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这就是当前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这一分工格局，给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是金融危机酝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美国债务经济循环与虚拟经济膨胀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持续性的经常贸易逆差，从1976年的61亿美元一直扩大到2007年的7000多亿美元。近3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除了在克林顿时期出现过短暂的盈余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是赤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急剧扩张。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的“双赤字”，与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及美国国内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密不可分的。美元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约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5％，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主要的结算币种和计价单位，特别是国际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美元的这一地位赋予了美国特别的权利，即本质上美国可以通过印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基础的美元向全世界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不必担心发生债务危机或支付危机。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有适合各类投资者的各种金融产品。金融产品交易最为活跃。

作为美国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私人消费一直占到美国GDP的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由于本国信用市场的发达，美国人一直存在过度消费的习惯，美国平均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2007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33％，这一数字在10年前为90％。同时，美国还是一个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不管是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来说，都必须依靠借债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而对于美国的主要贸易盈余国来说，或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的落后，或是因为国内投资机会的有限性，不足以承担对这些贸易盈余进行有效配置的重任，所以不得不去购买美国的各类债券或金融衍生品，将手中的贸易盈余借给美国。正是这种美元的回流机制支撑了美国债务经济的循环。美国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输出大量流动性，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并进而引发虚拟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膨胀。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美国每1美元的贸易赤字至少会创造2～3美元以上的流动性。例如，假设美国对中国每年存在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作为贸易顺差国，中国在收到这10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之后，会按即时汇率发行与1000亿美元等额的人民币，假设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比价为1：6.8，这时就会有68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进入中国市场流通。这样，美国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有了双重存在。同时，为实现保值增值目的，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并不会将这1000亿美元现金放在手中，而是去购买美国的各类政府债券或机构债券，这样又会造成美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和虚拟经济的膨胀。欧元自1999年进入市场流通以来，为与美元争夺货币霸权，也积极加入了滥发货币的行列，形成了所谓的“货币泛滥”。正是美国和欧洲自私的内外政策，造成了本世纪初的全球流动性泛滥。

(三)虚拟经济膨胀的自我强化机制和金融危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主要是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言的，这一规律至今仍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由于受生产成本和技术的限制，实体经济部门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短期内不可能有利润率的较大提高，甚至会随着竞争的加剧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实体经济部门不同，决定虚拟经济部门利润率的唯一因素是货币的可获得性，只要有货币源源不断地进入虚拟经济部门，就会有利润被创造出来。

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为了阻止美国经济的下行，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到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经常性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大量美元叉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回流到美国。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了美国国内流动性的大量充斥。其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国内股票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飙升。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家庭消费的增加和美国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扩张。这一机制也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衰落，大量产业转移至海外。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甚至通过好莱坞的电影和拉斯维加斯的等“清洁无污染”的途径就能赚取大量利润，何必再去费力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这就是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机制，犹如吸食鸦片上瘾，让人欲罢不能。

市场上充斥的流动性造成了美国虚拟经济的高度繁荣，并呈现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态势，其结果之一就是经济的泡沫化。对于经济泡沫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只要是泡沫肯定就会有破灭的一天，只不过是何时或以何种方式破灭的问题。对此，美国华尔街的“天才”金融工程师们比谁都清楚。他们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将市场风险转移给公众和世界。对他们来说，自身的风险确实分散了，但是整个经济系统的风险却为之加大。预期，或者说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对虚拟经济的价格支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旦人们的预期发生逆转，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就随之到来。

三、金融危机与政府规制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自由放任思想的正式形成，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指挥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世界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现象使自由主义哲学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近二三十年来，自由主义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崩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政策失误也没有打击“华盛顿共识”的自信心。面对本世纪初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以及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美国政府事实上基本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例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认为，金融机构通过自利追逐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对金融创新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英美两国拥有远比其他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应该说这与英美两国对金融市场的自由放任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说自由放任对于繁荣市场、活跃市场交易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按其本意来说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美国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以及活跃的中小企业创业板块与其发达的金融体系是直接相关的，这应该也是格林斯潘放任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金融业又有两个区别于实体经济部门的重要特点：其一，金融业内部组织高度网状化且有极强的负外部性。金融业内部往往通过商业票据市场建立起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家金融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往往会殃及其他健康的企业，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隔离金融风险，并为其他许多国家所效仿的根本原因。其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金融市场、特别是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很难弄清楚其内部复杂产品结构，不管是对其投资人，还是对外部监管者来说，其知识结构都不可能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

基本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由政府介入，纠正市场缺陷，提高市场效率。但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相对于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三个因素会导致政府失灵。第一，政府规制的越位与缺位。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早就指出，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政府规制的越位与缺位是引起政府失灵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二，政府规制机构信息和理性的有限性以及政策的时滞效应。事实上，与市场一样，政府也面临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科学合理的。而且。即使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决策，也面临了政策实施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时滞问题，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第三，政府规制机构为被规制者所“俘虏”。规制机构本身也是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从各国政府规制实践来看，规制机构为被规制者所“俘虏”的例子屡见不鲜。

对于引发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美国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提高美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率一直是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建设部(HUD)首次降低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购房贷款规定。使得两房开始接受低收入人群的贷款。1996年HUD要求两房必须把它们贷款总额的42％提供给收入低于中间水平的人群，并在2000年和2005年将这一额度增加到50％和52％。同时HUD还规定，两房必须把贷款的12％提供给收入低于中间水平60％的超低收人人群，并在2008年将这一下限提高到28％。对于两房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贷款标准，购

买Alt-A贷款和次级贷款。这极大地推动了房贷市场次级贷款的发展。次级贷款的绝对数额从1994年到2003年，每年增长25％，九年内增长了近乎10倍。HUD的做法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政府干预的局限性，政府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经济虚拟化逆转了传统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经济危机的传导途径一般是实体经济部门出现生产性过剩的危机，进而造成金融系统大量呆坏账的增加和银行倒闭以及流动性的枯竭，整个经济系统陷入瘫痪。到了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经济高度虚拟化，经济危机一般首先发生在虚拟经济部门，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造成生产的萎缩和大量的失业。今天，虚拟经济的稳定与否已成为整个经济系统稳定的风向标。政府如若放任虚拟经济的自由发展，类似于今天的金融危机今后一定还会再次发生。完全的自由放任必然会助长风险的累积，过于严格的政府规制也会限制金融市场的活力。如何平衡自南市场与政府规制的边界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问题。

金融泡沫的破灭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规制中的许多问题，美国政府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有多年的华尔街从业经历。当这些人离开华尔街，到政府监管部门任职，很难说清楚他们与华尔街的被监管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近年来，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举动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监管者为被监管者所“俘虏”的影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规制的失败。

四、政策启示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开始快速融入世界。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0.2％，高出美、日等国约20％的水平，外部需求已构成中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如何在这场危机中趋利避害，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一)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经济虚拟化和“赤字化”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的结果。作为实体经济的“衍生品”，虚拟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例如，随着货币的虚拟化以及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世界上过多的流动性大多进入了虚拟经济部门，并未引起通货膨胀问题，即虚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吸纳多余流动性的“流动性储备池”的作用。由于利润的易得性，虚拟经济有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定会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迅速膨胀，而金融泡沫的破灭也是实体经济严重收缩的开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合理比例的界定应该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资产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成为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度虚拟化的重要指标。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不断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关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理论和政策难题，这次金融危机为我们反思和校正这一关系提供了新的宝贵经验素材。也许对于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把握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需要决策当局巧妙地进行把握。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有可能抑制经济的活力，而完全的自由放任又会加大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经济虚拟化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虚拟经济部门的稳定日益成为整个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虚拟经济的稳定。在金融领域的政府规制方面，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加大金融企业的信息披露，打击各种非法交易行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给我们一个最为深刻的教训就是不能完全放任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和市场某种程度的结合是稳定经济的必要条件，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又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

(三)金融体系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2万亿美元。从外汇储备的持有形式来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国国债或美国的其他各类政府和机构债券形式持有的，也就是说，中国将大量的资金借给了美国使用，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而且还面临着美元资产缩水的巨大风险。从根本上讲，中国并不是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甚至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又将大量资金输往海外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内金融体系建设的滞后不足以有效配置近年来因贸易和资本顺差所积累起来的庞大储蓄，这一状况意味着我国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使之能有效发挥资本配置的功能和作用，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上世纪70年代后，股票、债券和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等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并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如何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汲取东南亚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良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活动总是由虚拟经济成分和实体经济成分组成。实体经济是指人类生产、服务、消费和流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指在货币、证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质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具有高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征。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内在的内需，同时也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但是，经济运行最有效的状态就是均衡。一旦虚拟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市场将会出现“金融抑制”的后果，造成经济萎缩；反之，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或超前发展，则会产生虚拟经济将实体经济“挤出”市场的现象，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实例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成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主要表现在股市和房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化。

（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源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

股市市场价格剧烈震荡。东南亚国家采取的高利率、高汇率 “双高”政策，汇率被严重高估，吸引了大量外资以维持本国经济的高增长，刺激了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金融危机前，泰国股指从150点升至1600点，马来西亚由700点涨到1200点，印度尼西亚由不到100点涨到600点，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国家的股指出现了大幅下降，跌幅分别达80.66%、63.67%和32%。同时，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急涨急跌”现象。金融危机前，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商用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年均涨幅高达100%、40%和70%左右，而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国家价格分别较最高点下滑70%、54.5%和61.54%。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信贷资金难以收回，外资大量抽逃，亚洲各国金融运作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二）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源于房地产和次贷及其衍生品市场过度膨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将大量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同时大力在本土发展金融业。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的利率从2000年6月的6.54%快速下降到2003年7月的1%，创1954年8月以来的历史最低峰。这一举措直接导致房地产信贷急剧扩张，房价大幅上涨。而房价的节节攀升，极大刺激了次级抵押贷款以及基于次贷的抵押支持证券（MBS）、抵押债务债券（CDO）、信用违约合同（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到危机爆发前，次级债市场的规模已达6.5万亿美元，日交易量超过2500亿美元，甚至比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还大。过度投机盛行，孕育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

三、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预防

亚洲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虚经济的偏离，为防范危机，首先要分析我国现在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否存在偏离正常轨道的趋势。

（一）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经济货币化程度

经济的货币化指标等于广义货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M2/GDP。这个指数可以大致观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程度。如果比例过高则该国货币超发严重，有可能出现经济泡沫甚至金融危机。根据世界银行M2/GDP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增长较快，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创下历史高峰，居全球之首。这一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虚拟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负债，货币发行越多，国家的负债就越多，同时潜在的国家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也随之增大，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2.金融相关率

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FI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国民财富总值之比，该指标的合理区间在 1.5-2.0 左右。FIR是各国宏观调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重要指标。我国的金融相关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一直不稳定。1995 年到 2010 年间该比率增长不大，说明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2007 年，该比率达到 3.3左右，随后一直在持续增长，到 2013 年已经接近于 7。这一指标说明我国金融市场中存在泡沫，并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存在分离的趋势。

3.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2013年GDP增长率达7.7%， 2014年为7.4%， 2015年为6.9%，但主要依赖着房地产经济的拉动以及政府投资的增长。由于房地产业所需资金巨大，仅仅依靠房地产业的自有资金难以完成整个开发过程，因此开发商会利用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融资，这样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业的虚拟性越来越明显。如果房地产业虚拟性占比越来越大，那房地产泡沫就会出现，一旦泡沫破灭，可能造成区域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二）对于防范我国金融危机的建议

1.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实虚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建设合理的经济结构是重中之重。实体经济结构方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当前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的原则：一是加大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发展科学技术；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调整。虚拟经济结构方面，发展稳定的金融市场是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的重心：一是发展完善资本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二是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虚拟经济规模。

2.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在各类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总是靠从事高风险的博弈来取得最大的利润，只靠资本市场的内部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注重提升监管水平，防范风险事件发生：一是加强立法，提高法律意识；二是改变传统监管方式，建立完善的检测系统，对各类金融产品进行实时检测。此外，建立和完善开放性的风险预警机制、监控体系，对预测经济波动的趋势，以及在风险出现时，制止风险的进一步恶化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二者的分离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亚洲与美国金融危机，对比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得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背离迹象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风险预防建议，希望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文倩.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角度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5.5.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　后金融危机时代　机遇与挑战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下，依靠超大规模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成功实现保增长任务。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未来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启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广义非公有制经济是指除国有、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集体成分以外的经济，主要有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两部分。本文所谈非公有制经济是狭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即民营经济，不包括外资经济。

一、后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及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二是我国企业发展经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目前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三是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将根据国情和世界经济变化情况调整自己的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希望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率先走向繁荣。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表现为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地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7月对世界经济预测作出上调，预计2010年全球实际GDP将较上年增长4.6％，同4月的预测数据相比提高了0.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由于2010年上半年亚洲等地区的贸易和生产活动好于预期。

二是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来自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将长期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煤炭、石油等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上升，并拉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电力、水、气等价格大幅上升。而国内市场也呈现出了类似的上涨情形，加上房租价格、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继续上升，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将继续加重。

四是科技革命。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必然带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此次科技革命将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主要标志。哥本哈根会议后，“低碳经济”理念必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被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节能技术经济所替代。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并没有完全消除经济风险，相反，在某些方面全球经济风险还在增加。这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

一是金融市场资产减值损失依然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仍不容忽视；二是各国债务危机极可能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以紧缩财政、缩小赤字及减少开支为标志的“去杠杆化”阶段，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种种因素都增加了未来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2009年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出，以及天量信贷有效减缓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但也对2010年宏观政策调控带来了困难。通胀通缩的风险并存，如果宏观政策手段和时机选择策略不恰当就可能导致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二)非公有制企业融资环境或将进一步恶化

市场波动和投资预期的不确定导致风险溢价的上升，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下降，这直接增加了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难度。虽然国家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因受信贷终身追究制的影响，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从资金安全和投放效益角度出发，加上非公企业贷款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股权质押和信誉担保贷款几乎为零、贷款手续复杂和耗费时间长等问题，非公企业融资难度继续加大。以工业型投资为例，2010年工业型投入在上年较低的基础上，依然缺乏较高的增长，反映当前经济复苏过程中前景不是十分明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投资回报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三)生产要素价格短期内难以降低

一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累计大幅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上升水平快，企业成本短期内难以降低。二是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制约因素也越来越严重，中小企业房租等价格攀升。三是企业劳动用工紧张，劳动力价格提高。据调查，珠三角、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用工难的问题。中小企业劳动力不足，无法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四)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调结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调控的重中之重。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推出后，国家先后就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明确发文限制。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仍是我国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低水平产能的主要集中地，转变方式的任务更加繁重。由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大部分处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型，加工贸易“贴牌”企业居多，同时又是就业容量巨大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的形势下，装备、技术、工艺落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资源综合利用低，环境污染，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变的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自主调整能力不足，产品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难度不断加大。

(五)自身实力不强，应对新经济形势变化能力不足

目前民营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起点低、底子薄，整体层次不高，竞争力弱。在我国，有关企业生存周期尚无明确的统计。但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多民营企业是暴起暴跌，辉煌短暂。国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一般只有6.5年到7年，而中国民营企业只有2.9年。这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实力、人才队伍等整体上的落后，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非公经济在应对新经济形势变化上的不足。如何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改变落后现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机遇包括国际、

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机遇。

(一)来自国际方面的发展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给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周边部分邻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尚未结束。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市场低迷、资金短缺等窘境，这为我国规模民营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积累经验、掌握国际战略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企业的国际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生产布局等方面，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可以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或市场，或通过海外并购打开营销渠道，或借助并购利用国际上的人力资源。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已有许多成功的。

(二)来自国家政策的发展新机遇

我国非常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把6大行业准入细化到18个行业，并对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和领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7月26日，国务院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的分工和任务。《通知》明确了40项工作任务，每项具体任务多则有9个部门负责。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包括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三)来自地方政府的发展新机遇

为更好地促进非公制经济发展，吸引民营资本投资，各地政府积极出台鼓励政策。北京市2009年对民间投资的壁垒进行了清理，并决定从2010年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投资建设，开展房地产信托基金试点，在高端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保险等领域重点通过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吸纳民间投资。山西出台了让民间资本进入农电改造领域的政策。贵州也于2009年出台相关意见，允许非公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地方政府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新领域投资，除引导资金外，还在税收优惠、房租减免、土地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来自行业政策的发展新机遇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的总体安排，逐步放宽准入，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一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诞生的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等，国家鼓励多元投资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吸收民间投资介入。二是在基础设施、市政实施等垄断行业逐步放开市场准入。三是近期国家旅游局也出台相关意见，放宽旅游行业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旅游业发展。今后，将有更多行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投资提供机会。

(五)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开发和实施的产业转移战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企业积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部分中低端制造企业则响应国家的号召向江西、安徽内陆省份和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省份转移。由于中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成本、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相对沿海地区低，因此，原先在沿海地区利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非公有制企业，到中西部后重新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找到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四、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贯彻落实“新36条”，为民营经济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均对非公经济开放；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对需要审批、核准和备案的事项，政府部门必须公开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程序。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二)引导民营经济的投资方向，优化投资格局

一是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引导民营经济投资从传统低层次加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变，切实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发挥区域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根据各区域及省区市经济发展规划，按照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筹资能力实施差别化的资本金吸引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支持民间投资主体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同时增加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机会，扩大配置资源的市场空间。

(三)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投资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创新民营资本投资模式。通过社会资本，将BOT、BT、TOT，PPP等投融资模式与代建制有机结合起来，落实BT融资代建制，让社会资本有利可图，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二是建立以政府产业资金、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等多方式的融资体系，积极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以创新引导基金等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投资建设节能减排、节水降耗、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发挥创新引导基金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及成果转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五)打破所有制歧视，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革

一是推动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尽可能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准入的障碍，以确保充分竞争，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其次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发展成为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集团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