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基本理论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民族药； 药性； 标准化
Standardized investigation on medicinal nature of ethnomedicine
LI Zhiyong1*， YANG Yongqiang2， LI Linsen1， LI Yanwen3， LIN Ling1， CHENG Yangyang1
（1.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3.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rded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ethnomedicine（EM） The vocabulary of "medicinal nature" was suggested to indicate the properties of ethnomedicine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CM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on EM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inal nature theory in EM was divided into 3 classes， and the standardizing principles for EM medicinal nature were proposed It was suggested that medicinal quality， flavor， tendency， tropism， degree and efficiency can be us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EM medicinal nature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medicinal nature； standardization
doi：10.4268/cjcmm20161230
民族药是指我国少数民族使用的，以本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指导的植物、动物及矿物类药材，也包括少数民族习惯使用的天然药物，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一般以文字记载、民间习用、口耳相传的形式活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1]。民族药（以下简称“民药”）是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使用药物的统称，其定义相对中药而存在。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具有与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并结合药材自身特点，形成了四气五味、归经、功能主治与配伍（君臣佐使） 等中医属性，讲究道地性、采集与贮藏、炮制后应用等[2]。
中药和民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3]。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标准有可能在不同的传统医学中是不可比较的[4]，然而，包括汉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发展史上的相互依存[5]、互融与互鉴，又促使传统医学之间形成了“理论互补、品种交叉、使用有别”的交互格局。据报道，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有7个民族使用，天冬有18个民族使用……[6]。传统药物依托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特征，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3]，或仅是承接了治疗疾病原始信息的天然药物。
由中药治病多样性质和作用概括出来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性能被称为中药的药性。据统计，藏、蒙、维、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含有对药物属性的认识。基于不同传统医药理论认知，即使是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然而药物从来都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传统医学使用的药物一直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7]，中药药性组合规律被认为是发现药物物质基础、阐明药效特征和新药创制的重要途径之一[8]，民药药性理论同样也应具相似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加强对民药药性理论的整理与规范就显得十分迫切。
1 药性的概念与内涵
中药理论是指中药由取至用过程中所有相关的理论，包括采制理论、药性理论、制用理论、制剂理论及服用理论等五大基本范畴[9]。中医学认为，药性是药物与疗效有关的特征或属性[10]，其包括药物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药物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括[11]；并概括中药药性是中药秉承自然环境因素变化，用于调整机体状态，便于临床辩证使用，运用中国哲学方法高度概括而形成的药物属性，其包括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2个方面[12]。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有2条重要途径：一是实践经验的规律总结，一是传统思维方式下的理论（气、阴阳、五行学说等）推导[9]；而对中药药性的认识源于对中药自然属性（如形状、颜色、质地、气味等）、作用于机体产生的效应（临床元素）等的观察与归纳。综上可知，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辨采制用”的指导性理论[13]，其相对中药的其他理论独立存在，有清晰的内涵界定。
在有明确药物属性记载的民族医药中，由于语言翻译、理论基础等差异，对药性概念及内涵的定义并不一致。本文择其代表论述。藏医典籍《月王药诊》首先提出藏药六味、八性、十七效概念，《四部医典》又进一步阐明和完善[14]，《晶珠本草》则将藏药的性味功效具体化，每味藏药均论述其性、味、效、品质、毒性、加工方法等。《中华本草・藏药卷》、《中国藏药》没有明确提出藏药属性概念，只以“藏药学基础理论”概之，《云南藏医药》将药物的属性命名为“药物性能”。当代学者提出：基于藏医五源学说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理论，重点阐明了藏药的性质、属性及用药规律等特点，与中药药性理论有很多类似之处，基于此将其归为藏药药性理论的核心要素，并提用“药性”概之[15]。土家、瑶、黎、回医药中，亦将药物属性称为“药物性能”，土家医认为药物之所以能防治疾病是因其偏性，这种偏性就是药性[16]；黎医认为“药物性能”与地理、气候有密切关系，阳光强烈照射下的植物药属热，生长在阴凉地方的植物药属寒性[17]。苗、基诺、壮医将药物的属性称为“性味”，基诺族的药物性味来自“看、闻、嚼”的感官认识和经验总结[18]；壮药的“性味”包括药性和药味，药性是指药物作用于人体后所反映出不同的性质，药味是人直接品尝出的药物味道，也有据临床经验推测所得。壮医在实践中用感官识别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形、色、气味，从而形成对药物的认识[19]。
显然，民族医药对药物属性的概念用词并不统一，其内涵定义也比较模糊，中药药性概念的提出与明确也经历类似过程[12]。笔者建议，为便于我国各传统医药体系比较，并有中药药性概念与内涵研究“珠玉在前”，民族药属性的“性味”、“性能”、“偏性”、“气质”、“禀性”等用词应统一规范为“药性”一词，而内涵界定则须各民族医药在理论文献整理挖掘时进一步明确；特别建议的是要明确“药性”是对药物属性特征的高度概况，厘清民药的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并与药物的采、制、用理论区分。
2 民族药药性要素组成规范化
组成中药药性的核心要素分别表征了药物的作用基础（四气、五味、有毒无毒）、作用趋势（升降浮沉）和作用部位（归经），其由药物的形、质（如厚薄、轻重、燥湿、滑腻）、气（如膻、香、臊、臭、腥）、味、色（如青、赤、黄、白、黑、紫、苍）等自然属性渐进发挥，并与药物的治病效应相呼应，构成了自然属性与效应属性融合，又高度概括的要素内容并固定下来。在对民族医药的药性知识整理中，笔者通过与中药药性理论比较，以要素组成内容与数量为标准，将各民族医药中的药性理论划分为3个类层：第1类，借鉴中药药性理论并发挥，形成本民族的药性理论体系，以藏、蒙、回、苗、维吾尔医药为代表；第2类，吸纳并使用部分中药药性理论，将其纳入本民族的理论体系内，如土家、朝、瑶、傣医药；第3类，吸纳中药药性理论，用于解释本民族的用药经验，如畲、基诺、黎医药等。
在所有药性要素中，以气味药性为各民族医药所常用，但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药物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略有差异。在本文统计的藏、蒙、维、傣等12个民族医药中，有土家、瑶、基诺、苗、黎、傣、蒙（称为寒热“药力”）医药设有药物的寒热属性，其或分寒（冷）、热两性，或分寒、热、平三性，或为寒、热、温、凉、平；维药与回药药性中的“四气”除寒、热外，另有干性、湿性，且部分维药兼具干热、湿热、湿寒、干寒的混合属性。藏药药性理论体系中无似中药的“四气”要素，但藏药“十七效”中有寒热、温凉对立属性。
中药“五味”药性实为七味或多味，因受“五行学说”影响，将“涩”、“淡”味分划归“酸”和“咸”，统称“五味”。不同的民族医药中，药“味”要素在内容和“味”数上也不尽相同，回药有“十二味”，藏、蒙、黎药为“六味”，维药为“九味”，土家、瑶、基诺、傣、苗药为“八味”。苗药和傣药还将鼻嗅到的药物气味单列，苗药“气（嗅）”有香、臭、腥；傣药“气”有香、微臭、恶臭与腥。民药与中药的“五味”药性及性效关系比较见表1。
值得讨论的是，导致民药的“味”要素描述不同原因，笔者认为可归咎于语义转换及感官反应的差异，对“油”（维吾尔）、“锥”（瑶）、“烈”（维吾尔）等特殊“味”要素仍须更精准描述。在性效关系上，以藏、蒙、维吾尔药的对应关系最为复杂，而土家、苗、瑶、黎、基诺医药都遵循了化简策略；性效关系是沟通药物药性与功效的纽带[26]，而以药为线，寻找不同传统医药体系之间的互融会是解开民药药性本质的可行途径。
现有文献及学者已对各民族医药的药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如藏药药性理论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15]，维吾尔药药性理论包括四性、四级、九味，傣药药性包括五性、四气、八味等。笔者发现民药药性理论中存在要素内容涉面较多，要素机制宽杂的现象。如苗药药性理论包括三性、八味、入架、走关理论，又有五性、公母性、属经、十七质征（黏、糯、沙、硬、松、散、滑、腻、绵、脆等）理论[23]，审其“五性”实为对药物来源（水、土、岩、矿、动）的分类，“公母性”反映了苗药的阴阳属性，“属经”（热、冷、快、慢、夜五经）是对苗药适应症的概括，“十七质征”是对苗药材质属性与服药注意的归纳。再如蒙药药性的“六味”理论除有单味6种外，还涉复合味46 656种，“味源”由土、水、火、气、空“五元素”二素合成一味；“味能”除了有对“三根”的“赫依”、“协日”、“巴达干”总能外，还有各味对应的细化效能；蒙药“八性”在“六味”之中，且因生味元素不同而“八性”成分含量有别；“十七功效”与“六味”及“八性”也有量化的对应关系……[27]。
从中药药性概念和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药性要素组成的高度概括及关系简化，更利于对药学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民药理论形成中对其他传统医学知识的吸纳[2830]，导致药性理论的多元表达，如维吾尔药理论的药性分级、蒙药药性“分值”划级等现象可能有受域外文化影响。当代的民族医药，不论是医药理论整理还是复建，笔者都提倡医理的二次重构与提升，不以变更传统知识所依托的哲学“内核”[31]或向中医“归一”化为目标，对传统知识做必要的取舍。对民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笔者提议可遵循以下原则：①“寒热”和“味”药性在传统医药中具有通识性，应以中药“四气”、“五味”药性为参照，统一其要素描述，据此可对无药性理论的民药进行“赋值”；②在各自传统医学理论或经验框架下，按作用基础、作用趋势、作用部位和作用效力分类，科学划裁要素内容；③对药性理论中的性效关系和要素关系要降维化繁，提高实践操作性，合理降低理论冗余。
3 中药与民族药药性要素分类
当今科学技术正深度介入并变革着医药领域，“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讲清楚”应是民族医药研究的重要原则[32]，而药性理论因其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有助于对传统医学理论本源的追溯，或通过比较和“求同解异”，有利于传统药物研究创新。国内已有学者根据民药药性特征进行用药规律研究[33]，并在积极搭建包括药性、基源、功效、临床应用等信息在内的民药基础数据库[34]，因此，有必要纵观中药、民药药性理论，统一药性要素分类标准，为不同传统医学体系下的药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础。为此，笔者在分析与比较中药和民药药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以“药质（气）”（medicinal quality）、“药味”（medicinal flavor）、“药势”（medicinal tendency）、 “药属”（medicinal tropism）、“药力”（medicinal degree）、“药能”（medicinal efficiency）为划分依据，实现对中药及藏、蒙、维、傣等12个民族医药的药性要素分类，结果见表2，该分类标准及概念见表3。
综上，任何一种医学形式都不可能孤立发展，正如倡导中西医学结合一样，我国各民族医药之间也需要合和与互通。对民族药药性理论的整理与规范化探讨，旨在从宏观层面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药性要素及分类标准，或仍需深入讨论；但“引玉”琢器，期冀由药物所承载的药性理论能成为沟通不同传统医学体系的衔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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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基本理论范文第2篇
一、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混乱情况分析 中药和西药是于西方近代医药学传入我国后而出现的概念，西方近代医药学所使用的药物为西药，我国原来已有的药物称药。而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非如此简单，理解各异，实极混乱，试归纳如下。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蔊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 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 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 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 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 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 （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 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 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 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 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 2．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国药概念内涵 （1）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 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用直观或解剖后所见（包括用各种放大倍数的显微镜）的实体来表示机体的部位：以组织形态（有时称病理形态）、生理 功能、生化变化的相应指标和术语来表述机体的功能状态，并以此作为诊断的标准和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的依据；如果采用药物治疗的话（因尚可采用非药物治疗如物理疗法、手术等），主要考虑影响机体病理、生理、生化指标变化而选用相应药物以达防病治病的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强调的是外因对机体功能指标的针对性而较少考虑机体内因的综合影响。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西医药学理论体系。 （2）西药概念内涵 西药应具备与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 第一，药物本身性能以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表示，如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酸性还是碱性 等，第二，药物功效以相应的病理、生理、 生化等的指标和术语来表示，如抑制细菌、 降低血压、升高血糖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考虑药物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学 、变化，如沉淀、分解等，至于生物活性则考虑各个药物各自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把各种配合使用的药物作为一个功效整体。简言之，以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西药。此为西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 具备如上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才称作西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西药。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等教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幕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何使高等中医教育传承优秀的中医药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是中医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时现行中医药教育进行思考，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的基础是继承，但是创新才能促进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院校也应担负起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的重任。中医药学生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统计学、系统论等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学，以便于能够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同时要避免一律以西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范文第4篇
1.1指标体系的设计方法
在指标体系设计阶段,原则上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核心概念,即“辨证论治”。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通过文献研究、访谈和观察等搜集了相关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提炼出有关临床医师“三基”能力的初步指标体系,随后依据调查结果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调整,形成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的内容
有关临床医师“三基”标准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医学》最为权威,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方剂、内外妇儿疾病。结合“三基”的内涵以及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特殊角色,可以将临床医师的“三基”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维度(一级指标):中医药基本“三基”能力和中医药专业“三基”能力。两个一级指标下设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这些指标基本能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见表1)。
2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根据表格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并对数据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在临床医师使用各种中医药的情况数据统计中剔除了表2中认为中医药“三基”对他们不重要和没有回答该问题的l3位临床医师,并将他们使用中医药的情况分为四个等级:从不=1,偶尔=2,一些=3,经常=4,未答=0,统计各项回答的人数百分比,并对中医药的使用人数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计算(见表3)。有关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的指标体系也分为四个等级来衡量:不可能=-2,有一点可能=-1,可能=+1,很可能=+2,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统计(见表4)。再次,将有关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等级:强烈反对=-2,反对=-1,赞成=+1,完全赞成=+2,整理统计后的数据(见表5)。继续教育是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将继续教育按照不可能=一2,不太可能=一1,可能=+1,很可能=+2分为四个等级,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整理后得出(表6)。
3结果
3.1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
首先,本研究假设临床医师的个人因素会引起他们在中医药使用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临床医师的工龄越长,年龄越大,则使用中医药的频率越低;中医科的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频率会大于其他科室的临床医师。但有关的标准差数据显示出临床医师之间的差异不大,同时也验证了以上各表格数据的有效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95%的受试临床医师意识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重要性(非常重要61%,重要34%,表2),其中经常使用的是中药注射液(平均值是3.50)和中成药(平均值是3.43),但是对中药煎剂(平均值是2.77、外用中药为2.14)的使用率相对较低(表3),这说明临床医师虽然重视使用中医药,但类型单一。绝大多数临床医师重视中医药,但数据对比发现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不一定会经常使用这些中医药。在自认为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中经常使用中成药的人数仅有占总人数的43%,使用中药注射液的人数仅有41%(见表3),这可能与临床医师对待中医药的态度和自身需求有关,中药注射液和中成药使用技术门槛低,容易使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药物只有在本医院才可以找到,临床医师为了临床需要而不:请记住我站域名得已查找和使用中医药,这说明临床医师对中医药的使用还受到所处环境限制。此次调研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医药的疗效是激发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兴趣所在,他们能适时适量地将中医药理论应用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他们经常将望闻问切用于内科疾病(平均值是1.39),四气五味用于妇科疾病(平均值是0.05),气血津液用于外科疾病(平均值是0.83)。有时临床医师也会使用藏象理论(平均值是0.94),临床医师最常使用的中医药理论是君臣佐使(平均值是1.42见表4),但阴阳五行(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60)、八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43)、理法方药(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73)却极少应用,这说明临床医师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但是面对疾病对如何“辨证论治”却不知所措。临床医师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医药能力一直是有关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主要通过单位培训(平均值是1.46)、网络(平均值是2.99)和自学(平均值是1.57)中医药来获取,但由于途径和学习时间太少,所以中医药继续教育尤其必要(表6)。
3.2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影响因素
如果临床医师实际参与中医药活动,则他们使用中医药的动机远远大于那些未使用的临床医师。有一些研究认为需要有一些外在动机鼓励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改变他们中医药使用行为(药物说明书、继续教育等)。表5的数据显示,临床医师普遍反映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中医药知识遗忘(平均值是0.94),反映出西医院校中医药教育的失败。客观上,中医药的出现改变了临床医师可以多种选择药物的途径。因此,继续教育应该不是一个阻碍因素,那些抱怨“继续教育”的人可能因为其使用中医药的内在动力不足,更可能是受自身的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限制。另一个限制他们使用中医药的障碍是不懂中药中医术语(平均值是0.42),这也与“三基”能力相关。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临床医师认为中医药疗效不肯定(平均值是0.45)。
4分析
调查发现,大部分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过程中,常常不是“辨证用药”而是“辨病用药”。“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病的精华所在,同一种病不同证候用药完全不相同,忽略这一点,不但治疗无效果,反而可能导致不良反应。辨证有误则药不对证,会使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更趋严重,王忠山等[2]认为清热解毒中药注射液只能用于“寒证”,龚雯[3]则认为清开灵注射剂属寒凉之药,易伤脾胃,脾胃虚弱者应慎用。中西药联合应用也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因为合并用药可因化学成分、pH值改变使得药理性质改变而引发不良反应。中药与西药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有关中西药物搭配使用的基础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很多情况下,单独应用某一中药或西药可能不产生毒副反应,但如随意将中西药混合使用可能造成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使用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之下,对于中西药混合使用临床医师应慎之又慎[4]。临床医师尽管因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使用中医药,但由于中医药基础知识的遗忘,继教项目注重内容少,流于形式多,先进性、实用性欠强[5]。宋琪[6]通过对10种常用静脉用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分析后认为:临床医护人员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液就可以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 综合医院充分认识中医药“三基”对临床医师的重要性,在“三基”培训计划和继续教育中增加中医药内容,那么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逐步提高。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范文第5篇
1.1指标体系的设计方法
在指标体系设计阶段,原则上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核心概念,即“辨证论治”。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通过文献研究、访谈和观察等搜集了相关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提炼出有关临床医师“三基”能力的初步指标体系,随后依据调查结果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调整,形成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的内容
有关临床医师“三基”标准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医学》最为权威,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方剂、内外妇儿疾病。结合“三基”的内涵以及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特殊角色,可以将临床医师的“三基”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维度(一级指标):中医药基本“三基”能力和中医药专业“三基”能力。两个一级指标下设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这些指标基本能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见表1)。
2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根据表格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并对数据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在临床医师使用各种中医药的情况数据统计中剔除了表2中认为中医药“三基”对他们不重要和没有回答该问题的l3位临床医师,并将他们使用中医药的情况分为四个等级:从不=1,偶尔=2,一些=3,经常=4,未答=0,统计各项回答的人数百分比,并对中医药的使用人数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计算(见表3)。有关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的指标体系也分为四个等级来衡量:不可能=-2,有一点可能=-1,可能=+1,很可能=+2,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统计(见表4)。再次,将有关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等级:强烈反对=-2,反对=-1,赞成=+1,完全赞成=+2,整理统计后的数据(见表5)。继续教育是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将继续教育按照不可能=一2,不太可能=一1,可能=+1,很可能=+2分为四个等级,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整理后得出(表6)。
3结果
3.1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
首先,本研究假设临床医师的个人因素会引起他们在中医药使用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临床医师的工龄越长,年龄越大,则使用中医药的频率越低;中医科的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频率会大于其他科室的临床医师。但有关的标准差数据显示出临床医师之间的差异不大,同时也验证了以上各表格数据的有效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95%的受试临床医师意识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重要性(非常重要61%,重要34%,表2),其中经常使用的是中药注射液(平均值是3.50)和中成药(平均值是3.43),但是对中药煎剂(平均值是2.77、外用中药为2.14)的使用率相对较低(表3),这说明临床医师虽然重视使用中医药,但类型单一。绝大多数临床医师重视中医药,但数据对比发现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不一定会经常使用这些中医药。在自认为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中经常使用中成药的人数仅有占总人数的43%,使用中药注射液的人数仅有41%(见表3),这可能与临床医师对待中医药的态度和自身需求有关,中药注射液和中成药使用技术门槛低,容易使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药物只有在本医院才可以找到,临床医师为了临床需要而不得已查找和使用中医药,这说明临床医师对中医药的使用还受到所处环境限制。此次调研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医药的疗效是激发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兴趣所在,他们能适时适量地将中医药理论应用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他们经常将望闻问切用于内科疾病(平均值是1.39),四气五味用于妇科疾病(平均值是0.05),气血津液用于外科疾病(平均值是0.83)。有时临床医师也会使用藏象理论(平均值是0.94),临床医师最常使用的中医药理论是君臣佐使(平均值是1.42见表4),但阴阳五行(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60)、八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43)、理法方药(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73)却极少应用,这说明临床医师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但是面对疾病对如何“辨证论治”却不知所措。临床医师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医药能力一直是有关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主要通过单位培训(平均值是1.46)、网络(平均值是2.99)和自学(平均值是1.57)中医药来获取,但由于途径和学习时间太少,所以中医药继续教育尤其必要(表6)。
3.2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影响因素
如果临床医师实际参与中医药活动,则他们使用中医药的动机远远大于那些未使用的临床医师。有一些研究认为需要有一些外在动机鼓励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改变他们中医药使用行为(药物说明书、继续教育等)。表5的数据显示,临床医师普遍反映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中医药知识遗忘(平均值是0.94),反映出西医院校中医药教育的失败。客观上,中医药的出现改变了临床医师可以多种选择药物的途径。因此,继续教育应该不是一个阻碍因素,那些抱怨“继续教育”的人可能因为其使用中医药的内在动力不足,更可能是受自身的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限制。另一个限制他们使用中医药的障碍是不懂中药中医术语(平均值是0.42),这也与“三基”能力相关。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临床医师认为中医药疗效不肯定(平均值是0.45)。
4分析
调查发现,大部分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过程中,常常不是“辨证用药”而是“辨病用药”。“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病的精华所在,同一种病不同证候用药完全不相同,忽略这一点,不但治疗无效果,反而可能导致不良反应。辨证有误则药不对证,会使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更趋严重,王忠山等[2]认为清热解毒中药注射液只能用于“寒证”,龚雯[3]则认为清开灵注射剂属寒凉之药,易伤脾胃,脾胃虚弱者应慎用。中西药联合应用也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因为合并用药可因化学成分、pH值改变使得药理性质改变而引发不良反应。中药与西药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有关中西药物搭配使用的基础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很多情况下,单独应用某一中药或西药可能不产生毒副反应,但如随意将中西药混合使用可能造成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使用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之下,对于中西药混合使用临床医师应慎之又慎[4]。临床医师尽管因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使用中医药,但由于中医药基础知识的遗忘,继教项目注重内容少,流于形式多,先进性、实用性欠强[5]。宋琪[6]通过对10种常用静脉用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分析后认为:临床医护人员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液就可以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综合医院充分认识中医药“三基”对临床医师的重要性,在“三基”培训计划和继续教育中增加中医药内容,那么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逐步提高。
