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后京都时代 隐含碳 碳排放

一、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9年提出碳关税概念，即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我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

国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和环境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Sanford J.Grossman & Krueger（1991），他们首次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创立了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将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部分；Weber（2008）结合中国的情况，研究发现碳泄漏和碳出口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两大原因，“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中国。本文选取后京都时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文献综述，总结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其他可能的研究的方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展望。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一）中国贸易与碳排放理论经验研究

从理论与经验研究来看，马艳和李真（2010）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碳”不平等交换的问题。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异和人为单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导致了“碳”的不平等交换，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是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王文举和向其凤（2011）对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国2005年的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出口差额进行了测算，提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汇率效应的碳排放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纯技术效应部分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姜鸿、梅雪松和张艺影（2012）利用中国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之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外贸政策有待调整。李丽（2014）从低碳经济对贸易规则的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并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来看，李斌、彭星（2011）在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三大效应的基础上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GMM法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是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进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最大；碳排放效应分析中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的曲线，中国碳排放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吴献金、邓杰（2011）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对1995～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会增加我国碳排放量，“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王正明、温桂梅（2013）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基于SYS-GMM方法的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碳排放，当期及滞后一期的进口对碳排放有积极效应；滞后二期的FDI起到优化碳环境的作用；OFDI也降低了国内的碳排放。我国应该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和新型“走出去”战略，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三）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测算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进出口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其中隐含的碳排放。在全球都在关注和提倡“低碳”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排任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以网文献来看，计算生产产品的碳排放量主要使用的是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其中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SRIO）的使用最为广泛。其基本假定是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技术相同，在核算上表现为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具有相同的隐含碳排放系数，基于此计算的进口隐含碳排放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具体到计算公式上，虽然学者们采用的字母符号有所差异，但是都是依据扩展的Kaya恒等式，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推导出碳排放的计算公式：

其中，C是碳排放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总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S表示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表示各类能源的排放系数，即消费单位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如果进口产品的排放系数采用进口来源国的技术。则可以明显提高碳排放测算的准确度，这一处理方法是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多区域模型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对于数据要求较高，周新（2010）采用了多区域产出投入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2000年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美国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最大（464Mt），中国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顺差最大（452Mt）。

在二氧化碳来源的上，由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用的一次能源，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三种能源的消耗来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此之外，学者杜立民（2010）①估算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左右。李子豪和代迪尔（2011）根据IPCC（2006）提供的煤炭、原油、天然气、燃料油、柴油、汽油和焦炭七种燃料的净发热值和排放系数，处理后得到各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从而求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四）碳排放责任的认定

根据以往文献，在核算一个国家碳排放量上，目前存在三种标准：生产者负担原则、消费者负担核算原则和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生产者负担原则指一个国家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核算，消费者负担原则指根据最终消费使用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二氧化碳核算，生产者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是以前两种原则为基础，将碳排放责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以及OECD国家基本上都采用生产者负担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按照生产者负担原则核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有利于净进口隐含碳的国家，不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核算方法很可能会对气候协议效力的执行产生消极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因此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碳排放和高能耗产品，通过“碳泄漏”完成其减排任务，全球碳排放可能因此不减反增。

三、结论及研究展望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气候科学家们表示要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到2020之间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在面对全球碳减排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世界普遍使用的碳排放生产者负担原则高估了我国的碳排放水平，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我国“碳泄漏”的发生。为了确保我国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框架下确定其碳排放额度和排放权，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该坚持主张碳排放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同时更加有效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碳减排。

关于我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最近几年开始增多，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前文有提及的加工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问题。加工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方式剔除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第二，我国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时，大多是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精准度更高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使用较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碳排放测度。第三，关于世界性气候谈判、世界性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谈判的动向对碳排放权和减排任务方面的影响上的研究不多，准确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做好充足的调研和理论准备，会让我国在参与这些协议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第四，关于中国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结构分析分解考察影响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考察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在这方面深入分析研究，为国家进出口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

注释

①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研究，2014（11）.

[2]王正明，温桂梅.国际贸易和投资因素的动态碳排放效应[J].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5）.

[3]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中国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3（3）.

[4]袁鹏，程施，刘海洋.国际贸易对我国CO？排放增长的影响[J].国际贸易研究，2012（4）.

[5]姜鸿，梅雪松，张艺影.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美贸易利益评估[J].财贸经济，2012（3）.

[6]王文举，向其凤.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核算及责任分配[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2（2）.

[7]李子豪，代迪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12）.

[8]杜运苏.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新进展[J].国际贸易研究，2011（12）.

[9]李斌，赵新华.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J].国际贸易研究，2011（9）.

[10]李斌，彭星.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环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

[11]高秋杰，田明华、吴红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进展与评述[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1（5）.

[12]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

[13]马艳，李真.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研究，2010（12）.

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在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新问题。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供应链运营

一、引言低碳时代的到来，已经在改变企业的生存环境、竞争规则、成本构成、盈利模式和运营方式等。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考虑节能减排因素的同时，优化企业运营决策，协调整个供应链系统已成为我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这一选择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成功与发展。

二、供应链下的碳足迹研究Carbon trust（2006）指出任何产品的最终碳排放都是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全过程的累积，应该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减少产品碳足迹。Sazvar（2014）也指出近年来消费者和法规都迫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将供应链的总成本与环境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有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使用供应链的思想管理产品碳足迹，发现供应链中产生碳排放的主要环节是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许多学者对供应链中碳排放的测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Cholette和Venkat （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Keskin和Plambeck （2011）研究了当生产过程中出现多个产品时，如何将过程的碳排放分配到各个产品上。Lee（2011）利用现代汽车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如何将碳足迹因素考虑到供应链管理中，并且在研究中指出：识别和测量出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对降低供应链风险来说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设置测量的边界，对下游产品的使用和上游的投入进行碳足迹的管理可以有效减低减排带来的风险。Lee（2012）以汽车工业作为案例，研究了如何改善碳排放管理和发展清洁生产的问题，量化了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为供应链的低碳化提供帮助。

三、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研究许多学者对运输环节的碳排放进行研究，试图发现减少运输环节碳排放的有效方法。Wahab（2011）在一个两级供应链中，假设存在固定和变动碳排放成本，将环境影响考虑到最优生产和配送方案的制定中，以单位时刻的总期望成本最小为目标，得到了问题的最优解。Dekker（2012）系统总结了关于绿色物流运营管理的文献，包括运输方式的选择、设施的布局、闭环供应链等，从中发现可以将环境因素考虑到物流运营方式选择中的领域。Pan（2013）利用企业真实的运输数据，计算了他们公路和铁路运输两种模式下的碳排放，发现采取运输方式合并的混合运输方式能使碳排放降低25%。Hoen（2014）研究了碳排放规制（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对企业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这些文献都是在供应链网络结构不发生变化下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供应链空间结构的再设计也是减少运输排放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结构优化问题方面。Cholette和Venkat（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的同时，发现供应链结构会显著影响产品的碳排放。Cachon（2009）在研究碳排放因素对供应链运营决策的影响时，还研究了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Ramudhin（2010）考虑碳市场敏感性和利用绿色供应链设计思想，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存在碳交易情景下的低碳化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Elhedhli和Merrick（2012）研究了在绿色供应链设计中考虑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并且分析了碳排放和车辆负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成本将改变原有的供应链最优架构，因此在供应链的最初设计阶段就应该加入这一因素。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考虑碳排放因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们的关注。Nagurney和Yu（2011）以时装供应链为例，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假设每个时装企业都是在追求利润同时也最小化他们的碳排放，求解模型得到了问题的均衡解，并利用数值算例说明了如和在总成本和总排放函数中考虑竞争机制。Plambeck（2012）通过大企业的实例，介绍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及如何通过运营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Bouchery（2012）将可持续因素加入到经典的EOQ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多目标的库存模型，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不同规制的碳排放情况，帮助决策者做出快速的选择。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Chaabane（2012）在可持续供应链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利用这种模型说明高效率的碳排放管理能够帮助管理者做出成本和效率兼顾的的决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Benjaafar（2013）用相对简单的模型，研究了如何将碳排放规制加入到企业的运营决策模型中，以便于企业可以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两方面的影响。Ji（2014）基于三重底线原则，考虑减少排放和减少污染的双重规制，研究了如何在生产、配送和处理阶段减轻环境影响，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供应链。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供应链低碳化中的供应商选择问题。Shaw（2012）指出供应链在环境持续方面的能力依赖于供应链成员的购买策略，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在成本、质量和提前期等方面，而没有给供应商的碳排放水平足够的关注，因此利用灰色AHP和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供应商选择的问题，以使得供应链低碳化。Dou（2014）指出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加，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绿色供应商参与绿色化整个供应链的重要性。Kuo（2014）同时研究了考虑碳足迹的库存、车辆路径和供应商选择问题。

四、供应链协调研究

一般情况下，供应链各参与方都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各自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但各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其选择的策略与供应链总体利润最大化时的策略不一致，甚至相悖，从而产生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激励或约束机制的设计可以使各参与方的个体理与集体理趋于一致。因此，供应链协调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担供应链成员的研发成本、努力成本等可以减轻投资方的资金压力，同时还可以解决供应链中常出现的搭便车效应，从而达到激励供应链成员的效果。在利用成本分担契约分担缺货成本已达到供应链协调方面，Leng和Parlar（2010）在多供应商和单制造商的供应链架构下，设计了回购和缺货成本供应链契约，研究了短生命周期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成本分担契约在激励供应链成员提高创新水平方面，薛君等（2010）建立了知识创新成本模型，分析发现成本分担契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集成质量。Kaya（2011）在一个努力水平影响需求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成本分担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效果，并与其他契约进行了对比。此外，通过期权的购买也可以起到减轻投资方成本负担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作用。Zhao（2010）指出由于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一方面零售商期望从制造商处订购产品时更具有柔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又希望零售商能订购一个固定的量以便于安排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期权的买卖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研究了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研究发现，相比批发价格契约，期权契约总是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Liu（2014）进一步研究了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存在风险偏好时，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合理的利润分配必然是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Shapley值解是一种基于期望边际收入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法，自1853年由Shapley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Zheng（2011）在一个第三方参与回收的闭环供应链中应用Shapley值法研究了供应链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Ghadimi（2013）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值中，利用Shapley法研究了三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达到供应链的协调。关于低碳因素相关的供应链协调方面，Yang和Zhang（2011）指出低碳经济的到来带来了低碳供应链的概念，为了顺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企业需要采取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战略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低碳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管理中提高合作绩效的问题。Caro（2011）建立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并研究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联合减排问题。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虽然也有文献考虑到将碳排放因素引入到供应链的运营管理中，但是还没有关注到当供应链中存在低碳和普通两种产品时的差别化定价问题、也没有关注到围绕供应链低碳化的减排和低碳宣传等问题、更没有通过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研究如何提高产品减排率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冯之浚,牛文元.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9(8):13-19.

[2]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低碳经济的内涵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经济学动态 2011(1):132-136.

[3]庞晶,李文东.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产品需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9):76-80.

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减排审计;煤炭企业;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煤炭企业碳减排审计是加强科学管理煤炭企业的能源寻求能源节约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对碳减排审计的深入研究以及广泛开展，建立和完善以节能为前提的长效发展机制，不仅可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还可以对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行改善。对煤炭企业的节能减排审计对于全力推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碳减排审计的概念

碳减排审计是从审计学视角管理碳排放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碳减排审计的主体，根据国家相关法律体系规定，运用审计方式对相关在生产经营、消费生活过程中消耗含碳元素的自然资源的企业，对其因碳排放所造成的自然影响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审验鉴证，并从经济的角度出具审计报告的一种监督和控制行为。

二、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问题分析

煤炭企业的碳减排审计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企业以后的碳排放水平还会直接影响环境。目前，煤炭企业在碳减排审计中存在的额问题主要由以下几点。

1.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主体专业能力不足

在煤炭企业减排审计相关的职能人员中，不管是内部审计人员还是外部审计人员，对于专业财务理论比较充分，但是对于相关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能力还有所缺乏，专业技能力方面的欠缺会直接影响到碳减排审计的审计结果。因此，审计结果能否保证碳减排审计的客观公正，能否树立其审计的权威性将构成直接的影响。

2.煤炭企业碳减排审计内容的局限性

碳减排审计数据取得的过程中，有些数据不易查找，使得审计工作很难进行。比如，对碳减排的审计首先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检测评估，并将其转化为计量统计的数据，以便公司确定自身的环境方针，降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但是，煤炭企业行业的特点使得低碳减排的审计信息数据核算因为层次多任务重的原因，可能存在准确度不高的特性。

3.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评价标准不具体

目前针对煤炭企业节能减排审计国际上有两大标准体系：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SSAB）2003年的国际保证标准约定《适用于非财务审计的国际鉴证业务准则》（ISAE3000）和由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ISEA）2008年的AA1000审验标准（AA1000AS）。但是大多数煤炭公司并没有应用以上的两大标准系统，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机构制定实施的评价标准在一些环节和细节的界定上却存在明显不同。

4.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程序不规范

根据碳减排审计的核心目标方向，审计程序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步是根据监督目标和重点确定实施方案并报上级主管机构审批;第二步是审批之后，审计受托方和委托方要签订碳减排审计监督委托书;第三步是审计实施，即审计人员必须进行全面的实地检测评估并进行必要的指标分析;第四步编写审计报告，并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回访，以保证审计结果的科学应用。

但是，不同的煤炭企业审计重点不同，比如有些企业碳排放的风险测试较为重要，因此在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设置独特的属于该类煤炭企业的碳减排审计程序。

5.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效果不明显

碳减排审计结论得出以后，企业在执行审计结果和审计后续的监督方面力度欠缺，使碳减排工作不能有效的进行，对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保护都有消极的影响。

三、完善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的建议

针对煤炭公司的碳减排审计问题的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提高碳减排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力

从当前来看我国在碳减排审计方面的高端人才是严重短缺的，因此引进具有高素质特点的碳减排审计监督专门人才以及对整个队伍进行素质能力培训可以作为提升审计水平的关键环节。

2.完善碳减排审计中会计数据的记录

加强对碳减排做好环境会计的记录尤为重要，这些会计数据不仅可以在审计的过程中有据可依，通过对具体数据的计算，把心是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可以更为直接的喂碳减排审计提供前期数据准备工作，使得审计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3.建立并完善煤炭企业碳减排审计的标准

完善的碳减排审计标准可以保证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至今为止，我国关于碳减排的审计标准还不完善，导致很多煤炭企业缺少减排审计的实施动力。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计算出的排放量、煤炭企业的特点以及排放规律等作为依据来制定标准。

4.规范煤炭公司碳减排的审计程序

碳减排审计的审计程序较为复杂，审计人员应紧紧围绕审计目标以及煤炭企业的自身的特点进行审计程序的设计，同时在进行审计时应当把国家有关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情况贯穿到审计方案中。

5.监督碳减排审计结果实施

碳减排审计涵盖了企业执行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机制是否合理得当以及执行成效的审计。所以，对于碳减排审计的结论，公司领导层应该认真根据审计的结果对各个部门或项目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并通过内部审计部门对实施结果进行检查或抽查。通过不定期的内部监督，可以更好的改善企业内部监督环境，使碳减排的工作落到实处，该项举措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逐渐改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樱璇.M煤炭公司碳减排审计问题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6.

[2]卢相君，刘蒙.基于PSR模式的节能绩效审计标准体系[J].税务与经济，2012，1.

[3]兰玲瑜.企业碳审计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2016.

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成本管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

引言：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低碳经济成为一种流行的经济模式，各国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资源并交易，而碳会计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应运而生，ISA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SA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完善的碳会计核算准则，但是并没有出台标准的会计准则，碳会计在我国的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因此计量、确认和报告都存在缺陷，这也是我国企业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各国都开始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企业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的一种，同时也是会计核算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碳排放权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部分，将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范围扩大了;第二，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从碳核算得到合理的信息，为企业低碳发展和经济管理做出贡献;第三，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也受到企业碳排放权核算的促进。我国的碳会计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一致的统一的标准，除了碳排放权核算，还有碳成本核算等内容。

目前国内外都开始深入研究碳会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国也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作为研究重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颁布了核算方法，但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学者在碳排放权是资产的一种上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如何计量、属于何种资产却不一而同。此外，除了核算碳排放权，还包括分配、归集和计算碳排放成本等。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强制披露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方式不尽相同，内容也不够标准和完整，也缺乏可比性，信息使用者无法运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也是构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的意义。

2、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工业大国，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试着执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也积极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1988年确定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八个城市为水污染排污权交易试点城市。清洁发展机制自2005年开始在我国快速发展，相应的带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的增加，只2008年一年就有上海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等交易所成立，这也反映出低碳经济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个人、企业都重视节能减排，2009年天平车险公司完成了第一笔减排项目交易，我国并没有实质上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基本政策正在逐步完善。

3、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目标和对象

3.1核算对象

传统会计主要是采取措施监督公司、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用监督结果反映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传统会计和碳排放权会计是存在差异的，《京都议定书》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影响企业资产等其他会计因素。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显然是碳排放权，计量工具就是货币，通过全面的记录企业涉及碳排放的经营活动并编制报表，监督企业的减排活动，为决策者提供可用的信息。

3.2会计目标

会计存在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一般认为有两种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碳排放权会计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消除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笔者认为决策有用观更适合碳排放权会计目标，我国参与了CDM项目，那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非常必要的，相应的产生了碳排放权管理;再者，企业管理者能够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监督、核算周边环境受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4、确认与计量碳排放成本

4.1核算内容和对象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分配和归类材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企业中和碳排放有关的经营活动，其流程费用就是碳排放成本;第二，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分析，了解经营活动中发生碳排放成本的环节和原因;第三，确认计量方法;第四，记录成本，制作报表并披露。

4.2成本计量

数据收集：计量碳排放量的公式是：A（活动强度）*EF（排放系数）=GHG（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碳排放系数就是使用单位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国家科技水平不同，能源利用率也不尽相同，因此碳排放系数也是不同的。

设定排放量：也就是碳排放基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排放的碳也不同，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也就是基期，一般是一年或者几年的平均值，企业碳排放量就是报告期碳排放量和基期碳排放量之差，可以得到结果并计算碳排放成本。

4.3成本计量方法

笔者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法，成本计量分为若干阶段：（1）产品研发，产品研发阶段的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主要是研发费用，要将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碳排放成本收集起来，符合规定的资本化并纳入碳排放-研发成本;（2）材料采购，传统材料采购不应将碳排放成本计入在内，按照产品数量计算碳排放-采购成本;（3）生产，生产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这个阶段的成本应当进入碳排放-制造成本，没有计入的应分配到碳排放成本项目;（4）产品销售，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一般没有关联，应将这个阶段的成本计入碳排放-销售成本;（5）回收处置，这个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就是销售产品并使用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污染环境的治理成本，企业可以将回收的材料用于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本可以包括废弃处置成本和循环利用成本等。

结束语

综上，本文介绍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针对企业碳排放分析了具体的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颖.基于低碳经济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研究[J].商业时代.2014，（05）：107.

[2]肖序，熊菲，周志方.流程制造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5）：29.

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