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影视文学文学常识范文第1篇

一、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无论是从国家二本院校发展的政策导向，还是从专业特征以及就业需求看，戏剧影视文学强调“专业实践”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对于高校、尤其是地方二本院校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于2015年联合颁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法[2015]7号），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解释，该《指导意见》核心就是积极引导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把办学定位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把办学模式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于高校来说，无论是服务地方经济，还是实现产教研融合和校企合作，或是增强学生创业创新能力，其核心点就是要通过提高各专业的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因此说，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便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毕业生也成为此“大语境”下的必要选择了。

其次，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归属与特性也决定了加大实践教学的必要性。目前，很多地方二本院校都将戏剧影视文学下设在文学院、或文史学院、或人文学院，比如南阳师范学院的该专业即下设在文史学院。这种情形给人的感觉是该专业属于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最重要的是，这容易导致院校以培养文学类本科生的方式来安排教学，从而导致实际技能类课程比重偏低。事实上，虽然说该专业具有文学专业和艺术专业交叉的属性，但本质上还是属于艺术类专业。无论是从国家学科定位，还是目前出版的众多高校本科专业解读类书籍，都是如此定位的，比如《全国高校专业解读》一书认为：该专业修业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该专业培养要求主要是掌握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掌握文学、戏剧影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戏剧影视基本理论知识，具备戏剧影视剧本编写能力，能够在文化馆站、戏剧影视相关公司、机构从事创意策划、创作、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2]P315可见，该专业根本上说属于以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为主的艺术学专业，而并非传统的以读书思考、精神建构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因此，实践教学对于该专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拓展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途径，也需要加大实践教学比重。自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走高，但与此同时，高校培养的毕业生类型同当下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大学毕业生就?I难问题也日益凸显。实事求是地说，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同质化的理论型人才过剩，确实是造成很多地方本科高校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重庆为例，电子信息领域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用人需求缺口在20万人以上，但重庆市属高校中，经、管、文、法、艺五大专业培养规模占比却高达55%；重庆本科高校中，英语专业开设高校有21所，在校生达2.6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5%。事实上，具体到南阳师范学院的毕业状况也大抵如此，笔者对2017届正在找工作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被问及的120名毕业生中，有85人都认为自己缺乏或没有掌握好从事戏剧影视行业、文化传媒、剧本编写、策划编导的专业技能，占比约71%。可见，加大戏剧影视文学实践教学，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也是该专业学生就业之需。

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目前，由于高考人数尚处于高位，也有很多地方二本院校因办校时间较长而在当地有着不错的口碑，故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招生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现状不容乐观，这使的该专业长远健康发展存在着潜在风险，这体现在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和实训基地等诸多方面。

首先，很多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还定位为培养“知识型人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授型的课堂教学仍然是主导，而非技能训练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完成课程教授的情形在戏剧影视文学课程讲授中非常普遍；一是毕业时还以传统的“毕业论文”来作为关键考核，而不是以更体现技能培养的“毕业设计”为关键考核。尤其是在面对教育部评估时，为了稳妥地通过评估，不敢大刀阔斧地改革毕业考核形式，而采用了最稳妥的“毕业论文”的方式。

其次，很多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理论课程所占比重过大，而实践类课程比重过低。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该专业除了必修的英语、政治、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外，开设的专业类课程有《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史》《中国著名导演研究》《世界著名导演研究》《电视专题研究》《中国话剧史》《欧洲戏剧史》《中国戏曲史》《古典戏曲名著专题》《古典戏曲理论》《影视语言》《戏剧概论》《艺术概论》等不少于14门课程；同时开设的与专业相近的文学类课程有《古代文学史（一）》《古代文学史（二）》《古代文学史（三）》《古代文学史（四）》《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等不少于7门课程。这些无疑都是“知识型”理论课程，而实践类课程则仅仅有《编剧概论》《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写作》《舞台语言艺术表达》《写作》等4门课程。那么，在这25门课程中，实践类课程比重不足17%。

其三，从事实践教学的师资严重不足。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相关的实践类课程主要有“编剧类”“导演类”“表演类”“影视后期制作类”“幕后工作类”等，这些相关的学科我国尚未有专门性的“博士”学位，未有专门的博士毕业生，因此要引进相关人才只能引进“硕士”、甚至本科。但由于各省大都规定，地方二本高校引进的“博士”一般都给予编制，而引进的硕士不容易拿到编制。如果拿不到编制，对于硕士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人事形式引进硕士、甚至本科生，那么其薪酬基本由院校自己负担，这对于资金并不宽裕的地方二本院校来说，无疑是“不划算的”和“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方面是地方二本院校极力要引入“博士”，而我国的戏剧影视实践类学科并没有“博士”可供选择，故大部分的地方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实践教学师资存在严重缺口，直接影响到实践教学的开设和质量。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该专业的7名专业教师中，只有一名教师属于“舞台语言表达”硕士，而其他皆是理论出身的，可见专业实践类师资之匮乏。事实上，这也并非孤例，即使是武汉大学这样国内名校，该专业的技能实践型教师也少有高学历者。

其四，提供技能培养的实训和实践基地不足。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来说，同编剧、表导演、后期制作等相关的实训室大致应该有“影视赏析室”“小剧场”“影视后期编辑室”“摄影室”，而要建成这些实训室，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长期的维护成本，这对于资金本就不富裕的地方二本院校来说无疑是一个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实践锻炼的实践基地更为匮乏，毕竟很多地方二本院校所在的城市为三四线城市，剧团、影视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等本来就少，兼之他们还以盈利为主，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成为高校的合作者，提供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以实践基地。笔者在对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生问卷调查中发现，120名被调查者毕业前仅有18人参与过实践活动，占比不足10%。这表明，他们就算是学了一些实践技能，也往往没有进过实践检验，那么他们就走上人才市场时，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半成品”。此外，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来说，长期稳定的校内实践平台的搭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能否提供一个、乃至数个专业性学生社团，定期举办各种活动以激发学生们掌握、运用专业实践技能的积极性，就是搭建这种平台的一个重要举措。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可以发现，绝大部门的社团、尤其是文艺类社团，其活动主要以大众流行的唱歌、跳舞、相声为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节庆祝贺，对于其专业技能的提升并无多大帮助。

三、提升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通过对当前地方二本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要提升实践教学，既要转变观念，又要改善课程设置和师资，还要培育技能锻炼的平台。

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核心之一就是要跳出“扬学抑术、尊学贬术”思维窠臼，而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即使是属于人文学科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也当如此。另外，转变观念还要求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真正视为“艺术类”专业，而不是“文学类”专业，要充分认识到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要转变以知识的传授、学习为基础的文学类专业办学方法。而且，还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该专业的实践不仅仅只是“编剧”，还包括“表导演”“后期制作”等内容，因为这些实践内容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比如只有理解了“表导演”才能更好的去“编剧”，只有掌握了“后期制作”才能更好的“导演”。

其次，要优化课程设置。笔者在对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120名毕业生问卷中发现，有93人都认为文学类课程和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太多了，甚至有少部分同学主张不上语言类课程。当然，由于公共课程属于教育部要求的必修课程无法压缩外，文学类课程完全有必要、有可能压缩，比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等课程；尤其那些带有明显研究性的、不适合地方二本高校戏文专业的课程，诸如《现代作家专题研究》《当代作家专题研究》《古典诗词理论》《语言学》等，完全可以取消。与此相对比的是，有102人希望能上编剧类课程以提高创作能力，占比约84%；有98人希望上表演类课程以提高自己公共场合的自我表达能力，占比约82%；有95人希望上后期制作课程以便将来有一定技能进入传媒单位或公司，占比约78.5%；有36人希望能上导演类课程，占比约30%。因此，加大实践教学课程比重，既是适应国家普通本科教育发展转向的需要，也是学生们的呼声，故像南阳师范学院的该专业自2015年开始，逐步增加了《编剧概论》《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摄影基础》《舞台语言表?_》《表导演基础》等实践类课程，以适应新形势之需要。

第三，要改善师资。地方二本院校纯粹靠待遇来吸引高学历、高职称的实践技术人才较难，故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一是要转变思路，放松人才引进限制，宁可学校自己掏钱，也应该积极引进一些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硕士生，充实一线教学队伍。二是要大力发展“双师型”教师，积极派遣理论型教师外出进修学习；同时，给予“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上的优惠，让其能够安心地积极“转型”为实践教学类教师。三是要积极聘任校外人员，像校外专业从事编剧的、后期制作的、表导演的人才，都可以积极联系聘任，虽然付出了较高的薪酬，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能够提供书本上没有的、具有真正“实战”性技能。目前，南阳师范学院即是采取这些方法，既派遣教师利用寒暑假去知名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期制作，又聘请校外专门编剧从业者担任编剧类课程教学任务。

第四，要积极培育技能实践平台。一是要积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像能够提供基础排练、演出的小剧场、能够训练视频音频剪辑加工的非线编实训室、能够提供拉片分析的高清影视赏析室等。二是要积极成立辅助实践教学的专业性学生社团，所谓专业性社团，是指在校学生在共同兴趣爱好而自愿组成的社团，在专业相关专业知识的支撑之下，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协会、学会、联合会及学社等学生组织。这类社团主要不是为了提供一般性的节庆性的文娱活动，而是以锻炼、培养、展示专业技能的社团。比如微电影制作团队、戏剧社团等。像南阳师范学院就是按照这两个思路来培育技能实践平台的，近三年先是克服资金困难建成了“影视赏析室”以满足《拉片分析》实践课程的需要，又建成了“后期制作编辑室”以满足视频音频编辑制作技能训练的需要，还积极筹建能够容纳200人左右的专业小剧场以满足舞台表导演实践的需要，并且成立了“话剧团”，通过定期举行为期一周的公演实践，以锻炼学生的舞台表导演能力。

戏剧影视文学文学常识范文第2篇

一、目前学生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的传统戏曲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国家资助的精华戏曲，又有饥不果腹、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的百姓戏曲；既有高达戏曲硕士的高级表演人才，又有没上过几天学的草根戏曲演员，可谓繁华与衰落同在，高调和低曲同唱。面对戏曲，学生既有机会步入高大尚，又有可能错失年华，进入生活的低层。这种两难选择，就是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面临的困惑。纵观这些学生，专业基础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不同。既有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又有读了几天小学的学生；既有农村学生，又有城市学生；既有学过一点戏曲基本功的，又有一点戏曲专业基础都没有的孩子，文化知识差别距大，戏曲专业基础差别更大。

调查学生学习戏曲的原因，有的学生文化课差，没有考大学的希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学习戏曲，掌握一门技艺，求得将来安身有本。还有的学生家长知道当前社会及戏曲院团有人才的需求，让孩子学习戏曲，以求将来有谋生的手段。当然，也有确实喜欢戏曲的学生，愿意投身于戏曲行业学习戏曲，但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由此看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打折扣，大部分学生学习戏曲都是被动的。

综上所述，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年龄差距大，素质差别大，学习目的不同，学习愿望不同。虽然教师有教育学生的职责和愿望，但当前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和接受信息的宽广，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非常艰难。根据目前学生的状况，再制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戏曲理论教学。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我就戏曲理论教学做出探索。

二、戏曲简史的教学

中国戏曲史是戏曲专业首先上榜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这门课程对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素质，培训优秀的戏曲人才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简史是戏曲理论课的首选课程。该课程既能让学生初步掌握中国戏曲所走过的历程及戏曲的基本历史知识，又能引导和诱发学生了解戏曲，理解戏曲，热爱戏曲。

讲授中国戏曲简史，要把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要线索、脉络勾画出来，有重点有主次，侧重近代戏曲的形成和繁荣阶段，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增加地方戏曲的内容，尤其是增加学生所学剧种的内容。这样把国家的戏曲史与地方的戏曲发展结合起来，既融会贯通，增强知识性，又提高这门课的趣味性，还提高学习效率，可谓一举三得。当然，地方剧种内容要精练准确，有代表性，让地方剧种的精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中，代表剧目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剧目是戏曲的终极目标，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了解剧目，既是戏曲史的内容，更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故事中，了解中国的历史，陶冶学生的情操，学习民族的优秀品德，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中国戏曲史中的春秋战国剧目、三国剧目、杨家将剧目、优秀的民间故事剧目、优秀的神话剧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承载体，是民族的根源。让学生了解掌握这些剧目，既是戏曲史的教学内容，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

三、文艺常识的教学

文艺常识的教学目的是让戏曲专业学生掌握其他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融会贯通，感悟理解艺术的共性，为学生的未来打开多扇发展的门窗。“中国戏曲从孕育、形成到繁荣昌盛，在艺术形态上始终坚持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观念……”所以，戏曲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主要是话剧、歌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充分掌握这些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更好地理解戏曲。在此，要有选择地加强戏剧艺术中的话剧和歌剧知识及电影电视的教学份额。因为话剧和歌剧与戏曲是相邻艺术，电影电视也与戏曲相邻，且电影电视在当展迅猛，成为艺术市场的主流，让学生了解姊妹艺术的知识和艺术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掌握戏曲专业。这门课程应该以作品分析理解文艺常识，以作品归纳理论。

四、艺术作品欣赏课的教学

戏曲理论课虽然对学生学习戏曲非常重要，但理论毕竟只在案头桌前。要深刻理解戏曲理论，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验证理论。但对于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刚刚步入戏曲艺术，对戏曲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开设艺术欣赏课，让学生了解艺术作品，欣赏艺术作品，分析艺术作品，达到感性与理性同时升华。

艺术欣赏课要展示作品的门类齐全，既要有姊妹艺术，如京剧、越剧、评剧等戏曲，又要有兄弟艺术，如话剧、歌剧、舞剧等；既要有历史剧，又要有现代戏；既要有喜剧，又要有悲剧；既要有电影，又要有舞台剧。涉猎的作品要多，门类要丰富。这门课程柔性大，可在早晚课进行，也可用课后作业的形式进行。但必须有课后分析，启发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挖掘作品的特色和內涵，寻找作品中的细节和感人处，开发学生的潜力。

五、综合分析

因为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差异很大，所以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戏曲理论课应该从基础内容开始，逐步推进。

1.教学过程分析。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所有的戏曲理论课与艺术作品结合起来，这样的教学效果最佳。比如“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要把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知识及时代背景讲给学生，还可把这些戏的戏曲常识讲给学生，使“三国戏”的知识丰满厚实，更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效率。讲爱情戏，有《西厢记》、《梧桐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西厢记》可以把这个戏的背景资料，如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山西的戏曲资源等介绍给学生。以剧目带知识，把戏曲史、戏曲常识、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带动理性，形象带动抽象，增加知识量，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素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潜移默化地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道德标准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戏曲理论课与学生所学剧种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更佳。虽然学生初涉戏曲，但对他们自己所学的剧种怀有感情，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学生热情高涨，感情更浓。戏曲理论课应因势利导，加大地方剧种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优秀成熟的地方剧目。这样学生既学到了地方剧种的特殊知识，最主要的是把戏曲理论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学生。

戏剧影视文学文学常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体语言 表演训练 形态教学

中国影视、话剧艺术走过了一百年，在荧屏和舞台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艺术家们和孜孜不倦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们通过学习、探索、创新，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表演及相关的教学经验。在众多的表演体系中，有很多都特别强调身体的重要作用。如：中国的戏曲，因为其程式动作是对古代人行为方式的高度凝练，所以特别强调身体的模仿与练习，直至形成一定的“筋肉记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与布莱希特的表现派虽然在处理演员“两个自我”之间关系的方式不同，但在最开始的排练阶段，对于身体的要求是大致相同的。可见，演员的身体是需要经过特别训练的，它必须通过特定的形体训练课程的塑造。因此，形体训练在培养舞台剧、影视剧表演人才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里一直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课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戏剧舞台上大量运用肢体语言已成为世界戏剧发展的一大趋势，这种新趋势出现，势必会倒逼戏剧影视表演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在吸收借鉴前辈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戏剧新的发展态势及目前的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与实践工作就显得更加必要。

一、在新的戏剧发展态势下对形体训练的再认识

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分为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形体语言是非语言的符号体系中重要的分支，且其使用的频率远远高过其他交流手段。美国有一位教授在《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一书中指出， “人类交际一般分为书面、口头和身势三部分，由于文化教育的偏见，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往往认为书面语最重要，口语次之，至于身势动作，是名列最后的。然而，无论是不断进化的人类，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这些技能的习得次序、出现率，及其平常所提供的信息量，都表明三者之间的重要地位恰好相反。”①由此看来，形体语言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本身就具有表演的元素。形体语言不仅能够表现人的情感需求，充分体现人的风度和气质，还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造就的社会群体表达方式的差异性。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在社会层面，形体语言都承d着重要的交流与表现功能，显现出巨大的魅力。

从戏剧的发生来看，戏剧产生于人对客观现实的摹仿，也就是说人不仅具有摹仿的本能和欲望，还具有以摹仿为基点的表演本能和欲望，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肉体与心理的以及个人意志、社会需求的寄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些要求变得更加丰富复杂，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表演的意味也越来越重，直到将自己转换成为另一个人或者物的形象。因此表演是表演者以自己的形象表现出另外一个形象，而这个人不会在本体上变成扮演的对象，在这里，人既是表现的对象，又是表现的工具。循着这样的轨迹来看，形体语言在表演艺术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相比口头语言，形体语言的语汇更加直观、真实，不仅与口头语言一起共同传递信息和情感，还对口头语言有进一步的提升和加强作用，有时甚至还能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甚至认为动作是戏剧的根本要素。他指出：历史表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一个短时期内，才喜欢那些性格和对话胜过动作的戏剧。各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不管文明程度的高低，都是首先喜欢突出动作的，而性格和对话只是人们更好地理解戏剧动作的辅助。 一般而言最能突出表现一个人物性格的就是他在处于困境之时如何自发地本能地选择何种行动，对于观众来说，首要记住的就是关键时刻的动作，动作为人物的性格和对话做了预示。从这个角度来说，形体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戏剧的本质也不为过。总的来说，戏剧表演者都要学习如何运用形体语言来塑造形形的艺术形象，这取决于形体语言对于戏剧表演的身体性：一是在场的身体构成观演关系的即时性，这种双方共同在场的互动，就是戏剧的剧场性；二是戏剧开发表演者的身体资源。因此作为对身体进行戏剧塑造的形体训练在表演教学中的地位也不言而喻。20世纪以来戏剧艺术发生了多样的变化，西方剧场艺术渐渐改写重视文学轻视表演的传统，形体语言越来越得到重视，甚至在先锋戏剧中，形体语言成为真正的主角，随着后现代主义戏剧流派的出现，非理性、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等形式登上戏剧舞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就出现了大量以形体表演为核心的实验戏剧，身体成为符号自身的游戏。

在这样的戏剧发展背景中，对戏剧形体训练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演员的表演空间大大拓宽，形体语言与戏剧的本质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表演教学的从业者不仅要梳理教学现状，解决存在的教学问题，更要有危机感，促使自己探索更加贴合时代、适应表演需求的形体训练方式。

二、对戏剧影视形体训练原有训练方法与存在问题的剖析

成功塑造好一个角色，科学而严格的形体训练尤其重要，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经过形体训练、动作僵硬、不协调、不灵活并且没有控制能力、毫无美感与艺术表现能力的人是不可能扮演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的。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所说：“同不能用走调乐器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一样，也不能让没有受过训练的身体去表现人内在的精神生活最为细致的一面。”②

长期以来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在采用舞蹈、戏曲、武术等诸多教学手段来训练学生的形体素质与体能的过程中，重视了柔韧力度、舒展挺拔、风格韵律、灵敏协调等方面的外部技能技巧训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芭蕾舞的基本动作进行训练。舞蹈的功能就是矫正形体，伸展肢体，让身体的线条变得舒展、明晰、完美。学生入学时，身体会有些缺陷，比如有人胸部塌陷，有人胳膊朝里，有人腿的姿势不正确等，这些问题借助扶杆进行芭蕾舞姿的基本动作训练可以得到矫正。戏剧的形体训练与舞蹈训练不同，其目的不是为了提升身体的软度，而是对于造型、对于身体表现力的掌控，因此在训练时，重点会放在对于姿势匀称优美、动作具有舞蹈的节奏和旋律的要求上。

（二）身体的松弛训练与肌肉动作训练。著名表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形体松弛是演员进入创作的基本条件，身体各个器官应受自身的支配，并且没有多余的肌肉紧张，这样一来，演员心灵中感受到的东西才能通过演员的形体表现出来。这种形体感知的练习是训练的重点。还要在有节奏的呼吸练习中放松身体，在一系列有韵律的动作中感受自己身体的舒适伸展，让肌肉的动作在训练中提升感知能力。

（三）人物性格特征的模拟练习。人物性格特征的模拟主要是对人物体态、步态等动作状态进行摹仿训练。模拟动作不是简单地摹仿人物的动作特征，而是要通过控制形体动作，与人物的内心状态贴合，注重表现人物的外部特征与性格的变化，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因此会给学生设定规定情境，自由发挥创造动作，表演出不同人物的不同状态的转变，提升形体的表现能力，感受身体内在的感觉力量，从而能利用形体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

（四）形体感觉、想象训练。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和音乐对学生进行外部刺激，让学生用形体语言表现对不同声音的感受，着重体会其情感和意境，将其运用到人物内心活动的变化表现中，通过某些想象的训练让形体动作在脑海中重现或再现，达到形神合一，使得学生对形体动作的把控越来越自如。

但这些课程对培养学生独创性地运用自身形体动作的表达能力方面却还不够。我们寄望于学生在表演实践过程中，把所学的有关形体方面的知识、技能与相关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逐步去“化”，去感悟。据笔者观察，这些通常情况下开设的形体训练课程存在着这样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技与道的问题。形体训练课程安排缺乏整体性的关照。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形体不是单一的形体训练课程，它不同于各艺术院校的“拼凑式”形体教学模式，诸如芭蕾、戏曲、民族舞、现代舞等课程，形体教学的课目分得太繁太细，作为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特点还不够鲜明，内容重点不够突出，形体训练的各课目之间也都缺乏内在联系，戏剧影视表演的形体教学的弊端和现象比较一致，都有重复、脱节、拼凑的现象。第二，化与用的问题。学生不能把形体的技术训练转化为独立艺术创作的财富。相对独立的形体训练并不能使学生达到融会贯通，也不能拓展以开发演员形体智能，提高形体创造力的目的。学生在学习与运用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不会互相渗透、融会贯通，难以学以致用。在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中有些学生对形体课训练不是很重视，他们往往把形体课当成是一种负担，认为上形体课很枯燥，既痛苦又累人，在表演塑造人物时又派不上用场。这些确实是目前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形体课教学中的一致命弱点。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源于中国关于身体理论的不成熟。中国现代话剧的身体表达一直都处于缺失状态，因为我们从未正视身体在戏剧表演中的地位，更没有将形体语言视为戏剧的本质。直到今天我们的戏剧家们还没有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演员训练方法，从焦菊隐到黄佐临再到王晓鹰对于“中国式舞台意象的现代表达”的关注，都没有重视形式语言的作用，仅仅是从中国戏曲中借鉴一些动作形式和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而在国外，布鲁克、巴尔巴、铃木忠志、特佐普罗斯等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演员训练方法，且他们对身体的认识已经走进跨文化的视域。二是由于学生缺乏戏剧的身体性认知，对形体训练不感兴趣。学生往往对身体没有建立自我感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进行训练，效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学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自我表现本能，他们就不会理解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以及内心的各种情感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不能想象和体验这种自我表现一旦进入戏剧舞台，其力度强化、夸张，如何“不要当自己”，如何“成为另一人”，从而完成变形，完成表演任务，完成真正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就不会享受到创造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三、对新时期戏剧影视表演形体训练的实践与探索

戏剧形体教学要根据表演专业的特性和要求，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形体方面的表现力，努力为学生在学与用之间搭起一座过渡桥梁。特别是探索研究如何实现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课程与其他教学课程紧密结合、学有所用，对当前的戏剧影视表演形体教学教材及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完善性进行实践探究、分析及总结。为使学生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形体训练的重要性，这几年我院戏剧系形体教研室在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形体教学过程中，一直不断思索和实践。通过教学和老师们的探讨、研究，笔者也深深感受到形体课要在不断加强形体素质的前提下，着重培养学生的形体感觉与造型意识，努力发展学生的形体想象力与形体创造的能力。在这里，笔者依据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与对形体语言的理解提出三项解决形体训练教学困境的办法：

（一）树立身体表达观念，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老师――俄国戏剧教育家阿尔戈其・尼古拉耶维奇曾经揭示了形体体现的重要性：“外部体现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是传达内在的人的精神生活的。我们的天性是最优秀的创造者。艺术家和技术家， 只有它才能完全掌握体验和体现的……内部和外部的创造器官， 只有天性才能够借助于粗糙的物质……我们的发音和形体方面的体现器官， 来体现最细致的非物质的情感。因此， 演员训练身体的目的， 是使它能够听从创作天性的指挥。”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继承了这一观念，认为形体语言要从人物出发，不能不顾真实的日常生活而主观臆造，要用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来传达人物的内在情感。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表演的本质是身体与心灵的深层次对话。

基于此认识，笔者开始在教学中开展形体造型的训练，比如形体课训练结合形体造型小品创作等。具体方法如下：先是单一的命名形体训练，如寒冷、绝望、陶醉、惊讶等。我要求学生在有限空间的教室当中自己找支点，然后根据老师的提示和引导做出最能表现题目的瞬间感觉。当学生掌握基本创作规律后，由单一进入双人、三人，最后进入集体造型的创作。这期间可以通过选择一些符合题目的音乐来启发、感染学生。在音乐中要求动静结合、节奏变化、心形结合，要求学生进一步感受，最后进入完整的造型小品创作阶段。造型小品创作要求学生自己选体裁、找音乐、用道具等等。首先学生自己排练，然后老师进行阶段性的启发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强化他们的造型意识与造型思维能力，让学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艺术表现的一部分。熏陶过程是借助艺术的感染力直达内心，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再借助一些游戏过程中的想象，激发摹仿本能的欲望。在摹仿过程中发生身份转换，体会表演的假定性。通过形体造型小品的教学实践，学生逐渐对形体课不再那么排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也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研究的信心。

（二）建立身体语汇资料库，提高身体开放度。戏剧中观演关系之间的共同体是“身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一书中，认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④日本的河竹登志夫的定义则在“综合说”的基础上提出，戏剧“同舞蹈一样具有以人的形体作媒介的本质特征”。⑤这些观点中其实都蕴含着身体的媒介性。只有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学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的媒介性。因此，在形体训练的课程中要引入中外代表性的舞蹈基本语汇，让学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如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朝鲜、印度等国舞蹈与我国、新疆、内蒙、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舞蹈，领略不同风格的服饰、音乐和肢体动作，建立起身体语汇的资料库，无形中可以增强学生进入规定情境的能力。同时要学习中国传统戏曲的“四功五法”，身段的练习可以让学生体会戏曲程式的规范性，与斯坦尼体系的演员训练法可以相互补充。此外，形体训练还要开设现代舞、国标等社交舞蹈以及武术、西洋剑术等课程，以广泛的学习为基础，不断开拓学生形体语言的创造空间。

（三）完善教学与舞台实践，开掘戏剧的跨文化学习。中国戏曲的演剧方式是开放式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形式语言比西方戏剧更注重表现手段本身的形式美感，“从来不会给观众造成真实的生活幻觉”⑥，时间一久，中国戏曲观众的审美焦点就不是人物本身的情感，而是早已看烂了的形式语言。这样的观剧习惯造就了演员炉火纯青的形式技巧，但是人物情感却往往成为类型化的表达，难以感知深藏其下的原始生命动力。

如今在全球化语境下，许多戏剧家都拥有跨文化的戏剧观。巴尔巴于1990年明确提出的“欧亚戏剧”概念现在成为跨文化戏剧的重要理论之一。1980年代中期，布鲁克开始研究跨文化戏剧，他将“第三文化”定义为“未开化的，难以控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与第三世界相联系。对于其余世界来说，第三文化充满动力、不守规矩，要求无尽的调整，彼此的关系无法永久”⑦ ，其实质是跨文化戏剧。跨文化戏剧不以讲述完整故事为目的，在不同民族、国家间进行艺术碰撞，通过形体语言的表现性来实现观演关系。

在教学上，我们要从舞台一线反观教学，类似于铃木忠志演员身体训练方法或许可以借鉴。“铃木演员训练法”是铃木忠志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吸取日本传统戏剧的养分，并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社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这对于舞台实践来说或许是一种范式，对于形体教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如何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一套自己的演员训练方法？这不仅是形体教学中需要探索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戏剧导演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如果联系到铃木忠志，或许郭小男的舞台实践是值得玩味和借鉴的。他的言情说和身心论观点将中国戏曲向跨文化戏剧又推进了一层。

总之，对于身体的表达我们的认识远远不足，对于戏剧的身体表现，我们的教学准备也远远不够；倒逼，会让我们看到以往的成绩与不足，更会激发我们探索课堂的潜能。在新的时期，在后戏剧时代，对于教学来说，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与实践，不断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不断提升学生潜能，为戏剧的发展蓄荨⒃鎏矶能。

注释：

①杨文.试论肢体语言在人物表演中的作用[J].文学界（理论版），2012（12）

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郑雪来 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 （ 第三卷）[M].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P26

③李莉.从形体语言的探索开始[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7（4）

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⑤河竹登志夫.戏剧概论[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P5

⑥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P201

⑦Peter Brook.The Shifting Point[M]. London： Methuen Drama Random House，1987.P238.

参考文献：

[1]郭溥澜.表演创作论[M].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方伟等.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于学剑.表演艺术评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4]李锦云.表演心理学[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康洪兴.戏剧导演表演美学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1996

[6]傅柏忻.演技教程[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7]杜定宇.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M].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8]（俄）玛・阿・弗列齐阿诺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精华[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9]（美）贝拉・依特金.表演学[M].华夏出版社，2000

[10]梁伯龙，李月.戏剧表演基础[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11]胡导.戏剧表演学[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12]（英）彼得・布鲁克.敞开的门――谈表演和戏剧[M].新星出版社，2007

[13]涂沛主.中国戏曲表演史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14]谭霈生.戏剧本体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戏剧影视文学文学常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戏剧；教学；舞台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4-0061-02

戏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其教学内容隶属于汉语言文学必修专业中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同时，戏剧的教学与小说、诗歌等相比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实践性。但是目前学院在文学类课程设置上还存在以文本分析为主导的教学倾向，因此戏剧教学也主要停留在对剧作剧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等传统分析与研究思路上，其本质其实是将小说研究与分析的思路照搬给戏剧而忽视了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

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融合着语言、动作、造型、声效等不同的表现元素。舞台表演是其最终的呈现形式。剧本创作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因此，戏剧剧本作为为舞台表演而生的文本，脱离了舞台实践，其戏剧性与感染力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现有的重剧本分析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难以透过文字对戏剧产生更深一步的了解与体验，使教学工作面临脱离实际的窘境。同时，现有的教学模式也难以激发学生的戏剧创作热情，局限了未来学生考研或就业的选择视野。因此，对世界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中的戏剧教学进行革新，增强其实践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同时，在中国电影突破130亿票房的大背景下，影视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话剧市场的回暖。由此，就业市场对戏剧、影视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此外，不少传媒行业，尤其是广告业，已经脱离了早期的传播模式，进入剧情化时代。因此，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多戏剧、影视创作类的岗位缺口。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中的戏剧部分正与此类岗位相适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需求之下，学院于2016年进行了“世界文学课程中戏剧教学与学生剧团实践的双轨结合”的课程改革。该教学模式既重视对学生戏剧理论分析能力的学术训练，同时又强调学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提升戏剧写作水平、增加舞台实践经验。此举将培养学生适应戏剧与影视创作类工作岗位的需求，使学生不仅会读、会评，还会写、会演。此次课程改革充分利用了文学院现有的学生社团资源――沧浪剧社。“沧浪剧社”作为我校学生社团中的佼佼者，为丰富学校文化娱乐活动表演过多部话剧，在校内乃至大连高校戏剧联盟中有较好的口碑和很大的影响力。经过文学院几届学生的探索与实践，剧社无论在创作还是表演方面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学生通过沧浪剧社这一成熟的舞台实践平台，在戏剧课堂教学内容之外进行戏剧实践，改变了现在戏剧方面的教学只停留于对剧本进行理论分析的现状，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舞台导演与表演等的实践，从而拓宽了学生的艺术视野，使他们真正认识戏剧、了解戏剧、喜爱戏剧。

该项教学改革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方式、方法的革新以及学生创作与舞台实践的整合。

现有世界文学教学涉及到的戏剧教学主要包括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古典主义戏剧、社会问题剧、现代派戏剧等，时间跨度很大，涉及的国家与作家也非常广泛。现有的教学模式是仅选择一两个代表剧作进行内容介绍、主题分析和艺术特色总结。而且囿于阅读经验，学生在阅读这些剧作的剧本时，很难产生如阅读小说时的阅读。因此，从现有教学情况看，与小说教学相比，戏剧教学中的内容学生除了死记硬背教师所给出的总结外，对这些经典剧作很难谈上欣赏与理解，更无法产生艺术共鸣。同时，现有教学侧重古典时期，对现、当代戏剧重视不够，很多在欧美产生重大影响的剧作家的作品学生在课堂上难以接触到，其剧作的翻译剧本也难得到。针对这种情况，在改革中我们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化整为零”地对西方戏剧进行“碎片化”的处理。具体措施如下。

1.将过去由老师进行课堂介绍的剧作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家代表作等基本热莘攀指学生，让其通过图书资料以及学术期刊网等进行信息查找与总结，并以PPT的形式加以记录。这样为教师的课堂教学节省出一部分时间，同时也锻炼和加强了学生学术资料查找的基本能力。

2.改变过去仅仅介绍一出戏剧整体概要的教学方式，对将要讲解的戏剧进行片段选择，一方面对剧本段落原作进行详尽分析，与学生讨论其创作特色与深层次的象征含义，另一方面在课堂上由学生现场进行对白表演。学生选定将先从沧浪剧社的成员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其他学生。在以往课堂教学中，曾经尝试过挑选戏剧段落让学生现场分角色朗读，效果非常理想。课后有学生自发组织同学进行了后续的表演。可见这种方式学生接受很快，并激发了他们阅读原作的兴趣。

3.课堂之下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课堂讲授的戏剧段落的剩余部分进行小组讨论、改编与对白练习。这一教学方式的改革一方面让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原作，利用团队合作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在团队合作中形成观点碰撞，刺激学生的学术探究兴趣；另一方面通过改编练习，使学生体会戏剧对白的写作要领、情节点设置的技巧，对戏剧结构本身有所了解。以此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使他们掌握剧本写作的基本方法，为部分未来有志于在剧作创作方面进行就业的学生打好基础。

4.在世界文学戏剧部分的教学改革中，打破了以往中西戏剧教学之间的界限，进一步加强中西戏剧之间的比较，使学生更为理性地看待西方戏剧对中国现、当代舞台剧的影响。同时，利用与大连话剧团的合作优势，请话剧团中的导演为学生做专场讲座，从一线实践的角度为学生讲解戏剧创作的要领，以及剧本之外在舞台造型、表演、音效等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此增加学生对于戏剧创作的感性认识，以及对书本讲解之外的实际问题的了解与认知。

5.为了增强学生对于经典戏剧艺术魅力的直接感知，课余时间选取了一两部经典戏剧的改编电影为学生放映。此部分影片的选择原则为改编电影基本保留了原剧作的内容与风格，同时在电影拍摄手法上保存了一定的舞台剧风格，如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拍摄的法国戏剧家雅斯米娜・雷泽的名剧《杀戮之神》。

6.改以往教学作业仅仅以一份论文来评分的方式，代之以小组合作原创短剧的方式结课。通过结课方式的改变，一方面让学生走出死记硬背或照抄照搬他人论文观点的旧有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写作剧本的方式使学生对戏剧的结构、人物设定、场景安排、台词设计、情节衔接、剧作转场等细节有最为直接的体认。“真刀真枪”的实际写作训练对戏剧这种实践性非常强的艺术而言显然要比纯粹传授学生戏剧理论更具现实意义。

7.课余组织部分有戏剧创作和表演潜力的学生参与到沧浪剧社的社团活动中。一方面壮大沧浪剧社社团的活动力量，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践舞台，使他们的原创短剧能得到现场演练的机会，从而考察其创作的实际效果与水平。学生既排演了大型话剧《暗恋桃花源》也小规模排演了契诃夫的《海鸥》等经典戏剧中的重要场次。

在整个教改项目的实践中，指导教师尝试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采取自主探究、合作共进的方式学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按学习小组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去研究、探讨，最后在理论课的课堂上分小组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展开小组间的交流、讨论。其间，教师只作为一个引导者、旁听者和评点者。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是相互合作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探究者，也是实践者。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把握那些重点文学戏剧理论，又有利于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升，还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乐于合作等多种优良品质。这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果。这次教改的顺利进行，使本院戏剧教学摆脱了当下戏剧教学只停留于分析戏剧文本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融入实践，将戏剧理论教学、文本细读与学生剧团舞台实践进行了双轨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可以从舞台实践演出等多重角度领略戏剧艺术的魅力。

戏剧影视文学文学常识范文第5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